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内战启动详细编年记

内战启动详细编年记
五湖废人
一、抗战后期的纷争和机会
1944年3月底,日苏两国签署协议,日本将北萨哈林岛的油矿和煤矿移交苏联。日本是在十月革命后通过武力干涉得到北萨哈林岛的油矿和煤矿的开采权，苏联一直对此耿耿于怀（1）。该协议的签署改善了日苏关系。
4月上旬,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乔巴山以视察边境为名来到新疆青河县,会见了当地叛军首领乌斯满,给他派来一批军事顾问,运来了武器弹药（2）。
4月5日,毛泽东看到日苏协议的战略意图:“日将库页岛权益还苏,北和苏联,南抗美、英,进攻中国(打通平汉路甚至粤汉路),‘扫荡’敌后,东条此项政策,更加明显,因此日蒋冲突今年必更剧”（3）。
毛泽东的预言是正确的，十余天后,日军一号作战在河南发动。4月23日，日军攻陷郑州（3）。
5月初,国共代表林伯渠、张治中、王世杰在西安会晤,恢复了中断近一年的国共谈判。1938年周恩来要求八路军编为3军9师,1942年林彪提出4军12师,此次林伯渠的要求是6军18师（3）。
5月9日,日军从山西强渡黄河，沿陇海铁路东进。14日,与西进日军包围洛阳（3）。
5月16日,毛泽东提出新的谈判方案,提出了全国性的政治问题,改变过去两党谈判主要是军事问题的惯例,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谈判的性质（3）。
5月21日,毛说:“现在胡宗南也有一部分军队调到河南去了,如果胡宗南也和汤恩伯一样塌掉,中国政治局面就会起大的变化,国民党与共产党力量的对比也会起变化。”也就是说,全国性政治要求的提出,是蒋介石的军队正在“塌掉”的反映（3）。
6-7月,苏联从中国撤走了最后一批大约60名苏联军事顾问（2）。
6月18日,日军攻陷长沙（3）。
7月2日,毛致电林伯渠等:“我党曾多次派大员赴渝谈判,有充分理由邀请张、王来延一商。如不能来两人,则来一人。”这是要造成两党对等的态势,从而提升中共的政治地位（3）。
7月7日,罗斯福提出将国、共军队全部交史迪威指挥（3）。
8月12日,毛指示林伯渠:“衡阳失守,敌后抗战地位更形重要,我军四十七万须要求政府全部承认,不要谈五军十六师了”（3）。
9月4日,蒋同意王世杰赴延（3）。
9月4日,延安指示林伯渠:要求召集国是会议,改组政府，废除一党统治（3）。
9月15日,林伯渠公开提出联合政府的要求。随后,民盟附和,要求“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自此,中共与民盟形成具体的统一战线（3）。
9月18日,罗斯福向蒋发出一份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称再不将指挥权交出,盟军的胜利也“来不及”挽救中国战场的失败（3）。
9月2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演讲称:“美国虽以过分之援助给予中国,该大国仍遭受严重之军事挫败”（3）。
10月3日,蒋指示重庆军委会发言人发表谈话,称美国的援华物资基本供给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中国东部军队所得,“自珍珠港事件以迄于今,其实际数量不足供给英美军队一个师作战力量一星期之用”（3）。
同日,《大公报》发表社论,称美国的租借法,“英国所得占百分之三十以上,而中国只得百分之一二!这如何说是‘过分’?”
10月5日,蒋约五院院长谈话,说以后还是要准备单独抗战（3）。
11日，苏联宣布位于外蒙古西北边界的图瓦人民共和国加入苏联,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图瓦自治州。关于唐努图瓦地区的问题,蒋介石在开罗会议期间曾特意向罗斯福提起,认为应在战后同蒙古问题一道与苏联谈判解决。现在,苏联竟吞并了这片属于中国的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2）。
由于美国将要大选,罗斯福为避免中美争执产生麻烦,决定撤换史迪威（3）。
经过史迪威事件一番波折,国共谈判出现新的动向。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要求介入国共谈判。11月7日，赫尔利赴延安,带去国民党的五点方案,核心是中国只有一个中央政府和一个军队。11月10日,赫尔利偕周恩来返渝,带回一个与中共签署的五点新协议,核心是改组现政府为联合政府,改组军事委员会为联合军事委员会（3）。
新方案对国民党的震动可想而知,但早在1943年11月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就向蒋介石提议:国民党“应该在战争还在继续的时候,就同延安的共产党成立一个联合政府”（4）。更由于史迪威事件的影响，所以,王世杰向蒋进言:“不可使赫利成为史迪威第二”（3）。
11月6日,在当地“伊宁解放组织”协同下，苏联军官率领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经霍尔果斯口岸潜入伊宁,于第二天举行全城暴动。之后，不断有苏军进入中国。11月12日,在苏联驻伊宁领事组织下，“伊宁解放组织”宣布成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2）。
中国接受美援依赖驼峰空运，杯水车薪，急需陆路通道。９月，美国第一批满载军火的五百辆卡车从波斯湾出发，计划在１２月初驶达伊宁（5）。伊宁叛乱掐断了这根血管，这批军火应该仍在苏联境内。
至此对蒋形成了这样的局面:日寇威逼，美国要军权，中共要政权,苏联趁火打劫，英国落井下石。
内忧外困，为改变被动局面,蒋展开了政治反攻。国民党原拟战后召开国民大会,1945年1月1日,蒋发表元旦公告,表示可不待战争结束即开国大,以提前行宪的名义来缓解政治压力（3）。
1月4日,蒋指示王世杰:“可于行政院成立一个‘战时行政会议’,即一种战时内阁,由七人至九人组成。中共及其他党外分子可参加此会议。”显然这个战时内阁在形式上也具有一种“联合政府”色彩（3）。
1月24日,周恩来表示中共不愿参加国民党党治之下的战时内阁,要求首先召集各党派会议,宣告废除一党专治,然后成立联合政府（3）。
2月3日,王世杰同意召开政治咨询会议,由“国民政府召集,中共、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民主同盟各派一人至三四人不等,并约其他无党派人士数人参加,商议结束训政,统一军事及容纳国民党以外之人于政府之方案”。这样,国共立场已大体接近（3）。
2月4日，决定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会议召开。毛判断:“苏联参与东方事件可能性增长。在此种情形下,美、蒋均急于和我们求得政治妥协”（3）。
2月5日,毛指示周:“对王世杰提案不完全拒绝，只说回延商讨，不要强调国是会议，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请于三四天内探明各方真意后回延”（6）。
中国在豫湘桂战场的惨败和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胜利大大降低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该月，丘吉尔问罗斯福是否对援助中国的回报感到失望？罗答中国成为强大国家仍需上百年时间（7）。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中国在外蒙和东北的权益被出卖。但是由于苏联将进军东北，中共备受鼓舞。
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当日，蒋介石日记描述:“俄国对我交涉迁延,中共态度转劣,当受三国会议之影响也”（8）。
2月13日，蒋介石接见周恩来,说党派会议是分赃，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9）。
2月16日，周返延安。此次国共谈判宣告终止（3）。
国共此次谈判从1944年5月至1945年2月,历时近10个月。谈判的中心由6军18师发展为联合政府,最后功亏一篑。在内忧外患前，国共两党没有达成妥协。此后日军战败，面对胜利果实，国共两党能妥协吗？
二、和平的幻想
1945年2月11日，雅尔塔会议结束。美苏英三国在会议上瓜分了二战的胜利成果，建立了此后50年的国际秩序。三国决定对涉及中国的内容对中国保密。
3月12日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向罗斯福询问其与斯大林关于远东地区谈话概要，罗斯福说：“斯大林提出三条：(1)承认蒙古的现状；(2)承认中国对中东铁路的主权，但必须要有一个托管制度；(3)苏联要在旅顺港南面有一个不冻港如大连或其附近的港口”（10）。
3月15日，蒋介石有感而曰:“阅此,但有痛愤与自反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果尔,则此次抗倭战争之理想,恐成梦幻矣”（8）!
