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国民对民主的认识误区—在大变革时代寻找共识

熊飞骏：国民对民主的认识误区时间:2010-09-03 11:44 作者:熊飞骏点击:118次
　　中国的民主才刚刚起步，国民尚处于民主理念的启蒙阶段，民主派生的社会问题还没机会在中国充分展露，但中华大地却弥漫着一股质疑民主的“冷空气”，“中国不适合民主”等妖魔化民主的言论不断见诸媒体和网络。这真是咄咄怪事?人类的大多数都证明好的东西, 我们还没来得及尝试为何就断言不适合文明古国呢?
　　有关质疑民主的言论很多,下面我只就常见的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误区之一：中国公民素质低下，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中国这样的以封建家长制为基点的国家，封建专制主义根深蒂固，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民族众多，历史上长期“治、乱”轮回，包袱沉重，灾难深重的13亿人口大国，要想迅速富强崛起，照搬西式民主是不现实的，相反还应该长期坚持中央集权性质的国家主义，就是要使政权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威权主义性质，保持民族的凝聚力和组织力。实际上，近代日本和德国的崛起，也无一不是先走国家主义道路的！
　　上述观点看似很客观理性，其实经不起理性的推敲。
　　首先中国人为什么科学文化素质总体不高？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华文明在明王朝以前一直遥遥领先于人类世界。明王朝以前中国虽是专制政体，但世界各国也一样是专制政体。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专制政体比较成熟，尤其是科举制度网络了大批英才为专制政治服务，因此较之其他的专制政体更为行之有效，所以中华文明才因此一路领先。十七世纪以后，以英国、比利时、瑞士、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国家摒弃传统的专制政体，依靠民主和法治来重组自己的文明，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突飞猛进，文明程度很快超过中国，国民素质也大幅度提高，科学文化教养也远远超过依旧生活在专制政体下的中国人。在英美等民主国家的带动下，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摆脱专制投奔民主，这些国家的国民素质也因此后来居上。
　　上述历史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
　　西方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高于中国，是因为这些国家采用了民主政治的缘故。中国公民素质之所以在近代落伍了，是因为中国没有从专制走向民主。
　　民主国家不是先有国民高素质然后才有民主；而是先有民主然后才有国民高素质，也就是说民主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药方。
　　中国人之所以总体素质不高，是因为长期专制统治的恶果。
　　如果因为国民素质低的原因而摒弃民主，那么我们的国民素质永远也不会得到提升，因为专制是国民低素质的根源，民主则是提高国民素质最有效的途径。
　　中国只有走向民主，国民素质才有提高的可能。虽然不能在一个晚上变成文明人，但却走上了文明之路，步入素质的良性循环。
　　其次日、德两国的现代化走的是“国家主义”这条强国之路，但两国走的是“民主国家主义”，与专制统治有本质的区别，说得形象点就是“民主的初期阶段”。两国都是在推翻封建专制的基础上走向现代化的，两国现代化早期都建立了民主政治的重要标志“独立议会”并切实地负起责任，法治也得到充分的贯彻和尊重。等到民主和法治深入人心时，两国马上由民主的“初期阶段”转入“高级阶段”。
　　再次国民素质的提高虽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如果拥有一个对国家民族勇于负责的精英政府，民众的素质在短期内可以得到飞跃式的提升。日本的明治维新和中国的公孙鞅变法就是一个很能有说服力的例证。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国民的综合素质比我们低得多，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多数日本国民连“姓”都没有。明治政府认为日本国民没有“姓”太没面子了，于是就责令每个国民必须为自己确定一个“姓氏”。普通日本国民不明了“姓”的确切意义，为了敷衍上面纷纷把自己的居住地作为姓氏，附近有一株松树、杉木或藤本植物的就姓“松下”、“高杉”、“伊藤”，房子被稻田围绕的就姓“田中”，住在山谷的就姓“山口”……明治政府是一个高效的精英政府，在高杉晋作、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明治精英的努力下，日本国民素质加速度提升，仅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就和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国民站到了同一个地平线。
