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发微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3:35:33
张建芳
【提要】 远古时代就已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持续发展未遭中断的文化，它既有古老的历史，又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由于一百多年来根本没有由中国人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母语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导致一些学者无法真正了解本真中华文化的精髓，无法了解中华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的失传与变质并非起始于近现代，汉代甚至汉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失传与变质了。出土的七千多年前的骨笛与六千多年前的天文星图等实物与后世《史记》、《汉书》、《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相互吻合足可证实，七千多年来的中华民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史才称得上是本真中华文明史。
【关键词】 中华文化 失传 变质
2004年2月18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的编者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句诗描绘出读书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读书要力求读出应当质疑之处，哪怕它是经典名著。如若从这可疑之处悟出新的见解，那就真正进入了角色。”对刘明武先生的“献疑之作”，笔者也有一些困惑，不知能否进入角色？
一 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仅仅起始于近现代吗？
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所质疑的：“一种文化怎么会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状态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先进，一个落后又挨打？因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把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上，如此结论对吗？对于中华民族落后根源之思考，能否换一个角度，例如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一种文化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难道根源不就在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吗？而且这种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仅仅起始于近现代吗？难道在汉代甚至汉代以前的朝代就没有失传与变质吗？
现今学术界只认可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据说这种“认可”还是史学界的主流。读一读中华历术学专家蒋南华先生《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看一看80年代贾湖出土的七千年前古人曾经用过的十六根骨笛[2]，想一想天文星图中体现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已经确立出二十八宿中的十四宿[3]，难道我们还不能够认可辉煌的中华文明并非短短的五千年，而是应该上溯到七千年以前吗？
探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难道不应该探讨七千年前能够产生这种博大精深思想的科学文化底蕴吗？这底蕴难道不正是发展到相当高超水平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吗？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验证求真中得来，舍此决无其他。离开中国先哲们具体的科学实践、认识、总结、验证，空谈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冥思苦想这些理论的准确含义，用后世人尤其是中学西解的理解方式、现代语言的修辞方法、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就很可能会将这些经典释义得荒诞不经。如果不是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起始于汉代甚至汉代以前，难道会有百家争鸣，难道会有著名的汉代文字学家刘熙有感于当时人们对古文字的曲解而著述的《释名》吗？
二 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时在根源处出了问题
几千年以来，我们的典籍一再失而复得的事例足可以证实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完整地保存、流传至今，否则就不会有出土的七千多年前的骨笛与六千多年前的天文星图等实物，并且同后世《史记》、《汉书》、《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相互吻合。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概莫能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编写的中国科技史为空白，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编写的中国科技思想文化史更为空白的空白。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武力与文化入侵，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4]中国有很多辉煌的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成果无法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加上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5]再看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教出来的，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却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大多数学者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中国学问的了解一团雾水，支离破碎，不得要领，更不必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学术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国学问断章取义后的刻意歪曲了。
大、中、小学教育只教给我们的学生中国有老掉牙的四大发明，很少将近些年来出土实物中显现的中华文明累累硕果灌输其中。试问，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士、硕士、博士究竟读了多少我们的经典呢？即使读，又有多少人能够深入到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境界而真正读得懂呢？一些研究古籍的专家、博士，也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上有成就，在对中国文化微言大义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所误解，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解释时的根源处出了问题。
三 根源处出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中、西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近一百多年来的用世界中心语、用西方人的观念、理解方法解释中国的学问，中国丧失了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观念、理解方法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国故沦为被世界中心语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学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学”，中学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学理论。[6]现今中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在“科学共同体”、学究式研究结果的熏陶中根本不敢认可中国古代有科学。试举中医为例，研究“中学”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7]这一“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而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研究。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8]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截。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9]这些学者不会不经常听说“中国医学”、“西方医学”，也一定承认在医学领域有中、西医的不通用，只是不太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与西医同是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像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相通。作为权威性的学者，一定不会懵懂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10]的地步。只不过隔行如隔山，不可能亲自探讨深层次中医学术理论的奥妙，只能听从运用中学西范方法研究出来的现代中医理论的误导，故而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如果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中医不科学，那么科学的西医无能为力的肆虐“非典”如何能被中医对症下药才能控制并治愈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前瞻性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以博大精深的自然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中西方自然科学有差异吗？
四 编写中华文明史应该注重对“源头”与“根本”问题的发掘
编写中华文明史，难道仅仅是为中国人争口气，难道仅仅是用来抒发民族意气吗？难道不应该直面史实，立足于全人类吗？不承认中华民族有七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仅仅以有文字记载为依据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史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如果不将出土实物与典籍记载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出土实物就只能是出土实物，除了被观赏、被炫耀之外还会再有其他的用途吗？除此之外，难道不应该重视对中国文明史形成的基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的发掘与展示吗？现今中国的科学家们很难说就比古代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像《黄帝内经》、《梦溪笔谈》这类融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文化为一体的新的著作，现时代见不到了，只讲技术、少讲思想的如《中医学基础》、《中国天文学史》之类科技专著充斥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之中。即使是引进的中国科技史，也因为外国人无法较高层次地体味古代中国先哲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而写不出有分量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科技史才显得只有干枯的骨架，而缺少鲜活丰满的血肉难以吸引读者，进而使“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谬论有效地迷惑了人心，导致学术界相当一部分文人对悠久、优秀的中华文化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复兴而缺乏信心。
究其原因，是很多文人虽然意识到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出了问题，但是却很难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自成体系的生发根源，是在六千五百年前出现的《古太极图》中体现出来的，古代中国先哲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认知能力与高超认知水平。也就是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古代先哲已经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有了相当科学的认知能力与高超认知水平的基础之上的。
中学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导致中学自己乱了自己的解释系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变得整体性地失语了。这种失语使得中国学术的言述方法、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丧失了与生俱来的科学性而走向异化，使原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被丑化、被践踏、被桎梏，从而失去了昔时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和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中的关键词，如不停歇地动感的“阴阳五行”被僵化为固体的“五种物质元素”、双向的“阴平阳秘”[11]被释义为单向的“阴阳平衡”、“十二支”与“二十四节气”被戴上了希腊“黄道”与埃及“地平”的“桂冠”[12]、“天地”被“自然界”、“大气层”所取代，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医的经络，尽管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知道在解剖中找不到它的踪迹，但是能够享受高层次教育者毕竟不占多数，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研究生在接触这些知识时，首先能理解到的是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神经线”等西学知识。如此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又怎么能够不使中学西化，又如何能使汗牛充栋的典籍精义阐发出来呢？
如果真正弄懂弄通了“阴阳五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朴素直观”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也应包容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应该只成为道学、儒学的专利，道学、儒学等诸子百家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13]——尤其应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14]，而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则囊括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于其中。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15]，不注重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中国文化的经典就很难得到准确释义，这样阐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很可能是词不达意、残缺不全的。
