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衡量一个人的对错要几十年

83岁褚时健：衡量一个人的对错要几十年
2010年09月26日 17:47 凤凰网评论专稿
',1)">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75岁。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图为2010年6月15日，83岁的褚时健站在自家果园。
核心提示：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少年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玉溪烟厂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身陷囹圄，七十五岁保外就医承包2400亩荒山，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褚时健说很多事情觉得问心无愧，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但在说起过去那段身陷囹圄的日子，褚时健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眼睛发红，嘴角蠕动……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人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特约主持：杨锦麟
采访整理：陈芳
（特别感谢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组编导：张峥，摄像：魏永林、赵暄）
一、褚时健的晚年生活
“我估计身体暂时不会有问题，三五年、七八年大问题不会有。”今年83岁（1927年腊月出生）的褚时健每月3次往返于哀牢山下的橙园与镇上的家里，单程便要在山路上耗去5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则在家翻翻跟果树栽培有关的书，晚上准时看看新闻联播，吃完饭和老伴儿散散步……
闲不下来再干七八年不成问题
杨锦麟：2002年出来医病，当时其实你完全可以在家休息、颐养天伦，为何在70多岁的时候不考虑休息，而要重新选择创业？当时是怎么想的？
褚时健：要讲吃饭，我没有问题。我老伴每月还有千把块钱的生活补助，还有个儿子在新加坡，一个月可以给我们三五千块钱，吃饭没有问题。我们现在住的房子是这里的村民留给我们的，住的地方也有了，我们还有套房子在城里边。按说是可以休息。
但我们都不习惯闲着，我老伴也闲不住，如果闲下来，我身体肯定不行了。2001年刚保外就医的时候，糖尿病很严重，头眩晕，一年花费二三十万，当时身体是不行了。虽然坐牢只有一年多，但对身体影响太大。
我们闲都闲不得，就觉得不管做什么还是要有一点事情做。也有矿业公司请我当顾问，一年给我三十万到五十万，让我做一些指导。但我想到总不是长久的，干不好对不起人，要干好也是重新搞，我就回绝了，先休息一下。就在这时新平县一个农场破产了，我就想租下来。
签完合同就需要筹集资金，在处理我的事情的时候，他们给我留了120万，说我在玉溪烟厂干了十几年，工资加起来总共也没有几文钱。
杨锦麟：你在玉溪烟厂18年的工资加起来有多少？
褚时健：60多万块钱。
杨锦麟：60多万块钱，18年，给国家创了1400亿的利润，使一个无名的烟厂变成一个举世闻名的品牌。
褚时健：最后他们在处理我的案子时，给我留了120万块钱。
现在我就想拿这120万谋生去，我会有办法的。我觉得今天在100个人中，可能有二三十个人说老褚这家伙不行，但多数人可能会说这个人可以呢。可还是不够承包这个农场，怎么整？我的一些朋友就说，你要多少钱才能搞？我们帮忙借给你。我说也不敢借，借了以后搞不成功怎么办？他们就说我们相信你搞得成功。
就这样在朋友的帮助下，前前后后借了1000多万块钱，终于承包了这个农场。这些借来的钱，到承包果园的第七年（2009年）还清。
杨锦麟：你打算何时退休颐养天年？
褚时健：我估计身体暂时不会有问题，三五年、七八年大问题不会有，经过这几年，他们（外孙女和外孙女婿）也成熟了。
依然心忧天下
杨锦麟：您的律师马军跟你聊天时说到“很多你担心的事都发生了”。你在担心些什么事情？
褚时健：现在不是我们管的事了，离得远一点清静一点，我现在基本已经做到了。一年下来轻轻松松挣几百万，要花钱有钱花，也不需要找哪个人求情。
但现在我们官场的风气是越来越坏了，坏到不好讲。这个东西时间长了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到时候就麻烦了。
现在事情还不多，我们可以凭借经济增长实力积累一些钱，但国家要不断增强实力，需要要实实在在地积累。就像盖一栋房子，地基如果扎扎实实，三十年、五十年、一百年，房子仍然会是好的；但不这样的话，二十年、三十年折旧，积累慢慢就消失掉了。我们国家的事情也是这样，对国家影响太大了，将来一代一代传下去。
杨锦麟：你还在心忧天下？
褚时健：我是觉得总书记、总理，尤其总理头发都白完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奔波，但他们所提的东西，下面很难贯彻，很难。
二、追忆在红塔的巅峰岁月
1979年，刚刚摘掉右派帽子的褚时健被委任到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半年时间将烟叶质量搞上去，引进设备，将第一车间直接设在田间，实行三合一（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制度……18年，在他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效益不断提高，为国家累计创造利税超过千亿，培育出的红塔品牌在世界名列前茅。褚时健用18年缔造了一个他的红塔帝国。
半年时间扭转破败的玉溪烟厂
杨锦麟：当初到玉溪烟厂，面临的是一个濒临倒闭的厂子，烟也卖不出去。1979年让你接管该厂，经过多久让玉溪烟厂重振并创造出品牌？这个过程花了几年时间？
褚时健：1980年和1981年，这两年玉溪厂的产品为什么卖不出？后来我搞清楚了，一是原料的问题，不认真分等级；另外厂子里的设备都是破烂，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厂子的管理和人员态度也有问题，导致出厂的烟质量参差不齐，一包烟18只17只的都有，一条烟九包的也会有，一箱烟少两条也有，最糟糕的是原料煤灰都能进去。刚到厂子就开始整顿。当时我就说这个事做好应该不难，市场上退货是对的，是因为我们确实不行！重新整顿后，工人的责任明晰，所有的烟要严格按照标准，半年情况就好了。
1981年，我们的烟质量没有问题，可以买兑换券了。但当时我也提醒全厂的人，“质量是没有问题了，但此时我们也只是刚刚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我们一定要比人家强！我们的装备不如人，但我们有精神，只要认真做可以做到。”当时我们厂就直接从烟农那里进原料，我们的原料一出来，震动全国，美国人给我们鉴别质量，仓库门一打开，便能闻出味道不一样，烟叶的香气中还带点小甜味，这样的烟叶是高品质，他们就说我们占据全国75%的高档烟市场有道理。
当时一位中央领导来视察，问我一年三四十亿的纯增长是怎么实现的？我们结构每年都在变，从低价变成高价，再到带过滤嘴。质量上升但价格并未上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销售总量在增加，所以能年年增三四十个亿，财政部都笑起来了。
在玉溪烟厂就没想过退休
杨锦麟：在玉溪烟厂工作18年，将一个亏损快要停产的烟厂带到世界知名品牌，为国家创收创汇如此之高，当时你有没有考虑到退休？
褚时健：退休？那个时候可以这么说，个人利益、个人安危都别管了。
杨锦麟：没有想过？
褚时健：当时一个专管进出口生意的人，碰见我就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就算了，现在到了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我说干起来是身不由己了。
杨锦麟：1986年你当厂长的时候，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效率是大大提高了，但是有没有为事后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可能会导致权力的集中？
褚时健：我们1986年搞“三合一”制度时，当时想得不多，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控制原料，从而确保高质量的烟草。
“三合一”实行后，烟厂向农业投资，烟草公司收烟叶，获利丰厚。中国烟草就是在“三合一”制度确立时发展得非常快，全国的效率都得到了大幅提高，从几百亿到四五千亿。
后来出了问题，上面没有好烟叶可分配，就工商分家，国家直接管烟叶，也直接领导烟草企业搞工业，比如云南出好烟叶，上面垄断烟叶，其他地方好烟叶就少。但成立之初，云南烟草的效率大大提高。
杨锦麟：这辈子成名于烟厂（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最终受难于烟厂，对“烟厂”这两个字，对玉溪烟厂、红塔集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
褚时健：现在他们有时候还要来问我，让我看看这个事情对不对。我是非常诚恳的，看到错的或对的，都爱提意见，希望他们做得更好。我们现在的董事长老柳，他很理解我，我也理解他们的很多困难。
被忽视的国企利益分配问题
杨锦麟：80年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探索的过程中，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总的思路就是注重效率和管理。您接手了玉溪烟厂，也是注重效率，保质保量。现在想来当时这样一味注重效率的思路，是不是忽略了一些什么问题？
褚时健：我们那些年，最重要的首先是效益，工厂没有效益是没有生命的。
效益从哪来？当时烟叶消耗占去成本的大头，一般生产一箱烟要60公斤烟叶，我们就从解决这个问题入手，从装备到操作进行改进，一箱烟只需要38公斤烟叶。像这样的问题一个个解决，经过一年多的整顿，我们的消耗下来了，而质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质量过硬了，市场上的口碑越传越好。
杨锦麟：国营企业讲效益、讲管理，但却没有考虑到利益的分配。你当时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
褚时健：在工厂内部我们还是注意这一点。
原来国家有规定，奖金不能超过工资的30%。后来我们通过与主管部门以及其他部门协商沟通，对工人搞记件，我们也是最早记件的。一记件就不再是死工资，出来一件烟，政府拿100块钱，工人拿5块钱，这样所有工人都可以拿到更多的奖金，慢慢地上面也就不来追查我们了。
现在国企高管年薪制有些过了
杨锦麟：但不包括管理者？在追求效益和质量的管理过程中，工人获益了，管理者被忽略了。你们当时可能讲究高风亮节，讲究实效和水平，但你觉得这够不够？
褚时健：像我们这层的管理人员归国家管。工人拿多少国家不管，所以有时候工人的工资会超过我们。我们完全要由国家来定，所以管理层拿得非常少（褚时健在玉溪烟厂工作18年，全部收入为60多万元）。
到后来，也就是到我有事的时候，国企管理层的奖金跟福利开始提上去，当时的朱熔基总理解决了这个问题，提出企业管理者实行年薪制。年薪制根据企业的效益多少来定，这个问题一解决，全国国企高管都受益了，收入成倍增加。那时上面也觉得不按照效益实行年薪制不行了，但现在也有点过了，效益好不好，年薪照拿，都定得很高了。
杨锦麟：关于国企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其实直到今天依然未从根本上解决。
褚时健：远远没有。
杨锦麟：现在出现一种职业经理人制度，现在我们的国企实行高薪制度，你认为这种制度解决了国营企业的分配问题吗？
褚时健：这个问题，现在人不需要过多的努力就可以拿高工资。
杨锦麟：现在人不需要很多努力就可以拿很高的工资，以前像你创造那么大的效益，一个月才3000块的工资。
褚时健：有关部门可以出台一些相关制度，跟效益挂钩，效益好了，管理者、工人可以多拿。但这个东西就不容易制定得准确，要花工夫。
杨锦麟：你刚才说过，一个企业如果没有效益，一切都是空。
褚时健：没有效益就不行了。
杨锦麟：这是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是计划经济。
褚时健：对。
企业管理好不好要看效益而不是比投资
杨锦麟：现在的国营企业，很多的领导都是上一级领导指派下来的，懂政治不一定懂管理和懂企业，这个现象好不好？
褚时健：我们现在管理经济，最缺乏的是综合管理这部分人。现在我们国家是这样：我上来你下去，你下去他上来，都照着这个规矩干就行了。
中央今年提出来要转变经济管理方式和发展方式。我的体会关键一点就要看效益好不好。如果比投资，你买一台设备一千万美金，我买一台设备一千亿美金，反正大家都在花国家的钱。
现在我们考核管理者没有太多效益的要求。如果有效益要求，多拿不怕，多拿是因为创造的效益多。现在找不出个办法来。
烟草这几年的竞争减弱了，当董事长、总裁的人无所谓了，反正国家总量控制了，在这个总量里高工资高待遇，有很多问题都不消愁，钱也可以大把地花。有一些设备在欧洲还可以用，我们这个地方就丢了。有一次去美国参观一个工厂，这个老板有好多工厂，很多以前的设备还在用，他说这个东西还可以用，我们跟你们不同，你们中国现在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比起你们，我们的设备是落后了，但你要晓得我的钱是董事们的。
三、回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候
1996年，对于褚时健来说，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候。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后，此时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儿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狱中自杀，听到消息的褚时健潸然泪下。律师马军说，那一年的中秋节，他一个蜷缩在办公室，盖着一条毯子看着电视，悲凉得很……
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
杨锦麟：平心而论，你这辈子为玉溪烟厂做那么多的贡献，为国家做了那么大的贡献，你觉得自己本来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待遇？经济待遇。
褚时健：做一件事情有成有不成，做了那么多事情之后，前前后后算一算，我倒觉得不必动那么大干戈。
玉溪老百姓一直到现在对我们都很好，这对我也是一种安慰。当初调查组找老百姓座谈，想看看民间的反应，玉溪的老百姓就说“他拿了你们多少钱？我们凑给你嘛。”我也觉得很宽慰了，我所做的事情他们更理解一些。
杨锦麟：老百姓对你有公平的评价，今天也有领导对你也很关心，红塔集团里那些晚辈对你也很尊重，这叫老怀宽慰，求得一个心平气和。但当时你觉得对你的判罚公平不公平？
褚时健：今天重新过来说，（当初）不应该那样。但有些事情要实事求是。有时候我们省委书记、省长碰到我，说北京的一些人也经常来问老褚身体怎么样？我就说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杨锦麟：很多东西要做到实事求是是很不容易。
褚时健：不容易。
杨锦麟：为了某一种我们现在无法评价的目标，也许当时你受了很多的委屈，不仅是你，家里面也受了很多打击。
褚时健：就是了。
一生最难的时候：妻女被关监狱，女儿自杀
杨锦麟：在最难的时候，有想到走绝路吗？
褚时健：我只考虑我姑娘，实际上她那病是逼的。他们打电话先告诉当时的省委书记，我在办公室，书记跟我说的时候，他都哭起来。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搞她了，我跟她几十年可以说患难与共，一直走过来。别人我都不考虑，我说反正绝大多数人明白，所以我也觉得无所谓。
真正要衡量一个人做得对不对，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会证实的。
杨锦麟：马军那天说起，他去协助处理姑娘的事，说起你这个一向硬朗的汉子，听到自己的骨肉那样的消息都痛哭了。
褚时健：有些东西现在重头说，他们不应该。
四、笑谈人生淡忘过去
一辈子的人生跌宕起伏，少年义无反顾参加革命，反右不力被打成右派，玉溪烟厂18年打造红塔帝国最终折戟身陷囹圄，七十五岁保外就医承包2400亩荒山，重新书写人生。回首这一生，褚时健说很多事情觉得问心无愧，对过去自己已经看得很淡，这一生也没什么遗憾了。但在说起过去那段身陷囹圄的日子，褚时健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眼睛发红，嘴角蠕动……
回首过去，已经看得很淡
杨锦麟：你这一辈子大起大落、跌宕起伏，参加革命时义无反顾，被打成右派，之后在农场十六年，改革开放以后在玉溪烟厂18年……回首这一辈子的大起大落，你的心情怎么样？
褚时健：总体来说，每次在情绪上是受到很大冲击，但是很多事情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已经看得很淡。
前四年，一位领导来到云南，通过我们省委书记白恩培问我怎么样，到我们厂（红塔集团）时又问我们集团的几个头头，叮嘱说“要照顾好他们的生活”。
后来北京的朋友来到我这里，告诉我这些事情，我当时就说了一句：“听到说这句话，我所有的（遭遇），就算有点怨气，都烟消云散了”。
国家处在目前这个阶段，很多事情都可能都会惹起波动，就那样子过了无所谓，我觉得可以了，他们说这句话，我就平心了。
用人情的事情不会亦不求人
杨锦麟：会不会感觉自己实际上是受了很多的委屈？
褚时健：要真正地从头讲，有很多东西不是那么严重。就说将我划成右派以后，好几个一起的朋友当时是县级干部，有位老兄是红河州的常委，他一天到晚吵，我说没用，该干什么干什么，平心静气。他们就觉得我心态可以，身体也还可以。本来就要有个好的心态，现实如此，面对它。
所以我整这个（承包果园）就忘记了别的事。我现在按国家法律来，该纳税纳税，市场上消费者反馈也不错，日子就是那样子。
当时我老伴就说，我们要做就做不要过多求人的事情。果园刚搞起来的时候，很多朋友帮忙。像邱健康（红河卷烟厂厂长，褚时健弟子）每年都订购450吨果子，送他们的用户，帮了我很大忙。现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已经很轻松了。
完全用人情的事情，我很不会，我不求人。以前上北京的时候我能躲就躲，不然人家问你要烟，拿着烟就是钱，一万箱烟就赚一个亿，不要本钱，只要一个条子就行了。但是他们得利了，我这边就埋下隐患了，所以我就躲了。
杨锦麟：现在你说自己的心态就是心平气和。但是我看你在谈起刚刚那段事的时候，情绪还是有点激动。毕竟要让心完全平复，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毕竟这也是人很难承受的考验。
褚时健：现在我是那个了……我们集团（红塔集团）负责销售的冯兵，我们相处熟了以后，他曾告诉我：“你这一辈子总是先为别人考虑，最后才是为你考虑。有些事情你别管了，我们会管，我们会起作用，会协助你度过难关。但是你总是先替别人考虑，你怎么会一辈子像那样？”
我现在能够平下心来，先让他们考虑。他们在处理很多麻烦事，看样子会惹出乱子来，他们的负担就重。
治理一个国家也是这样，处在他们位置上还是相当不容易。这样一想，我说没有什么要求了。
淡忘过去 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
杨锦麟：任何一个改革都有一些先行者，您应该属于中国国营企业改革发展变化的一个先行者，先行者要付出很多牺牲，很多代价。后面这样的事情跟反右时的打击是不一样的。不应该跟你提起难过的往事，但你现在有时候看起乐呵呵的，整天在处理很多事情，不觉得自己很悲苦吗？
褚时健：现在都淡忘了。
本来马军约我的时候，我都说尽量不再提起那些事了，他说得很诚恳，所以很多我平常不说的东西已经说了。
当时有人找到我，让我和他们配合，让我就出个证明，他就可以利用权力为我减掉很多。说你支持我们办这个事，我们把你的事情也可以减掉很多，我就说你不给我减也算了，我不能坑人，不能无中生有，他就没有再找过我。
杨锦麟：现在你觉得自己的身份是什么？退休的老厂长？还是一个农民企业家？或者是别的什么？
褚时健：没有退休。上边也说退休了不好办，他们每个月给我一点生活补贴，1000块钱一个月，医药费不管多少全部报销；另外由红塔集团派一个驾驶员，生活上给帮帮忙；原来还有个专门的医生，负责保健的，现在也用不着了，就让回去了。
杨锦麟：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要说遗憾嘛，应该说目前基本上也不用遗憾了，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
杨锦麟：昨天我见到您的第一印象，想到了豁达两个字。如果用一句话来描绘你的一生，你会用一个什么词来描述这一生？
褚时健：我这个人，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从来都是先考虑别人，困难的事情留给自己，现在还是这样。
像去年，我老家天旱了，感到有些不忍心，他们太穷了。我从经营果园中拿了几十万装一条管子，20公里，给他们装一条管子，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他们日子可能会好过起来。
杨锦麟：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有时候会活得很累，你累吗？
褚时健：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像我老家穷，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我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此稿亦经杨锦麟先生、马军先生审阅核实，特此致谢！）
褚时健与红塔：国企改革一面镜子
2010年09月26日 14:14 凤凰网评论专稿
哀牢山下对话83岁褚时健。保外就医后的褚时健在哀牢山下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图为2010年6月15日，83岁的褚时健站在自家果园
“所有听过褚时建发自肺腑之言的人都有无限的感慨，他的一生给我们今天所有人提供了很多的启示，也让我们对过去中国国营企业一把手所走过的路有了更多深层的思考。褚时健的一生跌宕起伏、大起大落，一切尽在不言中。毁誉参半的历史功过由人评说，我们没有办法给这个错综复杂、色彩斑斓的人物做一个评判。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公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历史依然是公正的，历史好在是人民写的。”
--杨锦麟
撰文：陈芳
5月15日，傍晚，与褚时健接触两天后，离开位于玉溪市新平县戛洒镇的褚时健果园。大片乌云在山间流淌，坐在车里，任这山里的风吹拂，不时有雨点打进车窗。车在山间盘旋，远处的哀牢山在云雾缭绕中肃穆安详，回头张望那一大片绿油油的橙园，以及山头那几间白房子，褚时健最后的印象在脑海中浮现：两手交叉放在胸前，一个人站在房前的池塘边，静静地望着果园，抬头望一眼对面的哀牢山，陷入深深的沉思，满头白发在风中倔强地立着。旁边一个小姑娘走过来，他忽然回头，对小姑娘露出和蔼的笑容……
车里忽然响起腾格尔那“刀割般”的歌声，“每一个降生的婴儿，都带着你的血性；每一张牧人的脸庞，都有你的轮廓；每一座毡房的梦里，都有你打马走过……”这歌声在此时响起，忍不住再次回望哀牢山以及山下的褚时健。两天的接触中，他首次敞开心扉回首在红塔集团的最后岁月，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身陷囹圄。他说现在已经看淡了，过去都忘记了，这一生已无遗憾，“反正比我差的人还多得很，我自己也觉得可以了。”但在回首这段往事时，他在不停地喝水，长时间地停顿，嘴角蠕动着却吐不出字来……那一刻，悲情二字从心底涌出。
晚年褚时健：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2400亩的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已经75岁。褚时健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唯一的姑娘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成为褚时健一生的痛，亦对女儿心怀愧疚。好在姑娘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也已经做了母亲。
一个人远远走在前面，两手搭在身后，身体挺得笔直，一件旧T恤，趿拉着一双拖鞋，穿着一双灰色袜子。一步、两步……五十多米的走廊上，他却始终不曾回头，径直走到包房，落座，菜已经上齐，待众人到，动筷子大口吃饭，没有任何客套与推杯换盏。他吃饭很快，早早吃完，坐下来点燃一支烟，等着其他人。
一个小时前，在距离玉溪市区不远的一个小镇，找到了褚时健的家。小镇安静祥和，几乎家家是独栋别墅，这里的人大多因烟草而富，与红塔集团的辉煌在时间上几乎平行。褚时健的家是一栋二层别墅，他的律师马军告诉我们这栋小楼是镇上的人专门留给他的。
随马军律师来到储时健家中，他正坐在沙发上正与人谈话，白发朱颜，声音低沉。83岁的老人、曾经叱诧风云的烟草大王、涉嫌贪污入狱、保外就医后承包荒山……关于褚时健那些固化的概念在脑海中飞转，此刻他就站在面前，只是一个硬朗的老人，笑容间透着一丝亲切。谈话间，褚时健不时拿出手机接听或拨打电话，时而靠在沙发上，时而正坐，并不因外人的到来而刻意讲究。他起身到厨房叫老伴儿马静芬与客人打招呼，老伴儿也已80多岁，身形瘦小，走路却稳当得很。
环顾整个房间，墙上是一幅褚时健夫妇的合影。两位老人相互依偎着，笑容灿烂。还有一幅四世同堂的全家福：马静芬的老母亲、褚时健夫妇、儿子、孙子、外孙女……儿子如今远在国外；女儿褚映群1996年在洛阳监狱自杀后留下一个女儿，与褚时健老两口一起住，前不久外孙女刚刚做了母亲。此时的褚时健与老伴儿完全可以颐养天年，他们却说自己是闲不住的人，闲着反而受病痛折磨，褚时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马静芬则患有癌症。现在承包果园有事情可忙，两位老人精气神儿和身体反而较闲着的时候好许多。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老伴儿来到新平县嘎洒镇承包了2400亩的荒山，储时健被打成右派后，曾在新平工作十几年，又从老家华宁县带来果苗，在荒山上种起了橙子，并注册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马静芬是董事长，外孙女做销售，褚时健负责果园经营，他称自己是给老伴儿和外孙女打工。这一年，褚时健75岁，人生七十五方开始。
5月15日，天刚蒙蒙亮，玉溪的空气中泛着丝丝凉意。走出酒店，看见褚时健已经坐在车里等候，昨晚约好6点钟出发，此时刚刚6点。昨晚吃饭亦是他先到，在那里静静等候。他有着很强的时间观念，这一点马军早在20多年前就已经体会到，他们第一次见面，约定下午三点半，但那天突然下起瓢泼大雨，马军担心从玉溪赶到昆明的褚时健会困在路上，可等他到了约定地点，褚时健已经坐在那里。
褚时健要带我们上山去看果园。果园地处深山，大部分路段为石子路和土路。一路上我们睡了被颠醒，接着再睡，来回变换坐姿。每一次醒来看着坐在前排的褚时健，几乎始终保持一个姿势，专注地望着窗外。这条山路，自从2002年承包果园开始，褚时健每个月至少走上三次。每次天不亮出门，在山路上颠簸四五个小时，到果园查看果苗，与作业长、技术员、农户交流，在山上住一晚，第二天原路返回。而开荒之初，山里连路都没有，很多路都是褚时健修的。
将近5个小时的颠簸后，终于来到果园。漫山遍野的橙树，硕果累累，一眼望不到边，不远处的哀牢山烟雾缭绕，宛若世外桃源。褚时健一下车便与作业长交谈，不时走到果树前掐掉吸收营养的新芽。褚时健以前从来没有种过橙子，8年来，经营这2400亩果园亦是波折不断。承包第二年因营养不足，大多数果子谢了，2400亩地只收了14吨橙子。褚时健大部分时间呆在山上，与请来的农业专家和果农共同会诊，褚时健说，那时他常常很恼火、发愁，晚上睡不着觉。专家也没办法，最后还是他自己通过翻资料找到了问题所在。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第二年、第三年……每年都有新的问题：营养不良、储存期过短、自然灾害应对等等，直到第七年方才步入正轨，也是在那一年，他将承包果园时借的1000多万全部还清。现在果园开始盈利，褚时健觉得要做的事情依然很多，他说自己还可以干个七八年不成问题，“到那时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培养得也差不多了，这片果园就交给他们。种果树看似简单，其实不简单，整不好会倾家荡产。”
2400亩的果园种植与管理全部由褚时健一个人负责，他管理果园的方式是：专家+作业长+农户。从全国各地聘请专家做技术指导，从当地雇佣才干出众的农民为作业长进行分片管理，再从当地雇佣大量农户进行作业，实施承包制。作业长与农户责任清晰，奖惩分明，最重要的是能让农户获得颇丰的经济收益，一个作业长一年可以收入5万来块，而一个普通农民一年能挣2万元，还可以在山上养鸡养猪，这远比在其他地方打工赚钱。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激励机制尤为重要。经营果园也是这种管理哲学，而早在红塔集团这种管理哲学已经被验证，那时红河烟厂职工的工资甚至高过管理层，烟农也获益颇丰，在这种激励下，褚时健收到的是最好的烟叶，烟厂的效益也大大提高。而他的管理哲学早在60年前就已经形成，一句很普通的话：“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这也是褚时健一生坚守的原则。
家中的墙上，挂着一副褚时健和老伴马静芬的合影，颐养天年的快乐。陈芳翻拍
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
“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1927年出生的褚时健，在少年时便已形成自己的人生观。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就在这里出生，并度过自己的童年。83岁的褚时健还依稀记得当时的情景，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这也直接触动了年幼的褚时健，“要把书读好才行！”
忆起儿时的那段时光，褚时健露出轻松的笑容，小时候捉鱼的情景挥之不去。后来去昆明读书，抗战结束，内战打起来，在“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口号中，根本无心读书。“到高一就熄火了，不读了，打游击去。”这一去便是8年。
部队领导认为褚时健是个有骨气的书生，便给了一个指导员的差事。时值清匪反霸运动，几十万大军没有饭吃，要向当地百姓征粮作为战用物资，那时褚时健总比别人征得快，别人要三四个月，他只要一二十天就完成任务。褚时健觉得是自己的工作方法跟其他人不同，因为他理解农民，能设身处地从农民的角度考虑问题。“从小我觉得对别人要有同情心才行，征粮虽说是政策，但收粮农民总会不高兴的。”在褚时健看来，绝不能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一定要给农民留下一部分。而其他人为了完成任务，让农民有多少交多少，农民当然不干。褚时健不但顺利完成任务，还与农民交了心。“在这些问题上要自己好，也要让别人好。如果单要自己好，干什么工作、接受什么任务就搞大指标，会让大家很反感。”60多年后，忆起当年，褚时健如是说。
褚时健做事情自己顺利，一定也会让工人、烟农过好。所以在今天的玉溪烟农中，褚时健仍被不断提起，在他们心中，褚时健依然是一个神一样的人，在玉溪市以及褚时健所在的镇子，随便问一个人，无人不知褚时健。当年褚时健在红塔集团出事后，上面派人调查，更有不少村民直接说，“他欠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凑，你们不要抓他了。”
“成也红塔，败也红塔”。如今的红塔集团，早已与褚时健没了关系，以前的老厂房如今只有一间小破屋，偶尔经过，褚时健和老伴儿说早已心平气和。
红塔集团：巅峰与折戟
1996年，是褚时健最难熬的一年。那一年，他唯一的姑娘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亦关在那里，而他自己也已经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多年后回首这段最难熬的岁月时，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水杯喝水。