　　印度、墨西哥等民主国家的国民素质之所以提升缓慢，并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缺少一个勇于负责且强有力精英政府的缘故。再说印度的国民素质毕竟提高了，在今天已后来居上超过中国。如果当初他们没有选择民主政治，那就肯定没有提高的那一天，更不用说超过中国了。
　　诚然，国民素质低下会大大影响民主的进程，因为民主不仅仅是拥有一套完善的民主体制和健全的法律就可大功告成，还需要民众拥有民主、法治的理念和思维方式，否则再好的制度执行起来也会变味。但民众的思维方式是可以引导的，一个有能力且有责任心的政府能够在十年甚至几年的时间内让民众思维方式转换到民主、法治的轨道。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美国建国时期。美国独立战争前夕，绝大多数美国公民并没有从英国独立出来另行建立一个国家的意识，他们只希望英国的统治能够公平一点，让他们享有和英国本土公民同等的政治和经济权益，不要限制他们的经济活动，把美洲殖民地当成英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是约翰、亚当斯和潘恩等人的文字转变了美国公民的思想，尤其是潘恩的《常识》像一团燎燃烈火，点燃了绝大多数美国公民的独立意识，使他们认识到摆脱大英帝国的统治是必要的，在新大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民主国家是他们的天赋人权和上帝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结果不到一年时间，绝大多数美国公民都站到“独立”这一边，第二届大陆会议顺利通过了独立的决议并起草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最伟大的政治文献《独立宣言》。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美国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不成其为一个国家，只是一个名词意义上的松散联邦，十三个殖民地（组成美国最早的十三个州）各自为政，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内政外交，和苏联解体后的“独联体”有着惊人的相似。谢斯暴动后，美国人意识到过于松散的联邦没有能力保护共同安全，决定十三个殖民地加强联合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于是各殖民地选派代表参加费城立宪会议，制定一部国家能够真正运转和切实负起责任的宪法。费城会议制定的美国宪法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智慧，但这部宪法能否在美国付诸实施却前景渺茫。因为此宪法必须得到十三个殖民地议会中的九个批准才能生效。早期美国人大多是为逃避欧洲封建国家的暴政移居新大陆的，他们对大国家和大政府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不信任，任何损害州权和增加国家权力的尝试都被认为是对他们天赋权力的侵害。而美国宪法却要求把原属于各州的军事、外交等相当多的大权全部交给国家，天性酷爱自由且对大政府有相当警觉的美国人应该从心理上抵制这部宪法。汉密尔顿是现代美国的第一大功臣，这部宪法能够顺利通过是以他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努力的结果。美国宪法制定出来后，汉密尔顿和他的朋友写了大量的文章介绍美国宪法的精髓，建立一个强有力国家的必要，各州把部分权力交给国家是放弃眼前的小利益而追逐未来的大利益……汉密尔顿等人的文章（《联邦党人文集》）在美国十三个殖民地广泛传播，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在这些文章的引导下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小国寡民意识转为大国家意识，由宪法的反对者变成宪法的拥护者。结果不到两年时间，美国宪法就在各州获得通过，影响整个人类历史的现代美国就这样诞生了。
　　美国早期的历史说明民众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可以积极引导的；但能否被有效地引导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拥有相当一批有良知且对国家民族的进步有强烈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二是新闻自由。潘恩的《常识》在三个月内发行超过一百万册，当时美国只有三百万人，相当于中国发行四亿册，如此大的发行量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潘恩当时并不是什么权力人物，不能像选集之类的书籍一样进行行政摊派。
