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钦屡次对蒋介石“逼宫” 为何仍能留任高位2？

逼宫下野，野心初露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准备北伐，组成了国民革命军，蒋介石任总司令，下辖7个军，将黄埔党军编为第一军，以何应钦任军长，其它6个军蒋介石认为都非自己的亲信部队。国民革命军成立伊始，就形成嫡、异两系，为后来几十年的流血内战种下了祸因。

北伐开始，兵分两路，一路向东出师闽浙，直指南京；一路向西出师韶关，直指武汉。

东路军由何应钦和白崇禧任正副总指挥，打福建、攻浙江，不出4个月就连克东南两省，还进了“六朝金粉”的南京城，何应钦当上了浙江省的省主席。

李仲公到环龙路何应钦的寓所，向他说明老蒋要等着看他的拥戴电。他却说：“我何应钦做事不像他蒋介石那样专制独裁，拥不拥戴他复职，我还要征求前方将领刘峙、顾祝同等人的意见。”李仲公提醒他：“白崇禧逼他下野，你不支持他，他对你已经大为不满，你现在不发拥戴电，岂不是暴露你与白崇禧是同谋么？你要知道，黄埔军队是他的命根子，他决不会轻意放过你的。”何应钦考虑了一阵，不由得叹息一声，苦笑一下，才向李仲公说：“那就请你代我拟个电报发出去应付他老蒋吧。”

何应钦的通电发出去后，1928年1月中旬，老蒋才从上海去南京复职。

李仲公当时与何应钦的二舅同住在南京斗鸡闸的一个独院内，有一天陈立夫跑来找他，说老蒋已去徐州，通知李仲公前去谈话。陈立夫前脚一走，何应钦同他的老婆后脚就走了进来，王文湘气急败坏地说：“大事不好，老蒋不讲交情，把我家的警卫全调走了。”何应钦说：“老蒋对我究竟是什么意思？把我的总指挥也撤了，摘了我的兵权，调我去总司令部任参谋长，丢尽我的面子，不管他要怎样，我决不接受，抗命就抗命，看他怎么处置我？”

李仲公是和事佬。他向何应钦说：“哪会有那样严重？你先不要着急，不要不冷静，即使他对你生疑，你们之间毕竟有段深厚的历史。他是个重感情的人，怎么会凭点疑心就处置你。今晚我要去徐州见他，尽力从中调停，希望能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过他的脾气你也知道，喜怒无常、刚愎自用，爱之如漆、恶之坠渊，是说得出做得出的。既然他还存在一天，你的实力还斗不过他，你就不能与他搞得过僵。”二舅王伯群也劝何应钦不要与蒋分裂，他说：“老蒋调你去当他的参谋长，虽不带兵，仅仅是一个幕僚长，一举一动又在他的眼皮子底下，但你也必须去，将计就计嘛。借此你可以与他重修旧好，冰释前嫌，韬光养晦，以待时机。青梅煮酒，闻雷失惊，难道这一套你还不会？”何应钦听了李、王二人的劝告，气才平了下来，准备顺水推舟，前去就职。

李仲公当晚在徐州见着老蒋，一提起何应钦，老蒋就大发雷霆：“白崇禧逼我下野，他何应钦若在旁说几句话，我何至于下不了台？连汪、冯、阎都通电全国拥护我复职，而他却迟迟不发对我的拥戴电，即使他怕白崇禧，难道他不怕我蒋介石？你回去告诉他，没有我蒋介石就没有他何应钦。我把他提得上也能把他拉得下，我调他当参谋长，不允他带兵，他若敢抗命，就叫他给我滚，今后我再也不想看见他。”

李仲公等老蒋发完脾气，才为何应钦转圜：“介公还须三思。何应钦秉性迟钝，不谙政局风云，这事发生后，现在他已痛自引咎，说他不知政治会这样复杂，他本以拳拳之心待介公，想不到会铸成如此大错，自己深责对不住介公，而介公对他还仁义有加，竟不弃他，还委以参谋长重任，他哪敢抗命，只是感到汗颜而已。”

经过李仲公这一番解释，老蒋才改变了态度。他说：“是这样就好，是这样就好。那你就回去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还把黄埔军队交给他带，随我北伐。”说后还提笔给何应钦写信，首叙他们在东征途中所订下的生死之交，次叙他对何应钦如何倚重信任，最后还以继承人相许。何应钦也给老蒋回了一信，表示要对老蒋“以报恩泽，虽肝脑涂地亦不悔”。两封信都写得娓娓动听，后来的事实证明，两人在信中所说的全是互相欺骗的假话。

