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国家级反腐学院 欲成黄埔第2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诞生记

　　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机制改革尚未到位，制度尚未健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其实就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任命书有可能成为判决书，主席台也可能通往断头台”

　　《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 | 北京报道

　　在北京市海淀区东北角的稻香湖畔，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已开始运转。一个多月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出席了这所学院的揭牌暨试点班开班仪式。

　　更早一些，9月初，国际反腐败学院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正式成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截至那时，共有约30个国家和一个欧洲组织签署了“建立国际反腐败学院协定”，但还未开展教育培训。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告诉本刊记者，这所由中央纪委监察部主办的学院，不仅是中国的第一所反腐败学院，也是全世界第一所已经正式开始培训学员的反腐败学院。在他的期待中，这所学院就像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创办的黄埔军校一样，是为了培训有“革命”和“统一”信念的新型军人，“其指向，就是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反腐败之仗。”

　　不少廉政教育流于“应景”

　　据李永忠介绍，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时的中央纪委领导就有过这种想法，“但是未能实现，在当时，也可能是因为认识和其他原因。”

　　上世纪80年代初“学历热”的时候，中央纪委与北京大学合作办学，学院虽未建立，但却同北大联合培养了一批大专生。

　　90年代初，李永忠从地方调到中央纪委研究室，一干就是11年。当他通过竞争上岗将要离开研究室，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的吴官正支持他办学院的想法，鼓励他到中央纪委北戴河培训中心去实现理想。

　　李永忠与时任中心主任的崔海容、教务长张伯坤在创办学院上达成共识，开始了艰辛的创业。随后四年间，与三万多名学员、教员的朝夕相处，李永忠切身感受到纪检监察干部培训和我国廉政教育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各培训中心不仅同质化程度太高，而且培训的方式和内容也相当陈旧，基本上是年年都上一年级。”

　　他说，各地的廉政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应景教育”—— 要么采取自上而下的集中式灌输，要么是危机发生或大要案暴露后的一种突击性警示教育。“课程差不多，讲课老师差不多，学员收获也不大，仅仅是为完成上面规定的学时任务而已。”

　　由于大范围高密度地接触各地纪检监察干部，李永忠不仅听到一种厌学的反映——“培训不过是三个点，即：读点书，认点人，养点神”；也嗅到了一种“悲观主义情绪”。“面对腐败现象的滋生蔓延和形势的仍然严峻，不仅仅是普通干部反腐败信心不足，就连搞反腐工作的纪检监察干部，也对打赢这场反腐之战缺乏必胜的信心。”这一点，让他真正感到紧迫。

　　“当年黄埔军校的技战术水平并不一定比别的军校高，但是它所铸造的‘革命’和‘统一’的精神是别的军校不具备的，那是一座坚定理念和塑造精神的熔炉。”李永忠告诉本刊记者，“在和平年代，我们面临的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需要培养出一批有坚定信仰和理念的斗士，来打赢这场战争。”

　　一个“国家级反腐学院”的初步构想成为共识。

　　在质疑声中拿到“准生证”

　　2004年到2007年四年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纪委副书记何勇先后四次前往北戴河培训中心视察、授课、召开座谈会，培训中心领导班子创办学院的调研成果和规划构想，获得了他们的有力支持。

　　新学院的地址原打算设在北戴河，“当时领导的意思，是在北戴河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扩大一点，就地办学院，就像检察官学院一样。”李永忠回忆道。

　　当向有关部门咨询，得知办学院至少要有130亩地，但是中央纪委监察部北戴河中心当时只有52亩地，不符合要求。

　　吴官正第四次来到北戴河培训中心视察时明确提出，着眼于长远发展和国际交流，学院还是建在北京比较合适。于是，李永忠开始在北京市寻找合适的院址。

　　机会终于来了。北京市当时和一家国外的软件公司在海淀区稻香湖合作办了一所培训学院，但因定位不当难以为继，设备设施数年荒废。“这个学院的位置和规模比较符合我们的构想，委部领导现场视察后，初步拟定把学院的院址选点定在稻香湖畔。”

　　2006年7月，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决定成立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并正式组建了学院筹备办公室，中央纪委常委吴玉良兼任筹备办主任，中央纪委六室主任刘森、研究室主任朱旭东、北戴河培训中心副主任李永忠任副主任。第一步终于完成，紧接着，困难又来了。

　　当时呈送教育部的学院名称是“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但是教育部有关领导建议还是叫“中国纪检监察干部学院”。

　　学院筹备办反复向教育部的有关负责同志解释创办学院的构想—— 不只是为了培训纪检监察干部和对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廉政教育，还承担创建监督学科的重任。

　　监督学这门学科，在我国高等教育的一二级学科里都没有。但李永忠认为，中国需要监督学，这既是现实和未来发展所需，也能够让我们在国际反腐败中获得相当的话语权。

　　他曾对中国封建社会监督制度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从秦帝国建立到清王朝覆灭，虽经多次大风大浪，却始终没有被分裂。如果单从政治制度上分析，可以说，正是中国完备的监察制度和科举制度，特别是科学分解合理配置的封建权力结构，在维系这个大一统的国家中，在巩固中央同地方的联系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随着中国崛起，创建监督学科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且极具可能性和必要性。

　　学院筹备期间遭遇的质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认为纪检监察系统不需要学科建设；二是认为你们能创建新学科，还要大学干什么。