　　所以中国民众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说法不成立！
　　误区之二：民主会造成国家的长期动荡，甚至分裂。
　　上世纪九十年代，前苏联在痛定思痛之后抛弃了极权政治，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民主之路。
　　民主并没有象民主斗士承诺的那样在一夜之间把苦难深重的前苏联带入梦想中的天国，相反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引发了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个号称经济总量高居“世界第二”的超级强国在一个晚上解体了，分裂成十五个步调不一致的独立国家。
　　前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俄罗斯继承了超级强国的大部分遗产，它有充分的自信能找回苏联的荣光，因为它的国土面积依旧高居世界第一，依旧是世界第二核大国和航天大国。如果俄罗斯能有效地利用民主政治的优势，它在国际上的地位甚至会很快超过前苏联。
　　遗憾的是，俄罗斯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很快品尝到民主的果实，相反因推行“硬着陆”式的经济转型而陷入暂时的困境。虽然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和前苏联相比并没有任何下降的迹象，多数时候还略有上升，但因把主要精力用于应付内部问题而忽视了对外造势，结果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和前苏联相比急转直下，从而极大的挫伤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尊心。前苏联的卫星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纷纷加入北约；乌克兰、格鲁吉亚也发生“玫瑰色革命”倒向西方。属于俄罗斯版图内的车臣也跑出来凑热闹，嚷着要步那些加盟共和国的后尘闹独立，被莫斯科否决后就针对俄罗斯平民发动一边串的恐怖袭击……
　　俄罗斯民主在中国人眼里一度成了“一团糟”；中国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俄罗斯从此会永远地衰落下去，甚至会远远落后于中国的发展步伐，并且直觉地把俄罗斯的衰落认定成是“民主”的恶果。中国人免不了要问：如果没有民主，苏联会分裂吗？如果俄罗斯不走向民主，斯拉夫人的国际地位会一落千丈吗？
　　如果不对苏联问题进行客观历史的分析，就很容易把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的衰落认定是“民主”造成的，并进而推论出中国如果选择民主，也一样会造成国家的持久动荡，甚至四分五裂。
　　纵观前沙皇俄国和前苏联的近现代历史，就会发现苏联的解体是迟早的事，国家分裂的种子在斯大林时期就已经种下了，和民主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民主只是加快了解体的步伐而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既然迟早要解体，迟解不如早解，好合好散总比结下血海深仇后再散伙结果要好得多。
　　前苏联除俄罗斯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是沙皇和斯大林在欧亚两洲侵占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并入俄罗斯的时间并不长，长者才两百多年，波罗的海三国并入前苏联的时间还不到半个世纪。因为赶上全球非殖民化的浪潮，大英帝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印度、缅甸、阿富汗、巴基斯坦、阿尔巴尼亚和非洲领地纷纷成为独立国家，前苏联殖民地要想不受到鼓舞是不可能的，结果莫斯科还没来得及同化这些殖民地就遇上了来自各加盟共和国的强大离心力。加上前苏联政府在上世纪犯下的一系列重大错误，极大地损害了苏联的形象，削弱了苏联的吸引力。这些加盟共和国虽然统一在苏联的旗帜之下，但从没有象美国各州对合众国那样信任和依赖，相反是同床异梦各怀异心，做梦都想从苏联脱离出去，成为主权独立的国家。靠高压促成的联合是不可能长久的，一旦国家机器出现薄弱环节就不可避免会四分五裂。而极权体制下的国家机器是不可能永远强有力且有序运转的，因为极权政治没有连续性。殖民地在某种意义上就象是从外面抢来的孩子，要想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孩子就得象对待亲生孩子一样真正关爱庇护他们，使他们在这个家生活得幸福美满，富有自豪感、荣誉感和安全感，一离开这个家就会感到无依无靠危机四伏或丧失尊严。