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3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3 [ zhenn ] 发表时间： 2010-12-08 11:20:22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负有秘密任务的领班人
　　应征召参加训练，受委托物色同学，因是之故，我就成为当然的“领班”了。领班的意思，并不是全班领袖，除了带领全班同学进入教室，或列队站在排头之外，也和别的学校一样，我还是全体同学公推的班长。早晚两次点名，向队长报告人数的是我；每逢上课，教官来去喊口令起立坐下的也是我。我坐的位置是最接近讲台的一张桌子，也是一进教室第一眼就看到的地方，想偷懒都不成。
　　这仅是表面的，在暗底下，我还另有任务。临开训的前几天，戴雨农先生嘱咐我，必须切切实实地做到一件事：那就是在受训期间的头三个月，必须把每一个同学的思想、言论和一切该当注意的有关事项，写成记录，秘密地提供给他参考，而且不能被其他同学知道。当时约定，他会指派和我相识的副官贾金南，每星期一、三、五前来收取一次。
　　戴雨农先生又补充说：“万一班上发生紧要事故，可以到教务组联络郑介民或岑家焯两同志，立刻打电话给我。”戴先生所指的“紧要事故”不明白是哪一类的事故？我很奇怪，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此类情况，报告郑介民先生转告给他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要通过郑先生的关系，也就是得到郑先生的许可，准我向外打电话，再直接报告他呢？这些，我都不甚了了，或许，戴先生自有用意，因为他一向不愿意人家多问他。就是问他，有时他也会用沉默作为回答。
　　开训后，我照他的意思写调查报告。可是一开始就遇到一个小小的难题，因为班里发给我们的笔记簿，原就不够用，每一本上扯下一两页，还显不出来，扯多几张万一被发觉了说不定会惹出麻烦来。除了取材于笔记簿之外，可真不容易找到足以应用的空白纸张。后来还是报告了戴先生，由来人贾金南带进两本航空信纸才算解决。这虽是小事一端，可见无论什么事设想不周总是不成。
　　我们的生活作息，原就排得紧紧的，其间很少有空隙。我又是班长，每天还要填写很多例报的表格，想再抽出点时间写东西，实在大非易事。不知动了多少脑筋，也只能偷偷摸摸、零零碎碎的写一点算一点了。
　　试想，除我之外，全班二十九人，依照戴先生提示的项目，就是简明扼要地写，每一个人少则三两百字，多则六七百字，平均计算全部加起来，总在一万五千字上下，何况这又不是做文章，可以任意发挥一番，就能交卷的。对于写这种报告，既不能草率从事，也不敢稍存半点私心。因为我深切地理解到：一字褒贬，就足以影响到某人的远大前程，所以应当落笔谨慎，冀求能以一秉公正。
　　做一个学员，平日的功课已经相当吃重，当上班长，又比一般同学多了不少负担，再要写这份调查报告，那更是疲于奔命了。可是为了对在训同学有个充分的了解，势必还要和每一个同学多接近，求得好感，而且不露痕迹，这实在是太不简单了。就这样，三个月下来，把我折腾得半死，如果不是年轻气盛，求好心切，恐怕真顶不住。
　　写调查报告的事情进行得并不完全合乎理想，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因为我常常一个人，在应该休息的时候，不回到寝室去休息，反而留在教室里埋头写东西，可是又不像是整理笔记或做功课，所以引起了李队长的注意，他虽然没有正面质询过我，可是一直盯着我不放松。这么一来，我可没有办法了。后来还是写了一张小纸条，据实报告了戴先生，这才解除了对我的监视。像这种情况，用情报工作的观点来说，就算是暴露了身份。
　　再说，受训期间与同学们相处，大致说来，堪称一团和气，其主要的因素，是大家没有利害冲突，再加上毫无空余的时间，就是有点个人间的小别扭，格于环境，也摩擦不起来。还有一层，也无妨自我标榜一番：我既然是公推的班长，不说表率群伦，装模作样也得端正自己。幸而平日考绩列为甲等，一般的实习测验又很少出洋相，因而同学们对我都还不错，所以在有形无形之间，也产生了一点调和作用。
　　最重要的也是最现实的，我除了在接受训练这方面和其他同学机会均等外，在生活待遇方面，也和同学们完全一样。虽然我是领班，又和主持训练的戴雨农先生有私人关系，可是并没有任何的特权。不管人家的想法如何，以及背后的批评又如何，我心里坦然得很，也是我觉得最硬气的地方。
　　六个月，很快就要消逝了。结业前，每个同学照规定填了一张工作志愿书，其中有一栏是工作地点，也就是将来希望派到什么地点去工作。我填到此处，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杭州”二字，这不是临时决定，老早就一心向往了。
　　戴先生为了这一点，曾特地询问过我，他重视的是我在杭州有没有特殊的工作路线，或是有什么预期的构想。当时，窘得我一时回答不出来。其真正的原因，是属于潜意识的，因为我祖籍杭州，一个人，尤其是思想半新不旧的人，总免不了存有传统的宗法观念，其次，多少受了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吸引，其实，这都与工作无关。
　　结业那天，举行简单仪式，蒋公三度莅临训话，语多勉励。除了正副班主任以下教职员全部到齐外，又比前两次多了几位全副武装、佩戴整齐的高阶人物，我不认识他们都是谁。据说，这些高级军官与军事委员会与同年九月间新设立的“调查统计局”有职务上的关系。
　　这里所提到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军统”。可是实际上的“军统”，可以把它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此刻的“军统”，应是“早期的军统”，因为当时在军统局之下分为三处，戴雨农先生负责的只是其中的一处，也就是“第二处”。到了抗战后的民国二十七年（1938），“调查统计局”改组，由贺耀组挂名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全局工作，这才是正式的“军统”。以此为基础，几经更名演变，虽然“系统”已不存在，但它的工作精神却延续下来。也就是后来的“国防部情报局”。