红塔集团（前身为玉溪卷烟厂），是褚时健人生达到巅峰的地方，亦是褚时健折戟的地方。效力红塔18年中，褚时健将一个破败的地方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缔造了红塔帝国，18年为国家贡献利税至少1400亿，造就了无数的百万富翁，也造福了玉溪一方众多烟农。而他18年的总收入不足百万元。
1979年，戴了22年的右派帽子终于被摘掉，52岁的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卷烟厂厂长。除了玉溪卷烟厂，褚时健还有另一个选择--去山里的矿上当厂长。褚时健倾向于后者，“我倒是蛮想干，但老伴不同意，说孩子跟着我们受了那么多苦，再跟着你到山沟里干一辈子，要去你去，我不去。”褚时健开始考虑玉溪卷烟厂，但依然有顾虑，因为文化大革命后两派在烟厂遗留的问题很多，造成烟厂产品卖不掉，发展很慢，两派摩擦很厉害。褚时健找到地委书记，“你可怜我一下，我这一辈子实际上被整了十几年，我再倒一回你们怕不忍心嘛。”直到地委书记表态支持褚时健，此时老伴儿马静芬也在背后鼓劲，他硬着头皮去了。
但褚时健也明确告诉地委书记，“叫我去当厂长，存在的生产问题和烟的质量问题都不怕，但不要在地委内部这边支持一些，那边支持一些，闹得我中间不好办。今天既然明确了态度了，我去干，我尽我的力。”褚时健就此开始了在玉溪烟厂的18年岁月，开始了人生中又一轮跌宕起伏。
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褚时健到来之后首先要处理这件事情。他找到厂里人问修好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伙子告诉他，之前的厂长在时，坏过一台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40天对褚时健来说是大问题，肯定等不了。他之前也搞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三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在全国还没有引进设备意识的时候，褚时健为玉溪烟厂率先争取到了一台进口设备，随之而来的是烟厂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褚时健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大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
18年，褚时健缔造了红塔传奇，也缔造了一个属于他的烟草王国。1986年在褚时健的带领下，玉溪卷烟厂实行“三合一”制度，即玉溪卷烟厂、玉溪烟草专卖局、玉溪市烟草公司合而为一，所有的大权全部集于褚时健一人身上，但这也可能为事后出现问题埋下了隐患。褚时健追忆时称当时的考虑只有一个--控制原料，包好质量关，同时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褚时健自己也说从进入烟厂的那一刻，个人的安危与利益都已经不顾了，只想着企业的效益，他也没想过有一天终究是要退休，终究是要离开红塔的。
对于当年创造的红塔传奇以及为国家创造的千亿税收，在4个多小时的聊天中，褚时健只字未提。他只是想把事情做好，无论让我做什么我一定能干好，这观念早在少年时便已植入褚时健的脑海。
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7年，以被判处无期徒刑这样的结局黯然离开执掌18年的红塔集团，这一年，他整整70岁。在回忆那段往事时，他说其实最难熬的是1996年。那一年，唯一的女儿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监狱自杀，老伴儿马静芬关在那里，他自己也已身陷囹圄，基本失去自由。“我只考虑我姑娘……我只想着我老伴不应该有问题了，不要再搞她了……”说到这些，褚时健有些语无伦次，不停地拿起杯子喝水。访谈中，褚时健念叨最多的就是他女儿：被打成右派，女儿跟着妻子受苦；在山里带着女儿一起去野餐；听到女儿自杀，不禁老泪纵横……
马军给我们讲了1996年的一个情景：“1996年中秋节，我去看望褚时健，当时烟厂放假，偌大的厂子空空荡荡的，保卫科两个人坐在一楼看电视。我在厂长办公室见到了他，办公室里有一个大沙发，他缩在沙发里，身上盖着一个毛毯，对面放着一个小电视。那一刻，我心里真是难受，老伴儿关起来，姑娘死了。”
对于这些，今天的褚时健说自己早已忘记。他说自己承受多大的委屈都没关系，但自己不会去害别人。因为坚持这一原则，他曾经被打成右派，整整22年才摘帽。
褚时健的老伴儿马静芬，也已80多岁。摄影：陈芳
负责反右工作 自己被搞成右派
1959年，担任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的褚时健反因反右不积极被打成右派。“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褚时健被任命为玉溪专署反右工作组小组长，上面给他们定下了反右指标，开始是3%，后来要达到4%-5%……就在这个过程中，褚时健从反右工作者被打成了右派，“罪状”是同情右派。
此时其他地方的反右指标已经达到了15%，甚至20%，而褚时健连5%的指标都没有完成。“这样的数字心里总觉得不对头，他没有事硬要说他是右派，说他反对共产党，老是觉得整不下去。结果他们就说我手软，手软就说明你本身是右派。整别人整不下去，最后我自己被搞成右派了。”褚时健哭笑不得，这一年是1959年，褚时健正值而立之年。
被打成右派之后，褚时健感到的不是委屈，而是困惑，这个工作到底要怎么做？回忆起做反右小组长的那段经历，褚时健说太压抑。成右派后，被“发配”到一个农场。“比起在机关那种压力大的日子，来到这里反而觉得轻松了。别人一天能做多少事，我也能做多少。最后他们让我去做工副业，制糖、种菜、酿酒，供农场人吃。我觉得这个倒轻松了，也不要哪个再论长短。”如今再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已能谈笑自如。
烧酒、种菜、轧糖，这些褚时健都能做得很好，“一百斤甘蔗轧出多少糖？出多少酒？还要比别人高。当时我心里已经有谱了。”“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叫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这就是褚时健。不过有一项工作褚时健说自己确实做不好，那就是政治工作。“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照你们说的做，我觉得不大合适，心里头想不通。”
1959年，去农场报到时，只有褚时健一个人。妻子马静芬一路相送，送到玉溪柏田，再送到沅江。当时的马静芬被单位劝退，身体又有病。“她一个人带着七岁的姑娘褚映群，在昆明日子过得很艰难，就去给人家打毛衣，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打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还是维持不了生计。”最后马静芬提出跟随褚时健一起到农场，说起老伴儿，褚时健说：“她也是坎坷得很。”一年多以后，全家一起来到新平县，褚时健先是在农场，后来又去了一个畜牧场当厂长，养牛养羊。“叫我养牛养马养羊，我也觉得舒服，比在机关大家凑到一起搞什么事情舒服。”
一年后，新平县有一个2000多人的厂子快倒闭了，上面要褚时健去当厂长救火，“我去的时候只有300人了，我对这300人说，'你们别跑了，我们一起过后半生算了'。”这样一干就是十几年。直到1979年，被再一次派到玉溪烟厂救火。
淡忘过去 却依然心忧天下
对于那段艰难的时光，褚时健选择了淡忘，几乎从不提起。他说都忘了，“每次在情绪上受到很大冲击，但很多事情我觉得问心无愧，我已经看得很淡。”偶尔有北京的人通过省里领导问候褚时健，褚时健说所有的委屈就全都抛在脑后了，“只要他们心里明白就得了。”
淡忘谈何容易？这也许是褚时健不愿意闲着的原因。现在的他每天对着自己的果园，看着沉甸甸的果子挂满枝头，显得乐呵呵的。一切仿佛没有发生过，这样想来，遗忘也是一件幸福的事。
除了忙果园，每天他都会看新闻。83岁的褚时健依然心忧天下。“总书记、总理，尤其总理头发都白完了，一天到晚辛辛苦苦奔波，但他们所提的东西，下面很难贯彻，很难。”他朴素的情感，不禁让人想起当年那个投身革命的少年，还有因无法完成反右指标任务自己被打成“右派”的28岁科长。
回望8旬人生：褚时健任人评说
2010年09月29日 00:20凤凰网专稿
83岁的褚时健
提起过去的事情，年已8旬的褚时健说自己都淡忘了。
但是关于他，争议从未停止。以下为各方对褚时健的评说。
“我一直为他抱屈”——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回复凤凰网邮件中这样写到。而周其仁对科龙问题的认识，或可同样适用于褚时健：
“科龙问题的根子是产权体制。1984年创办的公司，不是国有就是集体。但是实际上，'出资'的不只是镇政府的几万块钱，还有潘宁创业团队的企业家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的压力使企业的控制权落在企业家手里，但原先的体制却不承认企业家人力资本的合法产权。这种特别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创办的公有企业里普遍存在。也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逼迫这类企业改制。”
“褚时健是时代的悲剧。但要清楚一点就是国家给了他这个平台，国家也给了他应有的报酬和荣誉，他只是为国家打工的一个职业经理人，而他自己则把自己当主人，自己没有把位子摆正。若烟草行业允许民营企业进入，可能情况不会是这样。”——经济学家郎咸平
“我们拥有世界上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和最便宜的企业家。”——褚时健之案引发的“59岁现象”，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的解释
“褚时健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万科董事长王石
“褚时健受贿金额巨大，违法犯罪情节严重，国法难容。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经营管理者而惋惜。从这个案件身上，我们也能够得到一些启示。为避免更多的企业家犯类似错误，从培养、促使新企业家产生的角度出发，确有必要重新认真对待企业家的报酬问题。同时也有必要给企业家补上一课，一个优秀的合格的企业家，不仅要懂技术、管理，更要懂法律，要时时注意将自己的行为纳入国家政策、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的贡献，在符合市场原则的前提下，即使和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就报酬问题讨价还价，也比自己为找”平衡“铤而走险更有利于社会发展。”——经济学家晏智杰
“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褚时健是哪一个？肯定抓老鼠，但不偷吃。”－－褚时健的律师马军
“褚时健是在不该拿钱的时候，拿了他应该拿的钱。”－－红塔集团的很多人这样认为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褚时健的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位法官
对话律师马军：褚时健案不是个案是制度性问题
2010年09月29日 00:19凤凰网专稿\
',2)">
褚时健律师马军 摄影：陈芳
核心提示：在马军看来，褚时健案在当时绝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制度问题，是国企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我当时的考虑就是，他的案件辩护必须要放到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中去考虑。”在马军看来，褚时健绝对是能抓老鼠的“猫”，如果在分配方面能够早一点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办事，体现出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也许褚时健的案子就可以避免。
马军，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主任，1984年被聘任为云南玉溪卷烟厂法律顾问。褚时健1995年被举报，1997年正式被捕，1999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减刑为17年，2002年初获准保外就医。1997年，马军是褚时健的辩护律师。
马军与褚时健1984年相识，时任云南省司法厅公证律师管理处副处长兼云南省律师协会秘书长的马军有一天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褚时健要见他，褚时健当时是玉溪烟厂的厂长，已经很有名气。两人约定下午四点在昆明见面，那天却下起了大雨，马军还担心褚时健从玉溪赶到昆明会不会迟到，没想到4点整褚时健的汽车到了，他冒着雨走进来。“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给我的第一个印象：这个人非常不错，时间观念非常强！我们两个一起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一起吃饭，很简单，三个菜，两个人抱着大碗，吃完了就完了。第一次见面我就感觉我跟褚时健是很相通的。”马军回忆到。
从1987年给红塔集团做法律顾问，马军几乎见证了褚时健治下的红塔集团全过程，对褚时健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观念亦是印象深刻。
在马军看来，褚时健对新技术的敏锐力正是使其率领的红塔集团奠定国内领先地位的开始。1986-1987年，新技术在国际上迅速发展起来，但那时国家烟草实行专卖，从种植到销售都是有专门计划的，在引进技术方面，也是国家定指标。在得知国家给西南地区2000万的技术引进指标后，褚时健第一时间专门去追下这个指标，“当时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总共只有7000万元人民币，他可以拿出2000万美元用于设备技术引进。他已经意识到新技术对企业未来的生命，这套设备还包含技术管理的新理念和观念，为后来红塔在全国的崛起打下了技术升级的基础。”
通过这么多年与褚时健的接触，马军与褚时健之间除了工作上的关系，感情上也超乎常人，马军甚至将褚时健当成自己的父亲来尊重，这源于他对褚时健超常的认识观念和经营能力的感知，“现在这些人没法跟他比，就像现在的将军和1949年以前的是不能比的。”马军直言不讳。
无论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经营糖厂，还是后来的烟厂，他总能将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壮大起来，这也给地方、国家、烟农、以及无数的中间人创造了巨额财富和税收。在马军看来，可悲的是这样的一个人却未能得到相应的物质回报，18年工资总和不足一百万。马军认为正是这种不公平造成褚时健心理不平衡，加之烟草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最终导致了褚时健案发。
在马军看来，褚时健案发首先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一个特殊现象。哪几年恰好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国有企业开始推向市场，而烟草又是垄断专营行业，当时是半市场半计划，这也直接导致烟草行业的产品从出厂到市场之间存在巨大差价，很多人看到了其中的暴利。“当时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谁能拿到褚时健的批文，供给某某多少件烟的批文，就可以赚。道理很简单，烟从工厂出来，批发的正宗香烟不超过五块钱，但在市场上可以卖到十块钱，当时烟草行业确实有一个暴利出问题，很多人都想拿到条子。”据传，当时褚时健随便去哪个省，书记、省长都要见。他每次到北京更不敢提前告知。因此，从这一点来说，马军认为所有的责任不能最后全部让褚时健一个人来承担，“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烟厂突然转向市场，要按照市场价值规律办事，但在这个转轨过程中，新老体制、新老观念、新老人员、新老管理方法的冲突不可否认，责任不能让褚时健一个人承担。”
其次，在马军看来，褚时健案在当时绝不是一个个案，而是带有普遍性的制度问题，我国到现在都没有一个分配方面的法律，这就导致了国企利益分配不公的问题。“我当时的考虑就是，他的案件辩护必须要放到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中去考虑。”在马军看来，褚时健绝对是能抓老鼠的“猫”，如果在分配方面能够早一点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办事，体现出一个人的劳动力价值，也许褚时健的案子就可以避免。“能不能给能干的猫多吃一点？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我说褚时健是哪一个？肯定抓老鼠但在特殊情况下不偷吃了鱼的猫，为什么在这个猫没有偷鱼吃之前不给他些鱼吃？”（陈芳）
特约主持：杨锦麟
采访整理：陈芳
（特别感谢凤凰卫视《走读大中华》栏目组编导：张峥，摄像：魏永林、赵暄）
杨锦麟：当时接褚时健的案子，最难的在哪里？
马军：能不能讲出话，能不能顶住压力。
我们省委书记跟我们谈，告诉我一点：尊重法律，尊重事实，对法律负责，对案件负责，对当事人负责，对党负责。
当时的省委书记问我还有什么要求，我说只有一个要求，我请求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我能把要讲的话讲完。他说什么意思？我说律师经常在法庭上一发言就会被法官打断，比如你的发言跟本案无关等，我要求这个案件审判的时候，让我把话讲完。省委书记说你放心，这个要求不过分。
褚时健的案子不是个案而是制度问题
杨锦麟：在具体的辩护过程中你都讲了什么？做了哪些努力？
马军：这个案件当时我考虑的什么？褚时健为什么最后会这样？
我这个法律顾问，不是不通人性、不讲秩序的。国家、集体、个人怎么解决？我可以从公司法律的有关规定，研究出一个很好的方案，就完全是一种公司行为，来解决分配收入的问题，这个问题明摆着有分配的问题。
1992年我们成立市场经济，但到现在我们没有市场经济的明确法律（如市场经济法）。法律的缺失、制度的缺失、一些人为的因素，我们没有工资法、个人收入所得法，能说我们的分配是公平公正正义的吗？很简单的道理，当时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老总和资本市场的效率、价值是直接挂钩的，所以当时上市公司老总一年可以拿上千万年薪，但他对国家所做的贡献是绝对不可能有这么多。但褚时健平均每个月三千多块钱。
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要解决按劳分配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但1992年到1997年审理褚时健案件的时候，我们对党的这一决议的执行情况是什么情况？如果我们执行好了，还会有褚时健的问题吗？所以我认为褚时健的案件不是一个个案，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因此，我当时的考虑就是，他的案件辩护必须要放到社会背景、制度背景中去考虑，这是我考虑的第一点。第二点，我办褚时健案到现在一分钱没收，律师费什么都没有。不是没有人交，褚时健被关押，国外有一个烟草行业总会负责人给我打电话，说正因为他接受了红塔集团外销烟的分成、包装等很多业务，使他们烟草企业有了长足的发展，赚了很多钱，他当时提出由他出五百万的律师费。我说你拿回去，我为褚时健辩护是代表云南人民为他辩护，不是我个人为他辩护。
这个案件，我看了大量的卷宗材料，并全部复制，然后研究，有关问题还要对外进行调查、核实，特别最后一次到南京去会见褚时健，他当时被关在南京。当时有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是1145万美金的贪污，相当于一个多亿人民币。后来就把重点放在这里，回来以后，我破例准备辩护词，三天写出了一万两千多字的辩护词。辩护的那天，我特意穿了白颜色的西装，法庭本来很严肃，不应该穿白的，但我一套白的、一套黑的，从服装上都注意黑白分明。
我说我们国企领导出问题，是不是应该解决一个给能干的猫多吃一点？能抓老鼠不偷鱼的猫，不抓老鼠也不偷鱼的猫，抓老鼠偷鱼吃的猫，和不抓老鼠专偷鱼吃的猫，我说褚时健是哪一个？肯定抓老鼠但不偷吃，为什么在这个猫没有偷鱼吃之前不给他些鱼吃呢？
最后的判决，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这个判决就是最好的结果。为了争取这个最好的结果，也有一些人付出了代价。在当时的条件下，我的辩护着眼于：不是贪而是几个人分掉，这叫私分企业财产，私分的不是国有财产，因为这个企业在转制以后，面向市场以后，一部分收入属于国有，但一部分不是国有的，是企业自己的帐外收入。小金库的来源问题，界定它不是国有的，应该是私分集体资产，董事长和几个董事在一起，大家商量把这个钱拿出来分掉。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案件不应该从国家机关的性质，而更应该从企业本身的性质来界定。这个案子里程碑的意义在哪里？这个案件的判决当时称为最好的判决，因为它第一次将为什么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为什么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意见、为什么采纳律师的意见、为什么不采纳律师的意见，第一次将庭审的证据，采纳的依据公开来。我就说它是在客观评判的基础上形成的，这个在司法进程中都有里程碑意义。但现在我们国家律师环境还是很糟糕的。
杨锦麟：会不会有人认为，因为你跟褚时健的关系比较亲近，对他有些偏袒？
马军：会。褚时健案件审理完了以后，红塔集团就再也没有请我当法律顾问了。褚时健被判刑的第二年，红塔集团新总裁字国瑞就拿到了年薪一百万，也就是他一年的收入是褚时健前17年的总和还多。褚时健干了17年，全部收入60多万。
我们国企分配改革也是在那一年，说实话，褚时健案件，确实引发和改变了中国改革过程当中的国企领导分配问题，这个是客观的。
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冲突
杨锦麟：我们现在冷静地回头看，不带任何情感色彩来看褚时健这个案件，作为一个庞大的烟草行业，难道管理上就没有一点瑕疵吗？
马军：我们国家从1949年建立，1954年第一个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协调发展，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的物质需求，是计划经济。
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提出了市场经济，到12月份正式在中国实行。1992年进入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讲规律，按照价值规律和供需规律来决定产销，价格也不是计划拟定的，与计划经济是性质截然不同的。
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前无古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程是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对这些问题的出现，我们应该抱着什么态度？
像褚时健的案件，他的烟厂，从一个计划经济下的烟厂突然转向市场，要按照市场价值规律办事，但在这个转轨过程中，新老体制、新老观念、新老人员、新老管理方法的冲突不可否认，责任不能让褚时健一个人承担。
杨锦麟：这种情况下，导致一个悲剧的结果是必然的？
马军：我觉得很可惜。如果在分配方面，能够尽早用市场经济的价值规律办事，体现他的劳动力价值，给他一两千万，我相信褚时健绝对不会冒险再来干这个事情。
国企利益分配不公引发的59岁现象
杨锦麟：这起事件之后，国有企业领导中的“59岁现象”引起人们重视。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马军：前云南省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这样说过：他穷怕了。几百年来，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入了党、当上党的领导干部，家都不敢回，回去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比如云南原来林业厅厅长，曾经当过昭通地委书记，收受贿赂20多万，最后被判刑，20多万放在保险柜里，为什么放那里？这20多万是他准备拿回老家修一条过河的桥。
对中国现阶段的59岁现象和国企领导贪腐问题，还是要具体到每一个案件分析，他的贪不是为自己而贪，是用这个来回报父母，回报乡亲，回报家乡，所以才会一些人收了钱拿来做慈善事业等等，这个我觉得还是要考虑的。
杨锦麟：迄今为止国企利益分配仍是个难题？
马军：难，但是再难的题也要解决。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制度方面很多，特别对干部，中央要求干部做到廉洁自律，出淤泥而不染，这是极端不负责任的一句话，我们应该给我们的干部尽力营造一个干净的环境，远离污泥的环境，对不对？叫一个人成天生活在毒气熏绕的环境中，他怎么可能身体健康？
第二，人们的传统观念和现代社会有一个矛盾冲撞，比如中国人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吃水不忘打井人。企业在发展中，没有党政部门的批准与支持，肯定发展不起来，一旦发展起来，特别是广东人最讲这个，赚了钱就要花出去，只有把花出去才能赚更多的钱。中国人何尝不是？赚钱了想感谢，结果一感谢，行贿、受贿。
现在很多人在能力上没法跟褚时健比
杨锦麟：回到褚时健的身上，你认为他当时经营红塔集团，跟目前经营国企的领导有什么不同？
马军：第一，当时全国对新技术和信息还不是很敏感的情况下，他却能敏锐地捕捉，最早引进先进设备，在全国占领了阵地；
第二，在转制过程中，国有企业怎么进一步去做？很多国有企业在转制中就完蛋了。褚时健不一样，就像农民种一块地，不管风调雨顺还是旱涝冰雹灾害，都要保证庄稼的丰收，褚时健就是这么一个人。
再者，褚时健的认识观念和一般人不一样，褚时健这个人很有意思，他的文化程度并不高，被打成右派20多年，两次判刑都是20年，加起来40多年，他今年80多岁，有一半时间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
但褚时健无论是当年被打成右派经营糖厂，还是后来的烟厂，包括今天种橙子，总能将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发展起来。所以现在这些人没法跟他比，就像现在的将军和1949年以前的是不能比的。
杨锦麟：他以前经营烟厂，而且屡见成效，可见他的管理方法还是管用？
马军：真的是管用。
褚时健这个人，说实话很有意思，第一他不会招惹人，第二他不会用手机，第三这个人吃饭从来不会大吃大喝，上来拿一个大碗，喜欢吃什么菜弄到碗里，弄上两勺饭，吃完了放下走人，根本不管你，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杨锦麟：完全脱离你的辩护律师身份，你怎么评价褚时健？
马军：就是辩护词里讲的，他把一个要垮掉的寺庙修建好，而他自己穿着破袈裟，而且在出家之前老爸还过着穷日子。不管多大的功臣，一旦犯事，之前的功劳一点都没有，这就叫功不抵过。但犯罪以后的功可以抵过，坦白从宽，检举揭发他人，就可以抵过。这就出现一个问题，让一个身经白战、当年被扣“反右不力”罪名的人，去揭发他人、检举他人，做一个不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就可以立功被释放了，这叫什么法律？这样的法律在鼓励一种什么东西？
（此稿亦经马军先生审阅核实，特此致谢！）
吴晓波谈褚时健：国企改制关键点的悲剧人物
2010年09月29日 00:20凤凰网专稿
吴晓波 资料图片
核心提示：褚时健案发的时间点，恰逢国企改革转制的时间交叉点，当时原有的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褚时健案发于1995年至1997年，恰好出在这个时间点上。像褚时健那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一个个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有的人被抓住，有的人没被抓住。
对褚时健这样一个充满矛盾和传奇色彩的人，无论在企业、在民间、亦或在经济学界，争议始终不断。知名财经作家吴晓波曾这样写道：“'褚时健现象'是一面镜子，照出了转型时期的中国商界在法制观念和价值评判上的模糊、矛盾和迷茫。”吴晓波认为，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中国企业改革分成两段：前二十年是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轴，推行承包制激活企业的积极性，提高效益；1998年开始进入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化的状态。
而褚时健案发的时间点，恰逢国企改革转制的时间交叉点，当时原有的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国企改革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褚时健案发于1995年至1997年，恰好出在这个时间点上。像褚时健那种情况，在当时不是一个个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只是有的人被抓住，有的人没被抓住。吴晓波认为这背后就涉及到政治正确的问题了。
对话主持：陈芳
对话嘉宾：吴晓波，知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著有《大败局》、《激荡三十年》等书。
褚时健是悲剧性人物但其犯罪毋庸置疑
凤凰网：我们前不久刚刚对话褚时健，重新回望了他的整个一生。当然最引人关注的仍是他在红塔集团的辉煌以及最后的折戟。您怎么评价褚时健这个人？
吴晓波：我觉得他本人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法律角度讲，他的犯罪是毋庸置疑的，挪用公款、贪污这些罪名，毋庸置疑。但很奇怪的是，他在企业界获得了极大的同情，而同情他的主要理由是从给国家缴纳的税收，他将一个小烟厂变成一个大烟厂以及全球知名的品牌。
我觉得这是当时时代的一个投影，他被判刑的时候（1997年），恰恰是国营企业产权改革的时候，整个企业希望从承包制变成产权清晰化这样一个过渡阶段。褚时健本身戏剧性太强，一直到今天，像他这样具有如此之高知名度的企业家被判刑也不多见。
很多人很同情他，觉得当初就不应该判刑。我不这么看，就法律本身来讲，当时他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挪用公司的资金或者变相收受贿赂，肯定不对的。
凤凰网：不管之前的功劳多大，在现有的法律情况下，都不应该突破？
吴晓波：对，你不能用这种违反法律的方式来突破，我能理解他，包括别的企业家对他的同情，我也很能理解。
凤凰网：像褚时健，他的能力很强，也创造了常人可能创造不了的效益，有人曾称当时的红塔集团，其实一半是面向市场一半是在计划体制下，认为他的小金库分的不是国家财产，而是企业内部的集体财产。这个您怎么看？
吴晓波：这个想法基本上跟伊利前董事长郑俊怀被判刑是一样的，企业内部的小金库，但问题是你没有产权，小金库也不能挪用的，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
褚时健案发国企改制关键时间点
凤凰网：他的案发刚好处于当时国企改制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怎么看他背后的时代背景因素？
吴晓波：国有企业改革是从1998年开始的，大规模的企业产权改革是1998年东亚金融风暴以后开始的，一直持续到2003年。他案发的时间点刚好是改革到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点，也就是承包制已经走到尽头的时候。
1978年中国搞改革开放时，企业改革是一个主题。中国的企业改革分成两段：前二十年是以落实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轴的；1998年开始进入到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化的状态。在这种背景下，怎么能在企业经营中体现企业家的价值，是当时讨论最激烈的话题。
