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力量的较量——“我者与他者”

翻开中国历史，总能看到东夷、南蛮、西戎和北狄之类的名词。即便是三皇五帝时期，不同部落的纷争，就已萌生了华夷之别的早期状态。数千年以降，中国文化系统也随着领土分割、朝代更迭，始终未以单一模式和观念出现。历史学家许倬云把研究视角，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延伸到国共较量的现代历史，充分运用“自—他”、“中—外”、“中心—边陲”等辩证理论，审视“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反思历史存在。

许倬云将历史上的中国，视为一个不断嬗变、向前发展的系统，不论是作为政治性的共同体，还是文化性的综合体，都有着其自身特有的现实与秩序。他的视点渐次转移，从史前时代开始，辗转殷商、姬周、刘汉、李唐、赵宋、蒙元、朱明和满清，着重阐释王朝史上的历代中外关系。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其所叙说的“中国”，当理解为“中原”。

外来的游牧文化，不断侵蚀中原的农耕文化。汉人和异乡人你来我往，相互渗透，彼此影响，甚至通婚联姻、商战争斗，明里依助，暗中较劲。八次颠覆与重建，致使传统的中国，早已不复存在。我者与他者，在一次次严酷的较量中，或消融互补，或替代重组。数个古老的文化体系，没有遏制住坚守自我、天朝至上的旧中国，呈多元的曲线发展。

综观中国史上多次变迁，不外乎表现在六个系统内部的互动：中原国家同其他国族、中原本部同边陲族群、中央政权同地方政权、国家上层同社会底层、文化学术方面“正统”同“异端”，与市场经济网络的运作。竞争貌似苦涩惨痛，但所有的调节与适应，让不同时期的中国，在全局上都处在挣扎与蜕化的历程中。

李唐初年曾屈膝向突厥臣服，后发展壮大，数番用兵，迫使突厥诸部尊李世民为天可汗。大批胡人进入中原地区，或经商贩卖，或定居做官，促使了唐朝经济文化日趋繁荣鼎盛。但“我”“他”之间的兼容博弈，自始至终，未曾停歇，胡人安禄山、史思明辈，借在中土节度擅权的机会，大兴干戈，动荡天下。渐已怯弱的唐政权，不得不求助于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的外族军队，甚至直接延请回纥、吐蕃出兵参战，还对客军写出子女金帛任其处置的许愿状。贼将被迫自戕，国土收回不少，但那时不再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那般情景了。如此劫难，最高统治者是应负责任的。若是妥善处理好了“我者”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又怎能让安、史之徒有机可乘呢？

同样是唐朝君王，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各怀态度，大相径庭。早年玄奘西去天竺，求得佛经东归，得到太宗礼遇甚隆。这是久受儒家文化熏染的中国社会且以李耳后人自居的李唐王室，对外传宗教的宽容和大度。但时过一百多年后，韩愈上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险被处死，后贬谪出京。武宗崇信道教，下令废佛，除长安、洛阳及诸道保留规定的少数佛寺外，其余的寺院一律拆毁，毁废寺院、庙宇数万处，勒令僧尼二十余万众还俗，解放寺院奴婢十五万人，皆充两税户，没收寺院良田数千万顷。一个以礼待佛，一个盲目信佛，一个疯狂灭佛，对外来“他者”影响的不同做法，可看出不同阶段“我”“他”之间的和谐与矛盾。

朱元璋重组的汉人政权，建起了“我者”的信心和荣耀。但不到三百年的守卫经营，又一次为“他者”力量攻略坍塌。满清统治者自皇太极开始，便重视与汉族势力联手，数代以降，满汉一家，相互消融，“他者”朦胧地转为了“我者”。(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此前，不论先秦的列国体制，还是封建政权的转移，都属于中国内族群的“主”“客”转化、“我”“他”混合，为中国世界形成、帝国系统衰变的具体表现。然而，自明开始，迄清日隆的闭关锁国、颟顸尊大，使中国在欧美势力、东洋威胁等“他者”面前，外强中干，苟延残喘，无所适从，直至最后丧生于一片“驱除鞑虏”的排他呼声和炮声中。虽其间曾有几位汉臣试图中兴，力挽狂澜，但不能辩证地认清“我”“他”体用关系的正确运作，也只能叹惋时运不济。

四千年来，虽不断有对外贸易、交流、馈赠发生，但无论是张骞出使西域，还是唐代接收遣唐使，或清帝乾隆接见英使之跪拜，都不难发现中国中心论，始终转动在大多数国人心里。他们不情愿同其他的国家与人民平等相处。这个很难摆脱的“心障”，将原本胸臆开放的普世主义，慢慢演化成自设的局限。受这样的文化观念与政治观念的双重影响，周边的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也自我期许为中华文化的正统。今日之韩国，就端午祭、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申遗并成功，足见一斑。

如今的中国，已不再是史前文化中的原始部落联盟，也非动不动诉诸武力解决族群矛盾的封建王朝，而是经历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主权国家，自然进入了国际社会、世界文化的范畴。如何消解“我者”同“他者”历史缺失，同生共荣，生发出新的巨力，将是一个化“他”为“我”、弃“我”为“他”的涅槃过程。我们可以循着许氏思想与社会现实，找寻到尊重历史与冷静思考的重心和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