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革之体制变革

经济变革之体制变革

建国60年，从社会凋敝、物资匮乏走向全面小康，从“一穷二白”逐步迈入经济大国行列，种种奇迹，均与体制变革分不开。正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把文明、古老的中国带入了现代化建设快车道。

中国市场化改革采取逐渐推进、“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虽曾遇到不少困难和曲折，改革的路径、模式之争也从未停止，但总体仍较平稳，价格改革、国企改革、产权改革等，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

如今，改革已入“深水区”，最复杂的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60年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才是顺乎潮流的光明之途。在这个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

★1949-1957年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60年探索 体制变轨经济驶入快车道

60年的探索，把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定格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

即便“减肥”十分时髦的今天，熟人见面打招呼时，还喜欢用“吃了没”。可见，饿肚子曾经给我们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

火柴进口，肥皂紧缺，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社会凋敝，民不聊生。正是有喝面汤充饥的梁生宝们把自己生产的粮食交给了国家，我们才在很短的时间内造出了汽车——没有农业和农民的积累，就没有今天的工业化。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们从物资匮乏走向全面小康，从贫弱到富强，从“一穷二白”逐步迈入经济大国行列，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均与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总目标的改革分不开。

“5分钱的汤面”“以农补工”实现工业化之梦

2004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庄严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

让数亿农民喜出望外的是，取消农业税的承诺提前兑现了——到2006年，征收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正式与中国农民告别，一个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时代正式到来。

出生于“民国7年(1918年)”的西安市碑林区旅馆村的崔汉兴如今已经过世。生前，老人接受记者采访时称，解放前，他给别人拉煤球，一天最多吃过24个馍(约2.4公斤面粉)。

“那时饭菜没油水，大家肚子空，好不容易有人管饭，所以吃得多。”老人回忆，小时候吃得最多的是苞谷、小米、荠菜，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白面馍。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从毛泽东的这番话不难看出，新中国经济发展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实现工业化。

扩张解放区原有公营经济，没收“官僚资本”，实施“公私合营”，所有这些都为共和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要快速实现工业化，“资本的原始积累”却是无法绕过的坎。

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直实施“以农补工”战略。

1950年冬，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农村展开，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土地。上世纪7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都学过一篇叫《田寡妇看瓜》的课文。赵树理笔下那个“最爱偷瓜”的秋生，经过土改翻身得到土地后，主动邀请田寡妇去拿自家的南瓜。

在作家陈忠实看来，了解解放初期中国农村社会状况，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是最可信的。《创业史》描写的是土改后，翻身农民建立互助组的事。主人公梁生宝去县城，为了省钱多买几斤稻种，他只吃5分钱的汤面，喝了两碗不要钱的面汤。

秋生精神世界的变化和梁生宝的劳动热情，真实再现了共和国成立初期农民和农业的变化。在宏观经济方面，这一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战略，让新中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后，我国生产的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并参加了当年的国庆阅兵式。经过60年奋斗，如今一个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在中国建立起来。

“新中国60年间，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与变迁始终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始终服从于一个大目标，这就是将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说。

“冬储菜”成历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

2009年7月9日早晨，西安市民刘元凤像往常一样带着孙子小强逛菜市场，一个摊位的招牌吸引了她——上面写着高价收购各种票证，其中包括布票、粮票、肉票、白菜票……“这些票是干什么用的？”上初中的小强好奇地问。刘元凤向孙子讲述了那个年代的故事。

那时，根本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蔬菜市场。每年秋天来临时，大街上看到最多的是拉白菜的马车。到集中供菜日，人们排着长队，凭政府发给的菜票购买、储藏蔬菜。

西安冬天不算冷，蔬菜供应问题相对好一些。再往北的大城市，储藏大白菜就是老百姓的必修课了。一个奇怪的问题出现了——政府越是下工夫抓大白菜供应的问题，老百姓买白菜似乎越吃紧。当时，北京还专门成立过一个叫“冬储菜指挥部”的行政机构，指导白菜工作。假如因为歉收，大白菜的零售价要上涨1分钱，必须由政府研究同意后发红头文件。