如今，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中华文化中许多相当辉煌的科技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中体现出来的相当深邃、系统的科学思想的确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与变质了。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失传与变质”，不局限于“五千年文明”，综合分析研究现存的典籍与抢救回来的民间文化艺术、出土实物，并合理引用考古学、民俗学、文字学、易哲学、中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用我们的母语重建中华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还愁不能枯木再春、世代相传吗？
五 以全新的视角与正确的逻辑确立起推理新起点
应该说，只要我们认可“失传与变质”这一客观事实，充分利用所有新成果与保存下来的典籍记载密切结合，就能将很多失传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硕果寻找回来，重新建构起以系统的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为生发根源的本真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国际国内在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的挤压、排斥下，现今学术体制的不合理、学术评价标准的失当和学术腐败的积重难返，使相当一部分文人好坏不分、急功近利、惟利是图、心甘情愿做文化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人异化已经明显导致中华文化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卑微，导致中华文化作为“不光彩的角色”相当深入一些学者、专家和读者的内心。
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地认可中华文化起源于六七千年以前，了解现今学术界是在自汉代以来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逐渐失传变质又被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而曲解、丑化的基础上来阐释中华文化的，才能确立起全新的视角，建立起正确的逻辑推理新起点。运用重新审视，务实求真的方式对中华文化正本清源，从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浑天坐标系[16]到今天现代天文学仍在沿用的赤道坐标系，对领先于中国传统科学其他各学科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作纵向贯通的研究与整理。对延续了五千年以上、在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都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现代医学相抗衡、相媲美的中医学以及以中医学为主的至今仍大量存在的经典如《黄帝内经》、《易》、《山海经》等，运用其中蕴涵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知识作横向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印证，让本真的中华文化得以全面的回归。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充满真正终极关怀、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本真的中华文化体系。
六 结语
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使中华文化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可能闭关自守。在全球化出现诸多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摆脱的危机面前，急需尽快首先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然后重建新世纪优秀的中华文化，以致建立和谐、有序、文明的世界新文化。至少存在了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已经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更是世界各民族已经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许多学者倡言中华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成为强音，却总是无法脱身于用西方现代科学规范中国古代科学的桎梏，进而无法使中华民族以致世界各民族拥有并尽情享受这些财富。
尤其是，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文人，既不数典，又忘了祖先。怀抱着中华文明的“金碗”，却不知道这“金碗”的珍贵，反而殚精竭虑地去向被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挤压垄断的所谓“世界文明”讨饭吃。如果这样做还不算是耻辱，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是耻辱呢？“知耻近乎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毫不吝啬地为了中华文化在新世纪的复兴而尽情享用。
愿笔者的微弱肺腑之言能够警醒那些误用中学西解而对中华文化一头雾水的文人墨客，愿笔者的微弱肺腑之言能够助燃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愿星星之火能够在神州大地蔓延蒸腾为熊熊烈火，愿熊熊烈火的理智之光能够闪亮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希望这一愿望能够成为具有良知的全世界文人，尤其是华人文人，重建本真中华文化的共同心愿与共同行动：编写出比较完整的本真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编写出比较完整的本真中国人文史，进而充分展示出本真中华文明。
终於看到明白人出来讲话了，甚好
这次2008奥运吉祥物用“金木水火土”怎么没见您老出来表扬一番
很有启发性。值得国人深思和国家重视/
重返迷失的中华文化之宗/世界中心语挤压下中医、中学的嬗变重返迷失的中华文化之宗
作者：李辛
http://www.zisi.net/htm/xhjy/2005-04-02-10109.htm
中华传统文化，是优秀的，还是腐朽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抑或能够将中华民族凝聚数千年的本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传与变质了（刘明武《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张建芳《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乏微》.《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4年9月号）？！如何才能建构起为现今中华民族愿信、愿求、愿行且能够深入民心的中华新文化？有学者称此为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并用书法理论“一本为宗，兼蓄百家”，来比喻为保留中华传统文化而应采纳的读书方法。认为“一个中国人，首先就应该熟读《四书五经》和《老庄》，了解‘经史子集’，在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之后，才可浏览东西方的各种名著，领略各种思潮流派，钻研各种哲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守中国文化之宗，而兼收东西方各种文化之长；才能做到既不被某种思潮所迷惑，又能取天下百家之长。” (《人民网》《宗一而蓄百――我们培养的，是“专家”还是“杂家”？》)
一、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存在吗？
主张“宗一而蓄百” 的先生十分清楚：“中国现代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没有去“宗”一个固定的文化系统。从小学开始，各种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便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毫无文化系统可言。在小学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宗守之时，即让小学生去兼收百家之长，甚至搞什么‘凭兴趣阅读’、‘研究性学习’，正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因为没有自己所固守专一文化系统，即去取百家之长，只会莫衷一是，迷失方向。其最明显的表现，即是长大后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亦即所谓的‘信仰危机’。五四以后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
自五四以来的八十余年间，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甚至硕、博，以致专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专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已经失去正宗的中华传统教育系统了。相当一部分国学、道学、儒学等研探中国学问的大师，即使想到了要保留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实际保留了多少呢？！就传统文化知识而言，难道仅仅是我们的学生一知半解吗？“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偏执狂妄的性格，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学风，根本不可能学到前人精湛的学问。因为‘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在相当一部学人的科研阶段不也是普遍存在着吗？！比如《周易研究》（2003年3期）中《“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释义“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言：“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背人，人与自然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先天”是“天”还“没有”生出来；“后天”是指“天”已经“生”出来了。那麽，在“天”没生出来之前的“先天”之时，能有与天和谐一致的“人”生出来吗？再比如一些学者用所谓的阴阳五行是五种元素，并用机械的相生相克原理来指导中医诊断治疗的实践。根本不了解本真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是指天地之气的五种根本属性；“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是指“人体五脏十经的气血运行与春、夏、长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五个时节的天地之气相互感应规律”。所谓“道”、“阴阳五行”都有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为其客观依据。古代先哲们那曾经有过的相当严谨、相当系统、相当客观、相当科学的本真传统科学思想，是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体系的真正根源。只是在积习多年的“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是不需要证明的”误区之中，真正依据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实事中求出“是”，即依据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容的文论，却经常会被那些认为似乎讲思想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们看作是荒诞不经的笑料罢了。可见我们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在现今学术界所认可的范围内已经不复存在了。
二、如何才能找到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
应该说，无论是教育正在进入的“新课程”，还是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掘、整理与研究，都没有依据本真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在根本上解决培养人才的指导方针上的“一本为宗”问题。其原因就是对本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当欠缺。如果编写教材的专家学者对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似懂非懂，又怎能要求编写出来的教材能够让学生们学得懂呢？！更遑论对幼儿、青少年及所有公民的终生道德教育、信仰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了。
要想使中国的教育走出死胡同，只有走固守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之途。要固守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之途，必须明确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七千年以前。起源于七千年以前的中华文明，以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体系与伏羲所创“古太极图”息息相通、相辅相成为基本特征。只要用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来验证“古太极图”及其被释义的易学理论，“固定的文化系统”便会一览无余。
中华文明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一体。如果把她比作一望无际、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百花园，那麽，这一文明中诸多为世人所惊叹、所折服的辉煌成果，则如同园中数不尽的颗颗奇葩令人目不暇接。要想使这一百花园常开不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从天时、地利、人和来进行研究。用现代人容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从“气候”、“土壤”、“园丁”的“开发、维护”技能，来分析这些成就能够创造出来的根源。惟其如此，才能从中找出能够使这一百花园生机盎然，且能够越来越繁茂的规律。如果依据因为中学西化而错位的中学西范研究方法，只将某朵或某几朵奇葩采摘下来，再将花瓣一片片撕扯开来，即使是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也不会研究出什麽能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有价值的指导性规律。
我们现今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育正是采用的中学西范模式，比如“强大的理科教学模式已经让很多高等学校的中文教学也照搬照办，你化学物理数学外语有大量的习题集，你们让学生弄ABCD项答案选项，中文也照此办理，弄得本来是一语多义，或者说一象多义的，本来十分具优美感的汉语言文学被他们（教育者）指定为一象一言的机械的，一对一，对号入座。” 小学、中学语文教育同样厄运难逃，导致我们母语水平的整体下滑（骆晓戈.《论语》与选项.读书.2003.4：106-108）。诸如此类能够非常直接地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科都如此异化，直接殃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相当一部分学生、教师甚至博士、专家对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的误解程度之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即使在我们的孩子初学阶段，想教育他们“固守一家”，也无法定准应该让他们固守哪一家，因为不管哪一家，都不是正宗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家。更不要奢谈然后的“兼收百家”，最后的“自成一家”（创新）了。
只要不能实现回归本真中华传统文化，“宗一”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化系统作为标准，“蓄百”也难以真正集百家之所长。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既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专家，也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杂家，而很可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败家。
