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杀的公司:中国公司诞生记（上）

天杀的公司:中国公司诞生记（上）

雪珥

开眼：契约精神进中国

 战乱之中，英国人居然为大清政府代收税金，这样的契约精神和“戆大”精神令大清国惊诧莫名……

　　
　　1853年，上海风紧。
　　在广东商人刘立川的率领下，“小刀会”联合本地的天地会，发动武装暴动，攻占上海县衙。
　　枪炮声过后，上海的外商们惊喜地发现：大清海关不见了，没人征税了。但是，一个英国“戆大”（上海话“傻瓜”）却站出来，搅醒了英国商人的美梦。
　　这位“戆大”，就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中国教科书上著名的“帝国主义急先锋”。阿礼国表示，作为英国外交官，自己的使命除了维护英商合法权益外，还“要督促英国臣民按时缴纳中国政府的正当捐税”。他宣布，即使中国政府逃跑了，外商向中国缴纳关税的“庄严义务”也没有消失，因此，英商必须向领事馆缴存一份保证书，保证将来大清政府收复“失地”后，缴付完结各种捐税。
　　英商在中国的关税，本由大清政府指定的外贸公司（即“公行”，如著名的十三行）担保。当时，大清海关实行“承包经营”，关税包干，因此，权力寻租的空间十分宽广，外商在“内商”们的导航下，走私猖獗，海关官员也成为清政府最有油水的肥缺。鸦片战争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的市场，却也给自己揽了一个义务：为本国商人担保关税。不平等条约中的这一制度设计，可能是少数比较对等的条款之一，实质上令西方政府承担了遏制本国商人走私的条约义务和道义责任。
　　在执行条约的过程中，英国外交官们发现，对于大清官员和外国奸商而言，一个腐败而低效的海关是他们共同的天堂。英国官员要求改革海关、提高效能的呼声，受到了内外的一致抵制：英商们打着贸易公平的旗号，向那些大肆走私的非条约国看齐，认为自己的“守法成本”过于高昂；而大清干部们，则在“维护国家主权”的伟大盾牌掩护下，抵挡着“洋鬼子们”对低效、腐败但却“主权在我”的海关体制进行的任何抨击。
　　曾经有英国商船走私商品，比如“玛利·伍德女士号”和“约翰·德格代尔号”，连中国海关对它们都十分默契地睁只眼闭只眼了，阿礼国却非要照章办事，对这两条商船进行了处罚。
　　如今，阿礼国还要为这个逃之夭夭的政府代收关税。那些没有和大清缔结条约的国家，比如奥地利、葡萄牙、暹罗、普鲁士等，可以放开了大肆走私，英国商人却要乖乖地缴纳关税，无疑在成本方面大为吃亏。英商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刚开始还抱着“相信政府、相信法制”的态度，不仅自觉提交保证书，还积极检举揭发走私商船。后来实在熬不住了，只好“下有对策”，一边和其他非条约国家的商人联手，把一度值得骄傲的米字旗藏一藏，借用人家的旗帜暗渡陈仓；另一边，则合起伙来向远在伦敦政府机构“上访请愿”。
　　在商人们的持续上访下，英国政府终于表态：领事们的行为越权，“可能会损害到中国的主权”，因此，商人们签署的关税保证书一律作废。
　　英商欢声雷动，阿礼国尽管弄得里外不是人，但只是灰心却未死心，在他的高压下，清政府终于同意由英、法、美三国领事馆派员，“代收”关税，中国海关的走私现象在洋干部们的管理下，得到了有效控制，“丧权辱国”的海关也为中国的近代化提供了最为稳定、坚实的财力支撑，并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廉政、高效的机构。
　　这场代收关税的小小风波，似乎没有给当时内忧外患的大清帝国留下多少深刻的印象。但几年之后，恭亲王奕主政，开始对这些“蛮夷”的“守信”刮目相看，也就此萌生了向西方学习的念头。
　　作为西方契约精神的最典型代表——“公司”，就将在恭亲王的推动下，成为大清国一个时尚的名词。

