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
□柳希文
事情总是有些奇怪。
当2005年年底，世贸组织第六次部长级会议在香港召开的时候，国人从新闻媒体上得知，来自韩国的农民在会场外示威，反对全球化。这一情景似乎令国人觉得有些奇怪，一边是各国经济界首脑为了促进全球化而不停磋商，一边是各国反对者的坚决抗议。实际上，穷国和富国都有不少人对全球化持一种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
全球化到底对今天的人们意味着什么？
在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教授看来，全球化并不一定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有时候甚至会出现相反的结果。比如他经常举拉美国家为例来阐述自己的看法，拉美国家在上世纪80年代受到美国的督促，纷纷实行了开放市场以及自由化等多种主动融入全球化的措施。二十多年之后，人们发现，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普遍停滞，阿根廷和墨西哥还出现了金融危机，经济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中国实行了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相对拉美来说，中国远离了指导拉美改革的“华盛顿共识”。结果中国获得了惊人的经济发展，GDP增长率平均在9%以上，大量的人口脱贫。
然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教授看来，全球化绝对是一个“好东西”，这点从他撰写的《下一轮伟大的全球化》一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位米什金教授撰写过金融学方面的教材，梁晶工作室的翻译使很多中国学生都早闻其名，而且此君还是美联储理事，对于关心美国经济的人来说，他的看法可以说是举足轻重的。
先来看看米什金教授举的例子：“1960年，韩国还是当时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非洲撒哈拉地区一些国家。它仅仅同其他国家进行非常有限的商品和服务贸易，从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也少得可怜，每年还不到4亿美元。如今，韩国已经成为亚太经合组织（OECD）这一富国俱乐部的成员，首都首尔可以比肩繁华的世界一流大都市。发达的国际贸易是韩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其三分之一的经济与出口有关，国外流入韩国的资本增长了20多倍，达到每年100多亿美元。而1960年，索马里的人均国民收入比韩国要高出10％。但是，在后来的45年的时间里，索马里的人均收入下降了33％，而韩国的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多，前者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不足后者的10％。”
如此强烈的国家对比之后，米什金教授将韩国的成功归结为全球化，而将索马里令人吃惊的失败归结于不参与全球化的结果。为此，米什金教授还从历史的角度举出了19世纪日本和中国的例子。对于罗德里克教授的拉美证据，米什金教授认为诸如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等国经济停滞的结果正是这些国家所奉行的排外和民粹主义政策所致，而智利则因为其开放政策而获得了经济的增长。
两位优秀的经济学家对同一事物持不同观点，这在学术界是常事，不过放在中国人的视野中看来，这样的争论实际上意义不大。大凡中国人都知道改革与开放的作用，近三十年的经济发展使得中国人对开放持一种相当正面的看法。
但在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以及其中的惨剧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国际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看法。随后多年，从政府到学术界的各方都在探讨中国如何在开放条件下防止金融危机的问题。尤其是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债危机之后，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品的风险也开始获得人们的关注。而自几年前开始的人民币汇率问题，也使得中国面临着一个颇为艰难的选择。
中国经济发展虽快，但中国人对于金融危机的忧虑却是实实在在的。20世纪末，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曾经出现过资本外逃现象。香港这个金融体系相对健康的经济体，在1998年遭到国际炒家进攻时也曾命悬一线。
汇率升值到底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如何在扩大开放的条件下控制银行信贷的膨胀？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如何？如何才能有效地避免金融和经济运行中的系统性风险？
米什金教授虽然赞美全球化，但却相当尖锐地认为，假如本地治理结构，包括金融监管、银行质量等方面太过薄弱，那么这将使得开放国的经济和金融面临巨大的风险，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阿根廷、墨西哥和韩国一样。所以，融入全球化的过程，本身也对国内的基础改革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而采取一个什么样的顺序来改革，则是一个颇有艺术的过程。
