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衡量一个人的对错要几十年(对话褚时健)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6 21:50:04
对话83岁褚时健 核心提示：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少年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玉溪烟厂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身陷囹圄，七十五岁保外就医承包2400亩荒山，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褚时健说很多事情觉得问心无愧，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但在说起过去那段身陷囹圄的日子，褚时健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眼睛发红，嘴角蠕动……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特约主持：杨锦麟
采访整理：陈芳
一、褚时健的晚年生活
“我估计身体暂时不会有问题，三五年、七八年大问题不会有。”今年83岁（1927年腊月出生）的褚时健每月3次往返于哀牢山下的橙园与镇上的家里，单程便要在山路上耗去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则在家翻翻跟果树栽培有关的书，晚上准时看看新闻联播，吃完饭和老伴儿散散步……
闲不下来再干七八年不成问题
杨锦麟：2002年出来医病，当时其实你完全可以在家休息、颐养天伦，为何在70多岁的时候不考虑休息，而要重新选择创业？当时是怎么想的？
褚时健：要讲吃饭，我没有问题。我老伴每月还有千把块钱的生活补助，还有个儿子在新加坡，一个月可以给我们三五千块钱，吃饭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这里的村民留给我们的，住的地方也有了，我们还有套房子在城里边。按说是可以休息。
但我们都不习惯闲着，我老伴也闲不住，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一年花费二三十万，当时身体是不行了。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
我们闲都闲不得，就觉得不管做什么还是要有一点事情做。也有矿业公司请我当顾问，一年给我三十万到五十万，让我做一些指导。但我想到总不是长久的，干不好对不起人，要干好也是重新搞，我就回绝了，先休息一下。就在这时新平县一个农场破产了，我就想租下来。
签完合同就需要筹集资金，在处理我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了120万，说我在玉溪烟厂干了十几年，工资加起来总共也没有几文钱。
杨锦麟：你在玉溪烟厂18年的工资加起来有多少？
褚时健：60多万块钱。
杨锦麟：60多万块钱，18年，给国家创了1400亿的利润，使一个无名的烟厂变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品牌。
褚时健：最后他们在处理我的案子时，给我留了120万块钱。
现在我就想拿这120万谋生去，我会有办法的。我觉得今天在100个人中，可能有二三十个人说老褚这家伙不行，但多数人可能会说这个人可以呢。可还是不够承包这个农场，怎么整？我的一些朋友就说，你要多少钱才能搞？我们帮忙借给你。我说也不敢借，借了以后搞不成功怎么办？他们就说我们相信你搞得成功。
就这样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前后后借了1000多万块钱，终于承包了这个农场。这些借来的钱，到承包果园的第七年（2009年）还清。
杨锦麟：你打算何时退休颐养天年？
褚时健：我估计身体暂时不会有问题，三五年、七八年大问题不会有，经过这几年，他们（外孙女和外孙女婿）也成熟了。
依然心忧天下
杨锦麟：您的律师马军跟你聊天时说到“很多你担心的事都发生了”。你在担心些什么事情？
褚时健：现在不是我们管的事了，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我现在基本已经做到了。一年下来轻轻松松挣几百万，要花钱有钱花，也不需要找哪个人求情。
但现在我们官场的风气是越来越坏了，坏到不好讲。这个东西时间长了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到时候就麻烦了。
现在事情还不多，我们可以凭借经济增长实力积累一些钱，但国家要不断增强实力，需要要实实在在地积累。就像盖一栋房子，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但不这样的话，二十年、三十年折旧，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我们国家的事情也是这样，对国家影响太大了，将来一代一代传下去。
杨锦麟：你还在心忧天下？
褚时健：我是觉得总书记、总理，尤其总理头发都白完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奔波，但他们所提的东西，下面很难贯彻，很难。
二、追忆在红塔的巅峰岁月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半年时间将烟叶质量搞上去，引进设备，将第一车间直接设在田间，实行三合一（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制度……18年，在他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效益不断提高，为国家累计创造利税超过千亿，培育出的红塔品牌在世界名列前茅。褚时健用18年缔造了一个他的红塔帝国。
半年时间扭转破败的玉溪烟厂
杨锦麟：当初到玉溪烟厂，面临的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厂子，烟也卖不出去。1979年让你接管该厂，经过多久让玉溪烟厂重振并创造出品牌？这个过程花了几年时间？
褚时健：1980年和1981年，这两年玉溪厂的产品为什么卖不出？后来我搞清楚了，一是原料的问题，不认真分等级；另外厂子里的设备都是破烂，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厂子的管理和人员态度也有问题，导致出厂的烟质量参差不齐，一包烟18只17只的都有，一条烟九包的也会有，一箱烟少两条也有，最糟糕的是原料煤灰都能进去。刚到厂子就开始整顿。当时我就说这个事做好应该不难，市场上退货是对的，是因为我们确实不行！重新整顿后，工人的责任明晰，所有的烟要严格按照标准，半年情况就好了。
1981年，我们的烟质量没有问题，可以买兑换券了。但当时我也提醒全厂的人，“质量是没有问题了，但此时我们也只是刚刚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一定要比人家强！我们的装备不如人，但我们有精神，只要认真做可以做到。”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
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来视察，问我一年三四十亿的纯增长是怎么实现的？我们结构每年都在变，从低价变成高价，再到带过滤嘴。质量上升但价格并未上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销售总量在增加，所以能年年增三四十个亿，财政部都笑起来了。
在玉溪烟厂就没想过退休
杨锦麟：在玉溪烟厂工作18年，将一个亏损快要停产的烟厂带到世界知名品牌，为国家创收创汇如此之高，当时你有没有考虑到退休？
褚时健：退休？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个人利益、个人安危都别管了。
杨锦麟：没有想过？
褚时健：当时一个专管进出口生意的人，碰见我就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就算了，现在到了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我说干起来是身不由己了。
