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的标本意义(图)

　　2010年7月中旬，我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与“文明对话”世界公众论坛联合举办“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美国、英国、奥地利、加拿大、意大利、法国等9个国家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的时代意义”等议题畅所欲言，取得许多共识。上世纪经历了两次热战、一次冷战，当前又处于后金融危机时代，“文明对话”的呼声空前强烈，不同文明之间是否只能产生冲突而不能通过对话和沟通达到了解、交流，最终实现文明的相生相长，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近代天津是个极其特殊的城市，曾被迫先后开辟了9国租界，上世纪30年代，仅旧英租界四千多外国人口中，国籍就有四十多种，还不包括无国籍人士。就这样，在百多年漫长的时期，几十种文明背景的人群共同生活在一个狭小的城区里，便形成了奇特的文明景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察和分析多种文明之间关系、文明对话生成与发展的标本。

　　剖析天津标本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间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吸引力,正是这个吸引力导致不同文明的相互吸收、相互渗透，而吸引和渗透产生着悠远的影响力。应当承认，近代产生于天津的多种文明之间的对话，起初是强制性的，是被迫的。天津被辟为9国租界，许多本土居民被强行赶出世代居住的家园，而洋移民“空降”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土，他们也要适应，要找到一个原有生活方式与现有环境的平衡点。于是对话在不知不觉中展开了。

　　由于洋移民的文化影响，天津出现了多个西式建筑群落，比如五大道英式建筑群落、海河西岸的德式建筑群落、海河北岸的意大利建筑群落和曾有“远东华尔街”之称的天津金融街，这些建筑群落融汇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建筑艺术，至今还较完整地屹立在天津的土地上，因而天津被称为“万国建筑博物馆”。此外，洋移民的教育、体育、文艺诸方面生活也影响着天津人的生活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在英国人办的学校里直接参加剑桥大学的考试。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将篮球运动引进中国，中国第一个篮球场至今还保存着。1881年天津水师学堂创办后即组建了中国第一支军乐队——天津水师学堂西乐队，他们不仅在军营演出，还举行社会公演，1883年就曾在上海举办了赈灾义演。清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在天津英国人开办的宾馆利顺德交谊舞厅翩翩起舞。美国好莱坞8 大电影公司都在天津设立分公司，好莱坞的电影在美国上映30天后就可以到达天津，天津人欣赏美国电影艺术甚至比有些美国本土的人还快捷便当。

　　与此同时，天津文化也在对洋移民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仅以犹太人为例。尽管天津犹太人有自己的生活圈子和习俗，但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生活也渐渐渗入了天津方式。我们可以从语言、习俗、服饰、饮食、社交和休闲方式多方面去考察。

　　许多天津犹太孩子一出生就由中国阿妈看护，他们的第一语言是汉语甚至天津话。以色列的本杰明·卡布宁斯基1924年至１９３６年居住在天津，他告诉我，从５岁开始，他就在说俄语的父母和讲汉语的中国阿妈的帮助下，开始积累人生最初始的知识。他的中文口语是从阿妈那儿学习得来的。他甚至会几首押韵儿歌，其中一首的第一句是这样的：“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稍大些，他的口语老师是黄包车夫、父亲公司里的中国雇员、杂货店老板和海河边的渔民。当他离开天津的时候，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以色列企业家塞穆尔·米勒生于天津并且至今还能讲天津话。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在离开近50年之后，我还是可以在没有别人的帮助下在这个城市生活和活动，没有任何问题。后来，我又去过中国好几次，每次都去天津，每次都能遇到一些和我一起曾经住在天津的朋友，他们也都把那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不幸的是，我的中文已经‘锈’得差不多了，尽管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能说得很‘溜’，甚至可以写点什么和读报纸。”后来我们见了面，我陪他在天津的大街小巷寻访故地，亲耳听他说“馃子儿”、“糖堆儿”、“瓜子儿”，他说这些词时尾音一律高挑，纯正的津腔津调。语言的学习是文明吸收与渗透中最重要的方面。人之初的母语文化对人一生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产生深远的影响。我接触到许多从小以天津方言为母语的犹太人，他们都对天津怀有深切的乡情，他们从一出生就受到两种文明的浸润，他们怀念天津就像怀念自己美好的童年一样。

