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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健国：请教任仲夷(未删版)
本文由作者友人张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朱健国
15日22时接《南方都市报》朋友电话：改革家任仲夷先生于今天上午在广州病逝！一时百感交集，哀思弥漫。谨全文发表旧作一篇（原来发表时有删节），以志纪念！
1．依然故我
2．前后“书记”不一样
3．党章、宪法没有“常务”职称
4．可怕的“老板情结”
5．华国锋没有给张志新题词
6．建议大连建特区
7．平反“广东地方主义”
8．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真相”
9．将蛇口“放生”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11．“一目了然” ，“偏听不偏信”
12．于光远是“五不停”
13．“活动”就是运动
14．我无权干预别人写我
15．“是是非非”
风云虽去，青史永在。在改革开放20年来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英名将永载青史。
任仲夷，就是其中一个。
是任仲夷，1978年便“擅自”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推动了批倒“两个凡是”；是任仲夷，1984年就制定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深圳“蛇口工业区”四大权力，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政企分开的企业，将蛇口“放生”为一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是任仲夷和中共广东省委，勇于实事求是，1982年就开始为蒙冤30年的“广东地方主义”受难者平反昭雪……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年过68岁的中央委员，一律辞去中央委员及行政职务，任仲夷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退居二线，改任“中顾委委员”。从1914年在河北威县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1943年任冀南五分区专员，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由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几乎经历了中国20世纪的各种风浪。离休14年来，他虽然没有党内外职务了，但每年都借出席党内外重大会议，发表促进改革开放的“未雨绸缪”。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心仪已久的任老。86岁的任老戴一顶工人鸭舌帽，上穿一件黑色工装夹克，下着一条褪色的旧蓝布裤，整个衣着仿佛一个下岗工人。可是他那犀利的目光，清晰的回忆，敏锐的应对，曾经沧海的风采，顿时让人见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一位极其机智而坚定不屈的思想长者。
任老在省委机关早已不设办公室了，此时借广东省委一间会客室，回答我请教的若干问题。
两个半小时的任意放谈，人生真谛“大珠小珠落玉盘”。任老时而“烈士多悲心”，“雾锁浓云”，“怎一个愁字了得”；时而“壮士不回头”，“清风两袖朝天去”，“雪消门外千山绿”，开怀大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个世纪思想长者的独特智慧，理当让众人分享，正是献给新世纪新千年的最好礼物。谨据访谈录音，摘要奉献任仲夷的14个思维观点。
1．依然故我
朱健国（后简称“朱”）：任老，您退下来有14年了，您现在的思想和原来在位时的思想有些什么变化？
任仲夷（后简称“任”）：基本没变化，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常有所变化，老了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我的变化不大。“文革”以后跟“文革”以前有很大变化。
朱：听说您在“文革”中被诬蔑为“三反分子”，戴五丈长的高帽子“驾飞机”？
任：“大走资派”都是这样的。“文革”头三年里，批斗我的会，几千人以上的批斗会有2300多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有十几万人。小的批斗会就数不清了。凡是我在哈尔滨到过的单位，必然要斗我一次。
2．前后“书记”不一样
朱：任老，听说您对省级领导干部的称呼沿革，有些研究？
任：那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我有一些亲身经历。六十年代我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那时（一把手）都叫第一书记。后来（1981年）我到广东来，也是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就是一把手。当时有的省还设第二书记，有的省还有第三书记，下边都是书记、书记……有的还设候补书记。这个职称曾变化了好几次，从我退职以后，省委书记就没有第一书记之称了，“一把手”叫省委书记，其余都称副书记。所以现在报上介绍原第一书记都改为“原省委书记”，这样报道是不准确的，因为1985年以前的省委副书记都称省委书记。
朱：省级党委这样设“第一书记”和“书记”，没有“副书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任：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省委、市委、县委都称第一书记和书记，“第一书记”之后都称“书记”……；1954年以后，“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之外还设有“候补书记”。我就做过“候补书记”，1958年，我先任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朱：“候补书记”是否常委呢？
任：是常委，我先是常委，后是“候补书记”，再后来是“书记”。当时黑龙江省就设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后面是书记、候补书记。
3．党章、宪法没有“常务”职称
任：现在党内新设的“常务副书记”，这个在《党章》里是没有规定的。还有什么“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宪法》里也没有规定。你看《宪法》，《党章》，里面都没有“常务”这个职称，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十二大”，从陈云当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这时候，在选票上才写了“常务书记”。过去党内外职称没有现在意义的“常务书记”。一般分工时，第一书记下面分设几个书记：有管工业的，叫工业书记；管农业的，叫农业书记；管文教的，叫文教书记；管日常事务的，叫“常务书记”……这个管“常务”的书记和别的书记级别是一样的。可现在好像是“常务书记”就高了半级，“常务副市长”就比别的副市长要高半级。
朱：是啊，现在一般老百姓的感觉都是这样的。
任：这并非人们的感觉，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过去这个“常务书记”有时排列在前，也不说明这个“常务书记”就比别的书记大，它主要是分工的关系，它是分管日常工作的。在名次的排列上，担任常务的副职和其它副职并无先后之分，有时甚至还排在最后。黑龙江省委在六十年代设有两个“常务书记”，其中有个“常务书记”名列在几位书记之后。
4．可怕的“老板情结”
朱：任老，您到辽宁省委当第一书记，是哪一年去的？
任：1977年。
朱：当时张志新冤案的平反，是您去之前就开始在准备了，还是您去了之后？
任：我去了之后。
朱：当时是您拍的板吧？
任：是在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的。第一书记最好不要用“拍板”这个字眼。“拍板”这个字眼是不准确的。
朱：现在人们常说这个词，并且以为这是一种领导干部的改革风采。
