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拟五年内新增菜田10万亩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3日05:02  京华时报

　　控制供应总量

　　除了代卖费，蒋勇宝等人还会在商户中强行“入干股”。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开介绍，看到哪家商户效益好，蒋勇宝等人就会入股，“一分钱不交，不经营，不承担损失，只收利润。”张开说，蒋勇宝团伙一般与商户利润六四开，他们拿六，商户拿四，有时蒋勇宝等人甚至拿得更多，“为了多挣点利润，这些商户不得不大幅度提高价格。” 

　　蒋勇宝等人还控制商户的进出货渠道。“原来商户每天能进10车，现在只能进2车，商户要是多进货就会遭到拳打脚踢或者威吓。”工作人员说，总供应量下来后，菜价自然要上涨，这是供需的必然规律使然，由此，蒋勇宝等人入干股的摊位菜价就可提高，“因北京整体菜品供应需求量大，所以不愁卖不出去。”

　　增加流通环节

　　除了控制进货量，蒋勇宝等人还控制了北京一些二级市场在新发地进货的渠道，这样就增加了流通环节。 

　　张开介绍，清河小营菜市场的大葱渠道就被控制。蒋勇宝等人指定只有清河小营菜市场的部分商户可从新发地进货，其他商户敢来的话轻则被恫吓，重则吃拳脚。 

　　被允许进货的商户按照多少钱进货也是蒋勇宝等人说了算，蒋勇宝等人会采用强买强卖的方式，霸住菜品，不允许商户出售并压低菜品价格，然后高价卖给二级市场的商户，完成“空手套白狼”的过程。 

　　被允许从新发地市场进货的商户将大葱运回所在的二级市场后，其他商户要想卖葱只能从那些商户手中批发，流通环节的增加直接导致价格上涨。 

　　新发地市场工作人员介绍，作为一级市场，新发地市场的菜品供应量占北京的至少八成，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菜价一般会翻一倍，这样才能保证商户有利润。经过三级甚至四级市场流通渠道售卖，菜价会进一步提高，所以，蒋勇宝等人在新发地提高1毛钱菜价，百姓餐桌上的菜品价格提高不会少于2毛。 

　　该工作人员表示，11月中旬，蒋勇宝等人被警方打黑部门端掉后，新发地市场秩序井然。

　　蔬菜供给“追不上”人口增长

　　耕地越来越少，人口越来越多。“耕地总量‘追不上’人口增速，蔬菜自给率也就上不去了，供应不上，价格必然上涨。”北京市农委相关负责人说。 

　　增产保供应成为稳定物价的首选措施，北京市政府在11月30日提出12条措施，第一条就是“大力发展生产，提高农产品自给能力。”北京拟在本月出台菜篮子工程计划，未来5年，北京的菜田要达到70万亩。　本报记者文静

　　北京需求有多大

　　一年吃掉千万吨

　　如果按照北京常住人口2000万计算，北京每天消费蔬菜要2000万公斤。

　　“我们每人每天大约吃掉1公斤的蔬菜。”新发地市场统计中心负责人刘通说。一公斤，这个数字听起来有点多。刘通解释说，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蔬菜专业术语叫毛菜，也就是说没有洗，没有去除不能吃的部分。 

　　如果按照北京常住人口2000万计算，也就是说，北京每天消费蔬菜要2000万公斤，一年就是730万吨蔬菜。有分析人士称，加上饭店、宾馆及浪费等情况，实际上北京一年的蔬菜消费量可能要达到千万吨。 

　　这上千万吨的蔬菜从哪里来，七成多来自周边省市。 

　　市农委副主任陈涛说，北京人口逐年增加，但土地资源有限，适宜种植农作物的区域也相对固定。农民不仅要种菜，还要种水果、粮食等。经过分配后，蔬菜种植面积也是有限的。这样，蔬菜的产量因为巨大的消费量而显现不足，只能靠外地供应。陈涛说，建国初期，由于是计划经济，流通也不方便，北京的蔬菜自给率很高，基本全靠自给自足，但经济要发展，肯定要流通起来更合理。 

　　如今面对上涨的菜价，北京市提出一方面要加强与蔬菜产地对接，实施直接建基地等方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降低菜价。另一方面，北京拟在本月出台菜篮子工程计划，以全面提高蔬菜自给率，将现有的28%自给率提高到35%。按此计划，五年内北京市将新增菜田10万亩，总量达到70万亩。

