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武士道 —— 张长文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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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之 武 士 道        

 

—— 张长文

 

原书及序

梁启超的《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创作于1904年(即清光绪三十年)10月。11月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署名“饮冰室主人”。列传体史论文,序三篇,正文四十三篇。当时,梁启超32岁,因戊戌变法之变而流亡日本,感慨国力衰落、民族精神懦弱,列强宣称“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梁氏也感叹武士道精神之湮灭:“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遂愤笔激书,而著此书。书成后,杨度和蒋智由分别作序,本书出版后风靡一世,因而被满清列为禁书。

积极的现世主义和精神永恒观

杨度在序言中对儒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的积极的现世主义世界观,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赞扬,认为“孔子之道,专主现世主义,谆谆于子臣弟友之节,仁义礼智之道,经传所载,惟于身心性命家国天下之关系,反复言之。”“盖儒教对于生死问题,乃以局外国而严守中立者也。其切于人事之用,而不使人探索于空虚,自非他教所能及,故有谓儒教为非宗教者。”

序中对道家也给予肯定的评价:“老聃之道,广漠无涯,范围至大,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谋皆自此出。”对佛教“广说妙法,普济众生”的济世度人之襟怀也加以赞颂。

杨氏提出了超脱生死的精神永恒观:“夫武士道之所以可贵者,贵其能轻死尚侠,以谋国家社会之福利也。”“故仁人君子每遇不得已之际,辄毅然弃其体魄而保其精神”。“仁者之精神,恒以普济众生为其毕生之义务,其身虽死,而其精神已宏被于当世与后来之社会。故孔子死矣,而世界儒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释迦死矣,而世界佛教徒之精神皆其精神也。”

武士道之起源

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源远流长,梁启超认为中国武士之道,始于黄帝,光大于春秋。“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计,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春秋战国间,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抑推原所自始,则由外族间接以磨厉而造成之者,功最多焉”。梁氏对春秋战国间诸霸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了,指出“推其致霸之由……以尚武为精神,其始不过自保之谋,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诸霸国之起原,皆赖是也。”于是,“全社会以此为教育,故全民族以此为生涯,轰轰烈烈,真千古之奇观哉!”

梁氏提出“我民族武德之斵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中国民族之武,其最初之天性也。中国民族之不武,则第二之天性也,此第二之天性,谁造之,曰时势造之,地势造之,人力造之。”“作俑者为秦始皇。始皇既一天下,锄群强而独垄之。贾生记之曰:堕名城,杀豪俊,收天下之兵,聚诸咸阳,销锋铸鐻,以弱天下之民。”“次催之者汉高祖。叔孙通定朝仪,尊扬主威,功臣武士,皆戢戢慑伏,汗下不取仰。”“次则景武之间,复大挫之。”“群天下血气之士于辇毂下,使其心志佚于淫治,其体魄脆于奢靡。”后世所谓“福杀”也。“而复选严酷之吏……以次第锄之。盖景帝诛游侠,孝武承流,法网逾密……而公孙弘、主父偃之徒,复假儒术,文奸言,以助其焰。“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太史公伤之曰: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敖而无足数者。”

梁氏在《凡例》中说“本编采集春秋战国以迄汉初,我先民之武德,足为子孙模范者,以列传体叙次之,加以论评,以发挥其精神。”因此,梁氏对战国后各朝代的兴武禁武之事未作著述,后世的历史人物如“武圣”关羽等也未述及。

但是,杨氏感慨到“自汉以来,所谓尊崇儒教者,不过表面上欺人之词,而其实则所行者非儒教而杨朱之教也。”统治者“以儒教为表,以杨教为里,而斩除武士道者,中国之所以弱也。”世人更是“徒以鲜衣厚食声音美色为乐”,追逐名利,“自暴自弃,流于放情纵欲”,以至武士道之精神日衰。

侠之大者

书中梁氏共介绍了七十一位以武士道精神而彪炳千秋的人物,并用“新史氏”的身份对他们作了述评。始于孔子而讫郭解,书中梁氏感叹武士道精神之衰落,“阴气森森而来袭余心,吾投笔欷歔而涕交颐。”然而书中人物并非全部都是武士游侠,笔意所及上至王侯将相,中至文人武士,下至屠夫宦者、渔者村姑。梁氏对有些身死而无名的草根义士更是扼腕叹惜,他认为他们义举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也正是中华民族之魂。

蒋由智在序言中着重提出了“侠之大者”的观点:“要之,所重乎武侠者,为大侠毋为小侠,为公武毋为私武。”“吾闻解剖英雄之性质者,其一条曰,凡英雄者,为国家为社会而动者也。”“诚审是意而读是书,取古人武勇之精神,因时势而善用之,其于提倡尚武者之心,必盖有合矣。”

文章以孔子开篇,梁氏认为“今叙武士道,一依年代,惟首列孔子,示一国以向往云尔。”“天下之大勇,孰有过我孔子者乎?身处大敌之冲,事起仓卒之顷,而能定于指顾之间非大勇孰能与于斯?”“《论语》《中庸》,多以知、仁、勇三达德并举,孔子之所以提倡尚武精神者至矣。”同时他提出“孔子卒后,儒分为八,漆雕氏之儒不色挠不目逃,行曲则违于臧获,行直则怒于诸侯。按此下后世游侠之祖也。”“孔门尚武之风,必甚盛矣”。批判了后世认为儒者软弱之说,“《说文》训儒为需弱,其去孔子之真,不亦远乎?”

