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里亚：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

鲍德里亚：身体，或符号的巨大坟墓
   　鲍德里亚著   永国译
　　来源：哲学在线
　　性是符号的巨大坟墓
　　符号是脱离躯体的性
　　有标志的身体
　　身体的整个当代史是身体的标识史，是包括各种标志和符号的一个网络，这个网络自形成以来就遮盖着身体，分化着身体，破坏着身体的差异和根本两性，以便把身体组织成一个进行符号交换、与物体领域相同的结构物质，把其嬉戏的虚拟和象征的交换（不要与性征相混）变成性征，这个性征被当作一个决定性代理，完全围绕法勒斯崇拜建立起来的一个法勒斯代理，而法勒斯崇拜又把法勒斯当作总代理。在这个意义上，在当下理解的性征的符号之下，即在性“解放”的符号之下，身体陷入了一个过程之中，这个过程的功能和策略都是派生于政治经济学的。
　　时装，广告，裸体照，裸体剧，脱衣舞：勃起和阉割的脚本无处不有。它既绝对地多样，又绝对地单调。短靴和长靴，长外套下的短外套，过肘的手套和高至臀部的长袜，遮眼的头发或脱衣舞女的遮羞布，此外还有手镯，项链，戒指，腰带，首饰和链饰——脚本到处都是相同的：一个标志具有了符号的力度，因此甚至具有了变态的色情功能，用以划定阉割的一条界限对阉割进行了戏仿，将其当作缺失的象征表达，在结构的符号中，表达两个完整术语的一条横杠（在符号的古典经济学中这两个术语分别是能指和所指）。这条横杠把身体的一个地带作为其相应术语。这根本不是性感地带，而是色情的、色情化了的地带，一个碎片勃然起立而成为某一性征的法勒斯能指，这个能指已经成为一个纯粹简单的概念，一个纯粹简单的所指。
　　在这个基本图式中，与语言符号的图式构成类比的是，阉割就是所指（过渡到了符号状态），因此屈从于误认（méconnaissance）。裸体和非裸体在一个结构对立中嬉戏，因此促进了裸体崇拜的标识。高至臀部的长袜不是由于接近真的生殖器和肯定有所满足的前景而具有色情意味（从这一幼稚的功能主义视角看，裸露的臀部将起到相同作用），而由于围绕生殖器被搁置在阉割状态的那种焦虑（认出阉割时的恐慌）。这个无害的标志，袜子上方的界线，不是缺失、两性和沟壑，而只不过是充裕的性。裸露的臀部，而从提喻的角度看，整个身体，都由于这一沟壑而成为一个法勒斯图象，失去其全部危险的将要考虑和操纵的一个崇拜物。 如在物崇拜中一样，欲望可以通过牺牲阉割和死亡冲动而得到满足。
　　色情化总是包括被隔离的身体上的一个碎片的直立，对禁区以外的能指位置上的一切进行法勒斯式幻化，同时把性征贬降到所指（被表征的价值）的地位。一种结构上令人信服的想象运作可以使主体在欲望的满足中恢复法勒斯的身份，使他与身体的那个碎片或整体实证化了的、被崇拜的身体相认同，达到一种欲望的满足，这种满足将永远误解他所失去的真正东西。
　　我们可以从最微妙的细节解读这种运作。紧箍在胳臂或脚踝上的镯子，腰带，项链和戒指，把脚、腰、脖颈或手指确定为可勃起的部位。最终，不再需要什么标志或可见的符号了：脱掉这些符号，但仍然基于一种幻觉的分离之上，从而作弄和躲避阉割，致使身体的色欲只能在裸体状态下发生作用。即便身体没有被某种标志（首饰、化妆品或伤疤都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所结构化，即便身体没有被切割成碎片，当衣服脱掉时，横杠也还在那里，它象征着作为法勒斯的身体的出现，当这是女性身体时则尤甚：这就是脱衣舞的全部艺术，我们稍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重新解释弗洛伊德所谓的“象征主义”。脚、手指、鼻子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并不是由于其形状的突出（据这些不同的能指与真正阳物之间的类比图式）而成为阳物的隐喻的：相反，其法勒斯价值仅仅是以幻想的切割为基础的，而正是这种切割建立了这些能指（“阉割”了的阳物仍然是阳物，因为它被阉割了）。完全法勒斯化了的术语是由横杠划分出来的，因而成为自治的。这个横杠之外的一切都是法勒斯，一切都消解成法勒斯的等同物，甚至女性生殖器，或任何有沟壑的器官或物体，传统上都被列为“女性”的象征。身体未被列入男性或女性象征：在更深的层面上，这是戏剧场所，是对阉割的否认，这可以用那个中国习俗加以说明（弗洛伊德在“物崇拜”中引为例子[Standard Edition, ed. And tr. James Strachey, London: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 of Psychoanalysis, Vol. 21, 1961]），他们首先割下一个女人的脚，然后将其作为物来崇拜。整个身体可以切割成无数标志性和断肢形式， 接下来就是法勒斯崇拜（情欲亢奋）。正是这一点，而非生殖器的畸变，才是身体的秘密所在。
　　这样，红唇就是法勒斯崇拜（面漆和化妆品是身体结构增进库中最突出的材料）。
　　涂唇膏的嘴不再说话，那半开半闭被赐福的嘴唇已不再用于说话、吃饭、呕吐或亲吻。在这些往往是矛盾的交换功能——融合和拒绝——之外，而且以它们的否定为基础，变态的色情和文化功能确立起来了。这张迷人的嘴，和人造符号一样，和文化劳动一样，和游戏和游戏规则一样，既不说也不吃，也没有人吻它。漆过的嘴，像首饰一样被物化成嘴，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从充当一个性感的洞，而恰恰从其封闭衍生其强烈的色情价值——面漆就仿佛法勒斯的踪迹，是建立法勒斯交换价值的标志：一张勃起的嘴，一个充血肿胀的性器官，女人藉此勃起，男人的欲望将以自身的形象被接受。
　　以这种结构劳动为中介，欲望，就像基于损失时那样无情，在一个与另一个之间的空洞中，在符号和交换的条件下，法勒斯价值成为可转让的了，被作为一般的法勒斯价值的索引，每一方都根据合同运作，根据一种法勒斯积累把自身的快乐转换成现金：这是一种完美的欲望的政治经济学。