任：当“老板”的都是这么叫起来的，各级党委、各级书记都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因为他能拍板？他根据什么来拍板呢？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按党的原则，在重大问题上，是不能根据个人意见擅自拍板的。
当然，有些日常工作、日常行政意见，有时个人可以拍板，他是头嘛。但是重大问题，不应该由一个人，也不能由“一把手”个人拍板。所以现在把这个那个书记叫“老板”，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也就是通常称为“老总”的，可以叫“老板”。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权力来源不同。我不赞成把市长、省长，特别是把党委书记叫“老板”。
我是很讨厌别人称我“老板”的。我下来以后，听说也有人称呼我是“老板”的，我很反感。但是现在一些人都好象习以为常了，不认为是个什么问题。
在国外，如果一个资本家要竞选，选省长，选市长，他得先把“老板”这个职务辞掉，才有资格作为总统候选人，省长候选人、州长候选人。我们呢，恰恰相反，到了政界，当了书记、省长、市长、县长以后，反而成了“老板”。大家竟然都习以为常了。1996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发表了关于我的一篇访谈文章，题目是《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我说，在旧社会，“老板”是指掌柜的，是指生意场上拥有资产拍板算数的人。记得30年代有部电影《十字街头》，其主题歌《春天里》，唱词有“哪怕老板娘作怪模样”，就表现了穷苦青少年在旧社会中对老板的厌恶和蔑视的心情。现在搞市场经济，在一些企业里，职员称经理、工人称厂长、伙记称店主为“老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可奇怪的是，在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政府的行政部门里，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党委书记、政府领导人，听人称自己是“老板”竟也习以为常。一些镇长或镇委书记、县长或县委书记、市长或市委书记，明知下面的人称自己为“老板”，不但不制止，反而听之任之。连美国的州长和总统、香港总督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老板”，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赋予的权力反倒属于一些领导干部自己私有吗？“父母官”概念不对，“老板”也不对。许多报纸都转载这篇文章中我的“父母官”观点，但不转载我批评“老板”的意见。难道一些人认为叫领导干部为“老板”就合适吗？
朱：一个社会若民主法制不健全，传媒也往往会被时弊污染。在大力宣传民主法制的改革之年，“父母官”和“老板官”却得到歌颂和盛行，这实在是应当重视和研究。一些传媒现在经常报道什么“一把手现场办公拍板”。
任：如果是现场办公，现场拍板也可以，我不是说日常行政工作，日常行政工作他可以拍板。但凡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能由一个人拍板。一旦形成习惯，“一把手说了算“，“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不论什么问题，都得依靠“一把手”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那怎么能行呢？这是个常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朱：18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是从潘恩写作《常识》开始，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从《新青年》开始普及常识发轫。一个社会一旦到了遗忘常识的时候，人们就应当高度警惕了。
5．华国锋没有给张志新题词
朱：任老，您当年怎么知道张志新这个冤案的呢？
任：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倒不记得了，反正是宣传部里的干部。张志新原来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部。
朱：当时您为张志新平反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任：那时还是“两个凡是”盛行。不过，“四人帮”都倒台了，本着实事求是，有冤案，就得平反嘛。
那时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赞成为张志新平反。我还提议要给张志新在报上登一帧大像片，并放在显著位置，辽宁最先登，这以后，全国各报也都登了张志新的大像片。
朱：您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看到张志新那样动人的照片，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专制的悲愤。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任：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来辽宁视察。我在陪同时曾建议：“请华主席给张志新题个字。”华国锋当时没吭声，只看了我一眼。
朱：您在给张志新平反的决定做出之前，跟中央打了招呼没有？
任：没有。有错就得纠错，有错必纠嘛，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的冤案有很多嘛，没有必要就张志新一人的案子请示中央。
那时候几个干部问我，华主席不给张志新题词怎么办？我说，他不题词可能有他的考虑，但我们还要按照省委的平反决定去办。
把毛远新永远开除党籍，这也是我们省委决定的，建议中央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得到同意。
朱：也是您的意见？
任：不是我一个人拍板，我没有当“老板”噢。我从来不愿意别人称我是“老板”，因为我没有当一个企业或公司的经理。
朱：毛远新现在哪里？
任：不在辽宁，也没有在北京，可能在外地。
朱：您现在怎么看平反张志新冤案？
任：它对批倒“两个凡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6．建议大连建特区
朱：前几个月我听雷宇说，1980年，您在大连跟华国锋争过一次？
任：是。争什么呢？我当时提出大连应当办特区，当时中央要在深圳、珠海搞特区嘛，我向华国锋建议，大连也应办一个特区。
朱：他没有同意？
任：他没有明确表示。我们就充分地说了很多理由，说香港那么一块弹丸之地，现在搞得那么现代化，大连是有各种有利条件，如果搞特区的话，一定发展很快。华国锋最后心动了。他前两年（1996年）到广东来，他还和我又说起这事。他说：你那时候讲得那么生动，我回到北京后，要谷牧到辽宁了解情况。谷牧是管特区的嘛。
朱：谷牧是什么态度？
任：谷牧到了辽宁以后，就说还不到火候。说中央只同意在深圳那些地区先搞，现在不能搞那么多。那时候搞特区，中央意见都不一致啊！
朱：阻力在哪里？
任：一直到1981年中央开会，有几个人写信给陈云，提出：“抑需求，缓改革，重调整，舍发展”，陈云很欣赏这12个字。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讲“发展是硬道理”呢！同时陈云还在这次中央会上提出：特区只能搞那几个地方，就是指的广东、福建。
朱：那上海不能搞特区就与此有关？
任：当时认为，江浙一带是沿海，是帝国主义的熟门熟路，上海当然不能搞喽。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说，那时候上海没有搞特区是个失误。
7．平反“广东地方主义”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是省委提出的，因为到“时候”了。
朱：那您觉得指责“广东有地方主义”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有的人爱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广东人没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海南岛，过去归广东省嘛，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犯有错误，仍主要念记他的政绩，说雷宇也应当修庙，搞个六公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
