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4

“军统暗杀之王”揭秘暗杀行动全过程 4 [ zhenn ] 发表时间： 2010-12-08 11:28:30 [ 发短信 ] [ 回复 ] [ 树状 ]

 

王大哥又转头对飞龙说：“我们想请你出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就送你回来，你看怎么样？”别看飞龙说话软绵绵的，应对起来倒非常爽脆，她用北平话说：“好，上哪儿都跟您去，那又有什么，请各位稍微等我一会儿，跟我妈说一声，披一件斗篷立刻就来。”王大哥当着含春又怕她不好意思，只好敷衍说这都是为了撮合我们，改日一定来捧场。
　　这时候已经深夜十二点了，胡同外面街上还有一两家专做宵夜的江浙小馆子，仍然灯火明亮的开着门没打烊。我们几个人随便叫了点东西，也猜不透王大哥打的是什么好主意。
　　好容易大家都吃完了，王大哥这才开口，他说：“东交民巷只有两处最有可能，一处是日本使馆，一处是六国饭店，另外一家公寓式的旅馆，我想他不会去。”
　　又对我说：“我想现在就去一趟，万一能够开到房间的话，住一宿也许会发现一些迹象，你看如何？”
　　我怎还会有意见，如果叫我去开房间，连怎么样走进六国饭店的门，我都不知道，更谈不到去探索什么了。
　　接着，王大哥进一步说明他的具体做法，他说：“不是大哥我没有出息，你也千万别在意，顶好是这位飞龙小姐委屈一下，能够大大方方地陪我一块去，你们想，这个时候一个单身男人不带行李去开房间，总会惹人起疑，若是一男一女，那就好得太多了。”
　　说到这里，王大哥又冲着飞龙说：“刚才，含春不答应出来，我也没办法；现在，请你帮一次忙，以后你会知道是件多么有阴功的事！”
　　说着又指着我对飞龙说：“他是我老弟，你就是弟妹，你这个大哥绝不会做出对不起朋友的事，只要你跟我走一趟就行了。至于你们有什么规矩，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做。”
　　飞龙看了看我，犹豫了一会，脸红红地问我：“你说呢？”
　　“我说你就听我们大哥的，他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飞龙表示答应了，不过她要和她妈招呼一声。
　　王大哥和她说：“我们先去东交民巷看看，如果开得到房间，再打电话也不迟，反正是总要送你回去的。”
　　时间已晚，不能再多耽搁，于是王大哥带着飞龙上车先走了。
　　我和世维兄雇了辆洋车，回到北长街十八号。
　　我和世维半晌都没有话说。我在盘算着如何才能用得上力气，又准备明天一清早先把戚南谱兄找来，商量一下，为未来的许多必要事项，作一安排。
　　世维兄一个人坐在椅子上，猛抽香烟，既不睡觉，也不发言。当他打定了主意之后，蓦然站起来问我说：“恭澍兄，你看，我去干好不好？”
　　我也正为这件事在发愁。因为“北平站”还没有行动工作的编组，也一共只有杨英、老戚和我三个人，新加入工作的王云孙，主办文书，这类事他自然干不来，世维兄是处理情报数据的，一向都没有考虑到让他做行动工作，我们的接近，是因为彼此相处得不错，又谈得来，所以时常同出同入，并没有别的用意。如果由我主动要求他，在情在理都说不过去，假如有一点点勉强，那就更为难了。如今，世维兄既然是自告奋勇，我当然求之不得。
　　我说：“好，好极了。”很想再找两句适当的话，表达出我的心意，可是真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白世维，字子廉，山东人，已在北平落户有年。军校七期毕业，曾在河北省抚宁县从事党务工作。父母健在，已婚，生有二女。老父长兄均经商，家境并不十分宽裕。戚南谱和白世维是同期同学，北平相逢，就劝他不要再回抚宁，因而留下来参加了我们的工作。
　　世维兄参与工作之际，正遇上我们搜集到一批东北军及关外义勇军的资料，就请他暂时先帮着整理，等以后再调配其他适当的工作。
　　此刻，突然有此机会，我自然希望我们“北平站”有所表现，又何况是件关系大局的事。世维兄不畏艰险，敢于奋勇当先，无论成败，都是我们的光彩。