　　注视亦然。一绺头发（和每一种其他的“眼睛的欲望”的制品）遮住了眼睛，拒绝把注视作为无休止的阉割维度，同时，也拒绝将其作为一种爱情奉献。当眼睛由于涂脂而改变了形状时，产生了一种减缓对方注视和威胁的极乐状态，对方反映了主体自身的正常缺失，但如果这些眼睛注视着他的话，他也可能被懵头懵脑地消灭掉。这些是诡谲的眼睛，这些是美杜莎的眼睛， 它们不注视任何人，不注视任何物。在符号的劳动中，它们占有符号的剩余：它们沉溺于自身的迷恋，而它们的诱惑力产生于这种变态的自淫。
　　我们可以继续论证：无论何时，只要卷入色情意指的过程，那么，对于象征交换的这些特殊场所（嘴和注视）是真实的，对于身体的其他部位就也是真实的。但最美的客体，总是作为这个深渊的缩影、似乎能打开身体的政治经济学大楼的钥匙的，则是女性身体。以数千种色情变体揭示出来的女性身体显然标志着法勒斯即那个崇拜物的出现，同时，法勒斯模仿的巨大劳动也成了不断重复的阉割景象。在脱衣舞这种极其注意细节的仪式中，随着意象的巨大发散，所展示的女性身体光滑和无暇的力量[快感]总是作为法勒斯的展示发生作用，一种无情的法勒斯要求有将其麻痹和美杜莎化了的一股潜力（于是在色情和生产发展的扶梯上，二者间出现了深刻的想象的亲和性）。
　　女性身体的色情特权对女人也发生着如对男人一样的作用。事实上，一个单一的变态结构作用于所有人：以否认阉割为核心，它以女性身体发生作用，就如同以阉割的内在性发生作用一样。 因此，这个系统的逻辑发展（这里再次与政治经济学构成类比）导致了女性身体色欲的复发，因为在被剥夺阳物的情况下，它只能把自身展示为相等于法勒斯的东西。男性身体不（绝不）发生这种色欲复发，因为它不让人想起迷人的阉割，也不展示不断征服阉割的景象。它永远不会成为光滑的、封闭的、完美的客体，因为它带有“真正的”标志（普遍系统所器重的标志），因此，不易被划分，不易服从这种繁重的法勒斯构型。当然，很难说它有一天会作为法勒斯的一个变体而实现。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新秩序，那里没有直立的广告，没有任何直立的裸露：正是以此为代价才能在物体的整个光谱上有一个被控制的直立转换，包括女性身体。在极限处，直立本身与这个系统并不是不相容的。
　　我们必须看到，在妇女色情的特殊领域，历史和社会从属是如何运作的。不是通过像社会异化的替身一样的某种“异化”机制，而是试图验证同一个误认过程是否导致所有的政治歧视，就像物崇拜中的性歧视一样，结果导致阶级的崇拜或被统治阶层的崇拜，以及对性的过分评价，以便更好地避免那个关键审查，即它的行为符合权力秩序的要求。如果这种反思是准确的，那么，色情秩序的一切意指物质就只能是由奴隶的刑具（锁链，颈圈，皮鞭等）、野人的行头（黑色皮肤，褐色皮肤，裸体，文身）和被统治的阶级和种族的全部符号构成的。于是，被法勒斯秩序吞并的女性身体一旦用政治术语表达出来，就把女性贬降为一种非存在了。
   　
　　次要的裸露
　　任何身体或身体的任何部分都能发挥同样的功能，只要它服从同样的色情规训：它是封闭的，尽可能光滑、无暇，没有孔洞或不“缺少”什么，它就是必要的，充分的；每一种情欲差异都通过那个结构横杠想象出来，这个横杠将同时标志和设计这个身体，使其在衣服、首饰或化妆品的掩盖之下依稀可见，而在完全裸露的状态下始终在场但又不可见，因为此时它像第二层皮肤一样包裹着身体。
　　现在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话：“几乎裸露，”“没有裸露的裸露，好像你是裸露的”，穿着那些紧身衣服“你更裸露而不那么自然”。这些广告话语标志着上述所论情况的特点。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把自然主义者“触摸”身体的生活理想与对剩余价值的商业需要相调和。然而，更有趣的是，在这种话语中，裸露被定义为次要的裸露，紧身衣X或Y的裸露，如此透明的面纱以至于“其透明度使你动情”的那种裸露。此外，这种裸露往往通过镜子转换——无论如何，女人就是在这种复制中与“她梦中的身体：她自己的身体”结合在一起的。而广告神话曾经是绝对正确的：任何裸露都只不过是符号的复制，用其所指的真实把自身包裹起来，像镜子一样把身体的基本规则重建为色情物质，即变化的裸露，以便从法勒斯的角度受到赞扬，成为光荣的无性身体的透明的、光滑的、蜕毛的物质。
　　一个最好的例子是詹姆斯?邦德的影片《金手指》。影片中，一个女人浑身涂金，浑身毛孔都被彻底抹平，于是，她的身体成了一个无暇的法勒斯（金色的胭脂恰好强调了它与政治经济学的同源性），这当然等于死亡。这位涂金的裸体女郎将通过荒唐地再生为色情幻影而死去，但在功能美学中，在身体的大众文化中，每一种皮肤都是这种情况。“紧裹着”紧身衣、紧身褡、长筒袜、手套、裙子和衣服的“身体”，更不用提阳光晒黑的皮肤了：“第二层皮肤”和透明薄膜的主旨总是要使身体玻璃化。
　　皮肤本身不是“裸露”，但被定义为色情带，接触和交换的性感媒体，吸收和排泄的新陈代谢。身体并未停止在这层满是毛孔和孔洞的多孔皮肤上，只不过形而上学把它当成了身体的疆界。这个身体在第二个无孔皮肤的利益中被否定了，这个无孔皮肤既不出汗也不排泄， 即是说，既不热也不冷（只是“冷”和“暖”：享受最适度的空调），没有适当的密度（清晰的，或法语所说的透明的表情），而更重要的是没有孔洞（光滑）。其功能与赛璐玢包装纸没什么两样。所有这些属性（凉爽，柔软，透明，完整）都是封闭的属性，由于否定两性的极端而产生的零度。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身体的“年轻化”，以一种永远年轻的幻象废除了年老-年轻的范式。
　　裸体的玻璃化相关于物体所执迷的蜡制或塑料制防护层，以及擦拭清洗的劳动，试图使物体保持永久得体、无暇的抽象状态。在这两种情况下，即在玻璃化和保护的状况下，这是阻碍分泌的问题（铜锈，氧化，灰尘），防止它们塌倒，使它们保持一种抽象的永恒。
