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季冰著：《下一站：中国》

　　内容简介

　　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鉴于中国的疆域范围、人口规模以及在历史上曾经达到的文明高度，它的重新崛起远不只是这个东方大国内部的孤立事件，而是一个“全球性”的大事件，它不仅关乎十多亿炎黄子孙的命运，也将对全人类的福祉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复兴的过程及其对世界而言的后果，一方面取决于中华文明的内在价值体系和当代中国民众及中国政治家的智慧，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世界对中国的态度：如果世界做好充分准备承认中国的重新崛起，并始终以宽容友善的姿态接纳它、帮助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将会一片坦途，世界也将在这一过程中分享到极大的好处；相反，如果世界对中国的重新崛起充满怀疑和恐惧，甚至一再地拒斥它，那么，中国复兴的过程必将伴随着痛苦和挫折，整个世界也将不得不同中国一起承受这个过程所带来的不幸乃至灾难。

　　作者简介：陈季冰，1967年12月生于上海；1990年7月毕业于同济大学热能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2年7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文学学士学位（第二学士）；1992年78进入文汇报，历任经济部记者、编辑、财经新闻版主编兼经济观察专刊主编、经济部主任助理；2002年1月离开文汇报，担任上海经济报（该报后改刊号为“第一财经日报”）副总编辑；2003年3月离开上海经济报，回文新集团，参与创办东方早报，任东方早报副主编。曾主持东早财经与评论工作，目前就职于上海商报社。2000年春获第二届“财经奖学金”，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门下进修经济学。近年来发表各类新闻评论及学术文章百余篇。

　　作者4月17日赐稿：一梦二百年：中国现代化的昨天和明天

　　目录

　　楔子 “中华复兴”与“大国精神”
　　1.走出“历史悲情”
　　2.从“渴望被承认”到“身份自我确认”
　　3.认识世界，认识西方，认识自己
　　4.民族复兴的精神准备

　　卷一 现代化的最后一跃

　　中国人如能对我们的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但在这个过程中要避免两个极端的危险。第一，全盘西化，抛弃有别于他国的传统。那样的话，徒增一个浮躁好斗、智力发达的工业化、军事化国家而已，而这些国家正折磨着这个不幸的星球；第二，在抵制外国侵略的过程中，形成拒绝任何西方文明的强烈排外的保守主义（只有军事除外）。（引自《中国问题》第4页，【英】罗素著，秦悦译，学林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贝特兰·罗素

　　全球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集团在2003年10月发表的一份题为《与BRICs共同梦想--通往2050年之路》的报告（注：这也是所谓"金砖四国"的出处，BRICs是Brazil（巴西）、Russia（俄罗斯）、India（印度）、China（中国）的英语开头字母的缩写，它与英语中"砖"（Brick）一词谐音。这个名词是高盛集团在上述报告中首先提出的，报告称，到2040年左右，上述"金砖四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目前的G6（G7中除去加拿大），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将向这些国家转移，并将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中预测，以美元计，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在2015年超过日本，并最终在2039年超过美国。在此后的几年里，高盛公司的研究人员又对这一预测作出过多次修正。他们称，最早2035年，最迟到2042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例如，率先提出"金砖四国"概念的高盛全球经济研究部主管吉姆·奥尼尔后来又预测，按照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很可能在2035年，中国就会成为比美国更大的经济体"。见《高盛谈金砖四国--预言2035年中国成最大经济体》，载2006年5月24日《北京晨报》；相关报道亦见2006年12月5日《参考消息》第16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也几乎与上述结果一模一样。（见【美】查默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m）《接受中国的崛起（上）》，《读书》2005年第6期。）这个预测得到许多权威经济学家的响应，《华尔街日报》2006年春对12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采访结果表明，有半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终将超越美国，坐上世界经济头把交椅。（见2006年5月16日《参考消息》第16版。）