　　本地能否满足需要

　　嘴多了地却少了

　　人口在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显然跟不上，这样的话，价格上涨是必然的。

　　在菜价上涨的节骨眼上，北京市要增加菜田的消息，不禁让人联想，如果本地的菜田足够多，生产出的蔬菜也足够多，省去巨额的运输成本、人力成本等一系列中间环节，那么市民就能吃上便宜不少的菜。 

　　另一组数据却显示，北京市耕地面积正在逐年减少。 

　　北京市统计局数据显示，2007年耕地面积约350万亩，2008年下降到310万亩。包括粮食蔬菜在内的10余种农作物全部显示播种面积在减少，除了玉米和花卉。 

　　北京市新发地市场董事长张玉玺对记者说，不但是北京，全国的耕地面积都在逐年减少。新发地是北京市最大农产品批发市场，北京市场九成蔬菜供应靠新发地。他说，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转成居民，种地的人越来越少。人口在增加，农产品的供应显然跟不上，这样的话，价格上涨是必然的。他认为，农产品价格上涨是大势所趋，在国家有利的调控下，每年上涨1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外地菜能否抑价

　　大家都知道囤货了

　　过去大批货往市场进，现在是一点一点进，收不上来货。

　　北京作为一个超大型城市，显然单靠本地不可能满足市民的消费需求，必然要从外地运入大量蔬菜粮油。如山东寿光每天都会有大量装满蔬菜的车运往北京，大约有150万到200万公斤，包括了70多个品种，既有普通的家常菜也有比较高档的菜。 

　　环绕北京的河北省也是北京重要的“菜园子”，作为蔬菜生产和调出大省，去年全省蔬菜播种面积1651万亩，产品除满足省内需求外，主要销往京津等地，外销率达一半以上，对保障首都等地的蔬菜供应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上涨的菜价，河北省要求在环首都的涿州、怀来、丰宁、三河、大厂、固安等13县市分别建设绿色有机蔬菜基地，每个县市先选择30至50个村，每个村建设不低于1000亩的蔬菜生产标准园。 

　　蔬菜在生产环节得到了保障，但能否足量地进京摆上市民餐桌呢？ 

　　王淑华是玉泉路粮油市场的商户，做了十几年的粮食批发生意，前段时间去河南收购农民手中的玉米，根本就收不上来，没有人卖。“过去大批货往市场进，现在是一点一点进，收不上来货。”王淑华有点发愁，“现在粮食特别不好收，很多农民就放在手里，不着急往外卖。” 

　　有专家告诉记者，农民现在并不着急卖农产品。过去农民种地，庄稼一旦收获希望马上卖出去，拿到钱赶紧买种子肥料为下茬播种做准备。现在农村有小额贷款，农民不愁资金问题，辛苦种了一年，农民也等着涨价，“他们对涨价都有心理预期，所以不着急卖”。 王淑华说，过去粮商和市场大户都知道多进货，然后等着高价再往外卖。现在的情况是，“农民也不着急卖了，大家都知道囤货了”。

　　之纵深    CPI连创新高，物价普遍上涨。政府部门表示必要时进行临时价格干预，一石激起千层浪。 

　　对这一政策，民间如何看待？地方试水效果如何？现实操作层面的两难又体现在哪里？近日，本报采访相关各方，并将其观点逐一呈现。　本报记者张然

　　有没有限价需求？

　　低收入群体的期待

　　买菜小车嘎吱嘎吱的声音，在中午喧闹的菜市场里走近了才听得见，小车的主人是冯大爷，里面放的全是白菜。 

　　昨天，坐了5站地公交车，80多岁的冯大爷赶到左家庄附近一农贸市场买菜。老人退休在家，儿子、儿媳下岗后在打零工，孙子正上大学，一家人的日子“过得有些紧巴”。 

　　冯大爷说，超市菜价要比早市贵五毛到一块钱。所以，他跟老街坊结伴到早市买菜。 

　　临近中午，冯大爷把一溜摊点的西红柿都转了一遍后，小声告诉记者，再过一会儿早市结束了，剩下软了的、小的西红柿可以“撮堆儿”卖，一块钱能买一小堆儿。 

　　两周前，菜价普遍涨到了最高峰。这直接反映到了冯大爷家的饭桌上。冯大爷说，西红柿、黄瓜、菜花还有一些绿叶菜等，都属于吃不起的“细菜”，而一棵大白菜，够一家人吃两天。 

