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韬：现代新闻史上的“南方流派”

罗韬：现代新闻史上的“南方流派”

　　“精神界人非骄子，沦落坎坷以忧死”，聂绀弩这两句诗，道尽了1949年以后人文知识分子的际遇。新闻界人，作为精神界中最敏感、最贴近政治社会的一群，其沦落坎坷，动辄得咎，就更甚于其他界别。读到徐铸成、范长江、邓拓、恽逸群、王若水、钦本立这些名字，真不胜玉树凋伤之感。

　　杨奇先生可以说是“沦落坎坷”的中国新闻界的一个异例。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创办香港《正报》，后任《华商报》代总编辑；建国初参与创办《南方日报》，1957年参与创办并主持《羊城晚报》，到八九十年代，又出掌香港《大公报》。到2008年，以86岁高龄，犹在新闻刊物上发表文章，阐扬“文人办报”的要义。六十年间，虽也历经坎坷，但仍尊其所闻，行其所知，道一以贯。摩挲他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办报文献，怎不令人兴“六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之叹？

　　杨奇先生的阅历，固然可视为粤港两地新闻史的重要篇章，而其深层的价值，更有待发掘：以他为线索，可以追寻一个几乎湮没于尘世的新闻流派；这一流派自有其独特的价值观和办报风格，对它重加拂拭，将有益于我们述往事，思来者。

　　一

　　在红色新闻史上，曾经有过两大流派，在办报风格上，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

　　受中共西北局、华北局（包括其前身北方局）领导的，以延安《解放日报》、晋察冀边区《晋察冀日报》为基地的，我们称之为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陆定一、胡乔木、邓拓、吴冷西、胡绩伟、范瑾、安岗、穆欣、张春桥等。受中共南方局领导的，以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香港《华商报》为基地的，我们称之为南方流派，重要人物有夏衍、范长江、胡愈之、胡仲持、邵宗汉、恽逸群、金仲华、廖沫沙、刘思慕、杨奇、黄文俞、李子诵、李侠文，以及钦本立等。北方流派的报纸发行于共产党执政地区，主要以机关报面目出现。南方流派报纸发行于非共产党统辖地区，而以左翼的“在野派报纸”面目出现。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

　　北方流派报纸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末，但真正以一个成熟面目出现，则以“延安整风”，尤其以1942年4月《解放日报》改版、陆定一逐渐主导报纸为标志，使得北方流派的报纸定位得以确立——“报纸是党的喉舌”（1942年9月22日《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在当时，这是与在全党确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相联系的，“北方流派”的重要性与在党内的正统性不言而喻。

　　“南方流派”活动于非共产党统辖地区，办报与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相表里，他们以在野派面目出现，高树“文人办报”的旗帜，以知识分子议政的方式影响“白区”社会。所谓“文人办报”，源于清末王韬、梁启超等，他们正是以办报的方式，从旧式士人蜕变为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立场独立，词锋凌厉，对当时社会有巨大影响。这里所说的“文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而特指公共知识分子。后来“文人办报”的传统，又为《申报》《大公报》所继承。由于中共南方报纸发行于传统的、自然发展的地区，所以它们多借鉴史量才主办的《申报》，张季鸾、胡政之主办的《大公报》等。而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参加革命前就已经在《申报》《大公报》工作过，深受其熏染。而“北方流派”则较早师法苏联《真理报》，这是“南北两派”在“源”上的不同。

　　“南方流派”在香港的办报实践，为这一批红色报人打上了更深的“南方”印记。“二战”结束后，英国人管治下的香港，取消新闻审查，中共领导下的《华商报》在这样一个没有民主却有法治、开放、自由的环境下办报，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宣传舞台：第一，在这个“法治社会”，他们充分利用法律武器，以合法报纸身份，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舆论攻势；第二，在这个“开放社会”，报纸利用了发达、多元的资讯，拓展了国际视野；第三，在这个“自由社会”，养成了这一批红色报人对民众知情权的天然尊重。这三点是“南方流派”在“流”上与北方的不同。

