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

2010年03月21日 19:09 日本问题研究 【大中小】 【打印】共有评论0条
今年已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第61个年头了（本文原载于《日本问题研究》杂志2006年第2期），“作为当年的法西斯侵略战争发动者之一，日本是有责任深刻地反省历史并向曾经饱受侵略之苦的国家和人民道歉的。”[1]
然而，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频频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不和谐音使曾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之苦的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不禁要思索，“日本究竟是个怎样的国度”[2]要了解日本，不仅要摸清其历史发展轨迹，更重要的是从中探究日本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提炼出影响日本民族精神的关键因素——武士道。研究武土道产生、发展、变化及特定时期作为精神工具的定位可以对日本民族近代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以及今后的走向有更清醒的认识。
武士道的产生与特点
“原始的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成为一个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并成为其文化生长和价值选择的制约力量。日本神道的三种神器是镜、玉、剑，象征智、仁、勇三种力量，这种崇拜对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象征着勇的神器——剑成为日本历史上各个时期崇尚武力的见证。
考古发现表明，从古坟时代中期起，剑、刀、甲、胄、马具等攻击性武器激增，说明日本民族对武器和武力的崇拜渊源久远且渐趋强化。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而这种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为文化发展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决定力量。
在《日本书记》及《古事记》中，伊奘诺尊用神剑斩杀火神柯遇突智，后来倭姬将神剑授予日本武尊，日本武尊用神剑东征平定虾夷地方，把神剑供奉在热田神宫。可见，刀剑既是杀人的工具，又是权力和权威的象征。《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以大量的篇幅记载了上古时代日本列岛诸国之间的战争。很明显，对刀剑及武力的膜拜折射出了日本民族的尚武传统，这便是武家文化产生的原始土壤。
早在公元八、九世纪，武士道便随着武士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武家文化拉开帷幕而初现端倪。关西军阀首领源赖朝集团战胜关东的平清盛集团，官拜“征夷大将军”，“1185年在镰仓建立了军事独裁统治——幕府，”成为日本历史上第一个武士政权。武士对大名(封建诸侯)及将军的效忠机制正式形成。武家政治孕育了武士道，武士道经历了平安主从道德、镰仓／室町武士道和德川武士道、近代武士道的发展轨迹，但“武士道”的称谓却是出现在日本战国时代。武士是大名的家臣，精于弓马、骑射、刀术，效忠和服从主君，为主君征战沙场，攻城掠地。武士领取俸禄，为了报答主君的恩情，对主人忠心耿耿。武力社会的胜负由武士的向背决定，镰仓／室町和战国时代的武士道较之平安主从道德，给武士的礼遇越来越高。武士作为职业军人，是幕府统治的中坚，也是各政治派别极力争取的力量，拥有社会精英的政治地位；武士的道德规范自然成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武士的伦理观也极大的左右了社会标准体系，武士道精神就是武士伦理道德的核心。武士道的精髓是“忠义勇武”，其主要特点有：
(一)忠诚至上。“在武者之习中，主从意识居最重要的地位……以从者对主人忘我的献身精神为核心。”无论平安主从道德，还是各个时代的武士道，都把“忠”放在第一位，这是身为武士必须具有的美德，讲求对大名和将军绝对的忠诚和彻底的服从。武士为了自身和后代在武家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惜生命来效忠，“这是武者最大的本份。”为主君忠诚赴死的武士人人称颂，背叛主人、不忠的武士在社会上无立锥之地。武土家庭就是培养忠臣孝子的摇篮。“曾辅佐足利义满将军的著名武将斯波义将，所著《竹马抄》，训诫子弟，为主君舍弃生命乃武士之本份。”
(二)重名轻死。武士将名誉看得非常重要，如果面临名誉与生命的两难抉择，武士会毅然选择名誉。名誉不仅关系个人的得失，还关系到家族的荣誉和利益，所以在必要时刻，武士不惜牺牲性命保全名誉。武士“驱使于矢石之间，出身于生死之门”，因此“武士好禅”，武士修禅宗来凝聚精神，积蓄能量，置生死于度外，随时准备用生命的绝唱换取崇高的名誉。《平家物语》第九卷“木曾之死”将武士为主君壮烈自尽描写的极其震撼人心：
