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阻碍了中国文化软力量的崛起

郑永年
来源：联合早报
或许仍然有人记得，在今年3月的中国“两会”期间，有3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呼吁制定“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弘扬法”。中国媒体报道的大幅标题就是“哈利波特淹没了刘胡兰”。
如同其它稍微关注中国文化领域的人一样，这些代表也观察到这样一个现象：中国的新一代吃着麦当劳，读着哈利波特长大，不知道自己国家历史上还有李白、杜甫、花木兰，还有刘胡兰、高玉宝，甚至有大学生不知道《论语》《春秋》和《孙子兵法》。
代表们要用立法来扭转这种现象，他们对中国文化领域的现状的担忧不言而喻。
本栏且不去评论这个立法呼吁本身是否可行。通常，形式的东西（例如文物）可以用法律来保护，但是文化精神的东西，任何法律也保护不了。中国的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遭破坏本身只是文化衰落的结果，而非原因。没有了文化精神，就不会有任何有效的意在保护物质和和非物质文化的法律和法规的制定和执行，文化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文化崛起并非复活历史
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文化的崛起并非要复活历史（包括历史人物）。无论是为了借古讽今还是为了弘扬传统，复活历史只是传统的很小一部分。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担忧文化的衰落，但只知道形式，忽视了精神。可以设想，即使中国人今天改穿长衫马褂，留小辫子，大家都来唱京剧，也不见得能够复兴中国文化。没有创造性，传统文化很难得到衍生。传统文化要生生不息，关键在于新的创造。
那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底蕴到哪里去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盛行日剧。这些年又被韩流所冲击。为什么？这并不是说日剧和韩流包含着什么高深的艺术水平，而是因为中国观众从中看到和感受到了儒家文化的影子，引出了共鸣。这是一种现代和传统的有机结合，或者说一种创造性的结合。
人们对传统文化衰落的担忧，本身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复兴传统文化的努力并没有成功，甚至很大程度上的失败。另一方面，这30年来，中国的文化领域也向西方学，并且在学的同时不断表现出文化走出去的欲望。但结果呢？正面积极的东西没有学来，负面消极的东西拼命进来了。
很多人认为现在一些西方的价值观、道德观和文化中不健康的东西严重腐蚀着许多国民。这或许有些道理，但过于简单，也不公正。为什么西方好的东西学不来，色情、暴力等则蜂拥而至，学得有过之而不及呢？
文化艺术领域没少向外学，但学的只是形式，而非精神。学西方是做给西方人看的。但问题是，西方人所喜欢的，国人不见得喜欢。文化产品不反映民族文化，没法引出国人的共鸣。
中国的文化人现在也有很多人在国外获奖，但为什么在国内没有很大的市场呢？文化艺术是世界性的，是时代性的，但更是民族性的。没有时代性的文化，就很难要普罗大众接受和吸收；没有民族性的文化，就不会成为世界性。
民族性是世界性的基础。去年有德国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批评中国文学是垃圾文学，原因在于中国的作家不是在写中国的东西，在写民族的东西。这个批评应当是确切的。光有国际市场的捧场，是不够的。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文化崛起的重要性。光有经济的发展，光有高楼大厦，没有以文化为主要载体的软力量的崛起，一个国家是不能真正崛起的。正因为有这种认识，所以要大张旗鼓地推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倡和鼓励文化走出去。但如果没有内部的文化崛起，又如何能够走得出去呢？
近年来，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办得轰轰烈烈，但只是局限于语言教育。况且不论政府主导的东西是否可以持续，如果只是一种语言的推广，那么软力量也仍然是微弱不堪的，因为语言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普通话说得一流的国人本身都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怎么能要求学几个汉字的外国人来弘扬中国文化？
失去文化直觉如何产生大师？
文化复兴和软力量崛起的主体是社会，而不是政府。中外都如此。中国的历朝历代，政府除了大修土木外，还能做什么？今天，已经有明白人指出，各级政府修建一些大型建筑是复兴不了中国文化的。留给今天中国人文化遗产的、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所有伟大的哲学家、艺术家和作家，哪一个是政府培养出来的？
几年前，温家宝总理在见科学家钱学森时，提出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的问题。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科学研究领域，而也适用于包括文化在内的所有领域。
这些年，政府在文化领域的投入并不少，但显然并没有大的哲学家，大的艺术家和大的作家。没有任何经验表明，政府的大量投入能够产生这样那样的“大家”。
在近代欧洲，规模并不大的社会经济转型产生了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一代又一代的大家。尽管当代中国的转型无论是规模还是速度在世界历史上罕见，但产生不了大家，这是应当加以深刻思考的问题。
