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夫德里克：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实现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实现
作者：阿里夫·德里…    文章来源：读书    点击数： 35    更新时间：2007-7-22
全球化、现代性与中国
［美］阿里夫·德里克（Ａｌｉｆ　Ｄｉｒｌｉｋ）
关于中国的历史，不仅中国学者在研究与思索，在美国、欧洲等地，也同样有学者试图对之加以理解，找出有意义的解释。要注意的是，近二十年来世界形势的迅猛变化，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这些学者的研究思路。因此，首先，我想谈一谈，全球化这一现象对于当代中国历史研究所产生的影响；然后，也是更重要的一点，我想简单涉及一下，中国社会自身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发生的变化，对于美国学者的中国研究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远离革命的学术
比如，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近年的研究中，现代化的话语置换了有关革命的话语。从八十年代以后，研究中国的美国学者开始不再关心革命方面的内容，所谓告别革命，忽略革命。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很多人开始关注上海。不过，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的学术界，关于革命和现代化的理解，和美国学者始终不太一样。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美国学界的情况并非如此。具体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国关于中国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刊物是《现代中国》（Modern China），这本杂志的主编、作者都是在六十年代进入学术界的学者，如黄宗智（Philip Huang）、爱德华·弗里德曼（Edward Friedman）等。更前一代的学者虽然在表面上不注重理论，但是，他们最根本的前提是现代化，其论调是，正因为中国如何如何的不发达，所以才会爆发革命。按他们的看法，革命是现代化失败的一个结果。我也是属于在六十年代开始研究生涯的那一代人，我们这一代学者受到第三世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对于中国的现代性的理解和上一代学者有不同看法——我们希望解释，中国为什么会有革命发生。但是我们当中彼此也有不同之处，其中一些学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乃是通过中国革命而去了解，因此，研究中国革命就容易缺乏一个省视的态度。而我对中国革命当然是尊敬的，认为这场革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对我来说，它也有值得批评之处，例如“文革”中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解释就是不对的。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这一代人想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我们相信，它的发生必然有一定的道理。还有一点不可忽略，上一代的美国汉学家，一般都受到五十年代冷战的影响，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没有什么意思，他们也完全看不起中国的道路。比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费维恺（Albert Feuerwerker）主编了一本名为《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History in Communist China)的书，书中声称，当时那个年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学术完全不是学术，而只是意识形态。
我所写的第一本书《革命与历史》，就是针对这批人的观点而做出的反应。我指出这些人对马克思主义了解得不够，对于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包括中国学术研究，都有必要进行再评价。实际的情况是，当年中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学术框架里展开的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对我们这一代研究革命的学者都有很大的影响。无可否认的是，这其中包括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产生的影响。
但是，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革命对于美国学者的学术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小了，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者们都不关心革命的问题，只强调商业的发展啊、上海的城市化啊等等这些内容；另外，从九十年代开始，受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影响，一些学者把在美洲发生的一些有关民族国家的讨论，融入政治经济学当中，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一学术创见所做出的贡献，当然必须予以承认。另外，顺便要提的是，一九九三年开始出版的期刊《立场》(Positions)在开创学术道路上也做出了贡献。当时，一部分学者感到《现代中国》这本杂志越来越保守，甩开文化、思想等方面，而只谈经济，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新刊物来抵抗这种潮流。因此，《立场》在抵制学术的保守化上，是一个重要贡献。
可以看到，在九十年代，美国学界也还是存在着对于革命和现代化的反思，但其最重要的趋向则是:一方面越来越忽略革命的历史，关于工人运动、 农民运动的文章越来越少，这与七十至八十年代的情况很不同；另一方面，就是范式扩散（dispersal）问题。很多学者着手研究的时候，只是关注自己的兴趣，而没有了一个终极的追问。旁人看他研究的题目，都不能明白他这么研究的目的何在。以前，大家还会追问一个研究的“意义”。但是在后现代主义产生影响以后，“意义”不复存在，一个人要研究这个题目，只因为他想研究。对意义的追问没有了。学术当然不应该受命于政治，但学术也不可能与政治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当前的形势却是，很多人研究一个题目只为了自己的兴趣，而不去考虑其与政治的联系，呈现出“去政治化”的倾向。实际上，具体说到中国研究，真的就没有一个范式吗？范式扩散这一现象本身，很可能也就是个范式。
