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揭密

作者：许介鳞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究竟是什么？一言以蔽之，武士道的诀窍就是看透了死亡，“不怕死”而为主君毫无保留地舍命献身。这种思想是以对儒家“士道”的觉悟为根本的。武士道论者认为，儒家的“士道论”乃在粉饰贪生怕死的私心，慎于人伦如注重主君的德性，才选择生死，则面对死却不干脆去死。武士道彻底地觉悟死了，他的容貌、言语、起居动作，也就与众不同。武士社会尊重礼仪，不光是封建社会的阶层秩序的遵从，更进一步说“礼仪端正”。武士要“死得干脆”。这是日本镰仓武家时代以来的传统。
《叶隐》乃武士道精神源流日本武士道的古称为《叶隐》，是江户时代的佐贺藩（肥前锅岛藩）所传诵的武士道修养书。“叶隐”就如树木的叶荫，在人家看不见的地方为主君“舍身奉公”之意。此书是由佐贺藩的藩士山本常朝传述，由同藩藩士田代陈基整理书写的。这本叫《叶隐闻书》的书籍，共11卷1200多节。卷一、卷二是讲武士的心得修养，卷三讲锅岛藩藩祖直茂，卷四讲第一代藩主胜茂，卷五讲第二代藩主光茂（即山本常朝的主君），以及其嫡子即第三代纲茂等，卷六讲锅岛藩古来的事迹，卷七、卷八、卷九讲锅岛藩武士的“武勇奉公”言行，卷十讲他藩武士的言行，卷十一是补遗。
《叶隐》所表现的武士道精神，是果断地死、毫不留恋地死、毫不犹豫地死。一般人对生命执著，武士道则持否定的态度，认为只有死是真诚的，其他的功名利禄都是梦幻。当一个人舍弃名利，以“死身”来义勇奉公时，就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真实。武士标榜的是精神上的优越，就是心理上先能战胜自己，才能战胜别人。先能“不要自己的命”，才能“要他人的命”。这是日本武士的道德律。“不要命”与“要人命”是息息相关的，“叶隐”的教训真是非常残酷的武士论语。
例如佐贺锅岛藩祖直茂，向其子胜茂说：“要使斩首习以为常，得先对处刑者斩首。”于是在其西方衙门内，排列十人让他尝试斩首，胜茂连续斩了九人，看第十人是强壮的年轻人，就说：“已经斩够了，那家伙让他活吧。”这人才免斩得救。日本军人侵略中国时的“百人斩”残酷典型，在此可以窥见。
《叶隐》的著述者山本常朝一家的典故，也是令人发指的。山本常朝的异母兄山本吉左卫门，依父亲山本神右卫门的指示，五岁时就得斩杀狗，十五岁时斩杀死罪者。武士大众，十四五岁开始实习斩首。如此武士从小带刀成长，养成斩杀人不在乎的精神。
武士道的本义，如日本战前教育敕语所教谕以“义勇奉公”为最高原则，这是武士为“奉公人”的心理准备，说来非常残酷不人道。举例说，佐贺锅岛藩第四代吉茂，在年轻时非常粗暴，他的家臣之中有不讨其喜欢的，即将此人之妻的坏话写在扇上，交给近侍说：“你把此扇让他看，再将那家伙作何反应呈报。”此家臣看了扇之后，并不知道是谁写的，即把此扇撕破。近侍即将此呈报。吉茂公曰：“将主人书写的东西撕裂，乃是无礼者。令他切腹。”在武士道的世界，切腹是武士道最忠义的表现。山本常朝也说，武士应尽的忠义，是以殉死为最高。
有一个令人起鸡皮疙瘩的故事。江户屋敷看守仓库的人堀江三右卫门，偷了库存的金银，被逮捕逼出口供后，即下令“大罪人，折磨死”。于是先将他身体中的体毛烧光，剥他的指甲，切断他的脚筋，用锥磨等工具给他种种折磨，但他不哀声大叫，连脸色都不改变。最后就斩开他的脊背，用热烫的酱油浇洒其上，他即躯体折弯而死。
武士道相传也讲究义、忍、勇、礼、诚、名誉、忠义等德目，但实际上是残酷无情，惨不忍睹。在中世纪的镰仓时代，源氏家族亲兄弟（源义朝、源为义、源为朝）骨肉相杀戮，而断了源氏的正嗣。又如因北条氏的策谋，功臣们也就断了命脉。日本战国时代的无情，都有血淋淋的杀戮史为证佐。有杀主君的，松永弹正叛逆弑君即将军义辉；有杀父亲的，齐藤义龙杀其父齐藤道三；有杀兄长的，今川义元为了继承家主地位，在长兄死后，杀戮次兄以及一切支持家臣；有杀亲子的，江户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听织田信长的话，命其亲生长子德川信康自杀死亡。日本武士的残酷不人道，比比皆是，从此也可看出武士道精神的另一真实面。
