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

    今天，这一问题又引起了大洋彼岸的一位西方著名经济学家——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的John Whalley教授的注意。John Whalley教授是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在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享有盛誉。近年来，John Whalley教授十分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这篇文章最初就是源于他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之间的一次日常学术讨论。当一些国内学者看到这次讨论的记录稿后，均建议将其发表出来，以期引起国内的经济学者和学生的再次关注。John Whalley教授担心自己对中国的经济学研究现状理解不全面，建议请更多学者参与到其中来。下面是John Whalley教授的发言内容以及我应邀写下的评论、补充，另附上海财经大学几位青年教师在本次讨论中的一些观点。

John Whalley：

（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教授，国际计量经济学会院士，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研究员，欧洲经济顾问组织CESifo全球经济研究室主任，加拿大全球治理创新中心（CIGI）首席研究员。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的主要开创者，国际贸易、可计算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研究领域的资深教授，曾任《The World Economy》杂志主编。）

    近年来，我一直比较关注中国经济，多次到中国，和政府部门、重要的研究机构、大学的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现象需要引起关注，许多青年学者试图跟随和仿效西方经济学者的研究。但是，北美和欧洲杂志论文里用到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很多并不适用于直接拿来用于研究中国问题。我的建议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进行些调整和修正，比如在简单的经典最优化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一些具有中国特质的东西，诸如集体身份认同感、全民所有的生产单位（国有企业）及其它。中国的一些青年学者似乎忽视了中国国情，一味机械地模仿国际杂志上论文的范式。仅仅简单地将新古典主义模型生搬硬套地运用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可能会导致错误。

    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部门结构，这与外国的部门结构大不相同。另外的一个特点是身份认同，集体身份认同，而非个体身份认同。我读过一些西方学者写的关于中国劳动力市场供给行为的论文，他们在论文中描述的效用函数是商品消费和休闲的函数，没有考虑到家庭。而在中国，每个人是在为家庭工作，个人的决策考虑了家庭利益，所以我们在做研究时需要给出家庭的效用函数。西方文明强调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平等自由的价值观，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东方的儒家文化强调群体价值，家庭是组成社会的个体单位，儒家认为个体始终处于个人、家庭、社群的网络之中。

    如果仅仅将西方的模型不做任何修正的直接套用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可能会得出有误导性的结论。就我在中国的经历而言，我和不同年龄的中国一流学者有过深入的交流，当我和正居于决策层的一些资深中国经济学家（如六十或六十岁以上）交流时，他们对此现象也忧心忡忡，一些青年学者试图直接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的诸多问题，他们对这些青年学者是否真正了解并能准确解释中国问题持谨慎的态度。所以，我感觉目前正居国家决策中枢的资深经济学家和青年学者间可能存在很大的认知差异和知识结构上的代沟。青年学者希望未来几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能更快速地向西方靠近，但如果忽视了对中国现实的关注，这可能会有些问题。

    有一些中国青年学者重视钻研模型技术，而不太关注中国经济。据我了解，可能是因为目前在中国，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是专业晋升中很重要的条件。一些青年学者认为，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事是在北美和欧洲的杂志上发表论文，提高国际排名，以取得职业晋级，而国际期刊通常没有关注中国经济的特性。在政治科学中，美国政治和加拿大政治是不同的课程，因为各国的政治制度是迥异的。在经济学中，通常将马达加斯和法国、美国按相同的研究方法来处理。但是，应该在经济学研究中考虑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在我看来，这一点对于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时尤为重要。

    近三十年来，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技术来进行政策分析一直是我的研究方向之一。我们应该更重视文章的思想性，而不是模型中有多少个方程，以及方程结构的细致程度。此外，对于数值模拟得出的结论的应用要审慎，这些结果是参考性的，而不是精准的，不能直接精确地用于政策决策，而仅仅是提供适当的方向性的指导。

    美国金融危机促使西方经济学者加强了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关注，我想，这对中国学者或许也会有些启示，特别是对于中国的青年学者而言。

（以上文字稿源自2008年10月16日下午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系，John  Whalley教授与在其政策模拟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学者的一次随意学术聊天的记录，基于对中国的经济学科发展的关心，John Whalley教授接受了中国学者的提议，同意将上述聊天记录发表出来，并建议能邀请一些中国的学者对此问题进行补充，以免自己的观点有偏颇。）