应运：胎生战火的公司

　　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居然就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

　
　　太平天国造成的大动乱，给西方公司的走私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市场。
　　战火中，长江航线上原有的华商船只几乎难以营运，不是被官军抢、就是被“长毛”劫。风险成本上升后，上海到汉口之间的货运价格飙升到单程每吨25两，客运则单程每人75两，船只只要能够安全往返一次即“足敷成本”。
　　既不怕官军、也不怕“长毛”的，就只有洋人。精明的英国人敏锐地看到了巨大商机，英国驻上海领事馆联合英国远东舰队，组织本国商人，由舰队司令贺布、代理领事官巴夏礼亲自率领，在全副武装的军舰护航下，冒着纷飞的战火，实地考察航线及战争进展。英国的小兄弟美国也不甘落后，派遣军舰带着商人们一头扎进了长江。
　　一场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商战，在西方公司之间爆发，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居然就成为中国人进入“公司化生存”的开端。
　　在大清国，西方“公司”另有个专门的名词“洋行”。因为，“公司”一词在很长时间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EIC）的专用中文名称，当然是和“英吉利夷商”、“红毛番国夷商”等蔑称混用。而company的音译“公班衙”，则指东印度公司设立在广州的“大班（经理人）管理委员会”。
　　那时，大清国还以为这个“公班衙”就是英国国王派来管理英国商人们的“衙门”，那些大班则是“公班理事官”、“公班司事”、“公班大臣”、“夷目”、“夷官”，所以但凡涉及英商的事务，总是要求东印度公司“公班衙”处置。倒是“公司”这个译名，取的是“共同司事”之意，倒有几分贴切。魏源也比较靠谱地意识到了:“公司者，数十商辏资营运，出则通力合作，归则计本均分，其局大而联。”（《海国图志》），但却以为公司独英国才有。
　　直到1833年东印度公司的独占经营权到期，“公司”一词才开始用于其他西方公司，但依然是“洋行”居多，也有的称“厂”、“局”或“馆”。“公司”就成了外商们带进中国的另一件舶来品。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侮之后，大清国上下逐渐意识到，西方的富强，坚船利炮之外，“公司”也是制胜的武器，不仅能“聚财”，而且能“合力”。“公司”也随即被赋予了“塞漏卮”、“保利权”、救亡图存的艰难使命。
　　西方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后，也开展了资本和管理层面上的本土化。
　　最早的华商附股，是从保险公司开始的。
　　1835年，英商宝顺洋行退出“广州保险会社”后，自行设立了“于仁洋面保安行”(Union Insurance Society of Canton，又称“友宁保险行”)，允许华商附股。也有人认为，这家保险公司实际上就是“广东省城商人联合西商纠合本银”共同创设的，只是挂着洋旗号而已。宝顺洋行退出后，“广州保险会社”的另一股东怡和洋行将公司更名为“谏当保险公司”，也开始吸收华商附股。这两家公司后来都吸引了大量的华商股东。
　　当时，保险并非大清国的重要行业，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一是茶叶，二是丝绸，都是典型的“卖方市场”，加上中国的行会势力大，在丝、茶的定价方面，外商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而通商口岸以外的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支付体系，外商根本难以直接涉足，西方的坚船利炮固然能令清政府屈服，但商业本身却不是靠大炮能够完全左右的。
　　这个时候，一种被称为“内地采购制度”的体系，主导着中国的外贸。根据中英《南京条约》，外商可以与通商口岸的任何华商进行交易，但不能到内地进行购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商们便想了一招：雇请“买办”深入内地直接采购，其身份类似于雇员与伙伴之间。
　　作为一股独立于外商和传统华商之外的特殊力量，买办们实际上操纵了中国土产的价格，利用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上下其手。也正因此，西方公司逐渐地吸引买办入股，将在华的公司改造成了实际的合资公司。友宁、谏当两家保险公司所奉献的吸纳华资的做法，迅速成为一场史称“华商附股”的资本大运动。
这一轮“华商附股”，就是从长江的波涛上开始的。
　　在争夺长江航运市场的速度赛中，美国公司拔得头筹，而其秘诀就在于动员华商附股。
　　1861年1月，美商琼记洋行引进的 “火箭号”轮船，在上海正式开航，揭开了长江航运市场国际化的序幕。这艘载重量为678吨的客货明轮，造价共10万元，其中华商投资1万元，占了10%。正是在华商的支持下，琼记洋行不仅率先开拓了这条航线，而且有本地股东竭力拓展市场，获利极其丰厚，当年盈利高达14．8万元，超出成本近50％，因此该公司在第二年就又提出一个就地筹资80万两白银开办轮船公司的宏伟计划。
　　与此同时，另一家美国公司旗昌洋行也向华资敞开了大门。根据旗昌洋行测算，参照香港广州之间的间轮运成本，如果在上海汉口之间，配备3艘轮船，就能开行每周两次的定期航班，这条航线年利润可达34．2万元。于是，他们将筹款的目标定为100万两，而华商则贡献了其中一半以上的资本金。
　　远比琼记洋行成功的融资，令旗昌在1862年3月27日正式挂旗营业后，迅速成为长江航线的龙头老大。
　　雪片般的订单，从上海飞向了世界各地的造船厂，长江航线已然成为世界航运市场的焦点，最终，长江上飘扬起20多家外商的旗号。