一统化的现代性
目前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可以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美国目前有很多学者热衷研究上海，致力于各种相关题目，但他们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在理论上，究竟何为modernity，何为中国的modernity，这些人不加追究。很明显，他们没有提到的是，上海的现代性，是“殖民地的现代性”。“殖民地的现代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实际上很多人对何为现代性是有点糊涂的。这些研究还有一个很糟糕的特点，就是在看待中国的“现代性”的视角上都只关心城市，关心城市的风格等问题。因此，这些学者研究现代性的时候，忽略革命，忽略马克思主义，言下之意是以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中国革命也不是真正的现代性。他们所了解的现代性，就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性，是资本主义的那个现代性。
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唐小兵最近出版的关于现代性的著作，就既包括描写农村题材的小说，也包括城市题材的小说。应该考虑到，革命的历史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并且，也是近几百年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一点是不可忽略的。
一涉及现代性，也就涉及最近以来大家都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了。在此要提到的是，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于现代性的解释是弥足重视的。大约十五或十六年前，有位研究文化的美国学者马修·伯曼(Marshall Berman)，写了那本名为《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著作，谈论现代性的问题。佩里·安德森恰恰对他这本著作进行了批评，指出现代主义不是一个感觉方面的问题，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最后，佩里·安德森说到，要区分三个概念：现代化——modernization、现代主义——modernism、现代性——modernity。 现代化是指工业化、城市化等等;现代性是指现代化之能产生的条件;而现代主义是指人们对现代性的反应，这一反应也可能是反现代性的，反现代性的方面也应该包括在现代性之内。如果通过这三个概念来观察近来中国史学的研究，可以说，现代化、现代主义、现代性，都在学术当中被加以涉及，但往往三者混淆不清。
许多所谓现代性的研究，比如伯曼那样的研究，是在完全忽略第三世界的思路之下展开，不考虑第三世界与现代性的关系，以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实际上，欧洲、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是相连的，并非没有关系。因此，必须要说的是，很多学者对“现代”的概念有些糊涂，他们只强调城市化之类是modernity，而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modernity。他们只看到欧洲和美国，顶多把俄罗斯包括进去，完全不承认第三世界也与现代性有着关系，看不到欧洲和美国的现代性与第三世界也有着关系。并且，他们强调革命范式和现代性范式之间的冲突，把二者视为不相融的对立体。我们当然不能用革命的历史来解释近代中国的一切现象，可是，现代化这个概念本身也是有很多问题的，特别是在学术研究上。正因为意识到现代性概念的限制性，很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后现代性。可是，后现代性其实仍然是现代性，在根本上，是以肯定现代性的普遍性为基础前提。所以，无论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都是不足以解释世界的。
全球化的历史？
无论如何，从现代性或后现代性出发以研究历史，在目前是流派纷呈，百舸争流。另一方面，近来美国与欧洲学界对于现代性、后现代性理论的反思和批评也在逐渐增多。其中一个予人印象比较深刻的角度，是跨国主义与全球化。
在美国，全球化的一个后果，是大家重新对世界历史有兴趣了，例如出版了一本期刊就叫做《世界历史学报》（Journal of World History），甚至有学者建议创立“global history”这样一个概念。不过，在我看来，这一主张并没有提出新的理念，没有解释清楚 global history与原有的 world history（世界历史）二者在观念方面有什么区别？global怎么就在概念上超过了world呢？倡议的学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但是，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全球化已经在对学术思维发生影响，这一情形同样反映在中国研究上。
目前，对后现代、后殖民理论来说，全球化制造了意想不到的困窘。当然，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物质性的现象，但是，无论如何，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生了文化的跨国流动。然而，后现代理论主要涉及第一世界，后殖民则主要牵涉第三世界，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自身框架与变化的现实之间存在抵牾。迄至今天，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中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已经被世界各地的学术所吸收，但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后现代、后殖民理论的兴趣渐趋减弱。