杨锦麟：1986年你当厂长的时候，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有没有为事后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可能会导致权力的集中？
褚时健：我们1986年搞“三合一”制度时，当时想得不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控制原料，从而确保高质量的烟草。
“三合一”实行后，烟厂向农业投资，烟草公司收烟叶，获利丰厚。中国烟草就是在“三合一”制度确立时发展得非常快，全国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从几百亿到四五千亿。
后来出了问题，上面没有好烟叶可分配，就工商分家，国家直接管烟叶，也直接领导烟草企业搞工业，比如云南出好烟叶，上面垄断烟叶，其他地方好烟叶就少。但成立之初，云南烟草的效率大大提高。
杨锦麟：这辈子成名于烟厂（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最终受难于烟厂，对“烟厂”这两个字，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褚时健：现在他们有时候还要来问我，让我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看到错的或对的，都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现在的董事长老柳，他很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
被忽视的国企利益分配问题
杨锦麟：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总的思路就是注重效率和管理。您接手了玉溪烟厂，也是注重效率，保质保量。现在想来当时这样一味注重效率的思路，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什么问题？
褚时健：我们那些年，最重要的首先是效益，工厂没有效益是没有生命的。
效益从哪来？当时烟叶消耗占去成本的大头，一般生产一箱烟要
杨锦麟：国营企业讲效益、讲管理，但却没有考虑到利益的分配。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褚时健：在工厂内部我们还是注意这一点。
原来国家有规定，奖金不能超过工资的30%。后来我们通过与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协商沟通，对工人搞记件，我们也是最早记件的。一记件就不再是死工资，出来一件烟，政府拿100块钱，工人拿5块钱，这样所有工人都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慢慢地上面也就不来追查我们了。
现在国企高管年薪制有些过了
杨锦麟：但不包括管理者？在追求效益和质量的管理过程中，工人获益了，管理者被忽略了。你们当时可能讲究高风亮节，讲究实效和水平，但你觉得这够不够？
褚时健：像我们这层的管理人员归国家管。工人拿多少国家不管，所以有时候工人的工资会超过我们。我们完全要由国家来定，所以管理层拿得非常少（褚时健在玉溪烟厂工作18年，全部收入为60多万元）。
到后来，也就是到我有事的时候，国企管理层的奖金跟福利开始提上去，当时的朱熔基总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企业管理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制根据企业的效益多少来定，这个问题一解决，全国国企高管都受益了，收入成倍增加。那时上面也觉得不按照效益实行年薪制不行了，但现在也有点过了，效益好不好，年薪照拿，都定得很高了。
杨锦麟：关于国企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其实直到今天依然未从根本上解决。
褚时健：远远没有。
杨锦麟：现在出现一种职业经理人制度，现在我们的国企实行高薪制度，你认为这种制度解决了国营企业的分配问题吗？
褚时健：这个问题，现在人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可以拿高工资。
杨锦麟：现在人不需要很多努力就可以拿很高的工资，以前像你创造那么大的效益，一个月才3000块的工资。
褚时健：有关部门可以出台一些相关制度，跟效益挂钩，效益好了，管理者、工人可以多拿。但这个东西就不容易制定得准确，要花工夫。
杨锦麟：你刚才说过，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效益，一切都是空。
褚时健：没有效益就不行了。
杨锦麟：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是计划经济。
褚时健：对。
企业管理好不好要看效益而不是比投资
杨锦麟：现在的国营企业，很多的领导都是上一级领导指派下来的，懂政治不一定懂管理和懂企业，这个现象好不好？
褚时健：我们现在管理经济，最缺乏的是综合管理这部分人。现在我们国家是这样：我上来你下去，你下去他上来，都照着这个规矩干就行了。
中央今年提出来要转变经济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式。我的体会关键一点就要看效益好不好。如果比投资，你买一台设备一千万美金，我买一台设备一千亿美金，反正大家都在花国家的钱。
现在我们考核管理者没有太多效益的要求。如果有效益要求，多拿不怕，多拿是因为创造的效益多。现在找不出个办法来。
烟草这几年的竞争减弱了，当董事长、总裁的人无所谓了，反正国家总量控制了，在这个总量里高工资高待遇，有很多问题都不消愁，钱也可以大把地花。有一些设备在欧洲还可以用，我们这个地方就丢了。有一次去美国参观一个工厂，这个老板有好多工厂，很多以前的设备还在用，他说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我们跟你们不同，你们中国现在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比起你们，我们的设备是落后了，但你要晓得我的钱是董事们的。
三、回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
杨锦麟：平心而论，你这辈子为玉溪烟厂做那么多的贡献，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你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经济待遇。
褚时健：做一件事情有成有不成，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前前后后算一算，我倒觉得不必动那么大干戈。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很好，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我也觉得很宽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更理解一些。
杨锦麟：老百姓对你有公平的评价，今天也有领导对你也很关心，红塔集团里那些晚辈对你也很尊重，这叫老怀宽慰，求得一个心平气和。但当时你觉得对你的判罚公平不公平？
褚时健：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碰到我，说北京的一些人也经常来问老褚身体怎么样？我就说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杨锦麟：很多东西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
褚时健：不容易。
杨锦麟：为了某一种我们现在无法评价的目标，也许当时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不仅是你，家里面也受了很多打击。
褚时健：就是了。
一生最难的时候：妻女被关监狱，女儿自杀
杨锦麟：在最难的时候，有想到走绝路吗？
