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5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5 [ zhenn ] 发表时间： 2010-12-08 11:31:48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果然应验了天网恢恢那句老话
　　这一天是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七日。
　　一清早，院子里、屋子里都是静静的，一无干扰。全心悬念着六国饭店里的世维兄和王大哥他们，不知道是仍然处于困境中，还是已经有了新进展。我想，等一会儿他们必有电话来。
　　又一转念，我不能傻等，期待于人，曷如自己也尽一份力量。
　　应该把杨英也找来，需要和他商量一下，同时听听他对这事的看法。因为我有一项构想，可是我说不出来，那就是如何尽其在我的增强实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实在太嫌单薄了。万一没有什么很周全的良策，最后一计，我们还可以全体投入，来他个全力以赴！
　　打电话给杨英，请他过来一谈。九点不到，杨英刚进门的时候，电话响了。
　　一听，是王大哥打来的，他说：“十五分钟后，我可以到达，请你等我。”我本来就在等他，这表示有了新的情况。
　　杨英有点骡子脾气，别看他文绉绉的书卷气那么重，一激一将，我们能干的他也会干。我还来不及和杨英交谈，在六国饭店门口专车接应的南谱兄，又有电话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出去了。”他所指的是王大哥和世维兄。我回答他：“是到这儿来，你可以游动游动，一个小时后，也就是上午十点三十分以前，再回原地。”
　　说着，王大哥和世维兄也到了。
　　王大哥提出他已勾划成熟的两种做法：
　　他认为最稳妥的办法，是从天津把他的一位够得上交情的老朋友接到北平来，此人姓侯，河南人，闯荡江湖多年，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如果此人点头答应，再和世维兄联手，无论对方有几个人，也都不在话下。
　　王大哥又补充说：“我知道他手里有家伙（枪），用不着我们操心，无论他答应不答应，我预备叫你大嫂跑一趟，中午以前赶火车，晚饭不到就可以回来了，即使他不肯，也就误不了我们的事。”
　　好极了。不错，我在王大哥家里曾经遇见过这个人，四十多岁，结结实实，看他身上的穿戴，好像手里很富裕，就怕他不愿意再涉险了。不过，这总算是个办法。认真地说，这只是一个办法中的前半段。
　　王大哥又接着说：“行动之前，我可以上三楼敲门找赵参谋长，如果是副官们应门，我就说前来拜会参谋长；赵某本人应门，我们认识，他也弄不清楚我现在干什么，我就投其所好专找他爱听的说，若是张敬尧自己来开门，无论他是否还记得我这么一个人，我仍然是来看他的参谋长。这样一来，我们的覆查工作完成了。我判断，这不致引起他们的疑心，即使发生怀疑，也不要紧了。我从三楼一下来，世维兄和老侯看到我的手势后，立刻冲上三楼就干，任凭他们怎样防备，也措手不及。”
　　是极了，我也这么想，再把我和王大哥的想法糅和在一起，无论是南谱兄、杨英兄，乃至邀请来的侯君，由谁来协力世维兄，甚至一齐登场，这都是一条妙计。
　　我们无妨再听听王大哥的另一个办法。
　　王大哥说：“应掌柜的不是说，明天要把赶出来的两套西服，送到六国饭店给张督办吗？我们就乘机尾随应掌柜上楼，张某一定要穿穿试试，我们看到目标就干，这样，也可以达到目的。不过，可就牵累无辜了。除非是别无选择，但能有其他途径可循，此乃下下之策。”
　　当然，我们一致认为第一个办法最好。于是也就决定了照计行事。
　　当王大哥和世维兄将要离去时，杨英也表示，如果用得着他，他愿意立刻跟王大哥一起到六国饭店去。