为了使中国接受雅尔塔协定,苏联开始注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1945年4月,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驻华大使终于有了人，新任驻华大使彼得洛夫赴任（2）。
4月15日、5月28日，斯大林两次请美国转达苏联对蒋介石的善意，要求美国说服中国接受苏联条件。斯大林说：苏联无意侵犯中国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权（2）。苏联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而且也不支持中国共产党。苏联支持美国关于统一中国武装部队和在中国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民主政府的政策。蒋介石是中国领导人中最好的，统一中国的人将是蒋介石。凡是苏联军队开进的地方，中国的行政机构都将由蒋介石建立。斯大林希望能在7月1日以前见到宋子文（10）。
4月15日和26日,出席旧金山会议的宋子文两次电告蒋介石,莫洛托夫对中国代表团的态度越来越好（2）。
6月15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向蒋介石转告了斯大林的话（10），并展示了《雅尔塔会议秘密协议书》。“秘密协议”的内容由两部分构成,前部分是斯大林的七项声明,即支持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国统一及安定,并认为满洲全境应为中国之一部分,尊重中国主权。后部分是苏联对日作战之四项条件,“(一)外蒙现状应予维持。(二)俄国1904年权利应予恢复(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应归还苏联，大连商港应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苏联租借旅顺口为海军港，中东铁路以及南满铁路由中、苏合办公司共同经营,苏联之优越利益应予保障)。同时中国应保有满洲之完全主权。(三)千岛群岛应交给苏联。(四)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
6月27日行政院长宋子文前往莫斯科，在与斯大林会谈中，斯大林一改与英美会谈时彬彬有礼的风度，一开始便粗暴地把雅尔塔的秘密文件往宋子文面前一掷，盛气凌人地说：“你看过这东西没有?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而实际上苏联提出的条件与雅尔塔协议有很大差别：(1)关于维持外蒙古的现状，苏联的理解是承认外蒙古独立，而中国的理解是外蒙古虽然实际上是独立的，但在法律上中国还是宗主国；(2)关于旅顺和大连，不只是港口的问题，还加上了“陆地和邻近海域”的内容，旅顺、大连周围地区虽由中国的民政部门管理，但管理人员却要由苏联批准；(3)大连城市由中苏共管，大连港口要成为中苏专用的海军基地，而且由苏联管理；(4)旅顺港虽由中苏共同使用，但苏联想获得行政管辖权；(5)中国必须同意建立一个为期40年的中苏联合委员会管理满洲铁路，而且委员会负责人、经理以及董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必须是苏联人（10）。斯大林以“外蒙独立问题”为最大谈判条件,提出“中国既不能对此同意,则无法有任何协定”,并说雅尔塔密约条文系苏方起草,英美未加修改（8）。
7月7日蒋训示宋子文:“此次我国之所以允外蒙战后独立者,实为作最大之牺牲,亦表示对苏作最大之诚意……我之要求之主要目的:一、为东北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二、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与新疆之匪乱,此乃为我方要求之交换条件也”（8）。
7月下旬，“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的民族军发动了全线进攻，进攻持续了2个多月（2）。
8月6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本来斯大林多次强调，苏联出兵是以中苏签约为先决条件，出兵的日期要视中苏谈判的结果而定。苏联这么讲是为了督促美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所以当美国投下原子弹而远东局势发展到苏联再不出兵就将失去它在远东谋取权益的有力地位时，虽然中苏双方还在讨论出兵条件，苏联已经迫不及待向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了。8月10日，斯大林对宋子文说：“中国最好快些达成协议，不然的话中国共产党将要进入满洲”（10）。
原子弹加强了美国的力量，蒋介石的腰杆也硬朗起来。8月13日，蒋介石指示中国代表团停止谈判。但是，比起原子弹的威慑力量，150万迅速推进的大军给予斯大林的优势更为现实。8月14日，蒋介石无可奈何地批准签约了。正是这一天，日本政府决定无条件投降（10）。
1945年8月14日，中国外长王世杰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队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条约要点为：
1、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独立，中国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
2、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3、苏联重申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苏军占据东北期间只能由国民政府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派出之军事代表团与苏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东北主权锁定由苏军交与国民政府（11）。
4、旅顺口海军基地由中苏两国共同使用，大连辟为自由港，港口工事及设备的一半无偿租与苏联，为期30年；中长铁路为中苏两国共有并共同经营,为期30年。
中苏条约承诺苏联支持蒋介石，加强了蒋介石的地位。签约当天，蒋介石就致电毛泽东，建议两人重庆会谈。
由于国民党禁止日伪向中共投降，8月16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先解决国共在受降上的分歧，再谈去重庆（12）。
8月20、23日，蒋介石两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
斯大林履行对蒋介石的承诺，通过苏军驻延安情报组转来了一份电报，内容大意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要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这封电报引起毛泽东的不快，过了两三天（8月22日或23日），斯大林又发来第二封电报，指出：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挑衅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了。如果打起内战，战争责任由谁承担？你到重庆去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美苏两家负责等等（13）。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同意去重庆。
8月28日，毛泽东到重庆。
9月初,新疆民族军持续的进攻大有成效。在北线占领了塔城和阿山地区,在南线越过天山冰大坂,在南疆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在中线攻陷了精河和乌苏,直达玛纳斯河西岸,距乌鲁木齐只有140多公里。面对如此局面,朱绍良、吴忠信走投无路,急电重庆政府说:事态严重,前途不测,只有一死殉国（2）!
9月6日，苏联政府向中国政府表示：新疆问题是可以和平解决的，苏联愿意从中疏通（2）。
10月初，由苏联作为调解人，叛军（三区）开始和中国政府代表谈判（2）。
10月10日，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签订会谈纪要（双十协定），要点见下：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和平建国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双方又同认蒋主席所倡导之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为达到和平建国必由之途径。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现双方正与各方洽商政治协商会议名额、组织及其职权等项问题，双方同意一俟洽商完毕，政治协商会议即应迅速召开。
三、关于党派合法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国民党、共产党及一切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各党派在法律之前平等，本为宪政常轨，今可即行承认。
四、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并重划军区，确定征补制度，以谋军令之统一。在此计划下，中共愿将其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由现有数目缩编至二十四个师至少二十个师的数目，并表示可迅速将其所领导而散布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八个地区的抗日军队着手复员，并从上述地区逐步撤退应整编的部队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政府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此次提出商谈之各项问题，果能全盘解决，则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至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关于驻地问题，可由中共方面提出方案，讨论决定。
五、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政府方面表示：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以后，应成为过去，全国政令必须统一。中共方面提出：各解放区暂维持现状不变，留待宪法规定民选省级政府实施后再行解决，而目前则规定临时办法，以保证和平秩序之恢复。同时，中共方面认为：可将此项问题，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政府方面认为：政令统一必须提前实现，此项问题久悬不决，虑为和平建设之障碍，仍亟盼能商得具体解决方案。中共方面亦同意继续商谈。
六、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方面提出：重划受降地区，多加受降工作。政府方面表示：参加受降工作，在已接受中央命令之后，自可考虑。
