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温的智与不智

　　刘基(1311——1375年)，字伯温，是位被民间神化了的人物，同张良一样，他的确是位杰出的智者。

　　朱元璋见到刘基时，朱元璋正面临着东西夹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基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

　　当时，朱元璋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趁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基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朱元璋对刘基也十分重视，“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即张良）也！’”

　　比起张良，刘基后来居上，他不只善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以20万人的队伍，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决战鄱阳湖，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朱元璋也不免疑惧重重，刘基鼓气说：“臣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并与朱元璋乘坐同一艘白色战船，亲自指挥。这一仗以后，朱元璋的大业可以说基本告成。《明史》说：“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事业，到刘邦称帝时，便基本终止，对汉朝建国以后的事，未进一策，建一言，而刘基还在延续，他不只要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继续效力。正是在这时，刘基暴露出了他的不智。

　　鄱阳湖之战后的二个月，即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今南京）即吴王位，又过了4年，到1368年正月，终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基为这个新王朝的建立，真可谓殚精竭虑，显示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至少有以下几件事，是载入了史册的。

　　一是新王朝的都城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凭这些功业，他可以傲视张良，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刘基就没有张良那么老道。

　　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安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未必会乐意。

　　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基从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顾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基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基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

　　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基征求意见，在刘基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他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基的意见，而这，却为刘基后来的遭祸，埋下了祸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二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

　　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说：“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予铁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

　　徐达排名第二，朱元璋说：“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摧强抚顺，功勋居多。”官授太傅、左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倒多出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摆平。

　　刘基呢？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基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基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只资善大夫、上护军、爵只诚意伯，岁禄只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两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

　　唉，刘基，这杰出的智者呀，也许从这种赏赐的厚薄中，察觉出点什么，体味出点什么，于是，他仿效张良，他要归隐了。第二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杜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了。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还是“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基却未能作到这一点，他人在青田，心向魏阙。在青田县南约1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

　　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基所反对的胡惟庸。对于刘基的反对，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基，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基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大臣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基痛加切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基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得知刘基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四月十六日，病逝于家。

　　为什么刘基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呢？并不是由于刘基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的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者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得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淌政治那滩浑水了。

　　而刘基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怎么会在仕途中止步呢？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惟一道路。

　　刘基与张良的区别，便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