　　从人员成份来看，“北方流派”较纯，基本清一色党的宣传战线干部；“南方流派”由于兼有统战任务，则呈明显的“梯度式”结构：夏衍、廖沫沙、杨奇是共产党员，金仲华、邵宗汉是秘密党员，刘思慕是党外布尔塞维克，同时团结了一大批左、中翼的报人与文化人。这一阵线到了1948年底、1949年初最为鼎盛，这时香港形成了《华商报》与《大公报》《文汇报》大联合的局面：乔冠华代表新华社香港分社，夏衍、刘思慕代表《华商报》，王芸生、李纯青代表《大公报》，徐铸成、杨培新代表《文汇报》，定期开通气会，主导舆论，影响及于海内外（杨培新：《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六期）。但随着新中国的建立，这一阵线很快就从香港分散到国内了。

　　二

　　“南方流派”相对于“北方流派”而言，实更近于现代报纸的“正宗”。但在党内，由于其“白区”背景，反又呈现为另一种“在野”。

　　1937年底，周恩来到太原，与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商定，“周去武汉出版《新华日报》，以后条件成熟了，北方局出版《新华日报》的华北版。这件事使毛主席感到不快：延安也有报刊，你为什么不出华北版，而要出《新华日报》的华北版？”（《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P176）后来事实证明，北方报纸不但没有受南方影响，而且建立起自己的正统地位。毛泽东的这几句话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中共报纸的南北分野与偏正格局。

　　尽管《新华日报》曾被毛泽东以颇为夸张的语言表扬为“如同八路军、新四军一样是党领导下的又一方面军”，但实际上还是不受信任的。在“延安整风”中，《新华日报》被康生指责为“完全成为国民党的报纸，有许多反共言论”（《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P286）。《新华日报》被批，应是与它同当时被视为“教条派”代表的王明、博古，“经验派”代表的周恩来有较深渊源有关。

　　“南方流派”报纸更因其远离中央，统战功能大，而指导工作的功能小。故其主导地位不及“北派”，是理所当然的。

　　随着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在北京，范长江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长，胡愈之、邵宗汉先后主政《光明日报》。在上海，夏衍任市委宣传部长，恽逸群主政上海《解放日报》，金仲华、刘思慕主政《新闻日报》，徐铸成主政《文汇报》。在广州，杨奇、黄文俞先后主政《南方日报》。在1949年底1950年初，“南方流派”在全国新闻界占有重要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南方红色报人”在革命胜利以后，竟然很快感到“胜利后的不安”和“执政后的不适”。关于这一点，“南方流派”的代表人物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最末篇章中，花了二三十页谈他在这一阶段的“不适”，包括对于解放后报纸的“不习惯”。他对违背新闻规律的不安，其实包含了他在执政环境中自我迷失的不安，文人难以论政的不安。夏衍还在《长江的道路》一文中记录了他与范长江的一段对话：喉舌不能代表人民讲话，那还是什么喉舌？范长江答：不一定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啦，跟苏联一样嘛！

　　其实范长江本人就是最大的“不适者”。范长江于1952年退出新闻界，是“南方流派”消退的重要标志。后来夏衍对此有明确的分析：解放以后没有发挥长江的才能和作用，这是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所造成的现象。（于友：《二十世纪杰出的新闻工作者范长江》，载《广东党史》2005年第三期）

　　“南方流派”的消退集中在20世纪50年代初。大批“南方派报人”离开新闻界，转入经济、外交等领域。更多的是因各种原因被迫退出，由“北方流派”所取代：

　　在北京，范长江于1950年1月任《人民日报》社长，1952年即退出，邓拓接任社长。《光明日报》是民盟的机关报，先后由“南方流派”的中共党员胡愈之、邵宗汉主笔政，后为“北方流派”常芝青、穆欣所代替。而其间“反右”的遭际则属另一话题。