双十协定没有就受降问题达成协议，蒋介石要收回华北东北，必然与8路军发生冲突。
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焦点之一是平汉路。10月中旬,国民党第四十军、三十军和新八军,开始自河南新乡集结北进,企图与已经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十四集团军会合,打通平汉路北段。10月30日新八军军长高树勋起义, 11月2日,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平汉战役使国民党军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未得实现。华北国共军事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平绥路。9月中旬,第十二战区傅作义的部队已进至平绥路上之柴沟堡,离中共晋察冀区中心城市张家口不到百里。如其继续前进,将沟通国民党军在华北北部的战略联系,威胁中共在晋察冀和热河的地位,进而分割中共华北与东北两区的联系,对中共实现华北、东北的战略部署有重要影响。中共晋察冀和晋绥两区部队,于10月中旬分由平绥路东、南两面出击,至当月下旬,已攻占平绥路沿线各点,傅部退居归绥、包头。攻打坚固布防的城市,是中共部队以往所没有经历过的,归绥攻城部队无论数量还是攻击力都不居优势,几次攻击不下,至11月中旬,攻击顿挫,形成僵局。在12月初攻击包头未果的情况下,中共部队主动撤出了战斗,结束了平绥战役。津浦路是国民党军北上重点路线,兵力最为雄厚。中共山东主力调东北后,新四军北移山东后占领邹县、滕县、宁阳、曲阜等地,围困临城、枣庄,包围兖州、泰安。至1946年1月,津浦路济南南至徐州北、陇海路徐州东、胶济路济南东至青岛西的大段区间,均在中共部队控制下,国民党军一直无法前进。国共双方战场一番较量,中共虽在平绥路作战中未达预期目的,但成功地阻止了国民党军沿铁路线向华北的推进,打破了国民党在军事上全面控制华北的企图（14）。
签订协议的当天，蒋介石要求10月底就开政协，毛泽东提出缓开（15）。协定签订后10天，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进行了多轮谈判，双方对何时召开政协意见不一。国民党提出尽早召开政协,然后在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但此时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正在激烈进行,周恩来提出,应在开会前国共军队停止冲突,各守原防,重划受降区。国民党提出治本之法为速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治标之法为中央军通过中共地区时,中共军队不应妨碍。军队与地盘问题本为国共之争的重点,在有双方最高首脑参加的重庆谈判中都未能解决,此时要想解决更属困难,谈判呈胶着状态（14）。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东北局：蒋已展开80万军队向我华北、华中进攻并准备进攻东北，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谈判，迫其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才有可能过渡和平局面，否则和平是不可能的（12）。此电清楚表明中共的和平条件是国民党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
11月3日,毛泽东致电重庆代表团,认为“目前形势于我有利,我必须达到下列目的: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其他各地中央军已到者须退出,未到者停止前进。阎锡山、傅作义须免职,民选各省省政府。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 遵照指示,中共重庆代表团于11月8日向国民党提出四项要求:全面停止向解放区进攻,从进占区全部撤退,从8条铁路线撤退,取消各地“剿匪”命令。由于国共双方距离相距过大,谈判没有进展,双方一时无法取得妥协（14）。
双十协定后,和平并未出现,愈演愈烈的内战局势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忧虑。历经八年抗战的艰辛,中国人民亟需休养生息,因此社会各界一致要求:内战必先停止,是非再付公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是国共两党已经同意的事，因此要求早日召开政协的呼声日高。国民党也开展舆论战，《中央日报》呼吁“要终止目前的混乱局面,惟有共产党体念国家的前途,悲悯人民的痛苦,迎合全国的期望,不再延期来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以谋合理解决一切问题”。《大公报》社评称“对于此时还要破坏交通的有枪杆者,我们老百姓不能不提出抗议”。“我们需要安定,需要进步。无论任何势力集团,请为老百姓想想,须知国家究竟是属于老百姓的”。《世界日报》社评称,“我们对于共产党所提的团结统一和平民主等等政治主张,绝对拥护”,但是对于破坏交通的军事行动“则不能不予以指责”。对于国民党的宣传攻势,中共采取了坚决反击的战略。11月5日, 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谈话的形式提出:“我们和旁人一样,主张交通线迅速恢复,但是必须在受降、处置伪军和实行解放区自治三项问题获得解决之后,才能恢复”。由于身处谈判一线,中共重庆代表团对于民众的反战呼声感受更深,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认为,“政治会议早开对我们不便,倡议不开或缓开,又给国民党造口实”。“我方表示无兴,则将给人以我方消极的印象”。但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请向各界说明政府所谓和平民主都是骗人的,实际已经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双十协定不过是废纸,政府急于要开政治会议之目的是强迫各党承认旧代表及筹备登极大典”（14）。
12月，日军投降已经4个月，蒋介石仍未能接受华北，这时东北的接受也陷入困境。
日本投降后,8月31日,国民党中常会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决定在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处理东北各省收复事宜”，行营下设政治与经济委员会，同时设立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璈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16）。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璈、蒋经国一行飞抵长春,在和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会谈中,提出接收日本和伪满政府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但马氏称这些产业应视为“苏军战利品”,应由苏方处理。由于东北大多数产业有日本投资,照苏方说法,则“东北所有工厂势必均归苏有”,中国接受什么？中东、南满铁路已由中苏条约规定由中苏合营,因此苏联在东北经济合作交涉中未提上述产业（16）。
中苏条约谈判中,蒋介石曾指示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据宋称,苏方“对此事允予同情考虑”。但据参与谈判的蒋经国告张嘉璈,在谈判中斯大林表示,“特种公司产业应归苏有,满洲国者则苏不染指,即此一谈,此后遂搁置,未加注意。”盖因中方为外蒙等问题所困,经济问题不是谈判的重点,且“认为我军队一到东北,一切可以迎刃而解”,因此对于何谓斯大林所称之“特种公司”,在中苏条约和有关文件中均未加以明确的界定（16）。条约签订前，斯大林曾提出“战利品”问题。当宋子文询问这指的究竟是什么时，斯大林推诿过去了。当苏联占领了整个东北后，苏军以行动回答了宋子文的询问——什么是“战利品”（10）。
张嘉璈评论为:“只当大任者不能细心密虑,今铸此大错,可为痛心”（16）。张嘉璈的评论是弱者的自虐，既然“特种公司”在中苏条约和有关文件中未加界定,苏联如何认为日本独营与满日合营之产业是“特种公司”？苏联索要战利品凭的是实力，而不是道理。
就法理而言,苏联的要求毫无道理,一般国际法对战利品的解释并不支持苏联的说法,苏联也曾同意战争赔偿问题应由同盟国共同向日本提出。再者,中国和苏联为二战中的同盟国,既为同盟国领土上的产业,即便是敌方产业,也不应视为“战利品”，更不必说经济合作这样完全超出战争善后范围之外的问题（16）。
在掠夺东北经济的同时,苏联拒绝国民政府军队在大连、丹东、营口等港口登陆,并对国民政府接收东北设置种种障碍。
中苏条约规定只能由国民政府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接受东北主权。苏联转变政策的一个原因是曾经的允诺只是策略，如斯大林在条约签订前就提到“战利品”，为了避免把中国人逼急了，当时引而不发。
苏联转变政策的另一个原因是美苏对抗加剧，特别是美国独占日本造成的。9月11日在伦敦召开的五大国外长会议上，美英与苏联外长发生尖锐冲突。美英指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没有个人自由,苏方反唇相讥英国在希腊搞法西斯。莫洛托夫要求讨论苏联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海军基地的问题,英国和美国坚决拒绝。而最让苏方不满的是,美方一开始就反对讨论对日本的共同管制问题,不允许苏联插手美国对日本的独占权。即使在莫洛托夫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援引盟国共同占领德国的例子,于24日、25日两度坚决提出要求,主张将美、英、苏、中四国共同管制日本问题列入议程,贝尔纳斯也置之不理,只同意在华盛顿搞一个远东顾问委员会,让苏联去“顾问”。贝尔纳斯的态度使莫洛托夫极为恼火,严厉斥责美国要当“世界独裁者”。拒绝苏联参加对日本的管制和占领,这损害了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二大强国领袖的自尊心。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历来是苏联的一大威胁,斯大林下决心对日作战,本身就含有要彻底削弱日本的意图。为了取得美国对苏军占领日本北海道地区的同意,斯大林甚至还在苏军完全可以独占整个朝鲜半岛的情况下,接受了美国关于苏美两军以三八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的提议。而如今美国却排斥苏联,独占日本。考虑到美苏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斯大林基于对防止美国扶助日本再度威胁苏联远东的强烈担心,迅速调整对中国东北的政策，开始鼓励中共武装大举进入东北。9月中旬,苏军要求已经进入东北的中共地方武装改换名义,协助维持地方秩序。苏军代表亲飞延安,说明苏军希望中共中央派负责同志前往东北,以便就近具体协商双方行动。考虑到在外交上的承诺,苏方强调原则上中共的八路军和国民党的军队一样,都不应进入东北,但私下应允,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将取放任态度。