美国各州从十八世纪中叶以后不但没想过要闹独立，相反如果合众国政府想要让某州成为主权国家一定会遇到这个州的玩命抵抗，因为合众国是各州最理想的幸福家园，谁也不愿离开这个家，象得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等州都是用赤裸裸的战争手段从墨西哥抢夺来的殖民地，但这几个州宁愿和你玩命也不会想到回归墨西哥去。所以同化殖民地的最好途径就是提高宗主国的吸引力，使宗主国成为文明程度最先进也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高压只能取效于一时，并且不可逆转地伤害殖民地人民的感情，为极端民族主义者留下赢得民心的空间，从而播下日后分离的种子。前苏联不但没有让各加盟共和国感受到是他们的幸福家园，相反还因大清洗和扼杀生产力的经济政策成为各加盟共和国的噩梦和永不消逝的痛，结果谁都想从这个大家庭逃离出去。所以说苏联的分裂要素是前苏联时期种植的，民主只是为那些想逃离家庭并开始破坏家具的“外来妹”打开一扇窗户而已。
　　再说“分家”也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当家族内部的成员变成互相否定甚至互相威胁的几个部分且矛盾不可调和时，与其用高压把他们捆在一起还不如让那些对家庭只知破坏不知建设的“逆子”自谋生路。大英帝国从没有后悔让加拿大、印度、巴基斯坦、澳大利亚、阿富汗、南非等国家脱离英国独立；绝大多数俄罗斯人也没有后悔让各加盟共和国独立，我们为何替他们抱不平呢？
　　至于俄罗斯在经济转型期遇上的暂时困难更不是民主的过错，而是苏联计划经济造的孽。首先前苏联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二是“吹”出来的，极权体制下的统计数字包含有多少水分我们应该深有体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人生活必需品奇缺，就是有钱也买不到东西，买一磅面包也得排上一个小时以上的队……现代俄罗斯即使在最困难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准也不比前苏联差，今天的俄罗斯已经渡过了转型期，经济步入平稳发展阶段，俄罗斯人的生活水准比前苏联时期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也比中国更有活力，俄罗斯“绿卡”对外国公民尤其是中国劳工有很大的吸引力。俄罗斯人也逐步找回了自信，国际地位也在逐步上升，政治经济步入了良性循环……这些都是“民主”为俄罗斯带来的福荫。如果俄罗斯没选择民主，今天的俄罗斯人说不准买一磅面包会排两个小时以上的队，金正日的北朝鲜就是榜样。
　　和苏联同时民主化的国家还有东欧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这些国家都没有发生民族分裂的现象，也没有发生俄罗斯转型期那样的动荡，所以国家动荡甚至分裂不是民主造成的，就象北宋王朝王安石变法时期遇上的天灾不是“变法”造成的一样。
　　中国和俄罗斯（包括前苏联）的国情相差甚远，民主造成国家分裂的可能性很小。
　　一是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一统国家，统一的意识已经深入到中华民族的骨髓。中国历史上因为官逼民反的原因出现过多次分裂，但每次分裂后都会再度统一，即使碰上南北朝时期那样长的分裂也不例外。
　　二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除了西藏外，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悠久。新疆并入中国的时间是1775年；内蒙古1635年并入后金，1644年被清帝国作为嫁妆带入中国；但这些地区在汉唐王朝时期也曾是中华帝国大家庭的一员。至于西藏虽然融入中华文明时间较晚，但西藏在历史上文化极为落后，人口稀少，并入中国前也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国家，和中华文明接轨是推进而不是阻碍了他们的文明步伐。所以中国主要少数民族和汉族的亲和力比俄罗斯与各加盟共和国的亲和力要大得多，分离因素也要少得多。至于散居东北和西南丛林中星罗棋布的少数民族则早已深度汉化，“独立”在他们头脑里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名词。
　　三是中国的民族政策比俄罗斯要高明一些，除了给予少数民族比汉族还多的优越条件外，有计划的移民政策也使传统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成为汉族占优势的地方。各位不知去过新疆没有？除了南疆土鲁番、喀什、和田等少数几座城市外，包括省会乌鲁木齐在内的其余大中城市都是汉人占优势。维族聚居的吐鲁番和喀什虽然算得上大城市，但两者之间又被汉族聚居的库尔勒、阿克苏等更大的城市有效地隔开，也就是说两座维族城市联合起来闹独立是不可想象的。内蒙古的各城市我还没有完全走遍，但最为偏远的额济纳旗的的常驻居民也主要是汉人，其余相对发达的城市估计也是汉人占优势。今天的世界是城市文明，“农村包围城市”在中国已成为不可思议的往事，汉人占优势的城市干吗要从大汉文明中分离出去？城市不闹独立，分散的乡村能有效地闹独立吗？中国在上世纪也发生过不少大的政策失误，损害了国家的吸引力，但对新疆、内蒙等地少数民族造成的伤害比苏联要好得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跃进和文革给汉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西北少数民族则较少受到波及，新疆还成为汉族在大饥荒时期的避难所，当内地的经济在大踏步后退时，新疆经济却在前进。