褚时健的问题就出在前二十年时间点上，那时国家需要激活国有企业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效率，通过承包和落实企业自主权来激活，但激活以后经营者本身是没有产权的，所以他只能够去领工资，拿薪水，而薪水又跟所谓的贡献和利润效益无法成正比。烟草行业本来就是一个高纳税性行业，他可能交了600多亿的税，但他当时的薪水太少了。所以大家觉得他是个很优秀的企业家，为国家创造那么多税收，把企业做得那么好，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当时几乎都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企业家这样认为。但这完全是非法理性的角度，是基于感情道德层面的角度。
我觉得这个其实不太对，因为法律是一个刚性的东西，就算法律有不恰当之处，但在它没有改变之前还得遵守，突破法律也不是一种符合道德规范的做法。他是很奇怪的时间点下的产物，我对他没有太多的同情。
凤凰网：在褚时健案发后，也引起很多人对国企领导人59岁现象的一个讨论，这种现象您怎么看呢？
吴晓波：现在还有。特别是国企领导人，包括政府官员。国有企业体制本身是值得检讨的，利益集团是一个需要检讨的东西，中国需不需要那么庞大的国有企业集团？在我看来是不需要的。
彼时国企缺乏激励机制
凤凰网：国企改革中的利益分配问题，包括激励机制，您认为从褚时健那时到现在解决了吗？
吴晓波：更早像周冠五（原首钢董事长）的时候已经出现这个问题了，周冠五是中国最早改承包制的，但他也没办法解决问题，只好让他的儿子周北方在首钢开企业，最后其子周北方被判刑。周冠五是中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个改承包制的，是邓小平列的试点，当时已经出现了经理人。但他没有企业的产权，主要是负赢不负亏，企业做不好你没什么责任，做好了就变成一个可以跟政府来谈判的人物，但如果谈判不当就会被抛弃掉，这是国有承包体制内一个必然的规律。
褚时健也一样，他可能交了600多个亿的税，他是个很优秀的企业家，为国家创造那么多税收，把企业做得那么好，但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即便拿二十万跟上百亿的税收还是不成正比，他这是一个很极端的案例了。还有很多家电行业、服装行业、基建行业的，可能交了一个亿的税，只能拿到一两万，不成正比。
所以最终，企业经营者的积极性能不能被激活呢？到了第二十个年头左右，被认为是失效的，所以1998年开始搞产权改革。在失效之前国有企业想办法，有些搞内部产权改革，90年代初期就有了，搞得比较早的可能就成功了。像褚时健那种就变成挪用公款或贪污等情况。这两种情况，在90年代后期的中国企业界非常普遍，有的人被抓住，有的人没被抓住，其实他的故事蛮简单的。
今天不可能再现褚时健当年的问题
凤凰网：直到今天，国企改革，包括它的产权利益方面，在您看来有没有彻底解决？
吴晓波：今天的国企不是这个问题了。1998年以后，中国当时有二十多万家国有企业，被分成两块：一块是所谓的上游行业，就是能源资源型行业，就形成国有垄断；剩下大部分是下游、中游行业，当年大踏步的退出，国退民进，让给民间了，大概有十八万家左右的国企完成了产权改革，中国现在的很多民营企业当时就是这样转制出来的。
上游部分，后来变成靠垄断形成利益，所以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出现像褚时健的问题了。比如今天的中移动、中石油，每年交一千多亿的税收，老总如果说我每年只拿五十万、一百万，我拿少了，没有人会同情他的。褚时健也是靠垄断，他是垄断里面的小市场，当初是靠向别的省买香烟指标，把规模做大，然后又到电视台投广告，进行市场扩容，他在垄断行业里有市场化行为，但今天我们看中移动、中石油、中国工商银行，每年上千亿的利润，你看到他的董事长每年能拿到多少？估计不过一百万人民币，为什么没有人同情他们这些人呢？因为他是靠垄断形成的利润。所以说褚时健当年的矛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褚时健案意外推动国企产权改革
凤凰网：褚时健的悲剧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吗？
吴晓波：他的悲剧，就个人命运来讲是有可能避免的，因为他是一个普遍现象，不是一个个案现象。他之所以被抓出来，主要原因是红塔集团和政府一些部门的关系闹僵了，是因为他政治不正确，只能这样讲这个事情，然后一查确实有问题。
他的意外仅仅在于，他的落马推动了整个中国企业产权化的改革，让大家看到了这个问题，原有靠承包制和自主权落实的方式已经走到了死胡同，褚时健的戏剧性在这个地方。所以国外回来的人，像郎咸平就很不同情褚时健，因为他从法律角度来讲，是一定犯错误的，判你、关你也没问题。但为什么国内的企业家有那么大的同情？四个字来讲，就是兔死狐悲，好听的讲惺惺相惜，不好听的就是兔死狐悲。他是意外推动了产权改革，而中央政府也准备搞产权改革了，恰恰在那个要爆发的时间点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判决书
2010年09月29日 16:53中国法院网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1998）云高刑初字第1号）
公诉机关：云南省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褚时健，男，1928年2月1日生，汉族，高中文化，云南省华宁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总裁，住玉溪卷　烟厂职工宿舍。1997年2月8日因本案被监视居住，同年7月10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马军、罗涛，云南震序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罗以军，男，1953年6月13日生，汉族，大专文化，云南省通海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会计师，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1997年8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王北川、何京，云南北川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人乔发科，男，1938年9月5日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文化，云南省晋宁县人，原系云南玉溪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董事长、副总裁，住玉溪卷烟厂职工宿舍。1997年8月8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8月22日被逮捕。现羁押于云南省公安厅看守所。
辩护人宦锐，云南东陆律师事务所律师。
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于1998年8月6日以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犯贪污罪和本院提起公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义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马军、罗涛，被告人罗以军及其辩护人王北川、何京，被告人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宦锐，证人刘瑞麟等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经合议庭评议并报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现已审理终结。
起诉书对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分别提出三项指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事实、罪名及相关情节，当庭举证、质证和辩论，三被告人作了最后陈述。综合双方争议及各自理由，本院评判如下：
一、起诉书指控：1993年至1994年，玉溪卷烟厂在下属的香港华玉贸易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华玉瓮）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也称浮价款）和新加坡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收入款共计28570748．5美元。褚时健指使罗以军交该款截留到玉溪卷烟厂和华玉公司的账外存放，并规定由其签字授权后才能动用。1995年6月，褚时健与罗以军、乔发科先后两次策划将这笔款先拿出300万美元进行私分。褚决定自己要100多万美元，给罗以军、乔发科每人60至70万美元，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在逃）、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另案处理）也分一点，并把钱存放在新加玻商人钟照欣的账户上。1995年7月15日，罗以军身带褚时健签字的四份授权委托书到达深圳，向盛大勇、刘瑞麟转达了褚的旨意，盛、刘亦同意。罗以军在授权委托书上填上转款数额，褚时健为174万美元，罗以军681061美元，乔发科68万美元，盛大勇和刘瑞麟45万美元。罗将填好转款数额的授权委托书和向钟照欣要的收款银行账号交给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7月19日，盛大勇将3551061美元转到钟照欣的账号上。罗以军返回玉溪卷烟厂后，将办理情况报告了褚时健、乔发科。上述款项案发后已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华玉公司的账页，以证明玉溪卷烟厂在华玉公司存放销售卷烟收入款（浮价款）和卷烟加工利润留成款共计28570748．5美元。褚时健等人汇出的3551061美元属上述款项中的一部分。
2、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在侦查期间的陈述，以证明三被告人预谋私分美元的经过。
3、华玉公司的调账凭证，华玉公司副总经理刘瑞麟记录的调账备注和刘瑞麟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罗以军持被告人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到华玉公司调账的经过。
4、银行转款凭证和银行收款凭证，以证明从华玉公司汇出款项的时间、金额及收款银行和账号。
5、新加坡商人钟照欣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等人将款汇到他在香港汇丰银行账户存放的经过。
6、扣押款项凭证，以证明案发后款项已全部追回。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均已构成贪污罪。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提出犯意，起指挥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实施转款行为，被告人乔发科参与私分，均系从犯。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当庭陈述的事实与指控事实基本一致。被告人褚时健提出，预谋私分美元的数额与指控贪污的数额有出入。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对指控提出三点异议：第一，各证据间反映出的数额与起诉书认定的数额存在矛盾；起诉书认定三被告人各自贪污的美元数额，只有罗以军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第二，三被告人私分的是销售卷烟价款，属账外资金，私分的决定是集体作出的，故应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指控贪污的罪名不能成立。第三，款项转到新加玻商人钟照欣账户，被告人并未实际占有，属犯罪未遂。
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被告人罗以军将3551061美元从华玉公司账上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香港的银行账户存放，这一行为只为为三被告人私分创造了条件，款项并未按预谋的份额为各人控制，公款的性质没有改变，事后也以玉溪卷烟厂的名义将款全部转回，故三被告人行为属犯罪预备。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乔发科仅有犯意表示，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也没有实际占有私分的美元，指控其贪污不能成立。
本院认为，指控被告人褚对健、罗以军、乔发科共同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的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三被告人亦予供认。对争议的数额，本院确认三被告人在预谋私分美元时，商定褚时健100多万，罗以军、乔发科各60万到70万，最后实际转款3551061美元的事实。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应当定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观点，本院认为，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属单位犯罪，犯罪的主体是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决定，集体私分。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以个人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采用秘密的方式私分公款，既不属单位行为，也不是集体私分，不符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罪的基本特征。因此，辩护人的这一意见不予采纳。
关于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未遂的观点，被告人罗以军的辩护人提出属犯罪预备的观点，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属犯意表示的观点，本院认为，三被告人主观上有共同私分公款的故意，客观上已将公款从华玉公司的银行账户转到钟照欣的帐户，这一过程完成后，玉溪卷烟厂华玉公司都对该款失去了占有和控制，实际支配权在被告人，款项的所有权已被非法侵犯，三被告人的行为符合贪污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属犯罪既遂，故三辩护人的意见均不予采纳。
综上所述，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共同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按当日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28741577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在共同犯罪中，被告人褚时健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罗以军、乔发科系从犯。公诉机关指控的基本事实和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二、起诉书指控：1995年11月中旬，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外存放的浮价款银行账户及相关的资料销掉，把剩余的1150多万美元以“支付设备配件款项”的名义全额转出。褚决定自己要1150多万美元，并拿给罗以军一个钟照欣提供的用英文打印的银行收款账号，叫罗把钱转存到该账户。罗以军在褚时健给的收款账号上注明1156万美元，连同褚时健签字的授权委托书一起带上，到深圳找到华玉公司总经理盛大勇，叫盛立即办理。1996年1月23日，钟照欣提供给褚时健的账户上收到了1156万美元。上述款项案发后已全部追回。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宣读和出示了银行转款凭证，银行收款凭证，证人罗以军、刘瑞麟、钟照欣的证言，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银行账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新加坡商人钟照欣在境外银行开设的账户的过程，被告人褚时健及其辩护人对转款的事实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辩解：叫罗以军销掉存放浮价款的银行账户，并把账户上的余款1500多万美元全部转到钟照欣的账户上，是因为即将交工作，为了掩盖私分355万美元的事实；款转出后是为玉溪卷烟厂支付购买烟丝膨胀设备款，并不是自己要。
辩护人提出，指控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针对被人褚时健的辩解和辩护人的意见，进一步宣读和出示了下列证据：
1、罗以军证言，证明“褚时健说自己要1150万美元”；同时证明“褚时健给我一个用英文打印的银行帐号用以转款”。
2、钟照欣证言，证明“褚对我说要转一笔款到我账上，向我要个账号，……，我专门买了个公司，开设了银行账户，把账户提供给褚款转到了这个账户上”。
3、合同书、付款凭证，证明被告人褚时健辩解的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项，是由其他途径支付的。
公诉机关认为，上述证据充分证实被告人褚时健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辩解不能成立。因此，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均存在重大矛盾，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法庭依法传罗以军出庭作证。罗以军在当庭作证时，证明褚时健说过转出的美元用作赞助款和其他开支。
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指使罗以军将华玉公司账户上的1156万美元转到钟照欣在境外的银行账户上，这一事实清楚，双方并无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指控被人褚时健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证据是否充分；争议的实质是被告人褚时健的行为是否具备贪污罪的主观要件，构成贪污罪。经审查：
1、罗以军的证言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罗以军直接实施转款行为，在这一指控中有利害关系，作为证人作证时，证言的内容前后不一，特别是出庭作证的内容与开庭前所作证言有重大变化，在重要情节上自相矛盾，对辩护人提出的质疑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罗以军的证言不予采信。
2、钟照欣的证言亦不能作为证定事实的根据。证言中关于专门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购买公司、开设银行账户一节，经查证，在时间上、用途上均存在矛盾；关于提供给被告人褚时健账号一节，有多种说法，前后不一致，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故对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
3、公诉机关出示的合同书、付款凭证等证据仅能证明购买烟丝膨胀设备的款没有从转出的1156万美元中支付，不能直接证明被告人褚时健非法占有的故意。由于罗以军、钟照欣的证言不予采信，指控证据不能相互印证，形成锁链。
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诉讼中，控方同有提供证据证实犯罪的责任，证据不充分，指控不能成立。该指控中，证据反映出被告人褚时健转款行为的主观故意，同时存在非法占有、购买设备或其它目的的可能性，不具有充分的排它性，因此，指控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证据不充分，本院不予确认。
三、起诉书指控：1995年8月至1998年7月，洛阳市公安局和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在侦查本案过程中，先后在云南省昆明市、玉溪市和河南省偃师市等地，扣押、冻结了褚时健的货币、黄金制品、房屋以及其他贵重物品等财产，共折合人民币521万元，港币62万元。对此，褚时健能说明其合法收入来源经查证属实的为人民币118万元。其余财产计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褚时健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不无法来源的根据。
对指控的这一事实，公诉机关当庭出示和宣读了扣押的存款单18份，黄金制品82件，“劳力士”金表2块，港币23万元，人民币9200元，商品房4套的照片、购房协议、付款凭证及房产价值鉴定书，证人马静芳、马静衡、马静芬、李湘云、喻斌等人的证言，以及被告人褚时健合法收入的相关证明等。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对其巨额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经查证也无合法来源的根据，其行为已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被告人褚时健对指控证据无异议，但提出上述财产中有一部分是外商赠与的。
辩护人提出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应予扣除。
公诉机关针对被告人褚时健及辩护人的异议，进一步说明，被告人褚时健对辩解的外商赠与，未能准确地陈述事实，也未能提供外商姓名、住址等查证线索，不能查证属实，辩解不能成立。对被告人褚时健夫妇的共同财产中其妻子的合法财产，起诉书认定时已作扣除。
本院认为，依照法律规定，被告人褚时健对其财产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部分，负有说明的责任。被告人褚时健的说明和辩解没有可供查证的事实予以证明，其辩解不能成立。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确认。
此外，公诉机关还认定，被告人褚时健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有立功和重大立功表现，并当庭出示了相关证据。
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及其辩护人对上述认定均无异议。
被告人褚时健的辩护人提出，褚时健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和全省的经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量刑时应充分考虑被告人褚时健的功劳，从宽处理。
被告人乔发科的辩护人提出，乔发科具有自首情节，过去曾对玉溪卷烟厂的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应考虑从宽。
公诉机关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观点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确实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要贡献，但功不能抵刑，在法律适用上人人平等。被告人乔发科是在侦查机关已经掌握犯罪事实并向其讯问的情况下供述犯罪，不能以自首论。
本院审查认为：被告人褚时健因涉嫌其他犯罪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在司法机关尚未完全掌握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百发科共同贪污3551061美元的事实前，交待了这一犯罪事实，应按自首论；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重大犯罪线索，经查证属实，有重大立功表现。被告人罗以军在侦查期间检举他人侵占公共财产线索，但检举的事实未按刑事追究，立功不能成立；关于重大立功表现，指被告人罗以军检举被告人褚时健贪污1156万美元的重大犯罪事实，因对被告人褚时健的这一指控本院不予确认，故被告人罗以军重大立功表现亦不能成立，但该行为使检察机关及时追回流失在境外的巨额国有资产，可在量刑时作为酌定从轻情节。被告人乔发科在同案人已经向检察机关供述了共同犯罪事实后，侦查人员向其询问时作如实供述，不属主动投案，自首不能成立，可作为认罪态度较好的情节，酌定从轻。
关于辩护人提出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　科曾对玉溪卷烟厂作出重大贡献，应从轻处罚的辩护意见，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在担任玉溪卷烟厂领导期间，为“玉烟”发展作出了贡献，对此，党和政府给予了政治上、物质上的荣誉和待遇，但无论功劳多大，都不因此而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公民犯罪都应依法受到刑事追究。我国刑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至于被告人的历史表现反映出的主观方面的情节，可在量刑时酌情考虑。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被告人褚时健同时犯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依法应当数罪并罚。被告人罗以军积极参与犯罪，具体实施转款行为，作用明显，但鉴于其系从犯，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并揭举他人的违法事实，认罪态度较好等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被告人乔发科受邀约参与犯罪，系从犯，在共同犯罪活动中情节较轻，案发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减轻处罚。据此，本院为保护公共财产不受侵犯，维护社会主主经济秩序，严惩严重经济犯罪，根据本案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二十七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七条、第六十八条、第六十九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褚时健犯贪污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20万元。
二、被告人褚时健巨额财产中明显超过合法法入的差额部分，价值人民币403万元，港币62万元的财产依法没收。
三、被告人罗以军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3万元。
四、被告人乔发科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万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审　判　长　郑蜀饶
审　判　员　田　波
审　判　员　吕新华
审　判　员　张迎宪
代理审判员　黄为华
人民陪审员　倪慧芳
人民陪审员　杨润新
一九九九年一月九日
书记员　庆　文
顾　蕊
挺立潮头的企业家：相同的命运不同的人生
2010年09月29日 00:15中国企业家
“成功地避开了体制陷阱”的王石
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他们曾是中国3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最醒目的人群之一，如今这些弄潮者大多数归于沉寂。我们将他们称之为“消失的企业家”。这里所定义的“消失”，并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除了极个别早逝者和终老者。“消失”所指的是他们由于种种不可抗拒的外力或是自身的致命缺陷，而过早离开主流商业舞台。这样的企业家25年来并不在少数，我们只是选取其中的典型者。在一个飞速转型的商业社会，像柳传志、王石这样能够超越历史语境、始终挺立潮头的企业家又能有几人?
以“消失”为题并非为了噱头，也不是为了简单的褒贬。与那些如今仍保持成功的企业家相比，他们在所停滞之处构成了历史的坐标。我们探求历史的完整性必从他们身旁经过。更重要的是，在他们身上，仍有值得现实咀嚼和借鉴的东西。
1978年以来中国短暂的商业史中，那些盛极一时如今已不被更新一代所知的企业家不可胜数。事情往往是这样，不独商界，由失败者主演的戏剧总是更为惊心炫目。
并非都是悲剧，还有闹剧。还有剧情至今模糊的剧目。也并非没有重复，当初在远离现代商业文明的蛮荒之地开创企业的人所犯的粗陋的错误、遭遇的铜墙铁壁，并没有与他们败落的事业一起埋葬。贪欲，野心，无知，膨胀，官商勾结，体制障碍，是几代企业家中表演折戟沉沙者的联合导演。
以此为背景，柳传志和王石就值得被再次提及。20多年来，他们小心地克制着人性的弱点并成功地避开了体制陷阱，使自己创立的公司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消失的企业家们，王、柳多次阐述的原则看起来是对的：建立并执行制度，对自己要达到的目标有耐心，低头种地也要抬头看天;不追求暴利，不行贿，承认无知。而对于过度劳累中年早逝如王均瑶者，珠峰上的王石则提供了另一种典范。
欲望膨胀的失败
由厂长改称企业家，大概是从步鑫生、马胜利开始的。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当时以这些“改革者”为主角的热情四溢的“报告文学”，人们可能会惊异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做一个企业家竟然如此容易。不过是以身作则，赏信罚必，奖金激励，强调质量。从大锅饭改为承包当然是艰难的，而“一包就灵”证明了一个荒芜多年的市场恢复起来是多么迅速。
那时候很多人没有听说松下幸之助、杰克韦尔奇，改革者们凭着对市场本能的敏感(还要有足够的胆量)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步鑫生、马胜利们成了时代精神的代表，点石成金的圣手，不但商界迫切需要他们的指点，政界甚至艺术界都希望从他们那里获取智慧。就像他们的成就来自于那个初经开拓的草莽世界，他们也被那些热情却无知的市场初民毁了。步鑫生从衬衫进军自己并不熟悉的西服，马胜利从石家庄纸厂走向全国，将100家亏损纸厂组建成“马胜利纸业集团”。很快，改革者无所不能的幻觉破灭，他们发现观众们在变得聪明起来的同时也变得冷酷无情。
比他们走得更远的是禹作敏，当年的大邱庄“庄主”。在把自己的贫困村庄变为一座工业城市的同时，他也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皇帝”。“家天下”也是某些企业家的梦想，禹只是走到了极端。
把牟其中与当年的改革者归为一类有些勉强，一位最早登上福布斯富豪榜的中国企业家，尽管他们所处的时代相同。他用数百车皮积压的轻工产品从即将解体的前苏联换回四架飞机，这真实的奇迹让他之后的所有狂想都有了不可置疑的说服力。他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对商业世界有独特的见解和宏大的构想，思考动辄以人类为起点，但是他缺乏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钱。他更适合做一个思想家而不是企业家。在后来的德隆唐万新身上还可以看到牟其中的影子。