　　对充满历史感的中国人来说，2040年是一个敏感时刻，令我们刻骨铭记的"鸦片战争"就是在200前的这个时候爆发的，当代中国人普遍把它视作中国衰落的象征。国际上的另一项预测说，到21世纪中叶，大中华地区（包括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GDP占全世界的比例将超过整个北美地区（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份额，上升到1/4，这一数字差不多正好回复到200年前的水平。当然，比较现实地来看，中国真正崛起为一个经济强国还要走过一段漫长的路途。例如，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即便维持现在这样的高速度，中国可能还需要花30到40年时间才能使自己的人均GDP超过亚洲邻国日本，至于赶上美国则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纪。然而，总量上的"世界第一"已经足以令国人扬眉吐气，也令世界为之震动。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说，"把中国视为一个大角色是远远不够的，她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角色。"而法国前总理拉法兰（Jean-Pierre Raffarin）的话更会强烈地感染我们，"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他们所遵循的将不是美国标准，而是中国标准。"（见2006年12月21日《参考消息》第16版。）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美丽的画面：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失败、屈辱和挫折以后，中国又一次回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一个激动人心的"中国世纪"已经在向我们招手！这一切来得太快了，快得让我们不敢相信，更让我们来不及作出必要的反思。然而，越是在这样的时刻，反思就越显得必要和紧迫。让我们听一听经济学界的泰斗、美国第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1915- ）的评论："中国将成为世界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如果它不受政治制度阻碍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如果'。"这个"如果"正是我在本书"楔子"部分论及的所谓"中国重新崛起"的第一层次问题，即中国的现代转型能否顺利完成？而在我看来，未来的30年将是我们民族为实现独立、富强、民主、自由的漫长而曲折的现代化运动的"最后一跃"。

　　第一章 现代化的精神历程
　　1.穿越“历史三峡”
　　2.现代化：精神内核与现实路径
　　3.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第二章 改革需要再出发
　　1.第一要务：政府自我改革
　　2.“精英责任”与制度改进的“第一推动力”
　　3.愈合“社会的精神分裂症”

　　第三章 新世纪“关键词”
　　1.“和谐社会”、“利益集团”与民主政治
　　2.“以人为本”的民本叙事
　　3.“科学发展观”提出的两大问题
　　4.“节约型社会”和“创新型社会”的中国路径

　　第四章 百年现代转型的最后一环
　　1.一个诞生中的业主委员会
　　2.新闻自由、新闻规范与媒体的“社会共同体”
　　3.培育政治现代化的社会基础

　　卷二 西方的“中国想象”

　　我们迷惘地看着这一怪僻的民族。他们既聪明又愚蠢，既软弱又有忍耐性，既懒惰又惊人的勤劳，既无知又机灵，既憨厚而又无比的狡猾，既朴素又出乎常规的奢华，无比的滑稽可笑。人们一向把中国看做地大物博但国力虚弱，有发明创造但墨守成规，讲迷信但又不信神，生性凶暴残忍却又明智，宗法制而又腐败。由于我们对中国人的认识困惑不解，所以不知道应将他们列在我们文明体系的什么位置上，虽则我们可以明确地确定埃及的、犹太的、希腊的和罗马的文化在文化体系中的地位。我们既不能像他们看待我们一样将他们视为野蛮人，又不能把他们抬到与我们同样骄傲的地位，于是只好把他们列为另一领域，编入另一个历史顺序之中，即将他们划归到实际存在但不可理解却又与我们永远共同生存的一个类别中了。（注：摘自著名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Paul Valéry，1871-1945）为中国作家盛成著《我的母亲》一书所写的序言，这里转引自《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上册第84-85页）--保尔·瓦莱里

　　性格决定命运，但环境会通过对性格的塑造而影响命运。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复兴，首要当然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智慧、努力，再加上运气。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制于我们所面对的外部环境，尤其是西方对中国发展的态度。这里包含两层意思--

　　首先，全球化改变了民族历史发展的轨道。在今天这个国际间紧密依存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实际上，中国过去一个世纪的现代化努力之所以一再受挫，外部环境的恶劣可能是比内部社会条件制约更为直接的因素--它极大地催化了原来已经十分强大的内部不利因素。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中国或许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基本完成了现代化；如果没有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国或许不至于迟至20世纪70年代末才走上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真所谓"造化弄人"！至今想起来还令人扼腕叹息。不过历史不存在这样的"如果"，关照过往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外部不确定风险。