只有运用综合性研究方法，采用纵观中医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博览与这两大学科息息相通的羲学、易学、农学等知识，将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地等概念与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天地、阴阳五行，五脏、五季、五方等有机地交叉起来进行剖析；将几乎是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天文、地理、中医、文字等与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的诸学科进行对比分析，在广的层面上求深，在深的层次上求广。才能将本真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以崭新的风姿、独具的魅力展示给世人。惟其如此，才能“宗”出本真，“蓄”出深广。使受教育者有“一”可宗，有“百”可蓄。从而建构起为现今中华民族愿信、愿求、愿行且能够深入民心的中华新文化，真正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重铸中华民族之魂。
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4-02 论文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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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心语挤压下中医、中学的嬗变
作者 张建芳 张宁 李建红 唐玉华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153
【摘要】中医典籍十万余种[1]，在国际国内以第一世界的话语为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自成体系中医理论，用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话语释义，已经被很难将自身的准确含义表达出来了。西化的“中学”与之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词】中医自成体系 西化中学 过之
中医典籍十万余种，是中华民族自羲黄时期创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医学体系。西医是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医学在内的现代医学体系。虽然中医与西医同是人体科学，但是各自在基础理论、内容、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却好似木质材料与金属材料的不能水乳交融一样，有着本质与形式上的不同。讲得通俗、直观一点就是，西医把人体看作一台机器，把人体的各个部位看作机器零件；中医则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各个部位及毫毛肢节与人整体的关系看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国际国内以第一世界的话语为世界中心语的背景中，被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话语释义的中医，如同尽人皆知的赵丽荣与巩汉林多次演出的小品《如此包装》中，将“赵丽荣”的名字包装成“麻辣鸡丝”一样，不但被西化得不能将自身的准确含义表达出来，而且失去了用本土语言申明自身内容与价值的地位。中学典籍与中医典籍同命运共呼吸，尽管数不胜数，但是微言大义却无法申明。中学西范已经成了当代难以革除的一大陋习。
一、 中医与西医的差异
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医不以解剖实物命名人体器官
中医学对解剖学的研究始于上古时代，在对人体的认识上，与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大不一样。五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记载了人体内脏和骨骼的部位、长度、重量、体积等知识，明确使用了“解剖”两字，其中有关消化道长度的数据与近代解剖基本一致。现代医学对人体科学的认识，则是就解剖所发现的实际物质而言，如主要研究人体的内脏、血管、神经系、感觉器官和内分泌器官、运动器官（肌肉、骨骼与骨连接）和人体的运动，以及各器官的构造、功能、位置和各个器官之间的关系。中医学则不然，它将人体内的脏器统称为五脏六腑（只是在论述经络理论时，才称六脏六腑），认为支撑人体生命和支配人体生理活动的物质是“经络”（也称经脉）。并将人体的主干经脉分为十二条，又称“十二正经”。十二正经分手三阳经、手三阴经；足三阳经、足三阴经。它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由头走足，由足走腹，由腹走胸，由胸走手，由手走头，再由头走足。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就象圆环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在中医学中，根本没有现代医学中的所谓盲肠、十二指肠、胰腺、神经线之类名称，所有器官的生理、病理内容，全都包容在脏腑、经络、气血等学说之中。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理论中，也无法找到中医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尤其是经络，在解剖中，根本不象现代医学的神经线一样，能够找到它的踪迹，但是，经络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具有生命活力的机体之中。
中医学不以解剖实物来命名脏腑、经络。这被外国学者认作：据《内经》记载，人体的内脏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为脏：肝、心、脾、肺、肾、命门；另一类为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是中医“想象的器官”[2]其实，按照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中医“想象的器官”，并非只有“两个”，就连其他十个与现代医学名称相同的脏腑、“经络”，就中医学所论述的脏腑、经络的性质与功能而言，几乎大部分会被现代医学称之为“想象”的理论。
（二）中医不以细菌、病毒、红白细胞增减异常等作为致病因素
尤其是中医学把脏腑、经络理论与玄奥、艰深的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相提并论，认为支撑人体生命活力或导致人体发病的因素，是“气”的化育功能。如中医主张：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即将五脏配属五行；奇经八脉配属八卦；五脏五腑配属十干；十二正经配属十二支。几乎是言必称阴阳五行，说到脏与腑之间的关系，即认为脏为阴，腑为阳；脏与脏之间的关系则与五行生克相一致，如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又如肺金克肝木，肝木克脾土，心火克肺金，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并认为，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四时之气直接感应，如春应肝、夏应心、长夏应脾、秋应肺、冬应肾。而且人的怒、喜、思、悲、恐这五种情志直接与五脏相通，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肝气主宰人体“筋”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心气主宰人体“血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脾气主宰人体“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肺气主宰人体“皮毛”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肾气主宰人体“骨”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如果人体在春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肝。春天要注重肝的保养。肝气足，“筋”也柔和。肝气不调，就会出现“筋”的迟缓或者拘急，甚而萎缩；如果人体在夏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心。夏天要注重养心。心气足，血脉环周不休，营养全身，就会面色红润光泽，脉象和缓有力。如果心气不足，脉象就会鼓动无力，面色无华，甚而晦暗，唇舌青紫，胸闷憋气和心区刺痛等。心失所养，就会面无光泽，心悸不宁。……人在天底下、地面上，生存于天地之中。人体的气血运行系于天地四时之气的运行。天地之气失去常规，比如春不暖，夏不热，秋不凉，冬不寒，就会导致人体的生理异常，甚至发生病变。如此等等，就更难为现代医学所认同。用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同样会称之为“想象”的理论，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菌、病毒与红白细胞的增减异常，等等，是人体致病的原因。
（三）中医不以生理、病理、生物化学作为基础理论
对中医学颇有造诣的学者，尽管精通脏腑、经络学说，但是却没有明确地论述中医学的这些脏腑、经络理论，是依据什么而建立起来的。只有医学大家李时珍先生《奇经八脉考》曾谈到“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3]即人体内部的经脉，只有练气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够体察到。但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医学著作，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是由那一位高超的气功大师体察出来的。在各门学科都要求有科学依据的当代，学术界也只是差强人意地解释说，中医学术理论是依据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照此逻辑推断，继承中医学术事业，就只能对古人所经验过的病症照猫画虎，从故纸堆里找出治疗理论和方法；对古人没有经验过的病症，如近些年出现的艾滋病、因毒气而导致的人体高位截瘫，当前肆虐的“非典”等疾病，中医学则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前去问津。简而言之，就是“光靠临床实践，病历分析，不能创造新医学。”[4]如果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那麽没有经验过的疾病就无法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中医学就只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水平之上，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与创新。这种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的肤浅认识，不知不觉抽掉了中医学活的灵魂。
不是中医学没有严谨、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作依据，而是现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询方法走上了歧途。学术界对中医学科学依据的探询，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根本上去做文章，而是从中医学的哪些内容与现代医学的内容相一致上下工夫。全然不顾两种体系之间根本就无法一致起来。比如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西医也不乏医疗实践经验，可是对中医学的理论却无法认同。中医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同样也无法接受。这究竟是为什麽呢？当然是各自的科学依据不同使然。中医是依据阴阳五行，西医是依据组织、器官、细胞、分子。比如中医学的历史上并没有“非典”的记载，但是在广州的首例“非典”病人发烧、憋闷，现代医学使尽全身解数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是 “银翘”等祛邪退热的中药，为病人解了燃眉之急。尽管西医一直在研究“病毒学”，但是面对“冠状病毒”却束手无策。虽然中医学不以“病毒”作为致病原因，在中医学中也从未见过“冠状病毒”的名称，但是没有经验过的病症依据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只要对症下药，仍然可以速见疗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前瞻性吗？
被现代医学认为中医学缺乏科学依据而“想象”的中医学脏腑、经络，其数目、性质与功能，不是与解剖出来的器官、神经相吻合，而是与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的数目分毫不差，而且其功能性质与这些数目所标示的天地之气的功能性质也是直接对应的。在中医学术理论体系中，则将十二正经与十二支所纪的一日十二时辰、一年十二月直接对应：子—胆、丑—肝、寅—肺、卯—大肠、辰—胃、巳—脾、午—心、未—小肠、申—膀胱、酉—肾、戌—心包、亥—三焦。这种对应在中医学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种对应的原理却不是众所周知的。那麽这种对应的原理是什麽呢？是“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相参相应，人体之阴阳五行就是指五脏。正如《素问》所指出的：“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这也就是中医学将肝的属性定为木、心的属性定为火、脾的属性定为土、肺的属性定为金、肾的属性定为水的科学依据之所在。《灵枢·经别》就指出："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5]五位、五色、五音、六律、十二月、十二辰与四时，都是天地阴阳五行体现出来的时段规律 [6]。
张介宾先生指出：“知天地之气候，则人有五虚五实，皆可因而知之矣。”[7]即只要通晓天地之气的属性--五行，那么人体的五虚五实，全都因此而能够通晓。
《内经》则一再强调：“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8]即不懂得年节律，不懂得气的盛与衰，不懂得人体虚实因何而发生，就不可以做医生。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恽铁樵先生，在批判了以往解释五行生克的庸俗偏见时说：古人虽愚，必不以为木生火即钻木可以取火，水生木即树木得水而荣等等。《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所以说明四时也。”[9]人体的脏腑直接与阴阳五行相参相应，由人体肝心脾肺肾的脉象体现出来。即“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10]恽铁樵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11]
中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不是实物学说，而是气化学说。中医学中被现代医学称为“想象”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的代名词——五脏相参相应“想象”出来的，这两个五行的相参相应，即是通常学术界所说的“天人相应”，也称“天人合一”。作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脏腑、经络、气血、荥卫、八纲（阴阳、表里、虚实、标本）辨证等学说，都是在阴阳五行根基之上生发出来的。尤其是对脏腑、经络的名称和功能、性质的认定，药理性能的认定等，都取决于阴阳五行八卦这个根本[12]。由此可知，中医学是自成体系的学说，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中医学自成体系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特殊性与西医的科学依据是细胞、生理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等没有丝毫的共同点。
二、 中医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
中医和西医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于各自所赖以建立的科学依据。中医的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西医的科学依据是细胞、生理、病理解剖、生物化学等。那麽，为什麽近现代以来的大部分中医院校却要以西方科学作为基础理论，而各方各界都极力推进中西医结合呢？是由很难抗拒的国内国际背景决定的。