　　为了更仔细地商定此后的工作步骤，我请王大哥多停留几分钟，我综合适才所说过的再加以补充，整个事件的程序应该是这样的：
　　世维兄先陪王大哥回家，请王大嫂辛苦跑一趟天津。
　　我个人有点意见，请王大哥多斟酌一下：万一侯君不答应，可否借他的家伙一用？还有，假如侯君人不来，而只肯借用他的枪，那么王大嫂一个妇道人家，敢带回来吗？等王大嫂动身之后，还是请王大哥和世维兄仍回六国饭店。不妨利用下午这段时间，再作必要的安排和准备。预计，到下午六点半，王大嫂总可以回来了，届时，但看侯君来与不来。如果他来了，也乐意拔刀相助，就照我们的原定计划进行。若是侯兄不来，但肯于借给武器，也好，我们就由南谱兄、杨英兄一齐上场，拼死拼活也要拼他个结果出来。假如侯君人也不来，枪也不借，真是戚南谱说过的那句话，我们还可以刀斧齐上血汗同流！
　　王大哥频频点头。等我说完了，他答复刚才那句话说：“我能肯定的，姓侯的就是人不来，枪是一定肯借。可别小看了你大嫂，带一支枪那又算得了什么。”
　　这次谈完了，我们大家握了一次手，约好晚上七点钟到王大哥府上聚齐。
　　世维兄他们一同先回王家。
　　戚南谱有电话来，我问他昨天晚上说是要买的东西，买了没有？他说买了两三样，等用的时候，哪样趁手就用哪一样。我请他自中午十二点起仍旧停在六国饭店门口接应，要特别注意那扇旋转门。
　　我又想到，请他下午六点十五分到北长街来接我，一同到王家去。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还没吃过东西，我请杨英到外面买几付烧饼、果子，回来一块吃。
中午过后，十二点三刻光景，电话声响，拿起听筒一听，是世维打来的，声音与往常稍有不同，粗壮而又短促，他说：“事情办完了，我和老戚在清华园楼上。”我说：“好、好，马上就来。”
　　我手里的电话听筒一时不知放在什么地方才好，心也跳动得很厉害。我告诉杨英说：“我们计划的事，可能已经完成了，请你暂时留在此地，我去听消息，弄明白了，再通知你。”
　　我预备即刻报告郑先生，可是一想，不对，应该了解清楚了再说，现在仅仅报告一句“事情办完了”，那也不像话。何况在没有见到王大哥之前，我一个人先报告郑先生，也不合适。既然做了，迟一点报告，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住的北长街离他们洗澡的八面槽清华园虽不算太远，坐洋车也要十五分钟以上，心里越急，好像拉得越慢，好容易才算到了。
　　清华园在北平，是数一数二的澡堂子，在那个时代，算得上设备新颖了。我走过一条穿堂，直登二楼，伙计一看见有客人上来，连忙就往雅座礼让，我问他：“有位白三爷，刚来了一会儿，你给我问问看。”伙计随即用那习惯了的腔调高喊：“白三爷，朋友找。”
　　世维在房间里应声，伙计掀开门帘，我看见他们正围着大毛巾，躺在床上休息。世维在抽香烟，老戚在捏脚。
　　我跨进一步，先朝他们左右作了一个罗圈揖，作为恭贺，他们也都含笑答礼。我们虽然还没有说什么，已经可以确定是怎么回事了。至此，心情大定。
　　世维说：“王大哥是先下去的，大概已经到家了。”我急于想知道事情的经过，可是此地又不能畅所欲言，不如先打个电话给王大哥，等我们四个人聚齐了，一同到府右街见了郑先生再说，岂不是免去很多转折。
　　电话摇了半天才摇通，我请问王大哥说：“我们在清华园门口等，就在八面槽街上，如果您的车子在家，顶好来接我们一同到府右街去。您看好不好？”
　　王大哥答应来接我们，十分钟左右可到。
　　在王大哥的车子上，王大哥问的也是我想问的。还是王大哥先开的口，他问世维：“躺下啦？”世维接口说：“干了他三下子，我看八成完蛋了。”南谱笑眯眯地没说什么，我要听的，也就是这两句。
　　郑介民先生见我们四人一齐都来了，虽不感意外，但他绝不会想到我们已经达成了任务。