褚时健：我只考虑我姑娘，实际上她那病是逼的。他们打电话先告诉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在办公室，书记跟我说的时候，他都哭起来。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搞她了，我跟她几十年可以说患难与共，一直走过来。别人我都不考虑，我说反正绝大多数人明白，所以我也觉得无所谓。
真正要衡量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会证实的。
杨锦麟：马军那天说起，他去协助处理姑娘的事，说起你这个一向硬朗的汉子，听到自己的骨肉那样的消息都痛哭了。
褚时健：有些东西现在重头说，他们不应该。
四、笑谈人生淡忘过去
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少年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玉溪烟厂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身陷囹圄，七十五岁保外就医承包2400亩荒山，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褚时健说很多事情觉得问心无愧，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但在说起过去那段身陷囹圄的日子，褚时健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眼睛发红，嘴角蠕动……
回首过去，已经看得很淡
杨锦麟：你这一辈子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时义无反顾，被打成右派，之后在农场十六年，改革开放以后在玉溪烟厂18年……回首这一辈子的大起大落，你的心情怎么样？
褚时健：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很多事情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已经看得很淡。
前四年，一位领导来到云南，通过我们省委书记白恩培问我怎么样，到我们厂（红塔集团）时又问我们集团的几个头头，叮嘱说“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后来北京的朋友来到我这里，告诉我这些事情，我当时就说了一句：“听到说这句话，我所有的（遭遇），就算有点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国家处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事情都可能都会惹起波动，就那样子过了无所谓，我觉得可以了，他们说这句话，我就平心了。
用人情的事情不会亦不求人
杨锦麟：会不会感觉自己实际上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褚时健：要真正地从头讲，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严重。就说将我划成右派以后，好几个一起的朋友当时是县级干部，有位老兄是红河州的常委，他一天到晚吵，我说没用，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心静气。他们就觉得我心态可以，身体也还可以。本来就要有个好的心态，现实如此，面对它。
所以我整这个（承包果园）就忘记了别的事。我现在按国家法律来，该纳税纳税，市场上消费者反馈也不错，日子就是那样子。
当时我老伴就说，我们要做就做不要过多求人的事情。果园刚搞起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帮忙。像邱健康（红河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弟子）每年都订购450吨果子，送他们的用户，帮了我很大忙。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已经很轻松了。
完全用人情的事情，我很不会，我不求人。以前上北京的时候我能躲就躲，不然人家问你要烟，拿着烟就是钱，一万箱烟就赚一个亿，不要本钱，只要一个条子就行了。但是他们得利了，我这边就埋下隐患了，所以我就躲了。
杨锦麟：现在你说自己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但是我看你在谈起刚刚那段事的时候，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要让心完全平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毕竟这也是人很难承受的考验。
褚时健：现在我是那个了……我们集团（红塔集团）负责销售的冯兵，我们相处熟了以后，他曾告诉我：“你这一辈子总是先为别人考虑，最后才是为你考虑。有些事情你别管了，我们会管，我们会起作用，会协助你度过难关。但是你总是先替别人考虑，你怎么会一辈子像那样？”
我现在能够平下心来，先让他们考虑。他们在处理很多麻烦事，看样子会惹出乱子来，他们的负担就重。
治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处在他们位置上还是相当不容易。这样一想，我说没有什么要求了。
淡忘过去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杨锦麟：任何一个改革都有一些先行者，您应该属于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化的一个先行者，先行者要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代价。后面这样的事情跟反右时的打击是不一样的。不应该跟你提起难过的往事，但你现在有时候看起乐呵呵的，整天在处理很多事情，不觉得自己很悲苦吗？
褚时健：现在都淡忘了。
本来马军约我的时候，我都说尽量不再提起那些事了，他说得很诚恳，所以很多我平常不说的东西已经说了。
当时有人找到我，让我和他们配合，让我就出个证明，他就可以利用权力为我减掉很多。说你支持我们办这个事，我们把你的事情也可以减掉很多，我就说你不给我减也算了，我不能坑人，不能无中生有，他就没有再找过我。
杨锦麟：现在你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退休的老厂长？还是一个农民企业家？或者是别的什么？
褚时健：没有退休。上边也说退休了不好办，他们每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补贴，1000块钱一个月，医药费不管多少全部报销；另外由红塔集团派一个驾驶员，生活上给帮帮忙；原来还有个专门的医生，负责保健的，现在也用不着了，就让回去了。
杨锦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要说遗憾嘛，应该说目前基本上也不用遗憾了，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
杨锦麟：昨天我见到您的第一印象，想到了豁达两个字。如果用一句话来描绘你的一生，你会用一个什么词来描述这一生？
褚时健：我这个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先考虑别人，困难的事情留给自己，现在还是这样。
像去年，我老家天旱了，感到有些不忍心，他们太穷了。我从经营果园中拿了几十万装一条管子，
杨锦麟：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有时候会活得很累，你累吗？
褚时健：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像我老家穷，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我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此稿亦经
褚时健与红塔：国企改革一面镜子
