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2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2 [ zhenn ] 发表时间： 2010-12-08 11:17:26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看名片，我才知道他的阶级是中校，云南人，后来一打听，原来也是军校同学。
　　回到南京后，我第一次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戴公馆。这是一所不大整齐的平房，进门后，弯弯曲曲地转了好几转才是客厅。考究的人家，地上铺的是地毯，他这里铺的是草席。因为地上反潮，没办法，只好穷对付。
　　我把那张等于签收的名片交给戴雨农，算是完成了他的“付托”。我看他忙，正待辞出时，他突然问我：“有没有相知的福建省籍同学？”我思索了一下，想到四期同学也是好朋友的连谋又名连良顺。我回说有这么一个人，无论是才具、仪表，都可以列入第一流，但不知找福建人做什么？戴雨农不作正面答复，只希望火速介绍一见。
　　我介绍他们见了面。
　　戴雨农派连谋到福州建立工作站去了，这事当时我并不知情，良顺兄行前也没有向我告别。
　　从以上两件事判断，戴雨农任务何在？当可思过半矣。
　　三月间，我从忠义巷搬到了明瓦廊，只身住在小旅馆里。炳华兄已经派去广东，又一说是到了香港，和他同行的还有吴劲夫（乃宪）。当我们惜别时，虽然没有说明去做什么，可是彼此间已经是心照了。
　　剑秋兄也把嫂夫人接来了，另外租了房子。他对我表示过，不准备参加戴雨农所领导的工作，宁愿居于协助地位。此后果然如此。
　　明瓦廊离着三道高井很近，军校同学会就在三道高井这条街上。以此为轴心，附近一带的小旅馆里，住了不少军校同学，有的在等工作，有的在办登记，一时搅和得非常热闹。我之所以搬到明瓦廊，既非找工作，也不是办登记，完全是戴雨农的意思，他希望我能够多留意同学们的动态，尤其是超乎常轨的非分活动。看的单纯些，这是他委托我办的一点小事情，换个角度说，也等于是交付我任务。我当时也不太了了--这就是所谓的“情报工作”？不过，我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他未曾给付任何待遇。也就是说，我尚在客串阶段。
　　据一般记载，在民国二十年（1931）二月底，戴雨农已被圈定为“特务处”处长。这个“特务处”，并非政府机构，乃隶属于新成立的秘密革命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之下。经过筹备，至四月一日始正式成立于南京，所以尔后的“军统”订“四一”为成立纪念日。
　　戴雨农于三十五年（1946）三月十七日空难殉职，特将“四一纪念”改在“三一七”合并举行，简称为“三一七纪念大会”。之后，“三一七大会”年年举行，迁台后仍继续不断，先总统在日，每年均莅临讲话。这的确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回想起来，在我们初识的那段时间里，戴雨农原已负有“联络”任务了。
　　那个时候，是否有一个称为“联络组”的单位？不得而知。唯在“戴雨农先生年谱”中看到的记载是：“民国二十年十二月，蒋公为促成团结，共赴国难，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务，离京返乡。行前令先生（戴笠）主持联络组，主要任务为团结以黄埔学生为中心之革命力量，侦察敌情，镇压反动。于是，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
　　于此可见，戴雨农此刻负有“联络”任务，自是无疑。不过，所谓的“联络组”，可能不是正式编组，而是一个暂用的名称，用以代表此项活动而已。
　　至于说：于二十年（1931）十二月，就在“京、沪、杭、平、津、汉、港、穗、赣等地建立组织，积极活动”一节，也不尽然，别的地区不敢说，我就是北平工作的建立者，可是我在二十一（1932）年十一月才派往北平的。
　　这是一个证明，编写历史性的文字，实在是大不易呵。
　　戴雨农之任“特务处”，也有许多传说，因为他在“力行社”高级干部中的期别、地位，都比不上别人，此一重任，怎么会交付给他呢？根据戴雨农自己所说：
