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欲取代蒋介石的何应钦为何能寿终正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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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应钦并没有因大权旁落而怨天尤人,他不甘寂寞,频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何应钦在世时,台湾共召开了六次“国民大会”,一次临时会议,每次大会,何都应蒋介石之召出席会议并出任主席团主席,为维护蒋家统治效尽犬马之力。

  1955年5月,何应钦收到一封海外来信,信中说“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一个约150人的代表团,在美国的麦金诺岛开完会以后,将应邀赴日本、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访问。这个“重整运动”对台湾的状况很感兴趣,希望何应钦能够与台湾当局联系,当个介绍人,邀请他们顺道访问台湾。

  原来,二次大战后,西方国家为遏制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发展,发起所谓“世界道德重整运动”。他们认为,反共已成为世界问题,必须以道德来武装人类,抵制共产主义的“污染”。何应钦对这一运动十分感兴趣,他认为这一运动与中国传统道德精神相吻合,用它可以消除共产主义对台湾的影响。现听说这一组织有意访台,他非常高兴,马上游说蒋介石,力邀代表团访问台湾。蒋介石同意了何应钦的请求。这个代表团访问台湾后,在台湾很快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

  在这之后,何应钦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团频频出访西欧、北欧和菲律宾等国,加紧与世界反共势力联系。政治上失势、军事上失权的何应钦,又从“道德重整”中寻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

  国民党去台之初,为了打破在国际上日益孤立的地位,蒋介石制定了以依附美国为基础,争取日本支持的“外交”策略。二次大战中,中国是战胜国,日本是战败国,当时二次大战结束没有几年,国民党与日本的关系还十分微妙。谁能担负起与日本开展“外交”的重任,何应钦当然是最好的人选。何早年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有着特殊的感情和千丝万缕的联系,蒋介石决定要何应钦以私人名义,出访日本。

  这天,蒋介石让秘书给何应钦打了个电话,请何来“总统府”坐坐,说是有要事商量。 何应钦放下电话,激动了好一会儿。自己如今是个闲人,“蒋总统”有什么事情要找自己商量呢?第二天,何应钦精心打扮了一番,米黄色的西服,鲜红的领带,头发梳得发亮,精神抖擞地来到“总统府”,等候老蒋召见。

  很快,蒋介石身穿藏青色的长袍走进了会客厅。见到何应钦,蒋表现出少有的亲热,他紧紧握住何的手,询问了他近来的生活情况。落座以后,蒋介石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何,希望他通过私人关系,架起台湾与日本政府联系的桥梁。这对何应钦来说,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我一定按照总统的指示去做。”他一口答应下来。

  何应钦果然没有辜负老蒋的期望,五六十年代他偕夫人多次访问日本,用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蒋介石交代的对日“外交”政策,深得老蒋的赞赏。

  1964年,台湾进行第四届“总统”选举。众所周知,“总统”非蒋介石莫属,但“副总统”因陈诚的去世,其继任人就成了人们关注的对象。蒋介石早已明确,要提拔“新进”,并已内定严家淦为“副总统”。但为了摆出所谓民主的姿态,蒋介石把何应钦等人推上了前台。在“总统”选举前,蒋介石授意中央通讯社刊发了张群、何应钦、孙科、严家淦等四张照片备用。何应钦虽然明知自己是陪衬,但对蒋介石没有忘记他这匹伏枥老骥,仍心存感激。他拿着刊有他们四人照片的报纸仔细看了半天说:“我虽然年纪大了,但时刻听从蒋总统的安排,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干;应该让年轻人做的事情,就让年轻去干吧。”

  1975年蒋介石在台北病逝,何应钦十分悲痛。跟随蒋介石干了几十年,如今国民党孤悬海外,老蒋丢下弄臣老将,独自撒手西去。由此,何想到了自己。想着,想着,他不禁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晚年的何应钦有了更多的时间读书学习,他把兴趣集中到对三民主义的研究上。他经常在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评议形势,在国民党各种重要的纪念日和公共场所发表演说,宣传三民主义。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和平解决祖国统一的新方针,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台湾当局把中共和平统一祖国的善意当做是“统战阴谋”,抛出了所谓“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1981年,国民党十二大通过了《贯彻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把“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口号正式明确为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为了贯彻国民党十二大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何应钦主持和发起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研讨会”,他发起召开的这次研讨会,意在抵制当时中共提出的“台湾回归祖国”的大政方针,同时也是想抑制当时在台湾刮起的“台湾独立”和“两个中国”之风。

  1982年8月,何应钦在台北空军活动中心召开了“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大同盟”发起筹备会。这个组织,自然得到了台湾当局的支持。10月22日,该组织在台北阳明山中华文化堂内,举行了成立大会。何应钦、陈果夫、谷正纲、蒋彦士等31人组成了主席团。何应钦任主席。