　　李永忠告诉本刊记者，共产党执政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成千上万件高效或低效、有效或无效监督的经典案例都在纪检监察机关，既需要为改进工作去梳理，也需要为学术研究去升华。“反腐只有通过学科化，才能逐步实现科学化；只有不断科学化，才能逐步实现反腐的制度化。”

　　最终，教育部复函“支持中央纪委举办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并且积极支持学院与重点高校合作开展学历学位教育。“‘准生证’算是拿到了。”

　　“黄埔军校”的功能定位

　　2007年11月，贺国强主持召开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一次书记办公会，第一项议程就是专题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学院。为加强对学院筹建工作的领导，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任学院领导工作小组组长，中央纪委常委、秘书长吴主良任副组长，下设学院筹备办。

　　2008年，贺国强、何勇等领导同志先后到学院视察，中央纪委书记办公会充分肯定了学院筹备办所做的工作，通过了学院总体建设方案和整体规划方案，并对学院的功能定位明确为“三个基地两个中心”：纪检监察专业人才培养基地，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基地，党政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基地，反腐倡廉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中心，国际反腐败交流与合作中心。

　　2009年4月，中国纪检监察学院领导班子成立，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兼任院长，王拥军任党委书记、副院长，李永忠、蔡晓任副院长。

　　李永忠认为，在“三个基地两个中心”的功能定位中，当前必须突出三个重点，一是对全系统重要骨干的专业培训；二是对党政主要领导的廉政教育；三是积极开展学科建设。

　　他认为，现在严重的问题不是教育农民、工人和普通群众，而是教育党员干部，尤其是对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廉政教育。改革开放30年，经济发展相当成功，腐败的滋生蔓延也相当严重。廉政教育不光要让领导干部懂得规矩，严格自律，更要让领导干部明白，在社会转型、体制转轨时期，由于体制机制改革尚未到位，制度尚未健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其实就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好，任命书有可能成为判决书，主席台也可能通往断头台。”

　　“领导干部的自律很重要，教育他们如何在自己负责的地区认真开展廉政教育，进行有效的廉政管理也很重要。”李永忠说。

　　据了解，目前学院已经举办的培训班，对象主要是纪检监察系统内的干部，尤其是处局级及其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刚刚完成的学院一期工程，主要是对近三万平方米的旧建筑维修改造，同时也兴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新建筑。明年二期工程完成后，可容纳1000名学员同时培训。学院拟通过新任职培训和初任培训，对全国纪检监察系统新任职的领导干部和初入职的纪检监察干部进行分批培训，不过这需要一段时间。

　　短期培训一般半个月左右，中期培训两三个月，而学历教育就需要两三年。兼职教授多数是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党政机关的专家学者、领军人物和知名人士，也会招聘一部分专职教授。

　　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

　　目前的反腐形势，可以概括为“两个很大”、“两个仍然”：即决心很大，力度很大；形势仍然严峻，任务仍然繁重。现在依然是腐败的易发高发期。腐败案件数量大、级别高，从科长到处长再到县长，从县委书记到市委书记再到省委书记，甚至中央纪委委员、中央委员、最高法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有腐败问题出现，犯罪金额也在上升。

　　李永忠指出，当前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反腐败也到了攻坚阶段。

　　“反腐第一阶段，主要是钱与权之间的一次性简单交易；第二阶段出现了权与色之间的多次性复杂交易，这里的‘色’不仅仅是色情，它是非物质化贿赂的代名词，信息贿赂、业绩贿赂等等都是非物质化的，目的为规避现有法律；第三阶段将上升为权权交易，即超越前两个阶段之上的，以人身依附与被依附关系出现的权力层面上的政治交易。”

　　这些腐败形式，正在一些地方和单位渗透蔓延，甚至成为一种官场潜规则，“不贪反而要被别人排斥，在这样的环境里，清官往往也难以自保。”李永忠说，当腐败出生率大于死亡率时，腐败就不单是个别人的素质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设计特别是权力结构问题。

　　他说，不少人对制度的认识，常常局限于那些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说在嘴上的条条款款，这是制度的浅层次含义。制度的深层次含义，是保证这些条款得以坚决施行的组织体系。健全的制度必然是一个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是一个包括决策、执行、监督等子系统的母系统。

　　“反腐败不仅要坚决查处腐败案件，更要注重通过改革，从制度、特别是权力结构上预防腐败！”党中央和中央纪委之所以强调，必须“以改革精神推进制度建设，以创新思路寻求治本办法”，就是为从宏观上解决反腐败问题。而学院将利用集教学、科研、咨询为一体的优势，解放思想，勇于创新，努力探索“制度反腐的新思路和治本之策 ”。

　　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李永忠说，“中央提出的‘三个更加注重’（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就是对反腐方略进行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得出的重要结论。”

　　他举例说，香港的腐败也曾相当严重，由于从制度层面进行了改革，既有效地化解了腐败的“历史呆账”，也及时地遏制了贪污腐败之风。

　　“香港的反贪机构曾经隶属于香港警方，在市民中形象不好，因为同体监督是最没有效率的，再锋利的刀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近年来，党中央、中央纪委强力推行的巡视制度和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实质就是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以解决“监督不得力”（胡锦涛语）的问题。

　　李永忠认为，既然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建立“特区”，制度反腐也需要设立“特区”。“制度反腐是以新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而制度建设最核心最具实质的问题，是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这种构想能够从中国纪检监察学院这座“黄埔军校”培养出的反腐精英那里变成现实。“反腐倡廉既需要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也需要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理想”，或许，这就是这所学校最重要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