这就要求人们深刻反思中国现存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官僚体制对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是一个有效的制约。曾经听一位官员说，他们（文化官僚）已经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文化管理的方法，说是只要把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管理好，文化领域就太平无事了。
这位官僚说得非常对。的确，从历史上看，一切所能找到的“负面”形容词都可以套用到这三“家”，如非理性、狂热、疯人、蛊惑人心、颓废等等。但是，如果把这三“家”管理死了，就不会有文化复兴了。正是在这些领域，存在着文化复兴所需要的所有要素。如果没有了文化直觉和文化本能，那么如何才能产生大家？
专业精神要占主导地位
从经验层面看，西方文化的进步同新类型的哲学家、新类型的艺术家和新类型的文学家相关联的。新的哲学、艺术和文学既是时代的写照，也推动着时代的进步。
新文化的崛起是创造的结果，是一种对传统的毁灭性的再创造。从古希腊到现代，西方文化再创造的历史并没有中断过。在这个漫长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西方的文化也融合了世界的文化，甚至是中国的文化，例如西方的理性主义和中国的传统的世俗文化有很大的关联。
中国庞大的文化官僚体制，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例如一些会造成宗族、宗教冲突的东西，色情和暴力的东西，都有必要加以管理。
这也是很多西方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才有一些新概念例如“政治上不正确”的出现。当然，之前，也存在着各种制约性，例如“宗教上不正确”。
提出中国文化管理体制的问题，并不是说不要任何规制文化活动的体制，而是要从现在随意主观的政治控制转型成为法治基础之上的规制。在政治控制状态下，文化官僚的目的就是寻找他们所定义和规定为“敏感的”和“不正确的”东西。一旦出现一些新的思潮和文化形式，就马上作过分政治化的解读。一旦政治化，便把文化创造扼杀在本能和直觉的状态。
在很大程度上，这使得文化界和官僚当局之间存有很大的矛盾，这也就是文化界存在着的“一收就死、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状态的政治根源。
要建立文化规制，就需要在官僚体制和文化领域建立边界。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本身的自治空间。文化领域进行自治，就可以鼓励文化领域内的竞争和自我约束。专业精神才会在这个领域占主导地位，只有有了专业精神，创新才会成为可能。
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这个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软力量的崛起。（作者是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新加坡的“软实力”
原题：世界的新加坡
陈冰
来源：联合早报
走出新加坡国际机场，签证官的职业笑容、秩序井然的各国来客、干净的地面路边，都让人霎那间感到走进了文明社会。再稍留意一下交通规则、路标上的名称，在英国生活过的人会感到这就是在英伦，如果对气温不敏感的话。
但是，新加坡还是新加坡，尽管有诸多欧洲文明的印记，也承续着很多亚洲传统，似乎是一个无法用洲际文明圈定的国家，一句“亚洲价值观”也许不能涵盖其治国理念。在这里，路牌都是用英文、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四种文字标识；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各族人们各行其职、彼此尊重、和谐相处，用英文和自己的母语交流，遵守着共同的社会运行规则；无线上网技术覆盖全国，任何时候都能获知世界正在发生什么。这种情形，让人不由得想起英国人对伦敦M25环城高速公路内区域的说法：“M25以内的伦敦不属于英格兰，而是属于世界的”。
在新加坡访问数日后，“世界的新加坡”几个字在笔者脑海不断闪现。并不是说新加坡该属于世界，而是说新加坡是最先接应全球化风浪的国家之一，集合着东西文明的优长，具有独创性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模式，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其治国理念和制度设计，给世界无不启蒙，包括对西方发达国家。
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
新加坡的政治制度非常独特，说是自由民主体制吧，她是一个一党独大的国家，自建国以来始终由人民行动党执政，没有出现过政党轮替；说是专制体制吧，议会选举是唇枪舌剑地进行着，政坛上没有出现过东方国家难以治愈的腐败顽疾，政府廉洁、社会公正、以法治国的水准均超越于西方；最接近的是社会民主制，人民享有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新加坡却听不到罢工的声响，媒体承担的角色不是欧式的“公众的看门狗”和“第四权”，却有较充分的自由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和建议。可以说，新加坡的政治制度是难以用“民主”、“专制寡头”、“家长制”等模式来概括的，只能用“新加坡之路”来概括。
无论是美国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体制，还是欧洲大陆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体制，均是“以权力制约权力”为基本理念，以民意为国家政策出发点的。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政府和媒体之间以及民间组织和权威机构之间的力量对抗，保证了政府廉洁、政治透明、社会公正，但却是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代价的。