　　第二，这个世界至今还没有走出过去300年来西方主导的格局，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们也很难看到有根本上扭转这种格局的趋势。西方的影响早已深刻地渗透了我们的所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当代中国人是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看待西方，甚至看待我们自身的历史和现状的。强势的西方文化就像一面巨大的隐形玻璃窗一样矗立在我们面前，我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材质、构造和机理，但我们看到的大千世界却无不经过了它的过滤，尽管我们中的很多人还天真地确信自己看到了事物的原貌。

　　后者也许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和中华文明复兴历程中遭遇的更为现实的难题，它也决定了这种"复兴"已不可能只是历史上那个令人骄傲的文明传统的简单回归。但在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也并非铁板一块，它是有可能因为我们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因此，对于急切地渴望成功的当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惧怕外部风险，就修筑一道心理上的"长城"，把自己与外部隔绝开来。相反，我们只有尽可能地拆除一切有形和无形的藩篱，才能更好地了解西方，了解西方是如何看待我们的，从而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最终使充满不确定性的外部环境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演化。

　　第五章 从伏尔泰的天堂到黑格尔的地狱
　　1.“新加坡不在中国吗？”
　　2.西方认识中国的五个阶段
　　3.中国：西方自我关照的一面镜子

　　第六章“唱衰中国”——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上）
　　1.“中国饥饿论”
　　2.“中国统计数字造假论”
　　3.“中国崩溃论”
　　4.“中国无关紧要论”

　　第七章 “中国威胁论”——当代的两种“中国想象”（下）
　　1.经济威胁
　　2.政治和军事威胁
　　3.人口、资源、环境威胁
　　4.“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

　　第八章 另一个中国
　　1.郑和的故事，一段历史注脚
　　2.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
　　3.现在，西方准备好了吗？

　　卷三 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

我相信我们正在进入我们发展中的一个新的而又是严格收缩的阶段，它将与此前近代生活的突进正好相反，乃是强迫我们首先要照顾自己内心的空间——自我反省、家庭亲密和对我们自身生态环境的责任——然后才是外层空间。假如我在这一点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从（东方的）经验里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这一点对于世界文明的下一个伟大的时代是同样真确的。没有一种新秩序不汲取过去的遗惠是能够持久的；但是也没有一种传统，无论是儒教的、佛教的或基督教的，在全球斗争的经验中是不加改造就能生存下去的。（引自《东亚文明——五个阶段的对话》第140-142页，【美】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著，何兆武、何冰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狄百瑞，原名William Theodore de Bary，当代美国远东思想史权威。）           ——狄百瑞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20世纪80年代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段大写的岁月。随着国门的重新打开，国人尘封以久的心灵之门也开启了沉重的封条。大多数中国人得以第一次真正用开放的心态面对外部世界和我们自己，面对过去和未来。现在，又一个20年过去了，回首那段岁月，我们不得不说，那是一个热烈但缺乏深刻、理想满溢但对通往理想之路及理想本身的复杂性严重估计不足的时期。即便如此，20世纪80年代仍然无愧于“新启蒙时代”的称号，并将载入中国现代化运动史册。

    但是，短暂的80年代以一种戏剧性的方式戛然而止以后，中国社会迅速折向了一条令“新启蒙”知识分子措手不及的轨道：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不仅没有丝毫停滞，反而在“南巡”之后义无返顾地加速前行，许多80年代不敢试、不敢闯的禁地到90年代以后变成了“创新者”的乐园。在以后的10多年里，中国经济取得了改革开放以后最快速的增长，并在90年代末带领整个东亚地区成功地抵御住了亚洲金融危机风暴的袭击。而且，以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日益主动融入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当21世纪的曙光乍现时，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另一方面，由于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和诸如文化、社会、行政管理等各领域内体制改革的严重滞后，大量社会矛盾沉淀积累并日趋尖锐化。其中最突出的无疑是贫富差距扩大、贪污腐败猖獗和生态环境恶化，以及很大程度上与此密切相关的几乎整体性的思想道德滑坡。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精神“断裂”：80年代的中国人是“不满意”的，物质生活的匮乏使他们常常牢骚满腹，但社会的总体精神状态却是积极向上的。人们普遍相信“面包会有人，牛奶也会有的”，困难和不满只是暂时的。90年代以后的中国人不能说是“不满意”的，绝大多数人在物质生活方面获得了普遍且相当大的提高，尽管不同人群的提高幅度有着惊人的落差。然而，社会的整体精神状态却反而陷入一种焦虑、失落和迷惘的状态。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思想还第一次出现了显著的分化：“成功者（赢家）”缺乏安全感却又继续无视“失败者”的呼声，“失败者（输家）”在对未来无望之际转而美化改革前“人人平等的好时光”，而“中间阶层”的阙如则很可能令这种越来越激烈的对峙缺乏最基本的缓冲地带。