　　当天晚上，全体聚餐，正副班主任均未参加，由戴雨农先生代表主持一切。聚餐已毕，在班本部办公室内作个别谈话，则由戴雨农先生、郑介民先生分别召谈。最后一名才轮到我和戴先生谈话，他特别嘉勉了几句，并约我第二天上午到鸡鹅巷五十三号一叙。
　　此刻，我和戴雨农相识，恰好一年。从此之后，我们是工作上的伙伴，在僚属关系上，他是我的上司，我是他的部下。
　　工作分发，戴先生并未考虑我想去杭州的志愿，戴先生已决定派我到北平去建立工作。提到北平，是我的第二故乡，生于斯，长于斯，应该比杭州更亲切，心里当然很乐意。同行的，也就是一齐派遣的，还有我们在一起受训的杨英和戚南谱二人。虽然指定由我负责，但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明确的编制，所以并没有明确规定我就是三人行中的“组长”。
　　记得很清楚，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没有，派什么工作，负什么使命，单凭戴先生的一句话而定。他如果另外写一张条子的话，也只是交给管理人事的部门作为登记之用，当事者也未必看得见那张条子上写的是什么。我就是这样“无凭无据”地参加了“特务工作”。
　　憋在心里的一句话，有一次我终于开口问过戴先生，我说：“我已经加入了'革命军人同志会'，戴先生你早已知道了吧？”戴先生正面回答说：“是黄剑秋兄提名介绍的，他已经告诉过我了。”我这才明了原来是剑秋兄介绍的，可是他从来都没有对我提到过这件事。
　　我又问戴先生：“我们的工作，与'军会'之间的关系如何？是一件事？还是两回事？”他沉默了半天也不说什么，再过了一会儿，才说了“将来你总会了解的”这么一句不着边际的话。在当时我心里非常不痛快，我认为有问有答，他应该向我解释明白才合乎情理。到后来才谅解到，因为其中有“力行社”这一层关系，而我仅是“力行社”之下的一名“会员”，在组织上应对我保密，所以他无法和我说明。
　　出发之前，戴先生又为我个人举行了一次饯别聚会，主要的还在介绍几位主管内勤的同志认识，在座的有徐为彬、林桓、张衮甫诸兄。宴罢，戴先生赠送一枝勃郎宁手枪给我。那枝枪又短又粗，大口径，识别不出是什么厂牌，有的说是意大利制造。他把手枪拿给我的时候，又强调一句说，这是私人赠与作为纪念的，希望能长远保存。谁料得到这枝枪真个是“一鸣惊人”、“不同凡响”，在初试啼声中，竟然派上了大用场。
　　查考年代和确切时间，受训完毕、派遣出发，应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十一月至十二月间。
写到这里，无妨重复前文谈一谈有关“军统局”和“力行社”的真相。过去，一般传说很多，不但外界弄不明白，就连一些参与组织的人，也未必分辨得清清楚楚，以下先作一个概括性的解释，详细的内情，后文再作实况的反映。
　　二十一年（1932）三月“力行社”成立于南京。同年四月一日组成由戴笠主持之“特务处”。有一段时间也称为“第六处”，其后，在文书数据就看不到“第六处”这个名称了。
　　二十一年（1932）三月，国民政府设军事委员会，同年九月，在军事委员会之下，设立“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此一机构，并不公开，所以外间很少知道，戴笠被任为该局“第二处”处长。
　　表面上看，“力行社”所属的“特务处”和“军统局”所属的“第二处”虽隶属不同，但在实际上却是一体的两面。比如说，两处只有一个办公场所，“特务处”之下的“情报科”也就是“第二处”之下的“情报科”等。
　　由二十一年（1932）起始至戴雨农先生于三十五年（1946）逝世，乃至戴先生去世若干年后，由他领导、创始的“特务工作”，无可讳言的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系统”。此一系统，在中国政坛上曾经超越了工作本位，而产生过某种程度的政治作用。这要写成专辑才能交代透彻，此处略为一提，将来再详为论列。
　　再往下说：二十一年（1932）九月成立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前期的非建制单位，究竟谁是该局的局长，迄今数十年，从来都没有人提到过，当然也有些传说，大都无凭无据，到了现在更没有人为此而查证了。据我所知，该局除了由戴笠任处长的“第二处”之外，当然还有“第一处”，听说“第一处”是由中央党部方面派人出任，也可能就是后来的“中统”。还不只一、二两处，尚且另有“第三处”，处长是曾任首都警察厅长的陈焯。确否如此，不敢保证，敬待知情者予以指点。
　　到二十七年（1938），改制后的“调查统计局”，已正式纳入编制，仍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由贺耀组出任局长，戴笠以副局长负实际责任。为什么要贺耀组挂个虚名，其中必有道理，我们不知道而已，如果用猜，那可能是戴雨农的资历不够。
　　至于“特务处”这个名称，可能是在二十七年（1938），于“力行社”暨“复兴社”蜕化改组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同时取消的，也许在时间上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到了二十七年（1938），由戴先生所主持的特务工作，已经不是一体两面的那种局面。可是基于需要，在“军统局”之外，又陆续成立了许多新的机构，也全都由戴先生负责。
　　惟恐越扯越长，离题越远，关于“军统局”与“力行社”相互间的关系这一点，也就写到此处为止。
　　接续前情，再说与洪公祠特务警员训练班有关的事。
　　洪公祠特警班第一期，开训时共有学员三十名。中途，有一曾姓同学因故辍学，其后，又有两位因病退学，到了结业分发时，只有二十七人。
　　二十七位同学都分发到哪里去了，始终不完全了解。而且，我们这种工作，也不便多问。不过，彼此交情深厚，私下互通消息的也不是没有。例如我和杭州的廖宗泽就时常作友谊上的通信。我知道的，除了和我同时到北平的杨英、戚南谱之外，后来又加派翁一揆、庄骏烈、王一士、唐焕文四同学，加入“北平站”工作。
　　两年后，也就是二十三年（1934），在南京、庐山两地开会和被召见外，曾遇见过在南京的刘乙光、在杭州的廖宗泽、在四川的田动云、在郑州的郑兴周诸同学。至于他们在当地做什么工作，都不甚了了。