　　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在南京中山陵园，我接受领袖成立特务处的命令，领袖支持我，固然绝对负责；但次日上午有一位同志，现已出国，名字我不便说了，要来打倒我。他说“关于特务处的人事经费，校长叫他负责”。次日，我就报告领袖，请求辞职，结果没有准，及至一年以后，领袖告诉我，仍有人来攻击我……
　　从这一段话，可知他之出任“特务处”，完全是校长蒋公的支持与赏识。这是因为他早就有过一段成绩卓著的工作经历了。
　　除了在《戴雨农先生全集》、《戴雨农先生年谱》、《戴笠传》以及其他著述中，所提到的一些事迹，不再重复外，我听一位不许我提他姓名、比我年长十多岁的老者对我说过许多有关戴雨农先生的行谊，因为这是耳闻，姑且一记，算是戴先生的逸史轶事好了，或者对戴先生前期的工作经历有所参证。
　　早在民国十七年（1928）至十九年（1930）之间，戴雨农、田载龙、王天木、胡抱一诸位先生，就曾在河南开封组织一个“三民主义大侠团”，一方面联络、吸收爱国志士，一方面也能作为情报触角。
　　又如某年，包藏祸心的冯玉祥，用金钱雇佣了一批亡命自称叙利亚籍的中东人，潜入南京，意图行刺，戴雨农于事前获得消息，因而破案。
　　又如在上海，有一伙帮会中人，意在借故寻衅，向当局提出条件，大讲“斤头”，否则就要如何如何，也是戴雨农他们出面化解的。
　　戴雨农先生从来都不炫耀他自己，像以上所举的这一类的事，想必还多。从来都没有听他提起过。我知道或者说我了解，戴雨农的斗争性特强，他要战胜一切横逆，但并不执拗，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他有一套适应任何环境的超人本领。至于他的知人善用，已经是识者皆知，尤其为常人所不及者，多少名噪一时的铁金刚，到了他手下，也会成为绕指柔。
吸收入“军会”与征召受“特训”
　　我正在明瓦廊小旅馆里，闷着头一个人写稿子，来了一位素不相识自称姓潘的人找我谈话，这是一件多么突兀的事。他也不征求我的同意，就扯开话题，从家庭状况询问到思想教育，再就国家处境谈论到国际情势，他所说的反而比我回答的多，我反复寻思，实在摸不清楚他的用意何在。
　　当这位不速之客临走的时候，留话给我，说是过几天还会有人和我再谈一次。
　　此人走后，我越想越不是味道，既然不明白他的来头，为什么竟会毫不勉强地回答他的问题？是否已慑于那股不可抗拒的来势？还是早已意会到他是奉命而来的自己人？
　　过了两天，果然又有人找我谈话，这次却是同期的易同学，我们会过面，只是很少来往罢了。他不再兜圈子，直截了当地说：“现在，一个充满新生命的政治组织诞生了，可以说是大时代中的产物，竭诚拥护我们的校长为领袖，以军校同学为基干，力行三民主义，重振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文化，牺牲个人利益，用钢铁的意志，有严明的纪律，服从组织决议，在校长英明领导之下，共同开创新局。”
　　他问我：“像这样的组织，愿不愿意参加？”我心里的话：“我本就想纠合同志，搞这么一个组织，可是我人微言轻，根本不够条件，何况我也不敢公开倡议。”我正想到这里，他又逼问一句：“是否还有什么考虑？”于是，我这才提出反问：“前几天和我谈话的那位潘同志，是否就是这个组织派来的？”易同学告诉我说：“是的，这是组织上吸收同志的一项手续，也可以解释为必经的过程。不过，像这样突如其来的访问，很容易使对方莫名其妙，甚至招致不必要的误会，似乎应该加以改善。”
　　谈到最后，我天真地问他：“为什么会遴选到我？”他笑着回答说：“想是有人推介吧！”我又问：“能告诉我是谁吗？”他却笑而不答，在他临去之前，曾暗示我，这一关又通过了。
　　是否填写过许多种表格，以及办过些什么手续，或是他们和我谈话的记录就代替了这些手续，都已记不清楚了。过了没有几天，我接获通知，知道确已被“吸收”为“革命军人同志会”的同志了。在当时的感受上，觉得能够成为一个秘密革命组织的一员，自然免不了有一份心理上的骄傲，因为我已经是革命阵营中的中坚分子。
　　其时乃至稍后，我绝不知道在“革命军人同志会”之上，还有一个核心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只了解到除了简称为“军会”的“革命军人同志会”之外，还有一个与“军会”平行的姊妹组织，简称为“青会”的“革命青年同志会”而已。换言之，我被“吸收”进入第二层，仍然是核心的“外围”。