墨子也受到梁氏的称颂,因“墨子以战死为光荣,而谓求学之目的,即在于是矣。故门弟子百数,皆可赴汤蹈火,其所以为教者使然也。” 他认为墨子及其弟子具有最宝贵的精神是“重然诺,重义务,轻死生”。蒋氏对墨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非真如墨子者流,欲以任侠敢死,变厉国风,而以此救天下之一道也。观于墨子,重茧救荣,其急国家之难若此,大抵其道在生于赴公义,而关系一家私恩私怨之报复者鲜焉。此真侠之至大,纯而无私,公而不偏,而可为千古任侠者之模范焉。”

梁氏对赵武灵王予以极高的称誉,认为他是“自黄帝以后,数中国第一雄主……”。 “中山者,春秋之鲜虞赤狄最大部落也……使中国百年无宁息者,此族也……为中国病者已三千年……至武灵王乃犁其庭而扫其穴也。吾以为靡赵武灵王,则五胡之祸,竟见于战国之际,未可知也。故武灵王实我族之大功臣也。举朝实行胡服,得地改为骑邑,其所以振厉尚武精神者至矣……武王其犹龙乎!”他赞赏赵武灵王军功的同时,更钦佩的是武灵王勇于向其它民族学习,移风易俗,推行胡服骑射的远见和魄力。梁氏通过称赞武灵王批判了满清政府闭关锁国,拒绝维新导致国运衰微。

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提倡“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他慨叹到“晏子可谓能爱国矣。其不死庄公之难,非苟活也,为国民也。有死国而无死君,此大义,我国人罕有知之者,惟晏子明辨之……”《鬻拳》一篇记载;鬻拳的君主楚子战败而回,他关闭城门拒不迎接,迫使楚子再次征战,全胜而归。梁氏评论道:“君子爱人以德,小人爱人以姑息。鬻子其爱君以德者欤?君为社稷死而死之,又何凛凛也,武士之精神具矣”。梁氏对鬻子 “国”是民众之国的思想给予高度颂扬。 

中国之武士道精神 

梁启超对书中仁者侠士的义举进行了萃取升华,提出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夷考当时武士信仰之条件,可得十数端。一曰,常以国家名誉为重,有损于国家名誉者,刻不能忍,如先彀、栾书、卻谷、雍门子狄之徒是也;一曰,国际交涉,有损于国家权利者,以死生争之,不畏强御,如曹沫、蔺相如、毛遂之徒是也;一曰,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必趋死无吝无畏,如郑叔詹、安陵缩高、侯赢、樊於期之徒是也;一曰,己身之名誉,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则刻不能忍,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不肯为怀忿之报复,务死于国事,以恢复武士之誉,如狼瞫、卞庄子华周、杞梁之徒是也;一曰,对于所尊长,常忠实服从,虽然,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虽出自尊长,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事定之后,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而常以身殉之,如鬻拳、先轸、魏绛之徒是也;一曰,有罪不逃刑,如庆郑、奋扬之徒是也;一曰,居是职也,必忠其职,常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一切所爱以殉职,如齐太史兄弟及李离、申鸣、孟胜之徒是也;一曰,受人之恩者,以死报之,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之徒是也;一曰,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常牺牲其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如信陵君、虞卿之徒是也;一曰,他人之急难,虽或无与于我,无求于我,然认为大义所在,大局所关者,则亦锐身自任之,而事成不居其功,如墨子、鲁仲连之徒是也;一曰,与人共事,而一死可以保秘密,助其事之成者,必趣死无吝无畏,如田光、江上渔父、溧阳女子之徒是也;一曰,死不累及他人,如聂政之于其姊、贯高之于其王是也;一曰,死以成人之名,如聂荣之于其弟是也;一曰,战败,宁死不为俘,如项羽、田橫之徒是也;一曰其所尊亲者死,则与俱死,如孟胜之门人、田横之客是也;一曰,其所遇之地位,若进退维谷,不能两全者,则择其尤合于义者,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以明其不得已,如鉏鹿、奋扬、子兰子之徒是也;一曰,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者,至事过境迁后,无论其事或成或不成,而必殉之,以无负其志,如程婴、成公赵之徒是也;一曰,一举一动,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毋令的人误学我以滋流弊,如子囊、成公赵之徒是也。

其余诸美德,尚不可悉数。要而论之,则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普通之习性也。”

中国之武士道精神永存

史学家雷伯伦称中国自秦汉以后,随着传统文化中“尚武”精神和“武德”的衰微,中国文化为“无兵的文化”。他提出只有文武兼备之士才有光明磊落的人格,只有文兼备的社会才是坦白光明的社会。

改造中国与世界是毛泽东在青年时就立下的宏伟志向。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他在《体育之研究》指出:“国力恭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并提出了“欲文明其精神,必先野蛮其体魄”的主张。他身体力行,野游、游泳、冷水浴、爬山、风浴、雨浴、露宿。他还经常对同学们宣传冷水浴的好处:一是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强壮筋骨,增强身体的抗病能力;二是可以培养一个人不怕困难、勇猛顽强的气魄,强化坚忍不拔、无坚不摧的意志品质。正是这种文武兼备的品格造就了一代伟人毛泽东,也创造了共和国70年代“七亿人民七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全民皆兵的激扬岁月。

书中的许多人物和事迹,例如《霸王别姬》《伍子胥》《将相合》《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等,现在已广为流行、深入民心,有些更是妇孺皆知、耳熟能详,有些被演绎成不同的传说、故事;有些被搬上了戏曲舞台;有些拍摄成影视作品,甚至流传海外。至于孔子、墨子之学说更是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民们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己任,视死如归,舍身求法,舍生取义的英雄气盖永存。借用鲁迅先生的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 ·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