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大师有变章子怡第二的危险

季羡林大师有变章子怡第二的危险

司马平邦

去年，季羡林老先生去世的时候，我记得还为网站赶写过一篇评论，其实，那只是应景之作，因为之前对季先生的学问基本一无所知，文中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所以说并不只是季羡林这个人自己成全了季羡林，而是他生命最后20年所遭遇到的这个尊崇文化与大师的时代成全了季羡林”。

刚才，看到季先生的儿子季承，在网上发表了一篇《祭父文――和父亲谈心（上）》，说实话，我是冲着被神话传说了的季羡林先生的面子和名气才认认真真读这篇祭文的，但没想到看过儿子怀念老子的这篇东西，又忽然觉得，那位我们仰慕的老先生，原来甚带几分妖气，如果不是他儿子这样写他，而换了别人，可能真要被孙悟空一棒打扁了。

季承说“您生前，我们父子相聚的时间也短。按我的岁数，在七十几年里，我们能够比较接近的时间，算起来不到三分之一”，而下一段，他又说“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的时候，看见您书桌上透过绿色的台灯罩发出的光，知道您在做学问，屋子里一定很安静，可是细想起来您多么孤独呀”。

你见过这样一对父子吗，还是两个中国的高级知识分子，明明相距很近，却一生只有三分之一时间相聚，其它时间，儿子都只是从自家的办公桌前的窗口望见另一间房子里父亲的读书灯光。

想必是，儿子也是在读书时才抬头看见这情景的――但不知道，这对父子分别读的是什么书呢？

肯定不是父慈子孝兄友弟仁。

有史可查地知道，文化大革命中，季老也受到“四人帮”在北京大学爪牙的残酷迫害，关于这段时间的季羡林，在儿子的笔下和读者的眼中也是一个倒了大霉的知识分子，而且，现在的国人一向是以那个时候倒了大霉来衡量此人的品德和学识，不过，据我算来，1960年代的季先生也就50多岁，根本没有晚年的那份仙风道骨，季承在祭文中也说，1961年之前，季羡林并没有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同住一起，因为他心里住着另一个女人，荷姐，荷姐是谁？那是季氏的家事，不想知道，但我还是通过儿子的笔知道季老先生正当年时也曾为她冷落原配――“您（离开荷姐）回国了，和我母亲厮守了终生，可是我母亲却继续守候，不是守候您这个人，而是守候着您对他的感情，直到她去世”。

季承笔下的老爸的当年情人荷姐，或者就是那位远在德国的伊姆加德，是季氏1930年代赴德留学时的一位恋人，而关于季先生和这位德国女孩以及一台打字机的关系，已经在某媒体上“被考证”、“被演绎”成一个穿越60年时间的伟大爱情故事，只要随便百度一下就能找到答案。

不过，从我知道这个故事的那一天起就相信，它有六成是媒体为了感动人胡编出来的，我不相信在德国真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真的守着一台季羡林曾用过的打字机过了60年。

或者，就是相信真有这么一个伊姆加德的女人，也不相信，她与季氏的情感真的如媒体吹嘘的这样不着尘埃。

季羡林，当年因为有家室而没有接受伊姆加德，而回国后，现在又据他的儿子讲，他又因一位德国女人而终生冷落结发妻子，这在某些人看来，正像他儿子所说的，这是“仁”，而在我看来，这也就是“有贼心没贼胆”或者“有贼胆没贼心”罢了。

如季承文中所叙，让人觉得季羡林所生活的中国，就是一个未开化的时代，其实如若季先生真的不喜欢原配妻子，为什么不一离了之，直接投奔伊姆加德而去做了德国人的上门女婿呢？

我也实在无法为这样的男人找到什么高尚和值得敬佩的理由，可能真是学问越大，骨头越软，如季羡林也。

季承的祭文中还提到季老一篇未发表的小文《最后的抚摩》，是写给临终前的老妻的：

“老伴卧病住院，已经将近一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有时能认人，有时不能。我时不时地去看她……十二月五日早上，我照例到大图书馆去，已经到达时，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病房。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

季承说“这告诉我，您对母亲并不是完全冷若冰霜”――其实也就是说，这一辈子里，这个叫季羡林的男人，一个被尊为中国文化大师的学者，其实又是怎样一个冷若冰霜的人，残忍的人。