“所有听过褚时建发自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的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营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褚时健的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切尽在不言中。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公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历史依然是公正的，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
--杨锦麟
撰文：陈芳
车里忽然响起腾格尔那“刀割般”的歌声，“每一个降生的婴儿，都带着你的血性；每一张牧人的脸庞，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这歌声在此时响起，忍不住再次回望哀牢山以及山下的褚时健。两天的接触中，他首次敞开心扉回首在红塔集团的最后岁月，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身陷囹圄。他说现在已经看淡了，过去都忘记了，这一生已无遗憾，“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但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他在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嘴角蠕动着却吐不出字来……那一刻，悲情二字从心底涌出。
晚年褚时健：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75岁。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唯一的姑娘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成为褚时健一生的痛，亦对女儿心怀愧疚。好在姑娘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也已经做了母亲。
一个人远远走在前面，两手搭在身后，身体挺得笔直，一件旧T恤，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一双灰色袜子。一步、两步……五十多米的走廊上，他却始终不曾回头，径直走到包房，落座，菜已经上齐，待众人到，动筷子大口吃饭，没有任何客套与推杯换盏。他吃饭很快，早早吃完，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等着其他人。
一个小时前，在距离玉溪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镇，找到了褚时健的家。小镇安静祥和，几乎家家是独栋别墅，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褚时健的家是一栋二层别墅，他的律师马军告诉我们这栋小楼是镇上的人专门留给他的。
随马军律师来到储时健家中，他正坐在沙发上正与人谈话，白发朱颜，声音低沉。83岁的老人、曾经叱诧风云的烟草大王、涉嫌贪污入狱、保外就医后承包荒山……关于褚时健那些固化的概念在脑海中飞转，此刻他就站在面前，只是一个硬朗的老人，笑容间透着一丝亲切。谈话间，褚时健不时拿出手机接听或拨打电话，时而靠在沙发上，时而正坐，并不因外人的到来而刻意讲究。他起身到厨房叫老伴儿马静芬与客人打招呼，老伴儿也已80多岁，身形瘦小，走路却稳当得很。
环顾整个房间，墙上是一幅褚时健夫妇的合影。两位老人相互依偎着，笑容灿烂。还有一幅四世同堂的全家福：马静芬的老母亲、褚时健夫妇、儿子、孙子、外孙女……儿子如今远在国外；女儿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后留下一个女儿，与褚时健老两口一起住，前不久外孙女刚刚做了母亲。此时的褚时健与老伴儿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他们却说自己是闲不住的人，闲着反而受病痛折磨，褚时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马静芬则患有癌症。现在承包果园有事情可忙，两位老人精气神儿和身体反而较闲着的时候好许多。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老伴儿来到新平县嘎洒镇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储时健被打成右派后，曾在新平工作十几年，又从老家华宁县带来果苗，在荒山上种起了橙子，并注册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马静芬是董事长，外孙女做销售，褚时健负责果园经营，他称自己是给老伴儿和外孙女打工。这一年，褚时健75岁，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褚时健要带我们上山去看果园。果园地处深山，大部分路段为石子路和土路。一路上我们睡了被颠醒，接着再睡，来回变换坐姿。每一次醒来看着坐在前排的褚时健，几乎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专注地望着窗外。这条山路，自从2002年承包果园开始，褚时健每个月至少走上三次。每次天不亮出门，在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到果园查看果苗，与作业长、技术员、农户交流，在山上住一晚，第二天原路返回。而开荒之初，山里连路都没有，很多路都是褚时健修的。
将近5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来到果园。漫山遍野的橙树，硕果累累，一眼望不到边，不远处的哀牢山烟雾缭绕，宛若世外桃源。褚时健一下车便与作业长交谈，不时走到果树前掐掉吸收营养的新芽。褚时健以前从来没有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褚时健说，那时他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都有新的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应对等等，直到第七年方才步入正轨，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全部还清。现在果园开始盈利，褚时健觉得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他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种果树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整不好会倾家荡产。”
2400亩的果园种植与管理全部由褚时健一个人负责，他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最重要的是能让农户获得颇丰的经济收益，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来块，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这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经营果园也是这种管理哲学，而早在红塔集团这种管理哲学已经被验证，那时红河烟厂职工的工资甚至高过管理层，烟农也获益颇丰，在这种激励下，褚时健收到的是最好的烟叶，烟厂的效益也大大提高。而他的管理哲学早在60年前就已经形成，一句很普通的话：“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这也是褚时健一生坚守的原则。
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
“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1927年出生的褚时健，在少年时便已形成自己的人生观。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就在这里出生，并度过自己的童年。83岁的褚时健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这也直接触动了年幼的褚时健，“要把书读好才行！”