这时进入到察哈尔、绥远地区的苏军,主动派出代表与八路军接洽,要求八路军准备接防苏军即将撤出的地区,并全力加以控制,战略中心千万不要南移,以免国民党占领这些地区后再度割断双方联系。如果八路军需要,他们可以秘密提供武器援助。即使将来八路军在抵抗国民党进攻时受挫,也可以靠近外蒙边界,甚至撤到外蒙。苏联驻重庆大使彼得洛夫向还在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周恩来明确提出:中共当前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显然,这一系列变动都是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正是基于这一重要的变化,中共中央才提出了极具战略意义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决心放弃南方的部分根据地,将兵力北移,努力控制热河、察哈尔及河北东部,同时在东北沿海配置数万兵力,争取占据东北。国共争夺东北的斗争由此揭开。就在莫斯科对东北政策发生变动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更加严重的情况。美军在既无条约做依据,又没有与苏联打招呼的情况下,突然开始在中国华北沿海港口大举登陆。9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六师在青岛登陆,其第一加强陆战师也开进天津,设立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两栖作战军司令部,并北上秦皇岛,沿铁路线展开,协助国民党军抢修通往山海关的铁路交通,甚至亲自担负护路任务,掩护国民党军向东北推进。美军的这一系列举动,直接地对东北苏军形成了严重威胁,这进一步刺激斯大林利用中共武装阻挠美蒋势力占据东北。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外贝加尔方面军近卫军第六集团军克拉夫钦科大将、图马尼扬中将等多名将领的陪同下,专门招待了刚刚到达东北不久的中共东北局负责人。他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鉴于东北局对控制全东北把握不大,强调要做背靠苏蒙朝三国边界的军事部署,他明确表示反对,主张应该在山海关方面部署15万主力部队,在沈阳周围部署10万部队,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他声称:“你把南边,特别是山海关抓住,北面自然是你们的。东三省人力财富主要在南边,又是门户,把这里掌握了,北面还有什么要紧。”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为协助中共夺取东北,苏军这时可以说是尽其所能。先是拒绝美舰运送国民党军在大连登陆，然后把美舰可能登陆的营口和葫芦岛两地转交中共军队接收,宣称苏军对两处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将概不负责，还将中共武装引入长春市郊及机场附近布防,要其严防国民党军通过空降进入东北。苏军代表10月25日甚至通知中共东北局说:“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手些干。”如果国民党军敢于进入东北,苏军将协助中共打击国民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关内作战的军事形势也明显对中共有利,11月3日，毛泽东提出了“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归人民自治”，“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17）。
在中苏条约的补充记录中，斯大林保证苏军在日本投降以后三个星期内开始撤退，并最多在三个月内撤退完毕（10）。现在时限将到，苏联不仅不撤军，反而违背承诺将东北交给中共。
11月15日（日本投降正好3个月）,蒋介石以苏军违背条约,支持中共武装为由,拒绝接收东北,将东北行营等撤回关内，并求助于美国。美国海军因此调派军舰接连在苏军驻守的大连附近海面向苏军示警,苏联被迫紧急向大连空运了一个师的兵力,并向沈阳增兵至4个坦克旅和1个炮兵师,同时把部队又开回了已经放弃的营口重新布防（11，17）。
如果因为苏军公开援助中共,违反了自己在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中的外交承诺,造成美英推翻雅尔塔协定,其后果就远不止是一个中国东北问题,将影响到苏联通过雅尔塔会议得到的许多利益,甚至引发苏美之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正因为如此,莫斯科的态度马上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11月18日,苏军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凡长春路及沿线城市全部交给国军，中共军队必须立即全部撤出,凡有苏军之处,均不许有中共军队存在，不准与国军作战，以显示自己在外交上并未违约,仍将会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两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撤兵（11，12，17）。
结果,中共中央不得不改变刚确定的独占东北的计划,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新方针,主张部队多占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准备背靠苏联、外蒙和朝鲜,长期坚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17）。
苏军限制中共在东北的扩展降低了中共与国民党对抗的优势，12月初，中共主动表示愿意召开政协（15）。
雅尔塔协定确定了美苏两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美苏都不愿轻易改变这样的格局。但是,中国内部局势的变化,存在着打破美苏两强在华平衡态势的危险,而这种平衡一旦打破,可能导致美苏间的直接冲突。因此,中国局势的发展引起了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关注（14）。
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认为一个强盛、团结和民主的中国,对于世界和平是极端重要的。而一个紊乱、分裂的中国,在现在和将来都将是一种危及世界稳定与和平的力量。国共军队应停止冲突,召开包括各主要政治力量代表的全国会议,筹商解决内争的办法。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政府,但不会发展为军事干涉。如果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扩大其基础,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中国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才能推进（14）。
12月16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回到重庆,建议立即无条件停战,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4）。
12月27日美苏英三国外长发表关于中国的声明，称国民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中共应与政府谈判。同日，国共恢复谈判（15）。
1946年1月2日，在苏联政府出面调停下，中国政府与新疆三区（叛军）签署和平协议。反对该协议的激进“疆/独”者头目在此后被苏联驻伊犁领事馆强行秘密押解出境，送往阿拉木图（2）。
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签署了《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与声明》。“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1月10日的停战令是为召开政协做准备,以解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国家政体,形式上由蒋、毛分别发布命令,以示对等。同一天,有国、共、民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五方参加的、旨在解决战后中国问题的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1，14）。
停战令禁止调动军队，确保了解放区不受国民党进攻，但是授予国民党在东北的调动权，而对中共却无允可。对此,周恩来曾力争东北不应例外,最终碍于中苏协定的规定和美国的压力,做出了让步,承认国民政府军队有权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或在东北境内调动（17）。
但是中共军队却比国民党军提早几个月到达东北，国民党军在东北接收主权必然与先到那里的中共武装发生冲突。东北是共产党必争之地，45年6月10日，毛泽东说：“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只要我们有了东北，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12）。东北也是国民党必争之地。蒋介石说:“国民党命运在东北,盖东北之矿产、铁路、物产均甲冠全国,如东北为共产党所有,则华北亦不保”（16）。
那么国共能不能和平划分各自在东北的权益？
对于国民党来讲,东北与关内不同。东北有中苏条约,如果与中共谈判东北问题,而不是从苏军手中实行外交接收,等于承认中苏条约失败,而中苏条约是以失去外蒙换来的。条约失败的责任是蒋介石不能承担的。为此,蒋一再坚持东北问题是外交问题,不是内政问题,只与苏军交涉,不与中共谈判。《中央日报》社论说:东北“决不在政治解决军事调处的范围之内”,“如果国人对于这一点不加分别,那末今后任何军阀豪劣土匪都可以先起一支队伍,再与政府‘政治解决’,其结果将使中国化为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的局面”。这样,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陷入了一个怪圈:
坚持东北为外交问题,故而不能与中共谈判。不愿与苏联经济合作,苏军就不撤兵，国军就不能北上，中共则大发展（18）。停战令没有解决东北国共分争，为以后的东北大战留下隐患。
1946年1月31日政协闭幕，蒋介石承诺：保障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现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12）。
参加政协的各方达成五项决议：