中医西化的国内背景在张鸣先生《旧医，还是中医？----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中讲得清清楚楚：在70年前的中国，“废止中医”议论是家常便饭，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当时的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尽管中国人“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只是“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中医们此次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这“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因为“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卫生部长薛笃弼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13]中医西化的过程与中西医结合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医西化的国际背景在于，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武力、文化入侵，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14]。中国有很多优美的东西无法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加上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15]。再看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而教出来的，虽然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生长，但是却使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中学”如此，中医也不例外。尤其是现代，大多数中医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中医学术理论的了解一团雾水，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医学、生物化学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医理论的刻意歪曲之意了。我们中医院校及其研究机构培养的学士、硕士、博士多是读分子生物学之类，而不读我们的中医经典[16]。即使读，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得懂呢？一些研究中医古籍的专家、博士，也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上有成就，在对中医学术理论体系及基础理论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所误解，导致中医学术理论在根源处出了问题。
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以现代医学解释中医”，中医丧失了“以中医解释中医”的能力，中医学术理论沦为被现代医学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医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医”，中医学术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医学术理论。中医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导致中医在回应现代医学挑战的过程中，自己先乱了自己的解释系统，中医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变得整体性地失语了。这种失语使得中医学术的言述方法、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丧失了科学性而走向异化，使原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医、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被丑化、被践踏、被桎捁，从而失去了昔时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和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 中 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中的关键词，如不停歇地动感的“阴阳五行”被僵化为固体的“五种物质元素”；双向的“阴平阳秘（阴气平和，阳气密固）”被释义为单向的“阴阳平衡”（有另文分析）；“十二支”、“二十四节气”被戴上了希腊“黄道”、埃及“地平”的“桂冠”[17]；“天地”被“自然界”、“大气层”所取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医的经络，尽管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知道在解剖中找不到它的踪迹，但是能享受高层次教育的毕竟不占多数，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研究生在接触这些知识时，首先能理解到的是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神经线”知识。如此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又怎麽能够不使中医西化，又如何能使数万种典籍的精义阐发出来呢？
三、 西化的“中学”
时至今日，研究“中学”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18]这一“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而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研究。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是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 [[19]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节。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20]这些学者不会不经常听说“中国医学”、“西方医学”，也一定承认在医学领域，有中、西医的不通用。只是不太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与西医同是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象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相通。作为权威性的学者，一定不会懵懂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的地步。只不过隔行如隔山，不可能亲自探讨深层次中医学术理论的奥妙，只能听从运用中学西范方法研究出来的现代中医理论的误导，故而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如果真正弄懂弄通了“阴阳五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朴素直观”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也应包容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应该只成为道学、儒学的专利，道学、儒学等诸子百家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尤其应该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而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则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于其中。不注重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中国传统文化会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们的国故中，大多数学者是集天文、医学、堪舆、历史、文字、诗、词、歌、赋等为一身，如老庄对宇宙天地、人性、政治等的论述；孔孟对天文历法、纲常伦理等的分析；朱熹根据山顶上发现的贝壳对沧海变高山的推论，哪一位不是博学多才，学富五车。只不过到了近现代，我们的学者才由于“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将博大完美的“中学”肢解得分崩离析、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既“专”又“窄”。如学哲学的不大了解历史，学中文的不大了解哲学，学历史的不大了解古代中国天文历法。进而误认为东、西方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人文科学方面，殊不知，支撑这种表面差异现象的内在差异是自然科学的不同认知方法和体系（有另文分析）。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中与西方医学抗衡时间最长的一个学科，也是被西化得相对不够彻底的学科。“中学”的西化比起中医的西化来，是大大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诚如张鸣先生所说：“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象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20]在纯学术的论文中，一些专家学者用现代汉语的修辞方法释义古代汉语中的名词，如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中的“天地”（有极限）与“宇宙”（没有极限）混而为一；又如将老子的名句：“万物负阴而抱阳”，释义为“万物背面为阴，正面为阳”[21]，而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则是：万物依靠阴抚育阳，依靠阳支撑阴（有另文分析）。还有的学者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引用文献时多是从《尚书》、《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史籍中各自摘出同一种意思的一段，不仅容易断章取义，而且非常有利于剽窃抄袭。还有一些作者只满足于自圆其说，执一孔之见，为了证实自己的某一论点正确，尽可以随意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拿来。这类文章尽管连篇累牍，却没有多少新意。别说每天应付外语、计算机等学科考试的学生不愿意看，就是我们这些与古文字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中年人有时也看得味同嚼蜡。这些不痛不痒的文化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学的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人物、朝代、事件、史料堆砌。
介绍生动有趣、多姿多彩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论著少之又少，且枯燥乏味，有的只剩下缺血少肉的骨架甚至骷髅。尤其是大众传媒----电视中，有的电视剧借剧中的角色----汤若望、南怀仁之流训导康熙皇帝：“中国没有天文历法”，而剧中的康熙皇帝却默不作声；作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开心词典》知识竞猜，则肯定二十四节气是依据中华大地的气候特征制定。全然不知二十四节气是依据整个天地球十二条经线划分出来的，这从北半球的冬至是南半球的夏至，反之亦然中就可得到证实；作为提醒观众不要上旅游骗子当的收视栏目告诉观众：“声称15分钟就可以游完法国的卢福宫，那就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跑’马观花了。”殊不知古人所讲的“走”，本来就是“跑”的意思；2003年底电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北京市场的水果因为贴了外国字母的商标而价格上涨30%还好卖。可知深广的西学背景、国人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混淆以及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导致 “中学” 西化的程度比中医要严重得多。
四、正视中、西学之间的差异，从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在去年（2001）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一个‘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读经’，这久违了的字眼，这淡忘了的传统。在今天世界一体化、市场经济长足推进的背景下，它的突兀萌发，真让人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它标明我们的民族，现在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而今我们终于明白，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倡导中小学生“读经”只是一个现象，它反映的是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22]。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振奋，然而振奋之余，又让人难免有些惆怅。“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封建、’‘腐朽’、‘没落’等一顶顶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尽管西方的一部分人鄙薄我们的传统文化，仅仅是从近现代才开始成为主流，“从战乱频仍到新中国的建立，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文化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贬斥的处境，直至传统文化教育被彻底扫除，“四书五经”之类在中小学课本中消失殆尽，一代一代青年学生丧失了应有的文化根底。现在，60岁、50岁、40岁的人群中，你能找到几个有文化根底的人？”况且，“就目前“读经”的态势看，好像“读经”无非是读一点“四书五经”，扩而大之，再读一点古典文学作品，使青年学生有一个较厚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23]
倡导中小学生“读经”，是否有点儿舍本逐末？既然60岁、50岁、40岁的人群中，很难找到几个有文化根底的人，那麽这一岁数段的学者又是授业我们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教学骨干，由这些骨干做出来的学问又能有多深多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呢？况且很少有人提到要读一读我们自然科学方面的经书如《黄帝内经》、《山海经》之类。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用本土语言编写的释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典籍的论著竟为空白，现今中国的学者们，不知道是比古代中国的科学家们聪明了还是愚钝了，象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融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文化为一体的著作见不到了。只讲技术很少讲思想的如《中医学基础》、《中国天文学史》之类科技专著充斥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之中。即使是引进的中国科技史，也因为外国人无法较高层次地体味古代中国先哲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而写不出真正符合古代中国先哲本意的有分量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科技、思想文化史显得只有干枯的骨架，缺少鲜活丰满的血肉，进而难以吸引读者。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干脆就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根本不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中，国民的“读经热”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是令人担忧的。