　　四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矛盾从来都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官民矛盾，中华文明的历次大浩劫都是汉人打汉人或外族入侵，而不是内部的民族仇恨。十九世纪虽然发生过大规模的回民暴动事件，但也是在大平天国和捻军等更大规模的汉人内斗鼓舞下发生的。
　　…………
　　综上所述，民主应该不会造成中国的分裂，就算发生意外之事也不是民主的过错。中国一旦走上了民主之路，有效地调动起全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人才能顺利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有效的途径把智慧服务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事业，社会公平，各项工作运转有序，国人找回了尊严和信仰，贪污腐败减少到尽可能低的限度，颓废的社会风气被昂扬向上的进取精神所取代……中国的国力就会蒸蒸日上，民族文明的步伐也会大大加快，中国的向心力也会因此大大加强。那时各民族都有了尊严感、自豪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民族分离趋向也会越来越小直到消失。
　　至于俄罗斯转型期的动荡中国也一样不会因民主而发生。中国目前已完成了经济的部分转型，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丰富，民营企业已替代国有企业成为经济的主力军，“经济接力棒”已部分交接，不会出现俄罗斯那种旧经济基础一夜垮塌，新经济基础尚未建立的“经济断层”。所以中国不会因为民主而出现长时间动荡，相反会因为民主和“刚性法治”把中国社会带上稳定有序的发展轨道。
　　在民主的早期，公民也许会因为缺少民主、法治思维方式和对政府不信任感的惯性作用，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或利用民主发泄自己长期积郁的不满情绪，跟在“民主”招牌后面瞎起哄，出现“霍元甲”“戈尔巴乔夫”之类的选票，制造与民主精神相悖的闹剧。但如果民主的步伐坚定不移，公民就会很快发现他们的民主权利受到了真正的尊重，而不是传统式的“走过场”，这时绝大多数公民都会认真的对待民主赋予他的权利，因为他们发现如果不认真行使这项权利就是成心和自己过不去。日本公民在二战后第一次行使普选权，有些地方居然出现把妓女选进议会的闹剧，等到他们选出的妓女真个进入议会代表他们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时（在这之前权力机关会超越“民权”把妓女剔除掉），他们才发现当初的恶作剧是对自己多么地不负责任。结果等到第二届议会选举时，公民选举的代表绝大多数都是些富有能力且品格过人的精英人物，因为只有精英人物才能尽职尽责在议会转达他们的正当要求。同样在民主早期，因为选举出的政府缺少行政经验，对自己的行政职能不熟悉，出现政府权威衰退的迹象，社会的各种阴暗势力也会不恰当地利用民主的宽松环境跳出来危害社会。但这些现象只是暂时的，在公众严密监督下的民主政府会很快熟悉自己的职能，把社会纳入有序运转的轨道，否则就会因为不称职而被整体罢免。
　　所以民主会造成国家的长期动荡甚至分裂的说法不成立！
　　误区之三：民主会亡党，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大清算。
　　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言论：“民主会亡党；不民主会亡国。”
　　这样的言论乍看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却是匪夷所思的。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言论是在四年前，那时我正在研究“戊戌变法”那段历史，一百年前的北京故宫也流传着类似的言论：“变法就会亡满清，不变法就会亡国”（变法就是加强民权和法治的现代化变革，也即民主变革），最后满清权贵和没有任何民族责任心的既得利益阶层决定“宁把国家交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友邦指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家奴则指汉人。）
　　于是以那拉兰儿为首的既得利益阶层把谭祠同、康广仁、杨锐、杨深秀、林旭、刘光第等“戊戌六君子”押上菜市口腰斩，民族英雄的鲜血被京城百姓醮了人血馒头，维新运动的精神领袖康有为、梁启超则亡命日本。有望使中国赶超日本的伟大变法运动就这样淹没在血泊之中。