当市场被越来越多的企业充满，残酷的竞争让企业家们被迫从天马行空的想象向现实着陆，另一种简单的失败也悄悄来临。对广告、价格战的迷恋导致诸如秦池酒业、爱多VCD等企业迅速把自己打垮，它们曾经铺天盖地的庞大身躯原来不堪一击。此后，中国企业家们开始更多地谈论战略、管理、基业长青，当初的野心还在，手段渐渐变得高明。但是到了中国乳业三聚氰胺事发，人们对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进化程度表示出极大的担忧。
模式超前的失败
当人们认真思考唐万新的产融结合战略的时候，他已经在监狱里服刑。捉襟见肘的资金无法支持他的梦想。牟其中曾在另一所监狱中对《中国企业家》评论说：在中国金融改革到位以前，绝不与中国金融界及资本市场来往。唐万新、顾雏军等人过早掀起的产业整合浪潮影响深远，他们的见识与其遭遇的瓶颈碰撞激烈，从而使整个场景看起来悲惨壮烈，而他们在商业伦理上的缺陷被遮盖。
孙宏斌是此类人物在地产界的代表。这个同样进过监狱然后在天津默默做了10年地产的人第一个提出地产全国化，也第一个被宏观调控拧紧的资金链勒住了脖子。当年，孙的顺驰集团要超过万科引发众多争论，现在，全国扩张的地产商已遍地皆是。孙宏斌们的失败也可以归因于欲望远离现实的强大反作用力，但用商业模式的超前解释更接近于真相。
与体制相关的失败
褚时健不会想到，他最终在历史上被反复提及总是在这样的场合。在他之后，李经纬、郑俊怀等功名卓著不让于他的企业家也倒在同样的事情上。甚至可以把赵新先归于此类。按照王石的说法，如果当初三九有赵新先的股份，他还会那么毫无顾忌地扩张吗?
这类企业家以后不会再有，产权不清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在同样的制约下，柳传志能够用20多年时间“拐大弯”，谋略之高下立判。另一个极端如王石，在送来的股份面前转过头去，无论其初衷如何，事实证明他得到的比失去的更多。
把那些因与官员走得太近而消失的企业家们放在这里吧。物美创始人张文中，福禧集团张荣坤，农凯集团周正毅，国美电器黄光裕。在中国现有体制下，这一类还会反复涌现。
最后，把怀念留给那些生命也已经消失的企业家，均瑶集团创始人王均瑶，逸飞集团创始人陈逸飞，海鑫钢铁创始人李海仓，利达玩具创始人张树鸿。前两位中年死于过度劳累，李海仓死于仇杀。张树鸿是位港商，因生产的玩具含铅量超标全部被要求召回而自杀。张不是一个大人物，但是从他的“消失”能看到中国制造困境的影子。（原题：消失的企业家 中国企业家网站 记者 刘建强 吴金勇 杜亮 何伊凡 孙雅男）
“魔水”之父李经纬的悲剧
2010年09月29日 00:15 金融界
这也许是中国企业史上最悲情的一张照片。
年过六旬的健力宝创办人李经纬坐在会场的一角，身边是既熟悉又形同陌路的地方官员，四周是闪烁不止的闪光灯。他的企业被仓促地出售了，而他开出同等的价格却遭严拒。这是一个人人都承认其创始功绩、却已不再被信任的企业家。
他仰面朝天，泪光迷离，难掩万千落寞。
李经纬
（一）
1984年3月，三水县酒厂厂长李经纬突然把眼光瞄准了8月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23届奥运会上，他得到讯息，国家体委将在6月份开会决定中国代表团的指定饮料是什么。而此刻，他手上有的是一种还没有投放市场，甚至连包装罐和商标都没有确定下来的新饮料。
李经纬是个45岁的中年人，他童年丧父，少年亡母，自幼在孤儿院里长大，成年后他当上了三水县体委的副主任，1973年，受人排挤被发配到县里的酒厂当厂长。那是一个只有几口米酒缸的作坊工厂，李经纬去后苦心经营，竟被他开发出一条啤酒生产线，生产出的强力啤酒在当地渐渐站住了脚跟。1983年，李经纬去广州出差，在街边买了一瓶易拉罐装的可口可乐，这是他平生第一次喝到这个饮料，也就是在这时，他突然萌发了做饮料的念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说广东体育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欧阳孝研发出一种“能让运动员迅速恢复体力，而普通人也能喝”的饮料，便找上门去要求合作，在欧阳孝的主持下，一种橙黄色的饮料水被开发了出来，它有一个很拗口的名称——“促超量恢复合剂运动饮料”，实际上，它是一种含碱电解质饮料。
当年的三水酒厂，一年利润不过几万元，李经纬敢于把目光直接盯向奥运会，实在是胆识过人。8月，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在8月7日的女排决赛上，已经成为民族英雄的中国女排姑娘以勇不可挡之势，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美国队，实现了“三连冠”的鸿鹄伟业，这在当年度是一件举国沸腾的盛事。在11日的《东京新闻》上，记者有贺发表了一篇花边新闻稿《靠“魔水”快速进击？》，他好奇地发现女排运动员在比赛中一直在喝一种从没有看到过的饮料——事实上，健力宝在当时除了供给中国代表团，连在国内市场上也几乎没有任何的销量，于是便猜测“中国运动员取得了15块奥运金牌，可能是喝了具有某种神奇功效的新型运动饮品——健力宝——的缘故”。很显然，这是一篇信手写出的、没有经过任何采访与核实的新闻稿，中国运动员成绩大幅度提升在国际上引起过很多的猜测，这无非是其中还算友好和调侃的一种。没有想到，一位随团采访的《羊城晚报》记者看到了这篇新闻，他将之妙手改写成“中国魔水”风靡洛杉矶，当这条“出国转内销式”的新闻在晚报上刊出后，居然被迅速广泛转载，“中国魔水”与“东方魔女”（对中国女排的昵称）交相辉映，在早已沸腾的奥运热上再添一分充满了神秘气息的骄傲，它实在非常吻合一个刚刚回到国际舞台的东方民族的心理满足。健力宝一夜而为天下知。
李经纬就这样交上了好运。1984年，健力宝的年销售额为345万元，第二年就飞蹿到1650万元，再一年达到1.3亿元，此后15年间，它一直是“民族饮料第一品牌”。在最紧俏的时候，三水县到处是全国各地前来拉货的大卡车，一车皮健力宝的批条就被炒到了2万元。
1991年，李经纬异想天开地策划出一个“拉环有奖”的促销创意，凡是购买健力宝的消费者只要拉到印有特别图案的拉环就可以得到5万元的奖金，李经纬宣称每年投入数百万元的奖金——从一开始的200万元，后来递增到1994年的800万元。这个活动在中国城乡竟获得了意外的成功，尤其让人惊奇的是，“健力宝拉环”竟成为很多乡村骗子的道具，他们坐在长途汽车上，然后惊呼自己拉到了一罐有5万元巨奖的健力宝，然后将之转卖给那些贪小便宜的无辜乘客。这个诈骗游戏一直到2000年前后，还在全国各地的城乡无比愚蠢却又惊险地上演着。
就靠着拉环有奖的促销刺激以及品牌的持续影响力，健力宝的销量水涨船高，一骑绝尘。1994年，健力宝隆重庆祝创业十周年，李经纬包下广州市所有的五星级宾馆大宴宾客，并把彩旗从广州一路插到了百里外的三水。这时候的健力宝销售超过18亿元，举目国内，矫矫无人可及。
1997年，38层高的广州健力宝大厦落成，李经纬按计划把公司总部迁到了广州。这时的健力宝达到了历史的鼎盛高峰，当年集团的销售额突破了50亿元大关，4月，国家工商局评定第一批“中国驰名商标”，健力宝赫然在榜，8月，中国饮料协会公布行业数据，健力宝在产量、总产值、销售收入和税利四项均排名第一，它还被媒体评选为“90年代中国公众心目中的十大知名品牌”之一。
（二）
可是，不为人知的是，李经纬与三水政府的关系已经到了严重恶化的境地。
据称，健力宝大厦的建造并没有通过三水政府的批准，而其造价之高更是让人有转移资产的嫌疑，当总部搬到广州之后，是否意味着这株摇钱树最终将从自己的土地上“迁走”？这些怀疑如病毒一样在三水的官员圈内繁殖和扩散，有人甚至质疑健力宝的海外战略也是一个“圈套”，因为，“上千万美元的钱被投入到美国市场，可是在那里的超市并没看到健力宝的产品。”这些疑惑最终形成了一个坚硬的共识，那就是，李经纬已经不跟三水人一条心了。他的所有行动都被印上了可疑的标志。
1997年秋天，在李经纬的精心策划下，健力宝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方案行将通过，在此案中，包括了经营层的股权分配，然而，三水政府以李经纬团队“没有香港暂居证，因而不得购买H股原始股票”为理由，拒绝批准这个方案。李经纬一怒之下，放弃上市。从此，矛盾变得表面化。
从1998年开始，三水政府加大了对健力宝资金的掌控，集团每开发一种新产品都必须通过政府审批，经过政府的财政预算，然后划拨经费，知情者解释说，这是因为“三水非常警惕李经纬借开发新产品之名转移资产，因此几乎每一个新的招商引资项目，政府都要亲自审批，资金卡得紧，还主动要求替健力宝寻找合作对象”。
当怀疑像魔鬼一样横亘在合作伙伴之间的时候，任何理性或善意的判断都会被扭曲和误解。这可能是健力宝案例中最让人唏嘘的地方。在将近六年的时间里，个性豪爽而耿直的李经纬始终没有放下身段，与政府获得谅解和缓和，这也许是他最大的失误。在一个转型中的国家里，企业家一旦与公权力发生博弈，后者失去的仅仅是看不见的信誉，而前者则是沉甸甸的身家性命。
1999年，三水政府大换届，一些与李经纬有交情的老官员全数退休或换岗，一层因历史的渊源而形成的温情脉脉的薄纱也最终淡去了，他的处境进一步艰险。而在这一时刻，健力宝集团提出在公司内部实行员工股份合作制的方案，由管理层自筹资金买下政府所持有的股份，李经纬开出的价格是4.5亿元，在3年内分期付清。三水政府断然拒绝，理由据称是“风险很大，有用健力宝资金来买健力宝之嫌”。之后，深圳一家咨询公司又设计出一套新的方案，李经纬团队持股75％，三水政府再给李经纬个人5％的股权奖励，这个方案也遭到政府方面的否决，理由依然是“担心经营层的钱来历不明”。
在这一时期，出售健力宝已成为共识。一方面，三水自1998年开始的“国退民进”改制已经完成80％，健力宝成为最后一个待改制的大型国企，而地方财政的状况也不是很好，新上任的市长后来承认，在那些年的某些月份，“公务员工资都欠发，日子非常难过。”另一方面，健力宝的经营业绩也在大步地下滑，自1997年创造了54亿元的骄人纪录后，销售额逐年大幅降低，到2001年跌到31亿元，相当于1994年时的水平，上缴政府的税利也从1亿元降到2000万元左右。因此，尽快将健力宝出手，已经成了一个明摆着的现实。其需要研究的问题仅仅是，把这个正在由“香饽饽”变成“烫手山芋”的企业卖给谁。
一次关键性的会议在2001年7月召开。三水市政府为健力宝召开了转制工作联席会议，市委、市政府领导全数到齐，每个与会的官员一一表态，结果90％的人主张卖掉健力宝，并且不能卖给李经纬团队。
健力宝和李经纬的命运在这一刻被强悍地决定了下来。
当健力宝即将出售的消息被释放出来之后，一群来自四面八方的鲨鱼闻腥而动，悄悄向三水围拢，它们均不动声色，不在阳光下游行，而它们的利齿已经凶猛地张开。
(三)
在一开始，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险些成为健力宝的新主人。在那次关键性的联席会议后的第三个月，李经纬被通知去参加一个晚宴，就在宴席上，一个名叫魏成辉的新加坡商人被介绍给了李经纬，市长开宗明义地说，政府已选中魏先生的公司来购买健力宝。
李经纬闻言，如惊雷轰顶，他的愤懑之情可以想见，第二天，在内部的工作餐上，他突然失去控制地说出了粗话，“他妈的，市里要卖股，我一点都不知道，就只通知我一起吃个饭。”
11月20日，新加坡第一食品公司与三水市政府草签协议，政府作价3.8亿元，将健力宝100％的股份全数出售，在这个协议——以及日后所有协议中，显赫无比的健力宝品牌的评估价格，均为零。这一决定让李经纬难以忍受，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政府宁可把企业售于素不相识的外国公司，也不卖给一手将企业创建起来、为此呕心沥血了一辈子、而且还愿意出更高价格的自己。在他的幕后策动下，国内媒体闻风而动，一时间“健力宝被无情贱卖”、“中国第一民族品牌旗帜被砍”等舆论铺天袭来，其间夹杂的高昂情绪显然让三水政府难以招架，而健力宝则一方面对外宣称，愿以4.5亿元的价格“赎身”健力宝，另一方面则对试图进入公司审核查账的新加坡人全面抵制，拒不交出相关的商业资料。
李经纬的对抗姿态和汹涌而来的舆论攻势，把本来就缺少公关应对能力的三水政府逼到了一个万分尴尬的墙角。一位官员后来颇为光火地说:“媒体的提前介入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使我们完全陷入被动的地步。”新加坡方案很快就流产了，但是，势同水火的政府与健力宝双方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对立局面。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一个“国内买家”，这样才能“合理合法”地阻止李经纬团队的MBO方案。
最有可能购买健力宝的当然是饮料业同行。当时国内与健力宝齐名的两大饮料公司，广州乐百氏已被法国达能收入囊中，不能再谈，杭州娃哈哈成最后的选择。宗庆后是浙商的典范，为人精明，出手谨慎，他对健力宝自然十分动心，可是却苦于不了解公司实际的家底，也对其强势的企业文化颇有忌惮，与此同时，李经纬则通过各种渠道对宗庆后软硬兼施，力图说服他高抬贵手。于是，政府与娃哈哈的谈判或明或暗，纠缠前行。
这时候的三水局势，已处在一个无比微妙的时刻。政府方面把出售的时间表卡定在2002年1月底前，因为，“春节前一个月是饮料订货的旺季，一切的变数要在旺季前发生掉。” 可是，跟杭州方面的谈判却始终没有着落，宗庆后显然做着两手的准备，要么给足李经纬面子，要么在最后的时刻狠砍一刀。
2002年1月9日，市政府与健力宝团队再次开会对话。此时的李经纬击退新加坡人、劝止宗庆后，而且在舆论上颇占上风，他认定命运不可能第三次从他手中抢走健力宝了。他以质斥的口吻问市长，为什么完全抛开健力宝创业团队，一意要将健力宝对外出售，“为什么不让我们买回来？！”市长当即表态，“要买可以，我给你们一个星期的时间。”
双方商定，李经纬团队一次性拿出4.5亿元买走全部的健力宝股份，从此大路朝天，各不相干。对桌人马话不投机，条款拟定，即冷冷地一拍两散。
眼看着峰回路转，命运却在这个时刻无比残忍地第三次耍弄了李经纬。
28岁的张海出现了。张海是近三十年中国企业史上最诡异的人物之一。他据称有特异功能，是一个游走于气功界和资本界的神秘青年。12月下旬，张海从广州到上海办事，在飞机上无聊地翻阅报纸时，突然看到健力宝股权转让的报道，飞机一降落上海，他当即买了一张回程机票，匆匆赶往三水。
张海的出现，让心有不甘的政府如遇旷世知音，尽管所有的人都对他的年轻难以置信，可是他给出的名片却让人如雷贯耳:中国高科董事长、方正科技董事、香港康达控股董事长、香港慧德基金董事局主席、深圳亿众和投资公司法人代表……淳厚而心急的官员们实在分不清楚眼前这个年轻的神秘人物到底哪句话是真的，哪句话是假的。不过，他的背景和开出的条件是让人满意的，张海承诺按李经纬的出价收购，而出面的公司将是浙江国际投资信托公司，一家纯种的国营企业。于是谈判在一切都“看上去很美”的氛围中，以惊人的神速推进着。
1月14日，在政府承诺“一周内筹足钱就卖给经营团队”的第六天，正在四处筹措资金的李经纬突然被紧急召到市政府，他的屁股还没有坐到椅子上，市长就开口告知他，“这事已经定了，我们现在决定把健力宝卖给浙江国投。”
第二天，在三水的健力宝山庄，一场仓促筹备的签约仪式在众目睽睽下举行了。三水市政府向浙江国投转让健力宝75％的股份，作价3.38亿元。在仪式上，功败垂成的李经纬如一匹被弃的老战驹，默默地坐在会场的一角，一脸难掩的落寞神情。第二天，他“含泪仰天，不发一语”的照片被刊登在国内所有的新闻网站和财经媒体上，观者无不为之动容。
李经纬的厄运还没有到头。在签约仪式后的第九天，他在家中突发脑溢血，亲属急拨“120”送往广州空军医院急救，医生立即为李施行脑内血肿碎吸排空术，当天就把脑内的积血全部抽出。自此，他再没有离开过病房。举国之内，对他的同情之声大起。10月中旬，病榻上的李经纬收到一纸通知，广东省第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涉嫌贪污犯罪罢免了他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检察院的立案案由是:“身为受国家机关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无视国家法律，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以购买人寿保险的形式，侵吞国有财产331.88万元。”李经纬团队中的4位副总裁中3人相继被双规、拘捕，一人“出逃”国外。
至此，扑朔迷离、一波三折的健力宝产权交易事件，以李经纬的涉嫌犯罪而尘埃落定。无论如何，没有人愿意去同情一个贪污犯。
有意思的是，2004年底，健力宝被张海等人折腾得元气大伤，濒临停产。12月7日，三水政府主持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已经两年多没有出现、仍是“双规”待罪之身的李经纬坐着轮椅出现在大礼堂，有人记录当时的景象，“他坐在轮椅上，不停地笑，并向所有人挥手，前面的人拼命想跟他握手，后面的人挤不过去，就跟在后面拍手。”
让人难解的是，一直到5年后的2007年初，检察院都一直未对李经纬正式提起诉讼。2006年12月23日，中国饮料工业协会年会按例在北京举行。健力宝集团董事长叶红汉在发言时说，公司已熬过最艰难的生死线，当年实现销售额16亿元。他突然话锋一转，说到了一个几乎已被人淡忘的名字，他说，“健力宝没有死掉。我觉得主要有几个核心，一个是品牌影响力，还有一支忠诚于健力宝的经销商队伍，以及健力宝对品质的一贯坚持。这三个要素我觉得都是当年健力宝的创始者李经纬先生留下的遗产。所以这里还要感谢李经纬先生。”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四周端坐着全中国最重要的饮料公司巨头们。所有人的脸上均不动声色。 (金融界) 记者:吴晓波
为顾雏军所代表的“草莽时代”送行
2010年09月29日 00:14新京报
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
1月30日，广东佛山市中院对顾雏军案作出一审判决，顾雏军因虚报注册资本罪、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挪用资金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执行10年，并处罚款680万元。对此判决，顾雏军的弟弟表示将与律师继续为顾雏军上诉，做无罪辩护。
顾雏军的悲剧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个人性格的产物，前市场时代规则的粗糙与企业家的蛮横、政府的强制力夹杂在一起，造就了顾雏军、牟其中等一代企业家的不良发展土壤，以至草莽企业家一一殒落。
顾雏军案件暂告一段落，让我们为顾雏军所代表的“草莽时代”送行。
但是，应该提醒的是，顾雏军的倒台不代表资本玩家时代的结束，也不意味着中国实业与金融市场的秩序彻底确立。如果这么定位，是轻慢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艰巨性，人为拔高了顾雏军案件的价值，使我们无法在历史坐标中给这一人物与这一事件相对准确地定位。
顾雏军是改革开放时代漫长的市场发展史中的一个标志性人物，随本轮牛市发轫而倒台，随货币改革深入、资本市场下挫而入狱。从其被捕到一审宣判，历时两年的时间说明中国的市场与法治都在权衡与反省，体现在判断结果中，就是政府通过典型案例，对于前规则时代的潜规则进行纠偏。
说是规则与体制制度悲剧绝非无的放矢，事实上，许多人对于顾氏持同情态度者，主要是因为潜规则的不可抗拒。
以此次顾雏军的主要罪名而论，“虚报注册资本”这一行为曾是中国企业界较为普遍的现象，也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帮助。因为当地急于引进这位企业家为科龙脱困，许多手段在或明或暗之间规避着法律的制约。
更进一步说，注册资本的规定是否合理值得探究，没有证据表明，注册资本与企业前景有正向关系，注册资本多，企业就有发展前景。实际上，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成立企业成本低，对注册资本几乎不做要求；相反，越是欠发达地区，对企业的注册管制越是严，企业成本越高。世界银行对于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企业成立、运营成本有过详细实证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一点。从我国的企业管理来看，也是逐渐从高成本过渡到低成本，这是趋势。但问题在于，顾雏军违背了现行法律，无法豁免，但我们应该反思，那些顾雏军背后曾经的地方行政支持力量，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顾氏的另一项罪名“违规披露和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由于科龙电器在2000年和2001年连续亏损，被证券交易所戴上了“ST”的帽子。为了不被退市，2002年至2004年间，顾雏军指使其余数名同案被告人以加大2001年亏损额、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作假废料销售等方式虚增利润。这种做账方式———将已销售产品留在仓库，行业内称之为“压货”———十分普遍。有不少企业通过压货销售、本年费用延后入账等方式虚增利润。在中国的资本市场，虚增利润以免退市或者拉抬股价，几成顽疾。大部分ST上市公司都在第三个财务年有一个利润的上升，以避免退市的命运。
这里同样牵涉到规则问题，三年亏损退市的规定是否合理？对于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否应该责罚某个典型案件的主犯？“潜规则”当然不能成免责依据，不过如果潜规则大行其道，我们就应该追问三年亏损退市等“明规则”是否存在不合理？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对顾雏军的判决兼顾了法理与情理，体现了司法对于历史时代的尊重。比如，法院经过了漫长的调查与审理过程，最终对职务侵占罪不予认定。无论是在实业界还是资本市场，在司法与规则制度的些微变迁，都预示着第一代草莽英雄时代已经过去。顾雏军既是不公正的经济规则的替罪羊，也是中国市场化初创期的丛林英雄。但市场愈成熟，丛林英雄的空间愈少，规则与创新英雄的空间愈大。希望顾雏军这一休止符，同是开启规则时代的大门。
从柳传志、李经纬故事看企业家、接班人和MBO
2010年09月29日 00:07人民网
柳传志和李经纬的故事
柳传志把联想交给了杨、郭两位爱将后，从此可以陪太太逛逛街、也可以常打高尔夫，很舒服。李经纬被张海取代后，先是脑中风，去了医院，后来又被告上法庭，他那仰天欲泪的画面让人目不忍睹，很悲惨。
柳传志2000年5月将联想交给杨和郭，杨元庆一年前就知道会这样，1998底年在达原宾馆，柳对杨讲：联想交给你，分销代理业务拆分出来给郭为，我们用3－5年来过渡，然后一块吃了饭。
李经纬被取代，是在2002年8月浙江国投入主健力宝后，接他班的，是一个28岁的小伙子，李经纬从此才知道，江湖不再是自己的江湖，健力宝已彻底不复是李经纬的时代，然后他中风去了医院。
柳传志办联想，20平米的房子11杆枪，如今的联想是IT 界的一面旗；李经纬做健力宝用了18年，品牌价值最高时估到60亿，大家从此看到，在可乐的侵淫下，还有“中国魔水”。
柳传志闲时打高尔夫的时候，有他的接班人带着联想在市场上撕杀，赚来的钱，有他的一份，柳手头上有联想的不少股票。柳早就想到这一天，在联想还是国有民营（柳认为国有民营的实质是责、权归经营者，利归国家）的日子，1994年，柳传志带着联想的管理层拿到了35％的分红权，后来时机到了，分红权摇身一变，成了股票。所以即使交了班，柳传志还是联想的股东。
李经纬也想做股东，他早知道不做股东没法给自己一个交代。1999年红塔褚时健落马时他就替褚抱不平，于是后来他提出用4．5亿元购买健力宝股权，可惜被否决。所以张海上台后，他在健力宝很快什么都不是。如今被判了刑，落了个感叹当年英雄时。
接班人和MBO
我1999年在岳麓山的时候，和朋友聊起红塔那个59岁的企业家，很佩服，也叹息，最后得了个结论，多爬山，练好身体，将来不至于太早退休。因为朋友说，中国的企业家是依附企业的，一旦他离开这个企业，他的收入，消费、威望都会消失，所以他不愿意离开这个企业，要么赖也要赖在这个企业，有捞一笔的想法并非都是月亮惹的祸。
权利的交接往往就是财富的交接，所以依附企业的企业家们在找接班人时，大都不会急。所以家族企业的人会倾向把权利交到儿子手中。
现在看起来，柳传志玩得很潇洒，他明年59岁，不会再遇到“59岁现象”的问题。他交班也交得漂亮，以至研究管理的专家会把他“提前拐大弯”和业务分拆通过“组织架构的创新”来解决接班人问题当成案例来讲。
可我总觉得柳对“分红权”和MBO的应用比他在战略上的布局要来得更显英雄本色。
管理大师德鲁克谈到创业企业家，企业家价值的实现。
而企业家价值的实现，用我这俗人的想法，不外乎三种途径，钱、权、意志在企业的实现。超脱的，只要创业的过程，足矣；更多的，是在三种途径程度上的平衡。
大凡创业企业家，一手打出天下，这过程的曲折、艰难和实践，思维和理念早在企业烙下深深的痕迹，意志在企业的实现不成问题。自然也有崇高、奉献的一面。
权这玩意，到交班的时候，两种途径实现，从经营层角度，找一个听话的和自己意志一致的接班人，但自己会老，接班人会磨练也会长大，到最后，还是接班人的天下。还有一种，从所有层角度，天下就让接班人去闯，但控制董事会，再通过董事会来决定接班人的去留。对于许多一开始自己没投钱的创业企业家，那就有一条路：MBO。
前段时间《中国企业家》对90位创业企业家做了一个调查，在这90名企业家中，近九成创业者仍担任企业高管层，3．4％担任企业顾问，完全退出企业管理约占8．0％。谈到接班人的问题，71．6％的企业创始人可能推介、选拔企业接班人，约28．4％的创始人则由于提前出局或资本原因业已丧失此种权利。其中约22．7％的企业创始人准备或现已选择成年子女作为接班人。
据说绝大多数被访者认为，超过半数的中国企业创始人个人价值未能得到充分补偿。这些创业企业家大多看重企业产权和本人理念成为企业核心价值观两方面。他们大多认可两个因素：即缺乏对创始人价值的市场评价机制和缺乏尊重创始人的社会文化氛围。
不管如何，接班人是创业企业家不可回避的问题。我很想知道，那71．6％可能推介、选拔企业接班人的创业企业家在交接完成前在MBO上会怎么样。
原烟厂董事长贪污被判无期 保外就医成亿万富翁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16日05:00荆楚网-楚天金报
褚时健（右）
楚天金报讯 综合《21世纪商业评论》、《南方周末》报道 褚时健，曾因执掌云南玉溪卷烟厂而被称为烟王；又因贪污案发，于1999年被判无期徒刑。2002年，74岁的褚时健因严重糖尿病被保外就医，开始在云南哀牢山区种橙。近日，记者获悉：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这意味着，85岁的褚时健成了亿万富翁。
不想太穷 二次创业
85岁了，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人称“橙王”的褚时健仍在玉溪市和哀牢山的果园间两头奔走。
在山中转了近两个小时，采访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在山中的家。褚缓缓向记者一行走来，一一握手，然后招呼大家吃橙子。
“褚橙”的确口感非凡，被公认是“最好吃的橙子”。褚时健介绍：“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元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元一斤，供不应求。”
记者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
褚时健说：“一是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要种一流的橙子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记者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不在美国新奇士橙之下。
就此，记者忍不住问褚时健：“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你想过失败吗？”
老人语速缓慢地回答：“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向云南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坐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
好橙子怎么来的？褚时健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期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
如今，在褚时健的橙园，一个两口之家，只用出两双手，一年可赚6万多元，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拒绝上市圈钱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除了用来还债，其他的都变成了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橙”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听了，连连摆手。“没得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新闻背景】
褚时健，1928年生，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玉溪卷烟厂厂长。褚在任期间，玉溪烟厂由无名小厂，一跃成为年创利税近200亿元的“印钞工厂”。因贪污案发，1999年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在案件中，褚被指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涉案金额超过1300万美元。而褚自辩：在他为国家创造巨额利润的情况下，他的涉案款可视作“合理报酬”。一时引发广泛争议。
昔日烟草大王75岁重新创业 85岁携带甜橙来京叫卖
2012年11月05日 04:47中国网
褚时健（图片来自互联网）
■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1月5日，昔日“烟王”、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种植的“褚橙”在北京正式上市，此次合作首次尝试电商渠道，食品电商“本来生活网”获得北京市场独家在线销售权。
本来生活网市场总监胡海卿对《证券日报》介绍，此次合作，不仅是借道电商的新尝试，也是“褚橙”布局除云南之外其他销售市场的重要尝试。
从烟王到橙王
如果随机在街头询问过往行人，问问大家在75岁的时候愿意做什么，应该很少有人回答要自强不息奋斗创业，而时年75岁的褚时健却在这样做。
中国经济的发展史上，褚时健注定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51岁成为玉溪卷烟厂厂长，18年把这间地方小厂打造成亚洲第一烟草企业，被称为“烟王”；面临退休时，无法忍受工资与企业产出的巨大落差，71岁时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74岁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
每一个人前行的轨迹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而在当时的环境中，褚时健现象还是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多数人认为，从其贡献和收入的对比来看，对褚无疑是不公平的；而质疑者认为，如果没有国家不允许民营企业进入烟草行业的规定，褚能否成为烟王尚未可知。不过，在褚时健执掌红塔集团的同时代，云南省默默无闻的烟厂有数千家之众，而这些企业，起步与红塔集团并无二致。
时势造英雄，但是，英雄又何尝不是在造时势。
橙子挂果要6年，75岁的老人选择这样的方式二次创业，是何种心境与人生勇气，旁人无法管窥，查阅褚时健承包荒山之初的新闻，阅之百感交集，同情？质疑？嘲讽？兼而有之。
或许，来自橙树的果实能无言地理解75岁创业者的心情。但要获得橙树的收获，也非易事。
综合此前媒体报道可以看出，在种植果树伊始，褚时健也并非一帆风顺，他的妻子曾对外提及，头几年年年碰到新问题，掉果子有之，果子口感不好也有之，老两口在果园搭上工棚，吃住在橙园里。
几年后，名为“云冠”的冰糖橙开始上市，禇时健和妻子马静芬在街头促销，因当地冰糖橙品牌繁多，市场竞争很激烈，橙子成果后怎么卖出去，成了一个大问题。没有人知道这橙子是他种的，或许在过往行人眼里，这对老夫妻与其它陌生的老者没有什么区别，包括他们在促销的橙子。
马静芬想到要打出一个“褚时健种的冰糖橙”的横幅，褚时健不同意，马静芬坚持。结果，横幅一打出来，橙子很快销售一空，“褚橙”的名字也立刻被叫开了，而原来的名字“云冠牌”反倒渐渐淡化。
布局未来二十年
从烟王到橙王，褚时健用了十年时间。
虽然“褚橙”的价格比别的橙子高出不少，但往年不出云南省，这些橙子就卖光了。“种橙子的时候，褚时健认为国内百姓喜欢口感甜一些的橙子，这和国外是有区别的，于是想办法控制橙的口感，他让果农把每一棵果树上剪的只剩260朵花左右，让一棵树的精华都集中在这260个左右的果子里”。胡海卿介绍。