倡导中小学生“读经”，首先应该要求所有的授此业者必须先读懂经书，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传统文化的问题。然而“读懂经书”又谈何容易！科学文化传播如果仅仅停留在信息和知识的层面上，比如只是学会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而不能够弄懂中医学为什麽会有自己特定的治疗方法，即不能深入到古人较高层次的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这样的传播很可能是短命的。读经热，证明了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渴望。只是“不光彩的角色”太深入一些学者、专家、读者的内心了。习惯了教授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要更正过来，对一些故步自封的学者、专家来说是相当困难和痛苦的，单凭“热”也是很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只有回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让读者真正读懂经书。为了中华民族科学思想文化的回归自我，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学者应该携手并肩，正视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西方科学的用语包装得置之于“盲点”之中，要想保持中医、“中学”的特殊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和异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应该恢复我们中医、中学固有的解释系统。只有正视中、西学之间的差异，才能从西化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整体性地失语需要整体性地重新定音，必须用我们的本土方法、用我们的母语诠释经书，恢复中医、中学固有的解释系统，并非回到用“之乎者也”类语言书写或解读典籍，而是“要明其学，且能通其道；为学求通是关键，将理与道打通，将不同学术领域打通。”[23]。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而只重人文科学，忽略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只有用真正客观、科学、求实、求真的方法纵观中医学（保留时间最长）与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国传统科学各学科的领先学科），博览与这两大学科息息相通的羲学、易学、农学等学科知识，以中医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这两大学科知识的相互交叉为主线，以与之息息相关的羲学、易学、古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为旁证，将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地等概念与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天地、阴阳五行，五脏、五季、五方等有机地交叉起来进行剖析；将几乎是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天文、地理、中医、文字等与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的诸学科进行对比分析，使局限在中医学科和“中学”的某一学科中无法窥其全貌的知识得以从正面到侧面，从顶层到底层，从外表到内里，清清楚楚地被揭示出来。然后再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惟其如此，才能将经典的微言大义传播开来。
中学西化、中学西范的陋习，已经毒害了我们的好几代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践踏、甚至异化。“重建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细致的‘特大型工程’，盲目不得、操切不得，它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24] 适值当今全国、以至全世界医学界都在探究根治“非典”的灵丹妙药，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从探讨中医学的科学依据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揭示西学对中医、中学的歪曲和虚构，将颠倒了的乾坤再颠倒过来。在世界反对霸权，反对殖民文化的大潮之中，中医与“中学”一样，应该从“世界中心语”的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用我们自己独俱魅力的科学依据与语言风格进行重构。只要我们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彻底革除中学西范的陋习，从各学科优秀成果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思想进行综合认证，将中医典籍和“中学”典籍的精义阐发出来，就能够使中医与包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学”，以崭新的风姿、独具的魅力重现于世界学术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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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廖群·易，觋"说申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1999.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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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7-09
【提要】 远古时代就已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是世界唯一持续发展未遭中断的文化，它既有古老的历史，又焕发着青春的活力。由于一百多年来根本没有由中国人用自己的思想、用自己的母语编写的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导致一些学者无法真正了解本真中华文化的精髓，无法了解中华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内容的失传与变质并非起始于近现代，汉代甚至汉代以前就已经开始失传与变质了。出土的七千多年前的骨笛与六千多年前的天文星图等实物与后世《史记》、《汉书》、《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相互吻合足可证实，七千多年来的中华民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史才称得上是本真中华文明史。
【关键词】 中华文化 失传 变质
2004年2月18日的《中华读书报》发表了《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的编者按：“‘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陶渊明的这句诗描绘出读书应该达到的一种境界。读书要力求读出应当质疑之处，哪怕它是经典名著。如若从这可疑之处悟出新的见解，那就真正进入了角色。”对刘明武先生的“献疑之作”，笔者也有一些困惑，不知能否进入角色？
一 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仅仅起始于近现代吗？
笔者非常赞同刘先生所质疑的：“一种文化怎么会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状态的中华民族：一个文明而先进，一个落后又挨打？因此，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把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归结在中华文化本身上，如此结论对吗？对于中华民族落后根源之思考，能否换一个角度，例如文化的失传与变质？”
一种文化孕育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状态，难道根源不就在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吗？而且这种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仅仅起始于近现代吗？难道在汉代甚至汉代以前的朝代就没有失传与变质吗？
现今学术界只认可有文字记载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据说这种“认可”还是史学界的主流。读一读中华历术学专家蒋南华先生《中华文明七千年初探》，看一看80年代贾湖出土的七千年前古人曾经用过的十六根骨笛[2]，想一想天文星图中体现出来的当时的人们已经确立出二十八宿中的十四宿[3]，难道我们还不能够认可辉煌的中华文明并非短短的五千年，而是应该上溯到七千年以前吗？
探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等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难道不应该探讨七千年前能够产生这种博大精深思想的科学文化底蕴吗？这底蕴难道不正是发展到相当高超水平的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吗？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实践、认识、再实践到再认识，不断总结经验，不断验证求真中得来，舍此决无其他。离开中国先哲们具体的科学实践、认识、总结、验证，空谈诸子百家的名言警句，冥思苦想这些理论的准确含义，用后世人尤其是中学西解的理解方式、现代语言的修辞方法、望文生义甚至断章取义，就很可能会将这些经典释义得荒诞不经。如果不是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起始于汉代甚至汉代以前，难道会有百家争鸣，难道会有著名的汉代文字学家刘熙有感于当时人们对古文字的曲解而著述的《释名》吗？
二 解释中国传统文化时在根源处出了问题
几千年以来，我们的典籍一再失而复得的事例足可以证实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并没有完整地保存、流传至今，否则就不会有出土的七千多年前的骨笛与六千多年前的天文星图等实物，并且同后世《史记》、《汉书》、《隋书》、《资治通鉴》等文献记载相互吻合。古代如此，近现代也概莫能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编写的中国科技史为空白，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编写的中国科技思想文化史更为空白的空白。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武力与文化入侵，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4]中国有很多辉煌的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成果无法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加上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5]再看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教出来的，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却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大多数学者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中国学问的了解一团雾水，支离破碎，不得要领，更不必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学术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国学问断章取义后的刻意歪曲了。
大、中、小学教育只教给我们的学生中国有老掉牙的四大发明，很少将近些年来出土实物中显现的中华文明累累硕果灌输其中。试问，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士、硕士、博士究竟读了多少我们的经典呢？即使读，又有多少人能够深入到中国先哲们的思想境界而真正读得懂呢？一些研究古籍的专家、博士，也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上有成就，在对中国文化微言大义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所误解，导致中国传统文化在解释时的根源处出了问题。
三 根源处出的问题在于忽略了中、西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
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近一百多年来的用世界中心语、用西方人的观念、理解方法解释中国的学问，中国丧失了用中国人的语言、中国人的观念、理解方法解释中国的能力。中国的国故沦为被世界中心语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学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学”，中学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学理论。[6]现今中国的一些文化精英在“科学共同体”、学究式研究结果的熏陶中根本不敢认可中国古代有科学。试举中医为例，研究“中学”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7]这一“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而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研究。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8]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截。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9]这些学者不会不经常听说“中国医学”、“西方医学”，也一定承认在医学领域有中、西医的不通用，只是不太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与西医同是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像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相通。作为权威性的学者，一定不会懵懂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10]的地步。只不过隔行如隔山，不可能亲自探讨深层次中医学术理论的奥妙，只能听从运用中学西范方法研究出来的现代中医理论的误导，故而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如果中国传统科学中的中医不科学，那么科学的西医无能为力的肆虐“非典”如何能被中医对症下药才能控制并治愈呢？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前瞻性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吗？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国古代的文明是以博大精深的自然科学思想为基础的吗？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中西方自然科学有差异吗？
四 编写中华文明史应该注重对“源头”与“根本”问题的发掘
编写中华文明史，难道仅仅是为中国人争口气，难道仅仅是用来抒发民族意气吗？难道不应该直面史实，立足于全人类吗？不承认中华民族有七千年以上的文明史，仅仅以有文字记载为依据的所谓五千年文明史能解决根本问题吗？如果不将出土实物与典籍记载紧密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那么出土实物就只能是出土实物，除了被观赏、被炫耀之外还会再有其他的用途吗？除此之外，难道不应该重视对中国文明史形成的基础——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的发掘与展示吗？现今中国的科学家们很难说就比古代中国的科学家聪明。像《黄帝内经》、《梦溪笔谈》这类融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文化为一体的新的著作，现时代见不到了，只讲技术、少讲思想的如《中医学基础》、《中国天文学史》之类科技专著充斥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之中。即使是引进的中国科技史，也因为外国人无法较高层次地体味古代中国先哲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而写不出有分量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科技史才显得只有干枯的骨架，而缺少鲜活丰满的血肉难以吸引读者，进而使“中国古代无科学”的谬论有效地迷惑了人心，导致学术界相当一部分文人对悠久、优秀的中华文化一定会在二十一世纪复兴而缺乏信心。
究其原因，是很多文人虽然意识到现代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出了问题，但是却很难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自成体系的生发根源，是在六千五百年前出现的《古太极图》中体现出来的，古代中国先哲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认知能力与高超认知水平。也就是说，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古代先哲已经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有了相当科学的认知能力与高超认知水平的基础之上的。
