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屡次对蒋介石“逼宫” 为何仍能留任高位3？

杀鸡儆猴，各显神通

1940年以后，由于半壁河山沦于日寇之手，蒋、何均龟缩在重庆忙于军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寇已呈败势，蒋、何以牙还牙的“火拼”又在重庆上演。

1945年7月14日，陆军上将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浚坐上一辆雪弗兰轿车，前面一辆军用吉普开路，后面一辆军用吉普相随，从重庆市中区一路狂奔来到十桥军法执行总监部。

一个川籍上校姓张的科长把他迎进了办公室。张科长知道他来准没有好事，不知哪一个大头头又会人头落地，否则他不会亲自出马。

何成浚坐在办公室内，几句开场白后，便取出一张蒋介石的“手渝”：“命令：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十五日正午十二时，处决军政部中将兵役署署长程泽润，不得有误。”

张科长接过来看后，幸灾乐祸地说：“委员长真是英明伟大，这几年兵役搞得实在不像话。壮丁不壮，一个个蓬头垢面，饿得皮包骨头……”何成浚摇摇头，叹了口气：“你晓得什么？乱弹琴！兵役搞得不像话岂止是这几年的事情？又岂是程泽润一人？说句真话，其实程泽润为人耿介，在家乡还捐资办学，资助贫寒子弟，这次横祸，哪有什么罪证，还不是代人受过。”

张科长位卑职低，对高层次的内情所知不多，听后也摇头叹息：“为何我们尽办些冤案？”

7月15日这天上午10点许，何成浚摆下一桌酒席，把程泽润从大牢的优待室里请了出来，何成浚的笑容隐含着同情和无可奈何的神情，他向程泽润说：“泽润，请上坐，请上坐，今天此席是专为泽润兄而设。”程泽润一怔，一下就明白那是何成浚为了送他上路的饯别宴，这种结果似乎早在他的预料之中。他问何成浚：“成浚，‘草字头’（指蒋介石）是不是今天就要成全我？”何成浚点点头：“来！来来来！看在你我保定同学的份上，先痛饮三杯！”程泽润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时他似乎想到他家里的妻儿老小，呜呜咽咽，啼妻哭子，似乎又想到国民党纵横捭阖的政坛，又突然敞声狂笑：“‘草字头’为了跟何敬公过不去，报西安事变何敬公力主轰炸一箭之仇，杀鸡儆猴，拿我这局外人开刀，真是心似蛇蝎，比历代暴君尤有过之。‘草字头’不去国无宁日，‘草字头’不除民无宁日！”何成浚淡淡一笑：“介公和敬公皆有过人之志，存王者之心，均非讲交情之人，不辨而忠谓之愚，临去不悔谓之痴，往者已矣，其可追乎？刑场不悟，其可悲乎？”

刑场上红毡铺地，程泽润向西盘膝而坐，一声枪响，程泽润应声而扑，摄影师拍下照片，两个士兵把尸体一裹，这出杀鸡儆猴的“表演”就于此降幕收场。

蒋介石杀了程泽润后，把李仲公找去询问何应钦有什么反应？李仲公仍是老腔老调，说何忠心不二，并无微词。

蒋介石说：“那就好。程泽润是他的人，我也顾不得了。役政这样糟糕，再不杀一儆百，岂不积重难返？我若叫他出面，程泽润是他的人，他也下不了手，区区此心，他能领会就好。”最后，蒋介石还向李仲公说：“罗斯福这个人真是莫名其妙，他当他的美国总统，管起中国的事来了。他派居里来问我：谁是我的继承人？我的身体尚健，即使早去，也不会交给别人，为了让罗斯福死心，我以诚相告，我的继承人只能是何应钦。你回去将这话告诉他，我决不会有负于他。”

祸福成败，付之于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何应钦达到了他历史上的最高峰，以中国陆军总司令的身份全权处理日军受降事宜。

陈诚向蒋介石告密：何应钦与冈村宁次勾结，以反共为名，冈村将在华数十万日军交与何应钦指挥，等时机成熟发动政变。

蒋介石对何应钦本来就猜忌在心，一怒之下，撤去何应钦的本兼各职，勒令出国考察。

1949年元月，蒋介石回到奉化，从幕前转到幕后，由李宗仁代总统。正在这时，何应钦从美国回国，应李宗仁之邀当了他的行政院院长。

这时李仲公跑去见他，劝说何应钦接受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统率他可以掌握的国民党部队起来反蒋。何应钦却说：“李宗仁对我不似老蒋，以目前的局势而论，要想恢复以前的局面，当然决不可能。但汤恩伯卫戍京沪，尚有精锐八十万，白崇禧坐镇武汉，尚有子弟兵二十万，长江天堑，共军要想渡过谈何容易？划江而守，南北对峙，大有回旋余地，现在言和，尚非其时。”

