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士俊：1929：乱世夜空的那弯新月——八十年前的一场人权讨论风波_共识网—在大变革时代寻...

　　这场人权讨论，上距1789年法国大革命颁布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一百四十年，上距高扬民主与科学精神的“五四”运动十年。其时，距共和取代帝制仅十八年。而在神州发动这场讨论的，竟是一份由诗人徐志摩主编的《新月》。是什么样的缘由，在那乱世，会激起以诗之名，而不是以上帝之名抑或革命之名，讨论神圣的人权？而高祭的“新月”，吟唱人的权利，又遭遇怎样无情的打击？八十年前的这段历史，尘封着多少政治与信仰、宽容与自由的真谛！

　　一、《平论》胎死，“平社”出世

　　一般认为，八十年前的那场人权问题之争，是由《新月》发起的。这确是事实。但在决意发起人权问题之争的人们来说，最初并未想以《新月》为表达人权诉求的担当。这一点，从《胡适日记》等材料显示记载的情况看，也是事实。

　　早在1928年，胡适与陈源（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人主办的《现代评论》周刊，出至同年12月第二百零五期停刊。因此，在发起人权问题讨论前，这批人想新办一个《平论》周刊。胡适在1929年3月25日日记中说：“《平论》是我们几个朋友想办的一个刊物。去年就想办此报，延搁至今。《平论》的人员是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努生）、叶公超、丁西林。”胡适列出的这个名单，与《现代评论》的原班人马略有出入。其中，罗隆基是后来人权问题论争的主将之一。1928年，胡适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即聘当年留学归国的罗隆基为教授。罗隆基的经历和受教育的背景，清晰显示其要对国家的政务发表一些意见的原因。其时，诗人徐志摩自海外游历归来，对此事也很积极。从表面上看，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对此表现积极，有点令人“费解”。其实，若知道徐氏在成为诗人前，曾雄心勃勃要做“中国的Hamilton（汉密尔顿——引者注）”，乃至在纽约留学，被人称为“中国的鲍雪微克（布尔什维克——引者注）”，就不足为怪了。

　　自然，激发徐志摩、罗隆基等人要对国家政务发表一些意见的真正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的政局。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领导的北伐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中国结束了十余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尽管这种统一是形式上的，有很大程度的虚幻成分，但它毕竟是中国自推翻帝制以来，首次出现的统一局面。这在当时不可能不刺激出人们的种种期望和幻想。就党派层面言，国民党实力派蒋介石手握重兵，欲建立军事独裁；改组派汪精卫以总理遗言为武器，借反对独裁之名，欲建汪氏“民主集权”政府；南方桂系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仍存在战争危险。中国共产党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虽然先后发动了南昌、广州等起义，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处于低潮。在党派之外的民间人士，有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主张实行“训政”的，有信仰英美自由主义（如胡适等人），则不赞成“训政”而希望建立法治政府。在1929年新年钟声还有半个月才能敲响的时候，胡适早早做起了“新年的好梦”。他在1928年12月14日写成的《新年的好梦》中说：“今年是统一后的第一年，我们做百姓的”，“梦想今年全国和平，没有一处刀兵”；“梦想今年全国裁兵”；“梦想今年关税新税则实行后，一切苛捐杂税可以完全取消”；“梦想今年大家有一点点自由”等六大梦想。他将这篇文字给天津《大公报》发表。

　　可见这种种因素，促成了胡适、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谋办《平论》（胡适在日记中以此称刊名）。胡适做了一通新年的“好梦”后，于1929年1月16日北上北平。直至2月28日回到上海。由于早在1928年就有谋办《平论》的意思，所以，胡适回家不久（3月23日），徐志摩、罗隆基、梁实秋、张禹九便赶来讨论具体办刊事宜。胡适想让罗隆基出任总编。众人劝胡适担当此职。胡适再三推辞，无效，只得对大家说：“我们姑且想象四月一日出第一期，大家都做点文章，看看像不像可以出个报的样子。”当场约定六天后交卷。胡适办事一向认真，两天后（3月25日）写了一千六七百字的《平论》发刊词。3月29日，众人如约会齐。胡适看了大家写的一些稿子，觉得“斤两似不很重”。于是心里有点狐疑，觉得他身边的这些人，“不见得能有功夫替国家大问题想想的”。他坦诚地表达了这种看法，众人不仅没听进，相反积极性极高，希望及早出报。当下议定４月１０日出第一期。届时《平论》没问世。又过十天（4月21日），梁、徐、罗、丁燮林、叶公超、吴泽林共七人，跑到上海极司菲尔路（今万航渡路）胡适家聚餐，吃胡适夫人江冬秀亲自做的著名徽菜“一品锅”。胡适在日记里称，这次聚餐是“平社第一次”。自此，议办《平论》的人们组成了“平社”。而平社的活动，大致一周一次。每次虽不比徐志摩在北京石虎胡同创办“新月俱乐部”那般奢华，但是，依旧保留了聚餐、漫谈、讨论的“沙龙”形式。平社第四次在范园聚餐，罗隆基谈起费边社史，触发胡适思考，以“中国问题”为总题，聚会时一次一讲，然后合刊为书。于是，提议平社成员每人准备一个专题，聚会时轮流主讲。胡适此举很可能出于补救平社办刊力量不足的考虑。一周后，潘光旦率先从种族角度谈中国问题。获得胡适的赞赏。结果，紧锣密鼓谋办的《平论》自此悄无声息，胎死腹中。而以办《平论》会聚的知识分子，形成了名不见经传的“平社”。而“平社”的主要成员，则是人权论争的主角。