中学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导致中学自己乱了自己的解释系统，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变得整体性地失语了。这种失语使得中国学术的言述方法、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丧失了与生俱来的科学性而走向异化，使原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被丑化、被践踏、被桎梏，从而失去了昔时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和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中的关键词，如不停歇地动感的“阴阳五行”被僵化为固体的“五种物质元素”、双向的“阴平阳秘”[11]被释义为单向的“阴阳平衡”、“十二支”与“二十四节气”被戴上了希腊“黄道”与埃及“地平”的“桂冠”[12]、“天地”被“自然界”、“大气层”所取代，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医的经络，尽管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知道在解剖中找不到它的踪迹，但是能够享受高层次教育者毕竟不占多数，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研究生在接触这些知识时，首先能理解到的是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神经线”等西学知识。如此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又怎么能够不使中学西化，又如何能使汗牛充栋的典籍精义阐发出来呢？
如果真正弄懂弄通了“阴阳五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朴素直观”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也应包容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应该只成为道学、儒学的专利，道学、儒学等诸子百家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13]——尤其应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14]，而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则囊括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于其中。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不光彩的角色[15]，不注重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中国文化的经典就很难得到准确释义，这样阐释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就很可能是词不达意、残缺不全的。
如今，考古学、文字学、民俗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中华文化中许多相当辉煌的科技成果以及由这些成果中体现出来的相当深邃、系统的科学思想的确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失传与变质了。如果我们能够正视“失传与变质”，不局限于“五千年文明”，综合分析研究现存的典籍与抢救回来的民间文化艺术、出土实物，并合理引用考古学、民俗学、文字学、易哲学、中医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用我们的母语重建中华文化体系，中华传统文化还愁不能枯木再春、世代相传吗？
五 以全新的视角与正确的逻辑确立起推理新起点
应该说，只要我们认可“失传与变质”这一客观事实，充分利用所有新成果与保存下来的典籍记载密切结合，就能将很多失传的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硕果寻找回来，重新建构起以系统的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为生发根源的本真中国传统文化。然而，国际国内在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的挤压、排斥下，现今学术体制的不合理、学术评价标准的失当和学术腐败的积重难返，使相当一部分文人好坏不分、急功近利、惟利是图、心甘情愿做文化帝国主义的应声虫。这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人异化已经明显导致中华文化在世界学术界的地位卑微，导致中华文化作为“不光彩的角色”相当深入一些学者、专家和读者的内心。
因此，只有实事求是地认可中华文化起源于六七千年以前，了解现今学术界是在自汉代以来中华文化中的一部分逐渐失传变质又被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主义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而曲解、丑化的基础上来阐释中华文化的，才能确立起全新的视角，建立起正确的逻辑推理新起点。运用重新审视，务实求真的方式对中华文化正本清源，从诞生于六、七千年前的浑天坐标系[16]到今天现代天文学仍在沿用的赤道坐标系，对领先于中国传统科学其他各学科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作纵向贯通的研究与整理。对延续了五千年以上、在其他国家的传统医学都被现代医学取而代之后，世界上唯一能与现代医学相抗衡、相媲美的中医学以及以中医学为主的至今仍大量存在的经典如《黄帝内经》、《易》、《山海经》等，运用其中蕴涵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知识作横向的相互补充与相互印证，让本真的中华文化得以全面的回归。惟其如此，才能建立起充满真正终极关怀、能够引领人类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本真的中华文化体系。
六 结语
世界全球化的进程已经使中华文化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可能闭关自守。在全球化出现诸多西方现代文明无法摆脱的危机面前，急需尽快首先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然后重建新世纪优秀的中华文化，以致建立和谐、有序、文明的世界新文化。至少存在了七千年以上的中华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民族已经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更是世界各民族已经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许多学者倡言中华文化要在世界文化中成为强音，却总是无法脱身于用西方现代科学规范中国古代科学的桎梏，进而无法使中华民族以致世界各民族拥有并尽情享受这些财富。
尤其是，中国的相当一部分文人，既不数典，又忘了祖先。怀抱着中华文明的“金碗”，却不知道这“金碗”的珍贵，反而殚精竭虑地去向被文化帝国主义、西方中心霸权思想、世界中心语挤压垄断的所谓“世界文明”讨饭吃。如果这样做还不算是耻辱，那么什么才算得上是耻辱呢？“知耻近乎勇”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相当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毫不吝啬地为了中华文化在新世纪的复兴而尽情享用。
愿笔者的微弱肺腑之言能够警醒那些误用中学西解而对中华文化一头雾水的文人墨客，愿笔者的微弱肺腑之言能够助燃回归本真中华文化的星星之火，愿星星之火能够在神州大地蔓延蒸腾为熊熊烈火，愿熊熊烈火的理智之光能够闪亮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希望这一愿望能够成为具有良知的全世界文人，尤其是华人文人，重建本真中华文化的共同心愿与共同行动：编写出比较完整的本真中国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史，编写出比较完整的本真中国人文史，进而充分展示出本真中华文明。
终於看到明白人出来讲话了，甚好
这次2008奥运吉祥物用“金木水火土”怎么没见您老出来表扬一番
很有启发性。值得国人深思和国家重视/
重返迷失的中华文化之宗/世界中心语挤压下中医、中学的嬗变重返迷失的中华文化之宗
作者：李辛
http://www.zisi.net/htm/xhjy/2005-04-02-10109.htm
中华传统文化，是优秀的，还是腐朽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抑或能够将中华民族凝聚数千年的本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失传与变质了（刘明武《读书读出的几个困惑》.《中华读书报》2004年2月18日；张建芳《中华文化的失传与变质乏微》.《世界弘明哲学季刊》2004年9月号）？！如何才能建构起为现今中华民族愿信、愿求、愿行且能够深入民心的中华新文化？有学者称此为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并用书法理论“一本为宗，兼蓄百家”，来比喻为保留中华传统文化而应采纳的读书方法。认为“一个中国人，首先就应该熟读《四书五经》和《老庄》，了解‘经史子集’，在有一定的中国文化的底蕴之后，才可浏览东西方的各种名著，领略各种思潮流派，钻研各种哲学著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守中国文化之宗，而兼收东西方各种文化之长；才能做到既不被某种思潮所迷惑，又能取天下百家之长。” (《人民网》《宗一而蓄百――我们培养的，是“专家”还是“杂家”？》)
一、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存在吗？
主张“宗一而蓄百” 的先生十分清楚：“中国现代教育的最大失败，就在于没有去“宗”一个固定的文化系统。从小学开始，各种教材特别是语文教材，便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的，毫无文化系统可言。在小学生还没有形成一定的宗守之时，即让小学生去兼收百家之长，甚至搞什么‘凭兴趣阅读’、‘研究性学习’，正如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因为没有自己所固守专一文化系统，即去取百家之长，只会莫衷一是，迷失方向。其最明显的表现，即是长大后精神上的无所归依，亦即所谓的‘信仰危机’。五四以后的文化发展历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道理。”
自五四以来的八十余年间，从小学到中学、大学甚至硕、博，以致专事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专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已经失去正宗的中华传统教育系统了。相当一部分国学、道学、儒学等研探中国学问的大师，即使想到了要保留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实际保留了多少呢？！就传统文化知识而言，难道仅仅是我们的学生一知半解吗？“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偏执狂妄的性格，急功近利、浅尝辄止的学风，根本不可能学到前人精湛的学问。因为‘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在相当一部学人的科研阶段不也是普遍存在着吗？！比如《周易研究》（2003年3期）中《“伊川击壤集”与先天象数学》释义“先天而天不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言：“认为先民在先天时代行事，天合于人而不违背人，人与自然协调得十分完美；后天时代人们行事，须奉顺上天，从天而动。先天之时天人和谐一致，后天之时天人间的相互协调则有所欠缺。”按照现代人的理解，“先天”是“天”还“没有”生出来；“后天”是指“天”已经“生”出来了。那麽，在“天”没生出来之前的“先天”之时，能有与天和谐一致的“人”生出来吗？再比如一些学者用所谓的阴阳五行是五种元素，并用机械的相生相克原理来指导中医诊断治疗的实践。根本不了解本真阴阳五行的准确含义是指天地之气的五种根本属性；“天人相应”的准确含义是指“人体五脏十经的气血运行与春、夏、长夏、秋、冬（木火土金水）五个时节的天地之气相互感应规律”。所谓“道”、“阴阳五行”都有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为其客观依据。古代先哲们那曾经有过的相当严谨、相当系统、相当客观、相当科学的本真传统科学思想，是形成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体系的真正根源。只是在积习多年的“古代中国哲学思想是不需要证明的”误区之中，真正依据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从实事中求出“是”，即依据辨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来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内容的文论，却经常会被那些认为似乎讲思想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师们看作是荒诞不经的笑料罢了。可见我们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在现今学术界所认可的范围内已经不复存在了。
二、如何才能找到正宗的“固定文化系统”？
应该说，无论是教育正在进入的“新课程”，还是当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发掘、整理与研究，都没有依据本真中华传统文化知识体系，在根本上解决培养人才的指导方针上的“一本为宗”问题。其原因就是对本真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相当欠缺。如果编写教材的专家学者对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似懂非懂，又怎能要求编写出来的教材能够让学生们学得懂呢？！更遑论对幼儿、青少年及所有公民的终生道德教育、信仰危机等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了。
要想使中国的教育走出死胡同，只有走固守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之途。要固守本真中国传统文化之途，必须明确独具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七千年以前。起源于七千年以前的中华文明，以独特的古代中国天文学体系与伏羲所创“古太极图”息息相通、相辅相成为基本特征。只要用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看得见、摸得着、听得到的客观存在着的事物发展变化规律，来验证“古太极图”及其被释义的易学理论，“固定的文化系统”便会一览无余。
中华文明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为一体。如果把她比作一望无际、姹紫嫣红、争奇斗艳的百花园，那麽，这一文明中诸多为世人所惊叹、所折服的辉煌成果，则如同园中数不尽的颗颗奇葩令人目不暇接。要想使这一百花园常开不败，就必须用我们中国人的本土研究方法，从天时、地利、人和来进行研究。用现代人容易懂的语言来讲，就是从“气候”、“土壤”、“园丁”的“开发、维护”技能，来分析这些成就能够创造出来的根源。惟其如此，才能从中找出能够使这一百花园生机盎然，且能够越来越繁茂的规律。如果依据因为中学西化而错位的中学西范研究方法，只将某朵或某几朵奇葩采摘下来，再将花瓣一片片撕扯开来，即使是放在显微镜下进行观察，也不会研究出什麽能够对中华民族的复兴真正有价值的指导性规律。
我们现今中国语言文学方面的教育正是采用的中学西范模式，比如“强大的理科教学模式已经让很多高等学校的中文教学也照搬照办，你化学物理数学外语有大量的习题集，你们让学生弄ABCD项答案选项，中文也照此办理，弄得本来是一语多义，或者说一象多义的，本来十分具优美感的汉语言文学被他们（教育者）指定为一象一言的机械的，一对一，对号入座。” 小学、中学语文教育同样厄运难逃，导致我们母语水平的整体下滑（骆晓戈.《论语》与选项.读书.2003.4：106-108）。诸如此类能够非常直接地对国民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科都如此异化，直接殃及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教育。相当一部分学生、教师甚至博士、专家对汉语尤其是古代汉语的误解程度之深，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即使在我们的孩子初学阶段，想教育他们“固守一家”，也无法定准应该让他们固守哪一家，因为不管哪一家，都不是正宗的中华传统文化之家。更不要奢谈然后的“兼收百家”，最后的“自成一家”（创新）了。
只要不能实现回归本真中华传统文化，“宗一”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文化系统作为标准，“蓄百”也难以真正集百家之所长。如此培养出来的“人才”，就既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专家，也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杂家，而很可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败家。
只有运用综合性研究方法，采用纵观中医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博览与这两大学科息息相通的羲学、易学、农学等知识，将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地等概念与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天地、阴阳五行，五脏、五季、五方等有机地交叉起来进行剖析；将几乎是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天文、地理、中医、文字等与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的诸学科进行对比分析，在广的层面上求深，在深的层次上求广。才能将本真中华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科学技术与思想文化以崭新的风姿、独具的魅力展示给世人。惟其如此，才能“宗”出本真，“蓄”出深广。使受教育者有“一”可宗，有“百”可蓄。从而建构起为现今中华民族愿信、愿求、愿行且能够深入民心的中华新文化，真正为“科学发展观”、“建立和谐社会”重铸中华民族之魂。