　　“标志和设计的”裸露意味着在它所编织的网格之后什么都没有，尤其没有身体：既没有劳动的身体，又没有快活的身体；既没有性欲亢奋的身体，又没有破碎的身体。它在形式上超越了幻象中那个平静下来的身体所具有的一切，就像布里吉特?巴多一样，她“美丽是因为她衣着得体”——没有任何未知因素的一个功能等式。与解剖用的身体被撕裂的皮肤和割断的肌肉截然相反，现代身体大多是以可膨胀的名目出现的，这是卡通漫画《她》(Lui)所揭示的一个主题。在漫画中，我们看到一个脱衣舞女，她的衣服散乱地堆放在身边，摆出最后一个姿势：她“打开”肚脐，迅速放气，最后，舞台上只剩下了一小堆皮肤。
　　裸露的乌托邦，真实展示身体的乌托邦：这充其量是可以表征的身体的意识形态。一个印度人（我已经忘记了是谁）说过：“裸体是毫无表情的面具，掩盖着我们全部真实的本性。”他意思是说身体只有在有标志、被刻写掩盖时才具有意义。阿尔方斯?阿莱的拉甲是热衷于标识和追求真理的狂人，他的理解恰好相反：由于没能如愿让那舞女脱衣服，他活活地砍死了她。
　　身体根本不是存在的表面，不留任何踪迹的处女海滩，自然。它只是通过压抑取其“处女”的价值：因此，按照自然主义的幻想解放这样一个身体就等于解放被压抑了的身体。即便在裸露的情况下，身体也转向自身，给自身裹上永恒的、不可避免的审查的尸衣：第二层皮。因为皮肤，如同具有符号价值的每一个符号，都经过意指过程而被复制：它始终是第二层皮，不是最后一层，但总是唯一的一层。
　　裸露符号趋于把身体重建为总体化幻影，在这种符号的过剩中，我们再次通过镜像发现意识主体的无休止的投机，为主体在这种复制中不可逾越的分化捕捉和带来了一种形式解决。刻写在身体上的符号仅仅重复了意识主体对身体物质的形而上学运作，尽管身体上也附带刻写着死亡本能。阿尔托说，“通过击打我们的皮肤，我们把形而上学打回大脑之中。”
　　镜子的封闭，对那个标志进行法勒斯复制：在这两种情况下，主体受到自身的诱惑。它勾起自己的欲望，在自己身体上唤起欲望，再用符号将其复制出来。在符号交换的背后，在作为法勒斯堡垒发生作用的劳动代码的背后，主体隐藏起来，恢复着体力：羞怯地躲开对方的欲望（躲开自身的缺失），仿佛在不被看见的情况下去看（看自己）。符号的逻辑与变态的逻辑相遇了。
　　这里，重要的是在身体层面上进行刻写的劳动与所刻写的标志之间加以根本区别，它们在“原始”社会与在我们当下制度中的区别。他们和容易在身体的“象征表达”中混合起来。仿佛身体始终就是它所是的样子，仿佛古代纹身与现代化妆品具有相同的意义，而在所有生产方式的革命之外，仿佛存在着一种未曾交换过的意指模式，它在每一个时代都扩展到政治经济学的领域。古代社会与我们的社会截然不同，在那里，符号在一般价值的管制之下进行交换，他们在抽象的法勒斯系统中、在主体的想象渗透中进行价值交换，他们标识身体是出于遮掩的习惯，其作用在于即刻实现与神或与族内人的象征交换或礼物交换。这里，谈判不是主体在面具背后的身份谈判，也不是操纵符号：相反，它涵盖了主体的身份，而且和主体一样，进入了占有和剥夺的游戏，恰如神和女人一样，整个身体变成了进行象征交换的物质。最后，在这个标准的意指图式之内，管理我们身体的整个政治经济学的超验能指/所指，我们的法勒斯/主体性，仍然没有出现。当印度人（可能是同一个人）说“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同一张面孔”时，他是在回答白人向他提出的为何裸露的问题，他是在说他的整个身体（我们已经看到他从未裸露过）已经在进行象征交换了，而对我们来说，裸露往往被简缩到单一的面孔和单一的目光。在印度人眼里，身体相互注视，交换所有符号。这些符号在不断接续的驿站上被消费，既不指超验的价值规律，也不指私下里对主体的占有。在我们看来，身体被封闭在符号中，通过符号的微积分增长价值，它在等价规律和主体繁殖的过程中进行交换。在交换中主体没有被消灭，而是在投机。主体，而非野人，陷入了物崇拜：正是主体通过身体投资而成为价值规律所崇拜的对象。
　　脱衣舞
　　贝纳丹（“疯马”沙龙的经理）：
　　你既不脱衣，也不取笑……你戏仿……我是个骗子：你给人的印象是揭示真正的裸体，没有比这更大的欺骗了。
　　这是生活的反面，因为当她裸体时，她戴的饰物比穿衣时还多。身体被涂上了极端漂亮的特殊底色，使皮肤像绸缎一样光滑。……她戴着过肘的手套，而且总是那么漂亮，腿上穿着绿、红或黑色的袜子，直到臀部……
　　梦幻脱衣舞：太空女人。她在虚空中跳舞。因为一个女人死得越慢，情欲就越亢奋。所以我认为，在无重量状态下，一个女人的情欲将达到高峰。
　　海滩裸体与舞台裸体毫无关系。在舞台上，女人是女神，她们是不能触碰的……在剧院和别的地方汹涌的裸体浪潮都是表面上的，只局限于精神活动：我要脱掉衣服了，我要展示男演员和女演员的裸体了。恰恰是这些局限使其毫无生气。别人呈现现实：这里，我只暗示不可能性。
　　在别处受藐视的性现实缩减了色情主义的主体性。
　　在刺眼的彩虹灯下，饰有巨大的橘色假发，整个表演从首饰开始，吴沙?巴罗克，一个奥地利-波兰混血儿，将继续疯马传统：创造你无法怀抱的东西。
　　
脱衣舞是舞蹈，也许是唯一的舞蹈，无疑是当代西方世界上最有创意的舞蹈。其秘诀是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自淫。自淫的程度越强，对它的欲望就越大。这种自恋幻象是每一个姿势的本质，各种各样的姿态性抚摩包裹着身体，把它变成了法勒斯客体的一个象征，而没有这些本质的抚摩，就不会产生色情效果。如贝纳丹所说，舒缓崇高的手淫是最基本的。这种舒缓标志着这样一个事实，女孩用来掩盖自身的那些动作（脱衣，抚摩，甚至模仿性高潮[快感]）都来自“他者”。她的动作在她周围编织了一个虚幻的性搭档。然而，这个他者恰恰由于同一个原因被排除了，因为她代替了它，使它的动作适合她自己的凝缩，而这事实上与梦的过程并不遥远。脱衣舞的整个色情秘密（和劳动）就在于这个他者的唤起和消除，而所用的姿势如此舒缓以致富有诗意，仿佛爆炸或下落的慢镜头，因为在结束之前，这些姿势的意蕴要有时间传达给你，如果这种东西存在，它将构成欲望的满足。
