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报告 - 美国侨网 - Powered by Sup...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报告
人民网北京1月8日消息：今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主要内容如下：
中国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
该报告认为，中国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社会结构滞后经济结构大约15年左右。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时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致需要15年的时间。中产阶层规模要达到的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17年左右。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现实发展中的若干重要指标已表明，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甚至有些指标表明已经进入了工业化后期阶段。但是，社会结构指标还没有随着经济结构的转变而实现整体性转型，在所涉及的社会结构指标中，除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工业化后期阶段之间外，其它重要的社会结构指标仍然处在工业化初期水平。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认为，中国的就业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约需25年。根据钱纳里标准，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就业结构标准依次应为15.6∶36.8∶47.6，2007年中国的就业结构依次为40.8∶26.8∶32.4，仍然停留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如果按改革三十年来第一产业就业人员比重下降速度年均1个百分点来计算，2007年40.8%的第一产业中劳动力，要下降到工业化中期阶段的15%以下的指标，大约需要25年左右。
中国的消费结构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9至16年时间。工业化中期阶段反映消费结构最重要指标之一恩格尔系数应该下降到30%以下，2007年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下降为36.3%，农村下降为43.1%，尽管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下降幅度，但仍然处于较高水平。根据三十年来，城镇和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下降速度分别为0.82和0.71个百分点计算，如果下降到工业化中期阶段30%以下的指标，分别至少需要9年和16年左右的时间。
中国的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水平大致需要15年的时间。反映城乡结构变化的城市化率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应该达到60%以上，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为44.9%，比1978年提高了27个百分点。如果以近三十年来城市化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计算，城市化率要达到工业化中期阶段60%以上的指标，大约需要15年多的时间。这还是比较乐观的估算，因为，中国城市化率2008年只有44.9%，不仅水平低，而且还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等问题亟待解决。
中产阶层规模要达到的工业化中期水平需要17年左右。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中产阶层规模比例经验值一般在22.5%～65%，根据我们课题组研究，中国当前中产阶层规模约为22%左右，表明中产阶层规模仍然处于工业化初期阶段。如果与发达国家中产阶层规模比较，以近期中产阶层以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计算，中产阶层规模比例要扩大到40%的水平，需要约17年左右。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调整三大格局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公布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调整的三大格局。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政策调控的方向应是“壮大中产阶层、缩小社会中下阶层、整合阶层利益关系”。缩小社会中下阶层，就要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第一，整合阶层利益关系。
要协调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防止阶层分化下的利益失衡。防止社会上层对下层利益的侵犯，扭转二者之间利益零和的关系；从发展和保持社会活力的考虑出发，相关的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的制定应充分保护各阶层的合法利益，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的利益；社会制度与社会政策应当致力于形成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合法性的合理收入分配机制；强化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与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都有着重大的关联，特别是社会中下阶层；强调公共物品配置的普惠，使社会各阶层尤其是那些自身条件没有优势可言的阶层都能够获得一定的竞争能力与竞争机会。
第二，壮大中产阶层。
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000美元，开始向中上等收入国家迈进。但是，与此相伴而生的阶层利益分化所导致的不稳定因素也在不断显现，在阶层利益分化短时间内还很难有效扭转的情况下，促进中产阶层的壮大是确保社会稳定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中国的中产阶层规模比例已经达到22%左右，但是这还不是现代社会应有的中产阶层规模，还需进一步壮大。当前壮大中产阶层的措施之一是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这些政策应包括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等。
第三，缩小社会中下阶层。
缩小社会中下阶层，主要是要进一步缩小农业劳动者阶层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的规模，这是社会阶层结构朝着合理方向调整的必然要求。对此，要积极增加就业、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体制、打破户籍制度，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
我国最低工资标准有待提高