早在20世纪末，中国银行业就因为巨额的呆坏账问题而被国外认为是技术上已经破产，但几年过后，风气完全逆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的三家已经上市，获得了国内外投资者的热捧，工商银行的上市更是成为全球最大的IPO，并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银行。那么问题都成了过去时吗？也许只有等这个经济周期过完的时候才知道。不过在此之前，笔者倒是觉得，米什金教授的这本书，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给国人不错的参考。(中国证券报·中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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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阅读：
金融国际化是一把双刃剑
书评人： 郑磊
金融全球化指的是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金融企业的跨国服务。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几年国际热钱汹涌进入国内，疯狂炒作股市和房地产，联想到美国对中国不断施压要求向外资金融企业开放国内市场。再往不远的过去看，1997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给我们流下了深刻的记忆，尽管中国（包括香港地区）成功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大鳄的袭击而幸免于难，那场危机险些引起全球经济衰退，给韩国、东南亚各国造成了重大损失。灾难也更加提高了各发展中国家对于金融开放的警惕。一位西方经济学家提出如金融全球化是通向富裕的必经之路，金融抑制将束缚经济发展，这个观点不得不接受最挑剔的检验和考问。如果这一命题正确，那么，我们也许不得不去触碰金融全球化这位像希腊神话中美丽而危险的妖女海伦。
金融国际化犹如一把双刃剑，操作不当引起的损失是巨大甚至是灾难性的。贫穷国家走向富裕的唯一途径是提供正确和适当的激励，使资本流向其可以发挥最佳效用的领域。
如何引导资本进行高效配置，答案几乎是非常明显：发展能够高效配置资本的制度。最基本的是产权保护制度，还有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制度。再往下演绎，必然会得出需要一个独立、公平和公正的法制系统来维护产权制度。在谈及如何使发展中国家具备这些基本条件时，著名金融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克•米什金很有洞察力地指出两点：一是制度通常是内生的，不能简单地在发展中国家套用发达国家现成的制度体系；二是发展中的精英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往往正是阻挠制度完善的反对力量。这无疑在说，达到这样的基本条件对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难度也是不同的。以中国为例，2007年才通过了“物权法”，产权保护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金融体系效率更是偏低，而法制系统更未能作到独立，在维护产权方面有太多的事例证明法律保护力量的薄弱。
中国建立能够适合开展金融全球化的基本条件，不会是在短期内能够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在国内法制完善以及金融运营和监管更为有效时的话题。而金融体系在资本市场不健全和极度不完善的情况下，效率必然是相当低下的。这些“基本的”条件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是相当高的要求。
在金融体系里，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资本配置变得困难。解决信息不对称不仅仅是靠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实际上，还未发现很好的解决方法。从资金来源上看，银行一直是占到资本配置总量的七八成，目前主要的解决方法是银行自身对于风险的控制，以及对银行进行的监管。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仍不能完全避免对银行监管的漏洞，更何况是对其他金融中介机构实行监管，更是一项复杂得甚至几乎无法完成的工作。
审慎往往是比监管更有效的操作，比如严格限制一般商业机构进入金融领域，让政府从金融行业退出等，让自由新闻披露成为独立的监督途径等，而目前中国正在出现的金融混业趋势，必然使得对于金融中介的监控变得异常困难。
金融危机是在金融体系出现问题的时候，信息不对称会加剧，直到发生全面的经济危机和崩溃。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产生于经济景气时期。对于中国，这确实是警世之言。通过对韩国、马来西亚和阿根廷等国金融危机案例进行分析，可以看到，有两个因素可能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陷入危机：一是金融全球化的安排不当，二是严重的财政赤字。除此之外，也许还有其他的可能因素。
发展中国家中没有财政赤字的情况是相当少的，这就使得对于金融自由化或全球化要采取更慎重的态度，看三步走一步，不可盲目躁进。财政赤字在开放的金融环境里很容易引发外汇危机，造成有密切经贸联系的国家间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进一步恶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经济活动下降，导致银行业危机，使得更大范围的危机在相关国家间发生恶性传染性传播，引发地区或全球性经济危机。
简单地说，财政赤字和金融体系出现的问题很容易通过金融全球化被放大，一旦出现问题，就像脱缰野马很难控制。对金融体系实行完善的审慎监管，以及采取负责任的财政政策，对金融全球化的成功至关重要。
目前来说，答案只能是等待时机。中国还没有足够的能力驾御金融全球化这匹烈马。我们可以看到，完善产权制度、健全法律制度、减少腐败、增加新闻自由度、提高金融信息的质量、改善公司治理、政府不得干预信贷等方面，还有太多的功课要做，哪一条都不是只靠动动口就能解决的简单问题。
