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内幕】拨开“帮周”会议的迷雾

【红墙内幕】拨开“帮周”会议的迷雾

“文革”中的1973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多次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四人帮”乘机对周、叶进行大肆攻击。周恩来被迫进行了违心的、甚至是过分的检查。这次事件被称之为所谓“帮周”会议。三十多年过去以后，由于缺乏档案，对这次事件的起因仍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当时的传言是：周恩来在外事谈话中关于美国向中国提供“核保护伞”问题没有正确表态；也有人认为是关于台湾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在讨论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有人提出，周恩来并没有任何错误，是毛泽东在外事问题上错误地听信了汇报，态度“出尔反尔”。

事实真相究竟如何呢？1999年初，美国方面宣布解密一批有关中美关系的档案，其中包括当时周恩来与基辛格的谈话记录。这为我们了解这个谜案提供了一些根据。

毛泽东态度的转变，使周恩来在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掌握了纠正“左”倾错误的主动权。从1972年起，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一面清查林彪反革命集团余党，一面着手准备全面恢复、落实党和国家被“文革”破坏的各项政策。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协助周恩来在军事、财经、外贸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恢复、落实政策的工作。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不系统地批判“文革”的极“左”思潮，各个领域的政策最终仍然不能落实。而批判极“左”思潮的关键，就是要改变舆论宣传的方向。他抓住批判林彪的时机，首先向姚文元控制的宣传部门提出了要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要求。他多次批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说：“有些东西又臭又长，林彪就搞这一套。你们批林整风就从文风开始。”他尖锐地指出：极“左”就是形“左”实右，搞空洞的、抽象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左”的不批透，还会犯错误。运动就是要落实到政策上，政治挂帅就是要挂在业务上。

经过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两年的努力，“文革”造成的全国混乱局面逐步出现转机，国家政治生活在形式上开始趋向正常。但是，周恩来面对的形势，仍然十分错综复杂。江青集团担心进一步的批“左”，将不可避免地动摇他们乘“文革”获得的权力，因而极力阻挠批极左。一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了。

1972年11月，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曾经召开一次外事会议，彻底批判林彪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博无政府主义。周恩来指示同意，张春桥却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道：“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虽然支持了周恩来纠正一些“文革”错误的工作，但他仍然坚持“文革”的极“左”路线，担心周恩来的批“左”将导致否定“文革”，认为这是一种“倒退”。1972年12月17日，毛泽东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谈话，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林彪“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从此，在全国就只许批判林彪的极右，不再提批极左。

1973年，江青等人制造出各种事件，掀起了一场“反右倾回潮”的运动，使周恩来在文化、教育领域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被迫中断。

在国际方面，1971年基辛格访华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缓和。但是，缓和的进程并不平坦。美国在对华交往中，一再鼓吹苏联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中国，企图利用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保护”。因而毛泽东在做出缓和中美关系、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时，也指出，苏联的主要战略方向是美国、欧洲。美苏之间争夺是主要的，勾结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让美国利用和控制我们。

1972年1月3日，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准将率领先遣级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在欢迎的晚宴上，黑格神秘地对外交部长姬鹏飞说：基辛格有重要情况要他向周总理指定的人谈。

1月4日午夜0时5分至1时50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自会见了黑格。黑格转达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说：“苏联政府决定迅速地、大幅度地改变对次大陆的政策，他们企图树立一些你们的敌人或敌人的代理人包围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不无恐吓地说：“我们认为苏联的战略首先是要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作用，然后是要进攻美国。”

黑格甚至狂妄地宣称：美国认为，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他还说：希望尼克松总统访华能“加强总统的世界领袖形象，这对我们双方都是有利的。”

黑格的口信表现了美国人的极为傲慢态度，这在大国之间的交往中是罕见的。如果按照他的要求，尼克松将以一个保护者的姿态来到中国。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汇报了黑格的言论。他们一致认为，美国企图借苏联的威胁对中国进行恫吓，迫使中国在原则问题上，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让步。对此，必须作出反击。