迷失的武士道“旅顺大屠杀”
甲午战争又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第二军，1894年11月21日开始攻打中国北洋海军基地旅顺口以后，发生了旅顺大屠杀事件。“日本外文书”称之为“旅顺口虐杀事件”，英美称之为Port Arthur Atrocities或Port Arthur Massacre。这也许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的第一次发威吧。
旅顺大屠杀死亡人数到底有多少？
在1895年“三国干涉”辽东半岛、旅顺归还中国之后，中国的辽东接收委员顾元勋，在旅顺的遗骨、遗灰埋葬地点建造了一座“万忠墓”，记录遭难者约1.8万人。在1948年重修“万忠墓”时，记载死亡人数为二万余人。1994年3月，兴建“旅顺万忠墓纪念馆”时，再行发掘万忠墓清理后，亦记载：“日军侵入旅顺市区后，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了四天三夜野蛮的大屠杀，近二万无辜同胞惨遭杀害。”
当时居住旅顺市的人口约为二万余人。据1895年3月号的《北美评论月刊》的报道说：“在旅顺市街残留的中国人只有36人。”他们是用来搬运、掩埋尸体的。
日本的国际法学者有贺长雄，曾担任日军第二军的法律顾问从军，在他的著作《日清战役国际法论》中说：“当时散布在市街上的尸体总数约2000，其中包含约500具非战斗员。当然，日方是加害者，势必要隐蔽日军有屠杀非战斗员（平民）的真情。因为明治天皇在宣战的诏敕宣布‘苟非戾于国际法，各各应衡权能力尽一切手段，期无遗漏’，要求日本军人严守战时国际法，让欧美重视日本是一个‘文明国家’。”但是在旅顺有四名跟随日军的外国特派记者，目睹了旅顺大屠杀案。
1894年11月20日在纽约发行的《世界日报》的编辑标题是“旅顺港的惨杀，至少有2000个手无寸铁的人们被日军屠杀”，内容强烈地责难日军的暴行，抨击日本人为披着文明皮肤而拥有野蛮筋骨的怪兽，“日本现今脱下文明的假面具，暴露野蛮的本性”。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也证言，日军将俘虏捆绑着屠杀，甚至还将平民特别是妇女也屠杀的事实。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首先用尽方法收买外国记者不要把大屠杀丑闻传到国际社会。他密电指示在英国的代理公使内田康哉，用钱收买英国的中央通讯社，要其对《泰晤士报》的旅顺大屠杀报道提出不同论调，说明对旅顺市民的某种残暴是中国逃兵所为。内田回电说收买的钱不够，外务省即回答从预备金汇送2000元。英国的中央通讯社在获得充分报酬后，开始为日本的情报工作服务。
另一方面，日本又由当时驻德公使青木周藏进行收买路透通讯社的工作。外相陆奥宗光答应路透电信公司，如为日本传布有利的信息，则给予606英镑的报酬。当时在横滨的日本通讯社也发行《Japan Mail》，社长布陵克利（Francis Brinkley）也是路透社的通讯员。外相陆奥就请内阁书记官长伊东己代治，要求日本通信社将日本政府每天发出的战争情报向伦敦电送。陆奥告诉布陵克利，如果交涉成功，日本政府就以补助金名目，每月给日本通信社一定额的补助金。甲午战后，论功行赏，日本政府赐给布陵克利三等旭日章，并赏赐金5000元。
也有路透社的两名记者，在事前曾与日本政府订契约给钱收买，随后二人照样传布对日本不利的屠杀信息。当时掌握《时事新报》的舆论泰斗福泽谕吉，即撰写一篇《旅顺杀戮乃无稽流言》辩解，经由聘雇的外国人侯斯向欧美通信社、《世界日报》等提出辩解，企图将屠杀事件沉静化，日本国内也就忘了屠杀事件的存在。当时，日本政府并未对屠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便以“有关旅顺口占领的误闻”传达给欧美各驻外公使。
