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忆改革:温家宝很敏锐 赞成劳动力可交换

虽已年近8旬，高尚全仍不时被陕西、重庆、江西等地邀请去讲课或进行项目评估，他还指导好几所高校的博士生。
高尚全说自己50多年来的岗位在变，但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改革”。上世纪50年代就呼吁扩大企业自主权，先后参加过6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包括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等报告。
1992年中国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次年7月12日，国家教委研讨如何在市场经济背景中完成教改。4个月后，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如何具体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高尚全参与了“决定”起草。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听他讲述他所见证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对话人物
高尚全
1929年9月生于上海市嘉定县，1985-1993年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99年至今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文件的起草，都有他的身影。
“匈牙利的牛都认识中国人”
背景:匈牙利是第一个进行改革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曾多次派人去进行考察。高尚全也曾率代表团去考察，回国后提出，应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昨天我们报道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过程，这是改革开放的纲领性文件之一，它和之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差别在哪里？
高尚全:1984年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没有商品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
新京报:但那时仍规定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土地、银行等不是商品，说明计划的痕迹还是很重。
高尚全: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向前推进一步，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经济运行机制。明确“以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方式，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要逐步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
新京报:取消指令性计划今天看来很平常啊。
高尚全:今天看来平常，但当时取消指令性计划就是取消计划经济，取消计划经济就是取消社会主义。
新京报:既然如此，怎么又能写进政治报告里呢？
高尚全:主要是当时领导人的高瞻远瞩，经济理论界的共同努力。
我当时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1986年带了一个18人代表团考察匈牙利。中国去考察的很多，中央各部派人，地方派人，他们说“我们的牛都认识你们中国人了。”
匈牙利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告诉我:“我们根据平衡表编制计划，计划执行的结果就是有的完成500%，有的只完成4%，谁也没有责任，所以就取消了指令性计划。”
我又去捷克，发现实行计划经济后，该国的一个名牌皮鞋消失了。皮鞋需要个性，按计划生产的鞋没人要。
所以要取消指令性计划。
新京报:你是怎么让十三大报告吸收你的观点的？
高尚全:我在1987年写了一个建议《希望十三大在理论上要有重大突破》，登在体改委简报上，我讲了三点意见，其中一点就是逐步取消指令性计划，代之以经济合同制。时任国务院总理看了以后批示要把这个观点反映到报告中去。
“计划经济”回潮
背景:1989年有人严厉批判市场化改革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此后五省体改委主任讨论市场机制的座谈会也开得神秘，规定不带助手，不做记录，不得外传。
新京报:十三大之后到正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就一帆风顺了？
高尚全:还是很曲折，上世纪90年代初，计划经济回潮，有人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上写文章，严厉批评市场化改革，认为改革是执行了资本主义路线。
有人把计划与市场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把计划与市场的争论提高到两条道路的斗争上来。还有一些观点认为，苏联之所以解体，就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
那时面临两个选择:一是顶住压力，坚持改革；二是顺着否定改革的回潮走。
新京报:你们是如何选择的？
高尚全:新上任的国家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送了两份材料，对中央的正确决策起了参考作用。
一篇是对外经济体制司的《外国关于计划与市场的争论和实践以及中国的计划与市场关系的评论》，江泽民看了以后说，“材料很好，我看了两遍”，并批示中共中央领导参阅。李鹏看了以后，批示要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考。
另一篇是1992年4月五个省的体改委主任座谈会后报送的材料，认为凡是市场机制运用得好的地方，对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都起到巨大的作用。
最后体改委主任陈锦华向中央写报告，希望十四大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有突破。
新京报:当时对改革的非议还没过去，体改委做这些事情就不觉得敏感？
高尚全:是很敏感，当时对外经济司的材料是由副司长整理的，他怕有人批评资产阶级就在对外经济司。
“小平说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背景:邓小平南方谈话推动改革前行。十四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把“资本市场”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范畴，而解放后一直是把“资本”与“资本主义”相提并论的。
新京报:这次计划经济的回潮最终得以逆转，你认为关键作用是什么？
高尚全:小平同志起了关键作用，他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谁不搞改革谁下台”。
新京报:都知道邓小平的讲话，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是谁提出来的？
高尚全: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京报:十四大提出了一个目标，但具体怎么建立呢？
高尚全:怎么建立当时心中还没数。一年后，中央专门在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讨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第一次把“资本市场”写进去，这很不容易。
提出劳动力可交换 获温家宝肯定
背景:“劳动力市场”的提出曾引起很大争议，有人认为这会影响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李光耀来华后发现，中国司机服务态度不够好，因为司机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是主人，而坐车的是仆人，主人怎么给仆人服务呢？高尚全认为，工人阶级是个整体概念，而不是具体到每个工人的局部概念，两者不能混同。
新京报: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劳动力市场也激起很大反响，那是为什么？
高尚全:我们一直说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有人就说这个劳动力市场怎么能提，都用于交换了还怎么提主人翁地位，就好像是说奴隶市场一样了。
现在我们很容易明白劳动力的价值只能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劳动力市场也并不是奴隶市场。但在90年代初，要这么提需要做大量说服工作。
新京报:谁提出要写劳动力市场的？
高尚全:我提出的，我说要理直气壮地提，因为现实生活就业压力那么大，光靠政府调配肯定不行，不开放劳动力市场解决不了就业压力。况且劳动力市场已经是现实存在的了。
新京报:你没想过可能遇到的阻力？
