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朗读者与平庸的恶 羽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10:17:46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无趣的法律人而言，《朗读者》里最为惊心动魄的镜头，恐怕就不是凯特·温斯莱特那已经不再年轻的裸体与扭曲的情欲，而是电影中段一场沉闷的法庭戏。凯特扮演的德国人汉娜，在二战末期，曾经做过集中营的守卫。她们有一项工作，每个月要挑选60名犯人送往地狱之城奥斯维辛，一共有六位守卫，每人负责挑十个。二十多年后的大审判，其他五人皆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惟有汉娜，不但认了，而且振振有辞。她对法官说，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给新来的犯人腾出空间。法官问她：为腾空间，就要送那些人去死吗？汉娜一脸惊愕，她似乎并不晓得，她们的工作，以强制、剥夺他人无辜的生命为内容的工作，是多么肮脏，是多么严重的罪过。她想不明白，只好反问法官：换作是你，会怎样做？
法官有很多答案，但那一刻，他却选择了最令人绝望的一种：沉默。那一刻，法官所代表的法律权威彻底失语，几乎颠覆了这场审判的正当性，至少加重了世人对法律之公义的质疑。你可以想象，连大法官都不知道在彼时彼刻应该怎么做，怎么做才是合法的、善好的，凭什么要求汉娜呢，凭什么审判汉娜呢？这是在暗示司法权的无能为力，还是呈现了司法权明智与虔敬的品格——它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在隔离有限与无限的那个关节点上，就像对待某些不可言说的事物，只能选择沉默？
这里可以延伸出太多的问题：实证法与自然法之争，以某个种族的名义而审判，还是以全体人类的名义而审判……然而，无论是什么问题，都绕不开被告席上汉娜那张麻木、真诚而貌似无辜的脸。
汉娜无辜吗？不，她罪行昭彰。可她犯下的罪恶归根结底源自哪里，她对此是否有所意识，有所反省和忏悔？法庭上面，汉娜的表现足以说明，哪怕在多年以后，她仍然没有长出辨别是与非、善与恶的能力，她并不认为自己在做恶，她只是在落实发给她薪水的人安排给她的工作任务而已。换言之，她所理解的恶，与法官及审判她的法律、与我们所理解的恶，完全是两个概念。她一直沉没于水中，我们则站在岸上。可是，恶难道真有两种品质，两副面容吗？
最可怕的不是汉娜在做恶，而是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她完全丧失了对善恶的最起码的辨识力。这样的人，还有名动一时的阿道夫·艾希曼。1942年万湖会议以后，将犹太人移送到集中营的运输与屠杀作业的大部分，都是由这位纳粹中校负责。同样名为汉娜的阿伦特写到：“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艾希曼确实没有任何动机……用通俗的话来说，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汉娜与艾希曼，只是服务于极权机器高速运转的螺丝钉。他们所行的恶，不再是《极权主义的起源》所命名的“极端的恶”，而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所定义的“平庸的恶”，或者可译为“平常的恶”。
依我之见，“平庸的恶”的本质，不仅在于行恶者的平庸，更在于这种恶起源于“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这种恶未必不够凶残，然而它肯定是空洞的，行恶者根本就看不透恶的本性。如果说“极端的恶”大如骆驼，“平庸的恶”则小如针眼，当然，恶之小并不表示其缺乏杀伤力。最要命的一点，对于“极端的恶”，也许所有人都看得见，都有所意识，“平庸的恶”的遭遇却恰恰相反，行恶者麻木不仁、冷若冰霜，正在其运行逻辑之中，连受害者有时都无所觉察，茫然失措，将罪孽一股脑推到了螺丝钉背后的体制或制度头上，则不得不发人深思。
一个坏的体制在生产“极端的恶”，但这种恶何尝不是建构在螺丝钉的“平庸的恶”之上呢。碰到了灾难与不公，我们最喜欢说“这是体制的问题”，其实这何尝不是螺丝钉的问题，何尝不是每一个生存在体制之下的人的问题？
螺丝钉们更有理由把个体的罪责推诿给庞大的体制，就像电影里的汉娜——这也未必算推诿，这只是她的思维惯性，她在集中营所做的一切，都来自体制加诸她的头脑的理念，换言之，就是洗脑。被洗过脑的螺丝钉仿若会呼吸的木乃伊，它们亦步亦趋于体制的驱使。正是在它们身上，“极端的恶”与“平庸的恶”实现了完美的契合。对它们的审判就是对罪恶的体制的审判，反之亦然。
审判不等于拯救，对一般人而言，更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在黑暗时代对抗、唤醒“平庸的恶”，如何促成螺丝钉从无知觉状态之中苏醒，生成独立的人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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