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贺卫方：治乱皆由议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08:12:04
作者：贺卫方 文章来源：南方周末 点击数： 122 更新时间：2008-7-31 20:38:49
1893年，黄庆澄认定“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如今已是百年之后，若黄氏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
晚清出国游历或考察的人，不少喜欢用“竹枝词”这样古老而通俗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观感。诗体的言说跟作者们的文人身份相符合，同时也使得游记文字变得朗朗上口，便于传诵。不过，它的代价却是过多地注重修辞，而不够细致，也缺乏分析，以至于不能给后人提供丰富的信息。
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作者在伦敦游历时的各种感受。其中有吟咏英国国会的一首：
国政全凭议院施，
君主行事不便宜。
党分公保相攻击，
绝似纷争蜀洛时。
诗后有作者释文曰：“国有大政，由议院上之女王画诺。主曰不，便可再议。主不能独创一议也。院有两党，曰公党，曰保党，各不相下。此党执政，则尚书、宰相、部院大臣皆此党人为之。进则群进，退则群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尽管说出了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的若干重要特征，不过，还是失之粗枝大叶，而且把英国的政党政治比附北宋党争也未免失之不伦。
相比之下，驻英大使郭嵩焘在距那时7年前的观察就要仔细得多，议论也更有深度。他直接将西洋的富强跟议院的存在相关联：“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引按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郭氏对于两党制的价值和实际运行也有比张祖翼更深入的观察。他指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是一种“用意至美”的制度，因为军国大事的决定实在需要听取不同意见，否则，“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他告诉读者，两党之间，既有相持不下的争执，同时，也有着妥协精神；当决策一定，反对者又会转而从之，“无挟气以相难者”。这种既包容对抗，又倡导妥协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朝廷固然让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即便是一般百姓之间交流，也务求诚实，“不为谦推辞让之虚文”。正是西洋政制与民情之间的互动，使得郭氏最终得出了西洋文明程度高于中国的结论。这样的觉悟当然太早了些，难怪《使西纪程》遭遇毁版，他本人在谩骂嘲讽中度过余年。
说郭嵩焘先知先觉并非夸大，后来中国议会政治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他所表彰的既须冲突、又要妥协的精神对于议院以及议会政治的健康运行是多么关键。观察北洋以及民国期间的国会史，可谓宪政理想逐渐破灭的历史。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某种悖论式的政治风气，导致了当时国会以及宪法政治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宗派主义的任人唯亲，内部人不讲是非；另一方面则是不同集团之间将正常的政治妥协视为背叛，于是不同党派之间就只能是蜀洛纷争、不共戴天了。这样的风气之下，宪法条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以及国民自由的保障规定得再完善，也必将是一纸空文。
在光绪年间关于议会的议论里，颇有趣的是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93年）。他在游历日本时曾“过议会所”，也许是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他称下议院肇始于美国，由华盛顿“忽发奇想”地创立了。尽管初创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但他判断：“百余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极。”什么流弊，他语焉不详，或者干脆就是看见争论就浮想联翩，当作你死我活式的“党争”，认定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标准。他的结论更是怪异——“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如今已是百年之后了，若黄庆澄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不过认为民主必将带来动荡，同时误认为只有舆论无异声、议员齐唱喏才能带来一个安定和谐社会的，在当下却是不乏其人的。
1893年，黄庆澄认定“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如今已是百年之后，若黄氏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
晚清出国游历或考察的人，不少喜欢用“竹枝词”这样古老而通俗的文体描述他们的观感。诗体的言说跟作者们的文人身份相符合，同时也使得游记文字变得朗朗上口，便于传诵。不过，它的代价却是过多地注重修辞，而不够细致，也缺乏分析，以至于不能给后人提供丰富的信息。
张祖翼的《伦敦竹枝词》作于1884年，记录了作者在伦敦游历时的各种感受。其中有吟咏英国国会的一首：
国政全凭议院施，
君主行事不便宜。
党分公保相攻击，
绝似纷争蜀洛时。
诗后有作者释文曰：“国有大政，由议院上之女王画诺。主曰不，便可再议。主不能独创一议也。院有两党，曰公党，曰保党，各不相下。此党执政，则尚书、宰相、部院大臣皆此党人为之。进则群进，退则群退，君主不得而黜陟之也。”尽管说出了立宪君主制和代议制政府的若干重要特征，不过，还是失之粗枝大叶，而且把英国的政党政治比附北宋党争也未免失之不伦。
相比之下，驻英大使郭嵩焘在距那时7年前的观察就要仔细得多，议论也更有深度。他直接将西洋的富强跟议院的存在相关联：“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引按即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郭氏对于两党制的价值和实际运行也有比张祖翼更深入的观察。他指出“西洋议院之有异党相与驳难”是一种“用意至美”的制度，因为军国大事的决定实在需要听取不同意见，否则，“随声附和，并为一谈，则弊滋多”。
他告诉读者，两党之间，既有相持不下的争执，同时，也有着妥协精神；当决策一定，反对者又会转而从之，“无挟气以相难者”。这种既包容对抗，又倡导妥协的精神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朝廷固然让臣民“直言极论，无所忌讳”，即便是一般百姓之间交流，也务求诚实，“不为谦推辞让之虚文”。正是西洋政制与民情之间的互动，使得郭氏最终得出了西洋文明程度高于中国的结论。这样的觉悟当然太早了些，难怪《使西纪程》遭遇毁版，他本人在谩骂嘲讽中度过余年。
说郭嵩焘先知先觉并非夸大，后来中国议会政治的实践清楚地说明，他所表彰的既须冲突、又要妥协的精神对于议院以及议会政治的健康运行是多么关键。观察北洋以及民国期间的国会史，可谓宪政理想逐渐破灭的历史。黎安友（AndrewNathan）教授对此的解释是，某种悖论式的政治风气，导致了当时国会以及宪法政治的完全失败：一方面是宗派主义的任人唯亲，内部人不讲是非；另一方面则是不同集团之间将正常的政治妥协视为背叛，于是不同党派之间就只能是蜀洛纷争、不共戴天了。这样的风气之下，宪法条文对于政府权力的制衡以及国民自由的保障规定得再完善，也必将是一纸空文。
在光绪年间关于议会的议论里，颇有趣的是黄庆澄的《东游日记》（1893年）。他在游历日本时曾“过议会所”，也许是把道听途说当作事实，他称下议院肇始于美国，由华盛顿“忽发奇想”地创立了。尽管初创时“确有可致治平之效”，但他判断：“百余年来，地球各国踵而行之，其流弊已至此极。”什么流弊，他语焉不详，或者干脆就是看见争论就浮想联翩，当作你死我活式的“党争”，认定其不符合“和谐社会”的标准。他的结论更是怪异——“庆澄尝谓治地球者议院也，乱地球者亦必议院也。记之俟质诸千百年之后。”
如今已是百年之后了，若黄庆澄地下有知，了解世界政治发展，会不会修改他治乱皆由议院的结论？不过认为民主必将带来动荡，同时误认为只有舆论无异声、议员齐唱喏才能带来一个安定和谐社会的，在当下却是不乏其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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