　　心情复杂，兼以兴奋过度，我和世维竟夜未曾安眠。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点，打电话请南谱兄过来。晤面后，我把昨天晚上郑先生交办的事，扼要地转告他，同时也要求他对张敬尧的行踪，尽速作切实的侦察。
　　我知道在东交民巷西首，也就是从户部街进入东交民巷西口左转，有一排三层楼的房子，其中有一家公寓式的旅馆，论等级，只能列入第二流，经判断后，张某很少可能会住进这种地方。不过为免事后遗憾，也应该去看个究竟。我把这番意思和南谱兄说了。
　　另外一件也是要紧的事，是请南谱兄将戴先生雇用的汽车司机找到，把车子从修理厂开出来，先试试车，也许会用得着。
　　我又把昨天夜里，也就是五六个小时之前，世维兄对我明白表示的那番话，再向南谱兄讲了一遍。南谱兄自然喜出望外，高兴非常。
　　上午十点钟，我要到郑介民先生那边去参加会报，我征询世维兄的意见，要不要和我一同去，世维兄认为还是留在这里，听候我们的决定比较合适。
　　我临走之前，忽然想到有一支戴先生送给我做纪念的手枪，我连忙找出来，连同仅有的六颗子弹，一并交给了世维。
　　天木兄和我相差两三分钟前后到达府右街，郑先生早已在他那间小办公室中等我们了。
　　首先，郑先生告诉我们，已将此事之要点，电陈戴先生。现在，要听取我们报告，然后，去中南海回复何（应钦）部长。
　　天木兄报告侦察经过及其结果：昨夜，我们分手之后，他是以日本大仓株式会社的名义，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开到一个位于二楼的房间，现在还保留那里没有退。在他与楼下柜台上，以及二楼的茶房头（领班。编者注）的接触中，尚无任何发现。
　　天木兄补充说明的是：因为深夜到早晨这段时间，一般的活动，都比较稀疏沉寐，所以难于有所发现，准备回去继续侦察。
　　天木兄认为最麻烦的，是张敬尧会不会隐藏在日本使馆内的问题。对于这一点，我们谁也无法立即下判断。
　　我提出报告的第一件，就是白世维同志请缨，自愿担任“执行”的工作，在“北平站”还没有专责的行动人员之前，解决了最大的难题。至于能否胜任之事，大可不必顾虑，因为他一切条件齐备，志愿而乐意。
　　第二件，有关工作部署事项，分为两个步骤，即事前所必要的，也就是现在应该着手做的，及发现目标后特定的，“北平站”都可以负全责。
　　当然，缺乏经验的我们随时就教于天津的王大哥。
　　我们的会谈，到此告一段落。
　　郑先生告诉我们，他就要去晋见北平最高主管，除报告我们的准备工作及侦察活动外，其次，也希望能多知道一点后续的消息。
　　郑先生透露他的了解对我们说：“情报来源很可能是来自参与张敬尧叛乱活动的内线。”
竭尽所能展开侦察部署
　　“北平站”建立之初，真是筚路蓝缕，不仅人手有限，应有的设备也多付阙如，就拿交通工具来说吧，只有一辆脚踏车而已。
　　此中并无特别原因，我们早期的工作，从南京的局本部到各省市单位，上上下下，都因为经费支绌而闹穷。
　　虽然如此，戴先生还是不喜欢他的部属对人家要求什么。如果我们现在向主管当局提出任何请求的话，虽说理所当然，可是总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太适当。我个人是这么想，郑介民先生也颇以为然，所以我们决定自己的困难自己解决。这也就是尽其在我的意思。
　　当天上午十点多钟，我们和郑先生作了初步会商之后，郑先生准备去晋见何部长（军分会代委员长）我和王大哥同车到北长街与世维兄会齐。
　　我们三个人根据适才所谈的原则，又交换了一番意见，商量好大家分头进行：世维兄随王大哥同去六国饭店观察动静，我约南谱兄再作必要的准备。需要做的都得做，我约到南谱兄，我们先去“巡视”一回北平的特殊地界“东交民巷”。
　　“东交民巷”在北平，可以列为“化外”之地，是辛丑条约留下的屈辱烙痕，通常称为“使馆区”。到了民国二十二年（1933），虽然有许多外国使馆已迁至南京，可是这块地方仍旧保持特殊状态，我国政府不能行使法律上所赋予的一切权力。
　　因此，包藏祸心，图谋不轨者流，就利用这块弹丸之地，托庇于外力翼护之下，从事非法活动。