今井四郎兼平正在酣战，听到喊声(主公源义仲已被射死的喊声)，说到：“事到如今，我还为谁而战呢！请看吧，东国的诸位，这就是日本第一硬汉自尽的楷模！”说罢，把刀尖插人口里，从马上一头倒栽下来，刺穿咽喉而死。
(三)以武勇为本。武士们生活在杀人和被人杀的暴力世界，必须拥有高超的武艺才能生存。武士以战争为职业，以武勇为谋生技能和晋升途经，个人的生死存亡和家庭的贫富贵贱统统取决于武勇。武家社会极其推崇武功和勇力，剑豪宫本武藏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和武士典范。刀作为武士之魂，刀不见血不算武士。所有这一切，决定了身为武士，必须武勇。
(四)正直与礼仪。应仁、文明之乱时，一条兼良在《文明一统记》说：“神佛均说正直，所谓正直即直心……待他人以直心，即正直之政。””’但此处说的正直，主要是针对家臣武土须以正直之心侍奉主君。日本古代社会等级森严，武士、大名、将军层层效忠，这种体制对武士而言，要恪守本份，谨奉礼仪廉耻，报答主君恩德，以背叛不忠和逆上作乱为羞耻。
(五)美化切腹死亡。武家社会的价值观视死亡为“光荣的解脱法”。切腹始于平安后期，在整个武家政治时期，几乎成为武士自杀的唯一方式。切腹的体位有立姿和坐姿的区别，方法上有一字腹、二字腹、三字腹和十字腹。楠木正成(1294—1336)与侍奉丰臣秀吉多年的日本茶道千家流始祖千利休(1522—1591)作为著名的武士典范，皆切腹而死。由于切腹是武士结束生命的方式，自然受到全民的推崇。江户时代旅居日本的西方人米特福德曾亲眼目睹武士泷善三郎的切腹过程，在他的游记里，形容自己对这种血淋淋的场面目瞪口呆，但他同时观察了在场日本人的反应，却是敬羡之情溢于言表。除了切腹自杀以外，还有殉死切腹，少则数人，多则甚至上百人。切腹的基本动机是为了追求名誉，这种死亡方式在日本人看来无尚光荣，是完美的升华。
武士道的嬗变
儒教和禅宗传人后，日本人将其兼收并蓄，与神道教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对武士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儒学的核心美德是“仁”，日本儒学的核心美德是“忠”。当然，中国儒学也讲忠孝，日本儒学也讲仁慈，但前者强调仁高于忠，后者强调忠高于仁。武士道在继承儒家“忠”、“礼”、“智”、“信”的同时，将代表中国儒家文化最真缔的“仁”、“义”置换为截然不同的“忍”和“旷课勇”。这代表了残忍和勇气，对主君要随时尽忠赴死，而对平民可任意杀之，这促使日本武士阶层面对苦难和死亡的态度向冷酷恐怖的极端程度发展。“勇”使武士杀戮成性；“忍”让武士完全漠视生命，包括自己的性命。禅宗的“死生如一”理念也被曲解，发展到否定一切人伦之道德，进入“五分别之分别”、“无念无想”的境界，以“无比勇猛之心赴死”，这就是武士道所倡导的武士狂死之境。日本禅正因为此特质而受到武家社会的推崇备至，并在近代迎合了日本军国主义战斗精禅的需要。
神道教是日本民族本土的宗教，日本人相信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太阳的子孙，“天皇已成了百姓心中神的偶像”。神道教被赋予了政治功能，成为天皇神国统治的支柱之一，国家神道是日本民族的民族优越感和近代“皇国史观”的重要思想根源。自古根植于日本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意识和天皇崇拜思想，是—种类似于宗教感召的观念意识，它比一般的政治说教更具有煽动性和迷惑力，是驱动日本国民盲从、协助侵略战争的历史心理方面的深层因素。而民族危机感的自卑心态则迫使日本人总感到一个强大的世界帝国的压力，并真诚地输人最先进的世界文化，以“随机应变”的机智性格探寻民族生存发展的内驱力。需要强调的是，日本人意识深层的自卑情绪在心理防卫机制的逆反作用下，又往往通过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表象显现出来，日本人常以“神授土地”、“神国子民”的执著信念来激励自己的民族热情。儒教、日本禅宗和神道教交乘熏染下的武士道有明显的两重性：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
那么，武士道对日本民族有什么影响呢？从4世纪末大和基本统一全国，8世纪武士产生，一直到19世纪末，这漫长的武人专政时期正是日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的形成和积淀时期。武士长期把持军政大权，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日本社会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都是围绕武士而制定的。
日本人对武士道的盲目称颂助长了民族心理中的邪恶意识。美国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对于武士道德与恶的双面性，有这样一段意味深沉的变述：“西方人所理解的德与恶与日本所理解的是大不相同的。这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它既不是佛教，也不属儒家。它是一个日本体系——既是日本的力量所在，也是日本的弱点。”