忆起儿时的那段时光，褚时健露出轻松的笑容，小时候捉鱼的情景挥之不去。后来去昆明读书，抗战结束，内战打起来，在“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口号中，根本无心读书。“到高一就熄火了，不读了，打游击去。”这一去便是8年。
部队领导认为褚时健是个有骨气的书生，便给了一个指导员的差事。时值清匪反霸运动，几十万大军没有饭吃，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那时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褚时健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方法跟其他人不同，因为他理解农民，能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的。”在褚时健看来，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而其他人为了完成任务，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农民当然不干。褚时健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与农民交了心。“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要自己好，干什么工作、接受什么任务就搞大指标，会让大家很反感。”60多年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
褚时健做事情自己顺利，一定也会让工人、烟农过好。所以在今天的玉溪烟农中，褚时健仍被不断提起，在他们心中，褚时健依然是一个神一样的人，在玉溪市以及褚时健所在的镇子，随便问一个人，无人不知褚时健。当年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出事后，上面派人调查，更有不少村民直接说，“他欠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凑，你们不要抓他了。”
“成也红塔，败也红塔”。如今的红塔集团，早已与褚时健没了关系，以前的老厂房如今只有一间小破屋，偶尔经过，褚时健和老伴儿说早已心平气和。
红塔集团：巅峰与折戟
1996年，是褚时健最难熬的一年。那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亦关在那里，而他自己也已经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多年后回首这段最难熬的岁月时，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水杯喝水。
红塔集团（前身为玉溪卷烟厂），是褚时健人生达到巅峰的地方，亦是褚时健折戟的地方。效力红塔18年中，褚时健将一个破败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缔造了红塔帝国，18年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1400亿，造就了无数的百万富翁，也造福了玉溪一方众多烟农。而他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元。
1979年，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52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除了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山里的矿上当厂长。褚时健倾向于后者，“我倒是蛮想干，但老伴不同意，说孩子跟着我们受了那么多苦，再跟着你到山沟里干一辈子，要去你去，我不去。”褚时健开始考虑玉溪卷烟厂，但依然有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后两派在烟厂遗留的问题很多，造成烟厂产品卖不掉，发展很慢，两派摩擦很厉害。褚时健找到地委书记，“你可怜我一下，我这一辈子实际上被整了十几年，我再倒一回你们怕不忍心嘛。”直到地委书记表态支持褚时健，此时老伴儿马静芬也在背后鼓劲，他硬着头皮去了。
但褚时健也明确告诉地委书记，“叫我去当厂长，存在的生产问题和烟的质量问题都不怕，但不要在地委内部这边支持一些，那边支持一些，闹得我中间不好办。今天既然明确了态度了，我去干，我尽我的力。”褚时健就此开始了在玉溪烟厂的18年岁月，开始了人生中又一轮跌宕起伏。
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褚时健到来之后首先要处理这件事情。他找到厂里人问修好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伙子告诉他，之前的厂长在时，坏过一台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40天对褚时健来说是大问题，肯定等不了。他之前也搞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三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在全国还没有引进设备意识的时候，褚时健为玉溪烟厂率先争取到了一台进口设备，随之而来的是烟厂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褚时健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大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
18年，褚时健缔造了红塔传奇，也缔造了一个属于他的烟草王国。1986年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但这也可能为事后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褚时健追忆时称当时的考虑只有一个--控制原料，包好质量关，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褚时健自己也说从进入烟厂的那一刻，个人的安危与利益都已经不顾了，只想着企业的效益，他也没想过有一天终究是要退休，终究是要离开红塔的。
对于当年创造的红塔传奇以及为国家创造的千亿税收，在4个多小时的聊天中，褚时健只字未提。他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无论让我做什么我一定能干好，这观念早在少年时便已植入褚时健的脑海。
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结局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集团，这一年，他整整70岁。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他说其实最难熬的是1996年。那一年，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关在那里，他自己也已身陷囹圄，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说到这些，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杯子喝水。访谈中，褚时健念叨最多的就是他女儿：被打成右派，女儿跟着妻子受苦；在山里带着女儿一起去野餐；听到女儿自杀，不禁老泪纵横……
马军给我们讲了1996年的一个情景：“1996年中秋节，我去看望褚时健，当时烟厂放假，偌大的厂子空空荡荡的，保卫科两个人坐在一楼看电视。我在厂长办公室见到了他，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沙发，他缩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一个毛毯，对面放着一个小电视。那一刻，我心里真是难受，老伴儿关起来，姑娘死了。”