这最后的抚摩，在我看来一点儿不仁慈，一点儿不美好，用当代最时兴的话说，那是家庭冷暴力。

季承拿来伊姆加德对父亲的终生等待和父亲对母亲的终生冷漠祭奠父亲，到底是要说什么，或者是70多岁的季承已经勘破人生，只把父亲当一个男人来怀想？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所谓的中国文化大师季羡林的一生，并非如某些包装所说是真正的正人君子，他的“仁”差不多该改成残忍的“忍”还比较合适。

伊姆加德的故事并不是第一次听说，但现在由季承说出来，着实不是为他的爸爸脸上添彩的，去年，我听说北大的活祖宗季羡林先生竟然与70多岁的儿子不得见面，就疑惑这里面有更多的家庭原因，而不是什么社会原因，现在从这篇祭文里知道，这位文化大师的家整个是一个人性扭曲的典型，除了可以记在书本上的文化，可能都不如一个普通中国家庭有文化――文化的本质是人性，你怎么解释一个终生对妻子冷若冰霜的软弱虚伪的男人合乎人性。

而这篇祭文让我想起刚刚被赵女士一顿乱棍打下神座的章小姐，季羡林会不会因这篇祭文成为章羡林呢？

新近30年来，季羡林和北京大学，也算是人造的什么什么文化高峰，没想到这么快它们就摇摇欲坠，而在此之前，文怀沙已经倒掉一半了，国际章也倒掉一半了，再这样下去，新近30年的文化就要被倒掉的高峰砸成一盘散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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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季承之《祭父文——和父亲谈心（上）》

父亲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就要一年了。按我们的计算方法，您马上就要到一百岁了，这是您向往而又不满足的岁数。凭您的感觉和愿望，您至少要活到108岁，茶寿嘛，您觉得那并不是什么高不可攀的目标。可是您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就突然地走了。据我想象，在您去的那个世界里，人是不能再增加岁数的，去的时候是多少岁，就永远是多少岁了。这样说起来，您要比老祖、我妈妈都要大很多岁了。他们一定会高兴的，因为这说明您比他们更长寿。在那里，除了老祖和我妈之外，你会见到婉如姐和颐华，呃，叔祖父、祖父自然也会见到。您的母亲呢，她一定在那里等您，已经等了很长很长时间了。虽然，您肯定不认识他，可是总会相聚的。你们母子一见面，你那“永久的悔”就可以消失了。至于其他的亲人，您也能够和他们相见，可是，恐怕只是相见罢了，不会有什么交往和走动。那边一定很安静，人虽然很多，但每个人都独居一处，顶多夫妇住在一起，也不会有什么活动。虽然环境安静，也没有家事和社会事务的烦扰，可是您也不能再做什么研究工作和写作了，您只能静静地待在那里，或许可以想着些什么，至于写字，“爬格子”恐怕是不可能了。

回想在您生前，我们父子相聚的时间也短。按我的岁数，在七十几年里，我们能够比较接近的时间，算起来不到三分之一。细算起来，则更少。195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住在中科院中关村的宿舍，和您相距不过百米之遥。从那时起到1995年我们暂时分手，大致是40年的时间，其中只有从1962年老祖和妈妈来到北京以后才有较多机会见面。而从1966—1976年又是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看看还有多少时间我们能够接近！

接近的时间短，容易造成隔阂。我承认，您在世的时候，我和您交流不够。我不能像正常的儿子那样，向您敞开胸怀，倾诉我的心思。当时我并不明白，您为什么情愿孤身一人住在公寓里。您那公寓，窄小拥挤，北风一起，卧室就布满了灰尘，没有人给您清扫。你睡觉的屋子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寒气长驱直入，您只能卷曲而卧。虽然，我给您糊上了窗缝，但是也没有很大的改善。您常年吃食堂，衣服自己清洗，可以说一切自理。为什么这样生活呢？您不是有夫人吗？不是还有其他亲人吗？儿女也都在北京，为什么独自一人过那样伶仃的生活呢？……那时，我的办公室的窗子，正好对着您的公寓。每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的时候，看见您书桌上透过绿色的台灯罩发出的光，知道您在做学问，屋子里一定很安静，可是细想起来您多么孤独呀！

那时，我和姐姐就想把妈妈和老祖接过来，和您团聚，可是我们不敢向您提出，不知道您会怎样回答我们。每次我和姐姐去看您的时候，事前都商量好，要向您提出这个想法。可是到了您那里，我们两个都没有勇气说。有一次，我们鼓足了勇气，说出了我们的想法。果不出所料，您很冷淡地说了一句话：“我和你妈没有感情。”于是我们像浇了一头冷水，从此不敢再提这个问题。