　　我有一张烟台道福康里的老照片。这张拍摄于1935年的老照片反映了一个犹太家庭的生活场景：夏天，小院内，３个男孩依偎在主妇身边。他们身后，两扇窗户上都悬挂着用芦苇编制的窗帘。天津城外湿地广袤，历来盛产芦苇，苇制品物美价廉，每到夏季，城内中等人家常从沿街叫卖的农民手里买来苇帘，挂于门窗之外以遮蔽阳光。可以想象这个犹太家庭的主妇安妮怎样走上街头，怎样与小贩讨价还价，然后怎样心满意足地怀抱着苇帘回家，怎样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挂起来。年年如此。天津人传统的度夏习俗，被这个犹太家庭顺理成章地沿袭着。

　　我还有一张上个世纪３０年代天津犹太人家居生活的照片，其中男孩的服装完全天津市民化：无袖短衫，一条松紧带将小短裤系在腰间，光脚穿一双偏带儿布鞋。如果不是肤色和典型的犹太人脸型，他的穿着与大街上跑跳着的天津孩子毫无二致。上世纪30年代天津还没有彩色摄影，盛行为照片上色。这帧照片经过照相馆的精心加工，男孩蓝上衣、黄短裤；两位妇女的大花布拉吉，一件鹅黄，一件杏黄；连背景也被敷以颜色：姜黄色的墙，棕黄色的门，配以台阶上绿色花木，整个照片色彩淡雅和谐，烘托出家居生活一派恬静。这帧照片给人最强烈的冲击是天津味道，原汁原味的天津30年代生活影像。

　　天津犹太人也食用天津风味食品。美国的马丁·贝茨回忆道：我记得我家有个中国厨子叫李华亭。他以前做帮厨和男仆。我们不在家时，他给我的哥哥姐姐做了好吃的中国菜。在他们的保荐之下，李成了大师傅。李华亭每个月至少做一顿饺子或摆上一桌，令我们欢天喜地。

　　许多犹太人在休闲的时候还学会了天津人玩的麻将牌。据塞穆尔·米勒回忆，他的父亲萨姆在全市最豪华高档的西餐店维多利亚咖啡店做职员，收入相当优裕。母亲不出门工作，除了照料家务以外，她便与邻居来往，或到犹太俱乐部交谊。她甚至学会了打麻将牌，犹太俱乐部的麻将牌桌整日座无虚席，母亲学习着中国式的智慧，在中国式的游戏竞技中获得快乐。当时，在犹太俱乐部里打中国麻将牌很普遍，不少犹太妇女精于此道。

　　天津犹太人与天津市民的社会交往也是多方面的。犹太人与天津人互相邀请，在各自民族的节日里畅叙友情。本杰明·卡布宁斯基幼时就好几次出席了父亲中国同事的春节宴会，在宴会上尽情品尝中餐，从中体会什么叫做吃“撑”了。而在犹太人的节日光明节里，这些同事便会被邀请到这个犹太家庭里来作客，于是形成惯例，中国客人们总会给犹太人家的孩子送上光明节礼物 ——面值一圆的硬币。本杰明·卡布宁斯基已届80高龄，至今谈起他在光明节得到天津人的礼物 ——面值一圆的硬币时记忆犹新。像这样两个民族互致节日问候，在许多西方国家根本不可想象，只有在近代天津这样一个国际化程度较高，具有开放性、包容性文化底蕴的城市里才会发生。

　　剖析天津标本还可以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渗透和吸收，创造了审美新境界，丰富了文明内容，推动了本民族文明的发展。

　　由于西方文明首先在天津登陆并从天津传播向整个中国，使天津在近代得领风气之先，能够将一些西方文明的标志物模仿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天津人并不照搬西方文化，在拿来的同时，充分发扬本民族智慧，使之中西合璧。现存并保护完好的庆王府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范例。庆王府由清末大太监小德张出资修建，后转让给庆王载振居住。从外看是两层洋楼，走进大堂，各房之间却是四合院格局。这样中西文化完美结合的建筑物，在天津还能找到许多。天津犹太会堂由在天津开办设计所的北欧设计师设计，充分体现了北欧建筑艺术的简约风格，也标志了天津多种文化并存、包容和吸收的成果。

　　文明对话是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是人的本能，是文明的本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必然趋势。全球化趋势越强劲，不同文明之间的接触越频繁，人类对文明对话的要求就会越迫切，文明对话必将会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在天津近代史上发生的中华民族与东西方几十个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和交融，是异质文明成功对话的典型范例，在民族沟通、民族互助、民族文化相生相长的丰富含义上，向世界提供着“天津经验”，如果深入研究，必将会获得更多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