然而，经由英美报纸有关记者目睹旅顺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大本营也不得不派人持参谋长致大山岩军司令官的公函到旅顺，要求其辩明。大山的回信，虽然承认在11月21日对旅顺的士兵和人民混合杀戮，但辩解说旅顺居民很多跟军方有关系而试图抵抗，或在薄暮时看不清楚而杀戮；此外对杀害俘虏事，则用反抗、逃亡的惩戒加以强辩；至于有关日军的掠夺行为，则一概否认。总之，从大山对参谋本部的辩解书可以知道，对于屠杀的规模大小或屠杀的原因或许有所辩解，但是日军第二军司令部还是承认有“旅顺屠杀”的事实。
首相伊藤博文，因“旅顺大屠杀”事件与大本营协议的结果，决定日本既然战胜了，为了维持士气，不要调查此事件真相而惩戒肇事者，就以一贯辩解的方针应付国际舆论。
日本政府对日军屠杀中国平民百姓不加追究，只顾向列强辩解日本是“文明国”。一直宣传中日甲午战争乃“文明国”的日本打败“野蛮国”的中国，此后，日军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中国人了。
日本的武士道至此，堕落为对欧美列强摇尾送钱而撒谎辩解，相反的对弱国中国则屠杀凌虐而恬不知耻了。
武士道在台发威依《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等资料，日本据台后的几年，至少有下列数件大屠杀，这应该算是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吧。
1．大科坎大烧杀：1895年签订马关条约后，日军登陆台湾。在台北与新竹之间的大科坎溪沿岸，有大科坎武生江国辉、三角涌樟脑制造业者苏力、树林地主王振辉等人，各自率领“住民自警团”自卫。7月12日，日军到该地，江国辉等率众抵抗。7月16日，日军的援军到来，立即展开屠杀。日军设定大科坎以东至三角涌之间的所有村庄都是抗日义军，下令焚烧大科坎街，约4万人的繁华市街，从7月22日起连烧三天，火焰连烧到三角涌街，20多里绵延不绝，共烧夷房屋1500多户，死伤260人，造成一片满目凄凉的焦土。抗日领袖江国辉则被日军以武士道手法斩杀。
2．大莆林对妇女暴行：1895年8月30日，日军进入云林地方，9月2日到达莆林，即现今嘉义县大林镇。此地的领袖人物简精华深知装备战力皆非日军敌手，不忍生灵涂炭而决定放弃抵抗，命令居民清扫道路，提供食物欢迎日军。不料日军竟要求简精华献出200名妇女。简不答应，日军竟强奸杀害简氏一族妇女60多名。简氏愤怒，召集云林民众，从9月3日开始以弓箭、棍棒、陷阱、土枪袭击日军。后来简精华受辜显荣的引诱，忍痛接受招抚，但在一个月内自刺左手血管而死于家中。乡人感其忠义，以“简忠义”追思之。
3．萧垄街惨杀：1895年10月10日，日军混成第四旅团登陆布袋嘴（嘉义地方），当地义军领袖林昆冈，以敢死队之势捍卫乡里，后因武器窳劣不敌，退据萧垄街（今台南县佳里镇）。于是日军大肆搜索，近千名村民躲到溪边杂树林的天然沟壑中，因婴儿啼哭被日军发现。日军竟派兵分别截住长坑的头尾两端，然后乱枪齐放，对着坑内猛烈射击了近20分钟。一时凄厉惨叫、呼喊哀号如人间地狱。坑里避难的台湾人无一幸免，连婴儿与妇女也无一人得活，真是残酷到极点。
4．云林大屠杀：台湾中部的云林为“大坪顶”的山地，三面溪谷包围，东南与险峻山地连接，地势险恶，由柯铁所率领的柯氏家族居住。日军从北南下，简义等抗日分子纷纷来此躲避。1896年4月1日云林被台中县合并，云林支厅设于斗六。6月10日，日军混成第二旅团的守备队进驻云林。当时大坪顶有抗日分子千余人聚集，为了誓死抗日将大坪顶改称为“铁国山”，向全岛发出檄文，呼吁将日本人驱逐出台湾。6月16日，日军一连人进入斗六，“铁国山”的抗日军避其锋锐，退入深山。一直到6月22日，日军在云林血腥屠杀，共有4295户民宅被烧毁，残杀民众6000人。
当时的台湾高等法院长高野孟矩对云林大屠杀事件如此证言：“日军漫然出兵，费六日时间烧毁70余村庄的民宅，杀害良莠不分的民间人300余人，而激发附近民间人，此完全是此次暴动蜂起的原因。故说有土匪几百人或几千人，实际经查则多为良民，父被杀、母被夺、兄被害、子被杀、妻被杀、弟被害而激于愤恨，或家屋以及所藏财产悉被烧尽而丧失寄生之处者。”
