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的三个“药方”--智效民文存

作者：智效民 丁东

刘道玉

恢复高考的功臣

智效民：教育有问题，大学怎么办？是当代中国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刘道玉批判当代教育的五卷本《创造教育书系》，就全面反映了他在这方面的意见。

丁东：多年来，社会各界对教育议论纷纷。这些意见可以用“四个不满意”来概括，一是学生不满意，二是教师不满意，三是家长不满意，四是用人单位不满 意。其中，有一方面的声音特别值得关注，那就是来自大学校长的批评。比如担任过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担任过华中师大校长的章开沅、担任过南京大学副 校长的董健，都发表了独立的批评意见。其中思考最深入、最广泛、最系统的就是担任过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

智效民：刘先生今年76岁，从他的经历来看，几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兴衰的见证人。

丁东：这种判断基本上可以成立。刘先生1958年在武汉大学读完本科，又师从曾昭抡教授从事化学研究，取得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上世纪 60年代，他被派到苏联留学，在中苏关系破裂后，成为闻名一时的“反修战士”。“文革”初期，他被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王任重提名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联 络组组长，受到重用。但后来又沦为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受到审查批斗。“文革”中大学刚刚恢复，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党委副书记，还当选为中共十 大代表。1977年4月，他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司长。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复出后，召开科教座谈会，他作为座谈会的组织者之一，曾建议来自武汉大 学的教师查全性当面向邓小平建言，废除“文革”中实行的大学招生推荐制。于是邓小平当即决定恢复中断多年的高考制度。紧接着，他又参与了研究生制度的恢复 工作。

智效民：恢复高考制度，是改革先声。在这方面，刘先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是功不可没。

丁东：不仅如此。1981年，他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年仅48岁。他主政武汉大学7年，其间曾提出“金牌精神”的办学理念，并试行了学分制、 转学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等一系列改革，使武汉大学焕发勃勃生机，无论教学还是科研，在全国都处于领先地位。因此当时的武汉大学被誉为“中国 高等教育战线上的深圳”。

智效民：当年的刘道玉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只要勇于改革，大学是可以办好的。如今教育问题大，大学办得很不好，其原因就是，近二十年来，我们的教育丢掉了改革初期的精神，走上一条“遇事向上看、遇人向钱看”的不归路。

《创造：一流大学之魂》

“天”有病，人知否？

丁东：这也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刘道玉在谈到中国大学精神的重建时指出，历史上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洋大学、浙江大学等在蔡元培、蒋梦麟、梅 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的领导下，将西方的大学理念与中国的教育传统融合起来，并以中国教育家的气质，塑造了各自的大学精神。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初，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院系调整和一个接着一个的政治运动，受到了极左思想的严重破坏，独立的大学精神中断了。几代教育家培育的大学传统，也被彻底否定了。

智效民：历史是一面镜子。我在《八位大学校长》与《六位教育家》两 本书里回顾了民国时代的教育，就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一点借鉴，看看我们的教育出了什么毛病。对照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以前那些校长、教育家所奉行的独立之思 想、自由之精神，今天难见踪影，相反，纯净的校园蜕变为滋生学术腐败的土壤。可见当代教育确实是出了毛病，而且病得不轻。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对于国家、民族乃至家庭来说，教育是最大的事情。如果教育有了病，而执掌教育管理权力的人却熟视无睹，这是很危险的。

丁东：基于这种担忧，刘道玉开出三个“药方”：一是改变陈旧的教育理念，二是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三是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比如在谈到第一个 问题时，他说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例如难以遏制的腐败、屡禁不绝的“重点”、硝烟弥漫的高考、铺天盖地的补习、积重难返的不公……“归根到底是陈旧的 教育观念，即学而优则仕、状元情结、灌输和死记硬背式的应试教育与考试方法和浮夸风等在作祟。”

智效民：第一个药方犹如药引。也就是说，如果不改变陈旧的教育理 念，其他问题就无法解决。刘道玉认为，陈旧的教育理念有一个源头，那就是“塑造”。在现代汉语中，大家对“教育”和“塑造”的区别不大注意。这其实是很有 讲究的。刘先生分析说，教育有两个含义，一是教，二是育。前者是“上施下效”的意思，而后者是西方人所谓“成长”的意思。但是千百年来，我们只强调“教” 的功能，完全忽视了“育”的作用，这就极大地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

丁东：在教育方面，我们强调“塑造”，西方主张“成长”。强调“塑造”，就有古代的科举考试和当代的应试教育，家长也会有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愿 望；主张“成长”，则是顺应孩子的自然发展，不干预他们的兴趣和选择，让他们在独立、民主、自由的氛围中成长。刘先生认为，这是杰出人才成长必须遵循的规 律。