　　变法被扼杀了，按满清权贵的逻辑他们的江山应该不可动摇了，皇位可以千世万世地传下去。可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保住了吗？
　　1911年，被维新志士鲜血浇醒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反抗满清统治者的第一枪。才两个月功夫，南方十多个省市纷纷宣布“独立”，满清的统治在中国土崩瓦解。
　　1912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赶下了皇位，统治中国近三个世纪的满洲鞑子自此成为被统治者，离他们屠杀“六君子”的时间还不到14年！
　　这还不算完，满洲鞑子的精神领袖爱新觉罗家族的噩梦还在继续。
　　1924年，冯玉祥的国民军闯进了北京故宫，把包括末代皇帝溥仪在内的皇族人员从他们居住了近三百年的“家”驱赶出去。尊贵的皇帝公主们就这样成了一介平民，甚至连平民都不如，因为无家可归和“流浪汉”很接近。
　　1945年，末代皇帝溥仪被苏联红军作为战俘押解到西伯利亚，在坚硬似铁的冻土上开荒服苦役。曾经尊荣无比的皇帝自此成了卑贱的囚徒。
　　除了爱新觉罗家族外，满洲权贵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不是象猪仔一样被抓起来杀掉就是沦为最底层平民，从事低等职业苟且偷生，谁也没能保住自己以权谋私聚敛的巨额财富。
　　…………
　　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日本的“明治维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在以天皇为首的“明治精英”领导下自上而下发动的。明治维新极大地激发了日本公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日本短期内从一个愚昧封闭的“蛮夷土邦”一跃而成为亚洲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强国，在二十多年时间内走完了西方四个世纪的路程。日本的快速崛起极大的提升了“天皇”的威望，从而赢得了日本国民的普遍尊敬和爱戴。在民主共和成为人类文明主流的世界，日本国民从没想到要把“天皇”从最高宝座上赶下来。就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日本战败那段悲惨的岁月里，沦为战胜国铁蹄下的日本国民也一直要求保留“天皇”，最后盟国占领军只好“服从”日本民意，继续让天皇坐在原来的位子上。
　　直到二十一世纪地今天，“天皇”依旧是日本第一公民。
　　与日本天皇类似的还有英国国王。
　　十七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发生“光荣革命”，醉心于无限权力的专制帝王詹姆士二世被民权精英们推翻，诺曼底公爵威廉被英国议会迎立为英国国王。随后威廉签署议会制定的“权利法案”，主动放弃专制统治，交出大部分传统由国王拥有的权力，在英国实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现代化变革。英国自此突飞猛进，在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国土由二十多万平方公里推进到三千多万！（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缅甸、阿富汗、中东、埃及、南非……）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英国国旗自此绣上了“日不落”标志。伴随着“日不落帝国”的无限荣光，英国国王也赢得了英国公民的普遍敬爱，三百多年来一直安然无恙地坐在国王宝座上。前几年英国鉴于世界民主共和的大趋势，加上王室发生的一系列丑闻，决定在英联邦就“是否保留国王”举行全民公决，结果英联邦以绝对优势的票数要求保留国王……
　　下面我们来反推一下，如果当初满洲权贵没有扼杀“戊戌变法”，他们的命运会怎样？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在近代就会赢得一次巨大的机会，会很顺利地完成现代化进程。以当时中国的雄厚国力和丰富资源，中国会赶超日本成为亚洲一号超级强国，日本全面侵华也会成为不可思议的故事。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的权力交接方式就会遵循理性有序的途径，为了争夺国家控制权而发生的周期性暴力革命就会在中华大地上绝迹，中华文明就会摆脱循环性浩劫，文明成果就能有效地积累起来并进而发生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中国会很顺利地跃升为世界上文明程度最先进的国家（也许仅次于美国）。
　　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避免长达半个世纪的血腥战乱，中国人的血质里也不会潜藏那么多的非理性暴力倾向，长达一个世纪的和平发展会使绝大多数国民变得通情达理……