1月6日晚11时30分，周恩来在福建厅第二次接见黑格，当面对他严厉批驳说：“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在不断抗击外来干涉侵略和压迫的斗争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而且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我们早已说过，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奋斗到底，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贡献。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一切企图孤立、包围、遏制、颠覆中国的阴谋都只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

针对美方希望通过尼克松访华加强其“世界领袖”形象，周恩来毫不客气地指出：“对此我们难以理解，一个人的形象取决于他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任何其他因素。我们从不认为有什么自封的世界领袖。”他随后又坦诚地说明：“中美关系并未正常化，但中国方面将以应有的礼仪接待尼克松总统，并将为谋求中美高级会谈取得积极成果作出自己的努力。”

黑格没有料到周恩来的态度如此强硬。他十分狼狈地一再解释：因为用了“军人的直率语言，收到了过分直率的效果”，引起了“误解”。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个态度问题，“我们有我们的自尊心，你们有你们的自尊心，要互相尊重，这才是平等”。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毛泽东在谈笑风生中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针对美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的企图，毛泽东特别指出：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他还挑明说：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东引。

毫无疑问，毛泽东、周恩来在对美关系问题上，原则是明确的，也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一些偶然小事，造成了一些误会。

1973年6月28日，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本来是一篇普通的分析文章，并不周恩来的看法。因为周恩来在6月25日会见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时曾经指出，我们对美苏签订的核协定持怀疑态度，中国政府仍坚持中美上海公报的立场。历史表明，签订这类条约是靠不住的，现苏联领导人访美给人以两个大国主宰世界的印象。我们不怕孤立，首先我们不丧失立场，同时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

7月3日，周恩来给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及美大组负责人写信，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并诚恳地说，“这个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望你们也应以此为鉴，发扬钻研商讨的积极性，有时也可要求我召集短小的会来交换意见。不要怕我忙，为大事而撇开小事，应该学习主席的工作方式”。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与布鲁斯的谈话纪要，称赞说：“这下腰杆硬了，布鲁斯就舒服了。”然而7月4日，他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仍针对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严厉地指责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7月5日，他在周恩来给外交部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宜研究改正办法。”7月15日，周恩来将外交部起草的检查文章《＜新情况＞一五三号错误何在》送毛泽东，并附信提出：“关于错误的检讨，我当另写报告。”毛泽东将文章中“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一句中的“严厉”删去，并批示：“检讨不要写了。”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精神，由张春桥起草、毛泽东审阅的中共十大报告写进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批评：“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共十大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政治报告，他念到这段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

事情到此为止，并没有产生更大的误会。但是，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又酿成了新的风波。

11月11日下午3时15分，周恩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与基辛格举行第一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问题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问题这样全面思考问题。周恩来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有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1月12日下午3时至5时2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进行第二次会谈。下午5时40分至8时25分，周恩来在中南海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晚上，周恩来设便宴招待基辛格一行。

11月13日下午4时35分至7时15分，周恩来在钓鱼台宾馆3号楼与基辛格举行第三次会谈。晚上，周恩来出席基辛格举行的宴会。晚10时，周恩来、叶剑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与基辛格、洛德举行第二次单独会谈。

11月14日凌晨1时至2时20分，周恩来在福建厅与基辛格举行第四次会谈，讨论“公报”措词。7时35分，周恩来在钓鱼台宾馆5号楼与基辛格进行第三次单独会谈。

5天里，周恩来与基辛格共会面10次，除去两次礼节性的宴会和陪同毛泽东的1次，共会谈7次，最重要的是11月10日晚9时25分、11月13日晚10时与11月14日早7时35分的3次单独会谈。

根据美国方面公布的档案记录，11月10日的会谈有以下内容：

基辛格首先向周恩来通报了1973年5、6月份美苏会谈期间的情况，他说：

从那个时候开始，苏联曾经三番五次地试图在讨论限制战略核武器时和我们交换有关中国的情报。他们的用意就在于显示自己有权与美国平起平坐。此外，他们在足够的武器摧毁中国。而且由于中国局势，这些武器必须逐年增加。