一、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有权讨论和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以及人事任免等重大问题，这使国民政府委员会取代国民党中央成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在国府委员名额分配上，国民党可占有国府委员半数，但其余半数让给中共和中间势力。行政院政务委员及其部会长官也“将以七席或八席，约请国民党以外人士充任”。这就打破了国民党在政府中一统天下的局面，使之开始朝着多党化方向迈进。在政府决策方面，国民党虽可凭其半数通过一般议案，但凡“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者，须有出席委员三分之二之赞成始得议决”，而三分之一否决权正是中共和民盟所联合力争者，这无疑将对国民党形成有力制约。“国民政府主席对于国民政府委员会之决议，如认为执行有困难时，得提交复议，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仍主张维持原案，该案应予执行”，再加上其紧急处置权和人事任免权的被剥夺和限制，这就否定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个人独裁。由此可见，如按政协政府组织协议改组政府，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势必成为历史（19）。
二、和平建国纲领。规定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党派平等。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第一届国民大会的职权是制定宪法，宪法的通过须经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四、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设立宪草审议委员会，确定了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省宪）。全国选民行使四权，称之为国民大会。立法院为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监察院为国家最高监察机关，由各省级议会及各民族自治区议会选举，其职权为行使同意弹劾及监察权。司法院为国家最高法院，由大法官若干人组成。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各级法官须超出于党派之外。考试院用委员制，委员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其职权是公务人员及专业人员之考试。考试院委员，须超出于党派以外。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行政院长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任命，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如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长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但同一行政院长，不得再提请解散立法院。行政院长为政府首脑，掌握国家行政大权；与此相适应，总统则被架空，其颁布命令需“经行政院议决”，任命政府官员亦须经立法院或监察院同意（19）。
五、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确定了“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对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规定由军事三人小组尽速商定中共军队整编办法进行整编。国民党军队依军政部原定计划，尽速于六个月内完成其九十个师的整编。双方整编完成后，再将全国所有军队统一整编为五十个师或六十个师。
中共热烈欢迎政协决议。2月1日,中共中央认为:“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从此中国即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国内问题由政治方式来解决。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式”（20）。
由于国民政府法定首都设在南京,中共为了就近到南京参加政府,还打算由延安迁往苏皖边区首府淮阴（13）。
但是长期的国共敌对也使中共留了一手。
2月25日,国共美三方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中共基本接受了马歇尔提出的按照国共军队5∶1的比例,实行第一期前6个月先分编后6个月再统编,最后全国保留60个师,余者全部复员的整军方案。中共中央在整军方案签订前一天,致电各中央局、分局指出:“为了准备将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举行突然袭击时,我仍能有效地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央决定除将二分之一的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去请求国民党加委。”由此可见,中共并未放弃对其大部分武装的领导和控制,而是准备利用“地方自治”的名义将大部分军队转化为地方武装（保安部队）或干脆“隐蔽”起来（21）。
蒋介石虽对政协表示支持,但却很无奈。他在2月召开的军事复员会议上,对高级将领解释了召开政协的原因:1，军队疲劳与空虚。2，官兵精神松懈,志气消沉,士气不振,纪律废弛,漠视命令。3，民众痛苦,经济凋零,社会困苦,大家希望安定,厌倦战争。4，国际上美国希望中国统一,希望现政府成为强有力政府,但不希望一党专政,如果先动武,国际舆论必有不利反响（20）。
美国不让打，社会不愿打，军队不能打，所以蒋介石只能接受政协决议。
但是政协协议也遭到不少反对，反对点集中在（18）：
1、国民大会。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中有关权能分治的政体设计，国民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各县各选一名代表组成，“对于中央政府官员有选举权，有罢免权，对于中央法律有创制权，有复决权”，即拥有“四大民权”。政协宪草协议虽在名义上对国民大会作了保留，规定“全国选民行使四权，名之曰国民大会”，但是全国选民有数亿，如何组成国民大会？这实际上是将国大由“有形”化“无形”的一种有意安排，完全否定了国大在未来中国宪政中的地位和作用（19）。
2、.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可以要求行政院辞职,行政院也可以要求解散立法院,重新选举立法委员。也就是行政院相当于内阁,立法院相当于国会。总统无实权。这是张君劢的创意,蒋介石如欲当总统,地位较稳,但无实权,如欲当行政院长,较有实权,但地位不稳,有倒阁的危险。
3、省可以制定省宪法。省宪为中共的提议,是以省宪法的名义保障解放区的地位。《中央日报》社论表示:“我们的宪法不该化一个中国为多数外国!因此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的宪法如果采取中国共产党的联省自治论,我们敢百分之百的断定,宪法颁行之日,就是中国解散之时。”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如果实施政协决议，国民党就丧失一党专制，于是政协决议的不足就成为攻击的目标之一。
国民党为什么对政协不满?这一点蒋介石完全明白。3月4日,蒋说:“现在本党一般同志,有两种很普通的心理,一种心理认为本党领导全国,经过八年的抗战,已经成为四强之一,但到现在还要受外国人的支配和操纵”。“另一种心理认为自从总理领导本党革命已经五十二年了,本党同志前仆后继,牺牲奋斗,为我国取消了不平等条约,获得了抗战最后的胜利,但现在还要受各党各派来处分”。蒋所说的外国是指美国,政协会议取消一党执政的决议,很大程度上出自美国的压力。另一方面,国民党一向居于训政地位,自视为“没有了中国国民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然而在政协会议上却成为改革的对象。由于这两种心理,因此国民党内对美国人的“支配”和各党派的“处分”不满。3月12日,蒋说:“有些同志的脑筋中,总以为政权和武力既然操于我们的手中,我们何妨用宪兵警察来做后盾……完全依赖既得的政权和武力来解决一切问题,是最卑劣的手段,一个伟大的革命政党,决不愿采取这种手段的”。“比方去年昆明的学/潮,有几位同志,忠实勇敢,工作努力,固然可嘉。但不讲技术,不讲方法,只知用武力对付,一味蛮干,真是连十二岁的小孩都不如”!蒋还说:“过去革命是牺牲生命,今日要牺牲成见与权利地位,对他党要迁就、要容忍”（18）。
蒋介石一方面劝解党内的反对，一方面也要求修改政协决议。
由于制定宪法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因此政协只制定一个宪草原则,政协会议结束之后,由一个专门机构“宪草审议委员会”,根据政协制定的宪草原则,做具体修改（18）。
3月8日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协商小组举行的首次会议上,国民党代表王宠惠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正式提出了修改宪法草案的三点要求:1.国大为有形国大。2.采总统制,反对责任内阁制。3.省不能自制省宪,只能制定地方自治法规（22）。
3月15日,政协综合委员会与宪草审议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中共代表为周恩来、董必武,国民党为孙科、邵力子等,民盟方面为张君劢、罗隆基等,会议议题是政协宪草原则中引起争议的问题。联席会议通过了对政协宪草原则的三点修改:第一,“国大应为有形之国大”。第二,“立法院对行政院之不信任权,及行政院解散立法院之权取消”。第三,“省得制定省宪,改为省得制定省自治法规或单行法规”（18）。
这三点协议虽然将国民大会从无形恢复为有形,改省宪为省自治法,但它并没有改变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的原则（22）。
周恩来希望以此种让步,表现中共对和平民主的诚意,换取国民党约束其成员不再反对政协决议,并尽速实行政府改组,使大局得以稳定。这实际上反映了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他曾提出:“既称和,便须有妥协,有妥协便须有价钱”，“有了定价,而他不解决,其过在彼不在我（20）。”
但是,周恩来的这一让步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批评。3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重庆中共代表团,指出:“国民党内反动派,以至蒋介石,都不喜欢政协决议,企图推翻。但正面推翻丧失信用过大,想采用迂回办法来推翻,即首先推翻宪草原则”。“你们应即强调政协决议每一条每一句均必须实现,反对修改,特别对于宪草原则反对作任何修改”。尔后多次指示周恩来对此让步“必须迅速加以挽救”（18）。
3月18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要求“宪法原则协议,必须百分之百实现,反对有任何修改”（20）。
3月22日,周恩来回延安请示后电告董必武等:“将省自治法仍改回为省宪,以保证解放区的地位”。“请注意勿再提我之让步各点”。由此,国共本已达成的妥协又成悬案（23）。