　　在上海，1951年9月，恽逸群的上海《解放日报》社长一职被撤，由《晋察冀日报》背景的张春桥所取代。1954年，夏衍不再担任市委宣传部长，上调中央文化部，从此完全脱离新闻界。1955年6月，《人民日报》（华北局机关报）背景的魏克明进入《新闻日报》任党组书记，“按金仲华、刘思慕的面貌办《新闻日报》”（夏衍语）的办报要求随后改变。1957年，《文汇报》在反右运动中首当其冲，徐铸成身陷“阳谋”，钦本立以很特别的原因得以幸免。1960年，《新闻日报》停刊。而《文汇报》、《新民晚报》尚有“南派”报人运筹其间。

　　在广州，杨奇先生于建国后，仍以一介报人，以勤以谨，履薄临深，寄身岭南。虽然一度被冤“贪污”，但他包羞忍耻，终得仆而复起，于1957年参与创办《羊城晚报》；及至“文革”再被打倒，历经十年浩劫后，重赴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宣传部长，主管6家中资报纸，继而出任《大公报》社长，为香港过渡期作出了大贡献。“南方流派”的特色，在杨奇先生身上反而更为明显了。这真可谓异数也哉！

　　中国新闻界基本为“北方流派”主导。“南方流派”人员之坚守不易，风格之保持更难。“文革”十年且不论，五六十年代的“南派”风格，就仅幸存沪穗，如丝之未绝于天地之南。

　　三

　　在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和平环境中，报纸如何办？报纸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地位？这是一个同时困扰南北报人的问题。

　　杨奇先生在“文革”前就提出，《羊城晚报》“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和喉舌，同时是人民的耳目与喉舌”。这在上个世纪60年代，颇使人警醒。这是对“南方流派”早期号角的回响。其实早在1942年9月18日《新华日报》社论就要求自身：“充分具有中共党报的品质，人民大众喉舌的作用”（与前引《解放日报》社论自述定位“报纸是党的喉舌”，时间相差仅4天）。1947年，周恩来在祝贺《新华日报》创刊九周年时题词：“为人民喉舌，为人民向导”。“人民喉舌”是“南方流派”难以释怀的情结。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羊城晚报》《新民晚报》的复刊为标志，“南方流派”开始复苏。与此同时，“北方流派”的胡绩伟提出了“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问题，在“北方流派”中引起极大争议，受到胡乔木的强烈批判。而在这时，在“南方流派”看来，“人民性”不是理论问题，而应该是个实践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中叶《广州日报》改版时，黄文俞以“行尊”身份向报社提出：把一版交给党委，其余还给群众。这句话对《广州日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对整个广东新闻界也有很大启示。吴有恒主持复办《羊城晚报》，把社论专栏命名为“街谈巷议”，为该栏撰文时，屡屡呼党政部门为“当局”。在上海，南方流派老报人钦本立主编的《世界经济导报》以民营报纸身份出世。这些南派老报人，行事方式不一，但其内蕴辄有一共通处，就是：回到民间，自觉在野。

　　他们都是革命党人，都曾为争取共产党的胜利而历险行艰。但在他们看来，执政只是手段，而不是革命的目的；公平、正义、“人的全面发展”，才是他们至高无上的理想。他们对权力的异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既然政府是社会的守夜人，报纸就要做权力的守夜人。他们的心向着执政党，但眼睛却自觉回到民间，要为惟一的无届期的执政党作一种“在野的回视”，要作为共产党的自省力量而存在。维摩诘以众生病为己病，他们则把民间的疾苦转化为权力的痛楚，他们对“偏瘫式的麻木”有最深的恐惧。这种以保持权力的痛感神经来表达的忠诚，不是所谓的“第二种忠诚”，而是对早年革命理想的第一忠诚。

　　从“文人办报” “人民喉舌”，到“执政的不安”，再到“回到民间，自觉在野”，这就是“南方流派”的演进逻辑。

　　杨奇先生文集的“结穴”之篇，是《“文人办报”的我见》，杨奇先生和他的同道，对起源于旧中国的“文人办报”作了复古开新式的诠释，这是对六十年的报业艰危的悟证，更寄寓了一个革命报人对未来的深长悲愿。

　　罗韬为《羊城晚报》编委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