总理先生，我告诉你此事，并非出于帮助别人，而是因为我相信，让苏联摧毁中国或是对中国发动大规模袭击，将对整个国际形势造成无法预见的后果。

11月13日，基辛格进一步提议：

我们可以在两个方面提供援助，一个，如果这场战争（指苏联袭击中国）明显地会延长，我们可在装备上及其他方面给于援助。目前基于互利，我方应提供给你们不易被察觉的协助。在侦测导弹方面，我们有很好的卫星系统可提早预警。重点在于将情报快速传递给你们。我们准备在美国卫星与北京之间建立一条热线，几分钟之内就可以将消息传给你们。

另一个方法是我们双方就防止突发性核战争签署协议，就像我们和苏联签署的一样，并且也建立一条热线。

基辛格强调：这不涉及任何互惠或任何正式关系，而是基于我们的经验及若干常规情报而做的建议。

对此，周恩来回答：至于你希望讨论的特殊议题，我们必须研究一下。明早在你离开之前，我将去拜访并送行。我想，有些事我们都用得着。虽然在战争中，人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但现实问题同样举足轻重。

在11月14日的会谈里，周恩来答复说：如果如你所提议的，能够在预警措施上合作，对我们在情报上会有大的帮助，当然，这也包括通讯网络。可是要做得不让人发现我们的合作关系。

基辛格：总理先生，要秘密地建立一条热线是不可能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其特定的用途，可以保密的。

当日，基辛格结束访华，离开北京。美方提供情报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明确结果，在台湾问题上也没有取得进展，双方仅商定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和人员往来。

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虽然对美方提议表现出一定的兴趣，但并没有做任何明确的许诺。他对美方指出的一些重大建议，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才能决定。同时，他也坚持了中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基辛格鉴于黑格的教训，也谨慎地提出了建立热线的建议，而没有要求任何交换条件。今天看来，如果在平等基础上中国能够得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情报，自然对国家安全极为有利，何乐而不为？当然，美国也可能企图用一些信息来诱导我们，但毕竟判断权在我，这根本谈不上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

送走基辛格后，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准备向毛泽东汇报，请示意见。但是，毛泽东已经睡了。后来他再去汇报时，毛已经认为周没有立即向他报告此事，并根据两个翻译的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同意接受美国“核保护伞”。他要政治局分两个组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

这个误会立即被“四人帮”利用，制造出严重的后果。

11月17日，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

当晚，根据毛泽东指示，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并介绍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之争辩。但江青打出毛泽东的旗号，周恩来最后只能沉默不语。

事情到此远没有算完。

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的所谓“错误”。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成员外，还有担任中美会谈的翻译和参加会谈的外交部负责人，即所谓的“三老四少”。

会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轮番围攻，斥责此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其他人慑于形势，也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参与批评。周恩来违心地做了过头的检查，痛苦地流下了眼泪。江青、姚文元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

江青等人将周恩来说成“第十一次错误路线”的头子，目的就是想乘机一举打倒周恩来，取而代之。会议期间，江青迫不及待地将要求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了毛泽东。

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批评”周恩来的言辞之严厉，语气之激烈，从未有过。会议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连出入会场的服务员都经过特殊的挑选和交代。人民大会堂的一位女服务员从东大厅里托着盘子出来，气愤地一边抹眼泪一边抽泣地说：“这哪里是什么帮助问题呀！他们明明是整问题嘛！他们是想要打倒问题啊！”

在这十多天里，“四人帮”白天睡觉，养足精神，晚上开会整周恩来，开完会回去，还要在一起喝葡萄酒庆贺；而周恩来仍然要继续日常工作和外事活动。他先后会见了阮友寿率领的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代表团、塞克率领的塞内加尔政府代表团、冈崎加平太率领的日本日中备忘录贸易访华团、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艾什瓦尔雅，与他们进行多次会谈，签定协议。

周恩来的疲倦和痛苦，被细心的日本人发现了。11月28日，冈崎加平太在日记里写道：一个小时的会见，“总理消瘦，显得疲倦……”