委身：洋背景下的成长

　　华商并非为了“傍大款”，而是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在长江的云雨之中，中国资本第一次在各色西方国旗的掩护下，体会着“公司”带来的全新快感。中外资本都明白，对方是自己心仪已久的对象，从悄悄牵手开始，双方终于进入了如胶似漆的热恋期。
　　面对文化、习俗、法律完全不同的大清市场，西方公司不仅需要中方伙伴协助处理那些极具中国特色的市场“显规则”和“潜规则”，而且也需要吸纳本地的资金，以保持拓展业务的速度。相比从境外募集并引入资金，本地资金更加便捷，向买办、并通过买办向中国的钱庄借贷周转，成为在华西方公司的常用手段，甚至成为西方公司在华运作的主要资金来源。而拥有华人股东，是解决融资问题的最好办法。
　　红火一时的长江航运业，几十家打着外资旗号的轮船公司中，只有英国太古洋行旗下的才是纯粹的“外资”，它从伦敦金融市场募集到了36万英镑（约97万两）。1862年~1873年，注册在上海的外资轮船公司主要有：旗昌（美资）、公正（英资）、北清（英资）、太古（英资）、华海（英资），他们的实收资本金共为255.9万两，而华商在其中占到了20%即50万两。如果将纯外资的太古撇开不计，则华商在其余四家外资轮船公司中平均占股比例为27.58%。怡和洋行旗下的华海轮船公司，第一批1650股股份，华商占了935股，为56.67%其中，唐廷枢一人就占了400股。北清轮船公司，华商股份占到三分之一。而一些更小的轮船公司，比如1890年设立的英资“鸿安轮船公司”，华资实际占到70%。
　　随着大清国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推进，这种打着外资旗号的中外合资更为火爆，从航运业扩展到纺纱、缫丝、煤气、电灯等几乎每个工业部门，并且华资的比重不断上升，在琼记洋行、上海自来水公司中，都占到了一半以上;而在大东惠通银行和中国玻璃公司中，竟高达80%。
　　一些实力雄厚的华商，已经成为这些外资公司的个人大股东或进入了董事会：
　　旗昌洋行的买办陈竹坪，在旗昌及琼记洋行的投资就高达20.5万两，琼记洋行的美国老板说：“从其拥有的资财来看，是一个我们要向他磕头的人”。
　　有学者统计，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国沿海的外资公司中，华商参股的至少有62家，资本金总额在4000万两以上，以保守估计华商占股额1/4计算，则这些披着“洋皮”的中资高达1000万两以上。如果我们进行进一步的计算，以每年10%的保守回报率，华资在其中年收益可得100多万两，按当时银钱汇率折算，相当于143万元，5年则为715万元。这一数字，相当于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所有商办企业的投资总额（722.5万元），相当于洋务运动中所创办民用企业投资总额（2796.6万元）的25.57%，及外资在华投资总额（5433.5万元）的13.16%。