田国强:

    当前，中国经济学科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这与20世纪40-50年代现代经济学在美国初期发展时的状况有些类似。对于现代经济学，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是基本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第二种是泛用模型，即不考虑由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简单地套用，而不管这个理论模型的假设与中国的经济现实和制度环境是多么的脱节。

    John Whalley教授在他的谈话中重点强调了第二个问题，即泛用模型问题。对于此问题，我同意John Whalley教授及参加本次讨论的大多数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我想强调的是，在重视上述第二种倾向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忽视另外一种倾向，即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消除这种倾向也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完全否认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可以说是犯了方向性错误。现代经济学主要是研究在市场经济制度环境下人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一门学科，有着一整套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并发展出了许多分析工具。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经济体制转型的取向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就显得非常必要。而泛用模型则是方式和技术问题（当然也会造成很多，甚至是非常大的问题和失误），但大方向是对的。就像小孩学大人讲话做事，尽管不是这么一回事，或像年轻人做事还不熟练，但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越做越好，没有太多担心的必要；就像中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一样，只要大方向是对的，存在的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市场改革解决的，但改革方向一旦错了，一切都没有戏了。所以，我们应该防止那些用中国经济问题的特殊性来完全否定现代经济学作用的倾向。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原理、研究方法所提供的许多分析工具是无地域和国界之分的，可以用来研究不同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当然也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下的各种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中，我详细的阐述了这一问题。所以说，对于青年学者和学生而言，无论是做纯理论的研究，还是做中国问题的研究，首先要掌握好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理论和分析工具，只有这样，才能有所创新，将其本土化，并使之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真正对中国经济及其体制转型做出了让人信服的研究的经济学家，正是那些真正掌握和熟练运用现代经济学基本研究方法和原理的人。

    其次，我想谈谈如何看待某些经济理论结果与现实脱节的问题。由于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研究西方发达国家中的一些经济现象而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往往隐含着一个基本假设，即市场经济制度环境是相对完善的。尽管这些理论不适宜直接描述当前中国经济制度环境，但是却从不同的角度为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取向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努力的目标。这样，许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为我们研究各种问题提供了一系列的参照系和基准点（benchmark），让我们知道了努力的方向，以及现实和理想状态之间的落差。从而，我们在研究偏离了理想状态的现实问题（如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市场失灵现象）时，需要对所提供了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经济理论进行适当的修正，并与之进行比较，大多现代经济学理论也都是如此发展和成熟起来的。不少人正是对于这种研究方法没有很好地理解，从而导致了认识上的误区。

    由于上述原因，一个一般的经济理论往往会与某国、某地的现实脱节，但在应用上，则必须让所应用的理论尽可能接近现实，或发展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或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否则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后面还会谈到），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在人们思想水平不高，大多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情况下，需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来协调经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那么，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建立现代市场体系，在这一前提下，我们首先要弄清各类改革的子目标和结果应该是什么。但要注意的是，目标不等于实施过程。提出目标是回答应该做什么的问题；而实施过程则是回答怎样做才可以达到所提出目标的问题，也就是需要弄清楚如何改革和怎样实施的问题。这首先需要充分考虑到可行性、可操作性，也就是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现实，即在各种约束条件下给出（过渡性）制度安排，这也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在约束条件下，进行取舍和选择。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在解决现实问题时，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而，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解释中国经济现象时，就需要对提供参照系和基准点的现有理论进行修正。但不管怎样，分析问题的框架和研究方法都是一样的，并且不少分析工具（如：供给需求基本模型、博弈论、委托代理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都可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和现象。现在还有许多中国经济学家，特别是青年学者和学生对这个问题总是感到迷惑，一个原因就是对现代经济学缺乏良好的训练，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现象。