不过，胡海卿透露，随着“褚橙”知名度的越来越高，除现有果园之外，也有不少地方在与禇时健接洽合作建立果园，这也意味着，未来几年之后，“褚橙”的产量增长，需要开拓更多的销售区域，“此次合作，也是在为5-6年后的市场考虑，(褚时健)在寻找更广阔的市场，为未来市场布局，甚至在考虑20年后的事情”。
于是，进军北京就成了大概率事件。不过，从我国电商大军的状况来看，如果没有“褚橙”进京事件，本来生活网也许并不能为众人所熟识，选择一家成立于2012年的电商合作，原因何在？
胡海卿说，在网站成立之初，活跃在各地的买手陆续推荐了不少食品过来，而云南片区的同事极力推荐“褚橙”，为此，本来生活网数次前去拜访褚时健，最终打动他达成了合作，“双方理念契合，看中对方的平台”。
“往年的产量也就在8-9千吨之间，不出云南就卖光了。而此次双方合作的'褚橙’，是20吨特级橙，特极橙非常少，在所有橙中也只能占到10%左右的比例，也就是每年有1000余吨。”胡海卿称。
为推广“褚橙”，本来生活网也推出了一些促销手段。胡海卿介绍， 11月5日“褚橙”正式到北京，11月6日开始，本来生活网即联合品致生活管理平台太美集团，向其黑卡会会员——百名财智人群、知名企业家发起“传橙·传承”赠尝品鉴活动。
“这次赠尝的主题是'品“褚橙”，任平生’，赠尝对象是当下国内最顶尖的一批企业家，他们也是最能理解创业艰辛、人生起落的一批人”，胡海卿说，“相信这一群批企业家能理解'传橙’的深意，也会将褚橙背后的含义传播开来”。
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种橙记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3月08日 12:59三联生活周刊微博
作者：陈晓 摄影：张雷 编辑：晓晨
核心提示：2400亩“雷响地”，在10年内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拥有完备道路规划和水利设施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但和84岁的褚时健永不停息的进取心相比，哀牢山上的冰糖橙王国可能才刚刚起步。
控制者
从褚时健的玉溪住所，到橙子园所在的嘎洒镇山头，有4个多小时的车程。路况并不平稳，沿路可见一张张警示标牌：小心滑坡，此处是泥石流路段……高速路因此辟出一段段双向共行的车道，汽车不得不以S形路线在不断出现的岔路口穿行。
从2001年起，褚时健就经常穿行在这条道路上。他在哀牢山上承包了两个相邻的山头——硬寨梁子和新寨梁子，开凿了一个2400亩的冰糖橙园。这是当地最大的农场。最近由于从新平到嘎洒的路被水流冲断，汽车还必须从山上绕行，又多了近一小时尘土飞扬的山路。但褚时健仍然保持着上山的频率，大概一周多会去果园一次。橙园的管理人员告诉本刊记者，每次到果园，他都会先下地去转，查看果树的生长和农户对当年工序的执行情况。现在年纪大了，走动范围变小，但也会坐在车里巡山。每个月月底27～30日，他必定在果园。因为是发工资的日子，需要他的签名。
褚时健为果树摘去多余的枝叶，并向亲友们讲解摘去多余枝叶的必要性
虽然已经84岁，他仍然控制着这片山林运转的每个环节。就像当年在做烟厂的过程中，他突破性地把烟田设为企业的第一车间，并争取到了烟草专卖局局长的职位，亲身参与并掌控了产供销的每一个环节。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有一天我去山上，听到果园的工人们在发牢骚。刚从湖南进了一批树苗，是褚时健亲自去湖南参观，并亲自订下的。树苗到基地后，他一直盯在卡车旁，看着工人们下苗、搬苗，移栽进土里，一直盯到晚上20点。工人们抱怨说，所有事情都要在他眼皮下实施，对他们一点不放心。”
果园里共有110多家农户，大部分常年住在山上，褚时健为他们修建了青砖的住所。他们大多举家来到这里，每户负责2600棵树苗，几乎与世隔绝地在山上劳作。褚时健为自己的冰糖橙种植制定了很多细致的工序。比如，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这些措施会减少整体产量，但会提高单个橙子的质量。农户们总有些舍不得，但“在这里只是执行”。农户李德春说：“不能说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不能在这谈，只要他说，你这几天干什么，或者这一片树叫你砍，你就砍，只能是执行，不能说我觉得这样会更好，没有这种说法。”
凡事亲力亲为，重视技术，永不满足，力争第一，这些都是褚时健到84岁仍未丢弃的性格标签。从2002年开始种植自己并不熟悉的冰糖橙后，他更要依靠自己对细节的严格掌控，确保二次创业的成功。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告诉本刊记者，冰糖橙是一种非常费人工的作物。年初要剪梢，保证果树能吸收足够的阳光；开花后要保花保果，结果后要控制果实的大小、外观；生产环环相扣，一年四季不得闲。这正合了褚时健“闲不住”的性格。
流经哀牢山的嘎洒江是橙园的重要水源之一
3月正是给果树保花和灌溉的时节，以巩固年初剪春梢的成果。果树的产量很大程度上由它吸收的阳光决定，剪梢则决定树木的受光度。褚时健曾经这样总结过这道工序的重要性：剪开了，光照足了，果树就会稳产。很少修剪，大小年就严重。有的高棵矮棵的，平均下来产量就不行。他现在已然是一个冰糖橙技术专家。果园的技术员张伟原来是玉溪柑橘研究所的专业技术人员，从基地创建时就来到这里。他告诉本刊记者，自己从事这个行业20多年掌握的知识，还不如褚时健种冰糖橘10年以来掌握得多。
阳光是种好果树的第一个必备资源。为此，褚时健不厌其烦地改进剪梢方法。走在柑橘园里，年初刚剪过树梢的橘子树，树梢并不齐整，高低错落。张伟说：“褚总经常去外地种橘子的基地考察。各地的气候条件不一样，比如华宁的剪得轻。有很多地方不剪。而冰川的就剪得重。”这片果园是褚时健比较各地的剪法后，和技术员商量琢磨出的独特的剪梢方法——根据哀牢山上的日照情况，“太阳不管正着还是斜着，都要透得下来”。
为了让果树的受光程度更高，剪梢的方法还在改进中。张伟告诉本刊记者，每年到剪梢的时候，褚时健都会把几位技术人员召集起来，让每个人按自己的方法，修剪4～5棵树。他也会提出自己的剪梢方案，让技术员帮助修剪。然后定期来查看这些试验地里不同剪法的果树开花，挂果情况。根据年底的产量和综合评估，其中表现最好的，将会推广给农户。
3月2日凌晨，褚时健从玉溪出发，8点多就到达了山上的橙园。他先检查了硬寨梁子山上的一片剪梢示范田，然后请果园的管理层和技术人员去山下吃饭。傍晚回到住所，在山道上看了一阵橘园。他昂首挺立，腰杆笔直，看不出84岁可能出现的人生疲态。
为什么种橙？
这片橙园让褚时健又回到了聚光灯下。他仍然是一个财富英雄。2400亩山地，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产出的橙子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一位昆明经销商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种的云冠牌冰糖橙分三个等级，最好的卖到14块/公斤，最差的一等8～9块/公斤。而随后上市的湖南冰糖橙，只有6.9元/公斤。他的果园已经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不仅让土地产生更多的效益，还让农户也分享到了繁荣。2008年公司果农户均收入最低1.2万元、最高2.4万元。但现在，山上的员工告诉本刊记者，110多户种植农户中，第一等级的农户，最高年收入已经达到6万元。而技术员的年薪足以达到10多万元，不低于一个大城市的白领收入。
与山脚的现实比起来，更能明白为什么它会成为新平县发展现代农业的典范。水塘镇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镇上年人均收入只有2929元。镇中心道路狭窄，市面萧条，山脚下的村庄更是茅檐低小。贫穷仍然是这里最普遍的社会烙印。即便身居高位，也很难躲过贫穷的心理压迫。褚时健的辩护律师马军曾替多位云南的落马高官辩护，其中一位是“原来云南林业厅厅长，当过昭通地委书记，也是个老干部，收受贿赂20多万元，最后被判刑。逮捕时20多万还在他保险柜里锁着，为什么没用？他说这20多万是准备拿回老家去修一条过河的桥”。马军说：“我记得云南省前省长李嘉廷委托我当辩护律师时说的一段话。李嘉廷说，他穷怕了。几百年来，从那个穷山沟出来，小时候就没穿过一件好衣服，没穿过一双好鞋子。后来上了学，当了官，家都不敢回。为什么呢？到那个石屏县，老家的那些穷亲戚来了，这个要那个要，没办法，所以想着在位的时候搞一些，以后退下来回家修修路、建建房。”
硬寨梁子橙园中堆放着用褚时健独特配方配置的肥料
褚时健去年也刚从经营果园的收入中拿出几十万元，给老家的百姓装了一条20公里的水管，可以解决300多亩山地的灌溉。对贫穷，褚时健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他从小家境贫寒，成年后，因为政治动荡，家庭生活一度困窘。1959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去农场报到，妻子马静芬也被单位劝退。她拖着病体，在昆明一个人带着7岁的女儿，靠给别人织毛衣生活，一个月挣六七块钱。天天织毛衣，一个指头都弯掉，一个月才挣六七块钱，还是维持不了生计。
对这一代人来说，对金钱的态度有一种矛盾的价值观。他们个人并不那么在意奢华的生活。褚时健一直保持着节俭的生活习性。他总是穿蓝色的老式塑料(9960,20.00,0.20%)拖鞋，宽松的棉布裤子，不会扎领带，一件白衬衣因为穿着多年，领口泛黄，袖口也微有污渍。一根皮带用了20多年，比公司年轻员工的年纪还大。刀文高对褚时健的节俭也记忆深刻：“有一次碰到他在镇上饭馆吃饭，一盘腌菜炒肉末没吃完，他亲自打包。”
去年褚时健刚拒绝了一家公司希望帮他将果园运作上市的提议，因为“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但他也希望获得更多的金钱，这种愿望融合着各种复杂的情感：荣誉，自我价值的证明，对家庭以及家乡的责任感，以及安全感。褚时健向预审人员解释自己为什么会在退休前私分账户时说：“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想，新总裁接任后，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当有记者问他：为什么当初想来承包果园？褚时健低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
他决定种橙子。这是他的老家华宁县的传统作物。老伴马静芬说：“以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说，你褚时健搞烟厂搞得那么好，那是因为政策好，云南烟得天独厚，烟厂交给挑扁担的都成。他做果园，就是想否定这个。”
“书生”褚时健
从玉溪到嘎洒，一路风景参差不齐。小块梯田，零落的芭蕉树，丛生的枯黄杂草，甘蔗林细长的枝叶像刀戟一样朝天生长着，更多是像被天火烧过一样通红干燥的山地，不着一物，罩在防止滑坡的网兜里。
褚时健的果园隐藏在这一片杂乱的地貌中，为了最大限度获取营养，果园里成熟的树木都只有约1米高，远处并不容易看到。但汽车开进山里后，就能看到现代化农业的整齐面貌。两条水泥道路分别在山的两侧盘山而建，全场60多公里。路边还安装了路线标识牌。两条道路一出一进，让丰收时节汽车也进出有序。据说选果车间最多的时候有9辆东风牌大卡车排队等候。道路两边，是按照等高线全面使用机械化开挖的林地，每亩地148株果树，株距和行距分别是2米和3米——太密了抢夺营养，影响生长，太稀了则浪费土地。以一户农户2人为单位，根据片区管理户数，配套建设农户住房和沼气、厕所、猪厩，两个基地共投入资金68万元，建成农户住房130套、共4200平方米，建成“三配套”沼气池138个；要求果农使用沼气，对自己管理的果园，地埂种植红薯等作物，饲养猪鸡，将生产的农家肥和沼液沼渣投入到果园中，增加果园肥源。
劳作收工后，彝族果农在一起聚餐
对新加入的农户，褚时健总会叮嘱各种生产的细节：把地弄得平整点，赶紧种黄豆(4889,-45.00,-0.91%)，用做绿肥；在果苗根部覆盖着枯叶，以保持水分，但同时也要小心下面藏着的看不见的白蚁……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褚时健的果园按1万元/亩的高标准投入建设，镇上去年也想依附这个基地，发展柑橘种植。但连5000元/亩的标准投入都负担不起。去年种下的5万棵树苗，今年因为天旱，已经枯死了一半多。
3月正是橘子开花时节，山里空气中混合着花香和化肥淡淡的酸臭味。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肥料是褚时健的独特配方，混合了鸡粪、烟沫，还有榨甘蔗后废弃的糖泥……褚时健很得意于自己配置的肥料，成本只有200多块，但比市场上1000块的化肥还好。不仅改变了山里的土壤结构，还让冰糖橙的甜酸比达到18比1，这是别的橙子很难达到的口感标准。昆明经销商吴应虎有一年邀请褚时健去他的水果超市了解市场，特意将店里的另一种只卖2块/公斤的广西橙子划给褚时健吃。“我当时的意思就是想说，价格比你便宜几倍的橙子，还比你的甜，希望能用这个理由向他多要点销售返点。褚时健当时没有回应我的话，只是转身对旁边的记者介绍起自己果园施的肥料和水果的甜酸比，甜不是最好的，要甜酸适中，水分充足，而且皮质更软，用手就可以剥下来。”吴应虎对本刊记者回忆。
在褚时健的果园里，农业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饭。园区所有的设置和果树的生长，都有一系列经过测算的数据支撑。虽然从未受过专业的训练，但褚时健的学习能力很强。“他不打牌，不打麻将，就是喜欢看新闻、看书，大多是柑橘种植、采收方面的书，经常给我们带来各种信息，包括国外的。”张伟对本刊记者说。
“褚橙”的品质要求每一株果树不能开太多花、结太多果
1927年腊月，褚时健出生在云南玉溪市华宁县一个普通农民家中，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夭折，父母有些紧张，于是搬离祖宅，来到人烟稀少的铁路边上，褚时健每天上下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后来褚时健回忆自己在铁路边度过的童年：“铁路是法国人修建并经营的，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这里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入的几十倍，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这对年幼褚时健的触动是：“要把书读好才行！”
褚时健并没有机会好好读书。到昆明读到高一，解放战争开始，他和二哥去参加了边纵游击队，从此远离校园。但他在技术上的学习能力让人惊叹。张伟说，自己从19岁就开始从事柑橘种植的技术工作，但“跟褚时健做事之后，才真正体会到技术的重要”。
技术总是褚时健做每件事的立身之本。刚到玉溪烟厂，一些人看不起褚时健，但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看法。当时厂里坏了一台锅炉，整个烟厂只有两台锅炉，坏一台产量就减一半。厂里员工告诉褚时健，前任厂长在时，坏过一台锅炉48天才修好，这一次也要40天。褚时健之前在嘎洒糖厂时也修过锅炉，略懂一点技术。他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我说只要4天，结果他们都不敢干了，前任厂长亲自指挥48天才修好。我说我也亲自指挥，4天完不成不叫你们负责。”结果3天半就修好了，从那以后，褚时健在玉溪烟厂的威信正式确立。“大家觉得，这个新来的厂长要干，还懂，不能哄他，做事不能马虎。他们原来看不起我，这一次，无论是干部，还是工人对我的看法都改变了。”
果园发展中的几次危机，也是靠褚时健看书度过的。第一次是2006年，种下4年的果树第一年挂果，2400亩只收了14吨。果树掉果严重。“我用手拿都拿不下来，但技术员说被风吹就吹掉了。那次我是真着急，睡不着了，连夜看书找原因。”
张伟还记得另一次果园发展的危机是2007年。随着产量的增加，果园建起了冷库。但由于对冷库的温度和湿度标准并不熟悉，入库的水果都腐烂了。请了外地的专家来也没能解决。“那一次他也是急了。听马老师说，他夜里三四点还在看书，后来还是找到了办法。最后技术员就是根据他说的标准，调整了冷库的温度和湿度。”
有争议的山地
褚时健的橙子园有两个山头。一个山头是硬寨梁子的近千亩山地，更大的一部分则属于新寨梁子。公司的园区总部也设在这个山头上，是一栋黄色的两层回形楼房。除了面积更大，房间更多，外观与沿途所见的农民房并无区别。褚时健住在二层的一隅，房内设施简单，唯一特别的是二楼有一间他的私人厨房。除了侍弄果园，看书之外，他的爱好还有下厨炒菜，果园的管理和技术人员有机会吃到他炒的辣子鸡，味道还很不错。宅子一侧是棵高大的无花果树，宅门前有两尊白色的小石狮，略微让人在家常和农耕生活之外，联想起他当年的威仪。
因为放弃重操烟草老本行，对一个保外就医的老人来说，他与人生博弈的资本失去了一大半。但好在云南还有土地。虽然山地设施落后，哀牢山脉也有独特的种植优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褚时健选择这里，也是经过精心的考量。种植冰糖橙最重要的是阳光和水源。哀牢山属于干热河谷地带，气温很高，平均气温比200公里以外的玉溪高出10摄氏度。这里阳光充足，水源也算丰富。“哀牢山上植被茂密，雨季储存下大量雨水。有句话是哀牢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长。以红河为界的东西两边，水塘镇这边属于江西，雨水只下这边，只有2009年，百年不遇的旱灾，直到5月底才来雨水，造成农业大减产，其他时间我们都还能应付。”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片土地是褚家人2002年从水塘镇政府手中租来的，租期30年，租金28万元/年。从目前的土地价值来看，这是一个相当便宜的价格，现在水塘镇的土地流转，至少已经达到700～800元/亩。但水塘镇镇长刀文高认为并不吃亏。“这片山地是雷响地，完全靠天吃饭。当年是镇办企业的用地，原以种植甘蔗为主，由于长期不轮作、土壤板结、肥力差、灌溉水源和设施严重不足、甘蔗施肥和管理不到位，长年平均甘蔗单产3吨以下，扣除种植成本后，平均每年每亩收入不到80元。给他的租金相当于100元/亩，还赚了20元。”
新寨村的老村主任白文贵
但这块土地的权属历来就有争议。新寨村的老村主任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这片山头世世代代是新寨村村民在耕种。直到1969年农业学大寨，新寨村隶属的水塘公社组织村民开荒种甘蔗，由公社投资水管、路、电，但新寨村民投工投劳，建起了甘蔗林。此后这片土地被镇属企业占用多年，因为企业一直亏损，没有付给新寨村民一分租金。和褚时健签订租地协议后，一年有20多万元租金，新寨村依然一分未得。他们向上反映多年，才在2009年争取到了40%的租金。但村民们并不满足。“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白文贵说。
2002年“2·14”泥石流。村里失踪了17个人。这一事件对果园有两个影响。一是果园的土地面积因为滑坡减少了。白文贵在镇里打听到，果园甚至为此修改了这片山地的租约，将租金由原来的28万元/年减少到24万元/年。另一个影响是，村庄遭遇的灾难让村民们更强烈地要求从土地中获得补偿。白文贵说：“我们都清楚，褚时健的果园这几年很赚钱。这里是我们祖辈的地，我们要把租金全部拿回来才合理。”
水源
果园需要小心维系着和周边的平衡。橙子园的土地归属并不明确，山脚下的村民本来就有怨气。他们能从中间接分享的经济利益也几乎为零。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橙园每年大概需要1万名零工，日工资也由前几年的二三十元涨到了50元，但因为对技术要求更为细致，新寨村村民没有一个人在上面打工。这个庞大的产业基地，不仅占据土地，还大量消耗着当地最重要的水源。
李文明4年前还是一名民办教师，如今他成为褚时健公司一名熟练的果农
3月总是最难熬的季节。这是云南雨季和旱季的交接时段。从去年5月到10月储藏下来的雨水，经过一个滴雨不下的冬天，已经消耗殆尽。农村的插秧季节又迫在眉睫。“再过半个月没有雨，今年的春耕又是个大问题了。”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山脚下，橙园和新寨村共用的水源棉花(19045,-255.00,-1.32%)河已经接近干涸，露出嶙峋乱石。另一个硬寨山头下，更宽阔的嘎洒江也显出大半裸露的河滩地。2009年大旱时，果园投入60多万元购置了抽水设备，将嘎洒江水引上350米高的山上，但用水形式仍然严峻。这两天正是果园灌溉的时节，每户果农承包的土地有两天的灌溉时间。但农户告诉本刊记者，因为水量不太充足，两天时间的灌溉很难把果树浇透。
张伟说，褚时健的话不多，但和几个技术人员，他经常聊天，最近的话题就是天旱。水源一直是褚时健最重视的部分。园区的设置中，耗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利设施。在租下两片山头后，他考察发现两片土地产出率低的主要原因就是缺水。因此公司投资138万元，从哀牢山到基地架设2条引水管，总长18.6公里；在基地内，投资64万元建设蓄水池6个、总容量达25万立方米，投资60.9万元安装灌溉用各型输水管道58.3公里，投资72万元安装微喷灌设施2400亩、铺设微喷管道52万米。每排橙子树下都缠绕着一条黑色塑胶水管，管体上喷着细细的水流。张伟说，这片果园在当地最早使用喷灌方式，老的橙子基地华宁以前一直都用的是沟灌，后来才学褚时健的果园，使用更节水、利用率也更高的喷灌方式。
采访中，很多人提到了褚时健在水资源问题上的预见性。“原来山上只有一根从棉花河里接来的引水管，他后来增加为三根。甚至山顶宅子前的水塘也扩大了一倍的面积，以做储存水源用。”橙园在棉花河中的取水点位于邦迈——一个距离山脚约有十几公里的村落，褚时健把引水管沿路大的鱼塘都承包了下来，丰水季节，引水管总是先灌满路边的水塘。虽然每个水塘的水量有限，但“进入3月以后，云南的雨说来就来。储存的水源能支撑一两天，有时都能解决大问题”。镇长刀文高对本刊记者说。
这些设施都是在基地初建时逐步完成的。当时看起来有些大动干戈，但到2009年云南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时，山脚下的老百姓都要出去抬水喝，农业大量减产，褚时健的橙园却并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还让临近村庄分享了他水利设施的好处。新寨村前村支书刀永云曾经因为枯水期的用水问题找过褚时健。“当时正是冰糖橙要用水的时候，村子里也要接通6公里的水，他们水不够，我们群众饮用水也不够，没法，政府解决不了。当时我找他，说我们老百姓这方面，雨没下来之前，给我们用一下水。他说可以可以。对我们新寨发展的帮助是真的，我们非常感谢。”刀永云回忆说。
与周围的村庄相比，褚时健和他的橙园是资本上的庞然大物。但和常见的以霸道的姿态进驻农村，进行掠夺式开采的资本相比，这是一个有善意的庞然大物。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为土地归属问题而产生的危机。白文贵告诉本刊记者，当地村民对政府处理租金的方式不满，甚至还想去山上闹，但觉得褚时健还是不错。“连续3年大旱，我们找果园基地帮忙出资30万元，将村里原来2寸的水管换成4寸，他也同意了。他说话还是算话的，答应了肯定就会办。”
不断扩张的事业版图
在对外宣传中，果园的董事长是老伴马静芬，褚时健只负责果园的生产管理。但在果园的实际经营中，他曾经在烟草行业的丰富经验，仍然能派上用场。
张伟指着山坡上一片果林告诉本刊记者，山坡上的树种有很多次变化。刚种下时，因为没有打开销路，为了减轻市场压力，还种了一部分温州蜜柑。这种作物的卖价约比冰糖橙便宜一半，成熟期也不同，可以错开销售高峰。但2008年南方雪灾，褚时健看到了这个消息，召集技术人员开会时说，雪灾肯定对湖南冰糖橙产量有很大影响，来年的市场要有大的变化。他决定将果园的5万棵温州蜜柑挖掉，全部改种冰糖橙。“当时基地的温州蜜柑已经挂果了，还有六七个月就可以收，这个时候挖掉，相当于要舍弃价值200多万元的果子。我们都说最好等蜜柑收完这一季再换品种，或者隔一株挖掉一棵，减少一点损失。褚时健回去琢磨了一下，还是坚持立刻把所有温州蜜柑换种。但后来的市场情况证明他是对的。第二年，南方的冰糖橙确实减产很多，那一年我们多赚了1000万元。”张伟对本刊记者回忆。
他依然雷厉风行，严谨守时。张伟记得，和褚时健相约去距离玉溪200公里外的一个柑橘基地考察，约好早上8点到，他到达的误差从不会超过5分钟。一位认识他多年的老朋友告诉本刊记者，他还在担任烟厂老总时，有一次去昆明开会，他在重庆读书的儿子想搭车回家。但到了约定时间还未来，褚时健也不等，就让车直接回玉溪。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就在橙园山脚下的小镇上，他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褚时健如此描述这段历史：“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元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当他在75岁时因保外就医离开监狱，再次回到这里时，他依然是戴罪之身。律师马军说他的低调是不得已的低调，至今“阴影还在”。阴影一方面来自褚时健和家庭已经付出的沉重代价。他失去了女儿，在牢中患了糖尿病，严重的时候只有扶墙走，2001年保外就医后，还因为头眩晕昏迷过两次，需要靠注射胰岛素来对抗糖尿病的威胁。
阴影的另一方面则来自他的现实身份——他依然不适合出现在聚光灯下。除了2008年，在昆明经销商以“不用下车，就坐在车上看看”为条件的力邀下，来到昆明。这是他唯一一次在玉溪以外公开亮相，此后再没出现过在果园以外的公共场合。甚至烟业也成为他生活的禁区。当初掌控红塔时，有相当多的人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重入这个行业，将这些人脉资源变现，依然可以产出极大的经济价值。很多烟草企业也看到了这一点。保外就医后，国内外的烟草企业都来邀请他担任顾问，他一一拒绝。
他希望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推进事业的脚步却从未停止。基地的办公室主任普元星告诉本刊记者，2006年时橙园总产量只有1000吨，2011年的产量达到8600吨，比上一年多了3000吨。但按照现有种植面积，果园的最高产量约为1万吨——这满足不了飞速发展的市场要求。去年新租赁下了400亩土地，种下了一批仅有半尺高的嫩绿果苗。2009年在接受采访时，他曾经说自己虽然有心发展果汁加工的副业，但因为年事已高，只能放弃这个想法。但镇长刀文高告诉本刊记者，去年一个3000万元的果实初加工基地已经投产。基地的选果车间也要扩建，增加一台机器。原来的规模，大卡车开不进去，要用小车拉到厂房外，再装卸进大卡车，拖延了上市时间。随着物流业的发达，冰糖橙也形成了一个越来越紧密的供应链。褚时健的冰糖橙上市一个月后，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橙子就蜂拥而上。“我们必须要增加入市速度。”张伟说。
褚时健的进取心永不停息，但果园的生长也蕴含着危险。土地已经越来越少。刀文高说，虽然这边看起来地貌繁杂，但实际上大部分山地都已经利用起来了，甚至在海拔1200米以上的高山上，都已经为了发展经济全种上了核桃苗。再要像褚时健当年那样一下包下两个山头几千亩地已经不可想象。“果园要想再扩张，只能靠和村民一对一地谈判，但土地成本已经是当年的好几倍。”
水源也越来越紧张。刀文高说，如果想在当地大规模扩张农业产业，就必须建水库来增加储水量。目前水塘镇还没有一个水库。水库投资动辄上亿，当地财政无法负担。而且因为属于哀牢山生态区，拦腰切断河流修建水库也不被允许。而争夺水源机构却在增加。在果园新征400亩山地的同时，一座同样要靠棉花河用水的电厂也建成。
最大的危险还是褚时健的永不停息的进取心。当他拒绝投资公司的上市邀请时，曾经谈到过果园发展的隐患：“我84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只怕亏了股民。”但他的种橙事业的发展趋势却在超越他的身体极限。刀文高也惊讶于“一个84岁的老人，还在不断扩大版图和规模”。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当他还是烟业领袖时，国家有一个专门管进出口的领导人，有一次碰见他说：“老弟，你原来说利税搞到50个亿算了，你现在搞到200亿还在不断地搞嘛。”褚时健说，干起来就是欲罢不能，身不由己了。
(感谢《成都商报》记者刘木木对本文的帮助)
红塔集团褚时健：从烟王到橙王 我不想上市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2月14日 20:28 21世纪商业评论
从玉溪前往嘎洒镇的新公路被一根路障生生拦住。两个月前，下雨导致地基塌方，至今禁止通行。我们的汽车不得已另择土路进山。路的一边是山崖，树木葱郁，山下偶尔能看到成片的甘蔗田、零星的香蕉树和小块的梯田。在日光下，蓄着水的梯田折射出忽明忽暗的光泽。此间风景不恶。
这是云南哀牢山脉的一段，上世纪的“烟王”褚时健这些年就在这大山深处埋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这一次，他没有制烟，而是种橙。制烟曾经让褚时健的事业如日中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而种橙，却让85岁的他成了亿万富翁。
“心里不平衡”
我们乘坐的汽车如舟行波上，起起伏伏，恰如我的思绪——如果不是1999年的那场“世纪审判”，这位王石最崇敬的企业界大佬，现在一定是在某处颐养天年，而不会以如此高龄还在玉溪市和山中果园间两头奔走。
1979年10月，褚时健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此后的18年的时间里，褚时健带领团队将这个陷入亏损的小烟厂打造成亚洲最大的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元。在他最得意的时候，求他写条子批烟的人络绎不绝，在退休前，由于“经济问题”褚时健被判无期徒刑，此前，女儿在狱中自杀，那时他已经71岁了。当时，作为云南红塔集团的一把手，褚时健的工资水平仅相当于烟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18年的工资收入总共不过60多万元。“富庙里的穷方丈”身陷囹圄，在当时成为一件让人瞩目的大事。讥讽者有之，叹息者有之，而为之抱不平者亦不乏其人。几年后，褚时健因为罹患糖尿病，于2002年得以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在山中转了一个多小时，我们终于到嘎洒镇。这是一个以傣族为主要居民的小镇，一条小河将小镇剖成两半。由于是冬天，一节一节阶梯状的河床裸露出来。当地人对桥上的我们说，这不算是河，在雨季，山洪暴发的时候，用来泄洪用的，如果没有这个，腰街早就被泥石流冲走了。山里的农民遇到泥石流就比较麻烦，有的人连房舍都被毁掉了。不过，带着一双手跑到山里种橙子，日子又变得好过了。“是给褚时健种橙子吗？”我们问，当地人点点头：“褚时健提供住的地方。”
在嘎洒匆匆饱餐一顿后，又在山里走了近半个小时，车终于驶入了一个布满橙树的山头，空气飘着淡淡肥料的臭味，经过了一座厂房建筑后，车停在一幢黄色的二层小楼前，这是褚时健的家，也是他在山中的办公场所。门前蹲着两尊石狮，几只公鸡在石狮脚下走来走去。
身着米灰色套头衫、外面罩一件黑色马甲的褚时健缓缓走向我们，笑着和大家一一握手，然后招呼我们吃橙子。“褚橙”的确口感非凡，我们一行人都认为这是自己吃过的最好吃的橙子。一张矮桌，四条长凳，褚时健坐在桌边，吸着玉溪烟，操着浓重的玉溪方言，一开口便说：“我们的橙子分成三个等级，特级品10块钱一公斤出货，市场上卖10多块一斤，供不应求。”
我们问：“当初为什么想起来承包果园呢？”褚时健低下头，想了想说：“心里不平衡，现在的国企老总一年收入几百万、上千万，我也不想晚年过得太穷困。另外，我70多岁出监狱，总得找点事做，让生活充实点。”这句话，在一个小时后，他又重复了一遍。说话时，褚时健的脸上挂着一丝淡淡的微笑，眼睛则少有笑意。这丝微笑，就那样不深不浅地挂着，像是劫波之后面对外界的某种展示。
指着桌上的橙子，褚时健有些得意，跟我们历数起这些年如何一年解决一个问题，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口感，等等。市场反映，“褚橙”的口感已经不在进口的美国新奇士之下，甚至比口感略酸的进口橙更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今年他要让橙子的色泽更鲜艳、手感更平滑。9年辛劳，2400亩从湖南引入的普通橙树在哀牢山中脱胎换骨。
我说，这是“微笑曲线”的一端——研发，褚时健点头表示同意。“另一端是市场吧，那个不用操心，把品质做好最重要，市场会求着你的。刚种橙子的时候，不懂技术，出了很多问题，像第一个收获期，那么多树才收了14吨，那倒是让我睡不着觉的。”褚时健做香烟的时候，技术上也是零基础，从头摸索跟技术员反复讨论，一点一点解决问题，种橙子亦如是，单肥料的配比就反复试验了无数次。
“失败倒没有想过”