还有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美国新一代学人重新对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兴趣，对后现代、后殖民也有了一个批评的态度。在中国研究方面，他们呈现出两个趋向：其一，虽然后现代主义批评了元叙事，但是元叙事仍然在发生着影响。比如，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方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影响就比较大的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Gunder Frank）,以及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王国斌（R.Bin Wong），他们都是对物质现象展开长时段的研究，其影响力可说是很大。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学者、我的前妻罗克斯安·普拉兹尼亚克（Roxann Prazniak），她有一本著作《穿越文明的对话》（Dialogues Across Civilizations），想突破以各个文明为单元的传统研究方式，进行跨文明的观察；还有一位穆素洁（SuchetaMazumdar）著有《中国的糖与社会》（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一书，这位学者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书中，她试图研究中国的工业化和欧洲的工业化有什么区别。比如，她提出，生产糖需要奴隶制，但在中国，一直到十九世纪，糖的生产都是家庭工业。看一下这位作者的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她这一研究的思路由来。穆素洁是印度裔，因此她受到来自印度的一些影响。印度新德里有个发展中心，那里的研究者如南地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甘地以及毛泽东的思想，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都是左派，因此这个中心的研究思路受到中国革命的影响。包括南地在内的这些研究者关于现代性的一个有趣的解释就是：我们不是现代性的他者，而是另外的一个现代性。这个中心致力于研究印度过去年代的传统工业，他们指出，印度传统工业都是家庭小手工业，直到殖民时代以后，印度工业才大型化了，变成了现代工业。
对于以上谈到的各位学者的研究，我的批评很简单——他们所研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完全是采取一种经济主义的立场，没有国家，没有社会，没有阶级，没有人的活动。他们只解释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是从哪里来的？我认为，贡德·弗兰克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资本主义自然化了。对于华勒斯坦等学者，有一种批评，即是认为他们不注意资本主义与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之间有什么关系。我的一个学生发明了一个词形容这样研究中国的学者：“Eurosinocentrism”（欧洲中国中心主义）。虽然表面上这些学者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但所做的研究的模式一端是欧洲，另一端是中国。他们喜欢论证，在欧洲发达的东西，其实在中国也很发达。这样的学者虽然声称试图超越文明、国家的界限，但他们实际没有能够超越这些界限，也没有观察到那些引起质变的东西。实际上，当说到“欧洲”的时候，这些学者也只是指其一部分，如意大利、荷兰、英国等等，而非考虑整个全部。与此相近似的是中国学者所谈论的明清时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即使有这样一种萌芽的话，也只是发生在江南等部分地区，而非全部中国都曾出现这一现象，但学者们却只是笼统地称之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
可能最应该让人警觉的是，现在有一个趋向，即为了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于是不自觉地就产生了亚洲中心主义。实际上，我们谈论问题的时候，不能只想到欧亚，而要同时将非洲等都包括进来。特别是在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一定要包括美洲，历史上，正是美洲的很多东西引进到亚洲之后，对亚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美洲的白银就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巨大。但是，现在很多学者却还是局限在国家、民族之间做各种比较。
目前美国学术界在中国研究上还有一个趋向，就是一些学者，如彼得·珀杜（Peter Purdue）、郝瑞（Stevan Harrell）等人，把关注点放在中国的边疆，研究中国的东北、西南、新疆等地区，意思是应该从边疆来看中心，宣称要以此来超越中央主义的观点。从边疆看中央、从国外看中国，这样的用意是什么呢？很清楚——他们说，进入“现代”之后，不仅在欧洲有帝国主义，在中国也有帝国主义。他们就是这样看待十八世纪前后、乾隆时代的清朝。我对这些学者的质疑是，他们为超越欧洲中心主义、中国中心主义所做的努力，还是局限于中国与亚洲的范围，他们仍然受到民族主义视点的限制，而没有能够把视野放宽到欧亚之间的交流等范围之上。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声称，欧洲有帝国主义，清朝也有帝国主义，甚至澳大利亚有位学者写书说，中国从秦朝开始一直都是帝国主义。但是，他们不去解释，奥斯曼土耳其、清朝等等这些传统的帝国，与资本主义的那个帝国主义是否一样？这就
是他们研究的缺陷。
近代的起点
回到现代性与中国历史之关系的问题，我认为，对此必须变换看问题的角度，在时间与空间上都要改变观念。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中国历史纳入世界历史当中，二是把世界历史纳入中国历史中来。我越来越感到，以十九世纪作为近代史的划分界线是完全不行的。
一些学者的研究，总是把中国与欧洲进行各种制度上的对比，其实这还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没有超越文明的界限。目前在欧洲学界，特别是艺术研究领域中，已经有一派学者注意到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亚洲因素。比如当时欧洲艺术受到波斯影响，而研究发现，那时的波斯有很多中国来的手工艺人，因此，在那个时代，各方面交流是很活跃的。因此，现在的研究不应该再以中国或者欧洲等等作为独立的单元，而是要观察这些“单元”是怎样产生的？其中一些单元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前提，而是我们去反问它们作为一个单元是怎么成立的？