　　待天木兄代表我们先报告了大概的经过后，郑先生真是喜出望外，握住世维的手，抖了好多下。他又把天木兄拉到他身边坐下，再和我、和南谱握过手，这才郑重表示：先代表上级对我们予以慰勉，并致祝贺之忱。在听取较为详细的报告后，除电告南京戴先生外，将立即晋见北平当局复命。
　　事态的发展及变幻，并不在我们原订计划之中，也可以说大大出乎我们预料之外的顺利，惟独不可抹杀的一点是：如果没有先前的计划，也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机运。全部经过的实况是这样的：
　　我们在北长街计议已定，决即通力合作登楼一击。
　　王大哥偕同世维回到家里，当即把我们斟酌过的意思，嘱咐王大嫂，请她千万要赶下午四点多钟由天津开出的火车回来。
　　交代完了之后，王大哥和世维又回到六国饭店。
　　这时候，已经快到中午了。
　　为了安顿可能会来的侯君，也为了便于接近目标，更为了多建立一个据点，决定再开一个房间，最理想的当然是在三楼。
　　王大哥把茶房叫来，告诉他：“有个日本同事从天津来，下午可到，要替他预定一个房间，他很好静，顶好是三、四楼。”
　　茶房答应先到下面柜台上去问问。过了一会，茶房回来用他练惯了的语气说：“回您的话，柜上查过了，眼目前三楼四楼都没有空着的，明儿也许会腾出一间来，我看二楼倒有一现成的，不如先订下来，等明儿三楼出空了再调换，反正不耽搁您用，您看好不好？”
　　不好也得好，王大哥就把二楼现有的一间订下来了。趁着这个机会，赏了茶房五块钱，买个好感，诸多方便。
　　王大哥一个心血来潮，忽然想到要去看看那间新房，他也没有说什么，拉着世维就走。
　　新订的这间房，在横档上，是在左右两条甬道的交会点，离着王大哥住的一间不远，大约只有二十来步，再往前走，向左一转，就是对面的那条甬道了。
　　当王大哥和世维兄看过订下的房间之后，总嫌离着楼梯太远，对我们来说，实在太不方便，可是一时也没有再好的办法。
　　看完了房间之后，茶房把房门的钥匙交给了王大哥，连声称谢地先走了。王大哥像似身不由己般，跟在茶房后头也往前走，世维莫名所以，不得不随着王大哥的脚步，也朝前走。
　　这时候，他们已经走在对面这条甬道上了。
　　走了十几步，在甬道左首一排房间之中，有一间敞着半扇窗子，看见一个人，侧身坐在床沿上，仰着头，对着窗子，手里正在摆弄一个看不清楚的小东西。这个人，长方脸，鼻端高翘，两腮瘦削，留着两撇小胡子，下巴颏底下还有一撮长毛。王大哥眼睛一亮，好像是打了一个闪：咦！那不就是张敬尧吗！
　　王大哥又恐看走了眼，停下脚步，扭转身子再一瞄，恰好和那个人打了一个照面，一点也不错，就是他！
　　世维兄看见王大哥停了一下，也循王大哥的视线扭头朝左边望去，只看见有个人坐在那里。再扭转头看王大哥，只见王大哥正用手往房里指，连连地点头，嘴里小声说：“就是他。”接着，快步向楼梯口那边走去。
　　世维先已会意，继又听得明白，站稳了脚步，撩起夹袍，抽出枪来，对准房里那个刚刚站起半个身子的胸部，砰、砰、砰，一连开了三枪。
　　霎时间，眼角下刮到的一丝景象，那个人正倾倒下去。
　　世维手里提着枪，大步奔向楼梯。刚到楼梯口，正待迈步下楼，恰巧碰到茶房从楼底下窜上来。世维用枪一比，茶房哪里还敢阻拦，赶快躲在一旁，眼看着世维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世维到了楼下大厅，转身抬头朝上一看，那个茶房不见了，也没有人追下来。再环视大厅，三三两两，却有好多只眼睛，在盯着他。
　　世维也不去理睬，昂首阔步，端正地走向大门。
　　再说王大哥。他下楼刚走了五六级，已经听到上面的响声，于是加快了脚步，来到大厅，只见有人朝上看，也有人在交谈，顾不了这些，连忙推门往外走。
出了门，眼睛一扫，看到南谱前来接应的车子停在马路对面，还有几辆洋车停在门口两侧候客，往常在门外荡来荡去的那个巡捕，不知道哪里去了。马路上，平静如常，发自楼上的枪声，似乎并没有惊动外面的人。
　　王大哥走下石阶，招手雇洋车，跳上去就走了。