一方面，市民嫌政府发给的大白菜票太少，另一方面种菜的农民却经常有白菜烂在地里的遭遇。1983年，山东寿光白菜丰收，当年全县依然有一亿多斤白菜烂在地里。

政府管不好白菜，开始让人们怀疑传统的计划经济，但是要想改革，谈何容易？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蔡继明指出：“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计划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的替代物，无疑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本质特征，而在许多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眼中(也包括诸多西方经济学家)，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当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市场化取向改革的主张时，立即被认定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最初动摇“计划经济”的一个提法叫“双轨制”，意思是计划和市场并行，“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

1992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划时代的一年。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一锤定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随后，党的十四大宣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既是一个伟大创举，又是一个全新课题。尽管市场经济并不完美，但通过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要比计划指令效率高得多。

“投机倒把”淡出 “资本市场”助推国民经济

2007年10月15日，上证综合指数一下冲上6000点，令中国股民欣喜若狂。可是不到一年时间，股市又从6000多点跌到1600多点。毫无疑问，近74%的跌幅，都是“投机”惹的祸。

1963年，一个叫年广久的安徽农民就因为贩卖鱼和水果，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刑1年。安徽芜湖市傻子瓜子技术有限公司店面正中的墙上，至今挂着一段放大了的摘自《邓小平文选》的话：“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很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傻子瓜子”为何物？为何会引起邓小平的关注？今天来看，“傻子瓜子”只是瓜子贩子年广久创造的一个品牌，和今天的康师傅方便面、双汇火腿肠没什么两样。但在割了多年“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年广久这种“私有制”组织却遇到了事关生死存亡的麻烦。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一般认为雇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8个人以上性质就变为资本主义私营企业。当时，年广久雇了130人。一些习惯“共同贫穷”的人开始告状，称年广久在“剥削”工人，是搞资本主义。这宗公案最终被带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2009年8月24日，正式将《计量法》、《野生动物保护法》、《铁路法》、《烟草专卖法》四部法律中有关“投机倒把”、“投机倒把罪”的规定予以删去。这意味着“投机倒把”这一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名词正式淡出历史。实际上，1997年《刑法》就取消了“投机倒把罪”。

据证监会统计，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数量有1640多家，境内资本市场累计为企业融资超过5.4万亿元。资本市场的产生和发展，成为国民经济“助推器”，大大地影响着国人的生活。

“一大二公”终结 “毫不动摇鼓励非公经济”

“文革”结束，当国人在改革开放的门前徘徊时，陕西终于在一个今天看来近乎不可思议的问题上告别了“一大二公”时代。

1978年，陕西省委出台过一个文件，针对的是农民家里的架子车。按照当时的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只能是全民所有。架子车是生产资料，所以农民家里的架子车要收回到集体。

令当时陕西领导人困惑的是，从农民的愿望来看，他们希望把架子车分给家庭，这不仅方便群众，还能延长使用寿命。小小的架子车，之所以难住省委，是因为它触及到了“公有制”，很容易被扣上否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大帽子。最终，省委以调查报告的形式承认了农民拥有架子车的事实。

打破僵化的单一公有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1987年，党的十三大首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描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十六大提出：既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中，“依法保护各类产权”的思想得到充分的体现，从而标志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宪法中得到最终确认。2007年，《物权法》正式颁布，私有财产受到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保护。

伴随着所有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确立，传统的“按劳分配”原则也被彻底打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这意味着像年广久这样的老板们靠着自己的投资、技术和管理，即使拿比工人多很多的钱，也可以心安理得了。

“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单一的公有制到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乃至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实现了从体制改革到制度创新的飞跃。”蔡继明认为，共和国60年的探索，反映了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的变革，“这也许正是我们取得的最大成果和最为成功的经验。”

由“计划”到“市场” 中国成世界经济引擎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从此，中国经济的大门毅然决然地向世界敞开，中国也从此逐步迈入世界大市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52年成立“国家计划委员会”，到199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再到如今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勾勒出中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变化轨迹。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工业基础初步建立。在此后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我们对计划和市场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和深化，最终突破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点，把市场经济写在了社会主义的旗帜上。