该报告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历经“打破绝对平等-相对平均-相对合理-收入差距过大”的深刻变迁过程。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的，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最低工资标准需要提高。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认为，目前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是在市场化和非市场化尤其行政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促成的。收入差距过大必然影响社会安定和谐，需要从多个层面尤其是制度层面加以改革调整，千方百计提高中下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下层收入增加的机会。
第一，要调整宏观上的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劳动收入的比重。在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所占的比重太小，其中，体力劳动者的比重就更小，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城乡而言，农村的常住人口占总人口的55.1%，这么多的人只能分享11.3%的财富，农民的收入必然低。在城市，劳动力价格多年不见上涨，人口规模最大的体力劳动阶层，如产业工人、传统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一直在1000元上下徘徊，这种长期的低水平收入大大限制了他们消费结构的合理升级以及进行自身素质能力提高的再投入。因此，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特别是增加体力劳动者的收入，是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关键。
第二，最低工资标准需要提高。面对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政府相关部门出台一系列应对政策，其中为了缓解企业压力，暂缓了企业最低工资标准的向上调整。需要注意的是，现在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是普遍偏低的。按照国际上通用的方法（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持最低工资标准不变，看似有利于企业，但是这不利消费市场的扩大，反过来，更不利于企业的生产。
第三，行业收入差距要调整，不应仅仅拉高就低，而主要是拉低就高。对于目前行业收入差距，人们普遍认为垄断性行业收入过高，应加限制，这是对的，特别是对垄断部门的高管不合理的过高收入，政府要严加限制。但对一般行业收入差距，不应仅仅限制高收入行业的收入水平，同时更应考虑如何将低收入行业的工资水平提高。中国的竞争力优势不能永远建立在廉价劳动力的基础上，这不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发展模式的转变。
第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拉高就低。目前，国家相关部门出台了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方案，开始一些省市启动试点。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与企业基本一致。这意味着，长期与机关公务员挂钩、处于较高水平的大部分事业单位人员的退休金不再单纯由国家财政负担，而是按照企业养老金的计发办法来发放。这种拉高就低的政策是不足取的，不利于社会保障体系整体水平的提高。当年国有企业改革时，国家财政在还很困难的条件下，不得不采取低水平的退养政策，这带出一系列矛盾问题，需要补救改善。事业单位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不能重蹈覆辙。
公众认为公务员收入排名第一 工农排名列最后
国家干部被公众认为是收入最高的群体。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中指出：目前无论哪个阶层的主观评价，都认为工人、农民、农民工的获益很少，评价均排在后3位。公众评价排在前5位的依次是：国家干部、演艺人员、私营企业主、国有集体企业经营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
根据《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课题组2001年、2005年的实际收入调查，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上升最快的阶层依次为：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个体工商户。月均最高收入阶层与最低收入阶层的极比，从1971—1980年的3.8：1跃升到2005年的19.9：1，差距越拉越大。
该报告指出，开放后“先富起来”的这批人的收入，一般分市场化和非市场化两种。市场化是指在完全竞争机制下的收入分配。
而非市场化一般是指通过政策制度或行政化手段进行收入分配，更容易产生行政性垄断的收入。
官员收入不只工资 该报告中引述在北京参加“书记培训班”的一名中共县委书记说，他这样“位置不高不低”的官员，除工资外还有以下几种收入：
一是生活方面的，吃饭、穿衣、鞋子、装饰物品甚至于一些日常家用电器等不用买，莫名其妙会有人送，有时没法推掉；二是直接资财类如各种金卡银卡、房产类；三是项目承包费用、工程建设回扣等，这是很多官员陷入最深的；四是当评委参与各种评先评奖、项目评估等所谓专家费；五是各种名目繁多的宴请、旅游等。
这名县委书记说，对于上述这些收入，有时数目相当大，要想不出问题，自己要把握，不能随接随应。
该报告指出，这名官员所反映的工资外收入，是典型的体制内者以权力获得灰色收入的途径，作为非市场化的潜规则收入，具有黏附于政策制度和正规职位的特征，呈现出非法性。权力本身磁场般的市场扩大效应很容易招敛财富，很容易拉开居民间的收入分配距离，而这正是许多官员腐败入狱的症结所在，是最容易使民众激愤的收入分配途径。
社科院社会学博士、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颜烨指出，按照国际上通用的社会平均工资法，月最低工资标准一般是月平均工资的40%－60%。而目前中国所有地区的最低工资的上限仅为平均工资的43%左右，平均水平则明显低于40%的下限。也就是说，按照社会平均工资法，中国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达到了最低工资标准水平。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
该报告指出，到2020年我国可婚男性将严重过剩，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
到2020年，我国可婚男性将过剩2400万。很有可能出现“隔代婚姻”、“姐弟婚姻”等错位性的婚姻。出生性别比畸高成为当前中国人口结构中最突出的问题之一。
现象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活产男婴数与活产女婴数的比值，通常用女婴数量为100时所对应的男婴数来表示。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是由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保持在103―107之间，就是说每出生100个女婴，对应的男婴应该大致是103到107个之间。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指出，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性别比总体上基本平衡，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生人口性别比越来越大。2005年全国1%人口抽查显示，出生性别比在130以上的省份有5个，在120―130之间的省份有7个。
原因
低生育率、传统观念双重挤压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博士、安全社会学研究者、华北科技学院副教授颜烨指出，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20年来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使不实行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政策，一些年轻夫妇(尤其是在城市中)不愿生育或不愿生育二胎的现象出现。