　　南谱察觉到王大哥是有意地不和他打招呼，一想情形不对，关照司机几句，三步两步就窜上台阶，先用手推推那扇门，还在转，再留心注视里面的动静。
　　就在这个当口，世维正好推门走出来。一手拉住南谱的胳膊，一句话也没说，直奔路边。他们两个一左一右，分别打开车门，未及坐稳，司机一踩油门，一瞬间已离开原地朝“水关”那个方向驶去，紧接着一个急转弯，摆正了车头，顺着城墙根，向西疾驰。
　　这条路上，一辆车子都没有，除了我们这一辆，对面开来的没有，后面跟踪的也没有。
　　当这辆车子经过“日本兵营”的后门时，最担心的，是惟恐他们出面拦截，世维存了一点小心，他把枪搁在腿上，又用夹袍的底襟遮着，以防不测。可是持枪站岗的日本兵，一动也不动，毫无反应。
　　前进数百步，再经“美国兵营”后门时，用不着担心了，那个穿戴齐整的美国兵，权作交通警，打手势指挥通过。
　　循路右转，再一个左转，是一座牌楼，这就是界限。进入户部街，已经到了我们有主权的土地上了。
　　从发现目标起，到此刻为止，全部过程前后不到五分钟。
　　南谱兄告知张司机先开到王府井大街东安市场，他和世维兄下了车，嘱咐张司机仍旧把车子驶回修理厂保养，请他先休息一天，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临下车的时候，世维兄拍了张司机两下，以示谢意，不过，这位张司机或许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南谱和世维在熙来攘往的人丛中，步行到八面槽的清华园。
　　我在北长街接到的那个电话，就是他们在清华园打来的。
　　王大哥从六国饭店出来后，先到东单牌楼平安电影院门口下车，然后又换了一辆洋车回家。他刚刚擦了一把脸，正打算休息片刻，就接到我约他出来大家聚齐的电话。
　　这一幕，速度进行得飞快，有韵律、有节奏，丝丝入扣，无懈可击。虽然全部都是事实，倒无妨当作卡通欣赏。
　　至此，还留下一项亟待了解的悬疑，那就是张敬尧怎么样了？
　　此外，当然还有许多需要交代明白的后事。
　　郑介民先生听完了大家的报告后，立即草拟电稿，拍给南京的戴雨农先生，一面整装，马上去中南海晋见何代委员长面陈一是。他起身的时候，约我们晚上一聚。
　　王大哥连日睡眠不足，打算回家睡一觉，准备傍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王大嫂，还有那位侯先生。
　　世维兄，要出城，回家给两位老人家请安。南谱兄再去探听与六国饭店事件有关的消息。
　　我要先打个电话给等在北长街的杨英，也有意写个详细的书面报告给戴先生。等到下午，当天的晚报上没有这件事的新闻报道。
　　傍晚，戚南谱报告：“六国饭店门前有救护车开来，旋即驶去。”晚上，郑介民先生得到北平军分会的确实消息：“张敬尧已于下午三时伤重毙命于德国医院。”
　　全部历程只是限期一周的第五天。
自诩是一件完美无缺的佳构
　　民国二十二年（1933）五月八日的日报上，刊登出来的新闻大意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殒命，凶手逃逸无踪。”也有刊出“常世五”这个名字的，惟独不见“张敬尧”三字。
　　“常石谷”和“常世五”是两个音近似而字不同的化名，很可能是六国饭店登记用的外文译音。
　　隐约记得，在当时的新闻特写中，张某的家人还在掩饰这件事，散布空气，说是意外触电而死亡的。
　　事实上，张某中了两弹，都在胸腹部肋隔膜上下，当时未死，饭店召来救护车，就近送到德国医院急救，因伤势已重，再加失血过多，延至下午三点钟毙命。
　　我们知道报上刊登的“常石谷”，就是前湖南督军张敬尧，绝不会错。
　　张的同伙，也就是住在三楼的赵参谋长和副官们，还有和张某有来往的同谋者，也一定知道“常石谷”就是张敬尧。
　　当时新闻纸类之所以不提张敬尧，是因为根本不明了真相，并非有所避讳。又过了一段日子，才渐次有所透露。