　　农贸市场上，2.5元/斤的土豆堆满了摊位。热情的菜商告诉冯大爷，新发地批发价也要2.3元/斤，现在已是赔本赚吆喝。可记者前晚在新发地市场了解到，土豆的批发价只有1.3元左右。 

　　仅仅一毛钱的物价涨落都会影响中低收入家庭，他们对政府限价有着朴素的期待——冯大爷说，“政府应好好管管这些商户”。

　　有没有成功样本？

　　福州试水喜忧参半

　　这样的期待，在福州已化为现实。 

　　早在国十六条出台的前10天，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福州率先打响“蔬菜价格保卫战”。 

　　福州市规定，对市民购买量相对较多的大白菜等蔬菜实施为期两个月的“销售指导价”，每种蔬菜分别规定最高上限，比市场价便宜将近一半。 

　　限价规定一出，令起价落，引来了市民的一片赞誉声。但问题随之而来，批发市场收购价与批发价之间的差价补贴谁来承担？诸多中间环节中的补贴对象如何选择？一路下跌的菜价对菜农的影响如何消除…… 

　　有评论随即称，行政干预会降低市场效率，如同一针抗生素，扎下去立马见效，但长期服用将会导致整个经济“骨质疏松”。 

　　更有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启动价格临时干预措施，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

　　有哪些现实困难？

　　干预措施难落地

　　争论的背后，实施者其实面临着更大的窘境。 

　　“这是个新挑战。”北京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弘说，目前我国很多行业实现了市场化，民营企业普遍存在。政府能够控制或者影响的，只是一些国有企业。对其他企业进行行政价格干预，缺乏手段和渠道——没有抓手的调控，实践中非常困难。 

　　此外，临时价格干预政策剑指不合理涨价，但什么是不合理涨价？ 

　　1.3元的土豆运输几公里，摇身一变成了2.5元——信息不对称，老百姓可能会被商贩忽悠，“可政府必须心里有一本账”。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认为，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主要产品的真实成本不明晰。 

　　采访中，赵弘抛出一系列问题：要不要干预？干预的对象是谁？干预的具体方式是什么？何时进行干预？干预下的最终价格如何确定？ 

　　目前来看，除了要不要干预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结论外，其他都还没有成熟的经验。 

　　国家发改委网站日前刊发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通知强调，实施价格临时干预措施有法律依据。即使在必要时采取价格临时干预措施，也不会改变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定价的自主权，不会影响企业的一般生产经营活动，更不是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回归。同时，这种干预措施也只是暂时性、辅助性的。

　　何时在北京实行？

　　北京未到涨价时机

　　目前来看，北京尚不准备动用这一手段。 

　　昨天，北京公布了12项措施稳定物价，分别从供给、保障、减负、监管角度落实“国十六条”。其中，并不包括价格临时干预措施。 

　　此前，国家发改委也有判断：“目前还没有必要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价格临时干预措施。”发改委指出，近期经过各方面的积极努力，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 

　　“目前限价时机未到”，新发地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也持相同判断。 

　　选取11月19日和11月30日主要蔬菜价格为对比样本，他称，目前大部分蔬菜上市量增加、价格回落。以11月蔬菜价格为例，当月11日的蔬菜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05元，去年同期是1.78元，上升了64%，达到峰值。到了30日，上升的幅度降到15%，与去年同期价格基本接近。 

　　张玉玺称，北京是典型的农产品靠外援的城市，行政手段干预价格可能在短期内可以达到降价的效果，不过一旦全国各地的菜不再往北京输送，量小了，价格会再度疯涨，将形成恶性循环。 

　　他认为，“面对‘请不来，叫不来，赚钱准来；轰不走、赶不走，赔钱准走”的市场，提高农产品自给率、可控率和储备调控率，对价格的平稳更加实用。 

　　张卓元开出的药方则是，加强对主要消费品的成本监审，让老百姓心中有数，也令有关部门在价格调节中掌握合理边界，正确区分“哄抬物价”与“合理涨价”。 

　　更注重长效的观点来自赵弘。他认为，当前更重要的是，政府要考虑资本的出路，即流动资本投资的方向和投资形式。通过金融创新，把流动资本集中起来，通过金融工具和手段进入实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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