韬光养晦，挫骨扬灰

自从1927年12月“逼宫”以后，蒋何之间表面上亲亲热热，称兄道弟，暗地里却仍互相猜忌，实际上关系微妙，杀机四伏。

老蒋承诺仍让何应钦统兵并未兑现，后来仅委他当了几年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和军政部部长，职务虽高而隆，就是不直接掌握部队，想要造反也造不起来。何应钦则韬光养晦，处处奉命惟谨，老蒋反共他反共，老蒋亲日他亲日，即使要用一个少校军官，他也必先请示后发委，至于所谓“党国大计”，更不敢随便开口议论，总之力图使老蒋相信他是最听话的“乖孩子”。

蒋军黄埔系将领中，以何应钦、顾祝同、刘峙、张治中、钱大钧、陈诚、陈继承、蒋鼎文这8人的职务最高，军衔都是星级上将，人称“八大金刚”。何应钦又居其首，称为“大金刚”。

黄埔军校第一期至第三期出身的次高将领，如曾扩情、胡宗南、桂永清、贺衷寒等13人，被称为蒋的“十三太保”。曾扩情位居其首，人称“大太保”。

当何应钦出任军委会北平分会主任时，老蒋在他身边安插上“大太保”，要曾扩情把何应钦看紧一点。派曾扩情为何应钦的政训处长，但何应钦对“大太保”的来意心里有数。按说何应钦是黄埔的总教官，曾扩情是一期学生，他们是师生关系；这时何应钦又是曾的顶头上司，他们是上下级关系，但何应钦却从不摆架子，开口闭口称“扩情兄”，把“大太保”哄得团团转，“大太保”在蒋介石面前尽打好字旗。

西路军也一帆风顺，光复了武汉市，还把广东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汉口。

蒋介石进了南京城，就不再打算北进，什么北伐不北伐，打不打倒北洋军阀，对于他已无关重要，武汉的国民政府倒成了他的一个心病，便决定掉转枪口用国民革命军去打国民革命军，吃掉西路军，吞掉武汉的国民政府。

消息传来，武汉方面对蒋介石的背叛也是群情愤激，曾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制裁蒋介石，将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近代史上的“宁汉分裂”，便是指的这件事。

在“宁汉分裂”之际，与蒋介石有生死之交的何应钦野心初露，他见武汉方面要将蒋介石开除出国民党，中共、冯玉祥、阎锡山、汪精卫等拥有实力的党派和人物对老蒋也是箭在弦上，就是在东路军中的桂系部队也与蒋介石貌合神离，蒋介石正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就是蒋介石认为绝对可靠的黄埔党军也在他的手上，他认为谋蒋之位、夺蒋之权正当其时，至于他与蒋介石在棉湖战役后的海誓山盟，那不过是互相欺骗的鬼话。于是，何应钦便与桂系的白崇禧合谋，上演了一出“逼宫”闹剧，逼使蒋介石通电下野。

正当何应钦与白崇禧二人庆幸“逼宫”成功的时候，真像一声惊雷，惊醒了二人的“逼宫梦”，惟时才一个月，蒋介石又像神话似的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关于“逼宫”这段史实，近人写得不少，但不是语焉不详，就不免是鱼鲁亥豕，熟知这段史实内情的人，在解放后仅有李仲公一人。因为李仲公当时曾为此事周旋于蒋何之间。李仲公建国后曾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他在所写回忆录中曾详叙此事。

1927年12月初，老蒋挥师沿江而上，企图一举攻克武汉，把北伐大革命变成他实现独裁统治的反革命内战。先头部队已到达了九江，而前敌正、副总指挥何应钦与白崇禧却按兵不动。老蒋心中生疑，便召集二人谈话。老蒋向何、白二人力言武汉的国民政府比北京的北洋政府更为可虑，不克武汉，是留下一个心腹大患。老蒋说得唇干舌燥，何、白二人置若罔闻，老蒋问二人有什么意见，二人也不作应对。

白崇禧不表态，老蒋倒没有什么，而由老蒋一手扶持起来又是结拜兄弟的何应钦竟也装聋作哑，老蒋不由得气上心来，便厉声问他二人为何不说话。何应钦以目向白崇禧示意，白崇禧心领神会，他便不愠不火地答道：“总司令要停止北伐，去打武汉，岂不违背先总理中山先生的遗教，而令亲者痛仇者快？我们认为本党内部的问题，还是以和为贵。”

