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淡如菊气如虹——悼蔡定剑先生

　　晶棺中的蔡老师神态安详，照相中的蔡老师笑容灿烂。

　　这位一路前行不辍的民主法治的信仰者与传道士，改革开放以后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佼佼者，在用自己瘦弱的身躯紧跟并努力推动中国法治进程24载之后，不得不停下了脚步。

　　他的行为正直无邪

　　认识蔡老师是在1998年。那时，《工人日报》社策划做一本冤假错案的书，找了一些作者，而贺卫方老师强力推荐蔡老师参与。对蔡老师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低调、谦逊、温和。在约定汇总初稿的时间，只有蔡老师一个人很认真地写完了很厚的一摞稿纸。后来因为各种原因，这本书没有继续做下去也没有出版，但是蔡老师的认真与守信，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因为蔡老师写了初稿，出书的事却不了了之，我对蔡老师一直抱着深深的愧疚，但是他却安慰我说：“没事，又不是你能控制的。”

　　2000年3月，《立法法》通过。当时在负责法治版面的我并没有关注这部法律。后来遇到一些案例，向在全国人大秘书处工作的蔡老师请教，蔡老师建议我认真看一看《立法法》，从中找答案。他认为媒体对于这部法律的宣传不够，应该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一部规范立法活动的法律，对于解决当时旧法与新法并存、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与国家法律甚至宪法相抵触、企业与老百姓无所适从的乱象非常有现实意义，而且也具有可操作性，因为《立法法》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以及国务院不同程度地裁决、撤销不适当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权限以及程序。

　　“现在很多部门都是利用法律给自己确权、争权，是不是啊？这背后是什么啊？是巨大的部门利益，这点以后会显现出来。老百姓因为法律法规本身不统一而权利受到侵犯、利益受到损失，打官司都没办法，你说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是蔡老师的口头禅。

　　我按照蔡老师建议认真研读完《立法法》之后，又与蔡老师约时间深聊了几个小时，从《立法法》聊到《宪法》。于是与蔡老师讨论于2001年初做了几个整版解析《立法法》精髓的专题，第一篇就是普及立法听证知识的专版，其中对蔡老师的专访，题目是《百姓：你有权对立法说“不”》，同时介绍了国内外立法听证的经验与尝试。

　　蔡老师一直关注违宪审查问题，我感觉他是一直盼望着能够出现公民依据《立法法》的规定来要求立法机关审查具体法律的案例。

　　2001年6月，蔡定剑主持的“人民代表大会与议会研究中心”举行的第五次论坛就是与这一问题有关的主题，他倡议，“老百姓可以告政府，同样也可以告立法机关，立法机关所立的法与宪法或法律有冲突，老百姓就应该积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审查建议。”会后，我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人士与国务院法制办备案部门工作人员，发表了《公民：你有权状告违法立法》一文。

　　与此同时，蔡老师还在给其他媒体负责法制报道的记者一遍又一遍地讲同样的问题，对于这种重复的启蒙式的宣讲，蔡老师十年如一日，从未厌倦。

　　2001年底至2003年，我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2003年“非典”之后的5月，许志永、俞江、滕彪三位法学博士以普通中国公民的名义，为孙志刚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提交了“关于审查《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建议书”，建议对收容遣送制度的有关条款进行违宪审查。

　　我看到新闻后的第一个想法是，蔡老师终于等到了有份量的案例了。果然，其后便在很多媒体上看到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副局长的蔡定剑对这一依循《立法法》提出的质疑法规的行动的热烈声援与支持。这个案例被证明是爆炸性的，仅仅一个月后，国务院便宣布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2004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法工委下新成立了法规备案审查室，专门负责对审查要求和审查建议进行先期研究，确认是否进入启动程序，然后交由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而全国20多个省市也都将立法听证形成制度。而那时，蔡老师已经“弃官从教”。

　　我曾与蔡老师开玩笑，说他是实用主义，因为不同于一些法学家总爱讲制度框架，他最爱讲的是“使用法律”。他温和有礼地反问：“法律就是拿来用的，《宪法》就是要拿来用的，不用，制定它做什么？”

　　2003年下半年，我逐渐恢复工作之后，与蔡老师合作过两个专题，一是《拆迁中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一是《反就业歧视》。我问过蔡老师，“这两个题目都很具体，不是您研究很长时间的宪法、立法、选举方面的，为什么您要做这些呢？”蔡老师说：“这都是与老百姓的权利有关系的，老百姓的权利，就是最大的宪法问题。”

　　因为做过一些试图进行法治与权利观念启蒙的理论专题，接触过不少法学教授。感觉很多法学家学识渊博，善于引经据典，注重于理论的研究、制度的构建，而蔡老师很少引用名篇典籍，他很多论文中的注解都是来自于实践。