　　入会后不久，大概也只有三五天光景，就被戴雨农“征召”接受特工训练去了，所以并没有参加过“军会”的组织活动--类如小组会议等。
　　最令人不解的，受特工训练长达六个月之久，而“军会”方面，一次都不曾和我接触过。我不懂，难道这个“训练班”和那个“革命团体”一点关系都没有吗？照说，虽然性质不同，可是总应该有个联系才对。谁料得到此中还大有奥妙，这一点以后将在事实经过中作交代。
　　1979年，在杂志上看到这样一段记载：
　　力行社主办的各种训练机构中，有“情报人员训练班”，戴笠为主任，成立于二十一年（1932）三月底，学员皆考选自军校各期毕业生，及其他具有情报性能之各界人士。针对力行社需要，综合采取中、日、德、俄、英、美之精选教材，教官、队职官，施以严格秘密短期情报业务训练。
　　此文，系“力行社”高级干部所撰述，可证明一点，那就是“力行社”暨其外围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与“特务工作训练机构”之间，有一定的隶属关系或主从关系。或者说，这个“训练班”是“力行社”办的。
　　惟该文中提到情报训练班的各点内容，与我亲身所经历的实际情形，仍有很大的出入。这也难说，因为一线之隔，也会产生很大的差距。其不同之处，以下也将一一说明。
　　在二十一年（1932）那个时候，我虽系“军会”同志，但我所知道的，也只有这么多了。此外，半是传言，半属猜想，那都不能算数。其最大的意外，是绝想不到戴雨农在这个组织中，会有这么高的地位。
　　下面这一大段，写应征召、受训练的详细经过：
　　二十一年（1932）五月间，戴雨农找我，他事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似乎早已肯定我非答应他的要求不可了。他不作说明，也不加解释，要求我在第四、五、六、七期军校同学中，物色三十名同学，接受为期不算太长的特别训练。此外，他提示给我的备注事项是：最好能在一周之内，提供一份附有简单人事数据的名单，给他备用。
　　只有三天，我就在三道高井、明瓦廊环绕着“军校毕业生调查课”这一带的小旅馆里，征求到三十位同学的同意。其中有穷根究底的，有不求甚解的，也有半信半疑的，因为他们估不透我会有这种关系，或者说不完全相信真有这回事。不过，大多数都觉得这倒是很新鲜。
　　戴雨农先生未加考虑地就照单全收了。总数是三十名，连我也包括在内。
　　训练班的地址，就在三道高井军校毕业生调查课的后进，出入必经三道高井的大门。该一班址，面积不大，有一些不成格局的旧式建筑。一片高低不平的院落，辟为操场之用。在朝南的一堵边墙上，新开了一个小窄门。说它是个门，实在像个洞，仅容得矮小者一人低头通过而已。窄门以外，是一条只有数尺宽的小巷子，连人力车都不能走。
　　小巷子那一边，相对又是一堵高墙，墙里面才是“洪公祠”。后来，军统局记录中的“洪公祠训练班”，即源出于此。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全衔是“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班主任由当时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申听禅兼任，副主任由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盘兼任。显然的，正副主任全是挂名差事，实际上他们也很少露面。开课、结业或是蒋公莅临时，他们到一到，应卯罢了。
　　班本部之下，分组或分课，各言其是，我记得是分为三组。郑介民主管教务，戴雨农以“事务”名义主持班务，李士珍主管训育兼任队长。
　　这就是特务训练的初级形态，因事在草创，只略具雏形而已。不过，全班上下，里里外外，却充满了神秘气氛。
　　实在弄不懂，这个训练班既然是由戴雨农先生负实际责任，那又为什么挂一个办事务的名义？是为了资望不够？军校的期别太低？抑或惟恐暴露身份？想必其中一定有个道理。
　　还有不可理解的事，那就是“特务警员训练班”既然由“力行社”所主办，可是从开训到结业的半年中，校长都莅临多次，却不见“力行社”的高级干部中有一人到来。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实在是耐人寻味。这些人事问题太复杂了，我还不到加以分析的高度。