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辽宁有辽西、辽东、辽南，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又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
再比如我，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听到个别人有这样一句话：怎么广东都不出一个第一书记呢？有这种说法，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什么“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大对了。这个“主义”一词在中国用得最多，中国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是我曾查了一下1979年版的《辞海》，没有“主义”这个词，但是台湾的《辞海》里头有。我们近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
朱：有些事很怪，用得最多的词，反而没有明确的解释。不过，1999年版的新《辞海》，新增添了“主义”一词。
任：直到1999年才把用了好几十年的“主义”这个词，增入《辞海》，未免太晚了！但还算好，没有拖到21世纪。
8．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真相”
朱：任老，您这一生难忘的故事有些什么事情？
任：凡是国家大事我都忘不了。
朱：雷宇当年那个“海南汽车事件”，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什么遗憾？
任：我告诉你，当时海南出了这个毛病啊，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那个进口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是有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规定，在6条里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个6条，海南的错误肯定没有那么大。工商总局那6条，当时我们的省政府有人专门核实过， 一位副省长跟工商总局领导打过电话，当时电话里答复是，“那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那是我们党组共同讨论的”。但是这件事，在《人民日报》那篇《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只字不提，这是实事求是吗？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其实，改革这么多年了，要做到“实事求是”四个字，还很难呀！
9．将蛇口“放生”
朱：任老，有人说您一生中的几个重要贡献，有一个就是对早期蛇口工业区的大力扶持。
任：那不能这么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朱：袁庚说，他最感激您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您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在蛇口；一件是让清华学生周为民留在蛇口。
袁庚前几天对我说：“1984年下达的广东省政府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 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进户口，蛇口可以批。还有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是任仲夷同志主持的。当时谷牧副总理代表中央来参加。就是这个“31号文件”，解决了我跟梁湘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问题，使蛇口真正成为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任：开始我曾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因为梁湘被我说服，到深圳当市委书记兼市长后，觉得一个人搞不过来，希望再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就想到了袁庚，可袁庚坚决不做，不当。他不做，坚决不做，后来我就同意了。
朱：所以袁庚一直非常感谢您。他说：“当时他们要我兼深圳市的市长，中央也讨论同意了，但我有考虑，就到北京找组织部长宋任穷，我说我一去，蛇口就会垮的，我自己在那个地方，干几年就要下来了。宋任穷说，这个决定不是我们中央决定的，是省里提议的，你还是回到省里边跟任仲夷谈这个问题。我马上坐飞机回到省委，正好任老在开会，知道我来了，在会休时间他还是出来见我了。我跟他讲这个问题，他就与刘田夫省长商量。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中央就宣布，把我当深圳市长的决定解除了。否则，我后来在蛇口的一些‘试验’就搞不成了。”
此外，您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至今难忘。
他说：“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时，周为民就率领清华学生去纪念周总理，到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就到蛇口来了，我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有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公安局手上，因为周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仲夷一直另有看法。任仲夷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公安局抓周回去。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
任：是啊，袁庚这人思想是很开放的。“深圳速度”，首先是来自“蛇口速度”；而后才有建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
袁庚同志是一位很有思想，政治上很强的老干部，他很有能力，很有见解，他重事业而轻官职，在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等封建思想传统极深的社会里，这种人是不多的。深圳牙科医疗中心的老院长黄铭楷，也是这样一种重干实事而不追求当官的人，省委组织部曾想让他做省卫生厅长，他因热心牙医事业而婉言拒绝了。十几年来，他为深圳和广东的牙科医疗技术革新，对市场经济中现代医院的管理规章研究，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朱：任老，新世纪、新千年的元旦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在隆重准备，您准备怎么过这个千禧年的元旦呢？
任：怎么过？没有这个计划。我就在广州，就近过了。
朱：您今年86岁，跨世纪了，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任：能跨就跨，不能跨就不跨，我从来不过生日的，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祝寿，习仲勋祝寿，我去参加了贺寿。
朱：任老，您现在常读的书是什么书啊？最近读什么书？
任：杂七杂八，最近读《鲁迅杂文》。
朱：难怪您的思想那么有锋芒。往年“两会”，您虽然话不多，但都说得很实在，一语中的，百姓高兴。
任：我是“套话、空话难免，错话、违心的话少讲，假话、大话切忌”。
朱：在政界高位，能不说假话，我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了。
任：有时候自己不想说假话，写东西也不想写假话，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作怪，非得让人违心不可，难呀！说来说去，还是勇气不足，胆量太小的原故。