　　几经动乱与变迁，1949年以后来台者，共有八人，其余留在大陆的，笼统地说都已不在人世了。有消息的，戚南谱在安徽全椒县他的故乡，早在与共产党军队的战斗中死去；翁一揆是在老河口与共产党军队作战中阵亡的，可是时间都不详。其他的人，现在情报局可能有记录，知道一些，没有去打听，但愿还有好好活着的。
　　前几年，翁光辉同学，因中风受尽折磨已在台去世了。
　　迄至1981年5月底，活在台湾的尚有七人：
　　喻耀离，江西人，军校五期，国大代表，健康情况不佳，曾患肺气肿动过手术。
　　陈致敬，河南人，军校五期。曾任台北市议员，患关节炎。
　　刘乙光，湖南人，军校四期。几十年都在陪伴着张学良，由少校步步晋升到少将。现已退役，年近八十，走动也不方便了。
　　邱尧勋，福建人，军校六期。至今身体健朗，年过七十犹如五十许人，不过，仍在为生计忙。
　　杨英，湖南人，军校六期。曾任步兵学校教育长，早已退役，如今临帖莳花，含饴弄孙，最享福的人。
　　庄骏烈，福建人，军校五期。已中风卧床多年，仍在与生命挣扎中。
　　陈恭澍，河北人，军校五期。一生荒唐，不才就是我。天照应，该死不死留下这条命。
　　以上七个人，每个人的境遇都不相同，如果能够写出来，都是一部富于传奇性的好故事。
“国际大间谍”范行
　　通常，大家同班受训一场，到了毕业分发之际，总该留个通信处，或是集体照张相片留作纪念，我们不来这一套，谁也不告诉谁今将何往，连“后会有期”这句话都不说。莫非这就是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吗？管理人员晓谕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特性。”
　　上级决定派杨英、戚南谱和我三人前往北平建立工作。为了置办服装，又多耽搁了几天。这时天气已凉，原想穿得能以配合身份，可是服装费实在少得可怜，顾了头，顾不了脚，真所谓捉襟见肘，反而弄成一副不伦不类的样子。
　　旅费也只能搭三等客车，普通客货车一路上走了三天三夜，吃不好，睡不稳，弄得个个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到天津后，杨英和戚南谱转车径赴北平去了，我要停下来联络一个人，接洽两件事。
　　我以前在天津住过一家开设在河北大街的利源栈，别的地方又不熟，这一次仍旧找到这一家。如果到租界里住大旅馆，就是钱够用，恐怕还不敢进去呢。
　　我要联络的是天津地区的负责人，上级告诉我，他的名字是郑士松，想必是个化名。地址在英租界僻静的住宅区，离着河北大街有好远的一段路，换了两三次车才找到。
　　是他本人亲自出来应门，不待我开口，似乎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我自报姓名，他也不多问，就很亲切地让我到里面坐。我们就这样很自然地联络上了，实际上并没有打暗语、比手势那一套。
　　客厅里布置得相当华丽，连那些装饰用的小摆设，也都是经过一番精选巧思的，不过，看上去多少带点东洋味。
　　这位郑士松先生，一表人才，体裁适中，五官端正，混身上下一点特征都找不出来。一双大眼，很有神采，只是目光不定，可能颇是胸有成府的人。他穿的是最时新的窄裤腿的西装，方头皮鞋，呢子鞋罩，高领白衬衫，丝质花领带，好讲究的绅士派。我们俩一比，我这身打扮，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也透着寒酸。
　　我们一交谈，不待三言两语，就露出我是多么幼稚了。他比我年长十六岁，我不过才初出茅庐，他却已饱经世故的了。
　　郑士松先生，真姓王，原名仁锵，加入工作后，改名王天木。他的所学经历，有保定军官、日本士官，在西北军里当过参议，也在河南一带收编过土匪，一度自领为司令等等。论才识，真有一肚子学问，就是写几笔字，也足以上匾，实在了不起。
　　他是戴雨农先生的老朋友，他们有很深的交情，后来又几乎成为儿女亲家。在戴先生尚未出任“特务处”之前，早已合作多时。他派到天津建立工作，比我们去北平早半年。此际，天津的工作已经是颇具规模了。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
　　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原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
　　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地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
　　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定的，立即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
　　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
　　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需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
　　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
　　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地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
　　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
　　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半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拴上绳子一排一排地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凳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
　　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斗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妯娌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一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回答你，绝不会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
　　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间的联系。
　　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胡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1933）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我们自己专用的电台。
　　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缺，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
　　到了二十二年（1933）二月间，稍微加强了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地向前推进了一小步。
　　人事方面，加入内动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
　　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
　　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即王天木。编者注）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地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
　　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真称得上是传奇性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
　　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分析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
　　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
　　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1927）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1952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1935）至二十五年（1936）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皖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
　　二十二年（1933）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1933）的四百多元，约等于1981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命定的。不过，既没有委，也没有派，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真。
　　“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来。
　　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1933）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
　　郑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
　　郑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
　　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佩戴军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
　　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动。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销改组而并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
　　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地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
　　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他的感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帖帖。
　　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真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
　　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地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彻底了解来源的真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
　　郑光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