　　“东交民巷”范围不大，全部面积大约只有二平方公里。位于北平市正阳门（前门）与崇文门（哈德门）之间。
　　其方位四至是：东边出入口，在崇文门大街；西边出入口，在户部街；北临东长安街，在东长安街与出入口之间，有一片大操场，常有外国人在此踢球。我小时候常常骑自行车抄近路由此穿过，迄今记忆犹存。南面有一堵旧城墙，在接近六国饭店附近，开了一个缺口，没有正式名称，一般都叫“水关”。其实，城墙上开个洞固然可以称为关，但这一带连个小河沟都没有，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水。
　　出了“水关”，就是东火车站的站台，再往前，有铁轨，但无平交道设备，所以车辆无法通行。东站，是北宁线的起点，也是平津直达车的迄始站。外国人下了火车，大多经由“水关”进入东交民巷，有些各式各样的神秘人物，亦可通此幽径。
　　“东交民巷”内，除了各国使馆留驻的单位，及其附设机构如“参事处”、“武官处”等等之外，还有少数部队驻扎。一般都称为“兵营”，而实际上是使馆的“警卫队”。到二十二年（1933），还有美国兵营和日本兵营两处，此外是否还有其他如英、法等国的，我一时说不上来。
　　区内也有警察，为数不多，很少在街上看到一两个。至于穿什么服装，已经是印象模糊了，不过，记得他们佩戴的只有警棍，并无枪械。好像在六国饭店门口就有一个晃来晃去，有时候又不见了。
　　“东交民巷”里，全部都是柏油铺的马路，最令人难忘的，是那条东西向的干道。我想，普天之下，无论什么地方的道路，总是越平坦越好，惟独这一条，却故意加工弄得高低不平，差不多每隔一百公尺左右，就有一条横亘路面的凸出部分，好好一条路，整成波浪状，实在是一绝。试加推敲，可能是为了有效地防止车辆超速，同时，也反映出警力的不足。到了民国二十七年（1938），我再去北平走过“东交民巷”时，这条怪怪的路，已经修平了。
　　行驶在“东交民巷”的车辆，常见的有三种，分别是汽车、人力车和脚踏车。这些来来往往的车辆，并不一定全属于区内，也有假道穿越的，像这种情形则任由通过，没有人管。在“东交民巷”里面，很难叫到出租汽车，打电话到市区，需要特约，随叫随到的事情，也得碰巧。“东交民巷”以内的人力车，自发牌照，有好些个不相同处。类如：车身一律漆成木头的本色，全部都是镶蓝边的白垫子，看上去，显得很洁净。车夫虽不穿制服，也都衣着整洁。有固定的停车处，绝不乱兜乘客。在六国饭店门口，就经常停有三五辆车子候客。我也坐过，车资比界外贵得多。这里的车夫似乎也有媚外心理，一有外国人坐上去，就显得格外卖力的样子，若是拉一趟中国人，就好像受了委屈。那个时候机器脚踏车还不多，偶尔看见一辆，十有八九都是军用的。自行车可不少，多半是区内住户的佣工或上学的孩子们用的。
　　北平市区与“东交民巷”两交界，都有木栅栏，却无人看守。有一阵子，一到午夜十二点整，就把北向东长安街的栅门关上了，只留下东西向的通行，可是有的时候，却彻夜开放通行无阻。
　　我和南谱兄坐在那辆尚未运走的汽车上，由戴先生的司机老张开着，在“东交民巷”里仅有的几条马路上，兜了好几个圈子，我们不但熟悉了路况，同时也有了心理准备。
　　我顾虑到一旦有了动静，比如枪声什么的，到时候，几处出入口的木栅，会不会突然关闭而阻住去路？又一想，这又何足为虑，像这种只具形式的木栅，以我们这辆车子，一踩油门就可以把它撞个稀烂，哪里挡得住。
　　我们沿着“水关”城墙走，忽然发现还有一条可以通行的路。从六国饭店出来，向南三五十步，就是“水关”，再向右一转，已经来到这条新发现的路上，朝西直驶，左边是高耸的城墙，右边多是前面那条大街的后门。经过之处，其中有一道门岗，是“日本兵营”的后门，再前进一二百尺，又有美国兵的岗位，是“美国兵营”的后门。走至尽头，只能右转，再前进，左转弯，已到出口。出去后的这条大马路，就是户部街，已不在“东交民巷”范围之内了。
　　这是一次试车！也是地形地物的初步勘察。
　　我们回到北长街，远远的就看见郑先生的车子停在大树底下。原来，郑先生已经在等我们了，想必一定有要紧的事。
　　郑先生告诉我们，根据消息指出：“张敬尧的确住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里。”指示我们立即转告天木兄，并希望我们尽最大努力完成任务。