对于这些，今天的褚时健说自己早已忘记。他说自己承受多大的委屈都没关系，但自己不会去害别人。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曾经被打成右派，整整22年才摘帽。
负责反右工作 自己被搞成右派
1959年，担任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反因反右不积极被打成右派。“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就在这个过程中，褚时健从反右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罪状”是同情右派。
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15%，甚至20%，而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褚时健哭笑不得，这一年是1959年，褚时健正值而立之年。
被打成右派之后，褚时健感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困惑，这个工作到底要怎么做？回忆起做反右小组长的那段经历，褚时健说太压抑。成右派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比起在机关那种压力大的日子，来到这里反而觉得轻松了。别人一天能做多少事，我也能做多少。最后他们让我去做工副业，制糖、种菜、酿酒，供农场人吃。我觉得这个倒轻松了，也不要哪个再论长短。”如今再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已能谈笑自如。
烧酒、种菜、轧糖，这些褚时健都能做得很好，“一百斤甘蔗轧出多少糖？出多少酒？还要比别人高。当时我心里已经有谱了。”“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叫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这就是褚时健。不过有一项工作褚时健说自己确实做不好，那就是政治工作。“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照你们说的做，我觉得不大合适，心里头想不通。”
1959年，去农场报到时，只有褚时健一个人。妻子马静芬一路相送，送到玉溪柏田，再送到沅江。当时的马静芬被单位劝退，身体又有病。“她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姑娘褚映群，在昆明日子过得很艰难，就去给人家打毛衣，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打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还是维持不了生计。”最后马静芬提出跟随褚时健一起到农场，说起老伴儿，褚时健说：“她也是坎坷得很。”一年多以后，全家一起来到新平县，褚时健先是在农场，后来又去了一个畜牧场当厂长，养牛养羊。“叫我养牛养马养羊，我也觉得舒服，比在机关大家凑到一起搞什么事情舒服。”
一年后，新平县有一个2000多人的厂子快倒闭了，上面要褚时健去当厂长救火，“我去的时候只有300人了，我对这300人说，'你们别跑了，我们一起过后半生算了'。”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1979年，被再一次派到玉溪烟厂救火。
淡忘过去 却依然心忧天下
对于那段艰难的时光，褚时健选择了淡忘，几乎从不提起。他说都忘了，“每次在情绪上受到很大冲击，但很多事情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已经看得很淡。”偶尔有北京的人通过省里领导问候褚时健，褚时健说所有的委屈就全都抛在脑后了，“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淡忘谈何容易？这也许是褚时健不愿意闲着的原因。现在的他每天对着自己的果园，看着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显得乐呵呵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这样想来，遗忘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除了忙果园，每天他都会看新闻。83岁的褚时健依然心忧天下。“总书记、总理，尤其总理头发都白完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奔波，但他们所提的东西，下面很难贯彻，很难。”他朴素的情感，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那个投身革命的少年，还有因无法完成反右指标任务自己被打成“右派”的28岁科长。
褚时健的德与能：“不整人”和“让别人也好”
“所有听过褚时建发自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的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营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褚时健的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切尽在不言中。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公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历史依然是公正的，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
--杨锦麟
撰文：陈芳
车里忽然响起腾格尔那“刀割般”的歌声，“每一个降生的婴儿，都带着你的血性；每一张牧人的脸庞，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这歌声在此时响起，忍不住再次回望哀牢山以及山下的褚时健。两天的接触中，他首次敞开心扉回首在红塔集团的最后岁月，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身陷囹圄。他说现在已经看淡了，过去都忘记了，这一生已无遗憾，“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但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他在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嘴角蠕动着却吐不出字来……那一刻，悲情二字从心底涌出。
晚年褚时健：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75岁。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唯一的姑娘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成为褚时健一生的痛，亦对女儿心怀愧疚。好在姑娘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也已经做了母亲。
一个人远远走在前面，两手搭在身后，身体挺得笔直，一件旧T恤，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一双灰色袜子。一步、两步……五十多米的走廊上，他却始终不曾回头，径直走到包房，落座，菜已经上齐，待众人到，动筷子大口吃饭，没有任何客套与推杯换盏。他吃饭很快，早早吃完，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等着其他人。
一个小时前，在距离玉溪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镇，找到了褚时健的家。小镇安静祥和，几乎家家是独栋别墅，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褚时健的家是一栋二层别墅，他的律师马军告诉我们这栋小楼是镇上的人专门留给他的。