西方民主制度的另一个弊端是“民意独大”，而民意有天然的短视性，政党为在大选中获胜，抛出很多急功近利、缺乏远见的政策，导致很多错误甚至灾难。比如，绿党进入政府是欧洲国家的新景观，但一经进入政府就毫无作为，关于环境保护的长远政见根本无法成为政策，而为了眼前利益，为了石油而不惜开战的灾难倒是不断发生。战争进而导致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仇视，为反恐所消耗的国家财政开支，已让美英等国感到力不从心。也常有智者发问：如果把这些钱用在民生建设上有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新加坡的政治则更多地表现出“合力为善举”的特征。政府、企业、工会、学界之间的渠道是畅通的，言论是自由的，各民族和宗教之间也是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政治家不仅保持了廉洁和高效，而且不是为了争夺权力为目的。笔者曾询问从事不同职业的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他们对政府的认同感都很强，都觉得政府是为人民着想。96％以上的家庭拥有自己的住房；失业率只有3％左右；“花园之城”的美誉，显现着在环境保护上所下的功夫；全国范围内的免费无线上网，展示着在高科技领域的先进程度……这些成就既说明新加坡政府的领导能力，也证明政治制度的保障很有效。
对于新加坡的政治制度，笔者以“德与法至上的精英政治”来概括。李光耀对政治家的要求是，“强有力并具有勇气和廉政的道德威信的领导人才”，这里有东方人理想的“德治”色彩，但在政治体制设计上又借鉴西方的“法治”思想，将“德”和“法”置于权力之上，使得政治人物把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社会和谐作为施政目标和德性体现，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行政。
与此同时，总理直管的贪污调查局拥有绝对权威，可以不受任何法规限制逮捕犯任何罪行的嫌疑人，对显赫官员进行监督和调查。可以这么说，“德”和“权”的结合往往导致专制和腐败，“权”和“法”的结合会导致急功近利和争权夺利，惟有“德”和“法”的结合才能营造出和谐、有秩序的社会，把各界人士的创造力和善行发挥出来，并且聚合在一起。也许正是“德”与“法”的至高无上，促成德才兼备的精英投身政界，把“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小岛，建设成让世界尊重的国家。
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
新加坡媒体的角色，也是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不是“公众的看门狗”，但仍能认真反映民意，对政党和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批评；不是执政者的“喉舌”，没有新闻检查制度，但接受政府部门委婉的提示和柔性的“吹风”，在享有新闻自由的同时也受到社会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因而新加坡的媒体既不像西方媒体一样咄咄逼人、耸人听闻，也不像一些东方媒体一样唯唯诺诺、偏执极端，而是把事实真相较全面、较温厚地传播给大众。借用《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的话来说，新加坡媒体“自认为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桥梁”。
西方媒体在政治清明和权力监督上的确卓有成效，但在“人咬狗才是新闻”、“坏消息才是好新闻”等理念作用下，常常有主导国家政治的雄心（或者说野心），也便有为政府设定议题、让政治跟着媒体转的现象，而政治家为得到民意支持，也常讨好媒体，把争取媒体支持作为掌权的必备，所以新闻大亨默多克（又译梅铎）是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巴结的对象。布莱尔在卸任时把媒体比喻成“未经驯服的凶猛野兽”，但同时承认“也曾经集中精力来迎合和讨好媒体”，可见西方媒体已在不断“越位”。
尽管李光耀在1988年就指出“不让外国传媒影响新加坡人的想法”，新加坡也对国外报刊的发行有数量上的限定，但新加坡仍是世界上信息最开放的国家之一，全球媒体都能在网络上看到，没有“封网”、“屏蔽”之举，人民能自由阅读到国际报刊。在预防海外媒体蛊惑人心的同时，也给本国人民开阔眼界和获取信息提供了方便。这种“负责任的新闻自由”模式，既避免了西方媒体过强的干政力、少约束的自由度，也不会导致因信息操控带来的国民视野狭隘、遇事极端的危害。在集权国家“坚硬”的新闻政策和民主国家“散漫”的新闻制度之间，新加坡走出了“柔和而富有弹性”的媒体管理之道。
全球化时代的治国典范
新加坡的很多制度，像对罢工的处理程序和限定、每年公职人员和企业员工的工资升降、公民的住房公积金安排、司法制度、议会选举和辩论制度、民族和宗教制度等等，都带有较强的英国色彩，但不是照搬，其中蕴含着其他国家的成功做法。比如住房、医疗、教育这些事关民生的政策，既不像美国式的个人自理，也不像英国式的税收调剂，更不像欧洲大陆式的国家承担，而是“共同致富”理念上的政府和个人共同支付。
欧洲的福利制度，导致了社会整体竞争力的下降，形成个人过分依赖国家而不进取的弊端；美国的个人自理，拉开了贫富差距，很多底层人得不到国家的支持，加剧了民族、种族和阶层间的冲突与矛盾，不利于社会和谐和团结。新加坡的制度，把社会救助和个人自强较完美地结合起来，且随着国际经济和国内发展的行情不断调整国家和个人支付的比例，使得这个国家既充满人道，又鼓励个人竞争。在建国短短的40多年来，已从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发展成世界最富有、最祥和、最国际化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的制度是难以复制和效仿的。人们可以把日本当作“西方国家”，也可把台湾体制归于“美式民主”，但对新加坡则一筹莫展。新加坡就是新加坡，但是世界的新加坡，其治国理念和不设前提地吸收先进文化的主动性，是各国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治国兴邦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