　　有一段时间就在想：制度到底是什么？从制度到制度的研究，其目的究竟是什么？制度的框架即便缜密精致富丽堂皇，其意义何在？或许是每天都在接触大量的社会现实与投诉无门的读者的缘故，在我看来，法律不是精美的艺术品，法律必须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实用的方法与顺畅的道路。而法律作为调整人们之间关系的规范，必须是基于人、因为人、为了人才有其价值。而法律里所侧重保护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不论是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局长的蔡定剑，还是成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的蔡定剑，他眼中关注的从来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人：是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前后颠倒的逻辑慕名给他写信投诉的素不相识的读者，是在房地产暴利冲动滋生的圈地运动中被剥夺了土地的乡村农夫，是在政绩怪帅的大拆大建中被以公共利益为名强拆了仅有居屋的城市平民，是在建设美化现代化城市的大潮中被城管追得到处跑的小摊小贩，是因为先天缺陷或疾病而被就业潜规则拒之门外的乙肝病毒携带者、艾滋病人，他们共同的名字是——弱势人群。

　　很多官员不能理解，媒体记者为什么不多报报政府的成绩，而总是要报道那些“阴暗面”？是的，那些办公大楼越来越气派、治安保卫越来越完善、离老百姓越老越远的官员是无法理解这一点，而从1986年分至全国人大常委会后便一直注重实地调查、后来每天都要接到百姓来信或投诉求助的蔡老师，因为骨子里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理念，使他很自然地让自己与普通的百姓站在一起，他的心与他们跳动在一起，他便很自然地能够了解并充分理解百姓的痛苦、懦弱、恐惧、无奈与卑微。

　　11月26日的北京，阴郁寒冷。参加蔡定剑遗体告别会的人们在寒风中瑟瑟发抖，肃穆静默地跟随前行的队伍走向灵堂，走向那一片菊香。没有任何召集，北京各大媒体负责法治报道的记者几乎都到了。我突然想：一个无官无职无权无势的学者的离世，那么多的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那么多读者不厌其烦地网上搜索查看，又冒着冬日的冷风专程赶来送别，到底是为什么？

　　从1992年进入新闻圈开始，接触过很多官员，也跑了几年全国人大新闻，蔡老师是最直率、最敢说、而且是最敢公开说的官员。

　　有些官员喜欢媒体表扬，但是痛恨媒体批评，有些官员比较民主，能够给媒体讲一些真话，但是绝不允许媒体公开其身份与姓名，因为这会给其惹麻烦。

　　2003年之后，一些法学家成为敏感人物，一些话题在媒体也成了敏感区域，那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最多、给媒体写时评最多的法学家，应该非蔡老师莫属。

　　而媒体报道也给蔡老师惹过很多的麻烦，有一次我给蔡老师打电话，他就说起有的媒体的年轻记者，对他的话断章取义进行报道，搞得他在人大非常被动。但是每一次，宽厚地总是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的蔡老师，都原谅了未能设身处地为他着想的年轻记者。因为在他看来，那些年轻记者虽然缺乏训练失之鲁莽，但都是抱着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美好社会理想，有正义感有理想的年轻记者编辑是社会非常宝贵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些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年轻记者，不管是底层百姓的艰难维权还是知识分子的改革主张，都无法与社情民意汇聚形成改变与改革的合力。而他到政法大学之后，就更加自觉地义务地承担起给年轻记者进行宪法与法治启蒙的责任。

　　2005年始，我因为身体原因淡出新闻圈，闭门不出，也甚少关注时政与法治。与包括蔡老师在内的很多老师都失去联系。

　　2009年6月底7月初，在亚运村医院门前偶遇蔡老师，发现他瘦了很多，头发短了，一半皆白。本就低沉的声音更显无力。与他聊了一会儿便匆匆分手，分别时他说：“尽量做自己能做的事情，说自己该说的话吧。”

　　那时他应该已经查出是癌症晚期，但是他对自己的病未说一字。现在想来，认识蔡老师十余年，有过很多交流，但是从来没有谈过私人的事情，谈的都是法治、民主、权利保护、权力制约、改革……

　　拜别蔡老师出来，门口的队伍依然排到停车场。那是一支年轻人为主体的队伍，中间也有中年的法学教授。他们很多人手上握着洁白的菊花，眼神里有悲痛，有不舍，但更有坚定，有执着。

《哀菊花》

傲雪凌霜长寿菊

疏篱密竹卧东衢

纤蕊藏香不斗艳

剑心佩兰只比洁

一日枝残留硬骨

千江灯放秉微烛

不怨随风扬尘去

只憾无缘寄梅书

　　作者为资深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