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匈牙利事件的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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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匈牙利事件的迷雾
作者 王晓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公众对匈牙利的了解,似乎只是裴多菲,对裴多菲的了解,只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对于这首诗的了解,也仅限于把它当作名人名言。对于裴多菲投身的1848年革命,对于诗中的“自由”,对于匈牙利的历史尤其是“裴多菲俱乐部”,我们只是浅尝辄止、悬崖勒马。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把目光聚焦在1956年的匈牙利,即“裴多菲俱乐部”前后的匈牙利,主要是
侯凤菁讲述的这段历史,沉郁顿挫:
“二战”时期的匈牙利属于法西斯阵营,战后一度是多党联合执政,随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通过“切香肠”的分割战术成为唯一的执政党。斯大林“最好的学生”拉科西确立了一党制之后,开始党内清洗,席卷了三名党的总书记、一名国家主席、若干名副总理、几十名部长、约百位将军,一个900万人的国家有150万人被起诉。一些久经考验经受过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的高级官员,对自己勾结海外反动势力试图颠覆政权的罪行供认不讳。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有很多种解释。一名内务部长出狱后对朋友说:“霍尔蒂和盖世太保统治时期的监狱是够坏的了,但是与拉科西统治时期的监狱中受的折磨相比,根本就算不了什么。”还有一种解释是“苦肉说”,即告诉这些同志,党知道他们是无辜的,但为了唤起人民的革命警惕性,他们需要忍辱负重,在法庭上扮演特务,于是这些同志信以为真。与此同时,国内建设贯彻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一方面工人和农民享受不到“按劳分配”的生活用品,另一方面高级官员却感觉已经提前进入“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
这种“外嫩里焦”的局面难以为继,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老大哥决定拉科西下、纳吉上。纳吉是一位久经考验的同志,曾经担任过高级职务,由于不同意农业迅速地、全部地合作化,一度被发配到首都以外的地方。他上任后,开始了“新阶段”改革,取得成效,以至于没有全退的拉科西认为“人民生活水平太高了”、“应该加以严格紧缩”。1955年,随着苏联内部的人事更迭,纳吉下、拉科西上。59名知识分子联署一份“备忘录”,反对在文艺领域推行强制的行政手段,此举被视为“反党反人民”,签名者受到惩罚,纳吉也被株连。但此时,纳吉正在将注意力放在撰写政治论文上,他表示“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而不应该使生活服从糟糕的理论”。
1956年苏联“二十大”使得东欧也感受到解冻的暗流,裴多菲俱乐部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万众瞩目”并非夸张,一场讨论会从下午6时半持续到次日凌晨4时,听众多达6000人,甚至秘密警察都向上级表示无法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们开始赞同发言者的观点。于是,拉科西下、纳吉上。此次拉科西是全下,直接到苏联定居,直到去世也没有还乡。纳吉开始为冤假错案平反,学生要求实行民主政治、进行经济改革、实现民族独立。
一切都朝着大团圆的方向走去。然而,接下来的历史如同过山车,进行着极限运动。
侯凤菁参考大量中文、匈牙利文著作,讲述了激情燃烧的12天。书中还附有很多插图,其中两幅最让我动容。一幅是裴多菲俱乐部举行讨论会时的照片,由于人数太多,很多听众或坐或站在窗台上、街道上,侧耳倾听,他们非常安静,唯恐错过房间里面传来的任何声音,很多听众陷入沉思。我相信,1956年之后,匈牙利一定会出现犬儒主义和公共事务冷漠症;但我同样相信,那并非“国民性”所致,这张照片已经说明布达佩斯市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如果说他们后来表现出漠不关心,那并非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被选择”的结果。
还有一幅照片是白天里空空荡荡的街道,那是布达佩斯工人委员会发起的消极抵抗,为了表达对苏军的异议,同时为了避免苏军找到再次镇压的借口,市民进行了空巷运动,整座城市在
《燃烧的多瑙河:匈牙利1956年事件真相》也有一些细节,值得商榷。比如书中提到纳吉撰写的《国际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与我们的外交政策问题》,五项原则就是万隆会议所采纳的民族独立、国家主权、民族平等、领土不受侵犯和不干涉别国内政,一年以后,苏联肯定了这个主张。可是从时间上来说,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在前,1955年5月苏联与南斯拉夫的共同宣言也承认了五项基本原则,随后才是纳吉的文章。
阅读这本书时,最常出现的疑问不是细节出入,而是:如果匈牙利不是苏联的卫星国,如果“国内派”而非“莫斯科派”成为党内主流,历史会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也没有标准答案,正因为没有答案,让人时时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