　　唯一优秀的脱衣舞是以姿势的镜子反映身体，遵循这种有力的自恋式抽象：全部姿势就等于全部运动的符号，在时装、化装和广告的每一个层面上标志着身体直立的各个阶段。 坏的脱衣舞显然只是脱衣服，简单地恢复到裸体状态，公然宣称是那景观的终极结果，不用任何身体的催眠术，而直接把身体奉送给观众的肉欲。这不是说坏的脱衣舞不能捕捉观众的欲望——恰恰相反——而是说，女孩不能把她的身体作为自娱的对象，因为她不能把这种亵渎的（现实主义的、自然主义的）裸露化为神的裸露，在神的裸露中，身体描述它自己的轮廓，感觉它自身（但总是跨越一个微妙的空地，一个段性感距离，和一个迂回，就仿佛在梦中一样，这个迂回再次反映了一个事实，即姿势就像镜子一样，身体用姿势这面镜子反照自身）。
　　坏的脱衣舞受到裸露或不动性（或节奏的缺乏，拙劣的姿势）的威胁：舞台上剩下的只有一个女人和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肮脏的”身体，而不是一个身体的封闭领域，封闭的身体通过姿势的晕光把自身设计和标识为一个法勒斯，把自身定义为欲望的符号。成功决不是一般所认为的“与观众做爱”，而恰恰相反。按贝纳丹的说法，脱衣舞女是女神，她的身体是禁区，她只自己抚摩，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不能从她身上获得什么（不能转变为性行为，这种压抑的环境属于坏的脱衣舞），而意味着你不能给她什么，因为她给了自己所需的一切，因此也给了她全部的超验性，正是这种超验性使她妩媚动人。
　　舒缓的姿势源自僧侣和化体。这里没有面包和红酒，但身体却化作了法勒斯。从她身上脱落下来的每一件衣服未使她接近裸露，未接近性的赤裸“现实”（尽管整个景观也受到窥淫本能的刺激，受到暴力的脱光和强奸本能的搅扰，但这些幻影却与那景观背道而驰）。随着衣服的飘落，她把脱掉的东西设计和标识为法勒斯——她揭去作为他者的自身的遮掩，这同一场游戏便具有了深刻的意义，身体随着脱衣舞的节奏而逐步变成了一个法勒斯肖像。此时，这还不是脱掉符号以揭示性“深度”的游戏，相反，这是建构符号的逐渐上升的游戏——每一个标志都通过它作为符号的劳动衍生一股色情力量，通过颠倒，它把以前没有的东西（缺失和阉割）变成了它设计和标志以便取代的东西：即法勒斯。 脱衣舞之所以舒缓，其原因就在于：它应该尽可能地快，如果这仅仅是为交媾做准备的话。它之所以舒缓，因为它是一种话语，是符号的建构，是对延宕了的意义的精心阐述。注视也证实了这种法勒斯变形。一动不动的注视是优秀脱衣舞女的本钱。这通常被解作距离技巧，用来标志色情环境之极限的一种冷却。这既对又不对：仅仅标志着禁忌的一动不动的注视会再一次把脱衣舞变成一出压抑的色情剧。这不是好的脱衣舞，熟练的注视与意志的“冷却”无关：如果冷却了，如时装模特儿一样，那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即把冷却重新定义为整个当代媒体和身体文化的一个特殊属性，不再属于冷与热的范畴。这种注视是自恋的一种中性化了的注视，是睁大眼睛注视着自己、然后又闭眼不看自身的女性客体的注视。这不是经历审查的欲望的结果，而是完美和变态的顶峰。这是整个性制度的成功。这个制度认为，当女人承认首先给自身以快感，在自身获得快感，除了她自己的意象外没有任何其他欲望或超验的东西时，她才是最完美的，因此也最具有诱惑力。
　　如这一法规所规定的，理想的身体是服装模特儿的身体。服装模特儿是对身体进行法勒斯式工具化的模式。该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manne-ken, “小男人”，儿童或男性生殖器的意思。女人裹着自己的身体，进行一种复杂的操作，一种无暇的、强烈的自恋规训，卓有成效地成了诱惑的范式。毫无疑问，正是在这里，在这个变态的过程中，她和她那神圣化了的身体变成了活的法勒斯，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女人的真正阉割（还有男人的阉割，但却是围绕女人而具体实现阉割的一个模式）。被阉割就等于被用法勒斯的替代物遮盖。女人被它们遮盖着，她被召来用自己的身体生产一个法勒斯，也许忍受着不被欲望的痛苦。如果女人不是拜物者，那是因为她们总是对自身进行物崇拜的劳动，她们成了玩偶。我们知道，玩偶是一个偶像，它的生产就是为了不断地穿衣和脱衣，上妆和下妆。正是这种遮蔽和去蔽的游戏给了玩偶以童年的象征价值。反之，正是在这种游戏中，每一个客体和象征关系都在女人变成玩偶时、变成自身的偶像和别人的偶像时倒退了。 如弗洛伊德所说：“往往被当作偶像的一件件内衣，具体体现了脱衣的最后时刻，女人可能仍然被当作法勒斯的最后时刻”（“物崇拜”，in Standard Edition, Vol. 21, p.155）。
　　因此，脱衣舞作为阉割景观的诱惑力衍生于发现的内在性，甚或试图要发现但从未设法去发现、或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寻找但却从来没有找到，那里什么都没有。“在任何崇拜中从不缺场的对女性生殖器的一种厌恶，仍然无法涂抹地标志着刚刚发生的压抑”（同上，p.154）。对这种不可想象的缺失的经历，后来仍然构成每一种“启示”，每一种“揭示”（尤其是性的“真实”地位的揭示），使对那个洞的执迷变成了对法勒斯的迷恋。从这神秘的被否定、被禁止、喘着粗气的洞中，涌现出所有的偶像（物体，幻影，身体-客体）。被崇拜的女人身体本身禁止它所缘起的那个缺失点，它开始以其全部色情行头禁止这个旋涡，“战胜阉割的威胁和防止阉割的象征”（同上，p.164 ）。
　　在这一系列面纱背后什么都没有，从来就什么都没有，有的总是咄咄逼人地要发现这一点的冲动，严格说来就是阉割的过程；不是对缺失的辨认，而是对这个破坏性物质的天旋地转的迷恋。西方的整个进程受到了这种无视阉割行为的影响，因此以对现实主义的令人头晕的压迫结束。我们假装恢复“事物的基础”，无意中“瞥见了”那个空洞。我们非但没有承认阉割，反而提供了各种法勒斯不在场的证明；然后，在一股迷恋的冲动之后，我们试图一个接一个地忘掉这些不在场的证明，以便揭示“真理”，而“真理”总是阉割，但最终总能证明是被否定的阉割。