“你怎么知道会有今天这样结果，能种出这样的橙子？你想过失败吗？”问这句话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闪过一件事：褚时健年轻的时候，在边纵打过8年游击，在一次战斗中，由于敌人火力太猛，上面命令撤退。褚时健不听，孤身一人在战场上寻觅一个多小时，找到了他二哥阵亡后的遗体。
这个问题让褚时健很自然地联想到了当年做烟的经历，他语速缓慢：“失败倒没有想过，像我当时在烟厂的时候，我向省里提出贷款2300万美元，引进世界最先进的卷烟生产设备。有人说如果效益搞不好，还不上钱，说不定就要去坐牢了。那时，昆明卷烟厂对这个项目也有兴趣，但后来就不敢了。我想，香烟的品质和效率提高了，一年就能还上钱。后来就是这样的。我对风险也是有评估的。”
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上，褚时健的话题又回到了橙子：“农民太弱小了，他们是无力承担风险的。现在园子里的两口之家，他们只要出两双手，房子、肥料、树苗都是我出，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一年收入差不多有6万块左右。他们还可以自己养上几十只土鸡，几头猪。以前他们的年收入也就几千块钱，现在日子好过了，孩子上大学，学费也掏得出。技术员年薪10多万，不比做公务员差。”
褚时健抽烟频率很高，半个小时就抽掉了4支，不过每次都不抽完就掐灭了。他灭了烟又说：“农民其实也不好管理，他们才不管你是不是褚时健。比如说，要想橙子品质高，必须先前就摘除一部分果实，农民舍不得；树长大了，空间不够，相互争夺阳光和养料，必须砍掉三分之一的树，农民也舍不得。不过，我们收果实有严格的质量标准，按照公司要求做的，收入明显提高，其他人也就跟着学了，他们想，凭什么你的果子比我质量好，产量比我大，收入比我高。以前做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从烟田抓起，给农民种子、化肥，指导农民怎样种出一流的烟叶，高价购买烟叶。没有世界一流的烟叶，就做不出品质一流的香烟。”
“搞人际关系，我不行”
褚时健做企业的最早经历是在“文革”时期，他曾经担任过嘎洒糖厂的厂长。谈起这段历史，褚时健脸上的笑纹深了一些，像在说一个笑话：“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面对为何成为右派这个问题，褚时健凝想了片刻，点上一支烟，悠悠地说：“1955年，我27岁时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我的上级常常暗示我替他做点违反原则、对个人有利的事，我听不懂。他说小褚你不懂事。反右的时候，我负责给一部分人定性，那时候反右是有指标的。我想不通，那些我熟悉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指标越来越高，我工作越来越差，'对右派手软的人肯定是右派’，1959年，我就成右派了，就去农场改造了。很多县级干部和我关在一起，他们想不开，整天唉声叹气。我说，有什么呀。这一年，我30岁。”
在农村的日子，尽管全家生计艰难，和坐机关相比，褚时健反而觉得轻松了很多。他说：“我是个不爱求人的人，搞人际关系，我不行，觉得心烦。”1979年，褚时健在嘎洒镇上看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他心想：“一切该结束了。我是搞经济、搞技术的，我们这些人又有用武之地了。”
从做糖，到做烟，再到做橙，褚时健都可以说是一个技术至上型管理者。三次做企业都很成功，这使他只认这个理。“真有拳头产品，市场就不是问题，”褚时健说，“海尔，把摊子铺那么大，还要进军国外市场，张瑞敏会很累吧。”
“搞技术”的褚时健其实很懂得“分甘同苦”的道理，这个词的本义是同甘共苦，做另一番解释也别有意味。他率先在玉溪烟厂工人中实行计件工资，有赏有罚，极大提高了效率，工人的工资有时甚至超过管理层，并曾经发生过多次工人翻墙进厂加班的事情。分配与激励是褚时健管理企业的一大利器，做烟种橙都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在种烟最红火的时候，作为烟厂的厂长，他觉得自己和其他高管也应该被激励一下。他的这次率先尝试却把自己推向了一个巨大的漩涡，深陷铁窗，家破人亡。
“经历了那么多事后，你如何看待朋友？”听了这话，褚时健猛吸了一口烟说：“我在牢里的时候，心想我70多岁了，以后能不能活着出去，出去以后又靠什么生活？后来，我弟弟来看我，带了他种的橙子，我吃了一口，心想，味道还可以啊，要是能出去就种橙子吧。后来，得了病，身体状况很差，再不出去看病，估计就死在里面了。出来后，就想找点事做，消磨时光。处理我的案子时，他们给我留了120万块钱。听说我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每人借给我几百万，加起来一共1000来万，他们说，就是给你玩玩，玩没了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也用不着。到2009年，这些债务都还清了，还钱的时候，他们又不肯要利息。”
“我不上市”
2011年，褚时健的果园利润超过了3000万元，固定资产超过8000万元。不过，这些年的赢利，不是用于还债，就是变成水利建设等固定资产投入，最近褚时健又租了400亩山地，树刚种下，挂果还需要几年。
国内一家很有实力的投资公司专程托人询问褚时健对上市有无兴趣，这家公司看好褚时健橙子的口碑和赢利能力，有意运作“褚橙”登陆股市。褚时健听了，连连摆手。“没的这个心肠跟他们玩。再说，投资公司都要在上市后拿走股民一笔钱的。我85岁了，管不了几年，以后交给我外孙女和她丈夫。说实话，他们管管销售还行，但还没掌握种植技术，上了市，我倒是拿了钱，但亏了股民。我怕别人背后指指戳戳。”
褚时健随即和我们讨论起股市：“你们觉得中国股市正常吗？一只做酒的股票从两块钱坐飞机一样地涨到90多块。”随后，他做了一个坠落的手势，接着说：“央企不是很赚钱吗？它们给股民分过红吗？”他用很慢的语速笑着说：“我不上市。”
“从2002年保外就医到现在也快10年了，中国的商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互联网公司现在发展很快，你在山中是否留意过？”问题很长，回答很短，他说：“我玩不了概念。”停顿片刻，他接着说：“现在国企太厉害了，反正总能赚到钱，反正花的也都是国家的钱。有的一把手，既不懂生产，也不懂市场，照样一年收入几百万。”
听有人恭维他以前是“烟王”，现在是“橙王”，褚时健并未反对这种说法。又有人说起王石撰文向他致敬，他愣了一下，“王石就站在那里”，褚时健指了门口说：“他来过两次，我们站着，每次都说两个多小时的话。他事业做得不错，是个有追求的人。”
“烟王”褚时健：房地产现在赚钱最多 总是要出问题
www.eastmoney.com2012年12月05日 15:03
手机免费访问 eastmoney.cn|字体：大中小|我有话说
褚时健说：“房地产现在赚钱最多，时间最长，干房地产的都挣大钱了。现在工资挣一块，房子给两块，总是要出问题。”
褚时健是中国烟草业的传奇人物。70岁时任云南红塔集团原董事长褚时健因经济问题入狱，后获准保外就医。在经历了人生的辉煌与沉沦之后，75岁的褚时健又回到了哀牢山，种起了橙子，一种就是十年，曾经“烟王”变身“橙王”。
在红塔集团的大门口不远处，矗立着八跟香烟似的大柱，酷似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到此一游的场景，柱子下面写着10个字“天下有玉烟，天外还有天”，这十个字正是当年它的老厂长说过的豪言壮语。对于“天外还有天”的外面世界，85岁的褚时健现在并不向往，他平常只是待在玉溪大营子街的家里，半个月上山一次看看自己的果园，用他夫人马静芬的话说，现在就想平平安安的就够了。
低调的褚时健不知是否意料到，当有一天“褚橙进京”的新闻被媒体发布后，这种以他姓氏命名的橙子半个小时内售出了800箱，人们奔走相告，有企业家成批的买橙子与员工分享，也有人把它当成一个励志的象征去品尝，而他们发现，这种橙子除了故事以外，的确皮薄、汁多，味道与众不同。如今35万株果树所产的果实几近断货。
在前往云南的飞机上，我一直在重读吴晓波的《大败局》，里面有一张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黯然落幕时仰天悲怆的照片，还有一段科龙潘宁退休后决绝移民加拿大的描述，耳塞里传出一首姜育恒的《再回首》：“再回首背影已远走再回首泪眼朦胧”
如果回首，这位老人85年的风雨路有过太多苦难的日子。
31岁以“同情右派”的名义被打成右派，下放农场，妻子马静芬被单位劝退，一个人带着7岁的闺女褚映群靠给别人织毛衣挣六七块钱为生。
51岁，出任玉溪卷烟厂厂长，为这个工厂付出了整整18年，把这家小烟厂打造成为亚洲最大的烟厂，利税991亿元。
71岁他锒铛入狱，被判无期徒刑，唯一的闺女在狱中自杀。身为硬汉的他哭着拉着律师马军的手说：“姑娘死了，姑娘死了。死在监狱里了。”在他入狱期间，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两度晕厥，走路需要扶墙走。2002年，他保外就医，从此在哀牢山中种橙至今。
85岁褚橙进京，人们才暮然发现，十年前2400亩的“雷响地”，已经成为固定资产8000万元，年利润3000万元的冰橙王国。曾经跌落人生谷底的褚时健在85岁成为真正的亿万富翁。
85岁的褚时健，安详的坐在沙发上，他穿一件白色衬衣外面搭配套头的灰色毛衫，头发灰白却不凌乱，皮肤黝黑却更显得身体健壮，你会不自禁的联想到钢铁的硬度。他声音低沉，语速缓慢，嘴角浮现一丝微笑，他眼睛不好，刚刚不得已离开玉溪去上海做过检查，在拜访之前，得知褚老身体不舒服，我在门口一直安静等待直到他午睡醒来。
“就是你的耐心打动了我。”褚时健说着，招呼老伴端来新鲜的褚橙。
我问道，褚橙现在都成励志橙了您知道么？“主要是讲品质”褚时健用他浓郁的云南方言慢悠悠的回答，对我说的励志问题笑而不语。
对品质近乎苛责的褚时健，对于橙子种植每一道工序都会严格把关。在身体稍好的时期他会保持一周上次山的频率，而从家里到哀牢山的山头，每次要4个多小时的车程，且路况很差，尘土飞扬。到达果园他会直接下地转。
为什么年近75岁依旧选择如此辛苦的创业，为什么选择种橙子？
“那不然能做什么？”老伴儿马静芬反问。在褚时健刚刚出狱的时候，身体糟糕，“大家都念着我们，村里人有米的给我们送来一袋米，有肉的送来一块肉，住得房子都是别人送的也不敢对外说。”“十年之后呢？大家之后都忘了，我们怎么活？”手巧的马静芬曾经是个插花高手，为了生计不得不织毛衣为生，一日一位副市长前来看望褚时健，问两位老人家还想不想再做些什么？
还要做些什么。这就是这位75岁的老人当年义无反顾扎进哀牢山的原因。
听说褚时健要种橙子，几个有钱的朋友要借给他钱，褚时健说万一我失败了怎么办呢？朋友说，失败也没有关系，我们相信你。2009年，这些债务全部还清。
褚时健的朋友真心相信与佩服褚时健的为人。与褚时健交情多年的老友何兆寿回忆，褚时健入狱后他去看望过8次，每一次见到的都是乐观与充满力量的褚时健，现如今也80岁的何老几十年一直尊称褚时健为“老大哥”。“我们为什么相信他？我们看得到他这么多年的成果。”
如今休息在家的褚时健闲不住，坐不住，没事就会去周边的山里溜达。85岁的他依旧喜欢看经济杂志和新闻，多年的习惯带动着老伴也关注“这个圈子里面的事情。”但跟褚时健强调政治新闻只能跟她一个人“说说”。
褚时健点燃一支烟，用习惯性的大拇指和食指夹烟，往后一躺与我讲起对目前经济的看法。
我说当前中国的80后压力特别大，买不起房，您有什么想跟他们说得？他笑道，时代不同了，自己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走，“现在孙子都管不了咯，我自己还是按照我自己的做。”
他对别人没有要求，对国家也没有要求，只是强调自己做自己，“我们那一代，对社会要求少，更多是对社会做了哪些贡献，现在很多人不称心，对社会要求高。”
“对社会要求高点有错吗？”我追问。
“想的很简单，要的很多，稍微差一点就怪社会。”他低下头，然后抬起来说，“我对国家没有怨气，还是要为国家想想，国家好大家才好。”这样的句子从一个国企改制中的悲剧老人嘴里说出来，没有一点虚伪。他继续说：“房地产现在赚钱最多，时间最长，干房地产的都挣大钱了。现在工资挣一块，房子给两块，总是要出问题。”
“您担心这个问题么？”我问，耳朵已然不好使的他没有听清，我前倾身又大声问道：“您担心这个问题么？”“哦—”他轻答一声，随即陷入沉思。
2012年11月15日11点，褚时健全家坐在电视机前等待，随着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带领其他六位常委走进主席台时，褚时健笑了。马静芬老人说，他们甚至关注新领导人走路的姿势。褚时健打印出习近平讲话的文稿反复阅读，“他没有一句官话套话。”褚时健笑着说，“我对他信心很大。”
1978年的冬天，，还在小山沟里的褚时健听到广播，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废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把工作的重点为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当时激动的心情虽然已经过去34年，褚时健记忆深刻。
问褚时健有没有遗憾，他慢慢的说，“就是过去的日子，回不到过去了。”
问他还有没有梦想，他笑着说自己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没有什么想法了，但当谈起橙子时，他依旧神采奕奕，那种充满希望的眼神就是对梦想最好的阐述。
如今的褚时健最开心的日子就是孙子、孙女回来看他的时候，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的全家福，两位老人膝下围着孙子孙女，褚时健脸上平静而慈爱。
在采访的最后，我提起王石曾经来探望他的情形。他回忆到，当时王石来看我说“哎呦，你七十老几了还奋斗，我做不到。”我对他说：“个人时期不同。现在他退休去国外去了。”让我意料之外的事他还知道不久前的“绯闻事件”，他伸出三个指头，合着嘴说：才三十多岁。“随后他又陷入沉思，说道：”他还是一个正派的人，把企业做的很大，退休以后他不干预他的企业，不像有些人到老了还抓着不放手。
王石感慨过的文字曾经感动过许多人，我愿再拿出来：“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了。你想象一下，一个75岁的老人，戴一个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的跟我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2000亩橙园和当地的村寨结合起来，带有扶贫的性质，而且是环保生态。虽然他境况不佳，但他作为企业家的胸怀呼之欲出。我当时就想，如果我遇到他那样的挫折、到了他那个年纪，我会想什么？我知道，我一定不会像他那样勇敢。”
看到有网友在微博上看到国外名人励志经历后留言说“我们的褚时健比他们都厉害。”突然很想将“我们的褚时健”念叨几句。人生总有起伏，愿精神可传橙。
其他网友关注的新闻：
“烟王”褚时健的逆袭：中国企业丢了经营之根褚时健卖的不是橙子 是故事褚时健拒绝上市：没心思玩这个 怕亏了股民85岁褚时健赴北京卖橙 引发王石等感慨昔日烟草大王75岁再创业 85岁褚时健带甜橙叫卖
柳传志为褚时健鸣不平：国家应反思
2014年03月31日 16:15  新浪财经
褚时健86岁的企业观（来源：新浪财经）
柳传志为褚时健鸣不平（来源：新浪财经）
特写：还原褚时健（来源：新浪财经）
新浪财经讯 “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建院30周年论坛&2014中信书院大讲堂”于2014年3月31日在清华大学举办。 联想控股董事长柳传志在谈到褚时健时表示，褚时健将一个亏损的企业做大做强，非常了不起，后期确实犯了错误，但“褚先生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难道国家不该反思吗？”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我觉得刚刚各位一定都是怀着一个崇敬的心情，还怀着跟一个老人谈天一种轻松的心情看着褚时健这位神奇的老人。86岁做了一件让我们所有的这些互联网新生一代都是觉得时尚的事情。想请几位企业家，一块分享一下褚先生带给我们什么。他在97年当时经历过一个巨大波折之后，你们两位分别都是看过他。当时为什么要看他？你们想跟他交流一些什么？当时跟他交流了一些。
柳传志：我没有看褚先生，我是去年看的。这个事情出完了以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在很多的论坛上面，不同场合上面都是讲这一件事情。因为褚先生做成这个最让人感动的，最让敬佩不仅是86岁，主要是遭受了太沉重的一次打击。这种情况下还是依然向着自己的目标冲击，表示还是要干活，还是要做出事情来证明。
当时我跟大家讲什么呢？那个时候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大概是98年，99年前后，他的企业上交的利税200个亿。那个时候联想整个营业额也就不到200个亿，他上交的利税就是200亿，当然大家都说，烟草公司好做容易干，但他接手的烟草公司是亏本的，我早年的时候在一个演讲台上演讲过，他是把亏本的企业往起做，还能做成这样，不能不让人觉得那个什么。褚先生当年就是下田分析田里面的状况，研究市场等等，不像一个国有企业那样靠着垄断做起来的，当时红塔山的品牌在中国，这个品牌一直是排在最前面的。但是，他确实要在退休的时候，这个就是体制机制的问题了，实际上按照张维迎教授的话，一个和尚因为吃不饱，在给佛爷上香的油里面弄了一点，拌饭吃了。这个时候就是动了不该动的东西，不管它合理不合理，动了以后就是要出事肯定是不对的。
当时，我主要是想这个，国家怎么想？因为大家都是知道一个企业好坏跟一个企业家的作用确实是非常大的，褚先生就是一个下金蛋的母鸡，难道国家不该反思吗？就不知道是为什么，而且判的非常的重。当时是判无期，后来是保释出来。
所以，当时我创办企业，坚持留给我们自己股权，有35%股权以后，今天联想退休老同志都是过着相当富裕的生活。就是把感慨说完再看着他，从监狱里面出来了以后依然接着看干，还研究出了冰糖橙。又重新下地又重新研究，我看他的时候，他完全是像一个农业专家一样的就是讨论种地的问题，就是这种精神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感佩的。我觉得86岁咱们种一点地这个可以办到，受打击之后还是不灰心。他就是讲未来，讲光明，这一点是让人非常的感佩，也是激励我，大概就是这样。
褚时健和王石聊朱镕基：他曾叫我别吹牛
2014年06月23日 21:52  壹读iRead 
2013年3月5日，褚时健和工作人员自制的“防风网”，保护橙林不受哀牢山上的大风影响，85岁的他亲自在早晨上山查看。
W|王石[微博]
C|褚时健
M|马静芬(褚时健妻子)
听说王石要来，86岁的褚时健上午十点多就在村口的小饭馆站着，一直等了两个多小时。
褚时健为什么要见王石？
褚时健说，因为“这个人在基本感情上、基本看法上，和我比较一致。”让褚时健印象最深的是，对于自己七八十岁了还敢创业，王石了解其中的艰苦。
11年前，刚从珠穆朗玛峰上下来的王石，就特地去见过刚从狱中“保外就医”的褚时健。和那次一样，要见这位吃住都在果园里的老人一面，驱车来回要九个小时。
王石为什么想见褚时健？
因为他觉得，两个人虽然隔得很远，但想的一样，做的也一样。
“很多人说，褚时健之前做的是特许经营，随便从昆明街头找个人，给他一样的条件他都做得到。”王石说：“我不这样认为，几百家靠特许经营的企业，为什么褚厂长能和其他人不一样？”
王石给褚时健75岁高龄创业的壮举起了个名字，叫“中年的延长”。作为这片广阔橙园名义上的所有者，褚时健的夫人马静芬说：“我们是在玩儿，你们跳舞、唱歌、打门球、打乒乓球，我到果园里看果子，也是玩儿。”
在这场众所周知的见面中，王石和褚时健谈话的内容却鲜为人知。在那段时间里，他们到底谈了什么？今天，《壹读》独家披露他们的谈话记录。
“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
W：您用化肥吗？
C：用肥料也要讲究结构，纯粹氮肥就不行，果子看上去长得大，但味道淡、吃起来不舒服。这两天我们正在施有机肥改良土壤。我们有一个小肥料厂，一年产六七千吨，一棵树一年分到15公斤左右，这样土壤就变好了。
我们给大家设定了一个目标树龄，我们目标是，有30年结果期，这是算过账的，假如从头开始(种树)，除了一亩地投资两三万，还要耽搁三四年没有果子，而我们延长一年果龄，就会很划算。
现在别人租土地给我们的3000棵树，已经22年了，还很旺盛，估计可以收获到30年。我们多结一年水果，虽然多花点工资运输费，但等于白赚很多。中国柑橘协会跟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说你们的劳动成本高，我说高一点问题不大，出来的果品好，销售价高3点、高5点，不就拿回来了。
W：您应该是天生的“资本家”，整天都算成本、收益。
C：过去我帮国家干，也总是想拿最低成本换最高效益，那17年我已经做到了，烟叶一公斤我们为国家贡献225元税收和利润，同行能到40元就算最好的了。不算到心中有数，你就做不到。
我们在整个车间，单管节约、管原材料的就设计了八个岗位，一道一道来，第一道消耗指标是多少，下一道又是多少，到月底都要算账，算账以后有15%的收益奖给他们。
所以当时国家对工业企业的统计指标是十个，我们十个指标在国内都是第一，100多家同行远远落在我们后面。我们从头到尾一套系统做精细管理，各个环节都要讲数字，最后一检查，完成了还是超过了，每个月都要兑现奖惩。
以前还批判利润挂帅，我说如果利润不挂帅，国家的收入就要少很多，单说(企业领导)政治好就一切都好，我有点不相信。
W：您又不是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也没上过商学院，这些想法是天生的？
C：我父亲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因为日本飞机轰炸，爆炸点离他太近，医治不好去世了。我母亲带着我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过日子。我从小跟妈妈酿酒，那时候就开始算账。我读中学时也是靠酿酒赚钱，放假回来还自己酿酒，成本概念、利润概念早就很深刻了。
W：这等于十多岁就懂得算账了？
C：是。别人家用三斤包谷酿一斤酒，我说原料占成本太多，其次是燃料耗费太大，我们要想办法，实现两斤包谷酿一斤酒。原料煮熟以后要发酵，发酵环境我小时候就懂了，放在暖和的地方出酒率跟放在冷的地方不同，于是我创造条件，把火炉的木炭拿来，室温就上来了，我们的酒就多起来了。
我小时候酿酒，包括燃料和备料都是一个人搞。后来办企业时，在批判利润挂帅、批判资本主义的时候，我说我管不了那么多，反正大家要改善生活。我们的食堂办得是最好的，政府给我们规定的利润都能完成，换别人来经营就是亏本，换我们就是赚钱的。
W：您说的是糖厂？
C：是小红糖厂。当时我说国家拿的多，大家都太清苦了，要把废弃物收起来，多养400头猪。
W：您这是资本主义的尾巴吧？
C：那时候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我就抓住一条，毛主席说“丰衣足食需要自己动手”，自己动手改善生活，结果我们的日子就比别人好。当时不准发奖金，我们只直接提高生活标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念着口号搞资本主义。
“借钱给我们的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W：既然能算成本、利润，那您应该也会算风险。您当时做果园，有没有想过70多岁才再次创业，万一不成怎么办？
C：想过。我们两个下决心的时候，首先想的是这件事，我们资本少，当时只有200多万，但做这个项目要几千万，不足的本钱就向朋友借，借钱给我们的有八九成相信我会赚钱。
我也跟他们说过，万一失败了，我赔不起怎么办？朋友说：“您别说这个话，我们一家拿点钱借你，您有就还，没有就不还，也不要增加压力，我们相信您有九成把握。万一失败了，就是您不赔，您也别不安心。”到2007年的时候，我们就把借来的钱都还了。
这些朋友说不要，我说我赚钱了不还不行。但朋友们坚决不要利息，我总觉得和朋友相处，不能对不起他们。
W：这就叫信誉？
C：是。我有一个小故事。我们以前有个牌子(的香烟)，是用最好的原料做的，但就是没有利润。《人民日报》记者问我这个事情，说你们定的价钱比成本还低，但质量又那么好……我说我们经营最不成功的就是这个牌子，最好的原料制造，但价格不理想。
采访一见报，那个牌子一星期销量就升了五倍，从东北到南方所有摊位上有多少卖多少，从70元涨到340、350元。我去南京、去王府井，问他们卖多少钱？他们说卖400元，我说：“你卖高了”。后来有人说，为什么我一句话就让这个品牌价格就涨上去了？因为大家觉得这个老头不会说谎，他说是好原料，肯定是好原料。后来我们同行里有很多人都学这种办法，但都搞不成，别人一听就说：“这个家伙是骗人的”。
W：大家为什么这么相信您？
C：我给他们许诺的东西都兑现。
W：您一直这么要求自己？
C：不然人家干吗对我讲诚信？所以商业来往没有诚信是最糟糕的事情，谁都有最困难的时候。在别人困难的时候，我帮过他们，有几个厂都要破产了，但我们只费一点力气就让他们翻身了，到今天他们都还感谢我。
我后来去了其中一个厂，他们把职工集中起来敲着鼓欢迎。我们说下回再这样，我真不敢再来了。所以，你对人诚实、宽容，人家对你也一样。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人家都帮我们，那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我种出来的果子好，所以销售困难。有一家就说你不要管了，你多余的卖不掉的拉来送给我们，一家30吨、50吨、100吨地卖，还有450吨的，别人就是这么帮我的。
W：但在中国，信用一直是个大问题，守信用的人似乎不多。
C：很多人设法骗人，但我们能做到十成，也只敢讲八成，跟政府也是只说到八成，还留着两成，担心做不到。说过的话就努力实现，朱镕基是很严格的人，他要求别人也严，他到我们那里，我跟他反映一个问题，我说进口指标不行。他说：“我帮你解决”，又说：“这个投资完成以后你的税能增加多少？”
那时他还在当副总理。我说：“您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这个改造完成以后，中央财政一年增加30亿。”朱总理说：“老褚你别吹牛”；我说，“我跟同行都不会乱说，何况跟您？等到一年，你问财政部这笔钱拿回来没有。”
W：后来实现了吗？
C：这个项目增加了40亿。后来我跟他身边的同志讲：“你跟朱副总理说一下，老褚那个任务完成了，而且还超过一点。”前一段有人来云南的时候，他还托人问老褚现在好不好。
“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
W：褚老您是12年前开始种树的？
C：我们2002年把这些地深翻，2003年开始种，今年第11年了。照广西、广东那边的惯例，树已经到了衰老期，投资还没收完。但我们两年就收回投资了，树还很旺盛，所以全国种柑橘的大省，差不多每天都有人来看我们。
W：您70多岁才开始种树，但他们一直在种，还有一些做农业研究的，种了几辈子都种不过你？
C：他们几代人都按传统搞，比如说湖南一些人。我们品种的原生地在湖南，但现在湖南本地的冰糖橙已经不行了，我们的却还行。
W：您一般什么时候处理果园的事？
C：一个月有三四次到树下，总要对着树说话。前四五年我的腿还好，到冬天的时候还能给树整形，多余枝条要剪掉，要思考树怎么长果品才好，坐到树根下讨论树。我们(和员工)经常要讨论的问题就写在黑板上或在会议室讨论，一般事情就是现场说。
W：马老师(褚时健夫人马静芬)给我们看了这些书，都是您当年自学的？
C：是的。晚上三四点睡醒了，就想着今年的果子有什么问题，要是找不到答案就睡不着，就翻这些书。
W：翻书就翻明白了？
C：书要翻，还要总结树的具体情况，要找规律。我们请过专家，有人说枝条要多，少了不行，叫工人一根枝都不能剪。但果子成熟后，要掉20%~30%，我们就开始怀疑他的技术。
我觉得不剪不行，不剪阳光照不进来，而树缺少日照，中间枝条就会枯萎，就长不好，花就开不好。慢慢地我们就了解了一些规律。
总之，遇到很多问题，都是我们自己总结经验，所以现在果子产得很好。
这三四年广东、广西有人过来说：“你们的树十几年还能结果，我们七八年就不行了”。又问我，小年产多少，大年产多少。我跟他们说，我们年年是大年，年年树种的都不密，原来一亩地种148棵，现在减少到80棵，每年要砍10%左右，砍了七八年，年年砍，年年产量向上走。
W：为什么要砍树？
C：太密了不行。柑橘协会有个理事长，他说你的种法成本高，恐怕不行，我说可以的，你卖8毛一斤，我卖8元，成本高10%不要紧。
再说，我们工夫花得多，但慢慢地机械化了，成本也就下来了。以前我们这些农田运输都有问题，靠人挑，现在我们把路修通了。
W：这是农业现代化啊！
C：我们农用拖拉机可以开到每个角落，也就节省了劳动力。
有一种病叫柑橘黄龙病，四五年就可以把一个果园毁掉，我们这里也有，大家都头疼。在别的地方，这种病医治不了，传播黄龙病的小虫在病树上爬过，又带着病毒爬到第二棵树，第二棵就得了病。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些人专门做病情侦查，然后确定病源，再定点清除。半个月来一次同防同治，几百户农民一起用喷药机械，一家人一台，我们出钱，大家一起来干活。
所以来学习的人都觉得很奇怪，问：你们怎么没有黄龙病？”我说有啊，但我们把传播媒介杀死，虽然这样就要多花劳动力，但劳动力多一点也划算。因为你不杀它，它就把整个园子都毁了。
广西这六七年有很多乡镇把树全部铲除从头再来，但我说这样也不行，传染病马上又会传开，要先把传播途径控制住。我们花了不少钱，现在来看很值得。
W：要算一笔账吧？
C：我们的劳动力也不是特别贵，反正一棵树得病，我们就连根挖走，然后再种一棵大树苗，所以，果园看着还是很整齐的。
褚时健：企业家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
2014年11月17日 18:07  文/新浪财经记者 翁晓莹
褚时健总爱说，他和老伴都是属牛的，其实他们并不属牛，只是有牛的性格。他说“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2007年，褚时健在新平果园查看果情
褚时健与新浪财经记者翁晓莹合影
1979年10月，年过半百的褚时健接手玉溪卷烟厂。当时的烟厂资金短缺、技术落后，褚时健严抓烟叶质量和生产技术，甚至不惜以烟厂全部身家负债引入国外的先进设备，最终使玉溪卷烟厂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烟草行业的佼佼者，“红塔山”品牌享誉全球。
2002年初，74岁的褚时健成立了新平金泰果品有限公司，转行当农民种起了橙子。他仍然从质量和技术着手，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方式来经营果园，原先的荒地变成良田，种植的“褚橙”名满中国。
从农场、糖厂、烟厂，再到创业种橙子，褚时健每次都能将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创造了无数奇迹。万科董事长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他不仅是云南人的骄傲，更是我们这些企业家的骄傲。”
褚时健为何能够触底反弹再次成功？在他眼中，企业家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
关键词：利益
谈起利益，褚时健毫不避讳，“做企业就是要将利益最大化，没有利润就不是好企业，资本不升值这个企业就不行。没利润，那你让别人去干吧。”
但这也并非绝对，在褚时健眼中，放在第一位的永远是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他总说，“在处理企业的事情时，要先考虑这个事情对国家好不好，要顾及社会问题，不能影响社会。”这样的说法绝非矫情，而是那一代人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总想为自己的民族、为国家做点事。用褚时健自己的话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逃不掉的一种责任感。”
当年在玉溪卷烟厂时，由他主导的关索坝新厂区建立在一个小山沟里。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把厂址选在施工难度大的山里，而不是平原上。褚时健说，“我是农民出身，我知道土地对农民的重要性。我们宁愿多花5000万削山填沟，也要为后代子孙多留点儿好地。”
种橙子也是如此，不仅为自己，也为国家。当初他租下的两片山头是别人眼里的荒山，但他投入400多万元解决水源和灌溉设施，多年努力下，荒山已变茂密的果园，生态环境大大提升。
在褚时健的管理哲学中，“利益平衡”也是一项重要法宝。他知道，利益的产生是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只有一个人赚钱的生意。适当让渡利益，常常会获得更大的利益。
他当烟厂厂长时，着力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和收入。由于多劳多得，工人们抢着干活，甚至有人半夜偷偷翻墙进去加班，工厂的利润也大幅提升。他种橙子，花钱为农民修水利、买化肥，农民的收入与果子的质量挂钩，不仅褚橙的质量遥遥领先，果园的农民也都真正脱贫致富。现在附近的农户排队要跟着“褚大爹”种橙子，“人太多了，不得不挑选一下”。
1965年，时任新平糖厂厂长的褚时健一家
关键词：靠谱
云南人喜欢说“有谱气”，指的是靠谱、心里有底，褚时健便是一个有谱气的人。70多岁创业种橙子，问他有没有想过失败，他摇摇头，“不管做什么，我都是计划好了的，心里要有八九成的把握才去做。”