　　其间，华北最高当局以及北平军分会的处境，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能公布这件事，甚至于也不能承认这件事。尤其是顾虑日本方面的无理取闹或借故滋事。
　　嗾使张敬尧发动暴乱的日本军方，是“哑巴吃黄连”，一句话都哼不出来，因为说什么都会暴露他们的阴谋，等于是不打自招。
　　所以这一件奇案，不久就沉寂无闻了。
　　并未查考是经过了多少年，忽然又见有人在报章杂志上谈论这件案子，自此以后，就有不断的发现，一迄于今。这就是影响深远之处。
　　根据后续的情报证实，张敬尧的确在三楼开了三个房间，除了赵参谋长之外，还有副官及马弁各一人，连张某本人合并计算在内，一共是四个人。他们住进六国饭店，已有半个多月，与外界颇有接触，虽不进出频繁，来来去去的也不少次数。可见我们的侦查工作还差得远。至于张的左右是否携有武器，留下了一个不需要再求解答的谜。
　　张敬尧有鸦片烟瘾，而且瘾头不小，喜欢小古董，如玉器雕刻和鼻烟壶之类，还有一样毛病就是懒：晚上懒得睡，早晨懒得起，甚至于有了客人也懒得见。他之所以另外又在二楼开了一个小房间，用现在的话语来说，是要占有一个完全属于自我的小天地，此外，很难找出其他的理由。
　　不能说张敬尧本人没有戒心，因为他做的都是亏负良心的事，不过，他做梦也想不到大限已届，人生的尽头就在眼前了。俗云：“要知道溺坑，一夜都不睡觉。”
　　说真的，不仅张敬尧那一面没有料到，就是诛之而甘心的我们这一面，也同样的没有料到。若不是有那么多的巧合，结果如何，还在未定之天。
　　另据综合性情报资料得悉：意图制造叛乱和张敬尧同谋的，还有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其时也在六国饭店。
　　孙传芳，字馨远，在台上的时节，人称馨帅。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孙牵制苏浙皖等五省，自封“五省联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孙遁迹天津，虽诵经拜佛，谶悔前非，但却未放下屠刀。
　　据称：孙传芳住在六国饭店四楼，偕有随从人员，孙、张之间不但时有往还，而且常在一起“密议”。
　　当我们根据情报内容进行复查时，孙已逸去。只听说，在张敬尧出事的当天晚上，孙即迁出六国饭店不知去向，当然以逃回天津的成分居多。
　　另有不同的说法，是孙传芳拒绝了日本方面的邀约，不肯与张敬尧同流。迨至张敬尧死后，又传日本人再度向孙传芳游说，但为孙某婉拒。
　　如以正确处理情报的态度而言，以上两种说辞，都不能予以认定。不过，日本方面与孙传芳打过交道这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
　　迨至二十三年（1934），孙传芳在天津某一“居士林”做佛事时，终为施剑翘所刺杀。事缘施剑翘女士之父施从滨，曾任孙部师长，被孙传芳枪毙于安徽蚌埠，因而结成了“杀父之仇”，其中或无政治因素。
　　有一本书上说，施剑翘是“军统局”的工作人员，奉命行事。我当时正在平津工作，对此事并无所知，迨至最近遍询诸老友，亦无所悉，此外，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加以确证。不过，施女士如能忠孝双全，那自然更好了。
　　再说张敬尧一案的情报来源问题：前文已经明白交代过，张敬尧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策动暴乱、图谋不轨的情报，是从北平军分会方面交下来的。我个人猜测，向军分会何代委员长提供情报的人，想必是与张敬尧有过接触的，很可能就是张敬尧所要收揽的，甚至于也是对张某有所承诺的人。否则他不会了解内情，洞如观火。情报工作的术语，这种情报来源，就称为“内线”。
　　几十年过来，我们始终不知道其人为谁，如果再猜上一猜的话，那么这个谜底是：与张有旧、地位不低，或有兵权、深明大义之士。