　　计划的自恋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根据社会控制重复自恋的问题。弗洛伊德有一段话，道出了我们迄今所讨论的一切：
　　
女人，尤其是有几分姿色的女人，都养成了某种自满，这弥补了她们在选择客体时社会强加给她们的限制。严格说来，这种女人所挚爱的只是她们自身，其爱的强度不亚于男人对她们的爱。她们的需要不是去爱，而是被爱；而满足这一需要的男人就是她们所喜欢的。……这种女人对男人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仅出于审美原因，因为从规律上说她们是最美的，而且由于各种有趣的心理因素的综合（“简论自恋”，in Standard Edition, Vol. 14, 1957, pp.88-9）。
　　接下来是“儿童，猫和一些动物”的问题，“我们妒忌它们……因为它们保持着……一种不可能受攻击的力比多位置”，因为“它们设法……维持自恋”（同上，p.89）。然而，在目前的色情学系统中，导致一种“多形态变态”的并不是原始自恋，而是实际的自我在童年时迷恋理想自我的自恋的位移，更确切说，“童年的……自恋完善”（同上94），如我们所知，作为理想的自我是注定受到压抑和升华的。女人从自己身体得到的满足以及美的修辞，实际上反映了一种残酷的戒律，可与控制经济秩序的戒律同日而语的一种伦理学。在身体的功能美学的框架中，二者是无法区分的：主体屈从于自恋式的理想自我的过程，和社会禁止主体实现这个理想的过程，这未给它留有任何余地，而只有自爱，发明自我，根据社会强加的法规自我投资。因此，这种自恋从根本上区别于猫或儿童的自恋，因为它被置于价值符号之下。这是一种计划的自恋，把对美的控制性的、功能性的颂扬作为对符号的利用和交换。自我引诱显然是毫无理由的；实际上，它的每一个细节最终都必须符合符号市场管理身体的最佳标准。现代色情学，不管其中哪些幻影在起作用，都是围绕理性的价值经济组织的，将其与原始或婴儿的自恋绝对区别开来。
　　因此，时装和广告描画的是自淫的“温柔乡地图”， 并计划利用它：你对你的身体负责，必须在它身上投资，使其产生效益——不是依据快乐秩序，而是用大众模式反映和中介的符号，依据影响力的组织图表等进行投资。这里有一个奇怪的策略在运作：投资从身体和色情带转移到身体和色情的舞台表演。从现在起，自恋诱惑便与身体、或由技术、物体、姿势、以及标志和符号的嬉戏所具体化了的身体部位联系起来了。这种新自恋相关于对作为价值的身体的操纵。这是身体的计划经济，其基础是力比度和象征性解构，是有计划地对投资进行消解和重建，依据管理模式、因此也在意义控制之下“重新利用”身体，把欲望的满足转移到代码上来。 所有这些都是作为“综合”自恋确立的，必须区别于两种古典的自恋形式：
　　1， 最初的、融合的自恋。
　　2， 第二种自恋：把身体作为差异、作为自我的镜像投资。镜像认识的自我与他者的注视的融合。
　　3， 第三种“综合”自恋：重写身体，被解构的“个人化了的”厄洛斯，成了集体功能模式的指数。同质化的身体成了大量生产符号和差异的场所，而且是在程序引诱的符号之下调动起来的。为了身体的总体实证化，使之成为引诱、满足和魅力的图式，必须消除两性之间的摸棱两可。身体作为部分客体的满足，其主体是复数第二人称的消费者。 切断主体与其身体正常缺失的关系，身体本身就成了总体化的媒介。这在影片《蔑视》（Le Mépris）中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来：布里格特?巴多在镜子前审视自己的身体，把每一个部位都奉献给满意的色情他者，其最终产品则是在形式上附加的一个客体：“这么说，我的每一处你都喜欢了？”身体成了符号的总体系统，是按法勒斯崇拜的一般价值系统中的模式安排的，正如在金融的一般价值系统中，资本成了交换价值的总体系统一样。
　　乱伦操纵
　　目前的身体“解放”必然经历这种自恋。“被解放了的”身体曾经是法律和禁止从外部审查性和身体的地方，现在却作为自恋的变体内化了。外部制约成了符号的支持者，一种封闭的模仿。如果以父亲的名义，清教律法一开始就狂暴地用来限制生殖器性欲，那么，现行阶段就对应于所有这些特点的一次突变：
　　1 它不再是暴力的压抑，它被安抚了。
　　2 它从根本上不再指向生殖器性欲了，后来却受到道德的认可。压抑和控制阶段，这个无限微妙和激进的阶段，直接指向了象征交换层面自身。就是说，压抑，在克服了二度性地带（生殖器和社会的两性模式）后，到达了原始性地带（色情差别和多价性，主体与其自身缺失的关系，这是一切象征交换之虚拟性的基础）。
　　3 它不再以父亲的名义发生，而以某种方式以母亲的名义发生。因为象征交换是以乱伦禁忌为基础的，象征交换这个层面上的每一种废除（审查、压抑和解构）都是一个乱伦倒退的过程。我们已经看到，对身体的法勒斯操纵的色情化是以拜物化为特点的，而拜物堕落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它从未克服对母亲的欲望，因此用崇拜物代替了崇拜者所缺乏的东西。变态主体的全部努力就是把自身的幻象当作母亲的活的法勒斯，以便达到欲望的满足：这实际上是对母亲的欲望的满足（而传统的生殖器压抑则意味着对父亲的欲望的满足）。我们看到，这导致了一种严格的乱伦环境：主体不再是被分化的（他不再放弃法勒斯身份），也不再分化（不再由于象征交换的关系而放弃自身的任何一部分）了。这完全是由与母亲的法勒斯相认同所决定的。这是与乱伦恰恰相同的一个过程，它从未离开家。
　　今天，一般说来，身体仍然处于相同的境遇：如果父亲或清教的道德法规（相对说来）已经避免，那是就力比度经济而言，其特点是破坏象征，设立乱伦障碍。这种普遍的欲望满足模式是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总是具有一种偏执和焦虑性质，这与基本上歇斯底里的清教神经官能症迥然不同。这已不再是与俄狄普斯禁忌密切相关的一种焦虑，而是与下面的事实密切相关的一种焦虑：即便是在获得了哺乳的满足和无数次法勒斯快感之时，或处于惬意的、宽容的、祥和的、体贴的社会“核心”之时，他仍然是对母亲抱有欲望的活的牵线木偶。 这是比生殖器挫败严重的一种焦虑，因为它不仅导致乱伦位置的废除，在这个位置上，主体渐渐缺乏甚至他自己所缺乏的东西，而且导致象征和交换的废除。今天，无论在哪里，这种焦虑都被转译成对操纵的恐惧性偏执而表现出来。