　　此刻，是下午四点多钟，打电话给王大哥，不大妥当；我到六国饭店去找他，当面传达，又恐引人注意。我们本来约定下午六点钟见面，好在只有一个多小时，不如等他的好。
我和南谱兄就利用这点时间，两个人又作了一番计议：论限期，还有六天，目前既已确定张某的所在，总算掌握到大方向，看上去，时间并不紧迫；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把张某住的房间侦查出来，而且越快越好，以免夜长梦多；在没有行动之前，切不可打草惊蛇；一旦发现了张某的踪迹，其他有关的问题，均可逐步解决。我们说了半天，终结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及早发现“目标”。
　　五点五十分，世维兄来电话，说他和王大哥在东安市场五芳斋等我一块儿吃饭，我答应和南谱兄一同来。
　　王大哥和世维兄的神色凝重，连说话都不起劲，不用问，没有进展。
　　我把郑介民先生刚才到北长街通知的那番话，一字不易地复述了一遍。
　　随后，我又加重语气表达我个人意见说：“我认为郑先生传达的消息，一定可靠，我们要的那个老小子，必在六国饭店无疑。”
　　南谱兄接着又把适才我们俩所计议的那些理所当然的话，也慢条斯理地说了一回。王大哥和世维兄，不待我们说，也会想得到。
　　一顿饭，草草用罢，该说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再看王大哥和世维兄的脸色，已经转为开朗了。
　　我们重又分配了各自所承担的任务，重点还在王大哥他们回到饭店后的侦察活动。
　　我们约定，仍以北长街十八号作为联络中心，我将以全部时间留候，期待佳音。
　　南谱兄在六国饭店以外的侦察布置，决定全部撤销。备用的汽车，责由南谱兄控制，并随时与我保持密切联络。
　　我们分手之后，我打了一个电话，简略地报告了郑先生。
　　限期中的第一天，整整折腾了二十四小时，毫无结果。第二天，明知道张敬尧一定住在规模不大的六国饭店里，可是依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看似容易的一件事，做起来才会体验到其中的不简单，若不然就是我们太笨。
　　我一个人在担心，万一限期届满，连个人影子都摸不着，那才丢人现眼呢。
　　郑先生则颇为镇定，他连催促的口气都没有，交代给我们办的事，也只说一遍。至于他的心境是否如此，那可就很难臆测了。
　　戴先生复电给郑先生，并没有直接打电报给我们，这当然是为了维护指挥系统的完整。
　　到了第三天中午，我和王大哥他们碰头时，依然面面相觑，仍难进入佳境。
　　王大哥开导我们说：“这种事只好心里急，可不能带出相来，如果待下去仍不能弄出点眉目，我也想冒着打草惊蛇的风险，到柜台上再查问查问，不过，也许弄巧成拙，反而不妙。”
　　说到这里，王大哥忽然想起，昨天上楼的时候，一度看到一个人的背影，这个人很像当过张敬尧参谋长的赵庭贵，可是一眨眼他就上去了，并没有看清楚，所以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他。
　　我心里琢磨，王大哥的房间既然开在二楼，所谓看见那个人“上去”，那么不是三楼，便是四楼。如果真是张某的参谋长，那么张敬尧不住三楼，定在四楼了。
　　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发现吗？
　　世维兄也告诉我，他是以王大哥“随从”，也就是“跟班”的身份，陪着王大哥出出进进，像这种情形，大饭店里司空见惯，是常有的事，茶房们根本不以为意。当王大哥一个人闷在屋里打主意的时候，他就借机会找茶房瞎扯，可是也没有扯出个所以然来。
　　世维兄又说：“王大哥嘱咐我要特别留意那个像似参谋长赵某的人，我也一直盯着楼梯，瞩目上下，可是就没有看到一个像王大哥所描绘的那个人。”
　　我认为这都是收获，虽说尚未发现目标，但不能视为毫无进境。