随马军律师来到储时健家中，他正坐在沙发上正与人谈话，白发朱颜，声音低沉。83岁的老人、曾经叱诧风云的烟草大王、涉嫌贪污入狱、保外就医后承包荒山……关于褚时健那些固化的概念在脑海中飞转，此刻他就站在面前，只是一个硬朗的老人，笑容间透着一丝亲切。谈话间，褚时健不时拿出手机接听或拨打电话，时而靠在沙发上，时而正坐，并不因外人的到来而刻意讲究。他起身到厨房叫老伴儿马静芬与客人打招呼，老伴儿也已80多岁，身形瘦小，走路却稳当得很。
环顾整个房间，墙上是一幅褚时健夫妇的合影。两位老人相互依偎着，笑容灿烂。还有一幅四世同堂的全家福：马静芬的老母亲、褚时健夫妇、儿子、孙子、外孙女……儿子如今远在国外；女儿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后留下一个女儿，与褚时健老两口一起住，前不久外孙女刚刚做了母亲。此时的褚时健与老伴儿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他们却说自己是闲不住的人，闲着反而受病痛折磨，褚时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马静芬则患有癌症。现在承包果园有事情可忙，两位老人精气神儿和身体反而较闲着的时候好许多。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老伴儿来到新平县嘎洒镇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储时健被打成右派后，曾在新平工作十几年，又从老家华宁县带来果苗，在荒山上种起了橙子，并注册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马静芬是董事长，外孙女做销售，褚时健负责果园经营，他称自己是给老伴儿和外孙女打工。这一年，褚时健75岁，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褚时健要带我们上山去看果园。果园地处深山，大部分路段为石子路和土路。一路上我们睡了被颠醒，接着再睡，来回变换坐姿。每一次醒来看着坐在前排的褚时健，几乎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专注地望着窗外。这条山路，自从2002年承包果园开始，褚时健每个月至少走上三次。每次天不亮出门，在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到果园查看果苗，与作业长、技术员、农户交流，在山上住一晚，第二天原路返回。而开荒之初，山里连路都没有，很多路都是褚时健修的。
将近5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来到果园。漫山遍野的橙树，硕果累累，一眼望不到边，不远处的哀牢山烟雾缭绕，宛若世外桃源。褚时健一下车便与作业长交谈，不时走到果树前掐掉吸收营养的新芽。褚时健以前从来没有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褚时健说，那时他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都有新的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应对等等，直到第七年方才步入正轨，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全部还清。现在果园开始盈利，褚时健觉得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他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种果树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整不好会倾家荡产。”
2400亩的果园种植与管理全部由褚时健一个人负责，他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最重要的是能让农户获得颇丰的经济收益，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来块，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这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回望人生：褚时健任人评说
提起过去的事情，年已8旬的褚时健说自己都淡忘了。
但是关于他，争议从未停止。以下为各方对褚时健的评说。
“我一直为他抱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复凤凰网邮件中这样写到。而周其仁对科龙问题的认识，或可同样适用于褚时健：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
“褚时健是时代的悲剧。但要清楚一点就是国家给了他这个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若烟草行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可能情况不会是这样。”——经济学家郎咸平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褚时健之案引发的“59岁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解释
“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万科董事长王石
“褚时健受贿金额巨大，违法犯罪情节严重，国法难容。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从这个案件身上，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为避免更多的企业家犯类似错误，从培养、促使新企业家产生的角度出发，确有必要重新认真对待企业家的报酬问题。同时也有必要给企业家补上一课，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企业家，不仅要懂技术、管理，更要懂法律，要时时注意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贡献，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即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就报酬问题讨价还价，也比自己为找”平衡“铤而走险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经济学家晏智杰
“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褚时健是哪一个？肯定抓老鼠，但不偷吃。”－－褚时健的律师马军
“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这样认为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
挺立潮头的企业家：相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
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他们曾是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最醒目的人群之一，如今这些弄潮者大多数归于沉寂。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企业家”。这里所定义的“消失”，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除了极个别早逝者和终老者。“消失”所指的是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是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过早离开主流商业舞台。这样的企业家25年来并不在少数，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典型者。在一个飞速转型的商业社会，像柳传志、王石这样能够超越历史语境、始终挺立潮头的企业家又能有几人?