最初褚时健说要种橙，听到的人都当他是心血来潮。当时不少朋友借钱给他，还说要是赔钱了就不用还了，但褚时健自己心里有谱，“我相信我能成。”
事实上早在狱中，褚时健心里就有了打算。在监狱里爬山的时候，他开始用脚步丈量，估算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一亩山地种多少棵树才合适。离开监狱后，他开着越野车上山下水、摸排调研，跑遍了自己租下的那两片地。“日照、水源、温度、各方面都分析好，这件事情也就有把握了。”
褚时健的谱气还来自于对行业的了解，“做企业有一点很重要，你要了解你的企业。这个行业、业务涉及的问题，你懂不懂？不懂的话，学懂了再搞，没有人天生样样都懂，但是可以学。”在他看来，做决策的时候不能光听别人的，要自己心里有谱，不能乱点头，不然就会造成损失。
在糖厂当副厂长的时候，厂里的锅炉坏了，谁都不会修。褚时健围着锅炉琢磨了两个小时，还爬进了带着高温的炉膛。几分钟后，浑身冒着热气的褚时健出来了，锅炉也修好了。十几年后，同样的场景在玉溪卷烟厂重演，褚时健也因锅炉事件在厂里竖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
种橙子的这些年，褚时健不断观察、发现问题、查资料、总结。他改良了土壤结构、发明了独特的混合农家肥、解决了灌溉问题、病虫害问题和口感差异问题等，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橙子专家。农民们都说，“听褚老爹的总没错”，甚至有技术人员称，“褚老种果子才几年，懂得比我们专业出身种了十几年的人还多”。
关键词：坚持
每年都有不计其数的创业者和年轻人，跋山涉水前往玉溪和哀牢山，只为向褚老取经，讨教致富的方法。曾有一位来自南京的年轻人在褚老门外徘徊数天，他觉得自己一个月只有几千块工资，不知猴年马月才能发财。褚时健的老伴马静芬说：“我可以告诉你，找准目标，坚持干下去，只要吃得了苦，就能富起来。”
褚时健自己也曾对慕名前来的年轻人讲过，“你创业才干了两三年就觉得没心情没勇气了？我们搞这个平台搞了十年。你觉得要做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不断地提高，你想一夜就发财是不可能的。”
认真、坚持，这是褚时健一直信奉的原则，“我这一生的追求很简单，不管是给国家干还是为自己干，我都有一个不变的追求：沾着手的事情就要干好，大事小事都一样。我顽固地很，事情不干好不罢休，只要是有意义的事，我就一定要去干，撞了南墙再说。”
这几年种橙子，褚时健遇到过不少困难。一开始是资金，后来是技术，他和老伴一起，慢慢摸索，逐渐改进。“ 种橙子这个事情，我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经常半夜四五点钟醒过来，想到有个问题没有解决，可能会影响我们今年的效益，我就马上起来找资料翻，第二天找人过来交流，就这样坚持下来。”
回顾创业经历，褚时健充满自豪。“刚做的时候银行不肯贷款，他们说你这个靠天吃饭，三五年后还不出钱怎么办。后来我们做的好了，银行又来找我们，说贷个三五千万也是可以考虑的嘛。我不想要，现在钱够了，我年纪也大了，慢慢搞压力也小一点。”
褚时健传记：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
褚时健总爱说，他和老伴都是属牛的，其实他们并不属牛，只是有牛的性格。他说“我一辈子都要干事情，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只要活着，就要干事，只要有事可做，生命就有意义。”
褚橙发展的越来越好，两位老人却并不满足于现状。他们想着要把现在的两千多亩地扩大到一万亩，除了种橙子之外，还要种沃柑、种苹果；褚橙触网之后反响热烈，褚时健还想着要通过电子商务，进一步扩大褚橙的市场；另外，两位老人和政府合作的褚橙庄园也将在19号正式开业。
多年来有不少人劝褚时健出传纪，但他一直不愿意。这几年褚橙火爆市场，他才开始觉得，“是不是这一生真的有些东西值得写一下。”最近褚时健的传记《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终于面世，问他怎么评价自己的人生，老人坦言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事情应该由别人去说，我想十个人里总有八个人是公正的。过去的就过去了，过好今后的日子，干好最后的事情，这就是我现在想的。”
(本文作者介绍：来自上海，蜗居香港。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毕业，香港大学新闻学硕士。)
褚时健用1个生命活出三重意义 被企业家奉为偶像
2015年01月03日 06:34  南方都市报  
褚时健
他用一个生命活出三重意义
人物简介
褚时健
他曾是亚洲“烟王”，如今是中国“橙王”。他不管做什么，都能做到极致。不抱怨，只做事，他被企业家奉为精神偶像。人生起起伏伏，他一直是传奇。
褚时健，1927年腊月出生，“褚橙”创立者，原云南红塔集团董事长，曾被称为“亚洲烟王”。1958年被当成“右派”下放哀牢山一农场，后任新平县畜牧场、堵岭农场副场长，曼蚌糖厂、嘎洒糖厂厂长。1979年10月，任玉溪卷烟厂厂长。通过十几年时间将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红塔集团，累计实现税利991亿元。1999年，因经济问题入狱。2002年因多种疾病保外就医。2002年，75岁从头开始创业，借钱在哀牢山承包荒山种橙。2012年，“褚橙”开始受到追捧，被称为“励志橙”。
南都渊源
随着其人生的起起落落，南都多次报道褚时健。
云南省玉溪市红塔区大营街镇，一个距市区不到5公里、约4万人口的小镇，看起来与中国大多数村镇并无二致。这里也被称为“云南第一村”，上世纪80年代，大营街镇利用其离红塔集团较近的地缘优势，依靠加工卷烟辅料如滤嘴棒、烟纸等，成为西南边陲集体致富的典型。
87岁的褚时健选择把晚年安顿在这里。
年岁已大，身体也不如从前，褚时健已很少见外人。但在镇上，不少人都知道这个名字，甚至多少能说出些和他的渊源。
每周，褚时健都会从大营街出发，坐上两三小时车，到百余公里以外的哀牢山新平县嘎洒镇，看看果树。腿脚不灵便，他已不能像十年前那样在果园到处转了，但还是会乘车巡一圈，再下来走上十几步。
在很多中国企业家眼中，褚时健是“神”一般的存在。他经历过“大跃进”、饥荒和“文革”，后来创造了红塔集团的巅峰，也在晚年遭遇牢狱之灾、丧女之痛。
75岁时，从头开始创业，褚时健成了中国最出名的“果农”。外界称其为“橙王”———就如上世纪90年代，他被称为“烟王”一样。
拜访过褚时健的王石用巴顿将军的一句话来形容褚时健：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王石说：“我有很多粉丝，但我是褚时健的粉丝。”
人生暮年，褚时健迎来又一个收获季节。他不习惯抱怨，也不常追忆过去，“过去的就过去了嘛”。他把历史甩在了身后，看到的始终是未来。他说，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看果园的扩张计划能不能成。
供不应求的果子
今年，哀牢山上的“褚橙庄园”已修建完成。1959年，刚成家4年的褚时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位于云南中部的哀牢山元江红光农场，1961年“摘帽”后，又留在新平县工作，直到1979年调到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才离开哀牢山。
2002年，保外就医的褚时健，选择回哀牢山承包荒山，种起了橙子。这一年，他75岁。
十年栽树，当年漫山红土如今已郁郁葱葱。
最新一季的“褚橙”，上市40天就卖光。由于去年5、6月份持续高温，“褚橙”比前年减产2300吨，市场供求吃紧，一些地方出现囤货甚至假冒“褚橙”。有些地方的“褚橙”价格甚至比出厂时“翻了一番还不止”。
“有些人买了不吃，存在家里，等价格涨高了再拿出来卖”，褚时健很无奈，“这个我们没有能力控制，市场说了算”。
但即便如此，他也曾努力试图将“褚橙”被炒高的价格“压下来一点，让想吃的人买得到”。
褚家召集经销商想办法，其中一个办法是限购，每人限买两箱，希望能制止“倒卖果子的人”，但这招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除了囤货，还有假货。起初，褚时健购入定制的设备，在每个橙子上打上一串数字用于防伪，但“别人很快又学会了，不起作用了”。
他认为，根本办法是增大供应量，“现在开始，我们种植量差不多提高了3倍，现在每年生产1万吨，3年左右产量陆续达到5万吨左右，我想市场就缓和一点了。”
“褚橙”难求，就如上世纪90年代，玉溪卷烟厂的烟一样。
最初，褚时健没有想到种出来的橙子会这样火。
“我怕搞出来的果子要托亲人朋友帮忙销售，所以就想，在现有条件下，一定要做到全国最好”。种橙遇到不少具体问题，他坦言“吃了不少亏”，但一年把问题解决一些，一年年积累，“最终还是达到了”。
如今“褚橙”大受欢迎，褚时健仍然觉得要解决的问题不少，“有些人说吃下来口腔的感觉，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现在还说不清楚，但我们的技术管理很规范，努力做看看”。
“吃得舒服”，是褚时健对种出来的橙子最基本的要求，因此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土地和气候的规律。
比如土壤含水量严格控制在60%-70%，不断研究和调整肥料结构。2006年，新果树第一年挂果，由于落果严重，2400亩总共只收了14吨。褚时健研究后认为一亩地种148棵果树过密，一下子砍掉了1万棵。之后，他果园的树每年砍10%，到现在每亩地只保留80棵，但产量却年年提高，质量也越来越好。
回忆起当年为什么要种橙，褚时健说动机很简单，一是解决晚年生活的经济需要，二是找事做。“只要活着，就要干事”，这是褚时健对自己的概括。
现在，种橙的事业越做越大。原来两千多亩的冰糖橙果园，现在变成了5000多亩，接着还在漠沙镇扩展3000亩种植沃柑，下一步打算在曲靖马龙县种苹果。
“北方所有的苹果都赶不上云南这个高原上的苹果，种在海拔2000米左右，出来味道特别好”。种苹果已列入褚时健的五年规划中，“我们准备种1万亩左右，用5年时间搞到五六万亩”。
对于“褚橙”的未来发展，褚时健只认一点：质量要比同行好。“不管是1万亩，还是5万亩，规模扩大的同时，品质不降而且要逐年提高”，他说，“质量提高也有规律，把它研究好了，做得踏实一点，只要认认真真，应该能做到”。
企业家的偶像
2012年，“褚橙”首次大规模进入北京市场。那时，在北京坐出租车，都会看到咧着嘴笑的褚时健的形象，广告语是“人生总有起落，精神终可传承”。
在很多中国企业家心中，褚时健是个传奇。1979年10月，褚时健走出哀牢山，51岁时接手玉溪卷烟厂。他用了17年，将名不见经传的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红塔集团，累计税利991亿。
然而，70岁那年，褚时健却因经济问题被判无期徒刑，长女褚映群在隔离审查期间自杀身亡。古稀之年，遭遇牢狱之灾、丧女之痛，褚时健走下神坛，却没有被击垮。
2002年，褚时健保外就医后，默默回到哀牢山上种橙子，远离尘嚣。
2014年11月，《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书出版，褚时健为该书作的序不讳言，“出一本写我的书，并非我的需要。一个人活到这个岁数，经历过这么多事情，对于述说已经没有了兴趣。”
过了85岁，他感到体力明显下降，“不想见太多的人，精神不够，应付不来”。但有些“谈得来”的朋友，比如万科董事长王石到访，他会提前到村口等待。
王石2003年第一次拜访褚时健时，还没多少人关注这位昔日“烟王”。
到了哀牢山，王石看到褚时健戴顶破草帽，穿着圆领旧衫，正和一个修水泵的人就60块还是80块讨价还价。王石写道，“他一年创造300亿元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二十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拜访归来，王石写了《哀牢山下冰糖橙》一文，外界注意到这位曾经辉煌的老人。
此后，王石又数次拜访他，“每次都是带着崇敬的心情来取经”。
如今，十多年过去，“褚橙”再一次证明了褚时健的成功，“褚橙”也被称为“励志橙”。据出版社介绍，褚时健传记《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上市一个月已售出9万册，其中近2万册是由企业订购。
“褚橙”走红后，联想的柳传志也种起了猕猴桃和蓝莓。柳传志曾向褚时健“取经”，褚时健建议“种水果，品质要依托自然条件，按照自然条件管理”。现在“柳桃”、“潘苹果”等大佬农产品都已上市，褚时健却不担心市场竞争，“我从做烟的时候就没怕过。你魔高一尺，我道高一丈。你在不断提高，我也在提高”。
还有更多创业者、崇拜者慕名而来，甚至还有一些试图自杀的人来寻求开解。褚时健说，“中国现在急于求成的事太多了，太浮躁。像那个说要自杀的人，我跟他说，你只看到我现在好过，没看到我这个来之不易，(遇到)多少困难，你还没到我那个程度呢”。
被问到有没有怕过什么事时，褚时健回答，“不管大事小事，在别人看起来困难很多，我自己觉得这些困难，只要你去做，都能解决掉”。不抱怨，只做事，这就是褚时健的原则。
不让别人吃亏
在玉溪，褚时健仍然是个名人，几乎随便逮着个的士司机、餐馆服务员，都知道他。“他是个好人，老实人”，一个的士司机对南都记者表示。“褚橙”也为哀牢山的村民提供了致富机会。2013年，在“褚橙”果园，一户按标准要求管理果树的两口之家，年收入可近10万元。
“中国农民就靠那点儿地，土地产出不行，农民永远翻不了身。现在我们创造条件，帮他们把土地经营好。原来他们的村子是最穷，现在他们都变富了。”
褚时健对土地、对农民怀有很深的感情。“和农民相处，我总怕他们吃亏，他们好起来，我也会高兴起来”。
褚时健的传记作者、也是他的干女儿先燕云评价，褚时健是“市场的信徒”，“运用得最出神入化的就是利益平衡和经济效益”，而且相信“与人合作，必须给人利益”。而现在，褚时健的合作者就是农民。
“褚橙”成功后，有人对褚时健说，农民的收入比以前好了十倍八倍，可以少给他们一点。褚时健的回答是，“我们好了，要让他们也好”。
“农民太苦了。三农问题要大家出力。你说社会要安定，也只有大家好(才安定)，大家不好，社会不可能安定。我们的心态是一种责任，希望对大家都好”。
“出来的成果，大家共享”，这也是“褚橙”成功的秘诀之一。褚时健说，“很多农民也帮别人打工，他们拿多少，心里有数，连我这一半都拿不到。所以他们愿意去努力，自觉自愿就干了。农民自觉了，这件事该怎么干，你想到了，他也想到了，他一做好，大家就都好干了”。
褚时健也曾与王石等人讨论企业家精神。
褚时健说，“中国的企业家，不管是国营还是私营，缺乏一种艰苦创业(精神)。企业不赚钱的太多。企业不赚钱，是社会的包袱。所以，做企业就要认真做、要赚钱。”他信奉的另一条原则是诚实。褚时健说，“不讲诚信的朋友，我们来往就很少了。在商业上，不诚实是最糟糕的事”。
不久前，第九届人民网(41.94)企业社会责任奖，褚时健获颁特别致敬奖。了解他心境的人说，老人对这个多少带有官方色彩的奖项颇为在意，“这是他们这代人的心思吧”。
面对南都记者，褚时健也笑说，获得这个奖“更受鼓舞了”。他领奖时说，“我们要给社会报答得更多，要超过社会给我们的”。
10年来，果农褚时健以个人名义捐助了将近1000万元，用于修缮灌溉设施、路桥和村民住宅建设。
耄耋老人死而后已
八十多岁了，褚时健还是闲不住。
吃过早点，如果不去果园，他会让司机带他到离家三四十公里的地方随意转一转，“对哪里感兴趣就下来看看”。他喜欢观察事物的变化，“哪块地长得好，哪块地长得不好，都会看看，研究一下。”
褚时健主政玉溪卷烟厂时，最经常做的也是下烟田看看。
“有人说，他们是搞(种植)专业的，都没我专，我说你们看我走路，眼睛看到的东西(我)都在思考。靠平时积累，想一想，看一看”。
如今，种橙子的褚时健不上网，但对新生事物并不排斥。“褚橙”的成功一定意义上就是网络营销的成功。
“褚橙”很早就选择通过电商渠道来销售，褚时健对南都记者解释，“我一开始就晓得这个(互联网)了，在传统市场上，假的防不住，但网络渠道卖，还送货，假的流不进来。另外它可以很快覆盖大地区，对占领市场有利。”
现在，褚时健将橙子的销售交给了外孙女和外孙女婿。包括老伴马静芬在内，褚时健的家人目前都投入到果园的扩建计划之中。
有时，为了果园发展，褚时健和老伴也会吵架，“我们两个吵得最多，但我们是离不开的。吵归吵，我们这个家庭一直到现在还是好的，我们在那个年代遭受了困难，大家都还能一起，后来的事就无所谓了”。
现在，年事已高的褚时健身体已大不如前，加上近两年腿脚不便，他已有意把更多事情交给后辈，他只负责“帮他们把大的问题找出来，告诉他们怎么解决，少走点弯路”。
他说，现在的心愿，就是想看看“果园这一轮的扩张能不能成”。有人问他，您今年86了吧？褚时健回答，“87了，查了族谱，1927年腊月生的”。
“您会不会担心看不到这个宏大的愿景？”南都记者问。
“死而后已吧。”褚时健笑答。
正如《褚时健 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一书所写的，“他一直在做从少年时就认定的自己，走自己的路。一路走来，摸爬滚打，用一个生命，活出了'活着、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三重意义”。
南方都市报影响了很多人 ，祝南方都市报越办越好。
——— 褚时健寄语南都
褚时健：我不是神 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
2015年01月16日 17:56  南都周刊
大概从74岁开始，褚时健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感觉。但他似乎注定了要生活在身不由己当中，如今褚橙兴起，86岁的褚时健仿佛又有些回到玉溪烟厂最风光那几年，他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不宁静，围绕着褚时健的新一轮造神之势又再开始。
特约撰稿_周桦
2014年最后一个月，褚时健显得很忙。先后有三间国内国外大学的EMBA学员组队到刚落成的褚橙庄园举办研修班，他每天得和这些大小企业家呆上一个小时左右。这是对方经过各种途径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见见褚时健，并向他提各种问题。在接待EMBA学员的时间之余，他还要面对各路媒体，网络的、纸媒的……褚家一直都很热闹，但这么热闹的景象还是不多。从2014年下半年以来，市面上已经有两本他的传记面世，越来越多有关他的故事流传于各种大众媒体和自媒体。在这个年轻是王道的时代，“褚时健”三个字引起的兴趣程度和他本人86岁的高龄一点也不相衬。不仅如此，在年底颁奖季，各种奖项也开始纷纷青睐于这位老人，人民网(44.94, 2.02, 4.71%)颁发了“企业社会责任特别致敬奖”，腾讯网评他为年度“时代知行者”，一本时尚杂志甚至把他列入“年度先生”的候选名单，候选人照片中他非常不时尚的穿着和白花花的头发显得很不合群。
褚时健为什么这么火？也许诚如万科董事长王石[微博]所说，是因为他的人生跌到最低点之后表现出的反弹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褚时健曾经是“亚洲烟王”，让一家曾经财政平平的地方烟厂做到了年纳税超过两百亿人民币，一条生产线贡献的税额几乎是一个贫困省的全年纳税额，并且在中国市场很不客气地把曾经被英美烟草占据的大部分份额重新拿了回来；但是他却在企业最精彩之时锒铛入狱，人生归零；待到走出监狱时，已经是古稀之年的74岁。按中国人的常理，他应该就此退隐，打发晚年。但他偏偏还创业，而且在短短十年后，竟然把自己种的橙做到了“中国最好吃”，“中国最畅销”，5000多亩的橙子，未到采摘期已经被订购一空，从采摘第一枚橙到最后一枚，采摘季结束，当年的销售季也同时结束。而橙子在市面上的零售价，几乎是同类橙子的3-4倍！如此畅销，几家能够？唯褚橙而已。
仅仅是这励志的传奇在吸引公众吗？在这样一片国家命运尚且跌宕起伏的土地上，从来不缺传奇励志的例子，回顾历史环视周遭，褚时健绝地反弹的故事，只是这类真汉子系列之一。是他的事业都做得如此辉煌吗？如果说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作为国企领导的褚时健曾经做到了令天下侧目，而今天，当世事流转、马云[微博]已经跃登亚洲首富的今天，褚时健的褚橙事业已然不是一枝独秀。褚时健的价值，显然不在于这些眩目的光环之中。当五零后、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都在纷纷前往云南小镇拜访1928年出生的他时，我更愿意相信，褚时健的故事，是一个有关“这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只有这样的故事，才能触动几代人的心扉。
1
“我不喜欢这么闹哄哄的，有点心烦。”刚送走了几家媒体的褚时健说，“我只喜欢静悄悄过日子。”坐在家里二楼的沙发上，他从茶盘里拿起一颗松子，熟练地磕开。
不要以为这是褚时健年老以后的老年心态，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历来是一个不喜喧闹的人。在担任玉溪烟厂厂长、红塔集团董事长，被称为“亚洲烟王”的那些年，他也很抗拒客来客往的热闹景象。北京是他那些年最不喜欢去的地方，但是又不得不频繁前往。于是想找他的人四处打听他的住处。他们都知道，找到褚时健，就是找到了通往财富的路径。拿到他签字的一张卷烟批条，意味着拿到了真金白银和厚厚的钞票。褚时健当然知道自己的“作用”，但他显然不太会处理这种热闹局面，“批条给了这个人，不给那个人，总是会弄得有人不高兴。我这个人又不太会拒绝人，所以干脆躲起来，找不到我就没事了。”因此，他每次都躲在总参谋部的一个小宾馆里，不联系任何人、尽量不出门，迅速地把单位的事情办完后，立即回到云南。
云南，这两个字几乎是褚时健名字的前缀。云南人大都“家乡宝”，安于彩云之南的生活，小富即安，不富也安，少有出门闯荡的血液和基因，偏隅云南一方土地执着生活。褚时健亦是如此，他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要到省外去生活或工作，做云南人，就一直做下去。“而且我的普通话说得不好，没想过去其他地方。”他说。除了少年时在昆明读书的几年，褚时健的工作生活甚至都没离开过玉溪地区。但他却并非世代云南人，他的老祖，也即褚时健父亲的祖父，清朝年间从河南到云南服兵役，由此而在玉溪地区的华宁县和昆明地区宜良县的交界处扎根下来。王石见到褚时健第二面时，半开玩笑说：“古代时河南曾经聚居过一支犹太人，您如此擅长商业，会不会是犹太人的后裔？”褚时健笑笑，用云南话说：“怕是不会。”看褚时健年轻时的照片，高鼻深眼，的确有些异族人的长相，但也有人说因为玉溪地区居住了不少彝族人，褚时健的母辈或有彝族血统，只是年月长久，从未有人去考证这一家族出处，褚时健的个人资料上一直注明的民族成分是：汉族。但褚时健还是承认自己的确在商业上有长处，而且是“天生的”。
少年时候，因为父亲过世，母亲忙于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家里的小小酒坊就经常要靠褚时健来操持。这个酿酒坊酿出的酒承担了褚时健和弟弟妹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褚时健除了上学，把时间基本都花费在了这里。他印象最深是十四五岁时，每年地里收上来七八百斤包谷(玉米)，就要全部用来烤酒换钱。周末放假在家，他必须和母亲一起先把包谷用水泡过，然后再把它们放到甑子(西南地区特有的一种蒸具)里蒸整夜，在此过程中要不断加柴火，还要几次搅拌甑子里的包谷，不然就熄火或者烧糊了。—很少人做到不熄火或者不烧糊，因为很少人整夜不睡或者在烧糊前及时醒过来。但褚时健从来没有过，他说自己大致估算了一下，约两个小时就得加一次柴，搅拌一次包谷，所以他就放心去睡觉，两个小时后，不需要人叫，他一定准时醒过来。褚时健这一本事保留到七十年后的现在，无论多晚入睡，第二天需要几点起，他的生物钟一定准时启动，及时把自己叫醒，长年皆如是，从未失手。他解释这一现象为：心里有事。因为烧糊一甑子，自己的学费就没有了。“其实谁都做得到，就是有没有责任心的区别。任何事上了心，很难做不到。”他说。
做得到，还要比别人做得好。褚时健的酒在出酒率上也比别人高，即便那些“别人”都是酿酒多年，而且是教会他酿酒的大人们。包谷蒸熟后，拌上酒曲，放进发酵箱进行发酵，然后放进瓦缸里糖化，最后蒸馏出酒—基本程序大家都懂，但褚时健自己摸出了门道，大人们只提醒他发酵时要关上门，也不说为什么。褚时健琢磨是温度的缘故，因为他观察靠近灶火边的发酵箱发酵程度总是好一些，酵母菌长得好，出酒率就高。相应的，瓦缸糖化过程也一样。靠近门边的瓦缸糖化结果总是没那么理想，出酒率要比屋里的瓦缸少20%-30%。几次下来，褚时健开始用自己的方法，他把灶台里烧剩下的还留有余温的柴火用破铁盆装了，放在远离灶台的发酵箱下面和门边的瓦缸边上，使环境温度升高。结果非常明显，别人家三斤包谷烤出一斤酒，褚时健总是两斤包谷甚至更少就烤出一斤酒。而且因为发酵好，他的酒的成色也很不错，拿到市场上很受欢迎。挑酒到市场上卖时，褚时健留了点心思，每次带到市场上的酒都不太多，因为东西好货又少，自然很快就卖完了。大家都记住了褚家老大的酒好喝又好卖，于是下次的销售就一点不操心了。
褚时健前几年屡次从玉溪回华宁，碰到当年教会他酿酒的同乡，对方已经是八十多的老人了，褚时健每次都会给他几千块钱。同乡总是收下，也不问为什么，大概明白褚时健是念及旧情。不过这位同乡也许一直都不明白，同样的事同样的条件，褚家这位大儿子为什么就比自己要做得好。
2
如果不是因为堂哥劝褚时健要多读书，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让褚时健接触到了新兴的思想，如果不是因缘际会帮游击队划船渡江而接近了革命队伍，如果不是战乱纷扰的年代，褚时健大概就会一直在云南省华宁和宜良交界处，昆明开往越南河口的米轨铁路经过的，南盘江边那个叫矣则的小村子里种地、酿酒、娶妻生子……这个村子是他的老祖当年在这里落户开荒，自己垦荒开出耕地，吸引了周围七八户人家聚拢而来形成的，这里是他的生命基因所在。
但人的命运终究会低头于时代的命运，褚时健在1949年初参加革命队伍成了一名游击队员，作为长子而承担的家庭责任变为了对信仰、对国家的责任，酿酒的手转变为扛枪的手。一次在云南潞西战斗激烈时，一个炮弹落到褚时健和战友中间，战友瞬间踢走炮弹，紧接着褚时健就听到了爆炸声。生死就在一线之间，这是褚时健那一时期经常面临的状况。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褚时健的一个弟弟被土匪捆绑后扔下大桥，不到18岁的生命惨烈结束。可以想见，生死之间，褚时健对生命的理解已经全然不同于常态生活下的人们。
作为长子带来的责任感、必须把日子过好的能力、战火下冶炼的无畏，这些，一一形成了褚时健的人生底色。
当进入和平年代，生活平静下来，这些人生底色让褚时健更加成为一个贴地生活的人，一个对事业精益求精的人，一个把人的本分全力尽好的人。这种“求好”态度给他的最大回报就是让他找到了一个最合适自己的妻子。
但他们认识之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这是匹配的一对，甚至马静芬自己也不这么认为。褚时健来自农村，家庭生活艰难；马静芬父亲1949年以前是银行的高管，战乱时逃难的方式是带着一家人坐专机飞到昆明。褚时健沉默寡言，马静芬性格外向。褚时健是一颗红心求上进的玉溪地区行署的人事科长，是作为工作队到马静芬工作的小学进行教改工作的领导，而马静芬是学校里我行我素、不听话的典型。但褚时健偏偏看上了这个大家认为比较另类的姑娘，“有理由吗？”时隔60年后，我问他，86岁的褚时健竟有些不好意思，挠挠头说：“最开始是看她填写的档案表格，字写得好，言辞表达也很好。和别人不一样。”大概人事科长看人的视角和别人有些不同，他的选择也出乎当事人马静芬的意料，在褚时健和她表白之后，她在自己的宿舍哭了一下午，为什么哭她也说不清道不明，但最后的句号落在她同意和他结婚。
六十年的光阴证明马静芬的确是最适合褚时健的伴侣，出身大家的她甚至在很多方面引领了褚时健的想法和判断。八十年代初褚时健刚到玉溪烟厂做厂长，很想把在厂里工作的上海知青们的长头发和喇叭裤都剪了，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外表很“不正经”。马静芬很不以为然，“你剪头发倒说得过去，长头发在工作时容易绞进机器，危险。但是你凭什么剪人家裤腿？”褚时健以一贯的言简意赅风格回答：“不好看。”马静芬更不同意了：“你说人家不好看就不好看？人家自己觉得好看！”褚时健想想，认同了，他承认妻子在这些方面的见解比自己公允。而且接受过很好的基础教育的马静芬在生活细节上的追求与褚时健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认真态度不谋而合，看褚家老照片，他们的一对儿女小时候的穿着洁净精致，儿子的每一顶帽子和身上的衣服都搭配成套；女儿任何时候的头发都梳得溜光水滑，身上小围裙的花边褶皱均匀。—这些衣服都出自马静芬自己的双手。这是一位能干的和负责任的母亲。
所以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是最相似的一对，都有较真的态度，对人对事都有独立的见解，都热爱生活。褚时健业余时间并不像一个工作狂一样单调无趣，他最爱捉鱼打猎，而且技术相当不错；马静芬则爱养花养草，研究各种医疗偏方且乐此不疲。两人看似一个沉默一个外向，但都有共同的一点：骨子里的幽默。褚时健经常在马静芬表达对他的不满时，很镇定地看着妻子，待她一通抱怨说完，他非常肯定地说上一句：“是呢嘛！”于是马静芬不说了。在看似不相同的性格下，褚时健和马静芬其实有着最深的默契。所以自1954年两人相识，1955年结婚以来，两人携手一个甲子，婚姻依然不显任何疲态。
3
一句很知音体的话是，一位男性的最高品位就是他选择的女人。马静芬如今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依然在褚橙销售一线操劳，也腾出时间在家里和褚时健一起做上几大罐当下时髦的酵素，同时顺便教会了家里的八哥唱上一句：“学习雷锋好榜样。”她对自己人生的演绎，替褚时健证明了他的人生品位。
褚时健对“极好”的追求，他认为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实现，就是“认真，恪尽本分”。在1959年被打为右派下放农场，几年后作为摘帽右派进入玉溪地区新平县曼蚌、戛洒糖厂做副厂长后，褚时健对“极好”状态的追求，认真、恪尽本分的性格找到了落地之处。这是一家亏损的糖厂，每年财务上亏损20万元左右不说，厂里的工人为维持生计，在每年非榨糖的季节必须到各处打短工，否则连温饱都难以解决，生存之状异常窘迫。褚时健到糖厂报道后，第一件事就是让厂里的工人带着自己到厂里和各公社零散的榨糖点去仔细考察。也许少时酿酒时养成的思维再次启动，几天后他告诉工人们，厂里榨糖太没有技术成分，出一公斤红糖竟要用到12公斤甘蔗，木柴燃料要耗2.6公斤，“没有算好成本。”褚时健说。成本怎么解决？两条路同时走：改设备，改燃料。
燃料方面，褚时健将榨糖后的甘蔗渣蒸发水分后替代木柴，成本一下降下来。他觉得这个就是稍微用用脑子就可以想到了，“甘蔗渣摆着也是摆着了，没有成本意识它们就是一堆废物，有心有意识它们就是节约出来的成本。”
设备方面，褚时健跑到邻县白糖厂，找到对方废弃的生产设备，要求买下来。白糖厂的人索性送给了他，褚时健心下欢喜：对于技术指数要求比白糖厂低的红糖厂，对方设备的极低点完全有可能是自己的极高点。果不其然，白糖厂的设备使褚时健在红糖厂开展了技术革新：把白糖生产技术嫁接到红糖生产上。顿时，厂里的红糖质量高出几个档次。
褚时健到糖厂一年后，糖厂不亏损了，相反，挣了八万的利润。这于1964年边疆云南的小县城新平而言，简直是经济奇迹。
褚时健还想装新锅炉，但工厂负责采买的人都告诉他买不到建烟囱的耐火砖。褚时健对这种回答的一贯态度是：我去做给你们看看。他坐了三天的客车，从新平戛洒摇摇晃晃到昆明，找到耐火材料厂，对方准备要下班，很不耐烦：“你们的人来过了，没有！”褚时健绕着工厂转了一圈，又去找人：“我看见你们堆了一大堆，怎么没有？”对方大概也觉得褚时健能认出耐火砖，不是外行，于是告诉褚时健，那些砖不正，砌起来砖缝很大，不一定能达到锅炉耐火的要求。褚时健又去看了看砖，仔细比画了几下，又回头拉住耐火材料厂的工作人员：“不怕了，我全要。”对方一听高兴了，反正你自己要了，于是很低价卖给了褚时健。
褚时健心里有谱，正常锅炉烟囱的砖缝是两毫米，目前这种形状不正的砖，砖缝会到3毫米。褚时健就在几分钟内做了判断，1毫米之差，不会影响根本效果。于是，当机立断拿下全部的砖，咣当咣当全运回了新平嘎洒。—这个烟囱，一直用到了九十年代。
在新平嘎洒16年的时光，应该算是褚时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他的儿子褚一斌就出生在这一阶段，而这十六年里，他和家人一直在一起，在繁忙的工作同时也能尽享家庭的天伦之乐，尽管妻子马静芬不时抱怨他工作太忙不管孩子，但转头也经常正告女儿和儿子：“要尊重你们的爸爸，他的右派帽子是别人乱扣上去的。”家里的小日子马静芬负责，褚时健则负责工厂里的大生活，生产之外，他也带着工人们种菜养猪捉鱼，在毛泽东“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语录“保护”下，糖厂职工每周杀一头猪的殷实生活着实把全嘎洒人民羡慕了个够。
这段时光最有价值的是，褚时健找到自己人生中最恰当的定位：企业经营者，他的商业思维，他行事作为的风格，在糖厂的工作里找到了最踏实的对应点，而且回报甚丰。这种成就感是前所未有的，他的成本意识、对产品质量的穷究精神，切实地转换成工厂的大改变及工人生活的大改善。从那个时候起，褚时健心里有了一条信条：做企业的天职，就是要争取利润，这是企业管理者的本分，这就是爱国爱民族。