　　再说到训练班的设备，光用“简陋”两个字形容，似乎还不够，若再加上“寒碜”，那就差不多了。我这么说，绝无奚落之意，而在说明开创的艰难，真个是筚路蓝缕。
　　班本部的办公室，设在两间矮房中几张高低不等的办公桌上，都铺着一块蓝布。蓝布倒是新的，可遮盖了斑驳的桌子面，却掩饰不掉破旧的桌子腿。桌子上摆着几样文具，此外还有一个响丁当的叫人铃。
　　房间的门都没有了，门口挂上一幅白门帘，风一吹，不住地摆动。
　　办公室斜对面的一排房子，就是学员宿舍。暗暗的，却又有门无窗。屋里的空气，也不甚流通，再加上黄霉天反潮，好一股冲鼻子的浊气。床分上下铺，薄木板拼成，睡上去就吱呀作响，翻个身都会吵得四邻不安。被褥、床单是自备的，五颜六色，各式各样皆有，如果严格的要求内务整洁，那就难了。
上课的教室就是大礼堂，所有的集会也都在此举行。讲台是木板搭成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上面有一张油黑发亮的桌子，算是最惹人注目的新物件了。后面架着一块旧黑板，说它是“黑”板，实际是深灰色的，往后，它的颜面还会淡下去。讲台面积不大，顶多也只能站十多个人，如果摆上椅子坐下来，容得六七把而已。讲台左右各有一间木板搭的小耳房，作为储备书籍、讲义以及实验物品之用。同时也是备供教官们略事休息之所。
　　教室里，整整齐齐摆了十五张长条桌子，排列成三行，两个人共坐一条长板凳，恰好容纳三十人。教室、礼堂和集会，多种用途的大厅，光秃秃的什么点缀都没有，只有开学的那几天，在周围的墙壁上贴了些个花花绿绿的标语。标语内容，也没有突出的词句，至于后来戴雨农先生亲撰的“领袖耳目”、“兄弟手足”那一联，此时还没有。
　　饭厅与教室只有一墙之隔，七八张方桌，四边摆着长条凳。每日三餐，照例早上馒头、稀饭，中午和晚上吃饭，规定六个人一桌，供给四菜一汤。教职员一齐用膳，伙食完全一样。说到伙食的好坏，果腹而已，可是从来都没人计较过。
　　盥洗沐浴，设在饭厅旁边的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露天，一无遮盖，前后几扇木板，聊作掩体。搪瓷脸盆大木桶，可任意取水冲洗。水沟排水声潺潺，又何尝不是一景？
　　最不好受的日子，是夏日里溽热难熬，盼到下场雨吧，可是屋子又漏了。
　　队长李士珍，施行严格的军事管理。他不仅负责，而且尽心尽力，全天二十四小时，几乎不眠不休地都投入了他的职守。
　　训练期间，所有的星期例假，一概取消，不但不许外出，就连打一个电话出去都不行。换句话说，是隔绝了与外界的一切关系。所以，在这半年中，除非因课程实习，大家列队出入外，我们根本就没有单独一个人走出过那扇像洞似的窄门。
　　早晚两次集合，都由李士珍队长亲自点名，六个月如一日，一点都不马虎。尤其是晚上点名后那一顿训话，既冗又长，实在令人好不耐烦。
　　我们上课，李队长差不多每一堂都陪着一齐进教室，一直等到教官开讲后，他才离开，可是转眼之间，发现他又站在那里了。同学们除有点嫌他啰嗦，大体上都还对他尊敬，而事实上，他也的确是个好队长。
　　李士珍也是我的军校同学，在日本学过“高等警察”，在班上，他也兼了一门课，就叫“高等警察”，看上去是属于天赋不怎么样而力争上游的那种典型。
　　我和李士珍于此别后，后来的四十多年再也没有遇见过。都说李先生在警察方面颇有建树，又传闻在某一时期，还和戴雨农先生互争过警察领导权，不知可有其事。我想，就是有，那个时代也早已成为过去了。
　　开学的日期，据《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的记载是民国二十一年（1932）六月，照我个人的记忆是五月，也许是我记错了。
　　开学典礼，有简单庄重的仪式，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军校校长蒋公亲临监誓。陪侍蒋公步入礼堂的，不是班主任申听禅，也不是副主任王固盘，更不见“三民主义力行社”的书记或常干，却是训练班中的事务组主任戴笠。
　　进入礼堂的只有蒋公和戴笠，其他的人着军服便装的都有，皆止步于门外，这倒是比较少见的场面。
　　预先，每一学员都有一张油印的誓词，蒋公举左手引导宣读，戴笠和学员们再随声宣读一遍，读毕，戴笠即刻把全部誓词收集起来，当场就引火焚化了。全场肃穆无声。
　　蒋公训话，激励我们能牺牲小我，保卫国家，做一个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