目前，我国98%以上的商品、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由市场决定。纵观60年来，中国由计划经济渐近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而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发展最快的经济体，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制度，让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不断提高，被誉为亚洲的奇迹，世界的奇迹。国内生产总值是一国经济核心指标，1952年至2008年，扣除价格因素，我国GDP以年均8.1%的速度增长，经济总量增加77倍，位次跃升至世界第3位。2006年中国经济贡献率年均达31%，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引擎。据新华社

建国60年来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与成就

一、50年代初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党和政府就着手于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和变革，要创建一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体制。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1957年，新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形成。

新中国的经济体制是在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化中形成的，大体上分三步走：

第一步，没收官僚资本，完成土地改革，统一财政经济。没收官僚资本，使国家掌握经济命脉，确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完成土地改革，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统一财政经济，包括控制主要商品，加强市场、物价和金融的管理，以及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到1952年实现了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这为形成新的经济体制、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奠定了一个基本条件。

第二步，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革在1956年基本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这是整个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础。

第三步，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后来，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的国营企业和部分公私合营企业主要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并对财政、信贷和劳动工资等也实行统收统支、统存统放和统分统配。于是，形成了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对于这种体制的形成，《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那个时候，在许多方面还没有统得很死，而且在社会主义改造的方法和步骤上坚持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有很大的创造。

二、1958-1966年初步探索经济体制改革

“大跃进”时期，“左”的思想占了上风，经济决策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错误，服从于实现“大跃进”的目标，经济体制也有很多突然变化。

第一，在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搞“升级”、“过渡”，企图尽快实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的国有经济和国家经营。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的运动，把小社并成大社，基本上取消自留地，实行政社合一。城市改造“残存的私有制”，基本上取消个体经济和个体经营，限制集体经济和集体经营，有的转为或并入国营企业，并使经营方式、购销形式和分配力、法归干一律。这都脱离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导致了“共产风”、“浮夸风”和瞎指挥。

第二，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不加分析地下放管理权，实际上是“大撒手”。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不加分析，一放就过了头。

第三，在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扩大企业权限也是必要的，但在整个经济混乱的情况下，这无助于增强企业活力。当时规定减少指令性指标，实行全额利润分成制度，企业有权调整机构和配置人员，自行处理固定资产。由于缺乏正确的领导，层层抬高指标，企业失去正常管理，经济效益大大下降。

第四，在分配制度上，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掩盖下，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这个方针，到1962年召开“七千人大会”时得到了全面贯彻。贯彻这个方针，在缩小投资规模、放慢发展速度、恢复工农业生产并抑制通货膨胀、保证人民最低生活标准的同时，在经济体制上也有相应的对策。

首先，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管理，搞好综合平衡。为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和分散主义，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其次，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为了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运行。

再次，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为了制止几年中造成的各经济领域的混乱现象，除制定了《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和《高等教育六十条》、《科学研究四十条》以及计划、财政等各项工作条例。

在调整过程中，还对体制改革进行了若干探索。例如：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改革企业管理体制，按照《工业七十条》，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等等；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即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在继续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一些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计划留有机动和提高财政预备费的比例、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调整时期的体制演变，针对以调整为主的任务，强调集中统一，取得了很大成绩，克服了困难，经济很快恢复，效益逐步提高，出现了以前少有的好形势。

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高度集中的、以行政手段为主的计划经济体制已基本“瓦解”，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已大大加强，新体制的基本构架已大体确立，对外开放的格局基本形成，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建立起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

农村改革成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跨出了大的步伐：普遍推行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取消了农业生产指令性计划，实行合同定购制；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的价格，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粮、棉等主要衣产品实行保护价；鼓励农村各种所有制经济和非农业的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发展迅速；推进了贸、工、农一体化和产、供、销“一条龙”建设，农业产业化方兴未艾，因地制宜、适度规模和集约化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小城镇迅速崛起。可以说，经过改革，农村作为传统经济中自然经济色彩最浓、经济发展水平最薄弱的环节，其运行机制基本上已率先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轨道。农村新经济体制的实行和政策的不断开放，使全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普遍高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人间奇迹，对其他方面改革开放起到了极大的示范和带动效应。