高尚全:当然想过，所以文件起草过程中，我就把材料送给薄一波和当时的副总理李岚清。他们都表示赞同我的意见。
新京报:那后来还有人反对？
高尚全:主要是当时有领导怕提出劳动力市场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担心政治上引起不良反映。
新京报:那你怎么办？
高尚全:也有人劝我说，那么大的官员都反对，让我不要坚持。但后来有次政治局常委专门开会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稿，我有幸列席。
我想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于是发了言。
新京报:你是怎么说的呢？
高尚全:我一口气讲了五条理由，最后一条是说提出“劳动力市场”不会影响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
新京报:常委们反映如何？
高尚全:只有总书记江泽民问了一句“提出劳动力市场，社会上能不能接受？”其他人没有表态。
常委开会的第二天，我找了中央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同志（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我说自己有点内疚，那个会政治局委员都不发言，而我却莫名其妙地发言。
温家宝同志很敏锐，他说“我赞成你的意见，但能不能写进《决定》我也没有把握。”
新京报:他说赞成，有没有做些努力呢？
高尚全:温家宝同志做了很细的工作，当时起草小组要讨论这个事情，温家宝说不要讨论了，这是中央决策的问题，他的意思是怕一讨论就七嘴八舌的又报不上去了。
后来政治局常委又开会讨论《决定》问题，温家宝提前做了工作。温家宝把我的材料送给总书记，江泽民看完后批转给各中央常委，各常委都表示没有意见。“劳动力市场”被写进“决定”。
深化改革任务艰巨
背景:当前商品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已很高，达90%以上。但高尚全认为要素市场的市场化程度需进一步提高，主要是资本、土地、劳动力等。
新京报: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事物，这个体制本身也需要完善，我们做了些什么？
高尚全:到本世纪初，有人认为我们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差不多完成了，但实际上还未完成。
所以，中央在2003年10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又参加文件起草。
新京报:文件有什么突破？
高尚全:至少有5个方面创新，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
新京报:能介绍它的由来吗？
高尚全:当时我是赞成“以民为本”的，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人服务”。后来有人提出“以民为本”带有政治内容，因为有些人不是“民”，是不是可以扩大到“人”，最后文件用了“以人为本”。
新京报:从2003年提出完善的决定，又过去了5年，你觉得目前改革需要向哪些方面纵深？
高尚全:现在深化改革任务仍十分艰巨，我们必须继续解放思想，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攻坚，力求在重大体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
新京报:具体哪些方面？
高尚全:例如，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打破垄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制度上促进发展方式的转变，建立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建立保障社会公平公正的机制体制等等。
从“计划”到“市场” 5个拐点
●1981年
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
●1982年
十二大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
●1984年
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7年
十三大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模式。
市场需要制度基础
尽管早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中国就已经开始市场化改革。不过，经历了加有限定词的“商品经济”，一直到1992年，“市场经济”的名分才确定下来。
自此以后，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加快，土地、矿产等各种资源货币化，国有资产也可以进行交易，更重要的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获得了较大空间。这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国民的财富也迅速增加。
整个九十年代，市场获得广泛的赞誉，只要经济领域出现什么问题，人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市场化。中国人对于市场经济的认同，超过几乎所有国家。
不过，仅仅十来年，市场的声誉就发生了一个翻转。大约从2004年开始，质疑市场、市场化、市场经济的声调陡然升高。人们不再认为市场化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相反，人们看到了很多问题，权钱交易，贫富分化，住房难、就医难、上学难，等等。既然这些问题出现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人们就把这些问题都归咎于市场化改革。这种公众心态让那些曾经，并仍在为市场化辩护的经济学家，也顿失光彩。
这些问题确实存在，并且确实出现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但是，导致这些问题的，却不是市场化改革本身，而是组织这种改革的更大范围的制度框架。
一般意义上的市场，无非就是人们依据价格信号进行交易的机制。所以，一个集贸市场就是一个市场。这显然不是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官方的文件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中国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说，建立作为一种安排经济活动之完整制度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比如，它是享有明晰产权的、平等的交易、合作主体，遵守某些基本规范自愿地进行交易、合作，政府对这些交易、合作活动的干预被限制在较低水平上，并且是依法进行的。要保证这些，就需要其他制度基础:法律上的平等，私人产权保障制度，法治，有限政府，等等。总之，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要正常地组织社会的经济活动，就需要以更广泛的宪政框架为前提。
不幸，中国在进行市场化的时候，并不具有如此完善的制度框架，比如，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尚不能真正自由地流动，农民对土地也不享有完整的权利，劳工的权利也没有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如此条件下展开的市场化过程，很难说是完整意义上的市场化。由此当然会导致市场机制创造出来的财富，并不能公正地分配。那些因为权利不完整而蒙受利益损失或者自认为丧失了机会的人，当然会对这样的市场化过程产生不满。
因此，建立市场经济制度，对中国还是一个未竞之事业。1992年确认“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大进步，今天则应当尽快地补上市场经济制度所需要的政治、法律条件。（姚仲秋)
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
1993年，全国正向市场经济全面转轨，潘岗寄信于人民日报，表达自己的担忧。
如今，党政机关、机关干部纷纷经商办企业。
报载，某市交警部门办起汽车配件、修理公司，规定不与其公司发生业务的车辆不予年检；某单位利用手中掌握的审批控购商品权，成立了“控购商品专营门市部”，凡需审批者，只要在他们的门市部购买一律放行。更有某市防疫站办起实体后，硬规定各商店、饭馆用的灭蝇药必须到这个实体购买，否则检查卫生时视为不合格。
甚至许多行政机关摇身变成“集团”，截留企业自主权。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法则是公平竞争。上述这些机关实体，却凭着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进入市场，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造成了不平等竞争。同时，权和钱捆在一起，也为以权捞钱等腐败现象开了方便之门。
机关干部投身市场经济的海洋，为消化富余人员开辟了渠道，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须注意的是，要官则官，要商则商，坚持政企分开，切不可商官不分，步入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