　　王大哥要回家去一趟，打算换换衣裳，刮刮胡子。他请世维兄也找个地方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一同到六国饭店去。又叮嘱我们好好地再多研究研究。
　　王大哥回家去了，世维兄原想打个盹养养精神，可不要说睡不着，连眼睛都瞌不上，索性坐起来聊天，于是我们又说到了“六国饭店”。
　　“六国饭店”在北平的名气可不小，但规模却不大，只不过是一幢四层楼的旧式建筑而已。论设备，远不及“北京饭店”，讲实惠，也不如“中央饭店”或“长安春饭店”，就是因为在“东交民巷”独此一家，所以才显得稀罕，尤其是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中国人。
　　“六国饭店”坐东朝西，大门临街，进出要上下十几级石阶。予人印象较深的，还是那道团团转的旋转门。
　　一进门，就是宽敞的大厅，地上铺着猩红的毛地毯，这么一衬托，骤然予人以高贵感，这就是舶来的洋噱头。
　　长长的大柜台，有管车的账房先生，穿中国式的长袍嵌肩，戴红疙瘩黑缎子瓜皮小帽，这是“帝国主义者”奴视中国人的丑扮，惹人反感。
　　楼底下这一层，还有些什么布置，已经记不清楚，大概是没有客房。
　　“六国饭店”并无电梯，也许因为只有四层的缘故。可是楼梯宽阔，容得下四个人并排上下。二楼通道的宽度，也和楼梯差不多，都铺着地毯，如果不跳跳蹦蹦，听不见走路的声音。
　　二楼的形状，有如兀字，也就是只有三面有房间，接近楼梯口的这一边，只是一条通道。通道上，有一张小型柜台，是茶房当值、听候客人呼唤的中心点。
　　茶房们的打扮，都一样，真是少见得很：穿长袍，可又短了一截，仅仅遮到膝盖，叫做半大褂子，腰间扎一条长绦带，着老式裤子扎裤脚腿，白布袜，配一双长鼻梁黑色直贡呢的皮底便鞋，也戴瓜皮小帽。你看，这像什么模样，简直是糟蹋人。
若是再看到他们侍候外国人的那副卑躬屈膝的形象，实在替中国人丢脸。可是他们也是为了赚钱养家活口啊！
　　王大哥开的房间在二楼一角，离楼梯有五六十步之远，位于右首那条甬道的尽头。再往里走，有一排横的房间，转过去就是左边的那条甬道了，所以说成兀字形。
　　这间房不大，床可不小，铺在床上的垫子被单，薄的厚的倒有好几层，世维兄告诉我说：“那支手枪，不方便出来进去都带在身上，有时候就塞在枕头底下，王大哥也知道，万一有什么临时的机会，两个人都可以拿来就用。”
　　世维兄是有心人，他听茶房说：“后面还有一道防火用的太平梯，已经多年不用，现在都塞满了破旧东西。”如此说来，可能作为出路的太平梯已经失效，可不必列入考虑了。
　　三楼的格局，和二楼相仿佛。四楼可就不一样了，据说，四楼这一层能够供客租用的房间，只有二、三楼的半数，那一半是供长期客人居住的，设备、开间以及租金等，都有分别。世维好几次想上去看看，可是一直找不出个自圆其说而不引人起疑的借口。
　　我们说到这里，王大哥回来了，他和世维兄再去六国饭店，总得寻出些蛛丝马迹。
　　时间消逝得很快，眼看着限期越来越近，除了心里着急之外，又好像失落了什么一样。不期到了第四天头上，峰回路转，曙光乍现。
　　事情是这样的：
　　中午，王大哥和世维兄正下楼，预备去吃饭，刚待推门之际，门里转出一个熟人来，他胳膊底下夹着一个蓝布小包袱，原来是西服店的应掌柜，想不到会在这儿碰见他。
　　王大哥问应掌柜：“干吗到这儿来？”应掌柜不经意地用手在下巴颏右面，一上一下地比划着说：“他做了两套衣服，叫我今天来试样子，这个时候大概起来了吧？”应掌柜的举动和言词，王大哥已经完全会意，所以也没有多问就示意世维兄推门往外走，同时浅浅地和应掌柜打了个招呼。
　　他们不去吃饭了，急忙赶到北长街，把刚才的情形说给我听。
　　王大哥解释说：“下巴颏上有一撮毛的就是张敬尧，刚才在饭店里，不便多问，现在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吃完了，应掌柜也该回去了，我们再去找他，仔细问个究竟。”
　　我们三个人又和往常一样的来到东四牌楼南大街，应掌柜开的“应元泰西服店”就在此处。这西服店，只有一间门面，土里土气的没有什么装潢，如果不是熟人，没有一点吸引顾客的地方。但是它的剪裁功夫，却是很高。