  为了扩大这个大同盟的影响,何应钦在台北中山公园的广场上,主持了一个万人升旗仪式,这个活动盛况空前,当时的“行政院长”孙运璇及台北各机关首脑都应邀前往助兴。台湾各大小新闻传媒,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

  这可能是何应钦来台后,最为得意和风光的一次活动。

  何氏养生三大秘诀:修养、生活和医药

  何应钦一生宦海沉浮,但家庭生活十分幸福。

  1917年,他与当时贵州军阀王文华的妹妹王文湘结为伉俪。王文湘比何应钦小8岁,知书达理,温柔贤惠,操持家政,侍奉何应钦,成为何日后荣辱坎坷的忠实伴侣。王文湘终生无出,曾有人劝何应钦纳妾,生儿育女,续接何家的香火,被何怒斥一顿。几十年过去了,夫妻恩爱如初。何应钦的弟弟见兄长没有孩子,便将自己的女儿丽珠过继给了何应钦。何应钦夫妇将丽珠看作比亲生女儿还要亲,嘘寒问暖,悉心抚育。何丽珠自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后,被派往美国“领事馆”工作,后来因何应钦夫妇年事日高,便申请回台,照顾父母。何丽珠与丈夫蒋友光在离何应钦寓所不远的地方,买了一栋房子,只要一有时间,便来陪伴父母,节假日更是带着孩子前往。一家人其乐融融,何应钦夫妇享尽了天伦之乐。

  王文湘来台后,身体一直不好。1952年即被医生诊断为乳腺癌,且癌细胞已经扩散,无法手术。王文湘病重期间,何应钦亲奉汤水,侍应于左右,并每年送王到日本治疗。王文湘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每个礼拜天的上午,必在家里举行聚会,习经讲道,即使是病重亦不肯缺席。王文湘生性开朗,自知得了癌症,来日无多,但她能够在精神上自我放松,与病魔进行斗争。再加上何应钦和女儿的悉心照顾,她多活了20多年,于1978年4月病逝,终年82岁。

  老妻的离去,使得何应钦非常悲伤。虽然妻子一直身体不好,他思想上也早已有所准备,夫妻两人相依相靠,由大陆到台湾,携手度过几十年风雨人生。如今妻子撒手先去,一种孤独感便油然而生。那天上午,他把女儿叫到书房,就像朋友一样,向女儿娓娓讲述了他与妻子多年来相濡以沫的恩爱故事。说着说着,何应钦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

  “爸爸,人死是自然规律,妈妈已是高寿而终,您应该宽心。现在我们在您身旁,会好好地侍候您老人家的。您还得多多保重身体啊。”何丽珠轻言细语安慰着何应钦。

  女儿何丽珠非常孝顺父亲,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为了便于何丽珠及秘书、侍从照顾何,台湾当局“国防部”在厦门街专门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别墅,给何使用。何丽珠和丈夫很快搬过来,陪伴父亲。一家人热热闹闹,何应钦很快就从悲伤与孤独中走出,恢复了常态。 何应钦身体一直很好,他的健康长寿,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一次,台湾健康长寿会请何应钦去介绍养生之道,何高兴前往。他在大会上,介绍了自己的养生秘诀。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健康长寿,从我个人的心得与体会来说,我认为有三点非常重要,这就是修养、生活和医药。”

  “我是一个基督徒,遵照上帝的旨意,人应当宽忍为怀。《中庸》里有一句话,叫做‘大德必得其寿’,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人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只有用温和、慈良、宽宏、厚重、缄默来克服心中的猛厉、残忍、褊狭、轻薄、浮躁,才能做到心直虑正。久而久之,人的心理就会始终处于轻松向上的状态。这对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利的。”

  “第二,就是生活要有规律。我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从不打乱。这种生活习惯,是我年轻出外读书时就养成的。我不嗜烟酒,不暴饮暴食,就是在战争年代,无特殊情况绝不熬夜。”

  “除生活有规律之外还要适当运动。我从小就喜欢各种体育运动,球类、田径我都很喜欢。到台湾后,我的爱好改为‘三打一跳’。即:打桥牌,打高尔夫球,打猎和跳舞。后来年纪大了,不能打猎了,高尔夫球也打不动了,我就以散步为主。出外旅游,能步行时,我就不坐车,以活动筋骨。”

  “第三,要相信医生。人生了病,就要抓紧治疗,而不要讳疾忌医。我的夫人王文湘身体一直不好,她之所以能够多活20年,靠的就是现代化的医疗手段。所以我只要感到不舒服,就会马上到医院看病检查,及时治疗。”