　　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都离不开这种微妙的压抑和异化形式：它的根源难以琢磨，它的存在恶毒且无处不在，而所要采取的斗争形式仍然没有发现，也许无法发现。这是因为操纵指的是母亲以及自己的法勒斯对主体的原始操纵。我们已不再像反对父亲的超验律法那样与这种融合的和操纵的充裕作对，这是一种剥夺。未来的每一次革命都必须考虑这一基本条件，在父亲的律法与对母亲的欲望之间，在压抑和僭越的“循环”与倒退和操纵的循环之间，重新发现象征表达的形式。
　　身体的模式
　　1 对医学来说，所指涉的身体是躯体（corpse）。换言之，在与医学的关系上，躯体是身体的理想极限。躯体实践的完成在保持生命的符号之下生产和再生产医学。
　　2 对宗教来说，身体的理想指涉是动物（对“肉体”的本能和贪欲）。躯体是一个巨大坟墓，躯体超越死亡的再生是肉欲的隐喻。
　　3 对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的理想类型是机器人。机器人是作为劳动力的身体得以“功能”解放的圆满模式，是绝对的、无性别的理性生产的外推（这也可能是大脑机器人：电脑一直是大脑和劳动力的外推）。
　　4 对符号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身体的指涉模式是人体模型（极其各种变体）。由于与机器人属于同一时代（这是科幻小说的理想派对：Barbarella），人体模型也代表着价值规律之下完全功能化了的身体，但这次是作为生产价值符号的场所。它已不再是劳动力，而是所生产的意义模式——不仅仅是满足的性模式，而且是作为模式的性本身。
　　在其结果的理念（健康，再生，理性生产，解放了的性欲）背后，每一个系统都交替地揭示了它赖以得到表达的还原式幻影，和为其提供策略的身体的谵妄。躯体、动物、机器和人体模型——这些是身体的消极的理想类型，身体正是在这些奇异的还原之下得以生产和写入连续的系统之中的。
　　奇怪的是，身体不过是模式，不同的系统用这些模式封闭了身体，同时也封闭了每一种其他事物：其根本的变化和不可简约的差异否定了它们。我们仍然可以称这种反向虚拟为身体。不管怎么说，对于作为象征交换的物质的身体而言，它都没有模式，没有代码，没有理想的类型，没有控制性幻影，因为不可能有一个反客体的身体的系统。
　　法勒斯交换标准
　　自工业革命以来，一次独特巨大的突变包围了物体、语言和性（身体），与之相应的一个过程要么标志着政治经济循序渐进的普遍化，要么标志着对价值规律的侵犯。
　　1 产品变成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方面旨在“满足”抽象的终极“需要”，另一方面旨在建立控制生产和交换的结构形式。
　　2 语言变成交际工具，一个意义场。它被分成了能指和所指。正如商品的分化导致一种终极指涉一样，作为媒介的语言也有表达的目标，分化成所指秩序和控制能指交换的一个结构形式：语码。
　　在这两种情况下，向一种终极性功能的过渡，理性地分配“客观”内容（使用价值或所指-指涉物），封闭了结构形式的分配，这种结构形式就是政治经济自身的形式。在“新资本主义”（技术和符号统治）框架内，这种形式以牺牲“客观”指涉物为代价被系统化了：所指和使用价值逐渐消失，给语码和交换价值的运作造成了极大方便。
　　在这个过程（今天对于我们还仍然是个轮廓而已）中，生产和意指这两部分融合在一起了。产品和商品被作为符号和内容生产出来，并以语言的抽象结构为基础得以规范化：在传达内容、价值、终极性（其所指）的过程中，它们依据模式所组织的抽象的一般形式流通。商品和内容最终达到的符号地位是相同的。而能指的嬉戏又掩盖了它们的指涉物，只有这样，能指才能获得结构的完善。随着内容、信息、符号和模式的加速和多产，商品的直线世界将在总体循环的时装领域达到圆满。
　　1 我们可以表明，性如何在目前的“解放”模式中被简约为使用价值（“性需要”的满足）和交换价值（由模式流通所控制的色情符号的嬉戏和流通）的。我们还可以表明，性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功能：从作为种属繁殖的集体功能，转而变成生理平衡（普遍卫生的组成部分）、精神平衡、“自我表达”或主体性的表达、无意识释放、性快感之伦理学（还有别的吗？）的个体功能。无论如何，性变成了主体经济的一个元素，本身顺从一个终极秩序（不管这些终极结果是什么）的主体的客观终极目标。
　　2 它越是功能化（越是屈从于通过它说话的超验指涉物，即便是自己理想的原则，其力比度，所指的最后托词），性就越要采取一种结构形式（如工业产品或语言交流一样）。它颠倒伟大的对立面（男性/女性），禁闭在这种对立的分裂中，通过实施某种特殊的性模式、接受某一特殊的性器官的检验而付诸实现，从而关闭身体能指的嬉戏。
　　3 给予生殖器功能（无论是繁殖的还是色情的）以特权混淆了男性/女性的结构。在身体的全部色情虚拟性中，生殖器所占的优势也反映在男性占主导的社会结构中，因为社会结构与生理差异密切相关。这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真正的差异，相反，是为了建立普遍的平等，法勒斯成了绝对的能指，一切色情可能性都是围绕这个能指衡量、安排、抽象化和建立平等关系的。法勒斯交换标准控制着当代的整个性征，包括性“革命”。
　　4 把法勒斯普遍等同于性，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另一个现象结合了起来，即把性本身普遍等同于象征交换的虚拟性，从而在身体的象征经济的废墟上建立了身体的政治经济。在普遍自由化的语境中，沉迷于目前的性“革命”仅仅表明身体和性向政治经济阶段的上升，标志着它们与价值和普遍等价规律的融合。