    再其次，在解决经济问题时，我们不可能拿社会做实验，因而在做现实问题研究，应用某个经济理论提出政策性建议时，需要非常慎重，注重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因为任何一个理论都有它适用范围，即边界（先决）条件的。只有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才会通过经济理论（也许需要发展针对相应问题的新经济理论）得出符合逻辑而又切合实际的结论。只有对所涉及到的经济学基本理论有一个较好的掌握，充分注重或弄清楚所应用的经济理论结果成立的前提条件（具有良好技术性训练的海归在这方面有较大的优势。因而从某种程度来讲，对中国问题把握较好的本土学者与海归学者合作进行研究，也许会产出更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确保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应对得当。否则，一个政策建议不当，会造成非常大的负面后果。比如，这次美国由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政府的官员和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忽视了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一个简单的先决条件，即忽视了金融行业的巨大外部性（传递性），放松了金融监管，导致机会主义者疯狂逐利，从而使得市场泡沫不断膨胀直至破裂。

    再比如，国内对于这次世界金融危机的把握和应对就很有值得探讨的地方，为什么在去年上半年和下半年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所采用的宏观调控政策完全相反？并且正反两方面政策力度均是如此之大？这说明在理论指导方面还存在较大欠缺。在判断经济形势和预测经济景气这类政策性研究时，不能够只看重经济数据。数据在许多情况下对短期预测和检验理论当然有用。但经济数据在有些方面，如在预测经济景气的情况下，可能有它的局限性。那么，一个政策怎样才能具有前瞻性呢？靠什么来让我们得出事前的结论呢？这就是经济理论的逻辑技术分析。也就说，只要将经济现实环境充分地把握住，就会通过经济理论得出逻辑的结论。例如，我和曾担任过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早在去年6月份写的《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下滑风险——关于解决扩大内需和抑制通货膨胀两难的政策建议》一文中，通过经济环境所具有的三大成因，得出了经济大幅下滑的风险正不断累积这一结论，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等六大综合治理措施。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了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加强基本理论的训练和分析工具的掌握，就显得非常必要。不仅如此，我们也应该有一大批中国学者瞄准国际研究前沿，在理论创新和提供分析工具研究做出贡献，在具有共性的研究方面具有话语权。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受到国际同行的尊重，研究的成果才会得到别人的重视。

    下面，我想谈谈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道路的探索的问题。

    过去十年多来，国内的经济学研究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国内的期刊如《经济研究》在引导国内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上面刊登的文章大多写的比较规范，很多都是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与国际研究水平相比，国内的经济学研究还是有相当的差距。如果我们将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发表文章的归类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纯理论的创新，具有共性的基本理论研究，这些理论结果没有国界，具有一般性，如博弈论、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在这方面，中国的研究水平和国际相比差距很大，这些差距体现在原创性、发表论文数量的差别、研究方法、以及文章中体现的经济思想的差距。很多技术性很强的文章，其实也可能在其中包含很多经济思想，模型背后体现的是深刻的经济学思想（如一般均衡理论、信息经济学、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第二类是现实问题的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现实问题。在这方面，研究本国问题当然占大多数，而研究国外问题占少部分。而中国经济学期刊基本只研究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如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等。这方面，中国的经济学者有着独特的优势，虽然有很多国外的经济学家对中国问题很感兴趣，但是他们研究中国问题时没有优势，我没有看到外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有过什么像样的研究。

    其次，国际刊物和国内刊物在选择稿件时的偏好（也许是客观原因造成的）也是有所不同的。国内的刊物侧重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不太注重（也可能是由于对现代经济前沿了解不够，很难做出）现代经济学纯理论方面的创新性研究。国际期刊以美国经济刊物为例，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最注重的是一般性理论问题的研究，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信息不对称时的委托代理理论和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组织理论、产权理论、或针对某个经济现象给出理论解释等。也有一些是为建立参照系和基准点而发展出来的理论，这些理论假定比较理想的经济环境，如信息完备，零交易成本或市场经济制度规范，离现实较远；其次是对美国经济问题的研究；第三方面是对他国经济问题的问题，如中国经济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些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如钱颖一等都作出了很不错的研究成果。一些国际刊物，如《China Economic Review》等也非常关注中国经济问题。