　　在日本《产经新闻》连载，由中央日报译印的《蒋总统秘录》全译本第九册，九十四页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原文是：
　　坂垣首先意图把段祺瑞或孙传芳拉拢出来，但结果失败，接着则找到早年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乃至石友三等旧军阀接头。
　　张敬尧自吹自擂说和宋哲元有深厚关系，向坂垣卖弄，坂垣深信不疑，曾经给予三十万银元的工作费。
　　四月十八日（民国二十二年）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并且要求关东军为援护张敬尧的行动，加紧南下进攻；可是，关东军则于十九日奉到撤退命令，以致此一策谋未见实现。
　　我们引用这段文字，意在便于读者参考。
　　我们对这段文字的可靠性，并未深入地加以分析。
　　照该书“编辑要旨”所言，从官方文书引用之资料，用“……”，据此，坂垣密电关东军报告的“张敬尧预定四月二十一日发动政变，宋哲元同时响应”这段话，是从官方文书中引用而来，也就是说可以证实坂垣确有此电。至于后来未见实现的原因，究竟是张敬尧吹牛，抑或内中人变了卦，那就很难讲了。
　　是否暗示向北平军分会提供情报的就是宋哲元？不能，因为单凭以上的一段记载，尚不足以遽然加以论断。
　　事过之后，究竟是谁提供的情报，已经无关紧要；可是张敬尧究竟拉拢到一些什么人，在当时又是何等的重要，岂能不加追究。
　　据悉，先不查核张敬尧是如何向坂垣征四郎吹牛，宁肯相信他是在“华北政委会”及“北平军分会”两大军政机关的内部“获有内应”。好在张敬尧一死，这般人顿失凭借，也就不再发生作用。而军政当局既已剪除了祸首，消弭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大变，为适应处境之维艰，自以不加深究为上。
　　这是属于高阶层“政治运用”方面的事，应不再深入论列。
　　且看日本军方，他们在此一阶段的基本方针，是以军事威胁配合所谓的谋略运用，真实目的是企图在华北制造一个“满洲国第二”的傀儡政权，并逐步实现他们的侵略野心。所以日本军方，全面的支持此一计策。这里所指的“全面”也者，包括日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天津驻屯军、天津特务机关、北平特务机关，以及日本驻中国公使馆武官室等单位。可警惕的是：邪恶的“人算”，敌不过正义的“天算”，却以张敬尧的授首，爪牙丧胆、宵小匿迹，而粉碎了整个阴谋。因之缓和了华北的紧张局势。
　　以上评估，可视为对成败得失的一项自我检讨，或许因角度之不同，尚有其他的看法。
　　张敬尧一案，我们受到北平最高军政当局、南京特务处（第二处）戴雨农先生的双重奖励。
我所喜悦而觉得非常畅快的，尚不只此一端，因为我一直把“六国饭店”看成帝国主义的象征，在“六国饭店”内制裁汉奸，我认为是一举两得--既打烂了“那个”，又除掉了“这个”。有这种想法未免透着几分稚气，那就允许我自得其乐吧。
　　世维兄虽在事后描述现场情景时，显得相当兴奋，但在其后，就很少再谈起这件事了，甚至于不愿意再触及此类问题。我明白，这是属于心理上的一种死结，没有干过行动工作的人，没有亲自动手杀过人的人，很难体会到其中的况味。
　　如果有人说，某某人有种、敢干，某某人擅长于行动工作，以后就让他多做这类工作吧！那就错了。相信一个心理正常的人，绝对不会视杀人如吃菜。所以我要郑重地强调一句，千万不能忽视“政治信仰”或“工作信念”这项因素，因为这才是动力。
　　王天木大哥更豁达了，当时，在他身上，似乎没有发生过这件事一样。在他八十五岁的那一年，我问他还记不记得四十多年前六国饭店那件事，他却津津乐道，而且历历如绘。