　　二、胡适：“鹦鹉濡羽，滴水救火”

　　八十年前的人权问题讨论，主要由胡适发起。然而，是什么因由让胡适提出了人权问题，并义无反顾地投入论争呢？除了当时的宏观背景、胡适个人的自由主义理念等因素外，无疑还与风波掀起前的一些事有着种种关系。

　　其一：1928年6月15日，胡适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会会议。会上，因选任中华大学校长的人选问题，胡适等人与吴稚晖意见相左，引发激烈争论。吴稚晖当面指骂胡适“本来就是反革命”。胡适当时未置辩。第二天，他给吴稚晖写信讨说法。此信，后来虽未寄出，但平静的语气下，有着难以掩饰的愤慨：

　　稚晖先生：

　　……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革命”三个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

　　从胡适这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国民党权贵用“反革命”的帽子压制不同意见的痛恨。

　　其二：1928年7月上旬南京《民生报》报道，北京市民大会电请国民政府，惩办1926年“三·一八惨案”罪魁、安福系研究系余孽段祺瑞、章士钊、梁启超、熊希龄；并将与安福系研究系有往来的胡适等，列为“附逆党徒”，要求“迅予通缉，一体拿办”。

　　“三·一八惨案”，系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出动卫队，镇压北京群众抗议日本制造“大沽口事件”的游行示威，造成死伤一百四十多人的流血事件。由于此前1925年，主张和平的胡适曾参加北京执政府的善后会议，当时，无论国民党、共产党还是社会上的左派人士，对他此举颇有微词。胡适对此很烦恼，认为得势的国民党内有人在搞阴谋。好友朱经农写信劝慰他。他在日记里说，朱经农“不知道这班人处心积虑要用‘三·一八’的事来罗织我们”。

　　其三：安徽大学校长刘文典被警局拘押事件。刘文典是胡适的好友，两人曾在北大共事，后来出任安徽大学校长。由于他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把他召到安庆，命他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并惩闹事者。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这话惹怒了蒋介石。蒋当面斥责刘文典是“学阀”，说不撤掉学阀，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文典见蒋介石发怒，非但未退让，却回顶了一句讽蒋的话。蒋介石勃然大怒，当即下令收押刘文典。后经多方说情、营救，刘文典才获释。

　　此事给胡适很大刺激。以他自由主义的理念，这件事有三点想不通：一是一个校长仅语言顶撞蒋主席，会被拘禁；二是事发后，校长一方无法向法院控告；三是在押者获释，不是通过司法程序控诉，而只能通过求情。因此，胡适愤懑地疾呼：“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还有一些纷纷扰扰的事，刺激胡适神经。这从他日记关注的事件里可以看出。如，他注意到：在他1928年12月14日写《我的好梦》的当天，国民政府颁布了限制集会、游行的命令；同月21日，金陵大学学生会的《金陵周刊》因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停刊；1929年4月，南京卫戍司令下令查禁二十八种报纸；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所有报道稿件，需送党政军联合组成的新闻检查处检查，经核准方可发表。就在胡适关注这些事的时候，有件事径直落到了他的头上?1929年3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陈德徵，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胡适从媒体获悉议案内容，当即投书报纸，给予严词批驳。不料这封信稿被国民党淞沪新闻检查处扣发，无法见报。不只如此，过了两天，《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竟然登出了一篇针对胡适被扣发的信稿写的短论，题为《胡说》，作者陈德徵。文章说：“不懂得党，不要瞎充内行，讲党纪；不懂得主义，不要自以为是，对于主义，瞎费平章；不懂得法律，更不要冒充学者，来称道法治。在以中国国民党治中国的今日，老实说，一切国家的最高根本法，都是根据于总理主要的遗教。违反总理遗教，便是违反法律，违反法律，便要处以国法。这是一定的道理，不容胡说博士来胡说的。”胡适读了此文，说：“我的文章没处发表，而陈德徵的反响却登出来了。”气愤之情溢于言词。依胡适“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天性，是必定要“争鸣”的。