11．“一目了然” ，“偏听不偏信”
朱：任老，您每天晚上11时睡觉，早上5 点钟起床，读书是晚上读还是白天读啊？
任：白天，我的左眼睛已经不能看书了，是黄斑症，眼底血管一出血，它就影响视力了。我现在只能一只右眼看，是“一目了然”。
朱：但我从外表还看不出来。
任：我最近右耳也背了，近来才发现的。现在只有左耳这一边听得清楚。所以我是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信”。还有我的胆早就没有了，1983年割去了胆，1993年切除胃的五分之四。我过去胖啊，现在瘦了。85年的时候，我得过脑血栓，当时人也不会说话了。
朱：这颇有哲学意味：您耳辨“左”风，眼明“右”路，正好宽容多元，不偏不倚。人家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任：那不能千篇一律的，对于我来说，“千金难买老来胖”，增加1斤都困难。
朱：您现在体重是多少？
任：100斤（50公斤），人家有时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我说，不是越来越年轻，而是越来越“体轻”了。
朱：不算少，因为您身高不是很高嘛。
任：我过去比现在高，我过去比现在至少高三公分。
朱：您是在杨尚昆、习仲勋离任后来广东接班当省委一书记的？
任：我来，他们两个走。
朱：您后来交班是交给林若了。这种交班是由您个人推荐还是中央定的？
任：中央定的。
12．于光远是“五不停”
朱：任老，听说前两天于光远来拜访您了？
任：他每年都来。文革以后，我在辽宁开始认识他。他去辽宁调查，我去北京开会，就认识了嘛。我到广东，他每次来广东多半来我这里。
朱：于老现在文化界很受尊重，他老在想新问题。
任：于光远很博学，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自从认识他以后，觉得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年四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和想问题。他因病住院动手术，躺在病床上，还用口述的办法写文章。他算得当代中国一个少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之多、内容之深是罕见的。特别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站在反对伪科学的前列，与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斗争。每次他来广东，我多半都能见到他。
朱：他比您小吧？
任：只小一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我是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当年我们都在北平，但那时并不相识。“文革”以后，我认识了他。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五不停”：“书不停读，脑不停思，口不停说，笔不停写，马不停蹄。”
13．“活动”就是运动
朱：任老，您有什么养生之道，能不能传授点经验？
任：我的经验就是常活动，不断地活动。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外国话；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活动活动，要想活就得动。人老了，就不能太动了，但是还必须常常活动。散步啊，生活自理都是活动嘛，浇浇花，剪剪枝，打扫打扫卫生，这不都是活动嘛，各种各样的活动，要用各种各样的姿势。你看那些农村老太太、老头，他们有什么运动啊，他们打什么太极拳、打什么台球啊？还不是每天喂牛、喂猪、喂鸡、养鸭、洗衣服、做饭啊，他们不是天天动啊？不动就不能活嘛，要活就得动嘛。我的运动就是“活动”，“活动”就是我的运动；我的“活动”包括看书、看报、写信、写字，人的脑子的思想活动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运动。
朱：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什么规律？
任：早上我5点钟起床，就是不起，也在那躺着。晚上11多钟睡。午间， 吃完午饭，躺一躺，一个来小时，白天晚上加在一块，一天睡6个多钟头。
朱：早上做不做锻炼呢？
任：我没有定时，我只是不断地活动，头几年早晨我还做做保健操啊，现在没有定时，也没有一定的什么时间散步啊，什么时间干什么啊，做什么操啊，什么打这个球、那个球，我现在跳舞、打球一概没有了。我从不打高尔夫，在职时也不打。但我也不反对别人去打。我现在最支持打门球，我是全省的门球协会名誉主席，但是我并不打门球，也不打别的什么球。我当门球协会主席，只表示我支持老同志运动。昨天我还参加了南海市组织的全市的门球比赛，给冠亚军、头几名发奖。为什么这个运动参加的人最多，很普遍？它花费不高，不象高尔夫，一般人打不起。
朱：您虽然不打高尔夫，但我看您身体真好。
任：要想长寿、长活，就得常活动，你不想活，就不要动了。
我跳舞、打台球很早，1946年、47年、48年在大连，那时我就会跳舞了，也会打台球了，但是到哈尔滨以后，我就不干了，因为工作太忙了。我游泳是1961年冬天学的，那时，哈尔滨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我练了一冬，第二年夏天，我就横渡松花江了。
朱：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学游泳的呢？
任：毛主席有一次讲话，他提倡游泳。文化大革命开始又停止了。退下来以后，我就练了几年保健操，是在北京学的，做了有五、六年，以后又都不做了。后来就靠着这个“活动活动”，我不断地动，家务劳动啊，生活自理呀，有时候扫扫地啊，擦擦地板啊，种种花啊，浇浇水啊，这就是我的运动。我的运动就是活动，没有几点钟应该干啥，几点又该干啥。当然，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做一些正式的运动，如打球和打太极拳等，那就更好了。
14．我无权干预别人写我
朱：任老，您写的文章都出了集子吗？
任：我写文章极少极少。
朱：但是每逢什么党代会和人代会，经常报道您的开放新观念，全国都有名啊！
任：那些发言啊、个别的谈话啊，他们有的整理以后，人家要发表，我也不能一律拒绝，我只说你得如实，实事求是。他们让我看，我就改几个字，他们就拿去发了。
我不写回忆录，不写自传，不出文选。宣传部跟我讲，要我写，很多人劝我写，我还是没有写。不过，我自己不写，但我也无权不让别人写我。人家要写，人人都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你没有权力干涉人嘛。
我觉得，我无权干涉别人写我，但是我有权要求作者实事求是：既不要吹我，也不要随便抹黑，更不要无中生有。王廉写了一本《任仲夷评传》，写出初稿时，有很多地方对我评价太高了。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说，我什么“家”也够不上。建议他把这些词句都去掉。该书出版后，我还是感到对我未免过奖了。
朱：但是据我所知，确实很多老百姓对您很崇敬，很想念。
任：最近还有一个广东作家，过去在部队的，他写了一部关于我的书，明年或许出来。这个人把我过去的讲话摘了一些，要出书。我无权不让人家出书。出版自由，言论、结社自由，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有权力要求他如实地记述，要尊重历史，不要夸大。
朱：任老，您这一生有许多独到的思想和独特的探索。我看了黄卓坚、潘东生1998年12月28日在《广州日报》上介绍您的文章，您有几个观点给人印象至深：一个是1957年反右时，当时您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您提前把中央要“由鼓励鸣放转为反击右派”的中央文件“透风”，使全市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及时停止“鸣放”，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保护了许多干部，减少了哈尔滨“反右扩大化”灾难。这是与您后来“自作主张”平反张志新一脉相承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其次，您近年对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提出了不同意见。您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提法。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允许无产阶级自由化吗？”您关于“封建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更是一针见血，说出了当今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您这些独到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