1896年7月4日香港英文报纸《Daily Press》报道了日军云林大屠杀事件，惹起国际间对日军残酷屠杀台民的指责。日本政府不断训令有关部门取消香港新闻有关土匪的报道，请拓植务次官将事实揭载外事新闻，向外国新闻界隐瞒此事。其时，以云林大屠杀为契机，台湾各地连锁性地爆发对日本统治的不满，并在各地兴起抗日运动。在国际舆论压力下，第二任台湾总督桂太郎被迫下台，就任的第三任总督是乃木希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人正是甲午战争的旅顺大屠杀中应负责任的旅团长。
5．阿公店大屠杀：有人歌颂第四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是“台湾现代化”的催生者。事实上，他们是对台施行“怀柔政策”的能吏，但是他们也有日本武士道杀人如麻的本性。儿玉于1898年就任台湾总督，决定自11月12日展开对台湾中南部抗日军的大规模攻击，日本人称为“大讨伐”。此次“大讨伐”，依台南县知事提交台湾总督的报告，杀害人数达2053人，伤者不计其数。民屋全烧毁2783户，半烧毁3030户。民屋的全烧、半烧，以及老百姓家财的损失约值时币3.8万余元。英国长老会牧师福格森等曾向《香港日报》投书，指责日军丧失人性的屠杀人道问题。
6．归顺式场诱杀惨案：儿玉与后藤对付台湾中南部的抗日力量，除了以军警大规模“讨伐”之外，又使用招降的诱杀策略。这就是所谓“土匪招降策”。其策划者就是儿玉总督，而参与立案者为后藤民政长官、阿川事务官、白井新太郎。其中以云林抗日军的骗杀最为骇人听闻。随后，又有1902年斗六厅长荒贺直顺与警务课长岩元知密谋招降杀戮的计划。
5月14日，斗六厅长荒贺与该地守备队长、宪兵分队长密议在5月25日举行归顺典礼骗杀。5月18日岩元警务课长召集林圯埔、坎头厝、土库、他里雾、下湖口的五支厅长，指示举行归顺典礼的真意与处置顺序，并决定斗六、林圯埔、坎头厝、西螺、他里雾、内林的六个地方为式场，并命令各支厅长好好准备，即对于表示投降的抗日领袖，表面上善用甘言，许他归顺，内心则企图彻底剿灭。他们约定5月25日，要张大猷等265名抗日分子，分赴六处举行归顺典礼，届时，日军用机关枪，在六个地方同时杀害了这些抗日分子。这种诱降欺骗杀戮的事实，日人仅宣称：5月25日，在归顺场妄动，所以一齐杀戮。隐蔽了日人的骗杀事实。
7．瞧吧哞大屠杀：1915年余清芳以台南的西来庵“食菜堂”为中心推展抗日运动的时候，日军警以诱杀诡计，将台南瞧吧哞（玉井的日语读音）附近的后厝、竹围、番仔厝、新化、内庄、左镇、茶寮等20多村落居民3200余人，不分老幼，全部杀戮。日人对于这种惨绝人寰的大凶杀极尽隐密之能事。例如秋泽次郎著《台湾匪》，除了喋喋不休的叙述“匪徒的暴动”和“圣恩的洪大无边”以外，就没有提起前述的骗杀事实。
后藤新平在其《日本植民政策一斑》公开地说，在他统治台湾的五年间，依法“杀戮匪徒数”就达11950人。日本的所谓“匪徒”，不用说是“抗日”的台湾人。
现在日本右翼分子常歌颂日本50年台湾殖民统治的成功为“现代化”，有些台湾学者追随着说，台湾的“殖民地化”也就是“现代化”。如果台湾割让日本后，日本武士道在台发威，台湾才能有“现代化”成果的话，不是等于说台湾人是贱骨头，台湾人自己没有“现代化”的能力吗？
新渡户稻造为什么出英文版《武士道》
为什么新渡户稻造在1899年撰写《Bushido》(武士道)，给武士道新释呢？而《武士道》的出版又如何变成新渡户登龙门而富贵荣华的敲门砖呢？最主要的秘诀在于他娶了美国妇女玛里为妻。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了中国，获得2．3亿两白银的赔款和台湾殖民地，但是日军有“旅顺大屠杀”、“领台大屠杀”的残虐行为，列强仍视日本为一野蛮国，日本必须向国际解释日军的行为是“武士道”的行为，是一种高尚的品德。