有众多的消费者和强大的制造能力，我们并不惧怕实体经济全球化会造成致命的创伤，比如，在初级产品和资源领域，中国也正在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者，从而引领着全球传统行业的复苏，正在成为分担美、欧、日全球经济责任的新动力引擎。但是，对于金融全球化，不能轻视其复杂性、艰巨性和严峻性，虚拟经济存在问题时的蔓延速度不是以月、季、年来计时的，在数日之内就可能引起全球性市场恐慌，彻底摧毁市场的信心，人群的恐慌形成的摧枯拉朽的冲击力会造成更大的羊群效应，使体质脆弱的经济体毁于一旦。作为负责任的政府，不应该永远回避金融全球化，事实上也逃避不掉，而应该审慎地奠定坚实的改革基础，稳步推进开放，在确保我们能够驾御金融全球化风险时，才能迈出关键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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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国际的最后贷款人？林永青 2008-02-29 （在一个开放的金融体系中）当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体系中的信息问题对国家和经济导致灾难性后果。为挽救经济，政府极可能以最后贷款人身份介入，帮助金融体系恢复正常，这其中包括政府的紧急贷款。
在发达国家，中央银行可以充当最后贷款人，向陷入困境的国内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防止金融危机。比如，美联储在过去20年中成功地防范了两次可能的金融危机：一是1987年10月19日的股市崩盘；二是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
最后贷款人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在新兴市场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易受金融危机的伤害。而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却常常不能承担这一任务。原因是：这些国家存在着的金融体系与美元间的“紧密关系”，（中国的情形完全不同），向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时导致本币贬值，从而恶化金融体系状况。由于这些国家的债务结构中，存在着大量以外币计值的短期债务，本币贬值导致资产负债表恶化，使经济陷入金融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
在这些国家的中央银行无可作为时，答案只能从外部寻找。国外的流动性注入可以帮助新兴国家应付金融危机，同时不会产生由国内央行注资的那些不良后果。（当然，注资的规模有严格的要求，过度贷款是另一种形式的金融危机的来源。）
国外的流动性注入不会导致通贷膨胀加速、利率提高和本币贬值，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向所在国政府提供可以用来稳定本币币值的国际储备。这时，外国的流动性注入有助于降低利率，改善企业的现金流，从而稳定本币币值。国内资产负债表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还来的信息不对称（管理）问题。
还有一个可能的、需要“最后贷款人”的理由是，金融危机可能从一个国家传染到另一个国家。国际最后贷款人可以向受到投机威胁的国家提供国际储备，防止危机从一个国家传染到另外一个国家。这一救助措施，可以防止贷币的传染性贬值，从而避免危机蔓延。
传统上国内的中央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因为央行可以随时创造所需要的流动性，并且也有成功的经验。而要建立一个国际性的中央银行却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国家会将本国的贷币控制权交给一个全球性的央行。所以，也是事实上的结果是，国际贷币基金组织成为了可以承担最后贷款人职责的唯一一家国际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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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发达国家要不要开放金融？林永青 2008-02-26 　米什金的观点是“要开放”，而且风险控制也是有可能的。
他认为，反对全球化是完全错误的：全球化并非敌人。虽然人们也看到了全球化进程被富有的精英阶层所滥用，也看到了私有化和建立自由市场经济等过于简单化的方案通常不能奏效。人们也看到了全球化不能解决欠发达国家的所有问题。
米什金非常明确地说，仅靠全球化本身，包括金融和贸易，并不足以保证经济的发展。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反对全球化就会损害穷人的利益......除非实行全球化，否则欠发达国家不可能走向富有。特别是，他们必须使其金融部门融入全球化中。“金融全球化”并非是一个可选择项，而是它有必要成为下一次全球化的焦点。”
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领域，简单地增加投资和资本总量，并非经济增长的关键，因为错误地配置资本不会带来健康的经济。只有当资本被配置在最能发挥其效用的地方时，经济才能从中受益——高效的金融部门的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关键。金融的全球化当然有负面的影响，而两个明显的正面效应就是，一、可以提高所在国的金融系统的管理效率；二、可以降低精英阶层的影响力，从而实现更多的平等。
本书意在使全球化的反对者们重新考虑其立场。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说：“在今天这个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失败者不是面临过多全球化压力的人，而是那些被全球化抛弃的人。”无论富国或穷国，推动而不是限制全球化，都是一种责任。
（稍后评论：“金融全球化的监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