任：这只是一些平常的想法和事情，我没有什么独到的思想。
15．“是是非非”
朱：任老，我曾在报刊上看到您的一些题词，您的落款常有一个“闲章”，刻着“是是非非”四个字。这个“闲章”是什么意思呢？
任：这个“闲章”早在20年前就刻了。“是是非非”并不是说是非很多，难以分清的意思。第一个“是”字和第一个“非”字，都是动词。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朱：噢，原来任老这个“闲章”是变名词为动词，别有深意。
任：这并非我的发明。“是是非非”这个词语出《荀子•修身》，版权属于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况（孙卿）。原文是“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意思说，君子应“是所当是，非所当非”，善于识别是非，敢于坚持是是非非，把对的当对的，错的当错的。《荀子简注》和《古今汉语成语词典》都对这个词有解释。虽然《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是非”这个词，但是我很欣赏古人荀子的“是是、非非”。先秦诸子百家哲学中有些词，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极传神的。
朱：是什么具体原因，使您在打倒“四人帮”后用这个充满现代人文精神的古词做“闲章”？“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这个“闲章”不闲呀！
任：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不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刻骨铭心之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
朱：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要向任老学习，永远不忘“文革”与“两个凡是”之灾，牢记“伪现代化”教训，是民意所是，非百姓所非，真正把中华民族的实事求是精神发扬光大！
2000年 1 月 2 日初稿，4日二稿，7日三稿
2003年12月3日加入第十稿15节。
来源:网友提供 来源时间：2000-11-15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11-16
本文由作者友人张先生提供,谨此致谢
朱健国
15日22时接《南方都市报》朋友电话：改革家任仲夷先生于今天上午在广州病逝！一时百感交集，哀思弥漫。谨全文发表旧作一篇（原来发表时有删节），以志纪念！
1．依然故我
2．前后“书记”不一样
3．党章、宪法没有“常务”职称
4．可怕的“老板情结”
5．华国锋没有给张志新题词
6．建议大连建特区
7．平反“广东地方主义”
8．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真相”
9．将蛇口“放生”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11．“一目了然” ，“偏听不偏信”
12．于光远是“五不停”
13．“活动”就是运动
14．我无权干预别人写我
15．“是是非非”
风云虽去，青史永在。在改革开放20年来的惊涛骇浪中，有一些改革者的英名将永载青史。
任仲夷，就是其中一个。
是任仲夷，1978年便“擅自”大胆主持了平反张志新冤案，推动了批倒“两个凡是”；是任仲夷，1984年就制定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深圳“蛇口工业区”四大权力，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政企分开的企业，将蛇口“放生”为一个名震海内外的“改革试管”；是任仲夷和中共广东省委，勇于实事求是，1982年就开始为蒙冤30年的“广东地方主义”受难者平反昭雪……
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凡是年过68岁的中央委员，一律辞去中央委员及行政职务，任仲夷从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岗位退居二线，改任“中顾委委员”。从1914年在河北威县出生，1935年参加革命，1936年入党，1943年任冀南五分区专员，1958年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1977年由黑龙江调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81年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几乎经历了中国20世纪的各种风浪。离休14年来，他虽然没有党内外职务了，但每年都借出席党内外重大会议，发表促进改革开放的“未雨绸缪”。
1999年12月29日下午，我在广州拜访了心仪已久的任老。86岁的任老戴一顶工人鸭舌帽，上穿一件黑色工装夹克，下着一条褪色的旧蓝布裤，整个衣着仿佛一个下岗工人。可是他那犀利的目光，清晰的回忆，敏锐的应对，曾经沧海的风采，顿时让人见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这是一位极其机智而坚定不屈的思想长者。
任老在省委机关早已不设办公室了，此时借广东省委一间会客室，回答我请教的若干问题。
两个半小时的任意放谈，人生真谛“大珠小珠落玉盘”。任老时而“烈士多悲心”，“雾锁浓云”，“怎一个愁字了得”；时而“壮士不回头”，“清风两袖朝天去”，“雪消门外千山绿”，开怀大笑。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一个世纪思想长者的独特智慧，理当让众人分享，正是献给新世纪新千年的最好礼物。谨据访谈录音，摘要奉献任仲夷的14个思维观点。
1．依然故我
朱健国（后简称“朱”）：任老，您退下来有14年了，您现在的思想和原来在位时的思想有些什么变化？
任仲夷（后简称“任”）：基本没变化，依然故我。年轻的时候常有所变化，老了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我的变化不大。“文革”以后跟“文革”以前有很大变化。
朱：听说您在“文革”中被诬蔑为“三反分子”，戴五丈长的高帽子“驾飞机”？
任：“大走资派”都是这样的。“文革”头三年里，批斗我的会，几千人以上的批斗会有2300多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有十几万人。小的批斗会就数不清了。凡是我在哈尔滨到过的单位，必然要斗我一次。
2．前后“书记”不一样
朱：任老，听说您对省级领导干部的称呼沿革，有些研究？
任：那有什么可以研究的？我有一些亲身经历。六十年代我是黑龙江省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那时（一把手）都叫第一书记。后来（1981年）我到广东来，也是叫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第一书记就是一把手。当时有的省还设第二书记，有的省还有第三书记，下边都是书记、书记……有的还设候补书记。这个职称曾变化了好几次，从我退职以后，省委书记就没有第一书记之称了，“一把手”叫省委书记，其余都称副书记。所以现在报上介绍原第一书记都改为“原省委书记”，这样报道是不准确的，因为1985年以前的省委副书记都称省委书记。
朱：省级党委这样设“第一书记”和“书记”，没有“副书记”，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任：从五十年代初期开始，省委、市委、县委都称第一书记和书记，“第一书记”之后都称“书记”……；1954年以后，“第一书记”，“第二书记”，“书记”之外还设有“候补书记”。我就做过“候补书记”，1958年，我先任黑龙江省委候补书记兼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
朱：“候补书记”是否常委呢？
