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兴衰说儒家

从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开始，儒家思想在中国一统天下长达两千年，但它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繁荣富强，相反，带来是是僵化，是停滞，是落后，甚至是动乱，正如有人总结的，“治世道，乱世佛，由治到乱是儒家”。中国历史上的几个盛世，如汉的文景之治，唐的贞观气象，无不与道有关。道家的无为而治，于民修养生息，是历代统治者于乱世中新登大宝，蓄养国力的必由之途。中国老百姓是勤劳苦作的，如果官僚不与民争利，有个三五十年的政治清静，就能把个国家，弄得灯红酒绿，歌舞升平。一俟盛世到来，儒家便起，明上下，立规矩，峻华夷，不亦乐乎。于是大小官僚，依礼滥行贪污，法无公信，上行下效，盗贼蜂起，天下遂陷不可收拾之境地。继而佛出，言五根清静，四大皆空，以图于世有补。两千年历史，就这样不断反复轮回。

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其实是有所保留的，他的治国方略实质是“儒表法里”，霸王道杂之，他的大臣大多精通儒术又深知刑法。敢于直谏的名臣汲黯曾当面指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汉武帝时代国家的强盛，得益于汉初奉行黄老思想，无为而治，国家日趋富强，为汉武帝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非儒家之功。“儒表法里”，成为后世统治者的治国秘诀。汉元帝在做太子时，见其父汉宣帝所用的大臣多是一些精通法律的“文法吏”，以法治国，便劝谏说，陛下治国太偏重于刑法，应该起用儒生，实行德政。汉宣帝勃然变色，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那意思是说，汉朝治国的制度，就是霸道与王道两手并用，不可能纯粹使用周朝的那种德政。到汉元帝时，放弃法治，完全信奉儒家，西汉从此走上了衰败的道路。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后，把儒家治国发挥到了极至，以极大的热情推行乌托邦式的复古改革，结果怨声载道，民变四起，搞乱了国家，害死了自己。直到汉光武帝，把儒家压了下去，继续实行霸、王杂用，汉朝才重新开始振兴。

从公元三世纪初到六世纪末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分崩离析的时代有一个明显的标志，那就是儒学的衰落、新道家的高涨以及佛教的传播。佛道两家思想在精英以及在大众中广泛流行，但儒家经典仍旧是所有知识文化的基础，并且，贯穿整个时代。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佛学道学是儒学化了的佛学道学，在中央官僚系统、官员选拔和地方行政等政治建制中，儒家价值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儒学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却依旧是世家大族的行为准则，为地方精英所容纳，间或也被蛮族征服王朝所吸收。

唐代之初，又可以算得上是一个盛世。不过唐代的繁荣也和汉朝同样，在唐代初期，统治思想主要还是道家的无为而治，同时也融合了儒家、法家、佛教等各种思想。唐代的思想和精神气质是由佛教以及某种程度上的道教占据主导地位的。唐朝在哲学上的原创性主要是由诸如吉藏、玄奘和智顗这样的僧人学者所代表的。在这一历史脉络中，儒家思想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预期后果，那就是象《中庸》、《易传》这些最具形上学意义的儒家经典，在某些僧人和道士那里得到了格外的突显。唐代的儒家思想在盛唐开始发展，到中期开始复兴。这个过程中，把盛唐的功劳归功于儒家是不合适的。

宋代应该算是儒家思想得到大发展的阶段了。而宋代本身，也是国力一度世界最强、科技世界领先的阶段。不过很有讽刺意义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可以从这个时代开始给中国的历史一个转折号了。宋朝的统治者们从唐代的覆亡中总结了教训，为了防止自己的皇权也受到同样的威胁，从杯酒释兵权开始，宋代一直重用文人领兵，而以儒家思想为统治社会的准则，所推崇的就是道德，是仁政，所以，国家武力的主要目的是维护内部统治而不是对外扩张。至于科技这类的东西，更加不被文人们所看重。宋代对外作战的屡屡失败，不得不四处赔款求和，其推行仁政的结果就是疆土不断变小，年年向外岁捐，最后被蒙元灭亡。