　　综上所述，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中国会走上文明富强之路，满清皇族会因此赢得全体中国人一致的崇敬，会稳稳地呆在北京故宫享受皇帝的尊荣。绝大多数满清既得利益阶层也会牢牢守住他们的财富，并在一个世纪的文化薰陶下进化成绅士型的贵族世家。
　　当初满清既得利益阶层断言“变法就会亡满清！”没想到结果刚好相反：不变法就会亡满清，变法就会皇位永固！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民主就会亡党”的言论是否站得住脚？
　　“不民主就会亡国”没必要在此讨论，相信稍微有点理性的中国公民心中都有答案，今天席卷中华大地愈禁愈烈的腐败浪潮就很能说明问题。
　　民主是否会亡党就值得商榷了。
　　首先民主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否定现政权建立新政权，也不是只有新政权才有资格领导民主。
　　民主的精髓是在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民权”和“法治”。如果现政权主动扩大“民权”，以“法治”代替“人治”，就一样有资格领导“民主”。当现政权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切实负起责任，领导层主动放弃和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相背的部分特权，把中国推上健康有序的民主之路，现政权就是民族进步的功臣元勋，那么民主又何来亡党一说？
　　民主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条渐进之路。美国全民选举各主要行政区域的一把手和三权分立是“民主”；上上世纪日、德两国由权力精英领导，取消政治藩篱，向民众开放部分权力同时加强法治也一样是“民主”；在一个传统全部由上级任免的官场，如果实现“县官直选”，尽管决定国家大针方针的高层官员依旧是“任命”，但不能否定这个政权向“民主”迈进了一大步。
　　民主的“形式”也是多样的，除了传统的“君主立宪制”，“仪会制”和“总统制”外，还有部分公民素质较低的国家推行的“精英层率先民主制”。英国民主早期就是走的精英层率先民主之路，全国拥有选举权的公民不到百分之五，选民资格受到因文化水准等因素的诸多限制。等到普通公民的民主素质受到必要的历练时，才逐步放宽选民资格限制，直至实现普选制。
　　实现民主的道路也不是单一的，暴力革命更不是走向民主之路的唯一选择。法国是通过暴力革命推翻专制走向民主的典型国家，但日、德等国都是通过非暴力的方式走上民主之路的，以后的事实证明非暴力式民主之路比暴力民主之路更有效力。美国、比利时、瑞士是通过独立革命的契机走上民主之路的；英国的民主则是专制王权和民族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日、德两国的民主化则是统治集团中的精英人物赐给国家民族的福荫……
　　中国最理想的民主之路应该是自上而下的日、德式，但前提是领导集团中有足够的精英人物，同时领导精英也能对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切实负起责任。在这方面我有很大的信心。
　　中国的民主之路应该尽量回避暴力革命式，历史的经 验一千次地证明，通过暴力革命走上权力之路的政府难以负起领导民主的责任。历史上历次在暴力革命基础上的改朝换代，在暴力造成的废墟上建立起的新政权有哪一个不是前朝专制统治的翻版，且大多数连前朝都不如。
　　日、德式的民主之路主要是权力人物主动放弃部分特权，建立“独立议会”，政府精英化，行政法治化，新闻自由化，廉洁政府和司法独立，面向全社会公平竞争考试选拔公务员队伍，不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基层政务官直选（县官直选），同时有计划地强化国民的民主理念和法治教育。
　　如果中国能顺利走上日、德式民主之路，现政权依旧是中国的领导者，党和民主就是共生关系，民主又怎会亡党呢？
　　最理想的民主之路毕竟是良好的愿望，能否走上这条路是不确定的。但就算我们错过了理想之路， 通过另外的途径走向民主，“民主”也一样和“亡党”没有必然联系。
　　中国人最熟悉的民主国家莫过于俄罗斯，还是用俄罗斯来说事较为实际一些。
　　俄罗斯是通过先自上而下扩大民主基础，后自下而上反抗专制暴力赢得全部民主的国家。
　　俄罗斯共产党灭亡了吗？没有，虽然曾因“镇压民主”的嫌疑一度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但不久又合法化了。
　　不仅如此，在俄罗斯民主化前期，各级政府要员大多是前苏联的党政要员，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政界还有很多前苏联官员。俄罗斯第一任总统是前苏联莫斯科市委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现任总统普京则是前苏联克格勃高官。俄罗斯共产党虽然名义上丧失了执政党的位子，但从实质来说，依旧是前苏联共产党人领导着俄罗斯。
　　我们看问题不能停留在表层上，应该透过表象看到“招牌”背后的实质性内容。