第二，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得到确定并发挥了巨大作用。

过去指令性计划无处不在、无所不包，覆盖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经过改革，已全部取消了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国家只对9种主要农产品生产实行指导性计划管理。

在工业总产值中，由国家计划安排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70%以上降为目前的4.6%；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的工业品只有12种，而且只限于其中的部分产量，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4.1%，与改革前相比减少了90%。95%以上工业消费品的生产及其价格由生产者根据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决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国家管理的价格占商品总价值的比重已由1979年的95%以上降为7.2%左右。全国统一的商品市场已基本形成。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发展已具规模。截至1998年12月底，在上海、深圳上市的证券品种总数已达999个，上市公司达851家，市场总值达21420亿元，开户投资者达3989万户。

第三，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管理制度正在形成和发展。

尽管目前不少国有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步履艰难，但与改革前相比，其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抓大放小”战略和“三改一加强”的举措得到有效实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正在积极进行。公司制、兼并、联合、租赁、承包、股份合作制和破产、出售等改组、改制的具体形式灵活多样。国有资本正从一些低效领域和不宜进入的领域向基础性、战略性、关键性产业领域转移，从而大大提高了国有经济的素质和质量。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而且有利于多种所有制经济发展。不少国有企业正在从工厂制向公司制转变；产品经营正在向资本经营转变；单一投资主体正在向多元化投资主体转变；分散化、小型化的企业开始转向联合化、集团化。但是，国有企业冗员、债务和社会负担等历史遗留问题尚未根本解决，其竞争条件和竞争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国有经济与市场结合、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改革正处在关键时刻。

第四，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新体制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增添了新内容。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经济成分基本上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提出了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共同发展的方针，积极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使所有制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彻底打破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一的公有制格局。国有经济的结构有很大的调整，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大大增强。例如：1978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为4488.2亿元，固定资产净值为3201.4亿元；1997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分别达到54620.8亿元和38878.5亿元，比1978年分别增加10.2倍和近10倍。公有经济占主体、国有经济占主导的地位基本实现。国有、集体、个体、私营、外商等不同经济成分在市场竞争中共同发展的局面初步形成。所有制的这种格局，不仅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有利于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形成多家竞争、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机制。

第五，运用经济法律手段调控经济的机制和手段正日趋成熟和完善。

我国在改革过去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手段时，并没有对市场放任自流，而是稳步加强宏观调控体系建设。首先，财政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从1980年财政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体制，到1994年建立中央与地方分事基础上的分税制，基本上确立了适应市场要求的新的财税体制框架，并保证了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其次，金融体制改革走出了决定性步伐。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控体系初步建立，调控方式有较大改进。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分离、地方股份制合作银行和外资银行等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制度。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监管的金融市场体系得到了稳步发展。此外，投融资体制改革取得了实质性发展，开辟了多种融资渠道，重视了产业政策、地区政策对社会投资的引导。总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框架已大体确立，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有效的宏观调控体系的形成，在保持较快发展速度的同时，经济稳定性不断增强。1978-1997年，经济增长率的级差，即年度最高增长率与最低增长率之间相差11.4个百分点；而改革开放前的26年，经济增长率的极差高达48.6个百分点。特别是目前国民经济呈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态势，标志着我国成功地摆脱了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大起大落和通货膨胀的困扰，开始走上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轨道。

第六，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体系正在建立和实施。

过去，我们实行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的分配管理体制，严重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改革是从取消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决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允许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把个人的有效贡献与经济利益挂起钩来，有效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己基本被多劳多得的分配方式所取代；单一的分配格局已被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格局所取代。为了解决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逐步理顺初次分配关系的同时，注重建立以税收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体系。传统的福利住房分配制度正在从实物分配向货币化分配转变，停止了福利性分房，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和经济适用住房供应体系。

第七，市场经济法规和新的经济秩序逐步形成。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法制建设越需要全面加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人大十分重视立法工作，加快了依法行政、依法改革的力度。据统计，1979-1997年底，全国人大及人大常委会共审议通过328件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发布和批准发布了791件行政法规、多项地方性法规，国务院有关部门、地区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约有17000件，在规范市场经济主体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加强宏观调控、增强法制意识、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国际化需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我国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也为我国早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了法律基础。