    关于中国青年学者的国际化问题。我认为对于本土学者来说，首先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的学习和掌握，其次要发挥自己对中国经济具有较好把握和了解的优势。此外，应该有开放的心态，通过合作的方式，进行国际化拓展，如既可以和国外学者合作，也可以和海归学者合作，来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成果质量，实现双赢。对于海归学者而言，在国内和国外的工作环境相比，国内工作带给他们的优势，就是身处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大环境中，对中国现状比较了解，所以做中国经济问题有比较优势。不过，我并不认为，所有的海外学子毕业回国后就立刻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对于中国的现实，老一辈经济学者有很好的把握，很多海归青年学者虽然接受了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但由于对中国现实把握不够及认识不深，回国后立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毕业获得博士学位只是进入经济学研究这一终身事业的门槛，初出茅庐的海归博士往往对中国现实问题把握不足，对经济理论的训练和掌握也不够，不太可能提出深邃的经济思想，做不出什么高质量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并且，由于名气不够，即使做出了较好的研究也不大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从而不利于个人学术生涯的发展。我个人是做纯理论研究的，直到拿到终身教职几年后才开始做中国问题研究。我看到不少刚毕业时非常优秀的青年经济学者由于没有将内功练好（理论功力及把握现实的能力不足），就立即进行中国问题研究，往往没有什么后劲，加上国内经济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新人辈出，让人感觉这些人所做的研究越来越差。

    总之，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在国内做研究的优势就是对中国的现实国情具有切身和相对深刻的认识，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具有近水楼台之便。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国际经济学界会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为了让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与国际接轨，让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及其成果得到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掌握经济学研究的话语权，我们也需要有相当一批人瞄准国际前沿，做纯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不单单是做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所有这些，都需要青年学者学好现代经济学，掌握其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注重培养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的能力，在博士毕业后仍需要加强学习，培养出可以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能力，由于人生学术生涯有好几十年，当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进而再去做一些政策性问题研究也不会太晚。

郑兵勇（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西安大略大学博士）：

   我跟John Whalley教授也谈起过这个问题，不过在我看来，他这种担心是太多余了。John Whalley教授是我在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读博士时的老师， 在读博士的几年中，我就经常跟他聊，谈自己的研究，也谈中国经济，几年下来，我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对中国问题一直很热心，每年都会到中国来。2008年两次到上海，他都到上海财经大学来，他和我谈了很多中国经济问题，让我受益匪浅。

    记得每次跟他谈起我自己的研究时，Whalley教授都喜欢说一句话，年轻的经济学者都喜欢也应该做些技术性比较强的研究，以展示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到学术圈的承认。但等到自己在这方面已有所成就，就喜欢做一些比较简单但思想性强的研究。这个时候，由于你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名气，你的研究也很容易被别人接受。在我看来，Whalley教授的这个建议也应该同样适用于当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青年学者。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学术界对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了解还很不够，因此在现阶段，鼓励年轻学者多用西方经济理论和实证方法发文章，未尝不好。这就像中国现在一些已经做得不错的工业，比如汽车工业，航空业，先模仿别人，再搞自主创新。只有第一步成功了，才能站稳脚跟，才有资本搞自主创新。如果没经过模仿阶段，就谈自主创新，那不就如同初生婴儿，爬都不会就要他跑一样了吗？

    回国这两年来，我也听到不少批评，认为我们这些海归学者都只顾在国外发文章，不研究中国实际问题。实际上，不是我们不想研究中国问题。说实话，我们很多人包括我在内，不管研究方向是什么，从来都没有放弃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中国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但我们现在就集中精力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也不能做出太大的贡献。

    第一，这些问题都很难，不是简单套用西方经济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对我们这些博士刚毕业没几年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更加困难。虽然我们在国外大学受过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系统训练，但就研究能力来说，我们当中很多人还处于最初的学习阶段，对大问题难题的把握能力还不强，要想一下子独立解决很难的问题不太现实。因此，还不如先发几篇文章，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

    第二，在学术界，要想让别人接受任何与主流思想不同的东西，并不容易，对于年轻学者来说尤甚。目前中国很多年轻学者的学术能力还远未被别人接受，还处在Whalley教授所说的第一阶段（年轻时候），人微言轻，即使自己的研究很有新意，也很难引起别人注意，让人接受。如果你的研究不被人接受，那也难有太大贡献。对于年轻学者来说，要让学术圈认识你，了解你，只能通过发文章来实现。当别人已经认识你，知道你是一个严谨的学者，你的一些结合西方经济理论和中国实际的研究也才容易被人接受。 

