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也变质

不相信生活
肉是真的，但注了水；酒是真的，但不是瓶子上的牌子。
天亮了，我起来，早餐想下楼吃油条，不敢，怕泔水油和洗衣粉。
去了单位，先看报纸，什么地区什么企业增长多少多少，不敢相信，因为数字出干部。然后去开会，台上的人讲得很好听，不敢相信，因为在会下人们从来不是这么做的。
不相信医院
下午去医看病，有高级职称的叫专家门诊，不敢相信他们是专家，更不敢相信职称高的一定比职称低的强，因为职称的水分很大，里面的问题够写一本书。
不相信饭店
下班去饭局，朋友不相信海鲜的分量和鲜活度，跟服务小姐去核准。我不敢相信核准后端上来的真正结果。吃完结帐，朋友一个菜一个菜地核对，我不相信这种办法能把多算的钱核出来。于是边吃边看电视。
不相信保健
一大堆丰乳、减肥、健身器、口服液广告，不敢相信，因为如果真的那么有效，世界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不相信真诚
一对夫妇搀着个女孩向我问路，还说从外地来找亲戚没找着，让我给点钱为孩子买个面包。虽经历多次，但我不敢相信他们是假的，那模样，那孩子，特别是那真诚的眼神。但只能是假的。那样的眼神都不可以去相信，很让人痛苦。快到家了，过马路，绿灯亮了，不敢相信，左右看确认所有汽车都停住了，才兔子一般穿过马路，回了家。
不相信交通
前些日子看到报上说，深圳蛇口一个中学生看好了绿灯过马路，结果被横冲过来的大货车轧死，货车扬长而去，目击者全都傻了眼。于是反复对儿女说，过马路，得看车，不能光看绿灯。绿灯也不能相信了。 　　不相信物质
如果这种不相信停留在物质层面，有形层面，那这篇文字可写可不写。不幸的是，它毫不犹豫地向四面八方蔓延。假药假酒以及其他种种假货之后，假合同、假帐目、假集资等等冒了出来。不过商业欺诈也不是我们独有的，资本主义那一头也不少，可以不必大惊小怪。然后又蔓延，假证件、假护照、假增值税发票等等，那是团伙犯罪，资本主义也有。我还听到过有人经营更邪乎的东西：假的犯罪证明、假的刑事判决书，拿出去骗外国人。这可是任何一个黑色幽默作家也没法编出来的情节。
不相信档案

1999年12月，《云南日报》披露国家教育部一位官员的估计，目前我国持有大专以上假文凭的人有几十万。刚被枪毙的一个副省长的档案里就有假的北大文凭。
在一个国家里有几十万持假文凭者在各地区、各领域、各单位工作，人们会怎样看待自已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其他二百多个国家的人会怎么看待这个国家的文凭和持文凭者，我有点不敢再想下去了。
不相信亲人
老总B在儿子三四岁时，给他上了一堂启蒙课：儿子要喝水，他给了一杯。儿子喝了一大口，烫得哭了起来。他说，谁让你不试试烫不烫，什么都得自已试，谁也别信，爸爸也不能信。
B总的儿子被烫了一次，永远不会不试水温就喝开水。所以，有一条规律应该是存在的：怀疑的建立有时只需瞬间，怀疑的消除要花费几倍甚至几千倍的时间。同理，一个社会，信用的崩溃也许不用多少时间，而信用的重建可能得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不相信童真
我们曾经跳过忠字舞，挥过小红书，批这个斗那个，发言、表态、写白纸黑字，人云亦云，推波助澜，把值得怀疑的东西弄得不容置疑，对不能怀疑的东西却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使人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后来的年头，我们仍不时地说一些不是很真的话，做一些不是很真的事。到小孩子一代，他们就接了下去，写自已也不相信的作文，瞎编好人好事，对同学说瞎编的话。我女儿说她从小学到中学已经写了三四篇拾金不昧的作文了，但实际上从来没捡到过一分钱。我外甥现在读小学六年级，他告诉我，刚开学，同学们一见面，这个说，哎呀，我玩了一个暑假的游戏机，那个说，我整天看卡通片，其他人说，我没做习题集，没进强化班，没请家教......可开学的摸底测验卷子一发，奥林匹克数学个个做得哗哗的。他们现在谁也不相信谁。信用被破坏，他们也做了一点事。但做了的事总是要承担一点责任的，当然不一定是今天。
不相信同行
都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于是有信用卡，外贸信用证以及企业信用等级一个A、两个A、三个A什么的。一个社会如果信用出问题，肯定大家倒霉。比如外国寻头两个欧美商人和咱们这头两个中国商同时在做生意，那头可能已经成交了一笔，再成了一笔，又成了第三笔，然后各自带着赚来的钱到南欧的海滩晒太阳喝咖啡去了；而咱们这边还在互相调查互相揣摩，离签合同的日子还远着呢。他们合同签得快、签得多，工厂开工就快，商店营业额就高，每个人口袋里钱就比较多一些；于是我们就比人家穷一点域都在你验证我，我调查你，整个社会的运转成本就高了。比如政府针对社会上假文凭泛滥安排的文凭认证工作，以及组织人事机关为甄别人事档案所投入的人力物力，以及其他官方打假机构和验证鉴定机构等，都要花政府即百姓的钱，花你我的钱。这就是每个人在为社会信用付出的代价、承担的责任。没有人侥幸，不要窃喜，以为自已逃过去了，你没逃掉，你本可以比现在富得多。
不相信老师
一个小学的班主任，听任课老师说前面一节课他们班纪律很乱，就到班上说：“刚才上课谁不遵守纪律了？”全班鸦雀无声。“谁承认，谁就是好孩子，老师保证不批他。”许久，一个孩子站了起来，不料老师立刻翻脸，劈头盖脸地大骂他，还发动全班围攻他，使那个孩子精神受到很大剌激。
我听完了，张着嘴半天说不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问这件事是不是要处理？答曰：是。我说，就是嘛，不处理还行，心里这才轻松了一点，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不对劲儿，再问：“会怎样处理那个老师呢？”“批评教育。”“就批评教育？能不能更重，比如说能不能调离教师岗位？”回答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能。”
那个教师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对付小孩，用这种世界观塑造几十个小孩子的灵魂，对他应有的处理只能是－－“不可能”。我轻松的感觉一下子荡然无存。我们得回到幼儿园。
怎么使我们的社会信用达到一个正常的水平呢？
1987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有人问其中的一位：您在哪所大学学到您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那位老人平静地说：“是在幼儿园。”“在幼儿园学到什么？”“学到把自已的东西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已的东西不要拿；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事要表示歉意；午饭后要休息；要仔细观察大自然。从根本上说，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这些。”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幼儿园老师对我们说的一句话：不要说谎。如果我们的每件事、每句话、每篇文章、每次发言、每张表格等等，尽可能地真实，不实的东西能少一分是一分，事情会一天天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