　　5 从这两个角度——作为功能的性和作为结构话语的性——主体转而回到了政治经济的基本准则上来：它根据平衡（在自我认同符号之下各种功能的平衡）和一致性（在代码无限繁殖的符号之下话语的结构一致性）从性的角度思考自身，定位自身。
　　正如“被标识的”客体——被符号的政治经济攫住的客体——顺应贫穷的需要，反映了各种精打细算的功能的苦行经济一样；正如一般符号都具有摆脱自身的功能倾向，以便尽可能近似地转译出（能指和所指的）充足性，这是符号的规律和现实原则；所以，被政治经济攫住的身体也趋于一种形式裸露，就仿佛趋向其绝对需要一样。这种裸露同时体现了刻写和标志、时装与化妆品的全部劳动，而“解放”的整个理想主义 视角却未就“身体”做出任何“发现”或“重新发现”：它转译了我们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身体的逻辑变形。它转译了与政治经济相关的身体的现代地位。正如摆脱客体标志着给客体分配一种功能，就是说，通过予其以功能来抵消客体，所以身体的裸露也限定了它对性/功能的分配，赋予性以功能，就是说，让身体和性相互抵消。
　　身体的煽动性
　　在性革命的符号之下，形式改造成为革命的本质，无意识成为历史的主体。解放作为社会现实之“诗歌”原则的原始过程，解放作为使用价值的无意识，这就是在身体的口号之下得以具体化的想象。性和身体能够承受所有这些希望，因为在用来掩盖“历史”社会的任何秩序的压抑之下，性和身体已经成为根本否定性的隐喻。他们想把这些隐喻转变成革命事实。错误：站在身体的一边是一个陷阱。我们不能站在原始过程的一边，这仍然是一个次要幻觉。
　　身体充其量而且是在理论上将永远是多价性的：客体和反客体——跨越和废除声称要统一身体的各个学科；场所和非场所——作为主体的非场所的无意识场所，等等。甚至在把身体分割成解剖的身体和色情的身体时，当代精神分析学（Leclaire ）也仍然以身体之名把欲望运动置于法律的统治之下。永远是身体，因为没有词语能表达这个非场所：最好的毫无疑问仍然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尚未指定位置或尚未占据位置的东西：被压抑的东西。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个遗传下来的词带来的诸多危险。身体由于永远处于被压抑状态而被赋予了破坏特权，现在，在解放身体的过程中，这个特权已经到达终点 （不完全由于解升华机制的压抑政治；精神分析学也促进了性和身体的官方化：这里，我们再次发现，性和身体错综复杂的混合是主体作为过程、劳动以及在概念与价值秩序中历史之到来的关键事件）。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正在“解放”的这个身体是否并不永远否定旧的被压抑身体的象征潜力，“每个人都在谈论的”这个身体恰恰不是言说身体的反面？在当下系统中，作为原始过程之场所的身体与作为次要过程的身体形成对比：色情的使用和交换价值，价值符号之下的理性化。受欲望威胁的进步的身体与半技术的、结构的身体形成对比，后者由于裸露而富有戏剧性，由于运作性征而被功能化。
　　性解放和“压抑性解升华机制”的第二身体只被设在爱欲的符号之下。存在着与性和纯粹的爱欲原则的一种混淆，就是说，用以前刻写的死亡本能让一个抵消另一个。于是，快乐原则被确定为“被解放了的”主体性的理性，主体的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爱洛斯用他自己的术语重新定义了理性。满足的秩序是靠合理性维持的”（赫伯特?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London: Sphere, 1970], p.1970）。从现在起，“被解放了的主体性”已经无力在实施爱欲的过程中把自身刻写为肯定性了，快乐原则也仅仅成为作为满足模式的力比度的物化。这里涉及一种新理性，为主体走向一个无限的终极性铺垫了道路，因此，在性的“逐渐升级”和不确定的社会发展图式以及与生产力的“解放”之间，已不再存有任何差异，二者都依据相同的运动进化，都由于不可挽回的死亡本能的流动而注定失败。它们本以为它们能够用魔法驱逐死亡本能的。
　　在爱欲的符号之下组织的身体代表着政治经济比较进步的一个阶段。这里，重新吸收象征交换就像政治经济的阶级系统中人类劳动的异化一样根本。如果马克思描写的是劳动力的异化和商品逻辑必然导致意识物化的历史阶段，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说，把身体（以及所有象征领域）写入符号的逻辑就必然伴随一种无意识的物化。
　　裸露非但没有割断欲望，反而等同于欲望，成为欲望的舞台表现。裸露非但没有割断身体，反而使身体成为性的能指和性的等同物。裸露不是分化性征的多价性，反而在男性与女性的结构综合中成为这种多价性的等同物！性别的二元垄断是差异的蓝本。从结构上，力比度被一分为二，成为死亡本能的简化等同物。这样，裸露、性、无意识等非但没有开拓更深的差异，反而以换喻方式相互连接起来，组成代表性等价物的星群，以便一个术语一个术语地定义作为价值的性的话语。这与心理-形而上学中的运作没什么两样，在这种形而上学中，作为理想指涉物的主体实际上只是流通，是受到意识、意志、表征等术语干扰的一种换喻交换。
　　寓言
　　——那么，最后为什么是这两种性别呢？
　　——你在抱怨什么？你是想要12种，还是一种？
　　一部现代小说
　　边缘还可以再宽些：性别的数量为什么不是零或无限数？总数在这里是一个荒谬的问题（而我们却可以符合逻辑地问“为什么每只手不是六根手指？”）。之所以荒谬，是因为性征化恰恰是隔断每一个主体的隔板，使“一”或“几个”都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二”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二”已经是一个总数了（此外，上面的对话也是基于“二”这个数字运作的）。现在，激进地理解的性不可能接近总数的阶段，也不可能接近一个可计算的阶段：它是一种差异，而且是差异的两“面”；它们不是术语，不能被加在一起，也不能成为一个系列的组成部分，是不能以单位计算的。