任：是常委，我先是常委，后是“候补书记”，再后来是“书记”。当时黑龙江省就设有“第一书记”、“第二书记”，后面是书记、候补书记。
3．党章、宪法没有“常务”职称
任：现在党内新设的“常务副书记”，这个在《党章》里是没有规定的。还有什么“常务副省长”、“常务副市长”，《宪法》里也没有规定。你看《宪法》，《党章》，里面都没有“常务”这个职称，没有。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十二大”，从陈云当中央纪委第一书记，王鹤寿为“常务书记”，这时候，在选票上才写了“常务书记”。过去党内外职称没有现在意义的“常务书记”。一般分工时，第一书记下面分设几个书记：有管工业的，叫工业书记；管农业的，叫农业书记；管文教的，叫文教书记；管日常事务的，叫“常务书记”……这个管“常务”的书记和别的书记级别是一样的。可现在好像是“常务书记”就高了半级，“常务副市长”就比别的副市长要高半级。
朱：是啊，现在一般老百姓的感觉都是这样的。
任：这并非人们的感觉，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过去这个“常务书记”有时排列在前，也不说明这个“常务书记”就比别的书记大，它主要是分工的关系，它是分管日常工作的。在名次的排列上，担任常务的副职和其它副职并无先后之分，有时甚至还排在最后。黑龙江省委在六十年代设有两个“常务书记”，其中有个“常务书记”名列在几位书记之后。
4．可怕的“老板情结”
朱：任老，您到辽宁省委当第一书记，是哪一年去的？
任：1977年。
朱：当时张志新冤案的平反，是您去之前就开始在准备了，还是您去了之后？
任：我去了之后。
朱：当时是您拍的板吧？
任：是在我主持的省委常委会议上决定的。第一书记最好不要用“拍板”这个字眼。“拍板”这个字眼是不准确的。
朱：现在人们常说这个词，并且以为这是一种领导干部的改革风采。
任：当“老板”的都是这么叫起来的，各级党委、各级书记都叫“老板”，为什么叫老板呢？因为他能拍板？他根据什么来拍板呢？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按党的原则，在重大问题上，是不能根据个人意见擅自拍板的。
当然，有些日常工作、日常行政意见，有时个人可以拍板，他是头嘛。但是重大问题，不应该由一个人，也不能由“一把手”个人拍板。所以现在把这个那个书记叫“老板”，我是不赞成的。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也就是通常称为“老总”的，可以叫“老板”。因为工作性质不同，权力来源不同。我不赞成把市长、省长，特别是把党委书记叫“老板”。
我是很讨厌别人称我“老板”的。我下来以后，听说也有人称呼我是“老板”的，我很反感。但是现在一些人都好象习以为常了，不认为是个什么问题。
在国外，如果一个资本家要竞选，选省长，选市长，他得先把“老板”这个职务辞掉，才有资格作为总统候选人，省长候选人、州长候选人。我们呢，恰恰相反，到了政界，当了书记、省长、市长、县长以后，反而成了“老板”。大家竟然都习以为常了。1996年10月24日，《羊城晚报》发表了关于我的一篇访谈文章，题目是《干部决不是什么“父母官”、“老板”》，我说，在旧社会，“老板”是指掌柜的，是指生意场上拥有资产拍板算数的人。记得30年代有部电影《十字街头》，其主题歌《春天里》，唱词有“哪怕老板娘作怪模样”，就表现了穷苦青少年在旧社会中对老板的厌恶和蔑视的心情。现在搞市场经济，在一些企业里，职员称经理、工人称厂长、伙记称店主为“老板”，这没有什么奇怪的。可奇怪的是，在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和政府的行政部门里，我们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些党委书记、政府领导人，听人称自己是“老板”竟也习以为常。一些镇长或镇委书记、县长或县委书记、市长或市委书记，明知下面的人称自己为“老板”，不但不制止，反而听之任之。连美国的州长和总统、香港总督都不会认为自己是“老板”，难道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赋予的权力反倒属于一些领导干部自己私有吗？“父母官”概念不对，“老板”也不对。许多报纸都转载这篇文章中我的“父母官”观点，但不转载我批评“老板”的意见。难道一些人认为叫领导干部为“老板”就合适吗？
朱：一个社会若民主法制不健全，传媒也往往会被时弊污染。在大力宣传民主法制的改革之年，“父母官”和“老板官”却得到歌颂和盛行，这实在是应当重视和研究。一些传媒现在经常报道什么“一把手现场办公拍板”。
任：如果是现场办公，现场拍板也可以，我不是说日常行政工作，日常行政工作他可以拍板。但凡是比较重大的问题，不能由一个人拍板。一旦形成习惯，“一把手说了算“，“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来就不难”，不论什么问题，都得依靠“一把手”出来说话才能解决，那怎么能行呢？这是个常识。但是大家都忽略了。
朱：18世纪的美国独立革命是从潘恩写作《常识》开始，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是从《新青年》开始普及常识发轫。一个社会一旦到了遗忘常识的时候，人们就应当高度警惕了。
5．华国锋没有给张志新题词
朱：任老，您当年怎么知道张志新这个冤案的呢？
任：是谁先提出来的，我倒不记得了，反正是宣传部里的干部。张志新原来是辽宁省委宣传部的干部。
朱：当时您为张志新平反要冒很大的风险啊？
任：那时还是“两个凡是”盛行。不过，“四人帮”都倒台了，本着实事求是，有冤案，就得平反嘛。
那时在省委常委会上，大家都赞成为张志新平反。我还提议要给张志新在报上登一帧大像片，并放在显著位置，辽宁最先登，这以后，全国各报也都登了张志新的大像片。
朱：您说出了大家共同的心声。看到张志新那样动人的照片，更激起人们对残酷冤案和专制的悲愤。有照片没照片，照片大小，效果是不一样的。
任：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时的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来辽宁视察。我在陪同时曾建议：“请华主席给张志新题个字。”华国锋当时没吭声，只看了我一眼。
朱：您在给张志新平反的决定做出之前，跟中央打了招呼没有？
任：没有。有错就得纠错，有错必纠嘛，这是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职责。当时的冤案有很多嘛，没有必要就张志新一人的案子请示中央。
那时候几个干部问我，华主席不给张志新题词怎么办？我说，他不题词可能有他的考虑，但我们还要按照省委的平反决定去办。
把毛远新永远开除党籍，这也是我们省委决定的，建议中央永远开除他的党籍，得到同意。
朱：也是您的意见？
任：不是我一个人拍板，我没有当“老板”噢。我从来不愿意别人称我是“老板”，因为我没有当一个企业或公司的经理。
朱：毛远新现在哪里？
任：不在辽宁，也没有在北京，可能在外地。
朱：您现在怎么看平反张志新冤案？
任：它对批倒“两个凡是”起了不小的推动作用。
6．建议大连建特区
朱：前几个月我听雷宇说，1980年，您在大连跟华国锋争过一次？
任：是。争什么呢？我当时提出大连应当办特区，当时中央要在深圳、珠海搞特区嘛，我向华国锋建议，大连也应办一个特区。
朱：他没有同意？
任：他没有明确表示。我们就充分地说了很多理由，说香港那么一块弹丸之地，现在搞得那么现代化，大连是有各种有利条件，如果搞特区的话，一定发展很快。华国锋最后心动了。他前两年（1996年）到广东来，他还和我又说起这事。他说：你那时候讲得那么生动，我回到北京后，要谷牧到辽宁了解情况。谷牧是管特区的嘛。
朱：谷牧是什么态度？
任：谷牧到了辽宁以后，就说还不到火候。说中央只同意在深圳那些地区先搞，现在不能搞那么多。那时候搞特区，中央意见都不一致啊！
朱：阻力在哪里？
任：一直到1981年中央开会，有几个人写信给陈云，提出：“抑需求，缓改革，重调整，舍发展”，陈云很欣赏这12个字。那时候小平同志还没有讲“发展是硬道理”呢！同时陈云还在这次中央会上提出：特区只能搞那几个地方，就是指的广东、福建。
朱：那上海不能搞特区就与此有关？
任：当时认为，江浙一带是沿海，是帝国主义的熟门熟路，上海当然不能搞喽。直到1992年“南巡讲话”，邓小平说，那时候上海没有搞特区是个失误。
7．平反“广东地方主义”
朱：任老，您来广东之后，“广东地方主义”冤案也很快平反了。算不算是您主持的？
任：是省委提出的，因为到“时候”了。
朱：那您觉得指责“广东有地方主义”这种现象，还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呢？
任：那倒很难说了，但不应该再出现了。有的人爱说“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朱：您来广东20年了，有没有感觉广东人有排外思想？