    在上述背景之下，过去10多年里中国社会先后爆发了两次大规模的思想争论。其中第一次主要集中于思想文化学术专业圈，论争的高潮在1997-1999年，其成果大多见诸《读书》、《战略与管理》、《天涯》等知识分子读物；而第二次则波及全社会，争论的高峰出现在2004-2005年，各方观点通过报纸、特别是近年来蓬勃兴起的互联网等大众传播媒体得到了大范围的宣示。这两场思想论战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第一次是第二次的知识来源和理论基础，并为后者作好了充分铺垫；第二次则是第一次的延续和普及。更准确地说，两场争论到目前均仍未结束，它们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有力的社会思潮，并对当今的现实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九章 知识精英的思想分化
　　1.“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争
　　2.“民族主义”与“天下主义”之争
　　3.“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

　　第十章 对“改革之争”的评价
　　1.“郎咸平旋风”与“改革之争”
　　2.“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终结
　　3.不是向左还是向右，而是向前还是向后

　　第十一章 “民意”的转向及其后果
　　1.“原罪”的密码
　　2.社会对管制的需求
　　3.“新双轨制”的罪与罚
　　4.“顺应民意”的新一轮政府权力扩张
　　5.“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

　　卷四 通往文化重生之路

中国人以及一切东方的民族现在所担负的工作，依我看起来，不仅把他们自己从他们的政府以及外国人加于他们身上的痛苦里面解救出来，并且还要把这个过渡时代——他们都在那里，没有例外——的出路指示给一切的民族。（注：摘自托尔斯泰给辜鸿铭的一封信，原信见《东方杂志》第25卷第19号，85-87页，味荔译，译自《世界周刊》第13期。这里转引自《中国印象——世界名人论中国文化》（下册）第180页，何兆武、刘卸林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

                                         ——列夫·托尔斯泰

在经历了整个20世纪90年代埋头发展经济而不问世事的“务实”阶段以后，跨入新世纪，特别是2003年以后，中国社会又重新进入了一个新的“思想活跃期”。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度沉寂不闻的有关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讨论再度在媒体和大众中渐次升温。然而，讨论政治必然要涉及思想文化。在我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也确实到了又一个关键节点，思想文化的问题必须被摆到桌面上来。如我们在本书开头时就指出的，国家崛起、民族复兴的前提是“人的崛起”和“人的复兴”。迎接这个“崛起”和“复兴”所必须做好的“准备”，归根结底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准备。

　　第十二章 政治与文化
　　1.当春节遭遇“圣·瓦伦丁节”……
　　2.“政治中国”与“文化中国”

　　第十三章 古今中西之辩
　　1.“抵制圣诞节”与“弃龙”风波
　　2.古今中西，月亮哪个最圆？
　　3.佛教的引进——整合异质文化的一个成功先例
　　4.“帝国语言”的命运

　　第十四章 面向未来的文化重生
　　1.余英时：文化危机与文化重建
　　2.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
　　3.许倬云：中国文化突破与普世世界文化之催生
　　4.为中国文化的重生努力和祈祷

　　尾声 上海神话

　　1.从巴黎到纽约
　　2.“世界之都”的中国轮廓
　　3.苏州河以北……
　　4.锻造面向未来的“城市人格”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