编辑： 卓立 发布时间：2005-04-02 论文来源：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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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心语挤压下中医、中学的嬗变
作者 张建芳 张宁 李建红 唐玉华
http://www.cc.org.cn/newcc/browwenzhang.php?articleid=1153
【摘要】中医典籍十万余种[1]，在国际国内以第一世界的话语为世界中心语的挤压下，自成体系中医理论，用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话语释义，已经被很难将自身的准确含义表达出来了。西化的“中学”与之相比，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键词】中医自成体系 西化中学 过之
中医典籍十万余种，是中华民族自羲黄时期创立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医学体系。西医是包括英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医学在内的现代医学体系。虽然中医与西医同是人体科学，但是各自在基础理论、内容、诊断治疗方法等方面，却好似木质材料与金属材料的不能水乳交融一样，有着本质与形式上的不同。讲得通俗、直观一点就是，西医把人体看作一台机器，把人体的各个部位看作机器零件；中医则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把人的各个部位及毫毛肢节与人整体的关系看作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国际国内以第一世界的话语为世界中心语的背景中，被西方现代科学理论的话语释义的中医，如同尽人皆知的赵丽荣与巩汉林多次演出的小品《如此包装》中，将“赵丽荣”的名字包装成“麻辣鸡丝”一样，不但被西化得不能将自身的准确含义表达出来，而且失去了用本土语言申明自身内容与价值的地位。中学典籍与中医典籍同命运共呼吸，尽管数不胜数，但是微言大义却无法申明。中学西范已经成了当代难以革除的一大陋习。
一、 中医与西医的差异
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医不以解剖实物命名人体器官
中医学对解剖学的研究始于上古时代，在对人体的认识上，与现代医学的理论和方法大不一样。五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记载了人体内脏和骨骼的部位、长度、重量、体积等知识，明确使用了“解剖”两字，其中有关消化道长度的数据与近代解剖基本一致。现代医学对人体科学的认识，则是就解剖所发现的实际物质而言，如主要研究人体的内脏、血管、神经系、感觉器官和内分泌器官、运动器官（肌肉、骨骼与骨连接）和人体的运动，以及各器官的构造、功能、位置和各个器官之间的关系。中医学则不然，它将人体内的脏器统称为五脏六腑（只是在论述经络理论时，才称六脏六腑），认为支撑人体生命和支配人体生理活动的物质是“经络”（也称经脉）。并将人体的主干经脉分为十二条，又称“十二正经”。十二正经分手三阳经、手三阴经；足三阳经、足三阴经。它内联脏腑，外络肢节，由头走足，由足走腹，由腹走胸，由胸走手，由手走头，再由头走足。循环往复，周而复始。就象圆环一样，没有开头，没有结尾。在中医学中，根本没有现代医学中的所谓盲肠、十二指肠、胰腺、神经线之类名称，所有器官的生理、病理内容，全都包容在脏腑、经络、气血等学说之中。在现代医学的解剖学理论中，也无法找到中医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尤其是经络，在解剖中，根本不象现代医学的神经线一样，能够找到它的踪迹，但是，经络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具有生命活力的机体之中。
中医学不以解剖实物来命名脏腑、经络。这被外国学者认作：据《内经》记载，人体的内脏分为两大类，其中一类为脏：肝、心、脾、肺、肾、命门；另一类为腑：胆、小肠、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的“命门”、“三焦”这一对脏腑，是中医“想象的器官”[2]其实，按照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中医“想象的器官”，并非只有“两个”，就连其他十个与现代医学名称相同的脏腑、“经络”，就中医学所论述的脏腑、经络的性质与功能而言，几乎大部分会被现代医学称之为“想象”的理论。
（二）中医不以细菌、病毒、红白细胞增减异常等作为致病因素
尤其是中医学把脏腑、经络理论与玄奥、艰深的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相提并论，认为支撑人体生命活力或导致人体发病的因素，是“气”的化育功能。如中医主张：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即将五脏配属五行；奇经八脉配属八卦；五脏五腑配属十干；十二正经配属十二支。几乎是言必称阴阳五行，说到脏与腑之间的关系，即认为脏为阴，腑为阳；脏与脏之间的关系则与五行生克相一致，如肾水生肝木，肝木生心火，心火生脾土，脾土生肺金，肺金生肾水。又如肺金克肝木，肝木克脾土，心火克肺金，脾土克肾水，肾水克心火。并认为，人体五脏：肝、心、脾、肺、肾，分别与四时之气直接感应，如春应肝、夏应心、长夏应脾、秋应肺、冬应肾。而且人的怒、喜、思、悲、恐这五种情志直接与五脏相通，如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肝气主宰人体“筋”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心气主宰人体“血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脾气主宰人体“肉”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肺气主宰人体“皮毛”的正常活动与病变；肾气主宰人体“骨”的正常活动与病变。如果人体在春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肝。春天要注重肝的保养。肝气足，“筋”也柔和。肝气不调，就会出现“筋”的迟缓或者拘急，甚而萎缩；如果人体在夏天患病，那么主要原因在心。夏天要注重养心。心气足，血脉环周不休，营养全身，就会面色红润光泽，脉象和缓有力。如果心气不足，脉象就会鼓动无力，面色无华，甚而晦暗，唇舌青紫，胸闷憋气和心区刺痛等。心失所养，就会面无光泽，心悸不宁。……人在天底下、地面上，生存于天地之中。人体的气血运行系于天地四时之气的运行。天地之气失去常规，比如春不暖，夏不热，秋不凉，冬不寒，就会导致人体的生理异常，甚至发生病变。如此等等，就更难为现代医学所认同。用现代医学的认识方法，同样会称之为“想象”的理论，因为现代医学认为细菌、病毒与红白细胞的增减异常，等等，是人体致病的原因。
（三）中医不以生理、病理、生物化学作为基础理论
对中医学颇有造诣的学者，尽管精通脏腑、经络学说，但是却没有明确地论述中医学的这些脏腑、经络理论，是依据什么而建立起来的。只有医学大家李时珍先生《奇经八脉考》曾谈到“内景隧道，惟反观者能照察之。”[3]即人体内部的经脉，只有练气功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够体察到。但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中医学著作，也没有告诉我们中医的脏腑、经络学说，是由那一位高超的气功大师体察出来的。在各门学科都要求有科学依据的当代，学术界也只是差强人意地解释说，中医学术理论是依据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而建立起来的。然而照此逻辑推断，继承中医学术事业，就只能对古人所经验过的病症照猫画虎，从故纸堆里找出治疗理论和方法；对古人没有经验过的病症，如近些年出现的艾滋病、因毒气而导致的人体高位截瘫，当前肆虐的“非典”等疾病，中医学则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前去问津。简而言之，就是“光靠临床实践，病历分析，不能创造新医学。”[4]如果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那麽没有经验过的疾病就无法找到有效的医治方法，中医学就只能停留在已有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水平之上，不会再有新的发展与创新。这种仅仅以感性直观的经验为科学依据的肤浅认识，不知不觉抽掉了中医学活的灵魂。
不是中医学没有严谨、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作依据，而是现今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询方法走上了歧途。学术界对中医学科学依据的探询，不是从中医学术理论的根本上去做文章，而是从中医学的哪些内容与现代医学的内容相一致上下工夫。全然不顾两种体系之间根本就无法一致起来。比如稍加思考就会发现，西医也不乏医疗实践经验，可是对中医学的理论却无法认同。中医对现代医学的理论同样也无法接受。这究竟是为什麽呢？当然是各自的科学依据不同使然。中医是依据阴阳五行，西医是依据组织、器官、细胞、分子。比如中医学的历史上并没有“非典”的记载，但是在广州的首例“非典”病人发烧、憋闷，现代医学使尽全身解数收效甚微的情况下，是 “银翘”等祛邪退热的中药，为病人解了燃眉之急。尽管西医一直在研究“病毒学”，但是面对“冠状病毒”却束手无策。虽然中医学不以“病毒”作为致病原因，在中医学中也从未见过“冠状病毒”的名称，但是没有经验过的病症依据传统的中医治疗方法，只要对症下药，仍然可以速见疗效。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中医的科学性、前瞻性吗？
被现代医学认为中医学缺乏科学依据而“想象”的中医学脏腑、经络，其数目、性质与功能，不是与解剖出来的器官、神经相吻合，而是与阴阳五行、八卦、十干、十二支的数目分毫不差，而且其功能性质与这些数目所标示的天地之气的功能性质也是直接对应的。在中医学术理论体系中，则将十二正经与十二支所纪的一日十二时辰、一年十二月直接对应：子—胆、丑—肝、寅—肺、卯—大肠、辰—胃、巳—脾、午—心、未—小肠、申—膀胱、酉—肾、戌—心包、亥—三焦。这种对应在中医学界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种对应的原理却不是众所周知的。那麽这种对应的原理是什麽呢？是“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相参相应，人体之阴阳五行就是指五脏。正如《素问》所指出的：“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这也就是中医学将肝的属性定为木、心的属性定为火、脾的属性定为土、肺的属性定为金、肾的属性定为水的科学依据之所在。《灵枢·经别》就指出："余闻人之合于天道也，内有五脏，以应五音、五色、五时、五位也；外有六腑，以应六律；六律建阴阳诸经，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节、十二经水、十二时、十二经脉者；此五脏六腑之所以应天道也。"[5]五位、五色、五音、六律、十二月、十二辰与四时，都是天地阴阳五行体现出来的时段规律 [6]。
张介宾先生指出：“知天地之气候，则人有五虚五实，皆可因而知之矣。”[7]即只要通晓天地之气的属性--五行，那么人体的五虚五实，全都因此而能够通晓。
《内经》则一再强调：“不知年之所加，气之盛衰，虚实之所起，不可以为工矣。”[8]即不懂得年节律，不懂得气的盛与衰，不懂得人体虚实因何而发生，就不可以做医生。民国时期杰出的学者恽铁樵先生，在批判了以往解释五行生克的庸俗偏见时说：古人虽愚，必不以为木生火即钻木可以取火，水生木即树木得水而荣等等。《内经》中反复谈五行是由于“内经认定人类生老病死皆受四时寒暑之支配，故以四时为全书之总骨干。四时有风寒暑湿之变化，则立六气说以属之于天，四时有生长收藏之变化，则予五行之说以属之于地。五行、六气所以说明四时也。”[9]人体的脏腑直接与阴阳五行相参相应，由人体肝心脾肺肾的脉象体现出来。即“春脉玄、夏脉洪、秋脉浮、冬脉沉。谓四时之经脉也。”[10]恽铁樵先生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不明此理则触处荆棘，内经无一语可通矣。”[11]
中医学的脏腑经络学说，不是实物学说，而是气化学说。中医学中被现代医学称为“想象”的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依据“天地之阴阳五行”与“人体之阴阳五行”的代名词——五脏相参相应“想象”出来的，这两个五行的相参相应，即是通常学术界所说的“天人相应”，也称“天人合一”。作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脏腑、经络、气血、荥卫、八纲（阴阳、表里、虚实、标本）辨证等学说，都是在阴阳五行根基之上生发出来的。尤其是对脏腑、经络的名称和功能、性质的认定，药理性能的认定等，都取决于阴阳五行八卦这个根本[12]。由此可知，中医学是自成体系的学说，中医学术理论体系的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中医学自成体系的特殊性也正在于此。这一特殊性与西医的科学依据是细胞、生理解剖、病理、生物化学等没有丝毫的共同点。
二、 中医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
中医和西医与生俱来的差异，决定于各自所赖以建立的科学依据。中医的科学依据是阴阳五行；西医的科学依据是细胞、生理、病理解剖、生物化学等。那麽，为什麽近现代以来的大部分中医院校却要以西方科学作为基础理论，而各方各界都极力推进中西医结合呢？是由很难抗拒的国内国际背景决定的。
中医西化的国内背景在张鸣先生《旧医，还是中医？----70年前的废止中医风波》中讲得清清楚楚：在70年前的中国，“废止中医”议论是家常便饭，稍微熟悉一点鲁迅的，从他对中医那深恶痛绝的态度，大概可以推测，在那个时代，中医在当时的精英眼里是个什么形象。尽管中国人“跟英国人学的叫英医、德国的叫德医、意大利的叫意（义）医，各守家法，互不相能。但大家对付起中医来，却是同仇敌忾，换言之，中西医之间的敌意甚深。”“不许宣传中医，不许开设中医学校。”
西医攻击中医不科学，将中医的阴阳二气、五行生克、经络脉案等等统统打入张天师胡大仙一党，旧医登记案的提议者余岩干脆称中医为“依神道而敛财之辈”。“由于自恃有生理解剖、化学、物理以及药理学做后盾，他们的气很粗，明显处于攻势。奇怪的是中医们也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大旗，抬出《黄帝内经》、《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只是“紧紧抓住‘效验’两字来做文章，似乎凭借的也是科学与洋人。”
中医们此次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实际上，这“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因为“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卫生部长薛笃弼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发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13]中医西化的过程与中西医结合的尴尬，由此可见一斑。
中医西化的国际背景在于，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武力、文化入侵，第一世界掌握着文化输出的主导权，可以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占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通过文化传媒把自身的价值观和意识编码在整个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而处于边缘地位的第三世界文化则只能被动接受，他们的文化传统面临威胁，母语在流失，文化在贬值，意识形态受到不断渗透和改型。历史在被中心话语重新编织中受到“认知暴力”的挤压[14]。中国有很多优美的东西无法在世界的话语圈中争得合法地位，加上近现代以来诸多高层次圈儿内的学人如曾国藩的幕僚，“第一位中国留学生”容闳、戊戌变法失败后在海外流亡十余年的康有为、从日本输入“国粹”一词的章太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的冯友兰等人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保守主义”，都是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15]。再看低层次圈儿内，从私塾到洋学堂、从洋学堂使用的半中半西的教材，由这些不伦不类的教材而教出来的，虽然是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氛围中生长，但是却使用西方人的认识方法论看事物的芸芸众生。“中学”如此，中医也不例外。尤其是现代，大多数中医对老祖宗遗留下来的中医学术理论的了解一团雾水，支离破碎，不得要领，且不说其中之偏颇者对西方医学、生物化学的崇拜敬仰之情与对中医理论的刻意歪曲之意了。我们中医院校及其研究机构培养的学士、硕士、博士多是读分子生物学之类，而不读我们的中医经典[16]。即使读，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读得懂呢？一些研究中医古籍的专家、博士，也大多只是在整理文献、校勘古籍、疏理史实上有成就，在对中医学术理论体系及基础理论的阐释上往往不得力，甚至多所误解，导致中医学术理论在根源处出了问题。