新渡户在1884年赴美留学，进入美国巴尔的摩新设的霍布金斯大学，同学有以后当总统的威尔逊。1886年他认识了美国小姐玛里，玛里是教友派信徒，是爱国者，新渡户也是爱国者，为了追求玛里，新渡户变成了教友派信徒。玛里的父亲认为日本人是野蛮民族，反对玛里与新渡户结婚。但他们二人交往五年后，在1891年结婚。结婚后二人在东京的住家，简直像在日本海中漂浮的孤岛，住家环境完全是美国式。玛里是第一个跟日本人结婚的美国女性，不说日本话，也不顾虑日本人的想法和行为方式，不论是文化上或心理上，仍然依照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她帮助丈夫出了一本英文书《武士道》，将日本传统与欧美比较，详述日本的武士道与欧美骑士道的相似性，辩解日本的切腹、复仇等绝不是野蛮。藉助于优雅典丽的英文，此书风靡欧美，新渡户稻造之名传遍世界。谈“武士道”就是“新渡户”，谈“新渡户”就是“武士道”。从此，新渡户步步高升，成为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04）、第一高等学校校长（1906）、美国卡内基财团的交换教授（1911）、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15）、东京女子大学校长（1918）、国际联盟事务次长（1919）等。
新渡户在《武士道》第一版序中说：“此书的直接开端，是吾妻常常问我为什么这样的思想或风俗在日本很普遍呢？”武士道的道德律在西洋人看来是很野蛮的，他就必须想办法圆滑地说明，因此与妻子一再讨论，让她理解，取得她的同意。新渡户的这部著作，另外也得到美国女友安娜的协助。安娜留下来的信件证实她与《武士道》的著述很有关联。安娜留下的信件中提到：当新渡户的手发抖而写不下去时，是安娜听取新渡户口述，替他写下来的。新渡户在书的末尾也表达了对安娜的感谢。
这部以英文撰写的《武士道》一书，在义和团事件发生的1900年，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出版。此书的出版刚好给欧美人提供了评比“日本精神”与中国“义和团”的机会。这本书在日俄战争爆发后的1904年，经由美国人的协助，由更大的出版社George Pattonams ＆ Sons再版。拜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俄国白种人之赐，国际间加深了对日本的关心与兴趣，英文版的《武士道》即变成了畅销书。新渡户从此成为日本精神、日本伦理学的权威，名扬世界。1905年日俄战争战胜之年，明治天皇特地召见新渡户进宫，玛里也陪同到皇居拜谒。
日本在日俄战争能够打败俄国，其实也靠美国金融资本的援助。当时德国系犹太人创立的投资银行古恩·罗布公司，社长是德国出生而移居美国的薛夫。他跟欧洲的犹太系金融资本家朋友罗斯契德共同封锁俄国想在伦敦和巴黎筹借战费的行动，同时，薛夫的古恩·罗布公司又负责日本在日俄战争时的四次外债募款，共募得3．5亿美元，几乎是当时日俄战争时日本战费的一半。薛夫也与战后的1906年赴日，受到明治天皇的召见，并被授予一等瑞宝勋章。
从新渡户稻造呈给明治天皇的《上英文武士道论书》也可以了解他撰写这本书的真意：
“伏惟皇祖肇基，列圣继绪，洪业先于四表，皇泽遍于苍生，所施声教，所及德化，武士道兴于兹，辅佐鸿谟，宣扬国风，使众庶皆归忠臣爱国之德。斯道卓然，为宇内仪表也。然外邦犹未详知，是真憾事，稻造于是作武士道论。”
末尾曰：“稻造才短识薄，加之病嬴，宿志尚有未成，上背圣恩，下愧父祖，惟仅述卑见而作此书。庶几皇祖宗之遗训，武士道之精神，传给外邦，以报国恩于万一。仅上此书，仰奉乙夜之览，诚惶顿首。”
这本书在1899年出版后，经过几次增订再版，在卢沟桥事变的翌年1938年，由矢内原忠雄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岩波书店出版，成为日本“武士道”论的铁定版。此书的第16章“武士道仍然存在？”断定：“武士道一直都是日本的精神与原动力。”又说：“带领日本度过王政复古的暴风与国家革新的漩涡而掌舵‘日本船’的方向的大政治家，其所通晓的道德教育均在武士道之内。看看佐久间象山、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现代日本推动者的传记，以及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板垣退助等人的回忆录吧，你会发现日本的形成是以武士道的思想和作用做为动力的。”