以至于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流行的“发展就是最好的避孕药”的口号今天在中国同样初现了。
在强制性计划生育政策和低生育率作用下，“重男轻女”、“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的传统生育文化促使人们不惜采取措施如借用B超等高科技进行性别鉴定，导致人工流产女胎现象非常严重，这种 现象在农村更为普遍。
十年内我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
该报告认为，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表现为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大约15年，这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成为导致诸多经济社会矛盾问题频发的重要根源。社会结构调整目标是，到2020年要使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左右。
加快社会结构的调整，改变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局面，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社会结构调整的目标可以分为近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近期目标是在2020年，初步扭转社会结构显著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局面，使得现代社会结构进一步形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推进城市化，调整城乡结构，使得城市化率提高到55%以上，同时做好城乡统筹，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在就业结构中，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转出，使得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下降到30%以下；在收入分配结构方面，要力争使收入三大差距扩大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在社会阶层结构方面，要使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达到35%左右。
长期目标是在2050年左右，争取形成现代社会结构。城市化率达到80%以上；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下降到10%以下；收入分配结构中的两极分化被基本消除，形成一个普遍富裕的社会；在社会阶层结构中，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主导阶层。
推进政府职能转变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调整五步走
该报告认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针对目前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的问题，对调整社会结构提出五大具体政策建议。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加大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
第一，加快推进社会建设，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提高公共产品供给的普惠水平。要下决心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格局，从以往较多地倾斜于经济建设相关领域转向倾斜于社会建设相关领域，增加对教育、医疗、科技、文化等社会事业投入，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改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困境。
第二，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长期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重视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必然的时代要求。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则需要更加重视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社会自身的发展和成长。当前的重点是要加快户口、就业、社会保障、社区建设等方面的体制改革，这是解决诸多经济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
第三，不断加大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确保社会安定有序。由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是在政策体制变动、经济体制转轨、利益格局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不同利益群体的分化随之出现。当前的利益整合机制调整整体上滞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突出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矛盾冲突不断出现，结构化、系统化，甚至固定化的趋势也已开始出现。这些都使得加大社会利益整合机制建设、确保社会安定有序显得更加重要和迫切。
第四，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经济建设型政府”。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直接是经济建设的主力。政府过多干预微观经济的问题知情迄今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好，公共服务被忽视和边缘化在所难免，而这些问题不是单纯靠发展经济，靠政府直接从事经济活动所能解决的。因此，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这就要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真正转向“以社会建设为中心”，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等事务更多地交给市场。
第五，进一步发展壮大社会组织。要尽快改革社会组织登记注册管理制度、双重管理制度、分级管理制度，逐步摒弃非竞争性原则，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注册困境”。一切不违反国家宪法和相关法律的社会组织，一切旨在促进社会公益和合法成员共同利益的社会组织，应该直接准予注册登记。要解决好现行挂靠制度造成被挂靠机构不愿承担管理责任的困境，让社会组织成为独立社团法人，独立承担必要的法律和政治责任。要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切实实行政社分开，同时改革与社会组织发展息息相关的公共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分配制度，消解社会组织发展的“融资困境”。通过政社分开的改革，从体制上解决好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行政化“脐带”关系，使大多数行政化社会组织尽快实现社会化转型，大规模减少国家导向的社会组织数量，增加社会导向的社会组织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