沈  凌（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授，波恩大学博士）：

   如果我们去问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的物理学老师，他们教的是西方物理学抑或是中国物理学，一定会被他们笑掉大牙。如果我们去问三峡大坝的设计者，他是不是因为没有学习中国物理学，就会不管长江的水文地理参数，直接拿了田纳西水库的参数来建我们的三峡大坝，同样也会被他们笑掉下巴。但是，一个在物理学界早就解决了的问题，在中国经济学界，仍然在被广泛讨论，实在是让人怀疑中国是不是连五个经济学家都没有了。

    到目前为止，在学科范围，能够被冠以“中国”两个字的，好像就是中国哲学，还有中国医学。其他还有没有，我才疏学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中国医学并不是说只研究中国人内脏的医学。把中国人解剖开来，切割搭桥的，用的还是西方医学。只不过是西医在中国人身上的运用。中医之所以是中国医学，不是因为它只研究中国人的特殊问题，而是它有一个完全不同于西医的医疗理念和方法。同样的，这样的医疗理念运用到西方人身上，还是有效果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医针灸能够在欧洲美国广为传播的原因所在。

    所以说，包括Whalley在内的大多数学者提到的结合中国实际问题，说的还是如何运用西方经济学（暂时用这个大家习惯的称呼吧）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罢了。也是中国工程师和医生们已经身体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事情。实在是没有什么新鲜的可资议论。

    在给定西方经济学就是一个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如何运用这样的分析方法去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对于中国经济学者来讲，至少有三个层次的事情可做：

    切实学好西方经济学的方法理念。为什么我们现在有部分的学者，和部分的管理学者的相关机构，会陷入对于数学模型的迷恋和崇拜，以至于给人一种舍本逐末的印象？大概是因为我们正处在掌握数学模型还远远不够的阶段，就像小孩子模仿大人剔牙齿，其实他们并没有牙缝。我们只有知道了为什么需要数学模型，才算是真正掌握了数学模型。

    在真正学好了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了之后，会很自然的想到中国现实中间的许多经济问题是国外的现有理论已经阐述清楚了的。是可以运用“拿来主义”的。这个“拿来主义”不是照搬照抄，而是至少有“知道拿什么”的眼光，和“拿来如何用”的本事。这个“拿来主义”其实鲁迅先生早就说过，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不幸，变换了表述方法之后，好像再次成了讨论的热点。Whalley所说的几个例子，国有企业，家庭观念，大体就是这个意思。

    在了解了中国实际情况，同时熟练了西方分析方法之后，或许，我们可以运用西方经济学的方法，提炼出貌似“中国特色”的经济问题。通过解析，得到更加一般的规律。从而丰富西方经济学主流思潮的理论内涵。扩大主流经济学的解释范围。这就好比相对论对牛顿经典力学的拓展。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思潮，离不开滋养它成长的现实经济。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现实经济现象上面，（比如Whalley提到的家庭价值观念）提炼出不一样的模型构架，并且得到它的存在条件，甚至建立家庭价值观和个人价值观的临界条件，那么就是构建一个超越西方和东方的价值观的更为一般的理论模型。这样的工作，是不仅仅对于中国有着巨大的贡献，而且对世界也有着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我想，林毅夫所说的中国经济能够在未来孕育出中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指这个层面的成就吧。

    如果就是停留在这上面的所说，其实，谈不上“中国经济学”，就像没有什么“中国物理学”一样。如果要说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应该是和中国医学一样的方法论和分析理念上面的不同。说到这里，很多人误认为坚持不用数学模型就是在坚持中国经济学。这成了很多人不学习数学的好借口。但是他们不用数学的同时，还是在试图达到用数学欲图达到的一样的目的。即，理清逻辑关系，解剖客观事实。由于语言的不精确，常常事倍功半。大家吵来吵去，最后都不知道吵什么了。

   其实，中医能够独立于西医之外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是因为它说不清楚，（这恰恰是它的缺点）而是因为它的系统论的整体思维方法完全不能用解剖的科学手段来分析。而目前来讲，我才疏学浅，还看不到什么中国人能够用非科学的其他分析手段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所以，虎头蛇尾，等待拍砖。

杜宁华（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助教授、亚利桑那大学博士）：

   “作为学者，做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这是研究人员所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研究人员会无可避免地陷入迷惘，在职业生涯的得失取舍之间会体验到无法自拔的痛苦。这并非夸张，每个从事科研工作的人都多少经历过这样的困扰。我个人认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探索真理，通过我们的工作，为更深刻地认识世界创造条件。

