是谁误读了毛泽东

　       □ 逢先知　《今古传奇·传统版》 2007年第01期

 

一、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吗?
         中国的抗美援朝是由朝鲜战争引起的。对朝鲜战争,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有着自己的态度,即不赞成打。朝鲜战争一旦打起来,势必影响中国。当时中国刚刚从内战的废墟中走出来,主要任务是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毛传》在《抗美援朝》一节开头也写到:“1950年6月,全党和全国人民正按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确定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件毛泽东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面对朝鲜战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能不有所准备。朝鲜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50年6月27日,美国决定派海空军入侵朝鲜,6月30日又命令陆军入朝参战。7月7日,在美国的操纵下,联合国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司令。就在同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个决策:调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这是一个非常正确而及时的决定,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打过来,就来不及了。美军侵入朝鲜,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那就是看你美军过不过“三八线”,你不过我不出兵,你一过我就出兵。10月1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当天夜里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10月8日美军越过三八线,毛泽东下令,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评注：根据沈志华先生披露的详情，这种表述把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参战过程大大简化和片面化了，完全没有说服力。实际抗美援朝80%是给斯大林当枪使。如果说美国威胁到了中国领土安全的理由成立的话，那么，苏联在中蒙边境屯兵百万和入侵阿富汗，也有同样的“理由”，但并没有出兵“抗苏援蒙”和“抗苏援阿”。］ 
        当时,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装备,中美两国的国力、军力相差十分悬殊,中国的新生政权还没巩固,苏联最初不肯给予空军支援。对毛泽东来说,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一个决策。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定了。”将俄罗斯公布的前苏联时期的有关档案,同我国中央档案馆的档案对照起来研究,可以看出,从10月1日金日成请求出兵援助。到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敲定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时间,期间虽然只有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很漫长。对毛泽东的这个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近些年来,随着台湾问题的复杂化,有人认为抗美援朝影响了对台湾的解放。这个说法是否站得住脚呢?只要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就可以得到答案。 
       朝鲜战争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评注：这个爆发是没事找事。根本没有战胜美国支持下的南韩的把握，却唯心地蠢动，把中苏都卷进去，金日成真是混蛋！］。6月27日,美国在决定派出海空军入侵朝鲜的同时,就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我国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同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作与必要任务的美国部队。”这样,美国趁朝鲜战争之机,直接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致使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美国插手台湾问题在先,中国出兵朝鲜在后,其间相差三个多月的时间,怎么能说抗美援朝影响了解放台湾?美国对台湾和台湾海峡的侵占,才是影响我国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评注：美帝国主义既是纸老虎，怎么能成为影响解放台湾的“根本原因”呢？按照毛泽东的英雄逻辑，这个推理是不能成立的。］抗美援朝的胜利具有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它保卫和巩固了中国的东北边防;它保卫了远东和平,使帝国主义者不敢轻易在这里挑起战争: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二、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有一个过程。
        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经过不断升级的中苏论战,特别是经过“四清”运动,毛泽东越来越感到国内有出现修正主义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他认定,中国有走修正主义道路的社会阶层,人数不多,但有影响。他还认定,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不顶住,点了头,不用多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在1965年八九月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的问题,从此以后就不断讲这个事。 
       防止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成为毛泽东晚年思考和担心的焦点。用他的话来说。这是“新的中心课题”。他怕出修正主义,怕资本主义复辟,怕干部严重脱离群众变成“官僚主义者阶级”,一句话,怕党和国家改变颜色。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出发点和主观动机。有一次他对身边护士说:“我多次提出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我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走回头路。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评注：这段话是对护士一个人讲的，还是有别人？如果是护士一个人，则不能成为立论的依据。谁证明？应该有交待。］他想到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变成修正主义;他想到了普列汉诺夫由马克思主义者变成列宁的反对者;他更亲眼看到赫鲁晓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义。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事实越来越使他感到问题的紧迫性。他时不时地向别人流露这样的心情:“我快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了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鉴于我们这批人一死,修正主义很可能起来。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本主义复辟。说不忧虑,那是假的、”“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年73了,这关难过,要准备。马、恩没有料到,他们创立的党在他们死后成为资产阶级的党。要准备还来得及”          毛泽东觉得时不我待,就在73岁那年毅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罢官》只不过是一个突破口。
但是,毛泽东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情况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持不同意见的各级领导干部看成是“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对于“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这些概念的外延,不断扩大,把许多原本符合社会主义原则且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也都说成了“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把许多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也说成是阶级斗争,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
        毛泽东曾经宣布,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然而这次“文化大革命”却发动了空前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用什么办法才能够彻底解决党内和社会上存在一些阴暗而的问题,毛泽东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1967年2月3日,他同阿尔巴尼亚的巴卢库谈话时说:“六二到六五年的工作没有做好，过去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还搞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到一种形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我们的黑暗面……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毫无办法”
        但是毛泽东对群众运动产生了一种片面的看法。他甚至容忍群众的自发性,让群众放任自流。他认为,各级领导干部,谁好谁坏,谁走社会主义道路,谁走资本主义道路,群众都清楚。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可以放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检验。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当作是对干部的一次大审查,用群众性的方法来审查干部。这样,在放弃了党的领导的情况下,各种社会矛盾,人与人之间平时的积怨,就在自发的、失控的群众运动中,以革命的名义和极端的形式,集中地爆发出来,造成社会动乱。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由于对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状况作了错误的估计,又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方法,所进行的一场所谓的“革命”。有人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说成是个人的权力之争,归结为毛刘之争。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评注：毛自己说，要“层层剥笋”。证明权力问题至少是文革的重要内容，怎么能说是不符合事实呢？至少符合70%的事实吧！］