任：我认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广东人没有排外思想，更不能笼统地说是“地方主义”。比如海南岛，过去归广东省嘛，海南岛有个五公祠，五公祠里的“五公”都不是广东人，但是当地人给这“五公”修了庙。后来雷宇到海南工作以后，海南岛的人明知雷宇犯有错误，仍主要念记他的政绩，说雷宇也应当修庙，搞个六公祠。雷宇也不是广东人。
我的感觉是，地方情怀，每个省份都有一点，比如说在辽宁，辽宁有辽西、辽东、辽南，也有什么地方的干部多了少了的议论，都是这样的。广东也有，比如说，广州说潮州人提拔得多了，为什么省里的领导尽是潮州人，说有潮州帮。但是潮州人又说，佛山尽出省长。因为有好几个副省长都是从佛山提拔上来。
再比如我，我没有感觉到广东人排挤我，没有这个感觉。但是我刚来的时候，我听到个别人有这样一句话：怎么广东都不出一个第一书记呢？有这种说法，因为以前广东的第一书记尽是外省来的。你可以说这种思想不大开放，但不能把这种情绪提高到什么“地方主义”。我认为地方情绪可能有的，但把它称为一种主义就不大对了。这个“主义”一词在中国用得最多，中国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但是我曾查了一下1979年版的《辞海》，没有“主义”这个词，但是台湾的《辞海》里头有。我们近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里也有。
朱：有些事很怪，用得最多的词，反而没有明确的解释。不过，1999年版的新《辞海》，新增添了“主义”一词。
任：直到1999年才把用了好几十年的“主义”这个词，增入《辞海》，未免太晚了！但还算好，没有拖到21世纪。
8．关于“海南汽车事件真相”
朱：任老，您这一生难忘的故事有些什么事情？
任：凡是国家大事我都忘不了。
朱：雷宇当年那个“海南汽车事件”，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有什么遗憾？
任：我告诉你，当时海南出了这个毛病啊，不能说没有错误，错误还是很严重的。但是他们那个进口汽车从海南向内地转卖，是有根据的：当时全国工商总局有一个规定，在6条里有一条是允许的。他们接到这个通知以后，在区党委会上都说是大喜事，很高兴，主要是这么引起的。如果工商总局没有这个6条，海南的错误肯定没有那么大。工商总局那6条，当时我们的省政府有人专门核实过， 一位副省长跟工商总局领导打过电话，当时电话里答复是，“那不是我一个人定的，那是我们党组共同讨论的”。但是这件事，在《人民日报》那篇《海南岛汽车事件真相大白》报道里只字不提，这是实事求是吗？我认为“海南汽车事件真相”并没有完全“大白”啊！
其实，改革这么多年了，要做到“实事求是”四个字，还很难呀！
9．将蛇口“放生”
朱：任老，有人说您一生中的几个重要贡献，有一个就是对早期蛇口工业区的大力扶持。
任：那不能这么说，不是我一个人的事。
朱：袁庚说，他最感激您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您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在蛇口；一件是让清华学生周为民留在蛇口。
袁庚前几天对我说：“1984年下达的广东省政府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 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进户口，蛇口可以批。还有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是任仲夷同志主持的。当时谷牧副总理代表中央来参加。就是这个“31号文件”，解决了我跟梁湘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蛇口和深圳市的关系问题，使蛇口真正成为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任：开始我曾动员袁庚担任深圳市市长。因为梁湘被我说服，到深圳当市委书记兼市长后，觉得一个人搞不过来，希望再找个能力强一点的，就想到了袁庚，可袁庚坚决不做，不当。他不做，坚决不做，后来我就同意了。
朱：所以袁庚一直非常感谢您。他说：“当时他们要我兼深圳市的市长，中央也讨论同意了，但我有考虑，就到北京找组织部长宋任穷，我说我一去，蛇口就会垮的，我自己在那个地方，干几年就要下来了。宋任穷说，这个决定不是我们中央决定的，是省里提议的，你还是回到省里边跟任仲夷谈这个问题。我马上坐飞机回到省委，正好任老在开会，知道我来了，在会休时间他还是出来见我了。我跟他讲这个问题，他就与刘田夫省长商量。终于同意了我的意见。然后，中央就宣布，把我当深圳市长的决定解除了。否则，我后来在蛇口的一些‘试验’就搞不成了。”
此外，您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至今难忘。
他说：“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时，周为民就率领清华学生去纪念周总理，到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就到蛇口来了，我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有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公安局手上，因为周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仲夷一直另有看法。任仲夷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公安局抓周回去。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
任：是啊，袁庚这人思想是很开放的。“深圳速度”，首先是来自“蛇口速度”；而后才有建国贸大厦的“深圳速度”。
袁庚同志是一位很有思想，政治上很强的老干部，他很有能力，很有见解，他重事业而轻官职，在我们这个“学而优则仕”，“官本位”等封建思想传统极深的社会里，这种人是不多的。深圳牙科医疗中心的老院长黄铭楷，也是这样一种重干实事而不追求当官的人，省委组织部曾想让他做省卫生厅长，他因热心牙医事业而婉言拒绝了。十几年来，他为深圳和广东的牙科医疗技术革新，对市场经济中现代医院的管理规章研究，都做出了可贵的贡献。
10．以平常心迎千禧
朱：任老，新世纪、新千年的元旦马上就要到了，很多人都在隆重准备，您准备怎么过这个千禧年的元旦呢？
任：怎么过？没有这个计划。我就在广州，就近过了。
朱：您今年86岁，跨世纪了，也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
任：能跨就跨，不能跨就不跨，我从来不过生日的，但是我也不反对别人祝寿，习仲勋祝寿，我去参加了贺寿。
朱：任老，您现在常读的书是什么书啊？最近读什么书？
任：杂七杂八，最近读《鲁迅杂文》。
朱：难怪您的思想那么有锋芒。往年“两会”，您虽然话不多，但都说得很实在，一语中的，百姓高兴。
任：我是“套话、空话难免，错话、违心的话少讲，假话、大话切忌”。
朱：在政界高位，能不说假话，我就觉得特别不容易了。
任：有时候自己不想说假话，写东西也不想写假话，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作怪，非得让人违心不可，难呀！说来说去，还是勇气不足，胆量太小的原故。
11．“一目了然” ，“偏听不偏信”
朱：任老，您每天晚上11时睡觉，早上5 点钟起床，读书是晚上读还是白天读啊？
任：白天，我的左眼睛已经不能看书了，是黄斑症，眼底血管一出血，它就影响视力了。我现在只能一只右眼看，是“一目了然”。
朱：但我从外表还看不出来。
任：我最近右耳也背了，近来才发现的。现在只有左耳这一边听得清楚。所以我是眼睛“一目了然”，耳朵“偏听不偏信”。还有我的胆早就没有了，1983年割去了胆，1993年切除胃的五分之四。我过去胖啊，现在瘦了。85年的时候，我得过脑血栓，当时人也不会说话了。
朱：这颇有哲学意味：您耳辨“左”风，眼明“右”路，正好宽容多元，不偏不倚。人家说“千金难买老来瘦”啊！
任：那不能千篇一律的，对于我来说，“千金难买老来胖”，增加1斤都困难。
朱：您现在体重是多少？
任：100斤（50公斤），人家有时说我“越来越年轻了”，我说，不是越来越年轻，而是越来越“体轻”了。
朱：不算少，因为您身高不是很高嘛。
任：我过去比现在高，我过去比现在至少高三公分。
朱：您是在杨尚昆、习仲勋离任后来广东接班当省委一书记的？
任：我来，他们两个走。
朱：您后来交班是交给林若了。这种交班是由您个人推荐还是中央定的？
任：中央定的。
12．于光远是“五不停”
朱：任老，听说前两天于光远来拜访您了？
任：他每年都来。文革以后，我在辽宁开始认识他。他去辽宁调查，我去北京开会，就认识了嘛。我到广东，他每次来广东多半来我这里。