比如，在十三世纪，还没有所谓的“欧洲”，在那时，“欧洲”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同时，看一看十三世纪的中国，无论从文化还是制度等方面，都确实有一个完整的存在，从元代一直到明清，中国有着稳定的制度，其中很多则是新的制度，社会上也产生了很多新的东西。因此，中国的现代史与欧洲的现代史，都应该是在十三至十四世纪开始的，另外，奥斯曼土耳其、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也是在这个时期形成。
我们必须了解，资本主义的起源与现代性的起源是有紧密关系的。在上述这些文明之间的交流中，资本主义慢慢产生，然后再进一步成熟。在这个时期，中国对其外的世界有着很大的兴趣。要再次强调的是，考察历史上的这个阶段，必须把美洲也考虑进来。美国学者何柄棣研究十六世纪从美洲传来的若干种农作物，让中国的经济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所以才有人口的增长等等现象发生。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学者提出，明清时代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从美洲传入了很多物品。这里要谈到一个有趣的事情，以前，中国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说，美国学者对之是不接受的。但是，到了今天，他们却都变成“资本主义萌芽派”了。
全球化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实现
我要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情况，在世界各地的结果却不一样？例如，明清时代，中国人在东南亚很活跃，有着大量的移民等活动，但为什么其结果与欧洲在这一地区的活动不一样？为什么只在欧洲出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在中国、土耳其、印度等地却没有出现？
我们要注意的是，十六世纪的时候，恰恰是在奥斯曼土耳其达到其辉煌顶点的时候，与欧洲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其中涉及贸易的权利，这一条约对后来土耳其的半殖民地化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欧洲与其他地区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当时，奥斯曼土耳其在航海等方面的势力无可对抗，但欧洲通过贸易等手段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应该标志着欧洲的一个起点。到了十八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使之最终超过了其他地区，而帝国主义也在这个时候于欧洲兴起。因此，现代性是一种关系，现代性是没有中心的，而在这个关系之下，各个地方出现了不同的发展。稍后，在十八世纪，又出现了统一化、重新整合的趋向，全球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关于全球化，学者之间也存在着争论，有些人认为它发生在十九世纪末，这既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也包括人的活动的全球化。应该注意的一个有趣现象是，第一次全球化发生在十九世纪末，其结果却是导致了民族主义的普遍化以及殖民地的诞生。
社会主义当然有其理想性的一面，但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控制一个空间、区隔一个空间，按照民族的利益来决定保护哪些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发生了又一次全球化，很多学者认为这一次全球化是后民族主义的、后社会主义的、后殖民的。我在《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一书中拒绝全球化的目的论。虽然我们可以宣称现在是后这个后那个的，但是，实际的形势却是，全球化并非全世界统一的进程，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分裂的现象。有意思的是，很多欧美学者把欧洲与中国做比较，认为没有现代化是中国衰落的原因。但是，到了二十世纪末，恰恰是现代化的全球化过程，造成那些反现代化的旧传统在很多地方死灰复燃。察其原因，全球化当中，一方面发生着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另外一方面，这一普遍化造成的不是国家的取消，而是集权的扩散。跨越国家的界限，存在着很多利益集团，这些利益集团形成了各自的边界，他们之间的区分，不再表现为以前那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民族的边界被取消了，这是当代的全球化的一个结果。
我同意一些学者所提出的观念：无论是否还会有民族国家，无论民族国家的前途如何，无论是否边界最终会消失，在文化方面，我们都必须有一个全球的眼光。以前的学科设立等等，都是按照一个个国家而考虑的，现在的眼光必须放宽一点。全球化不仅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同时还意味着统治阶级的全球化趋向。帝国还是有中心的——认为帝国没有中心的观点，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个帝国越来越有合作的性质，目前，全球各地的统治阶级，包括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包括这些世界中的知识分子，越来越有合作的趋向。
当然，现代性的成熟，还是发生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欧洲。我们批评欧洲中心主义，但必须认识到，欧洲与中国、土耳其等等地方还是不一样的。英国有位叫霍普金斯的学者写了一本书，在书的序言里，关于历史分期，干脆没有殖民地这一阶段了。按照他的分期，十八至十九世纪的殖民地阶段，是“proto-globalization”（前全球化），就此取消了殖民地。但是，我的看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全球化恰恰是殖民主义的最后实现。global modernity同时也是 colonial modernity，全球化的历史，也正是殖民主义的各个阶段次第登场的一部历史。这是物质的历史，也是思想的历史。举例来说，目前大家被灌输的概念就是，除了资本主义，不可能再有别的道理，只有资本主义才能产生现代性。后现代本来只是建筑一个领域中的现象，现在，却变成了一个文化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