　　丧失执政党位子不等于是亡党，如果俄共勇敢直面自身劣势，致力于推动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事业，努力改善自身形象，一样可以通过法制的轨道再度成为执政党。
　　“民主”和“共产党”不是敌对关系，我们的党曾经高举民主的大旗领导中国革命。任何执政党都难免在民主问题上犯错误，但不能因此简单推定民主就是执政党的摧命符。共产党是社会主义政党，英国工党也是社会主义政党，但英国工党已经在英国多次执政了。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为人类民主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怎么认为同样属社会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就会与民主水火不相溶呢？
　　我们的党有责任和义务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我也相信我们的党能够领导中国的民主事业走向成功。
　　所以“民主会亡党”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持此说者一是想损害我们党的形象；二是企图挑拨民主和执政党的关系，为民主制造强有力的敌人，使民主事业在中国举步维艰。
　　与“民主会亡党”的说法相照应，认为中国一旦实现民主就会对现有既得利益阶层实行“大清算”，这种看法也一样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首先民主政权不是简单地否定非民主的前政权，而是不带偏见地继承了前政权的合理成份。民主政府还会最大限度地容纳前政府的精英人物，充分发挥这些人的聪明才智服务于国家民族的文明进步事业。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的起的新政权才会全盘否定前政权，甚至于把前政权官员赶尽杀绝。
　　其次民主政治是宽容的政治，不但会宽容前政权中的奉公守法者，还会宽容前政府官员因为体制缺失的原因而造成的各种失误和尚未酿成重大民怨且有一定普遍性的“腐败行为”，只要这部分人不再腐败且不反对民主事业就不会“清算”他们。俄罗斯民主化后，前苏联官员几乎没有什么人因为“政见不同”的原因被判刑。连参与赤裸裸镇压民主事业的“8.19”分子都被赦免了，还有什么政见不同者不在宽容之列。
　　再次民主政治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不会象通过暴力革命走上权力之路的政权那样简单地没收既得利益阶层的财产。前苏联的既得利益阶层在民主化后绝大多数都没有遭受“抄家”的命运就是最好的例证。
　　部分既得利益阶层如果认为堵死中国的“民主之路”就能确保他们的特权地位和通过非尊严手段聚敛的巨额财富就愚蠢至极了，满清权贵的命运就是前车之鉴。一是中国的民主之路堵不住的，自上而下温和理性的变革之路走不通，就会不可避免出现自下而上式的暴力骚乱，通过暴力走向权力的政权通常都醉心于“报复”和“清算”，那时权贵的财富地位会“一锅烩”。二是就算不出现改朝换代的悲剧，执政集团内部也会出现斯大林式的铁腕人物，那时绝大多数既得利益阶层都会丢掉财富甚至生命。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苏联的大清洗和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国民应该不会陌生。
　　当然民主政府也不是不讲原则的“和事佬”，也会对某些引起相当民怨的腐败政客进行惩处；但非民主的执政集团如果想长期执掌权力，也一样会处理掉这些行政败类，否则执政集团会因为包庇“老鼠屎”从整体上付出更大的代价。朱元璋对贪污十多两银子的官员一律处以剥皮的惨刑；即使最为腐败的袁世凯王朝，贪污500两银圆的高官就得上刑场。500两银圆在当时相当于大学教授一个月的薪水，中山大学开给鲁迅的月薪就是500两银圆，袁世凯开给孙中山的年薪则是30万大洋。
　　民主在中国实现后，既得利益阶层也许会丧失部分非法聚敛的财富，对于达官贵人来说这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情，但和整体上丧失财富相比应该是一个幸运的结局，因为不想丧失任何非法财富者最终会从整体上丧失所有的财富，甚至于连小命也搭进去。
　　民主是“双赢”的政治，既是国家民族和平民百姓的福祉；也是既得利益阶层的福祉！
　　“民主会亡党”，会“大清算”的认识误区极大地误导了中国人在民主问题上作出的选择。部分既得利益阶层会不自觉地把“民主”当成自己的克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集体对抗“民主”，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制造诸多障碍，使中国的民主之路举步维艰，一波三折。
　　二OO六年十一月三O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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