的确佐久间、西乡、大久保、木户、伊藤、大隈、板垣等是推动日本的“王政复古”维新事业，促使日本成为“上下一体的皇国”的志士，并且日本也经由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但是日本“内政”的成就乃建立在“外征”亚洲邻邦的牺牲之上。
佐久间象山是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术”论的思想家。他评论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惟贪图利己，不知礼义廉耻。他的理想就是日本“皇国成为世界第一等强国”，而启蒙日本志士推向“开国进取”的方向。佐久间最后拜谒幕府的高层一桥庆喜和将军德川家茂论“开国”时务，被“倒幕”和“攘夷”的志士所暗杀。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是“王政复古”明治维新的三大功臣。西乡以《征韩论》闻名，被不平士族拥立造反，战败自刃。大久保在明治初年得机会巡游欧美，见欧美列强虎视眈眈，反对“征韩”而主张先“内治”，但1874年日本“征台”，主张“台湾处分”，并到中国推展“强硬外交”，1878年被不满士族暗杀。木户孝允是“尊王攘夷”的志士，起初提倡《征韩论》，以便下级武士之不满有发泄地方，但自从1872年随岩仓遣外使节团巡历欧美回国后，就改变态度，既反对“征韩”也反对“征台”，后来在西南战争中死去。伊藤是为日本创设内阁制和制定明治宪法的功臣，在其第二次组阁时，扩张海军，强行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又缔结日韩条约吞并韩国，并担任了第一任韩国统监，但被韩国爱国志士安重根暗杀身亡。
大隈是1874年日本出兵“征台”的事务局长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组阁对德宣战，并向中国强行提出21条要求，力图日本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殊权益，然而他曾被日本右翼玄洋社员来岛恒喜投炸弹而断了一只脚。板垣是“征韩论”的首脑，因“征韩论”失败而下野。以后组织爱国公党、自由党等各种政党，参与政治活动，对内主张“自由民权”，对外则主张“征韩”、“对中国开战”。
从以上可见，在日本武士道思想影响下的大政治家，对日本来说确是明治维新的功臣，但对邻邦来说，则显然都是对外武力侵略的元凶。
新渡户《武士道》论，从中国人的立场来看，最值得推敲的地方是他对中日鸦片战争的论述：
“小日本”拥有的是肉体上的耐力、不屈不挠及勇敢，这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可获得充分证实。“有任何民族比日本人更忠君爱国吗？”是经常被提出的问题，而答案总是骄傲的“没有”。日本人应该感谢的是武士道。
新渡户再强调：“打赢鸭绿江、朝鲜及满州东北战役的，是日本祖先的灵魂，在子孙的心中跳动，引导着子孙的手。那些威武的魂魄、武勇的先祖精神，并未死去，对于那些有心看见的眼睛，那是清晰可见的。即使一位拥有最先进思想的日本人，在外表之下，仍然是一位武士。”
新渡户从1920年就任国际联盟事务局次长达七年，担任日本在国际的宣传工作。回国后就任贵族院议员，并以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理事，为沈阳事变后日军出兵中国东北辩解。1933年去世。他的美国夫人玛里则活到卢沟桥事变的次年1938年。他们夫妇不仅支持日本在1904至1905年的对俄战争，并从1931年的沈阳事变开始，在20世纪30年代一直辩护日军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是对的。换言之，《武士道》新释的用意，乃是向欧美列强辩解和使日本侵略东亚正当化的工具。