　　1929年4月，胡适已决心对乱世政治发表看法，提出批评。在那篇胎死腹中的《平论》发刊词中，他平静地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佛书里有这样一段神话：

　　有一只鹦鹉，飞过雪山，遇见雪山大火，他便飞到水上，垂下翅膀，沾了两翅的水，飞回去滴在火焰上。滴完了，他又飞去取了水回来救火。雪山的大神看他往来滴水救火，对他说道：“你那翅膀上的几滴水怎么救得了这一山的大火呢？你歇歇罢？”鹦鹉回答道：“我曾住过这山，现在见火烧山，心里有点不忍，所以尽一点力。”山神听了，感他的诚意，遂用神力把火救熄了。

　　故事，表达了胡适此时的心境，表白了他提出人权问题的初衷。他是在这样的心境下与平社同仁投身论争的。

　　三、平社祭《新月》，孤军争人权

　　胡适利用一个星期天的时间，在仅三、四坪大小的书房里，写就了《人权与约法》。此文约五千字，其中列举陈德徵的《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刘文典的遭遇、唐山罢市者被拷打监禁等事实，证明“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在这种状态下，说什么保障人权！说什么确立法治基础！”这篇文辞严厉、语气激愤的文章写成后，面临的问题是胡适等人早先办的《现代评论》已停刊数月。拟议中要办的《平论》没办起来。若投他处，很可能落到此前那篇被扣信稿的下场，于是胡适把文章送给《新月》发表。

　　《新月》创刊于1928年，由胡适、徐志摩、梁实秋、闻一多等人开办的新月书店出版，是一份以发表文学艺术作品为主的刊物。刊名取自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一部诗《新月集》。梁实秋在《秋色杂忆》中忆《新月》，说：“《新月》创刊时，编辑人是由五个人共同负责，胡先生不列名。志摩是一团热心，不大讲究什么办事手续，可是他一团和气，没有人能对他发脾气。胡先生事实上是领袖人物，但是他从不以领袖自居。”

　　胡适将《人权与约法》交给《新月》时，是1929年5月6日。《新月》立即排版付印，于该刊1929年二卷二号发表。同期还发表了平社重要成员罗隆基的《专家政治》，对国民党的“武人政治”、“党治”展开了尖锐批评。自此，平社祭起《新月》，以它为平台展开人权问题讨论。刊登《人权与约法》的《新月》一出版，立即引起了社会反响。执政的国民党方面，陈德徵在《民国日报·星期评论》发表《匕首十一·浅识》给予高压：

　　……小子比不得博士先生，懂得好人政府，懂得好人政府的约法。小子终以为党是制法的机关，党不是诬陷好人为坏蛋的集团。小子认以党治国之时，只是总理底遗教，是国家的根本法；违反总理遗教者，即为反革命，即为反法；反革命和反法，均当治罪。

　　胡适读了这则短论，没动怒，只叹息：“可怜的陈德徵！”他也注意到来自左翼的反应。有署名“依然”者，在《白话三日刊》（1929年6月6日）发表《争自由与胡适的胡说》。文章骂胡适是“资产阶级的学者”，“不明大势”；称他的《人权与约法》是“哀求敌人投机的理论”。对此，胡适能说什么？沉默。此时，忽然传来张君劢夜晚出行，在路上被绑走。胡适等人都怀疑这事“有政治意味”。友人给胡适去信提醒他：“公出入千万留意。已入于恐怖时期矣，遑论自由！”一时风声紧，平社聚餐会也受影响。6月16日是平社活动日。胡适在日记里说：“平社聚餐，到的只有实秋、志摩、努生（罗隆基）、刘英士几个人，几不成会。”恰好任叔永从北京来沪，胡适邀他加入聚餐。后来，弄清张君劢系被土匪绑票。虽如此，众人并不感到轻松。不久，二卷三号《新月》问世。这期发表了梁实秋的《论思想统一》。梁文对国民党在宣言、演说、报刊里要求的“思想统一”进行了批驳。梁文说：“思想这件东西，我以为是不能统一的，也是不必统一的。”“假如中山先生在四十年前也为‘思想统一’的学说所误，早该抛弃他的革命思想去做满清的顺民了。”