智效民：西方的这种教育理念，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认为， 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心里，教师的作用只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主张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 识，而不是传授所谓的知识或智慧。正因为如此，爱因斯坦认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 个和谐发展的人”。

相比之下，所谓“塑造”，用刘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按照一种固定的 模具，把原料注入到模具中，然后出来的就是流水线上规格相同的批量产品。”这种说法与老一代学者如出一辙。已故语言学家吕叔湘指出：“教育的性质类似农 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 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丰子恺先生画过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非常认真 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一个个从模子里脱出来的泥人。叶圣陶看到这幅漫画以后，感慨地说：“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 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现在看来，这种应试教育就像制造泥人一样。

双重脱轨的教育

丁东：刘先生说，我们现在仍然是执行三百多年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建立的“以课堂、书本和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但是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摆脱了这种教育模式，因此，我们与世界教育的趋势格格不入。他提出以自学、课堂讨论和科学研究为内容的创造教育模式，简称SSR模式。

智效民：教育要不要与国际接轨，学习世界的成功经验，现在成了问 题。我前几个月去台湾参加五四运动纪念活动，专门去台湾大学参观，看到台大至今保留着日据时代的校门，给人一种沧海桑田的感觉。相比之下，我们的许多学校 都热衷于重建校门这种门面工程。硬件建设还好说，可以跟上来，软件就不行了。

丁东：当代教育不但缺乏开放的胸怀，不能主动与国际接轨；而且也缺乏改革的意识，不能主动与时代接轨。这种双重脱轨的现象值得关注。

智效民：去年年初，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上发过一篇文章，就 如今的教育总结了三个问题：一是“计划教育”无视学生的兴趣，二是衙门化管理制度剥夺了教师的权利，三是垄断性体制影响了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我认为，计 划教育与计划经济一样，都是上世纪50年代的产物。如今计划经济早已被否定，但计划教育却仍然大行其道。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我们仍然用统一招生、统一 考试、统一大纲、统一教材、统一进度的办法来管理教育，管理学校。这种“大一统”的计划管理体制不仅大大影响了各级各类学校独立自主办学的积极性和创造 力，而且还很容易把学生培养成千人一面的标准化工具。另外，在这种体制下，考核中小学校的主要标准是升学率。为了追求升学率，中小学只能把单纯的知识训练 放在首要位置，从而剥夺了学生的其他兴趣与“和谐发展”的机会。这是造成死记硬背教学模式及其办学机制的根源。于是有人把学校比作炼丹炉，把学生比作“考 试机器”。当时我不知道刘先生半年前在 《教育信息报》就发表了类似的看法，并提出 “必须摒弃大一统的教育领导体制”。

丁东：刘先生毕竟经历了整个教育改革的过程，因此他的感受更直接，也更深刻。他回忆说：“1984年10月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对于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为了使我国教育与经济改革相适应，于1985年5月又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希望以此推 动教育改革不断深入。……可是，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个重要的决定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他甚至表示：“我敢说这个文件已经被绝大多数人遗忘了，现在的教育 部门领导者没几个人知道这个文件，更不用说贯彻执行了。”

敢问路在何方？

智效民：还有一种接轨，就是与五四传统接轨，与蔡元培、蒋梦麟、胡 适、梅贻琦、张伯苓、竺可桢等人所奠定的大学精神接轨。这种精神概括起来就是“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16个字。其中又以教育独立最为 重要。刘道玉先生指出，由于不言自明的原因，这些早已“被世界著名大学实践证明了的，也是符合教育规律的”的原则，要在我国大学中实现却很困难。

丁东：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出当前应该努力做好的三件事：首先，要认真学习与研究教育学，以科学的教育理论指导大学精神的建设。其次，必须选拔具有创 新思想的教育家当校长，由他们设计与培养大学精神。再次，必须锐意进行教育改革，他认为新的大学精神决不能闭门造车，只能在改革的实践中产生。

智效民：刘先生非常欣赏这样一句话：“政府有责任投资教育，但没有必要经营学校。”这就把政府与教育、政府与学校的关系讲得一清二楚了。

丁东：刘道玉离开大学校长的岗位时才54岁。以后20年，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不能当教育家，就当思想家，继续致力于教育研究。刘 先生既熟悉中国教育先贤的思想精华，又了解国际高等教育的经验与教训，再加上他对中国教育体制的内部机制感同身受，所以他发出的声音就显得特别鞭辟入里， 振聋发聩。他的批评意见处处点在穴上，他提出的建议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行性。

智效民：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这是刘先生喜欢的诗句，也是他本人的精神写照。我希望有关部门和教育界人士能够听一听他这些子规啼血般的声音。

丁东：听说刘先生身体欠安。我由衷地祝他健康长寿，继续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号脉。

发表于《南方周末》2009-0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