南京“百人斩”是武士道的邪门延伸《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记者，在1937年11月30日，12月4日、6日、13日报导日军的《百人斩超记录》，即日本帝国军人向井敏明和野田毅进行杀人竞赛。二人事先还找随军记者浅海一男等三四次，告以杀人竞赛的经过。1937年12月5日日军进入江苏句容县时，向井杀中国人87名，野田杀78名；12月21日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比赛，二人于紫金山麓，向井杀106名，野田杀105名。此事经随军记者浅海、光本及浅海铃等将目睹情形电送东京各报纸连篇报导。在南京大屠杀期间12月13日的报导，还有二人拄刀而立的照片。
当时的日本军人，相信杀中国人是“义勇奉公”。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战败投降，1947年12月4日中国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判决二人死刑。1948年1月28日，向井敏明、野田毅、田中军吉（用刀杀害300名中国俘虏和平民）三人，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被处死刑。
向井敏明在死前的遗书辩解说，百人斩的“报导是属于战斗行为，并非犯罪”。野田毅战后回到日本在其故乡演讲说：“斩杀百人竞赛的勇士，说的就是我。其实在白刃战中斩杀的士兵不过四五人……占领战壕后，叫支那兵出来，愚蠢的支那兵都出来了。我叫他们排好队，然后从队伍的一头逐个砍过去，虽说斩杀百人出名，其实多是这样砍死的……我觉得没什么。”他们二人对斩杀人没有罪恶感，大概渊源于武士道精神吧。
李登辉的《武士道解题》
李登辉著《武士道解题——高尚的品德》一书，于2003年4月在东京的小学馆出版。书后页记载，此书的“编集人佐藤幸一”，是否就是这个日本人捉刀而成，不得而知，但是李登辉在1999年出版的《台湾的主张》，据说是日本人江口克彦以日文捉刀而由魏廷朝翻译中文的。这样日本人对台湾的观望，就变成“台湾的主张”了。
在《武士道解题》的前言中，李登辉说“大和心”才是日本人最值得夸耀的普遍真理。可惜1945年8月15日以后，基于“大和魂”或“武士道”的日本以及日本人特有的指导观念或道德规范，从根底被否定，一直被一脚踢开。他说这是在“否定过去”，一种日本人的“自虐价值观”。
战后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记述了日本侵略东亚各国的事实。但最近有一群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慰安妇，断定这是“自虐史观”，正在努力修改或淡化日本从事侵略战争的史实。这样李登辉就变成“外国人”歌颂大和魂和武士道、肯定日本近代侵略的一颗棋子了。
为什么现在对日本武士道需要重新解释？并且套用西洋的“骑士道”解释为“nolesse obliges”(高尚的品德)呢？这一词本来是法语，意指地位高贵又坚守职责的人，英文沿用也可以称“高尚的品德”，意思就是说日本的武士道就如西洋的君主与骑士之间有契约关系。日本武士道自有其本来的渊源，现在却以“高尚的品德”新释，值得我们深思吧！
武士道的古典意义是江户初期武士山本常朝所传诵的《叶隐》。武士道的新释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新渡户稻造在美国用英文出版的《武士道》。李登辉的《武士道题解》，说穿了，是新渡户《武士道》新释的亚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