在武家文化的深深浸润下，武士道精神最终成为日本民族的核心理念和理想寄托，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已打上了武士道的烙印。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新渡户稻造指出：“日本乃是武士之所赐。他们不只是国民之花，而且还是其根。所有上天美好的恩赐，都是经过他们而流传下来的。”新渡户稻造还将武士道奉为大和魂，作为日本民族精神要在全世界推广。美国学者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完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我国学者也认为，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持久的价值，武士道对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有决定性的影响。
军国主义与武士道可谓是一脉相承，“在武士道产生、发展和演变的漫长历史中，人们清楚地看到从中世纪武士道产生到二次大战日本战败为止，贯穿其中的一条黑线就是军国主义，确切地说是在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支配下为军国主义服务。”尤其是德川幕府瓦解、明治新政府建立之后的近代武士道，与军国主义联系更为紧密。
近代武士道在继承古代武士道的同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首先，对象由过去分别效忠各自的主君变成了效忠天皇；其次，讲求“士魂商才”和“和魂洋才”，引入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再次，天皇发布命令使武士道作为日本全民的道德规范。最后，利用武士道充当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和战争工具，用其巨大的精神力量煽动国民对外侵略。
十九世纪中后期，明治政府“将西方文化改造和消化，令其为本民族服务。”富国强兵，提出“脱亚人欧”路线，叫嚣“失之欧洲，取之亚洲”，首先向周边国家下手，最后通牒“合并世界各国”。出于对外征服策略的考虑，以效忠于天皇为幌子，在军人精神的外衣下复活武士道。甚至明治政府本身就是由中下级武士所组成，“各藩的武士跻身于政府中的显要地位。”很多力主扩张的领导人如明治时代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都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昭和时代的军部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都与过去的武士阶层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日本军国主义一直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是”，武士道与军国主义水乳交融，双向互动，武士道需要军国主义，军国主义离不开武士道。
公元527年，大和国的继体大王派兵远征新罗；663年，日本出兵26万人，染指朝鲜半岛，伙同百济进攻新罗；丰臣秀吉在1591年统一全日本后不久便发动其“征韩伐明”的侵略战争，虽未成功但是对日本后来的影响很大。历史上浓厚的军事封建色彩和对大陆国家地位的渴求，孕育了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侵略的思维定式。从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到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八宏一字”成了日本民族的最高理想。
神道教在明治时代更多的被赋予政治职能，与天皇制相结合，发展成国家神道。1882年，明治政府颁布《军人敕谕》中说：“军队由天皇统帅，天皇敕军人为股肱，军人仰天皇为胫道。”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谕》规定，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让全体国民“效忠天皇”，为了迎合侵略作战的政治需要，国家神道大肆宣扬“圣战”，鼓吹日本应该征服和统治全球。基于此认识上的“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根深蒂固、至今不肯认错的主要原因。
武士道作为昔日武士的精神信仰和“大和民族之魂”，在日本法西斯军队里找到了用武之地。1890年，明治天皇发布的《教育敕谕》中，要求国民象武士一样“忠君爱国”，“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1912年陆军大将乃木希典于明治天皇的下葬之日，为了对天皇“尽忠”，剖腹殉死。军国主义分子对其武士道“壮举”大加赞颂，奉其为明治“军神”。《军人敕谕》宜称：“武勇乃日本自古以来最尊贵的特色，身为日本人若无武勇，则愧对日本臣民。”武士道有两面性，对天皇和日本民族利益来说，是献身之道；对其它国家与民族来说，则是战争与屠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