　　我们本来打算以做衣服为借口，找机会和他多聊聊，没想到还未开口，应掌柜的就说：“这两天我得赶工，你们几位如果想添衣服，恐怕要等些日子了。我要先把张督办的这两套赶出来，然后还有其他几个客户的。我看，现在先挑几块料子吧，等我一空下来就给你们裁。”
　　王大哥顺口问应掌柜的说：“张督办等着穿？”应掌柜说：“是呀，他叫我后天中午一定做好送到，说是也许就在这两天要回天津去。”
　　我们三个人又环绕着这件事和应掌柜扯了一阵子，从应掌柜透露出来的最要紧的几句话是：“张督办住在三楼，一连三间，号头是二三一到二三五，除了张督办本人之外，还有他的参谋长和副官。我去试样子，是在当中的那一间。”
　　“得来全不费功夫”，其实，是巧合也是幸遇。
　　目前，张敬尧的下落虽然有了，可是紧接着还有许多难题在后头，我们所没有想到的，是张某并非单独一个人。
　　张某开了三个房间，他住一间，参谋长住一间，另外一间是副官。所谓的副官，可能就是卫士。应掌柜没说是几个副官，说不定不止一个，加起来算，最少是三个，多则五六个，世维兄“单枪匹马”，对付得了吗？即使王大哥也加入战斗行列，仍然不成比例。
　　他们的房间，三间连在一起，先不管张敬尧究竟住在那一间，一有动静，必然立刻惊动左右，照我们现有的实力，顶多只能出动两个人、一杆枪，假如对方稍有抵抗或牵制，则脱离现场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在以少制多的情况下，只适合奇袭，一旦形成对峙，势必不利。
　　还有，他们在三楼，我们在二楼，从登上三楼计算起，先要走过一条数十步长的甬道，假定毫无阻碍，尚待赚开或打开房门，寻找目标，即使推门撞见，立即开枪射击，枪声响后，就算无人敢接近，也要从三楼的甬道直奔楼梯，再经二楼下来。最乐观的估计，仍嫌暴露的时间过长。因而，能否安全地走出大门，还需要更细密的策划。
　　那个旋转门，是唯一的出路，一旦发生事故，会不会自动关闭？相信应该是有这种装置，这是更值得特别注意的。
　　最令人焦急的是，张敬尧就要走了，非要赶快动手不可，所以时间上不容许我们从长计议或从容部署，这种事也不可能摆得那么四平八稳，顾虑太多了，反而碍手碍脚，为了争取时效，我们最需要的，应该是一鼓作气。
　　我们三人一同，把这半晌经过的情形报告了郑先生，郑先生高兴非凡，又鼓励了我们一番。
　　王大哥也表示了他的决心。
　　世维兄依然是士气昂扬，摩拳擦掌，只待惊人一鸣了。
　　我最大的忧虑，是惟恐世维兄势孤力单，必须谋一补助之道。
　　我们辞出后，在车上，王大哥一再安慰我们，表示他有的是办法，劝我们千万不能操之过急。他压低声音说：“我可以从那个赵参谋长身上动脑筋，前天看到的一个背影果然是他，那么就有文章好做了，等我回去仔细地勾画一下，说不定这是一条最好走的路。”
　　王大哥很沉着，大有成竹在胸的模样。
　　我也时刻地在想主意，可是我提不出什么具体的好办法，因为这种事情又不能“试试看”，而何况我实在是一无经验。
　　在我们分手之前，先就料得到的，作了几项必要的约定。
　　王大哥和世维兄仍回六国饭店。
　　我决定先去寻戚南谱兄。我想问问他能不能立即找一两个人，作为世维兄的帮手，同时也希望他能想办法到哪儿弄一支枪，无论是借也好、买也好。
　　待我见到南谱兄说明来意后，他说的也有道理。他说：“过去，我们压根就没有做行动工作的计划，上级也不曾有过半点提示，说做就做，说要就有，霎时之间，到那里去找可用之人，这又不能去拉一个、雇一个。现在，既然为了助世维一臂之力，于公于私，我都有不可推诿的责任，所以，我愿意加入现场，至于担任哪一项工作，请你分配就是了。”
　　我听他这么表示，心里非常欣喜，这才是及时雨、生力军。
　　我又提到借枪的事，他说：“借，到那里去借，买一把刀子，不是一样的管用？”
　　我和南谱兄约妥，从现在起，我们随时保持联系，至于如何分配工作，等我和王大哥商议之后，作成决定，再行通知。
　　由南谱兄负责控制的那部汽车，仍继续待命，同时对那位张司机也要好好地待承。
　　我一个人回到北长街，猛然想到，已经是四天过去了。期待着在六国饭店伺机而动的世维兄能有好消息传来，可是，整个漫长的夜晚，连一个打错了的电话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