以“消失”为题并非为了噱头，也不是为了简单的褒贬。与那些如今仍保持成功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在所停滞之处构成了历史的坐标。我们探求历史的完整性必从他们身旁经过。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鉴的东西。
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如今已不被更新一代所知的企业家不可胜数。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独商界，由失败者主演的戏剧总是更为惊心炫目。
并非都是悲剧，还有闹剧。还有剧情至今模糊的剧目。也并非没有重复，当初在远离现代商业文明的蛮荒之地开创企业的人所犯的粗陋的错误、遭遇的铜墙铁壁，并没有与他们败落的事业一起埋葬。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以此为背景，柳传志和王石就值得被再次提及。20多年来，他们小心地克制着人性的弱点并成功地避开了体制陷阱，使自己创立的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消失的企业家们，王、柳多次阐述的原则看起来是对的：建立并执行制度，对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有耐心，低头种地也要抬头看天;不追求暴利，不行贿，承认无知。而对于过度劳累中年早逝如王均瑶者，珠峰上的王石则提供了另一种典范。
欲望膨胀的失败
由厂长改称企业家，大概是从步鑫生、马胜利开始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以这些“改革者”为主角的热情四溢的“报告文学”，人们可能会惊异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一个企业家竟然如此容易。不过是以身作则，赏信罚必，奖金激励，强调质量。从大锅饭改为承包当然是艰难的，而“一包就灵”证明了一个荒芜多年的市场恢复起来是多么迅速。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改革者们凭着对市场本能的敏感(还要有足够的胆量)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步鑫生、马胜利们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点石成金的圣手，不但商界迫切需要他们的指点，政界甚至艺术界都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智慧。就像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那个初经开拓的草莽世界，他们也被那些热情却无知的市场初民毁了。步鑫生从衬衫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服，马胜利从石家庄纸厂走向全国，将100家亏损纸厂组建成“马胜利纸业集团”。很快，改革者无所不能的幻觉破灭，他们发现观众们在变得聪明起来的同时也变得冷酷无情。
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禹作敏，当年的大邱庄“庄主”。在把自己的贫困村庄变为一座工业城市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皇帝”。“家天下”也是某些企业家的梦想，禹只是走到了极端。
把牟其中与当年的改革者归为一类有些勉强，一位最早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他用数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换回四架飞机，这真实的奇迹让他之后的所有狂想都有了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商业世界有独特的见解和宏大的构想，思考动辄以人类为起点，但是他缺乏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钱。他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企业家。在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身上还可以看到牟其中的影子。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残酷的竞争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另一种简单的失败也悄悄来临。对广告、价格战的迷恋导致诸如秦池酒业、爱多VCD等企业迅速把自己打垮，它们曾经铺天盖地的庞大身躯原来不堪一击。此后，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战略、管理、基业长青，当初的野心还在，手段渐渐变得高明。但是到了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化程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模式超前的失败
当人们认真思考唐万新的产融结合战略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捉襟见肘的资金无法支持他的梦想。牟其中曾在另一所监狱中对《中国企业家》评论说：在中国金融改革到位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顾雏军等人过早掀起的产业整合浪潮影响深远，他们的见识与其遭遇的瓶颈碰撞激烈，从而使整个场景看起来悲惨壮烈，而他们在商业伦理上的缺陷被遮盖。
孙宏斌是此类人物在地产界的代表。这个同样进过监狱然后在天津默默做了10年地产的人第一个提出地产全国化，也第一个被宏观调控拧紧的资金链勒住了脖子。当年，孙的顺驰集团要超过万科引发众多争论，现在，全国扩张的地产商已遍地皆是。孙宏斌们的失败也可以归因于欲望远离现实的强大反作用力，但用商业模式的超前解释更接近于真相。
与体制相关的失败
褚时健不会想到，他最终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总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他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甚至可以把赵新先归于此类。按照王石的说法，如果当初三九有赵新先的股份，他还会那么毫无顾忌地扩张吗?
这类企业家以后不会再有，产权不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同样的制约下，柳传志能够用20多年时间“拐大弯”，谋略之高下立判。另一个极端如王石，在送来的股份面前转过头去，无论其初衷如何，事实证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把那些因与官员走得太近而消失的企业家们放在这里吧。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福禧集团张荣坤，农凯集团周正毅，国美电器黄光裕。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还会反复涌现。
最后，把怀念留给那些生命也已经消失的企业家，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逸飞集团创始人陈逸飞，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利达玩具创始人张树鸿。前两位中年死于过度劳累，李海仓死于仇杀。张树鸿是位港商，因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超标全部被要求召回而自杀。张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消失”能看到中国制造困境的影子。（原题：消失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网站 记者刘建强 吴金勇 杜亮 何伊凡 孙雅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