三、“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一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这一年,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快的恢复性增产,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9%。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预料的是;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但直到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做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做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立刻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于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做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第四次）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第五次）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有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陈伯达等人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本来,毛泽东和林彪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式上讲话。林彪却突然提出要讲话。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见。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进行的。这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便是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的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第六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知道庐山会议这场风波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所以对林彪没去触动。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评注；谈不上保护。实为不得已的策略。］
       庐山会议后,中央召开会议,集中批评陈伯达,同时指定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作检查一。林彪对此怀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密谋后,到杭州、上海活动。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个计划。［评注：“林彪指使”要拿出依据来或事实线索。没有依据这样说，是不严肃的。］3月下旬,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以谋杀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强调“三要三不要”。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 
        9月5日,在北載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在巡视途中杀害毛泽东,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又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林彪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一直采取进攻的态势,而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情况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动林彪,而是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但仍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造出谣言,说林彪出逃是毛泽东逼出来的,还说林彪中了毛泽东的圈套等等。历史的真相如何,明眼人自能辨别。［评注：未经中央讨论同意，毛泽东个人就在各地煽风点火，公开搞分裂，是违背组织原则的。有事应当会上说，而不应当会下乱说。这个原则至今是党的重要组织原则。］

四、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说:“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评注：陈与谢都是晚期，而周是早期发现，这是完全不同的情况，人皆知之。这种类比完全不能成立。早期不让手术治疗，还活了3年零8个月，充分证明周恩来的病是让毛耽误了。］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评注：这里回避了毛指示中的另外内容：“不要告诉周和邓（颖超）”。可见心虚。瞒着癌症患者本人是人之常情，而瞒着患者家属，则天下百姓皆不可理解。］        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采取了电烧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评注：为什么不说这是大夫们背着毛、冒着政治风险私自采取的治疗办法？］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评注：这里为什么不加引号，莫非是编的话？］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都非常认真仔细,即使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甚至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见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有一段回忆：
   “1976年除夕之夜,毛主席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这天,他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儿米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儿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瘦弱、松弛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评注：周恩来是1月8日逝世，除夕是1月30日。举国沉痛之时，年轻人却要“过过节”，需要“宽慰”，并且远不是“几挂鞭炮”，--另外的知情人也披露，鞭炮屑是用卡车拉走的。这种理由未免太苍白了。］
        这里不难看出,那本反共图书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