　　对比之下，对话在强加的双性（男性/女性）模式的语境中是符合逻辑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把性当作在结构上两个对立的术语。这段荒唐的话受到了数字排列的局限，即把性当作积累，这是在把男性和女性作为双性结构的全部术语时暗示出来的。
　　这样，性的多义性就被简约为双义（性的两极及其性角色）。今天，当双义正在经历“性革命”的形变时，在我们看到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正在模糊的地方，性的多价性被简约为单性的歧义。
　　与性原则的隐喻相对立。
　　今天，由于弗洛伊德照亮了我们的道路，我们熟悉，而且太熟悉，如何识别特定社会实践、伦理或政治背后对冲动过程的升华和二度理性化。依据压抑和幻影决定为每一个话语解码已经成为一种文化陋习。
　　然而，这是唯一正确的：它们现在只是术语，而无意识只不过是一种指涉的语言。性话语也完全是幻影了，因为性本身，过去对道德和社会神话的批评简约，在对社会关系进行总体的象征解构的层面上，也成了对某一问题加以理性化的模式，对性歧视话语的检验也被长期安全地储备起来。今天，星期日报纸很容易把许多妇女的脆弱归咎于她们对父亲的过分依赖，她们通过禁止快乐而惩罚自己：这一精神分析的“事实”现已成为文化和社会理性化的一部分（因而成为分析疗法中越来越行不通的死胡同）。
　　性或分析的阐释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它也会成为一个明显事实的幻影，因此很快成为革命的主题。这就是今天发生的一切——革命与精神分析学的碰撞产生于相同的想象和相同的曲解，即把精神分析作为“资产阶级”的复兴；二者都产生于把性和无意识作为决定性代理的刻写，就是说，它们向理性因果律的简化。
　　从某一代理的名字被理性化的时刻起，当性被升华和理性化为政治、社会和道德，当象征受到审查因而被升华为主导的性言语(parole)之时，神秘化便产生了。
　　庄子的庖丁解牛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导大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微碍，而况大軱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析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闻，而刀刃内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闻，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除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其微，謋然已解，牛不知其死，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庄子《养生主》）
　　绝妙的分析，天才的操作，超越了圆满的、实质的、不透明的客体视觉（“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从解剖的角度把身体看作骨骼、肉体和器官，由外在表征统一起来的完整大厦。这是普通庖丁所解的身体，残忍地用力割裂的身体，尽最大努力以便识别那片空白，以及表现身体的那片空白的结构（“批大郤导大款”）。庄子的庖刀是一个实体，却又不是一个实体，它本身就是空白（“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除地矣”）。因此，与分析精神相融合的庖刀并非在牛群的空间里运作，那是感觉和视觉所验证的，而是依据节奏和间隙的内在逻辑。如果说庖刀不老的话，那是因为它并不是要战胜一个具有骨肉密度的物质——那是因为纯粹差异作用于差异——以便解开一个身体（一种实际运作），这个身体，如我们清楚地看到的，取决于象征性经济，它既不是“客观”知识，也不是力量关系，而是一个交换结构：被交换的是庖刀和身体，庖刀表现了身体所缺失的，因而根据它自身节奏解构了它。
　　这庖刀也是勒克莱尔的文字。后者根据欲望逻辑从色情角度把身体的一个特殊场所加以分化。一个被动的、严重损耗的和“无用的”象征性刻写，文字由于其精细的线索肢解了解剖学上的身体，在身体所表现的空白中运作。这取代了穷苦庖丁的完整话语，那种话语只根据物质证据进行纯粹解剖式的切割。
　　继庖丁解牛千年之后，李希藤伯格的刀以其逻辑悖论（没有刀刃、丢掉一个把手的刀）确立了缺场的法勒斯的象征结构，而不是完整的法勒斯及其奇异（幻影）的证据。刀并不作用于身体；它消解身体，认真地、梦幻般地环绕着身体（自由漂流地注意：“我屏住呼吸，眼睛注视着，慢慢地工作着”），变换着字母的顺序，就是说，它不是一个术语接一个术语地进行，不是像功能句法用一条线把词语串联起来那样，把一个器官与另一个器官相并置和连接：糟糕的庖丁和意义语言学家就是这样运作的。这里，意义的线索则完全不同：它切开了显在的身体，追踪身体之下的身体，就像回文构词法一样，追踪第一个词或躯体的消失和消解，其秘密是另一种表达，不是在话语之下、追寻萦绕文本的某个不在场的东西（名称，公式）的表达。无视解剖式身体的，庖刀所描写和消解的，正是身体的这个公式。毫无疑问，符号的效应，它在原始社会中的象征效应，决不是“魔幻的”，而与这种极端准确的回文式消解的劳动密切相关。于是就有了色情身体的建筑，它仅仅是一个公式的回文式表达，这个公式“在没有出现时就丢失了”，它的欲望线索改造了断裂的综合，这是它未予言表而重新加以追溯的那种综合：根据庄子庖丁解牛的音乐节奏，在身体的神秘消失中，在诗歌的回文式消失中，欲望本身只不过是能指的消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