李仲公却苦心相劝：“老蒋虽然下野，但他阴魂不散，他岂肯让政桂系，禅位李、白？李宗仁虽代总统，难道不受老蒋牵制？蒋军岂肯对李宗仁俯首听命，内部早已分崩离析，内耗又日甚一日，你所谓的精锐，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一盘散沙。共军未至，南京城已是草木皆兵，共军若至，谁愿作鳖？你所说的回旋余地，也并不是什么天堂乐土。货币贬值、物价暴涨、民怨沸腾、饿殍载道，学潮、米潮如火如荼，铤而走险者比比皆是，我问你，你又有什么办法来撑持这个局面？李宗仁难道又会有什么起死回生的良策？”

李仲公这一席话说得何应钦冷汗淋漓，他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我有把握的部队都不在京沪一带，若是宣布起义，恐怕汤恩伯不服从我的指挥。”想了一会，他又说：“恩伯这个人其实与老蒋并没有什么深厚的关系，他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陈公恰之力，能够与恩伯谈私话的惟有公恰。公恰为人正直豁达，待我试探他一下再说。”

陈公恰就是曾任国民党台湾和福建两省省主席的陈仪。此时陈仪正在与中共人员秘密接触，受命策动汤恩伯起义，据说汤恩伯已答应见机行事。

何应钦与陈仪素来投缘，何应钦试探后，把摸到的情况告诉李仲公。李仲公却十分冷静，他向何应钦说：“对陈公恰尚可信任，对汤恩伯则不可轻信。他这人不到山穷水尽不会轻易起义，没有风吹草动，他对陈公恰还可隐而不发，如有风吹草动，陈公恰就会是他出卖的第一人。那时你若受到波及，你身在南京，当个两手空空的行政院长，又哪能自保？”

正说到这里，何应钦的胞弟送来一封蒋介石从奉化发给他的密电。电文首责他不该去就任李宗仁的行政院长：“出任斯职于反攻复国何补？弟乃兄之脊梁，黄埔军股肱，能舍军依桂？置共建之基业于不顾？兄对弟期望之殷，依偎之重，能忘棉湖订交之义？”次谓：“西南方为复兴之地，八年抗战几至亡国，若无西南，兄何以存？军何以胜？国何以复？”要何应钦出任“西南绥靖总司今”、“集反共之精锐，扼长江之上游，配合盟军东向，凯旋指日可期”。

何应钦看完密电交给李仲公看，李仲公看后说：“好！好！好！这电来得正好，来得及时。”何应钦怔怔地望着他。李仲公说：“你在南京两手空空，极为被动，这不正是你脱身的好机会，你回西南大有用武之地，云南的龙云、卢汉，西康的刘文辉，四川的邓锡侯和潘文华，早存反蒋之心，你去西南，登高一呼，群山响应，蒋电岂不来得正好。”何应钦听后喜形于色：“对对对，就这样办。”他说：“我们既然要这样做，还须与中共高层的人事先说好，免得进退失据，一发难收。恩来在重庆时我接触不多，不知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李仲公说：“你与老蒋貌合神离，他们哪会不知道？中共有统战政策，在延安人事方面就实行‘三三制’，他们对个人和以往的恩怨看得并不很重。”何应钦说：“那就请你代表我到北方去找恩来，先把事情接洽好，我立即去重庆做准备工作。”

如果何应钦真的率兵起义，1949年的西南也许就不会发生那么多流血惨祸。可是，李仲公还没有来得及去北方，何应钦就变了卦，原因是陈仪被捕被害。

某日，汤恩伯正坐在办公室看陈仪给他的一封信。信上说要介绍北方的朋友与他见面，见与不见他正在犹豫不决，因为陈信上说的北方朋友就是前来接洽起义的中共人员。哪知正在这时，军统老特务徐业道闯进他的办公室，那时徐业道是保密局的代局长。

徐业道的到来使汤恩伯大吃一惊，急忙把陈仪给他的信胡乱塞进办公桌的抽屉里。

徐业道请汤恩伯去对保密局办的一个训练班学员讲话，他不好推辞，便随徐业道匆匆而去。讲完话，他回到办公室急忙打开抽屉，发现那封信已不翼而飞，在他走后已被特务偷去。汤恩伯先发制人，恶人先告状，当晚陈仪被捕，不久就被害。

何应钦怕步陈仪的后尘，不但不再提起义的事，重庆也不去了，为了不使老蒋生疑，表明他与陈仪走的不是一条路，当即在电话上向老蒋表示忠心，请示他是否可以不去西南，立即去台湾听候调遣。蒋也怕他留在大陆生变，批准了他的请求。

当何应钦与李仲公分手时，他满脸无可奈何的对李仲公说：“唉！我与老蒋打交道二十余年，每天都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今后也只好祸福成败付之于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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