这一根源处的问题，就是近一百多年来的“以现代医学解释中医”，中医丧失了“以中医解释中医”的能力，中医学术理论沦为被现代医学任意解释的对象，中医渐渐成了“西方的中医”，中医学术理论成了西方文化视野下的中医学术理论。中医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导致中医在回应现代医学挑战的过程中，自己先乱了自己的解释系统，中医和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变得整体性地失语了。这种失语使得中医学术的言述方法、思维方式和制度方式丧失了科学性而走向异化，使原本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中医、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被丑化、被践踏、被桎捁，从而失去了昔时蓬蓬勃勃的生命活力和穿透性的世界性魅力。 中 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中的关键词，如不停歇地动感的“阴阳五行”被僵化为固体的“五种物质元素”；双向的“阴平阳秘（阴气平和，阳气密固）”被释义为单向的“阴阳平衡”（有另文分析）；“十二支”、“二十四节气”被戴上了希腊“黄道”、埃及“地平”的“桂冠”[17]；“天地”被“自然界”、“大气层”所取代，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尤其是中医的经络，尽管高层次的专家学者大多数都知道在解剖中找不到它的踪迹，但是能享受高层次教育的毕竟不占多数，我们的初、高中生、甚至大学生、研究生在接触这些知识时，首先能理解到的是他们曾经接触过的“神经线”知识。如此西化的国内国际背景，又怎麽能够不使中医西化，又如何能使数万种典籍的精义阐发出来呢？
三、 西化的“中学”
时至今日，研究“中学”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医有很好的临床经验，有些验方很灵验，但中医将要在21世纪取得大发展，走向世界，为世人所接受，就必须经过分析化学、近代生理、解剖学、生物学的洗礼，把《黄帝内经》中朴素直观的五行、阴阳、三焦、虚实、表里等辨证施治经验，用科学语言表达出来，才可以丰富医学知识，为人类造福。”[18]这一“中学西范”观念似乎已经成为国际国内文化精英和普通百姓的共识。而且，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一般只注重社会科学领域如政治制度、哲学思想、文化艺术等的研究，很少注重对自然科学领域如天文、医学等的研究。在涉及到“自然科学”一词时，多是称“近代科学在西方产生，中国传统科技在近代明显落后于西方” [[19]羞羞答答地不敢称中国有传统科学，勉勉强强承认“中国传统科技”，处处比西方要矮一节。关键是他们认为：各国的信仰冲突来源于人文科学方面的差异。“众所周知，有中国哲学、有美国哲学、有法国哲学，但是似乎没有中国化学、美国化学、德国化学之说，自然科学是通用的。人文科学差异却不可抹掉……”[20]这些学者不会不经常听说“中国医学”、“西方医学”，也一定承认在医学领域，有中、西医的不通用。只是不太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与古代中国天文学的独特性一样，不与西方国家的相同，尽管中医与西医同是自然科学，但是却无法象化学、生物学、微生物学那样相通。作为权威性的学者，一定不会懵懂到“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的地步。只不过隔行如隔山，不可能亲自探讨深层次中医学术理论的奥妙，只能听从运用中学西范方法研究出来的现代中医理论的误导，故而不是对中国传统医学避而远之，就是道听途说，随声附和。如果真正弄懂弄通了“阴阳五行”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朴素直观”的认知，而是对客观物质世界本质属性的科学认知，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应该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的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也应包容其中。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应该只成为道学、儒学的专利，道学、儒学等诸子百家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底蕴----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伏羲画卦至今约6500年）尤其应该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而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则容哲学、历史、文学，自然科学的天文、地理、医学、农学等于其中。不注重中国传统自然科学与思想文化的探讨与实证，中国传统文化会是残缺不全的。
在我们的国故中，大多数学者是集天文、医学、堪舆、历史、文字、诗、词、歌、赋等为一身，如老庄对宇宙天地、人性、政治等的论述；孔孟对天文历法、纲常伦理等的分析；朱熹根据山顶上发现的贝壳对沧海变高山的推论，哪一位不是博学多才，学富五车。只不过到了近现代，我们的学者才由于“长期浸淫于西学之中”，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方法将博大完美的“中学”肢解得分崩离析、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既“专”又“窄”。如学哲学的不大了解历史，学中文的不大了解哲学，学历史的不大了解古代中国天文历法。进而误认为东、西方的差异只是体现在人文科学方面，殊不知，支撑这种表面差异现象的内在差异是自然科学的不同认知方法和体系（有另文分析）。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中与西方医学抗衡时间最长的一个学科，也是被西化得相对不够彻底的学科。“中学”的西化比起中医的西化来，是大大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诚如张鸣先生所说：“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学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象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20]在纯学术的论文中，一些专家学者用现代汉语的修辞方法释义古代汉语中的名词，如将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中的“天地”（有极限）与“宇宙”（没有极限）混而为一；又如将老子的名句：“万物负阴而抱阳”，释义为“万物背面为阴，正面为阳”[21]，而这句话的准确含义则是：万物依靠阴抚育阳，依靠阳支撑阴（有另文分析）。还有的学者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问题，引用文献时多是从《尚书》、《史记》、《汉书》、《晋书》、《隋书》等史籍中各自摘出同一种意思的一段，不仅容易断章取义，而且非常有利于剽窃抄袭。还有一些作者只满足于自圆其说，执一孔之见，为了证实自己的某一论点正确，尽可以随意将有利于自己观点的“论据”拿来。这类文章尽管连篇累牍，却没有多少新意。别说每天应付外语、计算机等学科考试的学生不愿意看，就是我们这些与古文字打了很多年交道的中年人有时也看得味同嚼蜡。这些不痛不痒的文化研究，使中国传统文化学的论著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政治制度、经济基础、社会人物、朝代、事件、史料堆砌。
介绍生动有趣、多姿多彩的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论著少之又少，且枯燥乏味，有的只剩下缺血少肉的骨架甚至骷髅。尤其是大众传媒----电视中，有的电视剧借剧中的角色----汤若望、南怀仁之流训导康熙皇帝：“中国没有天文历法”，而剧中的康熙皇帝却默不作声；作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开心词典》知识竞猜，则肯定二十四节气是依据中华大地的气候特征制定。全然不知二十四节气是依据整个天地球十二条经线划分出来的，这从北半球的冬至是南半球的夏至，反之亦然中就可得到证实；作为提醒观众不要上旅游骗子当的收视栏目告诉观众：“声称15分钟就可以游完法国的卢福宫，那就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跑’马观花了。”殊不知古人所讲的“走”，本来就是“跑”的意思；2003年底电视新闻联播报道了北京市场的水果因为贴了外国字母的商标而价格上涨30%还好卖。可知深广的西学背景、国人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混淆以及对外国的盲目崇拜，导致 “中学” 西化的程度比中医要严重得多。
四、正视中、西学之间的差异，从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在去年（2001）的北京市人大会上，有代表提出一个‘大力推进经典诵读工程’的提案，颇受各方关注和重视。……‘读经’，这久违了的字眼，这淡忘了的传统。在今天世界一体化、市场经济长足推进的背景下，它的突兀萌发，真让人有点“惊心动魄”的感觉。它标明我们的民族，现在终于可以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而今我们终于明白，历史最悠久、生命力最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极为优秀、美好的特质，越是在现代化的时代越显示了它独特的价值和魅力。”倡导中小学生“读经”只是一个现象，它反映的是全民族对传统文化的一种重新认识和积极重建的雄心[22]。这一现象的确令人振奋，然而振奋之余，又让人难免有些惆怅。“要知道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个不光彩的角色，‘封建、’‘腐朽’、‘没落’等一顶顶帽子紧紧扣在它的头上。”尽管西方的一部分人鄙薄我们的传统文化，仅仅是从近现代才开始成为主流，“从战乱频仍到新中国的建立，从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文化革命，中国的传统文化始终处于被批判、贬斥的处境，直至传统文化教育被彻底扫除，“四书五经”之类在中小学课本中消失殆尽，一代一代青年学生丧失了应有的文化根底。现在，60岁、50岁、40岁的人群中，你能找到几个有文化根底的人？”况且，“就目前“读经”的态势看，好像“读经”无非是读一点“四书五经”，扩而大之，再读一点古典文学作品，使青年学生有一个较厚实的文化和文学基础。”[23]
倡导中小学生“读经”，是否有点儿舍本逐末？既然60岁、50岁、40岁的人群中，很难找到几个有文化根底的人，那麽这一岁数段的学者又是授业我们小学、中学、大学、硕士、博士的教学骨干，由这些骨干做出来的学问又能有多深多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呢？况且很少有人提到要读一读我们自然科学方面的经书如《黄帝内经》、《山海经》之类。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分量的由我们中国人用本土语言编写的释义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典籍的论著竟为空白，现今中国的学者们，不知道是比古代中国的科学家们聪明了还是愚钝了，象宋代沈括《梦溪笔谈》融科学技术与科学思想文化为一体的著作见不到了。只讲技术很少讲思想的如《中医学基础》、《中国天文学史》之类科技专著充斥在教材与教学参考书之中。即使是引进的中国科技史，也因为外国人无法较高层次地体味古代中国先哲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而写不出真正符合古代中国先哲本意的有分量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史。正因为如此，中国科技、思想文化史显得只有干枯的骨架，缺少鲜活丰满的血肉，进而难以吸引读者。更有甚者，一些学者干脆就认为，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根本不存在。在这样的条件与环境中，国民的“读经热”能否收到预期的效果是令人担忧的。
倡导中小学生“读经”，首先应该要求所有的授此业者必须先读懂经书，惟其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正视自己的历史、正视自己传统文化的问题。然而“读懂经书”又谈何容易！科学文化传播如果仅仅停留在信息和知识的层面上，比如只是学会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而不能够弄懂中医学为什麽会有自己特定的治疗方法，即不能深入到古人较高层次的理解和智慧的境界，这样的传播很可能是短命的。读经热，证明了中华民族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渴望。只是“不光彩的角色”太深入一些学者、专家、读者的内心了。习惯了教授被异化了的中国传统科学思想文化知识要更正过来，对一些故步自封的学者、专家来说是相当困难和痛苦的，单凭“热”也是很难解决实质性问题的。只有回归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才能让读者真正读懂经书。为了中华民族科学思想文化的回归自我，我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研究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学者应该携手并肩，正视处在西方强势语境的中医学，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西方科学的用语包装得置之于“盲点”之中，要想保持中医、“中学”的特殊性而不被西方观念所牵引和异化，首要的任务就是应该恢复我们中医、中学固有的解释系统。只有正视中、西学之间的差异，才能从西化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整体性地失语需要整体性地重新定音，必须用我们的本土方法、用我们的母语诠释经书，恢复中医、中学固有的解释系统，并非回到用“之乎者也”类语言书写或解读典籍，而是“要明其学，且能通其道；为学求通是关键，将理与道打通，将不同学术领域打通。”[23]。必须以中国解释中国，把西方化了的中国文化还原为“中国的中国文化”。而只重人文科学，忽略自然科学的研究是无法达到这一目的的。只有用真正客观、科学、求实、求真的方法纵观中医学（保留时间最长）与古代中国天文学（中国传统科学各学科的领先学科），博览与这两大学科息息相通的羲学、易学、农学等学科知识，以中医学与古代中国天文学这两大学科知识的相互交叉为主线，以与之息息相关的羲学、易学、古文字学、民俗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为旁证，将哲学中的阴阳五行、天地等概念与中医学、古代中国天文学中的天地、阴阳五行，五脏、五季、五方等有机地交叉起来进行剖析；将几乎是诞生于同一时代的天文、地理、中医、文字等与哲学思想息息相关的诸学科进行对比分析，使局限在中医学科和“中学”的某一学科中无法窥其全貌的知识得以从正面到侧面，从顶层到底层，从外表到内里，清清楚楚地被揭示出来。然后再用中国文化的解释系统去了解六千五百年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惟其如此，才能将经典的微言大义传播开来。
中学西化、中学西范的陋习，已经毒害了我们的好几代人，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丑化、践踏、甚至异化。“重建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是一项庞大的、长期的、细致的‘特大型工程’，盲目不得、操切不得，它需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努力。”[24] 适值当今全国、以至全世界医学界都在探究根治“非典”的灵丹妙药，我们更应该抓住这一机遇，从探讨中医学的科学依据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辨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揭示西学对中医、中学的歪曲和虚构，将颠倒了的乾坤再颠倒过来。在世界反对霸权，反对殖民文化的大潮之中，中医与“中学”一样，应该从“世界中心语”的语言与意识的桎梏中挣脱出来，用我们自己独俱魅力的科学依据与语言风格进行重构。只要我们打破中国传统文化各学科之间的界限，彻底革除中学西范的陋习，从各学科优秀成果中体现出来的科学思想进行综合认证，将中医典籍和“中学”典籍的精义阐发出来，就能够使中医与包括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文化在内的“中学”，以崭新的风姿、独具的魅力重现于世界学术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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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任继俞·《瞻望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哲学》，2002年12期新华文摘，P25页
[19]黄世瑞·《中西科技思想文化比较》，2002年7月《自然辩证法研究》，P68页
[20]王岳川·《发现东方与中国文化输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2年3期P5
[21] 廖群·易，觋"说申论·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哲学·1999.4：38
[22]；[23]；[24]段崇轩·读经热的冷思考·中华读书报·200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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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4-07-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