在宪法基本原则上无法一致，更无论其他如均田制、民族自治、选举制度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对此国共无法妥协，和平就没有目标。
在改组政府问题上,因国共对名额分配意见不一,亦陷于僵局。中共和民盟要求在40名国府委员中合占1/3以上名额,即14名,以保证否决权,并称得到了国民党的同意。但国民党予以否认。由于在宪草和改组政府问题上国共意见不一,其他问题更无法列上议事日程,政协决议的实行无形停顿。而国民党此时急欲改组政府、召开国大,催各党派提交国府委员和国大代表名单,以对外界宣称“还政于民”,体现其执政的合法性。中共深明国民党之用意,不提委员及代表名单,并揭露国民党政权之独裁与不合法。3月30日,在政协综合小组会上,中共代表团声明:鉴于二中全会违反政协决议之混淆情形尚未澄清,宪草修改原则、国府委员名额等争议未决,中共目前实无提出国府委员名单之可能。4月15日,蒋介石亲自出面,召集各党政协代表座谈,要求各党提出国大代表与国府委员名单。但是国民党提出中共与民盟合占国府委员12名的方案,被中共认为“决无考虑之余地”。21日,中共代表团正式通知国民党:中共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原订5月5日召开国大的计划成为不可能。蒋介石决定将国大延期。从此,政协综合小组会和宪草审议委员会再未举行,政协决议实际被束之高阁。而国共军队已在东北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关内形势亦渐趋紧张,内战已经来临（20）,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宪政等名词日渐淡出国人的视线了。
三、战争！战争！
和平难产，战争却迫不及待的来了。
战火首先在东北燃起。
就在国民政府决定撤退东北行营的前一天, 1945年11月14日,苏联代表斯拉特科夫斯基向张嘉璈提出,苏联拟以没收敌产作为苏方财产与中国合作经营。这是苏联第一次向中方提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在苏联方面,它对东北经济的方针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对动产和可以拆卸的不动产尽量运回苏联。苏军对东北日资工矿业的拆迁有着严格的计划，70—80%的东北工矿业机器设备已被苏联拆运，苏军还发行了几乎是满洲纸币发行量的2倍的军用票,购买了大量物资,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二是对无法或不便拆卸的不动产要求中苏合办、共同经营，从而将东北经济命脉控制在自己手中, 以排除其他方面尤其是美国卷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索夫斯基在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中,认为“美国渴望向华北和东三省渗透。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不允许东三省成为另一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的场所”。“只有在我们积极参与东三省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不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东三省”（16，24）。
11月28日,蒋介石召集行政院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王世杰和张嘉璈、蒋经国等讨论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因为身处东北交涉一线,张嘉璈对苏联在东北举足轻重的作用和其长远意图有深一层的了解，由起初反对与苏联谈判东北经济合作,改而主张以对苏让步换取苏联对国民党接收东北的支持。蒋介石对与苏联经济合作本有考虑。东北行营撤退前,蒋介石曾经对蒋经国交待四点,作为对苏让步的底牌。1，国民政府只接收行政。2，军队以维持治安为度。3，东北可实行县自治,组织民选政府。4，东北经济与苏联合作。但是，宋子文认为，东北日产作为苏联战利品再投资合办产业,超出中苏条约范围之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王世杰认为,在东北接收之前谈经济合作问题,无异屈服于苏方高压,必引起人民反感。宋子文与王世杰是中苏条约谈判的主持者,东北接收受挫,两人承受了国民党内外的极大压力,不少人认为他们过于“懦弱”,甚而被指为“祸国害民”。宋、王顾及自身而反对向苏联让步在情理之中。国民党决策层的僵局“搁置”了东北问题,这又对中共在东北的发展有利（16）。
12月4日,张嘉璈和蒋经国回到长春,在与马林诺夫斯基会见时,张嘉璈提出在重庆拟定的原则方案,并强调苏方撤军后再谈合作问题，且苏方提议“无异日本帝国主义之故伎”。斯拉特科夫斯基闻之甚为不满,“认为莫大侮辱”。他表示苏方愿将一半股份让与中国,“实系基于对华友谊之精神”,“经济问题如能解决,政治问题亦随而解决”,此事如不能解决,东北工业将“任使其尽数破坏”（16）。
12月19日,蒋介石、王世杰和应召回南京的张嘉璈、蒋经国讨论东北问题,决定以撤兵费名义付给苏方东北流通券10亿元,苏方不再提战利品问题，经济合办事业俟苏方撤兵后再正式谈判。派蒋经国赴苏,开始新一轮外交努力（16）。
12月30日,蒋经国抵达莫斯科。当天即与斯大林会谈,蒋经国向斯大林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苏基地”,“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作用”。斯大林强调:“东北是苏联的地区，苏联有权获得东北的战利品”。蒋经国提出,可以将这些企业的半数转给苏联，但要以别的名义而不作为“战利品”。斯大林表示可以考虑（16）。
1946年1月3日,蒋经国与斯大林再度会谈。斯大林说,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对不能把这些财产看作战利品感到气愤。蒋经国此次访苏,没有在国民政府接收东北方面取得实际成果（16）。
蒋介石已经同意将一半的东北企业送与苏联，为什么苏联仍不满足？
一种解释是苏联在抢掠后，需要蒋承认现实，避免中国秋后算账。另一种解释是苏方要求经济合作只是借口，目的是在东北拥有绝对的、排他的经济和军事优势,由于美苏对抗越来越加重，苏联对其在东北的优势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表现为苏联总是不断为国民党制造麻烦。
1月16日,马林诺夫斯基与张嘉璈商谈时,“(经济问题)如不获得解决,则将不能预测俄军自东北撤退日期”（14）。
2月1日,是苏军撤离的最后期限,但苏军并无撤退动向（18）。
2月4日,蒋介石、宋子文、王世杰、翁文灏、张嘉璈等商量对苏方针。此时国民党东北接收停滞不前,中共在东北已形成较为稳固的势力范围,形势发展对国民党不利。但在国民党内,除了孙科、邵力子等少数人主张妥协外,多数人反对让步。蒋介石决定“如苏方不撤兵,吾方即不前进,亦不谈经济合作问题,任其搁置再说”。张嘉璈认为,如此一来,“苏必利用共产党扩充势力于长城内外,若东北全赤,则华北亦赤,将来中国即为美苏角逐之场（16）。
2月11日,美国大使馆致照王世杰:中苏东北经济合作“将被认为违反门户开放之原则,明显的歧视企望获得参加满洲工业发展机会之美国人民”，“在此时将日本在满洲之国外财产作最后之处置,或以‘战利品’之方式而迁移此项财产,或由中苏两国政府订立关于此项财产所有权的管理之协定,均将视为最不适宜”。“对于中苏双方现已有或在计划中之商讨,以及或将采取关于处置或管理满洲工业组织之行动,美国政府深愿获悉,并欢迎一般问题之详尽的、坦率的商讨。”美国此举的目的在于防止苏联独占东北,并为美国资本进入东北打开方便之门,但它却使中苏交涉公开化,使得中国舆论得知苏联的无理要求,并使国民党内“主张对苏采强硬态度者,觉得吾可藉美国助力以抗苏联”（16）。
美国照会送达的当天是雅尔塔会议1周年，雅尔塔密约正式公布。其中有关将日本在东北权益转让苏联的内容,引起国民愤怒。全国各报连续发文,抨击苏联的行为。中央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签名发出关于东北问题的抗议,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等中间党派领导人发表对时局的主张,要求:“政府披露中苏签订条约以来,一切有关东北问题的谈判经过,并拒绝再作妨害主权的任何协商”。民众对中苏关系的关注,为国民党内的对苏强硬派提供了借口（16）。
2月13日,中共发言人表明对于东北问题的四点主张, (1)政府接受东北的机构是国民党的，应改组,容纳各方人士。(2)在东北的中共武装有30万人，应予承认并整编。(3)承认东北中共各县政权。(4)东北已有地方武装，政府开入东北军队应限制在一定数量内，以轻民负，以利和平（2）。这四条更激起国民党强硬派的强烈反应（16）。
2月16日,重庆一批东北籍人士举行反苏游/行（18）。
2月22、23日《中央日报》报道：1月16日,东北经济接收委员张莘夫一行8人,在前往接收抚顺煤矿途中,遇袭击身亡（16）。此事国民党方面认为是苏军与中共所为,苏联方面称为暴徒所为,而中共方面则认为:国民党“勾结日本人制造张莘夫惨案,以为反苏反/共的借口（18）”。
2月22日,以中央大学、重庆大学为首,重庆20余所大中学校的2万余学生,举行了反苏反/共游/行,其主要口号有:苏军必须立即退出东北,彻查张莘夫惨案,中共应即爱护祖国,新疆是中华民国的新疆,苏联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拥护政府采取强硬外交,打倒新帝国主义等等。重庆的学生游/行,迅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学生游/行,北平、上海、南京、昆明、郑州等地,相继发生学生游/行事件（18）。
3月1日,在反苏反/共游/行的政治氛围下,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鉴于当前局势,蒋介石深知东北问题将是一个最难对付的问题,试图取消向大会报告东北问题。但是3月12日,一批东北籍委员强烈表示:“非大会报告不可”。这样,东北问题是绕不过去了。3月14日,刘斐与张嘉璈在二中全会先后做东北军事、经济报告,全会讨论后形成了一个否定中苏交涉、发泄对苏联不满的议案。3月16日,二中全会举行全体大会,表决各项议案,这是全会开幕以来气氛最为紧张的一天。蒋在大会上做了讲话，强调应以政治手段收复东北,并承担了责任,蒋宣布大会关于东北的议案是没有必要的,无须通过,该案交由中常会和蒋个人负责处理。也就是说,蒋剥夺了全会对东北问题的表决权。蒋向全体委员严厉问道:“你们信任不信任我?”“你们对我是否有信心?”“对我有信心的人请站起来”。结果是全体起立对蒋表示信任,但邹鲁等二十余人则退出会场。当时在场的顾维钧称此为“窒人气息的局面”。虽然东北问题决议案在蒋介石的压制下未付全会表决,但是政治气氛已经发生重大变化,连一直主张对苏让步的张嘉璈也承认,即使此时与苏方达成协议,“不特主持交涉者将遭唾骂,即交涉协议亦势难实行”（16）。
