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站

每遇逢“十”的年份，各界都会对过去做点总结，并对未来做点展望。2010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对它说点什么？首先，2010年中国的GDP极有可能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如果汇率不发生大的波动）；其次，2010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将超过8万亿，并且早在2006年就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再次，中国连续举办了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规模盛大、场面喜人、连创世界记录；还有，中国的基础设施投入连创新高，中华大地处处可见大型工程的施工场景。不管从何种严苛的角度看，中国正处于一个飞速增长的阶段，充满着奇迹。

这些是2010年的全部表现吗？显然不是。与GDP世界第二相比，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经济增长而劳动者不增收的现象年年呈现。与财政收入全球第二相对应的是，中国义务教育仍未完全落实，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远低于政府十几年前承诺的4%；医疗保障覆盖面低，并且主要以公务员和事业编制员工为主；养老保险仅局限于部分城市居民，大量农村户口未包含在内；事实上，中国基本民生投入占GDP的比重，在全球垫底。不仅如此，作为公平的财富再分配机制——转移支付——在中国当下出现了“马太效应”的分配结果，经济适用房、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旨在平抑财富差距的社会政策，其归宿大多是社会的富裕阶层，甚至是豪富群体，如，深圳市近几年即持续地对资产数百亿的腾讯总裁马化腾进行购房补贴。

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的推进，人们从早期的满足于温饱，转向对适宜舒服的生活环境、稳定可预期的安全感等的向往，而这种向往除了物质的追求以外，还包括政治权利、社会氛围、生活自由度等需求，这些也远非经济增长本身可以解决的，也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危机的主要来源之一。《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的权利中，多项未落到实处。如言论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私有财产保护不力、公民权利不平等；并且当前政府治理能力、清廉水平也颇受质疑，这些都严重压抑了人们的需求，造成了不稳定的社会环境。

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即将过去，近几年的种种现象已经不容我们怀疑，我们已经站在历史发展的转捩点上，我们要追问自己，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要追问社会，中国下一站应选择何种未来？要追问政府，什么才是它应该做的？

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和中国下一站应选择何种未来，社会并不缺乏共识，这也就是经济学中“经济发展”的概念，抛开作为经济发展基础的经济增长，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经济结构的改善与优化，包括技术结构、产业结构、收入分配结构、消费结构以及人口结构等方面；第二，经济质量的改进和提高，包括经济效益、经济稳定程度、卫生健康状况的改善、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以及政治、文化和人的现代化进程。

换言之，如果说以前改革的策略的是“做大蛋糕”（增长），那现在应该更重“分蛋糕”（发展），转向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经济质量，更进一步推动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现代化。

这是因为，就性质而言，经济增长重数量、看总量，容易成为政府“长官”的增长（为政绩而战），而经济发展重质量、看个体，只能是平头“庶民”的发展。而在经济政策的推动力，“长官”的话语权或远大于“庶民”，重增长而轻发展的格局也就顺理成章。更进一步，凡是有利于增加长官权力、削减长官义务的事情更容易通过，其对应的自然就是削减庶民权利、增长庶民负担，也即秦晖所言的“权力玩弄权利”。在这样的一种局面，怎么可能指望“权力”自动的为“权利”考虑，让他们注重发展而非增长呢？这也是当前政府腐败多发、既得利益集团阻碍改革、社会保障与收入分配改革难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最广大的民众在税收、财政支出、政府职能、选举等方面没有发言权，致使他们成为出口导向经济的“比较优势”、成为中国奇迹的垫脚石（而非分享者）。

从应然的角度来看，打破这一恶性循环的要点在于调整长官权力与庶民权利的界限。我们认为，要完成这一调整，需巩固并完善现行宪法等一系列法律赋予庶民的权利，包括人权、财产权及公民权性质的政治民主权。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一调整如何可能？从调整的动力而言，其一，执政阶层的主动调整，赋予庶民用手投票的权利，通过不断的妥协、互动完成调整，这个进程是温和而可控的；其二，不可妥协的双方形成愈演愈烈的局势，势必会产生冲突，调整将不得不在动荡中完成，其进程是激烈而无法控制的。

在经济发展的历史关头，需要勇气，不管以何种策略调整，调整的进程，都将是坎坷而又惊心动魄的，对执政当局而言，调整过头会危及其当前的执政地位、权威和利益，丧失其当前种种优渥的地位，但延迟、停滞调整（改革）的进度，则更有可能被乱局拖入深渊，而这中间体现的就是政治家的智慧。我们深知“改革的时机应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也因此，我们希望决策层显现出改革的勇气，只有走出了这一步、走好这一步，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国才能够继续保有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

（注：本文为《陆家嘴评论》2010年11月号社论（即将发刊），《陆家嘴评论》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下属的连续性报告。作者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陆家嘴评论》主编。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