　　活跃在中国的西方公司，基本不需要依靠其母国的资本，就地解决融资。而本土融资能力也成为衡量“买办”们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成为他们得以入股外资公司的法宝。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所谓的西方外来经济势力中，其实几乎没有血统纯粹的外资公司，更多的是“中外合资公司”，或者干脆是披着“洋皮”的纯粹民营公司。
　　华商资本之所以向西方“公司”积极投怀送抱，其首先考虑的当然是利益。绝大多数外资公司都取得了很好的经营业绩。如经营长江货运保险的“保家水火保险公司” （保家行），1863年由祥泰、履泰、太平、沙逊、汇隆等5家英商公司在上海合资组建，它的股东不仅可得10%的年股息，还可以得到60%~80%的年红利，以至于门庭若市，公司最后不得不规定：只有那些能为公司拉来更多保险业务的人，才能申请入股。
　　另一家由英资怡和洋行1866年设立于香港的火险公司“香港火烛保险公司”，注册资金为2万美元，每年盈利就相当于股本的50％，股票增值曾达到过400％。
　　至于轮船公司等，虽然不能如保险业那样获得暴利，但利润不仅高，而且稳。
　　其实，华商附股并非为了“傍大款”，在利益之外，更想找个可靠的肩膀和怀抱。作为内部人的郑观应就曾指出，华商之所以“久以资附洋贾”，一是因为“华商创始，不得其人，官亦不为提倡”，二是因为“归官创办，不能昭大信而服商人”。这其中，在“士农工商”中排名最底的商人，得不到公权力及法律的有效保护，是导致其投奔西方公司怀抱的主要原因。
　　在一个公权对私权无度猎杀的环境下，一身“洋皮”就等于是一层铠甲，可以远离绝大多数的“大盖帽”的盘剥。对于挂靠在自己旗下的中国小弟们，洋大哥总是很讲义气，甚至不惜动用外交乃至军事压力，维护自己的小弟。大清国那几乎是工商业天敌的公权力，在“洋皮”面前，立即疲软。
　　当然，“洋皮”还能获利：大清国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首先就体现在税收上，面对内地的层层关卡，缴纳了海关税的外企货物，便能一路畅行，而民营企业就必须见庙烧香、逢山拜佛，留下重重买路钱。
　　从华商附股的实践来看，真正吸引中国资本的，是外资公司在大清国至少能够平等地面对官府，外资公司中的华商资本，能够有效摆脱国内腐败官僚的控制，在政府力量所不能及的地方（比如租界）和领域（比如外企），才能获得安全、公正、信用、廉洁等经济发展的必要因素。中资未必是真的与外资情投意合，但至少在外资的怀抱中，可以躲避作为中资惯常所遭遇的“家庭暴力”。
　　吊诡的是，这一切，都来自坚船利炮保驾护航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所谓“公司”在制度设计方面的完善与优越，其实根本无足轻重。
　　门不当、户不对的官、商，虽然同床，却依然异梦，“商办-土棍”、“官办-吏役”几乎同时、并且无休止地在侵蚀着大清国的社会财富、社会诚信。中国公司如何因为天生缺陷而最终走向衰败？敬请关注《天杀的公司》下部。

原载2010年9月13日《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