明朝的特点之一就是从朱元璋开始的痛恨商人，儒家历史上一直有“士农工商”的传统，其本质是儒家道德至上思想在社会秩序上的体现。而朱元璋出身赤贫，他的理想便是“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这似乎很符合儒家的理想社会的情形。在这样的情况下，明朝的海禁、闭关锁国思想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七下西洋的目的也不过是想炫耀一下天朝的强大而不是作为武力去征服。明朝还做了件大事情，就是八股取士。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种很有效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考试的内容还是很注重选拔实际人才的，比如注重策论的进士科以及临时不定期的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而从明朝开始，考试就成了八股文，以四书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以八股文做答。而四书五经之外的统统成为杂学，无论是大儒还是普通的士子，都是不屑于学的。并且对四书五经的考试也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讲究词藻的华丽和格式的规范，不要求什么独立思考、创新见解。

清代的海禁、八股科举基本上延续明代的思想。从早期的康熙来看，开始的时候他是比较开明大度的，不仅鼓励和提倡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并且亲自研究西方科学的一些问题、督促一些大型项目的实施。但他对西学的爱好只限于个人范围，而没有考虑把这种爱好扩大到广大的知识分子阶层。一方面他在学习西方科学，另一方面却担心那些西洋人有朝一日会动摇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权衡利弊之后，作出了推崇程朱理学的举动以便与天主教抗衡。这个时期的天主教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根本的矛盾，以至于有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说法。至于清末的溃败，除了少数人对西方列强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们还是以天朝大国自居，落后愚昧的制度造成应变、处置能力的低下，朝廷和战方针不定，战略被动，兵权握于皇帝之手，前方将帅没有临机处置之权，加上为了减轻罪责，往往谎报军情，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所以，无论鸦片战争的失败还是甲午战争的失败，在武器差距并没有悬殊到决定作用的情况下，内部的运作能力才是关键。可惜，在这个天朝大国几百年的太平盛世中，儒家的治国理念不但加剧了和列强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也继续维护着中国在思想上的僵化腐朽。

来看看我们的亚洲邻国。韩国、日本都是被儒家思想影响了上千年的国家，也是至今被很多新儒家们津津乐道的国家。同样是奉行儒家思想，并且因为闭关锁国造成极度落后的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便开始突飞猛进，成为亚洲强国，从甲午开始就将我们这个天朝大国抛在了身后。日本的明治维新，其本质就是对儒家思想的抛弃，虽然因为其发展方针的需要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但在实现富国强兵的方面毕竟是成功的。而韩国，似乎很多人都非常向往儒家在韩国的兴盛。但韩国的儒家恐怕和中国的不同。儒家伦理在融入韩国文化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重新阐释、删除和改写了很多伦理部分的内容的儒家了，实际上，在中国很多被强调的东西在韩国并不被重视，而民主和自由什么的实际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还有新加坡，建国于1965年，其后正是西方颓废价值观盛行的时代。为了对抗西方的颓废价值观，新加坡政府决定“不惜任何代价抵御西方歪风的侵袭”，在大量引入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在内涵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专制性色彩的政治学说，强调其中关于个人修养的内容，并且融入了自己的特色。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儒家的政治理论是糟粕多于精华，它在中国虽然延续两千多年，多数时候还是作为正统思想加以张扬，但还是难逃充当统治阶级驾驭人民的工具的宿命。这种理论具有极端的保守性，排斥外来思想，视西方政治理论为“异端”，自身内部又不能与时俱进，长期以来都没能生发出先进的治国理念，顶多把自己一点似是而非的东西拿来比附别人的观点，寻找一点“老子先前比你阔”的快感。因此，儒家学说不能解决现代国家制度建设问题，现代国家制度按照儒家学说的治国方略来安排，结果就会是政治的伦理化和伦理的政治化，最后是国家的发展受阻，个人的权利受损，人民的幸福泡汤。当然，儒家学说可以有自己的治国之道，儒家学说也可以对现实政治施加影响，但对于现代法治国家的治理，对于社会发展方向的选择和国家制度的安排，儒家学说实际上是帮不上什么忙的。

总的来说，相对那些古圣先贤们，我们作为有更多历史经验的人完全可以站在新的角度重新看待我们的历史和文化而不必盲目崇古。处在这个知识广泛交流的时代，我们也完全没有必要用什么已有的思想来作为精神支柱，而腐朽的儒家思想体系更不值得去“复兴”。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不错的东西，但也应该要认真分析利弊，不要陶醉在其道德高尚的伟大空想之中。一方面，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是违反人性的统治工具，没有必要遵循；另一方面，作为个人修养的儒家，也应该仔细考虑其利弊然后看怎么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