第八，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中国经济正走向世界经济的大舞台。

在改革开放前期，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以后又建立了海南特区和浦东开发新区，建立了一系列沿边开放口岸、内地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基本形成多层次、多形式、多领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适应国际惯例的对外经济运行机制已初步建立。外贸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从1994年底始，国家取消了外汇收支计划，进出口总额由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97年的3251亿美元，增长近15倍。我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32位上升到第10位。政府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国内企业进入国际金融市场直接融资，到1997年底已有41家国家大中型企业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共筹措资金95.6亿美元。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资取得突破性进展。改革开放以来累计实际利用外资3700多亿美元，其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近2300亿美元；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项目30多万个，从业人员达1750万人。1993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境外投资也迈出了可喜的步伐，到1997年底在境外设立的企业共有5000多家，遍及世界139个国家和地区。在充分利用外资的同时，又注意有效避免外债风险。

总之，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运行机制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行政指令性、计划纵向分配资源的方式已基本上向多家竞争、市场横向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实现了由凭票供应、商品匮乏的卖方市场向品种繁多、产品丰富的买方市场转变；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的经济向多层次、全方位开放的经济转变；经济运行由以“短缺”为基本特征的供给约束型向以市场需求约束为主并与资源约束相结合的类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正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国民经济由大起大落转向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改革开放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造时代之

没收官僚资本 国家掌握经济命脉

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是彻底摧毁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重要条件。

改造时代之

完成土改 变地主所有制为农民所有制

1953年春，全国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基本完成土地改革任务。农民真正获得了解放。

改造时代之

统一财政经济 加强物价和金融管理

控制主要商品，进一步统一财政收支、统一物资调度、统一货币发行，1952年实现财经状况根本好转。

1953年

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对重点建设实行统一管理，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1956年

基本完成三大改造

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

1957年

形成以计划体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

对粮食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工业、物资、交通运输等部门实行直接计划和实物调拨。

★1958-1966年 经济体制改革初探

“大跃进”之

所有制上，急于追求“一大二公”

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基本上取消自留地。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城市基本取消个体经济。

“大跃进”之

中央地方关系上，大撒手下放管理权

针对过去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下放管理权有必要，但当时一放就过了头。实际上是“大撒手”。

“大跃进”之

分配制度上，搞“一平二调”

无论农村还是城市，都搞“一平二调”，使平均主义进一步发展，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职工的积极性。

调整之

加强中央集中统一管理 搞好综合平衡

中央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八字方针的中心是调整，经济管理上加强集中统一。

调整之

开始注意运用经济杠杆调节作用

针对“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困难，为纠正否定价值规律的错误，注意了运用经济杠杆来调节经济。

调整之

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

除制定《农业六十条》外，还先后制定了《工业七十条》、《商业四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等。

体改探索之

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确立

从人民公社建立开始，中国步入漫长的城乡分割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形成，很多人归结为计划经济使然。

体改探索之

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

在工业、交通部门，按照专业化协调的原则，办了一些全国性的、地区性的和地方性的公司。

体改探索之

改革企业管理体制 实行“五定”

要求国家对企业实行“五定”、企业对国家实行“五保”，并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

体改探索之

改进物资管理 合理安排流转环节

改进物资管理，要求对生产资料参照商业部门的做法，合理安排流转环节，按照经济区设供应网点。

体改探索之

试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

固定工与合同工、临时工、亦工亦农并存，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并存。

体改探索之

适当扩大地方管理权限

在加强集中统一的前提下，逐步把该由地方管理的事情下放给地方管理，包括给予调剂物资分配的权限等。

★1970年代后期

朝野上下一致要求从变革中寻求出路

“文化大革命”使绝大多数中国人对全面开展人对人争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把整个社会变成牢笼的“全面专政”制度和成亿人遭到迫害感到绝望和愤怒。

   在此情况下，朝野上下一致认为旧路线和旧体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要求从变革中寻求救亡图存的出路。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1978年7-8月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上所作的总结中指出，当务之急，是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

   这反映了朝野上下在经历十年浩劫后寻求变革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