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重典治乱”的逻辑解读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20:11:48
今读傅达林先生《“重典治乱”难抵法治通途》一文，有了一些想法。乱世用重典，一直为我们的当政者所迷信，这是很值得玩味的现象。因为从逻辑上去推论，依法治国的方针既定，“严打”的提法可能就无从立足，更遑论“重典治乱”之说。
但我们的刑事司法，采用重典治乱，可谓由来已久。这些年来，时有 “严打”战役发生，地方针对性的运动执法，更是屡见不鲜，这种运动式执法，早为有识之士所诟病。对这种不按法理出牌之举措，也即为什么会重典治乱，其中深层次原因的解析，颇令我等费心思量。鄙人对此问题，也曾暗自思忖多时，但一直未敢直抒胸臆，今天借机胡言乱语一番，以期有方家指正。
重刑主义一直是吾国的传统，儒家的那套仁政理论，自汉代独尊儒术后，虽名义上被历代统治者所尊崇，但在主子们的骨子里，当然还是相信法家的严刑峻法。所谓德主刑辅之说，大体只是客气话而已，一旦形势逼人，我主必图穷匕现，要大开杀戒的，天下草民只有二条路可走——要么任其宰杀，要么揭竿而起。以暴制暴，千百年来一治一乱中，已成为国人无法摆脱的恶梦。
历史的传统如斯，而现实的思维如旧。勿庸讳言，新中国建立的路径，当也是以暴力革命的手段，达以推翻专制旧社会之目的。故不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是从自身的特质来看，我们以暴制暴的执政思维，可能已经根深蒂固。反映到当下的刑事司法中，我们仍然习惯，以对付敌人之手段，打击犯罪。对付罪犯亦如敌人，尤其是在特定时期，对待特定之人物，刑罚恨不能用其极。在鄙人看来，这种思维反映出的问题必然还是，我们依然迷信暴力，相信重典之下，必有顺民。
另外，在鄙人看来，二千多年来的家国本位，可能是重刑主义的源头活水。家国本位必然造成国家至上，在公民权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之际，必然以国家的利益作为考量标准，公民在国家面前，当然也就无足轻重。所以才会有人说，杀二十万，保二十年隐定。——此言隐含的前提是，为了家国利益，死人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为了家国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都可以忽略不计，在这种把人不当人的思维之下，重典治乱成为当然选择，甚至有典或无典都已无关紧要，国家只要有法庭与监狱，足矣。
重典治乱，完全将刑事司法工具化，刑事司法保障人权的制度功能，在重典治乱之下，异化成践踏人权的暴力机器。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刑讯逼供会成为我们司法的常态，也就无需再作过多的诠解。因为我们刑事司法设立的目的，与现代刑法确立的保护人权、自由之理念，相去甚远。在家国本位之下，个人只是手段，家国才是目的。同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案情相近的两起案件，无论是定刑或是量刑，都可以大相径庭，这是选择性执法的必然后果。法律本来应当给予人们的确定性预期，因为家国利益至上，必为刑事政策的左右，而落为空谈，所谓法治乃规则之治，良法之治，也就无从谈起。
重典治乱，在家国本位的国度中，必然会成为当政者的不二选择。但这种选择定与法治之路背道而驰，因为法治的基础是建立在个人本位之上，故重典治乱当然也就不能抵达法治通途。重典治乱，究其原委，《中华帝国的法律》一书中的论断，可谓一语道破：中国法律的产生……，它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即对社会施以最严格的政治控制。[1]
——从古至今，一脉相承。可以说我们的法律，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从形式到实质，都相去甚远。若说重典治乱的思维是病，病根却已深入我们的骨髓。想要走上法治之通途，路漫漫其修远兮！（2009-8-26）
[1] （美）C莫里斯、D布迪著，朱勇译：《中华帝国的法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