    在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中，有几件相互关联的任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取得研究课题的资助，而在高校工作的青年学者还要为获得终身教职而努力。这几件任务极有可能影响到一个人职业生涯的走向，非常重要，需要研究人员投入极大的努力。但我在这里想要说明的是，这些任务本身并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完成这些任务只是为了"探索真理"这一终极目标创造条件。在国内、国际的刊物上发表论文，是为了能让更多的同行了解自己的工作，从而得到更多的反馈和批评以帮助自己改进研究；争取科研资助，是为了拿到更多的资源来回答问题；争取终身教职，是为了得到必要的物质待遇保障以免除后顾之忧。上面说到的这些都是探寻真理的道路上值得争取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并不是探寻真理的必要前提，更不是我们的目标。如果由于各种原因论文未能发表，科研经费未获批准、甚至未能在一定期限内得到终身教职，这些都并不值得懊丧，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在探寻真理的道路上，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其它有利条件。

    可能有的论文需要两三年的时间发表，还有的论文拖了六七年才与读者见面；回顾文献史，振奋人心的转折点只有几个，绝大部分工作只是在前人基础之上前进的一小步，更有相当一部分的工作只是在提示后人不要再在相同的道路上做无用功。但凡此种种皆不必挂怀，还有什么能比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问题得到回答更令人兴奋的呢？

夏立军（上海财经大学会计与财务研究院教授）

    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问题。这个问题有的人觉得理所当然，根本不用问；而有的人觉得这还真是个问题，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为什么一定要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本土出身（指从本土而不是从海外取得博士学位）的学者中第二类人相对较多，所以这个讨论只是和这些学者做个交流。我本人对于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很不在行，刚刚入了一点门，基本上是一个初学者。不过，我觉得在可见的未来，本土出身的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都很有必要。主要的理由有这样几个：

    首先，除了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以外，可以用其他什么方式考核和评价国内学者的学术水平呢？看学术专著？出书通常连匿名评审都不要。看国内期刊论文？短期内，国内期刊和国际高质量期刊还有很大差距。看给政府部门做的咨询报告和政策建议以及批示官员的级别？这似乎不是学术水平，而是咨询能力，或议政能力，虽然其对社会的贡献有时超过学术论文对社会的贡献。看经济散文？通常也不是匿名评审，而且这也不算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看媒体出镜率、社会影响力？这似乎也不是学术水平高低的问题，虽然水平高的常被采访，社会影响可能也较大。——这样问下去，不难发现，在国内没有出现和国际高质量期刊相当水平期刊的情况下，没有其他更好的考核和评价学术水平的方式，虽然看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其次，国内很多高校都想创建国际一流大学，而国际一流大学评价学者的公认标准是看其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情况。所以本土学者如果不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国内大学也没法成为国际一流大学。从学者个人来看，如果自己是高水平的，那么除了在国际高质量期刊发表论文以外，目前也没有更好的方式向同行发送关于自己学术水平的信号。简单看一下那些既在国际又在国内期刊发表过论文的学者的自我介绍，就可以看到他们往往把国际高质量期刊写在前面。这说明，国际高质量期刊是一种相对可靠的信号。有些学者对中国问题理解很深、很透，这绝对重要，但是不把这些理解转化成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也不容易得到同行对其学术水平的真正认可。企业家、政府官员往往比研究人员更了解现实世界，但很难说因为对现实世界有很好的了解，他们的学术水平就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可能是本土学者必须走的“弯路”，如果从“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探求真理”角度看这是一条“弯路”的话。

    最后，可能是最重要的，重视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发表对整个国内学术界最大的好处是，它很容易区分谁在“忽悠”、谁在做学问。有人可能认为国际高质量期刊上也有“忽悠”型的论文，但这种概率远比其他方式考核和评价学者小得多。并且，在国际高质量期刊论文的基础上，国际上仍有很多值得借鉴的机制比如声誉机制、同行监督等来减轻这一问题。这样，在现阶段，“盲目崇拜”国际高质量期刊，对国内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改进应该大有裨益。

    两点防止误解的说明：一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财经类学科，其他学科可能不同；二是这些讨论只针对追求学术水平的学者，不针对追求社会贡献的学者。以上讨论，敬请同行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