褚时健从未对人讲过新平糖厂时期生活对自己有多重要，但是，也许是后面一段烟草事业的过于辉煌冲淡了这一段生活的记忆；也许是那一时期正好是中国政治环境最为压抑的一段，褚时健对于那顶挂在墙上随时会被戴到自己头上的右派帽子心存阴影，所以他并不愿意在回忆中去享受那段时光。而实际上，他在新平糖厂的16年磨炼，给他下一段玉溪烟厂的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对于烟厂的辉煌生涯，糖厂的16年基本是一场漫长的演练。某种程度上讲，烟厂的管理其实是延展了新平糖厂的经验。
王石对于褚时健的评价是“匠人精神”，这大概也是这几年对于心无旁骛投入工作，执着于工作的精进，有意或无意把工作作为了日常修行的精神的最高评价。仔细想一想，褚时健的确极有匠人风范。
4
也许新平对于褚时健而言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1979年他离开新平嘎洒糖厂前往玉溪烟厂任职，没想到23年后的2002年，褚时健又回到新平，开始他的最后一次商业实践：褚橙。
人生如此莫测。褚时健在去玉溪烟厂任职厂长时，内心所想到的也许多数和企业无关，他更多念及的是全家人终于可以离开农村小镇，念及自己的右派帽子终于可以扔出九霄云外。况且在去玉溪烟厂时，他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去一个山区的矿上任职，他倒是愿意去矿区工作，“因为可以打猎。”已经51岁的他偶尔也会想照顾一下自己的爱好。但是，因为妻子女儿反对，褚时健也就作罢，他觉得即便作为补偿多年跟随自己吃苦的日子，他也应该让妻子和女儿满意一次。而儿子褚一斌，倒是更愿意留在新平，因为他的伙伴们都在新平。
所以一家人是带着各自不同的心情来到玉溪，谁也不曾想到，接下来的17年会让这个家庭的命运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工作而言，褚时健的心情倒是没有什么起伏，有糖厂的经验打底，他对烟厂的工作多少还是有些把握。两家工厂的生产原料都来自于农田，一个是甘蔗，一个烟叶，褚时健心里有了三分把握。
到进了工厂，他花了几个月密集拜访工人，每天天一亮就到车间去蹲点，看生产，看工人的状况。几个月下来，他心里已经有了七八分把握。这个比例对于褚时健来说，就是有了把这份工作做好的自信了。
关于玉溪烟厂到以后发展为红塔集团的阶段，相信已经有无数的文字进行过介绍，那是一段中国企业史上难以复制的巅峰历史，是一个辉煌连着一个辉煌。这些辉煌的开端，和一台英国制造的型号为MK9-5型烟支卷接机有关。
作为一个在生产一线已经接近二十年的资深企业人来说，褚时健对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切身的体会，更新生产设备对他来说是提升利润的关键点。但这台MK9-5型烟支卷接机不仅价格高需要贷款，也就是说烟厂需要负债经营；而且对于先进机器的操作没把握，也让周围的许多人反对褚时健购买这台机器。褚时健并不自己来解释自己的想法，他把工厂负责一线生产的车间主任叫出来，给大家算一笔账，用一串数字告诉大家，即便贷款，但以这台机器的生产能力，配合工厂的管理，不到三个月，就能把贷款还上，并且收回投资。
MK9-5型烟支卷接机每分钟卷烟5000支，效率是原来设备的5-6倍、单箱卷烟耗烟叶45公斤，能节省超过15公斤，如果每公斤5元，一箱就节省75元……这一系列数字经过褚时健消化后，经车间主任的口列了出来，说服力很强。褚时健对数字有天生的迷恋，表现为他在解释某一件事情是，总是用大量具体的数字说明，另外他对数字的记忆力极强，半个世纪前一些相关数字，诸如少年时酿酒的各种成本数字，他几乎张口就来。据说在玉溪烟厂、红塔集团期间，财务人员非常害怕某一天会撞上跟褚老板坐在同一辆车上，因为他一开口提问都是有关具体数字的，结果往往是他自己说出准确答案，财务人员则一再擦汗表示要回去看看账本。
这一精算的天分在后来一次重要的设备引进时也派上用场。1984年，褚时健抓住国家允许部分企业可以贷款外汇来引进先进设备的机会，决定申请贷款1000万美元的资格，用于引进一条德国生产线及追加几台英国卷接机。在申请会议现场，褚时健发现其他企业根本没人敢要这些外汇贷款，于是他趁会议中场休息时，把同去出席会议的总工程师拉出会场，冲进附近一家小餐厅，提着筷子蘸着米汤，在餐桌上把如果追加贷款，工厂还贷的各种数据一一列出并计算，当米汤汁铺满了大半个桌子面时，褚时健起身回到会场，告诉上级领导：我们申请2300万美元的贷款资格。
这几乎是一个逆天的申请，全场人都替褚时健担心，只有他自己无畏，在写下了“三年还清贷款，税利每年递增一亿元”的保证书后，褚时健如愿。
这是一次逆天的申请，也是中国烟草生产史上空前的一次大规模设备引进。褚时健使玉溪烟厂一步到位成为当时国内技术设备最先进的卷烟厂，从生产能力上开始近距离超越当时的行业老大：中华牌香烟的上海卷烟厂。这设备更新对于市场最直接的影响是，更多的中国人开始吸上过滤嘴香烟，70万箱的年产能保证了经济正在腾飞的中国人在吸烟上的体面追求。
褚时健当然清楚地知道设备更新会给烟厂及市场带来何种影响，但从根本上而言，这一次设备更新和当年在新平糖厂更换锅炉是同样性质，他的兴奋度更在于看到优质产品从这些设备上被生产出来的过程以及利润实现后具体数字的刺激，至于伴随而来的声名，并不在他努力范围之内。于匠人而言，有关生产有关产品，本分本能而已。
开始走上高速发展道路的玉溪烟厂一天天繁忙起来。褚时健经常在黎明时分悄悄走进车间，看看交接班时工厂的情况。有一日他走进一车间，大概工人刚刚下班，车间颇为清静，但他竟看到一个人猫在车床下捣鼓，褚时健走过去拍了一下那个人撅着的屁股：“还不回去？”那人一回头：“我检查机器呢！”这个人，就是被称为褚时健徒弟，后来成为红河卷烟总厂厂长的邱建康，那时他是玉溪烟厂的车间主任。
有了先进设备的带动，褚时健开始和原料较劲。这便是为市场津津乐道了几十年的褚时健的“生产第一车间”。原任玉溪地区通海县科委主任的赵德成还记得当时被褚时健调到玉溪烟厂的情形：“没谈话，什么多余的话都没有，就是叫上一连几天看地里的烟叶。”褚时健看烟叶的常态是自己一个人叫上司机就往下面种植烟草的县上去，不通知别人是因为一些相关政府部门一旦知道烟厂有人下去，就会招呼各种规格的接待。褚时健怕麻烦，干脆自己一人去。其他烟厂的人三天看一个县的烟叶，褚时健一天就可以看三个县的烟叶情况。
褚时健在玉溪烟厂制定了关于烟叶生产质量的十条规定，这十条规定如今年逾七十的赵德成依然记得。其中一条便是关于烟叶株距的硬性规定。这十条规定是褚时健几次考察美国烟叶种植后总结出来的，他试图在烟叶种植这一环节上，实现类似生产车间一样的标准化。
事实证明他的努力非常有效。玉溪烟厂的产品在市场上形成抢购的态势，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它的口感达到了极佳状态，这和烟叶的质量控制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褚时健对烟叶成熟后的斑点分布都非常在意，就像小时候他一叩瓦缸就知道酒的度数一样，拿到一张烟叶，随便一摸一闻，他已经知道烟叶的生长时间为多长。
对于产品的熟悉当然源于他对产品质量类似洁癖的严苛，但他对产品的成本也是极尽控制之力。曾经负责烟叶采购的吴四强到通海等地采购，看到一批成色上乘的烟叶，吴四强爱不释手，但对方喊出的每担烟叶的价格远远超过了褚时健规定的价格范围。八十年代末期的通讯很不方便，吴四强一时联系不到褚时健汇报，心一横自己做了主，心想大不了老子不干了换个单位上班去，反正是你要求必须买好东西的。几天后吴四强回到玉溪，硬着头皮去见褚时健，褚时健黑了脸坐在办公室，吴四强不等褚开口就说：“我知道我超支了，但是你应该表扬我。”然后吴掏出纸笔给褚时健算了一笔账，从各级烟叶每担的淘汰率开始算起，最后总结出来，一担上好的烟叶虽然进价高，但后面带来的香烟成品的利润则更高。“我算了一下，以这种烟叶的成色，实际上我每担还帮厂里省了30元。”此刻褚时健的黑脸已经笑眯眯的了，他伸手在吴四强的肩上大力拍了一下，“对了嘛！工作就要这么干！”
5
玉溪烟厂在褚时健的治下，一年比一年渐入佳境。卷烟厂量从1979年的27.5万箱，到1996年，已经增长到225万箱，平均每年递增利税43.93%，最高一年的利税达到228亿人民币，是很多贫困省份的几倍！在市场上，玉溪烟厂生产的“红塔山”香烟成为最为紧俏的商品，它的高价值也成就了许多商人亿万富翁的梦想。玉溪烟厂成为财富的代名词。
褚时健本人，也被冠以“亚洲烟王”的头衔，市面上纷纷传说褚时健一张批条就意味着上百万上千万的利润；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在中国市场耳熟能详的“万宝路”等洋烟品牌因为“红塔山”的崛起，彻底变成了小众品牌。玉溪烟厂在其他行业尚对洋品牌高山仰止的时候，率先实现了国货强大的梦想。
年纪稍长的云南人都记得那个时候市场对于玉溪烟厂和褚时健个人的狂热，在玉溪人云南人心目中，创造了如此市场神话的褚时健如同这块土地的酋长，像人，更像神。褚时健用市场业绩创造了神话，他个人旋即被推入神话的中心，承担了神话的荣耀，和结束。
1996年12月，褚时健被检察机关带走，三年后被正式指控犯有贪污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无期徒刑。
褚时健失去了自由，同时也将极度荣耀之时人们加诸于他身上神那个的光环彻底去掉。他重新成为一个最平凡的人。
褚时健在狱中时，他老家的几个同乡去看他，带了几条烟，几箱家乡产的橘子。那个时候褚时健在监狱负责管理图书馆，同乡们看到的褚时健很平静，图书馆整理得井井有条，倒是吃饭的碗筷很不讲究地乱摆。他叫老乡们把橘子留下，烟则叫他们拿了回去。在书架上，同乡们竟然看到一摞摞的现金像书一样摆着，褚时健回头看了一眼，说：“都是来看我的朋友送的，没地方放。你们要是需要就拿去。”—同乡自然没有拿。后来褚时健出狱，把钱拢一块算了算，竟有一百多万。
联想他的罪名，竟有一些讽刺之感。
6
2001年5月，褚时健保外就医，离开监狱。随后，在经历了各种人生方向的考量后，他和老伴决定在新平县嘎洒镇的水塘镇开始他们的种橙事业。
每一个人都在问“何苦？”，褚时健已年过70有多，马静芬被关押了几年后健康状况也并不理想。一场人生遭难下来，这个家庭每一个人都有了切肤的伤痛，老夫妇牢狱之灾；女儿故去；儿子远走他乡；孙女独自国外求学；外孙女无人照顾，在朋友家生活了几年后也出国读书。这样的境遇，仅仅是舔伤已经足够这个家庭去努力，但是两个家长，两个老人，褚时健和马静芬竟然要创业。
褚时健大概是一旦投入到事业中，就会浑然忘我的人。从两千多亩荒地开发出来种上橙苗开始，他的身份又开始发生变化，他开始成为一个细心钻研各种农业种植书籍的人，一个有空就去地里看土质的人，一个到处请教农科人员，不断改善肥料配比的人。他已经远离了玉溪烟厂时期的褚时健，即便有烟草企业请他去做顾问，他也毫不犹豫回绝。
然后，毫无意外的，他再一次将事业做成功。如果说今天褚橙的抢购热比美当年的红塔山香烟的市场热度，我相信任何一个品尝过褚橙的人都不会不同意。褚时健给自己的橙子取名为“云冠”，但大众却给了橙子另外一个名字：褚橙。这在中国品牌史上，大概绝无仅有。
没有人会怀疑褚时健会把橙子事业做好，这当然是他也已经不需要靠做企业来证明自己。种橙的事业，更多的是他的生活方式，他需要一直在这样的状态中。
“我希望大家忘记我。”2014年12月的一天，当谈到自己的人生时，他说，“我特别希望过自己的生活。”
大概从74岁开始，褚时健才真正找到“回到自己”的感觉。但他似乎注定了要生活在身不由己当中，如今褚橙兴起，86岁的褚时健仿佛又有些回到玉溪烟厂最风光那几年，他的生活似乎又开始不宁静，围绕这褚时健的新一轮造神之势又在开始。
其实很少人知道，褚时健最擅长的是：烹饪。
【记者手记】为了写作褚时健，周桦6次从北京远赴云南，为褚时健进行了长达数十万字的访谈。
一个有趣的人
我是因为要写褚时健的传记而开始一次次采访他的。从早年做财经人物记者到现在，采访了太多商界翘楚、行业巨头，褚时健是年纪最大的，他给我最深的印象并不是他如何将企业做到极成功，而是他的人生趣味。
褚时健的商业生涯有三个阶段，新平嘎洒糖厂、玉溪烟厂、褚橙，如果说这是三场考试，他无疑都拿了九十分以上。在这些商业经营的同时，褚时健还拥有另一段平行的精彩人生。新平糖厂阶段，他把自己练就成为一个后勤好手，他率领全厂职工养猪种菜，当然更多时候是去“拿”鱼(捉鱼)。在五六十年代令人窒息的政治环境下，褚时健作为一个摘帽并不彻底的右派，一手把工厂的效益抓了上去，另一手他把厂里的职工们的生活经营得活色生香，让新平嘎洒糖厂在当时就像一个围墙里的乌托邦一样令人感觉安逸。
玉溪烟厂的人都记得厂长家有几坛酸菜非常好吃，后来他们很惊奇地听说竟然是厂长亲手泡制的，很惊奇，那么大的企业家呀，还在家里做酸菜吗？
他的妻子马静芬一直说褚时健比她还要会做菜，“只是他不爱动手。”褚家在饮食上很独特，他们自己动手泡酒，做果脯，配方都是自己琢磨的，从不用看书上的方子。而且在吃饭方式上，他们一直在家里采用自助餐的形式，菜都是再云南不过，但形式上却很西化。
烟厂的人特别记得褚时健的裤兜，说无论在厂里哪个地方看到厂长，他的裤兜都是鼓鼓的，厂长说着说着话就会变魔术一样掏出一把花生米出来嚼—裤兜里揣的就是这个。
细琢磨下来，褚时健的人生很有意思，一方面他的大线条很明朗清晰，在商业上叱咤风云；另一方面他又有一些细节的枝桠，各种趣味点缀。所以他曾经的一位手下说，即便他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也是一位你特别想和他做朋友的、有意思的人。
我相信一个有趣的人是对人生充满了好奇的人，而生命的热情、创意、投入不都来自“好奇”两个字吗？一名敬业的努力的有商业天才的企业家固然容易成功，而一个有趣味的人做企业，他的成功更有别样的境界。
最近一次采访，即将告辞时我告诉他，再来采访一两次，这阶段的工作就要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开始撰写了。他满脸笑容地说：“祝你成功！需要采访时尽管联系我。”然后又补上一句：“我相信你会写得非常好。”
好吧。我想，起码我会写得有趣。
褚时健之子为逃避父亲为其规划人生离家30年
2015年02月25日06:09成都商报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刘木木  发自云南昆明
在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路靠近西贡码头200米的地方，一栋不起眼的小楼藏于某庭院之中，这是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部，负责人是褚时健唯一的儿子，52岁的褚一斌。
目前，褚一斌正大力开发马龙县的5千亩苹果基地及龙陵县的上万亩橙子基地，他正尝试从老父亲手中接过衣钵。未来的褚氏品牌下，或将是集多种水果于一身的王国。
褚时健
原红塔集团董事长，昔日赫赫有名的“亚洲烟王”，在最辉煌的时刻，从“烟王”的神坛上跌落。73岁，身患多重疾病保外就医的他，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十年后，一种名为“褚橙”的水果风靡全国。
褚一斌
褚时健之子，20岁出头因父亲对其人生进行设定，而出走逃避家庭，后经自己不断努力打拼，逐渐站稳脚跟，2013年被父亲召唤回家，现承父业开发上万亩果园，52岁的他，不希望仍旧只是“褚时健的儿子”
模式———将沿袭褚时健的“基地加农户”
云南新近成立了一家公司———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操持者是褚时健的儿子褚一斌。
不久前，步履蹒跚的褚时健曾来到马龙县，考察了当地的气候、土壤、降雨、光照等自然条件。为与“褚橙”达成合作，云南省曲靖市政府副市长朱兴友率领一众干部，到褚橙庄园与云南恒冠泰达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苹果基地框架协议。
站在这片基地坡顶，可见马龙县城高楼林立。目前这里仍是一片荒地，但将来，上百农户将在这里工作生活。褚一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公司将沿 袭褚橙庄园基地加农户的开发模式，如果马龙县物色不到足够合适的农户，他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
褚一斌正学会理解化肥、土地和气候，“主要是和有经验的人接触交流。”他说，新平县褚橙庄园成熟的管理、技术人员，正对新基地的各项业务进行交叉指导。
褚一斌现在的宏观思索，是为什么国外的高端水果，一旦进入中国进行规模化种植后，却难以占领顶端市场。而在细节上，他要考虑的，是如何将每亩田、每亩地耕好，对基地的每一个农户做到了如指掌，“理解农户，才能管好农户，才能让他把事情做好。”
褚一斌正处于父亲的考察期，“一家人开会时，我也说到，只要家里有能人，能够比我做得好，由他来挑大梁，我没意见。”他说，他有信心比别人做得更好。
出走———父亲给儿子的人生设计：从工人到副厂级
在父亲掌舵的玉溪烟厂，褚一斌曾当过一年多的电器修理工。1987年，褚一斌离开云南时，烟厂正加速步入快车道。当时烟厂电器修理工人少，而且是两班倒，上班时间长达11个小时，“工作辛苦重复，我有些厌倦。”
然而褚时健已经为儿子的人生进行了设计，“我才20岁出头，父亲就把我的人生规划到了55岁，从一名普通工人，到小组长、车间副主任、车间主任，然后到副厂级。”褚一斌说，这样的设定让其头冒冷汗，致其生逃避之心。
他去的第一站是日本，名为自费留学，但其实是打工，“每天刷盘子洗碗，到学校后太疲倦马上就睡着了。”他的心理得到释放，但生活压力很大。
1989年前后，褚时健带助手到日本某烟草公司考察。褚一斌和另外两名中国留学生租住在东京城郊，住房面积12平方米，整栋楼才一个公共厕所，洗个澡，要走两公里去公共浴池，因自己做饭，草席上落了一层油。
褚时健进门后，袜子就黏在草席上。褚一斌弄了一个枕头，让褚时健坐了一会，父子俩聊了一会天。这样的场景实在尴尬，实在坐不下去，他们就到附近的小河边散了一会步。褚一斌还记得，当时老父亲很深沉地讲了一句话：“他说，日本经济那么强，没想到生活环境那么差。”
立足———“老父亲反对我用虚拟的方式获得利益”
褚一斌后来在广东香港一带打拼，逐步站稳脚跟。褚一斌说，他远走他乡，只是为了证明以自己的能力可以谋生。
海外生活经历，让褚一斌的观念发生改变。有一年年底，褚一斌看报纸，看到全日本最富的10人排行榜，报道解释了这10个人做什么工作，他们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养了多少工人、做了多少慈善。“这时候我才认真去思考，原来有钱能承载很多社会责任和义务，才明白有钱不是可耻的，有钱甚至是光荣的。”
后来褚一斌专心做股票，主攻美国市场。
褚一斌还成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说不上非常成功，只能说日子过得不差。”褚时健作为实业家，反对儿子以一种虚拟的方式获得利益。“我做的很多事情他要么不知道，要么反对。”褚一斌说，对长辈要尊重，但要有自己的选择，并在此条件下保持独立，道德标准自己衡量。
褚一斌浓眉大眼，爱抽烟，谈话偶尔沉吟，遗传了褚时健的神态。与褚时健一样，褚一斌穿着随性，“一个人如果对自己有充分自信，就不需要用包装来标榜自己。”在新加坡出入一些顶级投资银行，他也是穿着大裤衩和拖鞋就进去。
召唤———“老父亲叫我回来，我立即卖掉房产，推掉事业”
2013年的一天，褚时健第一次向褚一斌清晰地表达了希望儿子回云南的意思。
褚一斌的理解是，早期阶段，父亲的果园谈规模化，环境上还不成熟，后来果园在父亲的指挥下，还能稳定地发展。“但父亲这么大年龄，事业如果再拓展，已不是他的精力所能承载。”
事实上，褚一斌一直在等待着父亲的召唤。他给自己设定了两个回云南的标准：“如果老父亲明确对我说，你要回来了，那我就回来；或者是有一天，老父亲生活上需要我回来照顾了，那我也回来。”
褚一斌立刻将深圳、新加坡等地的房产处置，只留住所。他把投资公司的事业全部推掉，一些朋友见其半路退出，即诧异，又生气。他只能赔礼道歉，称这是老父亲的召唤，身不由己。
褚一斌眼里的父亲，是“稀有的、承受力很巨大的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没有娱乐，工作才是他的享受”。褚一斌将自己的回归当作尽孝，“父亲是精神的巨人，但在时间面前，他也是个弱者。”
褚时健是长兄，父母早逝，从十几岁起，他就在弟妹前扮演半个父亲的角色，“生活对他的要求很苛刻，一件事干不好，会影响到整个家庭。”褚一斌说，父亲的生活起伏大，过的都是苦日子，“把父亲的性格磨砺得像钢铁。”
但日积月累下来，褚一斌终于明白，坚韧品性对一个家庭来说，具备非凡的承载力。“其实老父亲非常爱他的家人，只是他爱的方式不同。钢铁的爱和棉花的爱，给人的感受自然不同。”
误会———“我是小褚，不是老褚”
最近一年多来，褚时健在一些场合，偶尔提及儿子的回归，并含蓄地表达了希望儿子继承事业之意。
褚橙大热后，人情交际让老人疲于应付。有一次，褚时健经历了一天的劳累后，拒绝了一家媒体的采访，让这家媒体的记者很生气。低调的褚一斌站了出来，替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应该设身处地为老人家考虑，“他很诧异地问我是谁。”
在一些生意场，褚一斌偶尔也被误以为是“老褚”，他不得不开玩笑地解释说：“我是小褚，不是老褚。”
褚一斌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当年他离开玉溪烟厂，也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常常附加于另外一个主体。
他谈到了现在有官二代、富二代之说，“社会普遍认为，这帮人是无能的，觉得他们不努力，占了很多便宜。但在我的理解当中，这个问题要看两面，他们有牺牲，他们自身的概念，都被抹杀了。”他说，一般人难以感受他们的环境，以及他们所面对的困惑，他们有很多限制，甚至被父辈埋没。他不希望52岁了，仍旧只是“褚时健的儿子”。
对褚一斌而言，最大的压力，是不希望一个牌子砸在自己手里，“不希望看到市场说闲话，说前一任干得那么漂亮，到我手里就完了。”
基本每一周，褚一斌都要回一次玉溪，在公司重大的事项上，他都要与老父亲交流。“老父亲只负责考试，很少提要求。做得不好，他就批评批评。”他已经爱上了这片土地，隔三差五不去基地走走，总觉得哪里不适。
褚一斌认为，云南独特的立体气候条件，决定了特色农业必有出路，但对褚氏品牌而言，“能做好一个果子就已经很不错了，能不能做好第二个、第三个，只能等时间来检验。”
王石谈褚时健：他严重影响了我的退休计划
2015年12月12日 14:20 界面
王石（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12月11日晚，“从褚时健看中国企业家精神暨《褚时健传》新书首发”活动在北大朗润园举行，王石、张维迎、宫玉振等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以及该书作者周桦出席并就褚时健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进行了讨论。
12月24日就是褚时健88岁生日。褚时健解放前参加过游击队，解放后做过政府官员，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当上国企厂长，为红塔集团原董事长，成为“中国烟草大王”，后因贪污被检举，全家下狱，女儿狱中自杀，被判终身监禁，后被减刑，再保外就医。13年前，74岁高龄与妻子包山种橙，整整十年之后，褚橙才大规模推向北京市场，成就了一个传奇。
这位老人，取得过举世瞩目的成功，也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而在生命的最后一程竟踏出了一条不可思议的创业之路。
王石在新书发布会上称，当年他前去拜访褚时健，褚老74岁栽种橙苗，六年后挂果的计划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严重影响了自己退休生活的设计。
王石表示，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在看他站到顶峰，而是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他从褚时健身上，感受到了这几点：第一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第二是充满着好奇心；第三是企业家精神，有担当；第四是能承受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但是，褚时健最值敬佩的就是他保持了尊严，王石认为这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都真正需要的东西。企业家、工薪阶层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尊严，尊重自己、尊重别人。
王石称，我们不能抱怨改变制度才能怎么怎么样，变异是慢慢的汇聚而来的，实际上就是要从自己做起。你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不能改变社会，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就会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社会。
最近一段时间，有媒体报道褚家内部出现经营分歧和利益纠葛。谈到家族传承，王石表示，褚时健需要面对家族传承的问题，但相信他的家族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以下是王石演讲全文：
中国本身就有艰苦朴素的传统，但是我们的艰苦朴素是有两个前提的，一个是我们的物质不大丰富，所以我们不可能奢侈。第二，不艰苦，活不下去。我们那个年代呢，小的时候的一件衣服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所以艰苦朴素是这么过来的。
谈谈我对于褚时健的几点体会。褚时健在搞玉溪烟厂的时候在全国是赫赫有名的，他国产的云烟在当时来讲价格已经超过了洋烟的价格，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还是很感到扬眉吐气的。
当时万科的规模是三十个亿，人家一年的税都比万科大得多，但是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管烟厂的质量概念。真正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出事之后的审判，那次判刑是全国直播的，我在直播的时候看到的。判刑的时候，他站在那里，他的头型比较整洁，一看就是他非常在乎自己的仪表。在那种情况下，他站在那里，挺得非常非常的直，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后来听说他保外就医了，我第一时间通过云南的朋友去见了他。第一次的时候，他不在家；第二次知道他在哀牢山。印象就是他正在建一个排水系统。因为他是在山头上包了一个橙园，他正在和一个老农讨价还价，修一个水泵。老农民开的价是80块钱，他给人家还价50块钱。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曾经创百亿的企业家在跟一个老农民讨价还价。这是我站在旁边看到的。
那次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见面之后，他非常兴致勃勃地跟我谈橙园挂果子是什么情况，那时候橙苗刚栽上去。我就小心翼翼地问，什么时候可以挂果子？他说得六年后，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这样一个年纪在这个时候是这样的精神，我就反思我自己，七十岁的时候我肯定退休了，我从没有给自己设计我是干这个，他对我的刺激特别特别大，就是说对于我的退休生活该怎么设计，应该说很严重的受到了褚时健先生的影响。比如说我七十岁之后，也到山上去种果树去了。
一个成功的人士不是在看他站到顶峰，而是从顶峰跌落之后的反弹力。之后每次的接触，都让我对他有一个新的判断。
我拿我自己和褚时健进行比较。我说我是走南闯北，尤其之后再去拜访他的时候我已经在哈佛了。而褚厂长呢，从来没有出过云南。小的时候，他除了在昆明小学、中学上学之外，其他的时间一直在玉溪。包括他后来到哀牢山种橙子，还是在玉溪。
按理来讲，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没法比，为什么他这么让我佩服？我就找了点共性。
第一，为什么出现的有名的烟厂是在云南而不是在河南？为什么他种烟叶成功，种橙子也成功？你不得不考虑到地域的气候型。
考察发现，这是类地中海气候。我们看地中海气候是两个概念，一个是地中海气候，再一个是适合地中海的气候也叫地中海气候。在全世界来讲，地中海气候的地域非常窄。尽管很窄，但是你会发现它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两河流域是地中海气候，那里所产生的物种、粮食等对人类文明的贡献非常大。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是类地中海气候。类地中海气候有几个特点：一，阳光要充足；二，温差要大。有人说了，你说的这个地方就是新疆啊！新疆缺水。
得出这个结论你会发现，我们的白药出在云南就不是偶然了。我们云南出了很多这样的企业，比如种开心果的，种了几年就可以左右国际市场了，非常非常有意思。
第二，云南人。我们过去说的云南企业家就是马帮，更多的是苦的地方去更苦的地方进行茶马交易，用普洱茶换马、换羊。你会发现，第一批的通商口岸之一——腾冲。虽然褚时健没出去过，但他是在铁路边长大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对云南的企业家阶层进行重新的认识，褚时健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更深的认识来讲，我非常同意周桦作者的判断，他身上来讲，没有很多深奥的东西，就是我们中国传统的在其他地方精耕细作的特点，因为我们不精耕细作，没法养活自己，平均起来人多地少。褚时健种烟是精耕细作，种橙子也是精耕细作。褚橙刚出来的时候不大好吃，但是经过每年的改变，不是说像现在转基因似的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比如说种橙子，第一个是解决大年小年的问题。怎么解决？大年的时候该剪的剪掉，一定要见到充分的阳光。再一个来讲，一般树的生长期是15年，但我让它延长到30年。怎么到30年呢？他说树需要氧气，他就用铁条在旁边给它通氧气。说白了，这些都是农机站的农业科普知识。他身上有着中国传统的工匠精神，我们现在没有了。
如果说中国的企业家精神的话，从褚时健少年时代如何做烧酒来看，别人能做出3斤来，他能做出3斤半，为什么？因为他勤奋。很多年来，他一直保持着这个东西。
在这本书约我来写序的时候我发现，最值得我们敬佩的东西就是他保持了尊严，这恰好是我说的我们中国人到现在真正需要的东西。我们企业家、工薪阶层最需要的东西就是尊严，怎么独立、怎么尊重自己、尊重别人，这是我从他身上能感受到的。
实际上他出来之后，很多人都想帮他，但是他要证明自己，自己独立去做。
从褚厂长身上，我感受到了这几点。第一，他总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想当铁路工人，之后在昆明上了两年学，他一直在追求很好的东西。第二，一直要充满着好奇心。对我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警惕，如果没有了好奇心，基本你这个生命也该终结了，至于你还想活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你谈不上创新，更谈不上你的能力了。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他一定要有对社会的某种担当、承担。第四，既然是担当、承担，你要承受一般人想象不到的东西。
褚时健从政府的官员到一个国营的大型企业厂的行政企业家，最后73岁转到做自己的家族企业。正因为他的企业起步比较晚，最后他的这个家族如何传承，也是需要他来面对的。但是我相信他的家族会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企业家精神就是要有这样一种承受能力和自制力，而且，更可贵的是他要有一种破坏性的创造。我理解的企业家精神是指用企业家的精神来形容这种现象，它绝对不是指的企业家。包括做学术的教授，包括政府官员，我现在是非常推崇深圳精神的，深圳精神就包括这种企业家精神。
比如我们经常是谈到政府怎么怎么样，深圳来讲，一开始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有，所以它形成了一个小政府、大社会，这里本身就带有一种企业家精神。这是我想说的企业家精神。
转型当中我们得往前走，社会得改变，我们往往说一个制度会使人好或者不好，一个制度会怎么怎么样。那制度是怎么形成的呢？
我记得非常清楚，2009年我在金沙江漂流，给我了一次感悟。大家知道，金沙江漂流的时候，水流湍急，处理不好就会翻。但是在很缓慢的时候筏漂得非常缓慢，你会发现悬崖两壁上潺潺的流水一股一股的，给了我一种感悟。我感到滔滔的江水就是一股一股的江水汇成的，这些制度都是一股一股不起眼的东西所汇成的。我们不能抱怨改变制度才能怎么怎么样，实际上更多的这种变异是慢慢的汇聚而来的，实际上就是要从自己做起。
刚才我们讲环保，就从自身做起。你不能改变世界、甚至不能改变社会，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你改变自己，就会影响你的家庭、影响你的社会。
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当中，光有勇气和耐心是不行的，应该有更多的忍耐力和智慧，这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