总之，1946年2、3月间，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发生逆转，1月份签署政协决议时的和睦气氛已经不存在。中共认为2月下旬发生的反苏反/共游/行是国民党内反动派“企图撕毁停战令、政协决议与挑拨中苏、美苏邦交的法西斯阴谋充分暴露”,要求“立即发动一个宣传的反攻”。3月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更使中共改变了原先对于形势的估计。3月15日,中共政治局举行会议,毛泽东认为: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势力是当前和今后的主要敌人，各国资产阶级分裂为反苏反/共与和苏和共两大派,和苏和共派又包括资产阶级的中派和左派,蒋介石就是中派,这就产生了妥协的可能。党的路线是联合广大人民和资产阶级的中、左派,打倒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势力。蒋介石此时还被列为“中派”，是联合的对象。但在国民党二中全会闭会后第二天（3月18日）,中共向各地负责人发出指示,认为“最近时期一切事实证明,蒋介石反苏、反/共、反民主的反动方针,一时不会改变的,只有经过严重的斗争,使其知难而退,才有作某些较有利于民主的妥协之可能”。“我们不怕分裂,不怕内战,我们在精神上必须有这种准备,才能使我们在一切问题上立于主动地位”（20）。
与中国国内政治气氛发生逆转的同时，美苏之间的冲突在1946年2月以后也日趋白热化。两国在成立朝鲜临时政府问题上开始争吵。在土耳其,因为怀疑苏联可能对土动武,美国派出战列舰密苏里号,以访问土耳其为名炫耀武力。在伊朗,美英逼苏联撤军,苏联坚持要成立由苏联控股的苏伊石油公司,并策动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分离主义势力制造事端（17）。
美苏关系的恶化,中国社会和国民党内的反苏气氛，促使苏联加大对中共的支持。
2月22日，苏军代表找到中共东北局,传达莫斯科的意见说:苏方正全力争取在除大连、旅顺外的整个东北插足,与国民政府谈判经济合作,就是为了迫使其承认苏方在东北的地位。但苏方努力必遭美蒋阻挠,为此中共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在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配合。中共在武器方面有任何要求,苏军都将尽可能予以满足。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和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进一步研究和磋商。国民党借英美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煽动反苏运动,美国假门户开放之名必欲深入东北,已显示美蒋决心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经济优势地位。因此,苏方建议中共再迅速增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到东北来,准备与国民党争夺东北的主人地位（17）。
2月上旬至中旬国共两军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11）。
2月25日,王世杰称:尽管2月1日是苏军撤退期限,但“我方已三次询问苏军撤兵情形,苏联大使均无答复”（18）。
3月5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照会,拒绝苏联在东北经济问题上的要求（25）。
3月6日,王世杰照会苏联大使,要求苏联立即撤兵。此时，联合国安理会即将讨论伊朗提出的苏联在伊不撤军的问题,王世杰此举的意图是,准备必要时与伊朗共同提出这一问题（18）。
在不能迫使国民党接受其经济要求的情况下，为避免在安理会出现难堪，苏联开始撤军。
3月8日,苏军首先撤出抚顺、吉林,并通知中共东北局,沈阳一周内也将撤退,沈阳以南地区一概不向国民政府办交待,中共军队可以自由行动（17）。
苏联撤军不给国民政府任何通报,使国民党军队无法运送部队前往接收（11）。
苏军的态度使东北的中共军政领导人跃跃欲试。3月10日，西满军区的李富春、黄克诚提出应控制四平一线,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对此,周恩来表示异议,因为他已经承认蒋介石的要求:“政府军有权占领任何必须重建中国主权之地区,特别是占领中苏条约提到的长春铁路线的两侧各三十公里地带”。周的承认换来国民党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周表示:“如坚决不同意此两点（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归国方接收）,只有准备破裂”。3月1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合拟了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东北同志“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就在这时,东北局有电报说，苏军对中共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5个军开到东北来。16日，彭真来电:苏军表示,凡其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中共中央在接到彭真来电这一天,改变了不突破中苏条约和停战协定的想法,明确赞同东北局的意见。第二天,毛泽东要求“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整个中东路,指的是从长春经哈尔滨至满洲里及绥芬河一段的铁路干线。当天,中共武装攻占了四平----这个处于南北满通衢的咽喉要地,国民政府任命的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等人成了俘虏。3月19日国民党军开始攻取辽阳、鞍山、营口、抚顺、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23日，辽阳、抚顺、铁岭依次被国军攻陷。24日,毛泽东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11）。
毛泽东的愿望是以坚强武力让蒋介石知难而退，中共就可以占据半个东北，与国民党谈判，实现和平。据此,东北局下达了具体作战任务,并说明:“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这时周恩来正与蒋介石谈判东北停战，因此，毛泽东希望东北停战生效的时间在中共攻占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之后，而在国民党军突破四平防线之前。毛特别要求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务必要拖延出发时间,以利“我军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市”。3月27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派遣小组至东北调处停战之训令。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停战协定只说派小组到冲突地点停止冲突,并未规定全部停战日期,双方仍可继续自由行动一时期”。也看不出停战协定对国民党有什么约束，蒋介石坚持在政府军完成主权接收之前东北没有内政问题可言,否认国民党军在东北有与中共军队停战的问题（11）。
4月初,苏方代表通知中共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以便届时就近占领。14日苏军撤出长春,中共军队立即对城内国民党军发动大举进攻,并第一次使用了坦克和大炮在内的重型武器（17）。
4月18日,打下长春,俘虏了国民政府任命的长春市长赵君迈等。蒋介石坚持中共不退出长春就不停止进攻四平,周恩来提出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就不与蒋谈长春问题（11）。
5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要求向马歇尔提出：东北停战一周，长春国共不住兵（12）。
蒋介石拒绝，国共两党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走入死胡同。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次日,国民党军占领四平。5月23日国民党军进入长春（11）。
国军进入长春的第二天（5月24日）,蒋介石开出4项停战条件:(一)应即完全实行1月10日的停战协定。(二)应按计划继续进行2月25日签订的整军方案。(三)应即履行2月11日商定的恢复交通办法。(四)先决问题:中共不得阻碍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中共不得阻碍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上述三项协定,必须予以执行部美国代表解释权、仲裁权、决定权。给予中共的交换条件是,在整军方案规定的军队总数不变的前提下,中共在东北可拥有3个师,同时为这3个师分别指定了驻区。然后蒋介石飞到东北，召集前线将领,询问在东北与共军作战中,共产党的战术比在江西的时候有什么进步没有?得到的结论是:“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大进步。”这些部下的看法使蒋介石断定:中共“并无什么多大的实力”（26）。
蒋还做了另一手安排,王世杰记载:“蒋先生自沈阳来电,嘱对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问题,加速与苏联大使谈判,并谓以苏方所提将珲春煤矿列入合作范围一节,可予同意。”此时重提中苏经济合作一事,显然是力图以此争取苏联,从而切断苏联对中共的支援。然而王世杰表示:“予意此事仍不宜急速进行,以长苏方之欲。”王不甚积极,此事最终不了了之（27）。
迫于当时政治气氛，蒋介石对于外交部的态度也无可奈何。但是即使外交部遵从，也未必能与苏联达成协议，即使达成此协议，苏联也未必停止援助中共。
5月26日,周恩来原则上同意前三项,对其他问题，周表示:苏军已撤,东北主权问题已不存在。中共驻区问题应由三人会议讨论整军时决定,蒋无权单方面指定。美方的解释权、仲裁权不做考虑。蒋对周的答复不满意，不愿停战（27）。
但是6月4日马歇尔发出了最后警告,称如国民党不停止军事行动, 美方不再安排为国民党运输军队和补给到东北（28）。
马歇尔要求蒋介石停战的原因是：
1、虽然美国反对苏联独占东北，但美国在雅尔塔同意苏联在东北有优先权益，因此，美国不支持蒋介石刺激苏联。
2、四平之败对中共不是决定性的，国共必须和谈。
3、苏联的威胁。苏联为阻止国民政府进一步以武力向北满推进,通过其驻华外交官非正式地向美国驻华外交官发出警告,扬言苏联对中国问题始终采取不干涉政策,但是,如果美国继续鼓励国民党实行这种对苏联带有进攻性的政策,苏联将不能坐视不管（17）。
6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之后即与马歇尔举行会谈。6日蒋发布停战令,规定从7日起停战。条件是就东北停战问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等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获得完满之解决”。同日,周恩来发表声明,措辞与蒋不同,但接受了上述三项谈判（27）。
蒋介石在东北的胜利进攻,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主张对蒋报复。当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就国民党军可能进占哈齐两市及中东铁路提供帮助时,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11）?
