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茅于轼：被铐获赔有感a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00:50:26
报载一位宁波旅客乘北方航空公司经济舱从广州飞往杭州，因尿急用头等舱厕所，与乘员发生争执，乘员将他用手铐铐住。事后该旅客将北航告上法庭，胜诉后获赔款2万元，并得到北航在《法制日报》上的公开道歉。
一个公民，并未对他人形成任何威胁，却被手铐铐住，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件严重的侵权行为。古时候手铐还没有发明，但有更厉害的刑具。拿刑具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是最司空见惯的惩罚。古往今来受到这种罚惩的无数人中，据我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对他人形成威胁而确有必要的。其他的人受了这种无妄之灾，没有地方去申诉，只有忍气吞声。远的不说，就拿文革来说，无数的人随便被关了，随便被放了，个别的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轻描淡写地用平反两字交待过去。手铐是权威者施于无权者身上的枷锁，即使是错了，无权者也只能“正确对待”。反而言之，你不“正确对待”又有什么办法？弄得不好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了正确判决。这标志我国人权观念的重大进步。我们常说政治改革，这个判决比之许多不切实际的关于政改的建议有用得多。因为这件事例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前进，应该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树立信心。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正确判决，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来分析。首先，原告方是一位乘飞机的乘客。如果是乘火车的，乘公共汽车的，或更一般的百姓，他的基本人权也能同样地受到保护吗？我国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不同等级的特权建构起来的。处于顶端的是君皇或称天子，中间有各种名堂的官员，他们的级别用不同程度的特权来体现。有了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特权分子，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便没了人权保障。现今皇帝和按品级划分的官员体制已经被取消，但特权结构并未瓦解。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也不同。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权受到最周到的保护。有时过了头，成了特权。县太爷出门有警车开道，叫普通百姓为他让路，便是例子。其次是外国公民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再其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款，包括坐飞机的乘客。一位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这种不成文的等级观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要清除这个对民主法治的最大障碍，恐怕要几十年的时光。
其次，被告方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企业，并非代表政权的权威机构，它不具有任何法定的特权。所以法院对一对地位大体平等的原告和被告做出公平判决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一方是代表政权有法定特权的机构，如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本身，结果就可能不同。被铐而获赔，在我国每天都有上千起的铐人事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许多铐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政权机关的行为，其中是不是也有象这位宁波旅客被错铐的呢？如果百姓认为受了冤屈有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能不能得到公平处置？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因上厕所而闹到动用手铐，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员和顾客的僵硬态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半政府的服务行业中发生着，在银行、邮局、电信部门、医院、学校中发生着。大多数情况是服务一方不懂得体谅顾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呆板地照章办事（在此例中是经济舱旅客不得用头等舱厕所），有时甚至自己立出一些规定，刁难顾客。而顾客一方有时也是态度僵硬，只会“据理力争”，而不善于协商变通。双方的僵硬最后导致吵架相骂，在本例中则动用了手铐。态度僵硬，缺乏宽容不仅存在于商业服务中，也存在于马路上的纠纷，邻里间的怄气，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在服务时态度僵硬，当他去邮局办事受到同样僵硬的对待时，未见得就能变得通情达理。商量妥协，灵活变通不但在商业中是必要的，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有较多的这种精神，89年的那场风波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2000年2月14日
一个公民，并未对他人形成任何威胁，却被手铐铐住，限制了人身自由，这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件严重的侵权行为。古时候手铐还没有发明，但有更厉害的刑具。拿刑具限制百姓的人身自由是最司空见惯的惩罚。古往今来受到这种罚惩的无数人中，据我估计，只有极少数人是因为对他人形成威胁而确有必要的。其他的人受了这种无妄之灾，没有地方去申诉，只有忍气吞声。远的不说，就拿文革来说，无数的人随便被关了，随便被放了，个别的被整得死去活来，最后轻描淡写地用平反两字交待过去。手铐是权威者施于无权者身上的枷锁，即使是错了，无权者也只能“正确对待”。反而言之，你不“正确对待”又有什么办法？弄得不好还要惹来更大的麻烦。
现在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侵犯人权的行为做出了正确判决。这标志我国人权观念的重大进步。我们常说政治改革，这个判决比之许多不切实际的关于政改的建议有用得多。因为这件事例可能涉及到我们每个人的人身自由。我们应该从中看到我国的政治改革在不知不觉中前进，应该对我国的政治改革树立信心。
这个案例之所以能正确判决，有两点原因值得我们来分析。首先，原告方是一位乘飞机的乘客。如果是乘火车的，乘公共汽车的，或更一般的百姓，他的基本人权也能同样地受到保护吗？我国社会从古以来就是一个以不同等级的特权建构起来的。处于顶端的是君皇或称天子，中间有各种名堂的官员，他们的级别用不同程度的特权来体现。有了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特权分子，处于底层的普通百姓便没了人权保障。现今皇帝和按品级划分的官员体制已经被取消，但特权结构并未瓦解。由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同，他们的人权受保护的程度也不同。政府高级官员的人权受到最周到的保护。有时过了头，成了特权。县太爷出门有警车开道，叫普通百姓为他让路，便是例子。其次是外国公民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再其次是社会名流，富商大款，包括坐飞机的乘客。一位农民为了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冒很大的风险。这种不成文的等级观存在于几乎每一个中国人的脑海中。要清除这个对民主法治的最大障碍，恐怕要几十年的时光。
其次，被告方北方航空公司是一家企业，并非代表政权的权威机构，它不具有任何法定的特权。所以法院对一对地位大体平等的原告和被告做出公平判决是比较容易的。如果一方是代表政权有法定特权的机构，如公安局、检察院或法院本身，结果就可能不同。被铐而获赔，在我国每天都有上千起的铐人事件中是独一无二的。这许多铐人事件中绝大多数是政权机关的行为，其中是不是也有象这位宁波旅客被错铐的呢？如果百姓认为受了冤屈有没有地方可以申诉？能不能得到公平处置？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关心的。
因上厕所而闹到动用手铐，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服务员和顾客的僵硬态度。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半政府的服务行业中发生着，在银行、邮局、电信部门、医院、学校中发生着。大多数情况是服务一方不懂得体谅顾客的实际困难和需要，呆板地照章办事（在此例中是经济舱旅客不得用头等舱厕所），有时甚至自己立出一些规定，刁难顾客。而顾客一方有时也是态度僵硬，只会“据理力争”，而不善于协商变通。双方的僵硬最后导致吵架相骂，在本例中则动用了手铐。态度僵硬，缺乏宽容不仅存在于商业服务中，也存在于马路上的纠纷，邻里间的怄气，是一个普遍性的社会问题。银行职员在服务时态度僵硬，当他去邮局办事受到同样僵硬的对待时，未见得就能变得通情达理。商量妥协，灵活变通不但在商业中是必要的，它也是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有较多的这种精神，89年的那场风波或许是可以避免的。
2000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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