老蒋本来就是个胸襟狭窄的人，这时又正在气头上，听见白崇禧竟敢公然反对他，甚至还指责他背叛孙中山，顿时恼羞成怒，便忍不住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我不和！我不和！要和你们去和！要和你们去和！”“你们要去和，我蒋介石就离开，就辞职，我看你们有什么本事来收拾这个局面？”何、白二人要的就是老蒋的这句话，白崇禧便慢条斯理地答道：“为了顾全大局，团结本党，总司令离开辞职，我们坚决拥护。”白崇禧这些话直端端地顶在老蒋的心口上，弄得他十分尴尬。这时老蒋猛然醒悟到逼他下野乃早就有此预谋，若不下野，白崇禧定会堂而皇之的以讨逆的名义与他兵戎相见，而他一旦落在武汉与桂系的夹击之中，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老蒋完全没有想到一下子会落入这般困境，而要摆脱这种困境，惟一的指望便是他的结拜兄弟何应钦站出来支持他，因为何应钦支持他，白崇禧便不敢轻举妄动，若再由何应钦说几句转圜挽留他的话，不仅使他有台阶可下，还会把这场“逼宫”化之于无形。老蒋以这种心情，屡屡以求助的目光向他有生死之交的何应钦示意，他万万没有想到，何应钦竟装聋作哑，沉默不语。老蒋一气之下，咆哮着：“好！好！好！我下野！我下野！”怒气冲冲地走了出去，回到奉化，通电下野。

何应钦与白崇禧自认为略施小计，不费一兵一卒就把老蒋赶下台去，正在庆幸自己胜利的时候，也使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不到一个月，老蒋又卷土重来。

老蒋通电下野，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为了麻痹视听，表面上他回到奉化住了几天，在扫墓祭祖之后，便转道上海，带上爱妾陈洁如东渡日本，好像不再置身政局，暗地里他却派出说客，西去武汉、北上鲁晋，与汪精卫、阎锡山等人议和，答应各种条件，达成相互支持的默契。于是，老蒋下台为时不过一个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大嚷大叫要制裁老蒋的权要人物，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通电全国要求老蒋复职，拥护老蒋继续领导北伐。那时的时局真像变戏法一样，曾经犹如冰炭的宁汉关系，倏然之间又变得水乳交融。

1928年1月，老蒋从日本回到上海，寄住法租界吴忠信的寓所，他把李仲公找去谈话，声色俱厉地向李仲公说：“现在冯焕章（冯玉祥）、阎百川（阎锡山）都发出对我的拥戴电，他何敬之为什么还没有所表示？你去问他：他究竟安的什么心？他究竟有什么打算？”李仲公连忙为何应钦向老蒋解释：“敬之对介公一片忠心，他哪会有什么打算？只是他这个人在政治上反应迟钝，是一个不叫说不敢说，不叫动不敢动，只知勇敢作战、埋头工作的人，我立刻就去找他，保证明天您就能看见他对您的拥戴电。”老蒋说：“你去告诉他，不要麻木不仁。”

1935年6月9日，何应钦秉承老蒋之意，与日本驻华北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臭名昭著的《何梅协定》：撤出在北平、天津两市及河北全省的中国军队，取缔一切抗日活动……何应钦为蒋介石背了黑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得到了虽孝子贤孙也不能更改的“亲日派”和“卖国贼”两顶帽子。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西安扣留了老蒋和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人，消息传到南京，孔、宋家族惊慌一团，而何应钦则欣喜若狂，他认为这又是一个对老蒋落井下石的大好机会，立即召集王伯群、何辑五等几个亲信开会，决定了两个乘势夺权的方案。

一个方案是对张、杨两将军采取“讨伐”的军事行动，由何应钦任“讨伐军总司令”，倾黄埔之军四路围攻西安，派空军狂轰滥炸，将张、杨羁蒋之地夷为平地，使老蒋于轰炸中挫骨扬灰，尸骨无存。这个方案已有今人在回忆录中提及，但第二个方案却鲜为人知，若不是当事人泄露，恐怕永无暴露之日。

第二个方案名《统一党国·革新政治草案》。内容除一套掩耳盗铃的空话，断定老蒋已不存在外，着重调整人事，何应钦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白崇禧任军政部长，汪精卫任国民党总裁兼行政院长，王伯群任中央银行总裁……等等。哪知何、汪正在蠢蠢欲动的时候，蒋介石却突然被释放回南京。何应钦这次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因怕蒋介石不会放过他，惶惶不可终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