　　二卷三号《新月》的“人权问题讨论”，只发一篇梁实秋的文章，分量似乎比前一期要轻。显然平社成员的文章准备还不足。但是，这期间执政的国民党却开始作出强烈反应。1929年8月13日，媒体爆出国民党上海市三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议决、通过“呈请市执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治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及严厉制止学阀之活动案”。又过十多天，国民党上海市执行委员会第四十七次常委会议决，呈请中央撤惩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案。偏偏这一天，新的一期《新月》（二卷四号）出版。

　　这一期《新月》，几乎成了人权问题讨论的专号。胡适一人发表三篇：《人权与约法讨论》、《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潘光旦发表《论才丁两旺》。胡适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的文章中，批评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他认为，1923年以后，孙中山取消了自己在《革命方略》（1906）、《中国革命史》（1923）里提出的“一个‘约法时期’为过渡时期”的主张。胡适说，孙中山在《建国大纲》的宣言里，主张经过军政进入训政，“他要一个训政时期来培养人民的自治能力”，然后再进入约法的宪政期，这是孙中山“根本不信任中国人民参政的能力”。胡适尖锐地指出：

　　民治制度的本身便是一种教育。人民初参政的时期，错误总不能免的，但我们不可因人民程度不够便不许他们参政。

　　人民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公民生活。政府与党部诸公需要的训练是宪法之下的法治生活。“先知先觉”的政府诸公必须自己先用宪法来训练自己，裁制自己，然后可以希望训练国民走上共和大路。

　　在我们浅学的人看起来……没有宪法或约法，则训政只是专制，决不能训练人民走上民主的路。（楷体字原系胡适加着重号的字）

　　在同期《新月》里发表的《知难，行亦不易》，是针对孙中山“行易知难”说的负面影响展开批评的。胡适在文章中揭示孙中山提出“行易知难”说的真正动机（目的），在于“要使人信仰先觉，服从领袖，奉行不悖”。

　　他也尖锐指出这一学说“连带发生的恶劣影响”：一是，既然行易，不问知难，“于是有打倒智识阶级的喊声，有轻视学问的风气”；二是，“一班当权执政的人也就借‘行易知难’的招牌，以为知识之事已有先总理担任做了，政治社会的精义都已包罗在《三民主义》、《建国方略》等书之中，中国人民只有服从，更无疑义，更无批评辩论的余地了。于是他们掮着‘训政’的招牌，背着‘共信’的名义，钳制一切言论出版的自由，不容有丝毫异己的议论。”

　　载有这几篇文章的《新月》一出版，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三天后的8月27日，《民国日报》开始一连三天，连载长篇批判文章《驳胡适之〈知难，行亦不易〉论》。同日，上海、南京等地报纸也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反动与迷梦”。有消息说，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决议，请中央拿办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这时胡适的一帮朋友在俞大维家吃饭。席间，杨杏佛提出，让《时事晚报》的程沧波写一篇社评，指出胡适文章提出的主张很平常，没有必要注意、干涉；为了收到效果，可以在文章里有一些批批胡适的话。杨杏佛想以此淡化这场风波，为胡适减压。程沧波按照这个意思写了一篇社评，题为《胡适之最近几篇文章》。文章在沸沸扬扬的批胡声浪中，说：“吾所最不解者，乃今日社会对胡氏文字之态度也……胡适之文多言事实，涉及纯粹之理论者甚少，其文字本身与文字之动机，实已平淡至于极度，决无声罪致讨之价值，亦更无明正典刑之必要也。”在说了这些话后，程文对胡适文章中一些带有“意气之语”批评了几句：“胡氏出语之态度，根据宪政最发达英国之法律及信条，乃不能无遗憾”。胡适读了此文，不仅没生谢意，反倒失笑：“上海的论家真是可怜！”8月29日，《大公报》上海专电报道证实了传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已决议，呈请中央拿办胡适。紧接着，北京、天津、江苏等地国民党人也先后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惩办胡适。伴随日渐高涨的要求惩办胡适的声浪，以《民国日报》为首的批判也急剧升温。《民国日报》继上次三天连载长文批胡后，又于9月5、6、7日三天，再连载长文《再驳胡适的〈知难，行亦不易〉，并驳〈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光报》、《大公报》、《晶报》等报纸也纷纷刊文批胡。一时间，报上有骂胡适“竖儒古月”的，也有翻老账，联系胡与段祺瑞政府的关系，斥胡适名节的。《青白之园》第三十四期发表“何来”的文章，更是以流氓腔对胡适竭力诋毁谩骂，说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是为了实现“专家政治”，是要大众拥护胡适“当总理”：“不实现博士的学说，专家政治不会实现。你是政治专家的第一流人物！拥护你，我们都拥护你！……拥护你去打屁股！我来讴歌：胡适与新月，屁股蹶两蹶；曾琦过去了，算你是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