就周恩来个人而言，这是他“文革”以来面临的最困难局面。

会议中间，毛泽东曾问前来汇报会议情况的王海容和唐闻生：“邓小平发言了没有？”毛泽东要了解邓小平的态度。邓小平刚恢复工作，连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是一个列席的身份。在会上，他一直沉默，没有发言。在所有的人差不多都发了言以后，到了最后一两天。发言的一开始，他不得不按毛泽东对每个与会者的要求批评了周恩来。但寥寥数语后，他即把话锋一转，开始讲如何看待国际战略的问题。他认为，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不能凭一次谈判和一句话来进行判断，关键要看大形势。他认为，目前来看，要讲打仗，大家都还没有准备好，但如果真打起来，并不可怕。他的思路早已大大超越了本次会议批周的主旨。

当王、唐把邓小平的发言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高兴地说：“我知道他会发言的。”一时兴起，毛泽东问谁知道邓小平的住处，要马上把邓小平找来。虽然此时已届深夜，没能将邓找来，但这一事情说明毛在对邓进行认真的观察，决定将要委任邓以重任。

毛泽东了解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以后，没有支持江青的主张。12月9日，他先后同王洪文、周恩来谈话，指出：这次会（指“帮周”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毛泽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

但是，毛泽东既然肯定了“帮周”会议，周恩来面临的态势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12月11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汇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外交部和中央军委办公会议准备召开扩大会议，学习、讨论中央政治局“帮周”会议有关内容。信中提出：外交部、军委既开这样的会议，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也应安排开这样的会。毛泽东圈阅批准了此信。对周恩来的“批判”被扩大到了相当广泛的范围。

12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讲话，再次严厉批评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的工作。他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在谈到打仗的问题时，他再次指责“投降派”说：敌人“一打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

“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这一错误认识，不断向周恩来发动各种攻击。

11月，周恩来曾经批复同意对外友协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访华演出的报告，要外交部具体办理。江青却批示：“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11月19日，周恩来不得不再次批示：“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但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仍然继续指责这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攻击周恩来等人是“开门揖盗”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邀请土耳其音乐家一事被取消。

1974年初，江青等人又抓住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来中国拍摄的专题片《中国》一事大做文章，往周恩来身上泼脏水。江青边看电影边骂：“中国人里也有汉奸，只有汉奸才让外国人拍这种片子！”尽管周恩来表示，他当时就在反映这部电影的材料上批示“不识此人，不知此事”。但江青授意下调查此事的国务院文化组和中联部负责人仍然把这件事和“帮周”会议联系起来，说：“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外交路线取得很大胜利，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联合时易右，决裂时易左”，“前段转尼克松来这个弯，现又出来右倾主义”。最后写出的报告说：“所以犯这样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错误，是丧失阶级警惕性，是不抓路线、不抓大事的必然结果。”整个报告，有6处提出外交工作存在“右倾投降主义”。

就在江青一伙大批“投降卖国”之时，她却要中国驻美联络处为她进口美国电影，头两部是凶杀主题，这使美国官员对她的口味十分鄙夷。

1974年，江青一伙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又把对周恩来的污蔑攻击推向了一个新高度。在极为困难的情势下，周恩来一面忍着已经发现的癌症病痛，进行手术治疗，一面坚持日以继夜的繁重工作。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十分关心，曾经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1974年2月22日，他接见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后，对陪同接见的周恩来关心地问：“总理，你怎么样了？”

周恩来回答：“还可以。没抓好大事。”

毛泽东笑着说：“被人整得不亦乐乎吧？”

周也笑了：“没有。自己犯错误。刚才在汽车上我还在说，抓大事还不会抓，没有抓好，常常抓了小事。”

经过对所谓“帮周”会议的来龙去脉的叙述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

周恩来在与基辛格的7次会谈中，言谈是得体的，并没有作出违反原则的许诺，对毛泽东的外交决策地位也非常尊重。而毛泽东一方面做出缓和中美关系的决策，一方面警惕美国利用和控制中国，打“中国牌”的图谋，因而强调反对“投降主义”，其动机也是正确的，不存在“出尔反尔”的情况。之所以发生这场误会，是因为在“文革”的不正常状态下，国家的政治事务缺乏民主机制，过多地依赖个人决断，住处反馈也没有正常制度，仅仅信用个别人的汇报。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应该是负有一定责任。当然，这和“四人帮”企图上纲上线，打倒周恩来，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