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另类笔战”：要不要废除婚姻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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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7-29 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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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的公共空间已经多有气象。有人主张废除婚姻和家庭，有人激烈反击……然而论战参与者均就事论理，保持了谦谦君子之风，这种讨论问题的“君子之争”，适足为今人借鉴。

洪秀全、康有为、毛泽东“去家废婚”之理想

谈到20世纪中国废除婚姻与家庭的呼声，还得从19世纪中叶的太平天国运动说起。

1845年，受基督教影响，洪秀全写下《原道救世歌》，主张打破国家、种族、阶级和家庭的界限，一切人类都是上帝之子，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所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待太平天国初建，据此推行新政，当时的做法是以25家为单位，一切生产物除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都归缴国库，婚丧等事由国库统一供给；儿童、老人及残疾者，由社会公养；禁娼、禁淫、禁奴、禁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为建设一个地上天国而废除家庭，这该算是中国历史上“因国废家”的最早实践了。

当然，具体到其时所谓的“妇女解放”，你也许难免感慨，这种“解放”仍不过是“才出夫权，又入政权”。毕竟，这种男女平等并非人之意义上的平等，而是战士意义上的平等。或者说，由夫权而政权，是军事共产主义政治下的妇女解放路径。

至于洪秀全依靠“口吐白沫”建立起来的太平天国，并没有所向披靡。手持重兵的曾国藩等儒生决意为维护名教而奋死决战，固有的家族制度因太平天国的速亡而得以持续。

然而，在这个革故鼎新的时代，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浪潮并未因“洪杨之乱”的平息而声退。1902年，康有为写就《大同书》，将“去家废婚”上升到理论：既然佛法求脱苦时要求“出家”，不如使其“无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于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设计婚姻。康有为的“交好之约”的确让时人眼前一亮。该约由男女自愿制定，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不得有夫妇旧名，妇女不从夫姓，删除所有从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养育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农工等生产事业，各以其劳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后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场要紧靠肥料场。概括人一生的“从摇篮到坟墓”变成了“从摇篮到肥料场”，或曰，“我们来自尘土，我们归于肥料”。

康有为的乌托邦理想，很容易让人想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的废除家庭的“共产共妻”制。而与康有为同时代及后来的知识分子，对其观念也多有支持或呼应。如，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抨击三纲名教桎梏人心，主张废弃君臣、父子、夫妇与兄弟四伦，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关系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会。同样，梁启超也主张打破家族观念，以求新民。只是他并不主张去除家庭，而只是反对早婚，希望实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恰同学少年，毛泽东年轻时同样深受康有为影响。有两件事可佐证。一是从毛泽东发表在《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号的文章《学生之工作》中，可明显看出他倾心于《大同书》里的观点，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新社会之种类不可尽举，举其著者：公共育儿院，公共豢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二是在“大跃进”时期，毛多次提出过废除家庭的主张，并鼓励人民公社大办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据说在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时，中央农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县时，除带上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还有康有为的《大同书》。而在肯定《大同书》价值的同时，毛泽东也承认康有为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大同的路。当然，毛本人也没有找到。当他将年轻时的梦想付诸实践时，新中国很快变成了一个茶几，上面摆满了无穷“杯具”（悲剧）。

重新回到上世纪初。不得不承认，“去家废婚”在以否定传统为急务与时尚的五四时期渐成潮流。除了主张小家庭制（一夫一妻、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经济独立）外，相当一部分新式知识分子更倾向于废除婚姻与家庭的无家庭主义。

这自然与当时的大环境不无关系。随着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变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开始向近代社会文明转型，社会越来越开放，以家庭为核心、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人际关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为了一个新社会的到来，才子佳人们也在不遗余力地寻找文化替罪羊，以此作为他们与旧时代彻底决裂和新社会开始的标志。而限制人性自由的婚姻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年青一代反思与攻击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