苏方陆续通过东北局向关内华北华中各主要根据地秘密输送武器弹药,已知5—6月间就从东北运送三批军火前往山东,7月间仅一次提供的可供转运山东的军火就有100多车皮（17）。
同样,在中方将领内部,自四平大战以来,也存在着希望关内给予牵制的意见。如5月12日黄克诚提出:“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北调动。”毛泽东亦在四平弃守次日（5月19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须取局部报复手段。”对此,蒋介石显然估计不足。四平及长春打下后,蒋坚信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他公开讲,只要东北共军溃败,关内形势就不会恶化。他曾特别要宋子文劝告在这个问题上忧心忡忡的马歇尔,暂时不要急于调处。他并且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蒋不知道的是,毛泽东一向是主张以牙还牙的。6月1日，毛分别致电晋冀鲁豫和山东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数日内夺取包括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枣庄、考城、长垣、永年、聊城等处。要求太岳军区占领太原至临汾间的同蒲线。即使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建议,于6月6日宣布休战,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这一轮报复性作战（11）。
6月5日,毛电令陈毅等:“望于数日内攻取泰安、大汶口……枣庄等地,愈快愈好。”所以催促陈毅行动,是因为此时停战令即将下达。6月7日起,陈毅部对泰安等地相继发起进攻,6月11日,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致电蒋,报告战况:“查共/匪此次在山东全境各要地发动之攻击,总共兵力确在十五万以上,张店、周村、胶县、蓝村等处地区,已先后失陷,泰安、德州已陷情况不明之状态……揆其企图,主在夺取济南、青岛后,占领山东全部（27）。”
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晋绥和晋察冀部队开始反击阎锡山（12）。
6月9日,周恩来开始与国民党进行停战令规定的三项谈判。6月24日达成交通问题和东北停战案的协议，但整军补充案未能谈妥。国共曾于4个月前（2月25日）签署整军方案,该方案规定全国军队最终数额为60个师,按5∶1的比例,国共分别为50与10个师。中共的10个师分别为东北1个师,华北7个师,华中2个师,现在时过境迁,双方都提出了补充意见。国民党坚持全国军队最终总数为60个师,在此基础上同意中共在东北的驻军为3个师,同时提出国民党亦在东北增加1个军。该案的要点在于,同意中共在东北增加2个师的同时,取消了原整军方案规定的中共在华中的2个师,也就是说,中共在华中将无驻军。为表示形式上的对等,该案也减去了国民党在关内的1个军。此外,该案坚持中共在华北驻军为7个师的同时,将国民党的华北驻军增加2个军,同样,为表示军队总数不变,国方在华北增加的2个军,由其西北、华中、华南驻军中扣除。国民党还为中共关内外军队均指定了具体的驻区,东北的3个师分驻黑龙江省2个师,兴安省1个师。华北为5个地区,计有山东临沂地区、河北大名地区、山西长治地区、陕北延安地区以及察哈尔与热河之间的多伦地区。国军驻区不受政府以外之约束,而共军则必就政府指定之区域驻扎。周恩来称该案“混蛋之至,战意已大明”。周于6月25日提出中共在东北驻军为4个师,全军共为13个师。6月28日,周恩来表示中共可退出下列地区:安徽东北部地区、淮安(不含)以南地区、山东枣庄地区、山东胶济铁路线、张家口(不含)以南地区、承德(不含)以南地区等。周同时强调:“政府方面须保证,政府军队决不开入这些地区,而这些地区的地方政府及其保安部队仍应当于原地维持治安。”。当日,蒋重申国共两军总比例不变,即中共不能增加军额,中共必须退出6月7日后进占的山东、山西等地,尤其退出胶济路、承德、苏北和古北口。此后,国共的争执点主要集中于这几个地区（27）。
停战令将于6月30日届期,为避免到时被围攻，６月２６日晚,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部队开始突围（29）。突围前，下午14时李先念火急电告中央：国民党军现正向我猛攻，这是大规模围歼的开始。请速强硬提出，并广为宣传（12）。目前的主流观点是国民党在该日的大举进攻引发了全面内战。
6月29日,在中原军区驻地宣化店，中共谈判代表向美蒋谈判代表宣布:“由于国民党军队向我发起进攻,李先念将军已率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美蒋代表顿时目瞪口呆（30）。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中原部队被攻，再不突围即被歼灭，为求生存该部决定日内突围。此举完全为求生存，不牵涉和战问题。理由全在我方，国民党毫无理由，切不可以为我军突围是不对的（12）。
6月30日停战令到期,蒋说:“一政府之下不能另有他政府,一国家之内不能另有他国家”,“中共如此不近情理,使政府不成为政府,国家不成为国家”。也是在6月30日,周恩来说:“政府认为苏北威胁南京,承德、张家口威胁北平,铁路沿线中共部队威胁交通,应一律撤退”,“如果我们也说南京威胁苏北,北平威胁承德、张家口,铁道线上驻军威胁附近各县村庄,那么,问题便无法解决”（27）。
7月1日,蒋介石发表声明：如共军不进攻国军，则国军亦不进攻共军。针对此声明，同日毛泽东和朱德声明：如国民党军不进攻我军，我军即不应主动攻击国民党军（12）。
7月2日上午,蒋直接出面与周恩来谈话。蒋说:“盖热河为北平之屏障,政府不要北平则已,政府如要北平,则必须保有热河。如共军必须占据以上地区,威胁政府,则政府认为一切无法续谈。”周则要求撤出之后仍保留原地方行政机构,以此为焦点,南京谈判形成了最后的僵局。7月2日会谈,也是蒋、周二人一生中最后的正式会谈。南京谈判的最后焦点既然集中于苏北、胶济路等地,那么战衅也必然由此而开启（27）。
7月14日,蒋氏夫妇以避暑为名赴庐山,实际上是为了避开马歇尔（27）。因为在前一日,苏北战事打响,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