朱：于老现在文化界很受尊重，他老在想新问题。
任：于光远很博学，他自己说，他是一个“不悔的马克思主义者”。我自从认识他以后，觉得他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一年四季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工作和想问题。他因病住院动手术，躺在病床上，还用口述的办法写文章。他算得当代中国一个少有的思想家。他的著作之多、内容之深是罕见的。特别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站在反对伪科学的前列，与形形色色的伪科学进行了坚持不懈地斗争。每次他来广东，我多半都能见到他。
朱：他比您小吧？
任：只小一岁。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我是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的，当年我们都在北平，但那时并不相识。“文革”以后，我认识了他。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五不停”：“书不停读，脑不停思，口不停说，笔不停写，马不停蹄。”
13．“活动”就是运动
朱：任老，您有什么养生之道，能不能传授点经验？
任：我的经验就是常活动，不断地活动。人的生命在于运动，这是外国话；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活动活动，要想活就得动。人老了，就不能太动了，但是还必须常常活动。散步啊，生活自理都是活动嘛，浇浇花，剪剪枝，打扫打扫卫生，这不都是活动嘛，各种各样的活动，要用各种各样的姿势。你看那些农村老太太、老头，他们有什么运动啊，他们打什么太极拳、打什么台球啊？还不是每天喂牛、喂猪、喂鸡、养鸭、洗衣服、做饭啊，他们不是天天动啊？不动就不能活嘛，要活就得动嘛。我的运动就是“活动”，“活动”就是我的运动；我的“活动”包括看书、看报、写信、写字，人的脑子的思想活动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运动。
朱：您每天的起居生活是什么规律？
任：早上我5点钟起床，就是不起，也在那躺着。晚上11多钟睡。午间， 吃完午饭，躺一躺，一个来小时，白天晚上加在一块，一天睡6个多钟头。
朱：早上做不做锻炼呢？
任：我没有定时，我只是不断地活动，头几年早晨我还做做保健操啊，现在没有定时，也没有一定的什么时间散步啊，什么时间干什么啊，做什么操啊，什么打这个球、那个球，我现在跳舞、打球一概没有了。我从不打高尔夫，在职时也不打。但我也不反对别人去打。我现在最支持打门球，我是全省的门球协会名誉主席，但是我并不打门球，也不打别的什么球。我当门球协会主席，只表示我支持老同志运动。昨天我还参加了南海市组织的全市的门球比赛，给冠亚军、头几名发奖。为什么这个运动参加的人最多，很普遍？它花费不高，不象高尔夫，一般人打不起。
朱：您虽然不打高尔夫，但我看您身体真好。
任：要想长寿、长活，就得常活动，你不想活，就不要动了。
我跳舞、打台球很早，1946年、47年、48年在大连，那时我就会跳舞了，也会打台球了，但是到哈尔滨以后，我就不干了，因为工作太忙了。我游泳是1961年冬天学的，那时，哈尔滨有一个室内游泳池，我练了一冬，第二年夏天，我就横渡松花江了。
朱：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学游泳的呢？
任：毛主席有一次讲话，他提倡游泳。文化大革命开始又停止了。退下来以后，我就练了几年保健操，是在北京学的，做了有五、六年，以后又都不做了。后来就靠着这个“活动活动”，我不断地动，家务劳动啊，生活自理呀，有时候扫扫地啊，擦擦地板啊，种种花啊，浇浇水啊，这就是我的运动。我的运动就是活动，没有几点钟应该干啥，几点又该干啥。当然，一个人如果每天能做一些正式的运动，如打球和打太极拳等，那就更好了。
14．我无权干预别人写我
朱：任老，您写的文章都出了集子吗？
任：我写文章极少极少。
朱：但是每逢什么党代会和人代会，经常报道您的开放新观念，全国都有名啊！
任：那些发言啊、个别的谈话啊，他们有的整理以后，人家要发表，我也不能一律拒绝，我只说你得如实，实事求是。他们让我看，我就改几个字，他们就拿去发了。
我不写回忆录，不写自传，不出文选。宣传部跟我讲，要我写，很多人劝我写，我还是没有写。不过，我自己不写，但我也无权不让别人写我。人家要写，人人都有著作出版的自由，你没有权力干涉人嘛。
我觉得，我无权干涉别人写我，但是我有权要求作者实事求是：既不要吹我，也不要随便抹黑，更不要无中生有。王廉写了一本《任仲夷评传》，写出初稿时，有很多地方对我评价太高了。说我是这个“家”，那个“家”。我说，我什么“家”也够不上。建议他把这些词句都去掉。该书出版后，我还是感到对我未免过奖了。
朱：但是据我所知，确实很多老百姓对您很崇敬，很想念。
任：最近还有一个广东作家，过去在部队的，他写了一部关于我的书，明年或许出来。这个人把我过去的讲话摘了一些，要出书。我无权不让人家出书。出版自由，言论、结社自由，我不能干涉。但是我有权力要求他如实地记述，要尊重历史，不要夸大。
朱：任老，您这一生有许多独到的思想和独特的探索。我看了黄卓坚、潘东生1998年12月28日在《广州日报》上介绍您的文章，您有几个观点给人印象至深：一个是1957年反右时，当时您在哈尔滨市任第一书记，您提前把中央要“由鼓励鸣放转为反击右派”的中央文件“透风”，使全市副局级以上的干部及时停止“鸣放”，没有一个人划为右派，保护了许多干部，减少了哈尔滨“反右扩大化”灾难。这是与您后来“自作主张”平反张志新一脉相承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其次，您近年对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一词，提出了不同意见。您说，“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是一个很科学的提法。你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难道允许无产阶级自由化吗？”您关于“封建思想是改革开放的最大障碍”，更是一针见血，说出了当今深化改革的关键所在。
您这些独到的思想，是怎么来的呢？
任：这只是一些平常的想法和事情，我没有什么独到的思想。
15．“是是非非”
朱：任老，我曾在报刊上看到您的一些题词，您的落款常有一个“闲章”，刻着“是是非非”四个字。这个“闲章”是什么意思呢？
任：这个“闲章”早在20年前就刻了。“是是非非”并不是说是非很多，难以分清的意思。第一个“是”字和第一个“非”字，都是动词。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凡是正确的就肯定，凡是错误的就否定，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意思。
朱：噢，原来任老这个“闲章”是变名词为动词，别有深意。
任：这并非我的发明。“是是非非”这个词语出《荀子•修身》，版权属于战国时的思想家荀况（孙卿）。原文是“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伤良曰谗，害良曰贼。是谓是、非谓非曰直。”意思说，君子应“是所当是，非所当非”，善于识别是非，敢于坚持是是非非，把对的当对的，错的当错的。《荀子简注》和《古今汉语成语词典》都对这个词有解释。虽然《现代汉语词典》里只有“是非”这个词，但是我很欣赏古人荀子的“是是、非非”。先秦诸子百家哲学中有些词，在2000年后的今天依然是极传神的。
朱：是什么具体原因，使您在打倒“四人帮”后用这个充满现代人文精神的古词做“闲章”？“虽天子三公问正，以是非对”，这个“闲章”不闲呀！
任：因为我对“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两个凡是”实际上是不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刻骨铭心之感。经过“文革”和“两个凡是”，我深感“实事求是”对于改革开放的至关重要，中华民族的命运，实际上就系于这四个字。要坚持“实事求是”，必须要有些勇气。要真正做到“是是非非”，必须敢于“实事求是”，有时甚至还要有大无畏的胆识才行啊！
朱：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要向任老学习，永远不忘“文革”与“两个凡是”之灾，牢记“伪现代化”教训，是民意所是，非百姓所非，真正把中华民族的实事求是精神发扬光大！
2000年 1 月 2 日初稿，4日二稿，7日三稿
2003年12月3日加入第十稿15节。
来源:网友提供 来源时间：2000-11-15 本网站发布时间:200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