　　郑介民先生特别重视这件事，除多方对我等奖掖外，在谈话、演讲、上课、训示中，也时常举以为例，以励来兹。总之，在他的心目中，我们几个人都是好的。尤其对待我，更是呵护备至，关爱有加。若干年后，有一次，在我走向“酆都城”的半途中，他一手从死亡的队伍里，把我拉了回来。这是真事，将在第二部中再写。
　　张案做后不久，接到正式通知，我已由“革命青年同志会”的“会员”，提升为“三民主义力行社”的社员。同时，王天木、白世维均准直接加入“力行社”为社员。当然，这是由于郑介民先生的“保举”。
　　我和白世维编入同一小组，自从参加“革命军人同志会”，并经过“军会”、“青会”合而为一以来，这才开始参加小组活动。
　　记得，我们同属于一个小组的，有宪兵第三团长蒋孝先、宪兵第四团长吉章简、宪兵营长韩文焕、宪兵第三团团附丁昌等，小组长是吉章简老大哥。我们这些人之所以编入同一小组，大概是“同行”的关系吧？
　　印象较深的，每次小组开会，都是郑重其事，绝不流于形式。
　　写到这里，有一句憋在肚子里几十年的话，我想还是说出来的好。就在张敬尧案成功后不久，戴先生又来北平，我们谈起“力行社”的事，他曾经指示我说：“重要的还是'北平站'的工作，希望你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参与'组织活动'。”
　　对于这句话的意思，我不能深问，我自行推敲的结果，得到八个字的解释，那就是：“本位至上、合作分工”。
　　这是当时的情形。此后若干年，我也听到些个“闲话”，据说，在“力行社”内部高级干部之间，也免不了“争强”与“斗胜”。其实，这种现象，在任何一个团体中，都会发生，的确算不了什么。
　　就在戴先生此次北来，他决定将“北平站”的编组予以扩大，成立了专事行动工作的“行动组”，由白世维同志任组长，并加强社会活动，由戚南谱同志主其事。随后，又增派基本干部多人来平，以加强实力。
　　张敬尧一案，至此告一段落，在“军统局”的工作中，已列入首页。
　　剩下的，还有一点余绪，颇饶人情味，不得不记。
　　有一天，王大哥陪着我和世维兄，去拜望应元泰西服店的掌柜应元勋。
　　起先，他绝口不提六国饭店张敬尧这桩事，不是他不明白，很可能是老于世故，不愿意惹麻烦罢了。后来，还是王大哥委婉地表达了我们的歉意和谢意。
　　应元勋什么都没说，他低着头闷声不响地走到后面，提了两套做好了的新西服出来，轻轻地往柜台上一摊，这才说：“请你们看看，这两套衣服，叫我送到什么地方去？向谁收钱？”他说完了，竟哈哈大笑，一定要拉着我们去吃饭，说是由他做东，为我们摆一席“慰劳宴”。
　　不错，因为张敬尧做衣服、试样子，才暴露了行藏。应元泰西服店掌柜的，在无意中给予我们莫大的协助，才得成功。这真是一次“巧合”，也无妨说是“天意”。
　　一个生意人，能如此豪迈、豁达，实在难得。
　　二十七年（1938），北平沦陷，我有任务再到北平，虽在他门口经过，可是不敢进去，惟恐连累了他。
　　三十七年（1948），我又在风雨飘摇中，率部驻扎于北平，在他柜上做了一套中山装和一套军服。记得那年春节，应掌柜的邀我们几个人吃了一顿颇有名气的“谭家菜”。在座的有白世维兄，当时，世维兄正是北平市警察局副局长，他的职守是维护地方治安。此际，“东交民巷”依然还是“使馆区”。
　　转瞬又是三十多年，不知道应元勋老先生可安泰否？但愿他多福多寿，得吃得喝。
　　此外，还有一件许愿还愿的事，也得给人家一个交代。
　　就是接到紧急命令的那天夜里，王大哥要到六国饭店开房间，为了便于掩护，造个借口，费了不少唇舌，才拖了“莳花馆”的姑娘--飞龙小姐做幌子，前去蒙事。果然顺利地开到房间，一点也没有引起疑端。
　　且说那天晚上，王大哥偕飞龙小姐到六国饭店，到了二楼之后，稍作停留，就打发司机送飞龙回去了。临行之际，王大哥哄她说：“过一半天，我们一定来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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