  会上,何应钦用轻松幽默的语言,大量的事例,介绍了自己的养生心得。他的讲话,得到了台下人们的阵阵掌声。

  到台湾后,何应钦政治上不得意,但他并没有因此把自己禁锢在深宅大院里,而是更加积极地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活跃自己的思想,这大约也是何应钦健康长寿的另一种原因吧。 1965年5月30日,台北何氏宗亲会成立,前来祝贺的人非常多。台湾当局规定,现役军人不得加入宗亲会之类的民间社团组织,何应钦为终生军籍,故不能参加何氏宗亲会,众人皆以为憾。但他作为何氏一门尊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并致贺词。

  何应钦除了被何氏宗亲视为荣耀外,更是贵州旅台同乡会的骄傲。何应钦一生小心谨慎,不敢对同乡们有过多的关照,但到了晚年,同乡会的重大活动,他时有参加。每年何应钦生日时,同乡们就要设宴祝贺,如果何应钦实在推谢不了的,他必一再叮嘱操办之人,要节约,不能铺张。他参加宴会时,必自带酒水,以减轻同乡会的负担。宴会上,何是长者尊者,但他从不摆架子,用贵州话叙说家乡掌故和有趣开心的故事。这些,深得同乡们的敬重。

  1985年11月3日,贵州同乡会新的会馆启用,这一天,96岁高龄的何应钦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一活动并剪彩。剪彩完毕,同乡们争相与他照相。何应钦端坐在太师椅上,开心地笑着,让人摆布,也不推辞。

  随着年岁增高,何应钦思乡怀旧之情与日俱增。他很喜欢在家里接待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个时候,他会兴致勃勃地谈起故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仿佛又回到天真的童年时代。祖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只要有人去贵州,他总是拜托他们回台湾时,不要忘记带回家乡的土特产。有人从贵州探亲回来,他必定要向他们打听大陆亲属们的情况。

  春去秋来,转眼何应钦已是快100岁的高龄了,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常常独自一人待在书房里,望着墙上的《泥凼风景图》长久出神,喃喃自语。这幅画是著名画家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描述贵州老家兴义县泥凼镇的风景,凭想象画出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看着画中家乡那参差的房舍、崎岖参差的羊肠小道,不觉心驰神往,故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就如这幅图画一般在眼前打开,他仿佛觉得自己已回到了故乡……

  何应钦出生于贵州兴义县(现为市)城南约42公里的泥凼镇。他出生时的何氏旧居,至今仍较好地保存着。当地政府还拨出专款,对何氏祖茔进行了修葺。一次,一位兴义小同乡回大陆省亲,返台时,带来了一本家乡人赠送的兴义市及泥凼镇的彩色影集,他还带话说:“乡亲们欢迎何将军回故乡走一走,看一看。”

  何应钦一辈子反共,直至老年。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他看到了。传过来的话,他也听到了。但遗憾的是他把这些信息,都当做是“中共的统战阴谋”。

  尽管如此,何应钦无时无刻思念着家乡的山山水水,渴望见到故乡亲人。年愈高,情愈切。

  他时常把家乡人民带来的照片,拿出来翻看。照片的泥凼街,是那样熟悉,又是那样陌生。看到泥凼石林,他就想起童年与伙伴们在那里嬉戏玩耍的情景。看到大山中那羊肠小道,他就想到当年只身一人,踩着这条小道,离开泥凼,到兴义考县立高小。他就是从这条小道,走出泥凼,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

  每每想到此,何应钦就会陷于深深的思乡怀旧之中。但这种人之常情与他头脑里顽固的政治观念相矛盾。 晚年何应钦的思想,一直在这种矛盾斗争中苦苦煎熬着。 何应钦95岁时,当局专门为他成立了“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辑委员会”,拨出专款为他出版了丛书12册。

  何对女儿何丽珠说:“先总统时代,蒋公给予我的最大荣誉是抗战结束后在南京主持了受降大典;而来台后,经国先生给予我的最大荣宠是参加了我的90和95寿诞祝贺。我这一辈子,得到了常人没有得到的东西,也应该满足了。”

  何应钦就是靠这,冲淡着自己的思乡之苦。

  1986年4月的一天,何应钦在与友人打桥牌时,突感不适,马上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医生诊断为轻度中风。

  1987年初,何应钦的身体日渐衰弱,“荣民总医院”用尽了最好的药物和一流的医疗设备,尽可能延续他的生命。女儿何丽珠以及何的侄儿侄女们,在医院轮流守护,希望他能活过100岁。

  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下降,医生进行了全力抢救。延至21日上午7点30分,终因心脏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时年98岁。

  何应钦在国民党中向有“福将”之称,他的死也算是“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