可是，我和姐姐并不甘心。后来，大约是在1961年下半年，我们想出了一个让您勉为其难的做法，一下子就把老祖和妈妈接到北京来了。那时我住的宿舍比较空，就把他们安顿在我的宿舍里。他们还把二姑的儿子常永德带来了。我们的想法，并不是就此实现大团圆，而是想让您和亲人们有更多的接近，增进感情，为以后的团聚创造条件，当然也是为了看看您的反应。当时我是做了这样打算的，如果您就是不肯答应和母亲他们团聚的话，我就让他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一起过。这样做，我们没有同您打招呼，现在想起来应该向您道歉。可是，出乎我和姐姐的意料，您对我们的做法并没有表示多大反感，相反还表现出某些程度上的接受和容忍。您到我的宿舍来看望他们，还请我们去吃福利楼的四川饭馆。记得，他们做的干烧桂鱼和麻婆豆腐，真是叫绝。您还和我们一起游玩北京名胜。老祖和妈妈心里非常高兴，在北京过了很愉快的一个多月。我见我的试验成功了，便酝酿实行下一步的计划。这里也要向您表示歉意，这个计划我也没有征求您的同意。很快，1962年上半年，我就给北京大学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将我祖母和母亲的户口从济南迁到北京来。不料想，很快就得到了批准，这是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特批的。我和姐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您，我们害怕您生气，可是您却默默地接受了，虽没表现出怎样的高兴，但也没有反对，现在看，您又是在容忍了。我和姐姐大松一口气。现在想起来，却是让您勉为其难了。从后来的情况看，咱们家庭的团聚，还是给您带来了不能说幸福但至少是安慰和关心，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能有祖母和母亲伴随着您，对您来说不是十分宝贵的嘛。您对我们姐儿俩的冒昧或者甚至鲁莽采取原谅的态度，这使我和姐姐非常感动。这样您和我们总算有个家了。您或许觉得，我和姐姐为祖母和母亲考虑的多了，可是难道我们不也是为您考虑吗？

说到我们做子女的，我们有办法使家庭形式上团聚，可是的确没有办法使您和母亲在感情上真正团聚。这一点我们始终没有做到、没有做成功。您和母亲的婚姻，真可谓先天不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确是你们结合的来源。可是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始终是若即若离的？可以说，您在感情上始终没有接受我的母亲。难道是因为当时您没能够得到意中人“荷姐”吗？难道您对我的母亲有什么不满吗？究竟是为什么？我和姐姐百思不得其解。可是，您又这样容忍自己的婚姻，可以说始终不渝。我们理解您的想法，那就是为了求“仁”。也是同样的原因吧，您拒绝了可能是您一生中唯一一次真正的爱情，使伊姆加德终生等待。您回国了，和我母亲厮守了终生，可是我母亲却继续守候，不是守候您这个人，而是守候着您对他的感情，直到她去世。那您呢？您对这种情形十分无奈，不过只是无奈而已。在这中间，最令人起敬的是你们三人对这种情形的态度：伊姆加德始终无悔，母亲始终无怨，您则是始终无奈。可以说,你们三位都是当之无愧的君子，都已经“成仁”了。对于您，无奈可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佳答案，恐怕也是最仁义的答案了。否则，怎么办呢？我这样说，您觉得对吗？

也许，我和姐姐对您在和母亲的感情问题上有误解，特别是最近我检索您的遗稿时发现了您写的一篇未成稿之后，这种感觉就更加加深了。您那篇稿子的题目是《最后的抚摩》，在里面您是这样写的：“老伴卧病住院，已经将近一年了。不能说话，不能吃东西。有时能认人，有时不能。我时不时地去看她……十二月五日早上，我照例到大图书馆去，已经到达时，忽然心血来潮，来到了病房。德华你和以前一样躺在那里，似睡非睡，脑袋直摇晃。我抚摩了她的手，她的额部，都是温温的。这温暖直透我的心。她没有睁眼，也没有看我，哪知道这就是最后的抚摩。”后面还有几句描述您孤独心情的话，但整篇文章没有写完，当然也没有发表。不过，就是这短短的几句文字，也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因为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唯一一段文字，表达着您对母亲的温存，也是唯一的一次让我知道您还抚摩过母亲的手！这告诉我，您对母亲并不是完全冷若冰霜。可是，为什么您没能够把文章写完？是过于激动，过于悲伤，还是没用勇气。不管怎样，这种情况，不免使我感到您在对待母亲上仍然有某种隔膜，某些勉强。我这样分析是不是对呢？（全文收入《我们这一家——儿子眼中的父亲季羡林》一书，即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敬请关注。——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