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还犯子是和平斗士？——中国的“宪法之父”张君劢--智效民文存

智效民

1946年年初，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隆重开幕。会议期间，适逢民盟常委、民主社会党主席张君劢60大寿（虚岁），因此各界人士纷纷前来祝贺。当时，周恩来献上一块写有“民主之寿”的匾额，以表敬意。令人不解的是，到了1948年年底，当一种政治势力在内战中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这位手无寸的铁花甲老人却被定为“战犯”。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张君劢便由一位民主人士变成了战争罪犯？

一、清朝末年的“洋翰林”

张君劢又名张嘉森（君劢是其字），1887年出生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一个“不为名相，即为名医”的著名家庭。他的祖父是个县官，父亲是位医生，可见这个家庭具有浓厚的济世救人传统。正因为如此，张家兄妹12人（8男4女）个个奋发向上，学有所成。其中大哥张嘉保，是上海棉花油厂的老板，四弟张嘉璈中国银行董事长，被称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八弟张嘉铸，曾致力于黄豆多种用途的开发，是中国蔬菜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九弟张禹九，是新月书店老板，新月派的著名诗人；二妹张嘉玢，即徐志摩的发妻张幼仪，是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副总裁；小妹妹张嘉蕊，既是一位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又是一名热情的社会活动家。

相比之下，张君劢似乎更加出色。他6岁进入私塾，12岁又考入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广方言馆是洋务派在上海设立的一所现代教育机构，它专门招收14岁以下儿童，除教授传统文化外，还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这让张君劢大开眼界。于是当15岁的张君劢考中秀才后，他自己并不满意。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了八股文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学问。

就在这一年，也就是1902年11月初，上海南洋公学（今交通大学）因为“墨水瓶事件”引发学潮，导致二百多名学生集体退学。为了收容这些失学学生，著名学者马相伯在以西方大学理念，在上海徐家汇创办了震旦学院。当时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兴奋，认为这所学校的问世标志着“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因此他不仅表示热烈的祝贺，还在文章中指出：“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实验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在梁启超影响下，张君劢立刻投考这所学校，并选择了马先生开设的拉丁文课程。不久，张君劢因学费问题转入南京高等学堂，随后又因为参加拒俄运动而被迫退学。据说在退学之后，张君劢还去了长沙，当了一名中学教员。

1906年张君劢东渡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专攻法律和政治。这时马相伯也来到了日本，并与梁启超共同创立“政闻社”，张君劢也参与其事。1910年，张君劢在稻田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随后他起程回国，参加了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并获得殿试资格。随后，他在殿试中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培育高级官员的摇篮，也是养育高层次学者的场所。当时人们把留学生称为“洋学生”，因此张君劢也成了一名前途无量的“洋翰林”。这是1911年的事，当时他24 岁。

二、民国初年的立宪派

但是，突然爆发的辛亥革命中断了张君劢的“翰林梦”，于是他回到上海，开始从事政治活动。起先，他出任宝山县议会议长，并与著名的立宪派人士汤化龙组织了“共和建设讨论会”。后来，该会与共和统一党、共和促进会等党派合并，成立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中国民主党。该党以“普及政治教育，拥护法赋自由，建设强国政府，综核行政改革，调和社会利益”为宗旨，与共和党、国民党形成三足鼎立之势。1913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后，中国民主党又与共和党合并，成立进步党，继续与国民党相抗衡。

民国初年出现的这种政党林立、分分合合的局面好像非常复杂，但仔细分析一下，则不外乎改良、革命两大派。前者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用和平、民主、渐进的改良方式，来推动社会进步。后者脱胎于清末的革命派，主张以暗杀、暴动、战争等革命的手段，来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对于革命派各种作法，梁启超深感忧虑。因此当国民党因宋教仁遇刺而发动二次革命时，梁启超便毫不留情地指出：如果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那就只能是“国事日非”、“生灵涂炭”，所以说这种“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

1913年，据说是为了躲避袁世凯迫害，张君劢在梁启超的安排下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15年，他获得柏林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启程回国，先后担任浙江交涉署署长、《时事新报》总编、段祺瑞内阁国际政务评议会书记长、冯国璋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1917年，他辞去所有职务，致力于唯心论哲学与教育问题的研究。

1918班，为了进一步研究宪政制度与政治哲学，张君劢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考察结束后，他留在德国师从著名哲学家倭铿进一步深造。1921年年底，他陪德国哲学家杜里舒来华讲学并担任其翻译。第二年，他参加了聂云台和黄炎培共同组织的“国是会议”，并起草了《国是会议宪草》，其中提出了“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聂云台是曾国藩的外孙，他不仅与黄炎培共同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创办了许多著名纺织企业，并担任过上海总商会会长，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等职务。

1923年，张君劢与杜舒里到达北京，在清华园做了题为“人生观”的讲演，由此引发了他与丁文江的“科玄论战”（亦称“人生观论战”）。这场论战不仅在当时影响很大，而且成为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不久，他返回上海，出任吴淞市政筹备处副主任，并在吴淞创办国立自治学院。1925年，国立自治学院改为国立政治大学，刚从海外归来的闻一多曾在该校担任训导长。随后，张君劢还与中国青年党负责人李璜合办《新路》杂志。1927年，国立政治大学被国民党勒令停办，第二年，《新路》又被国民党查封，张君劢也被逮捕。1929年，张君劢再次去了德国，在一所大学任教。

三、国共两党的批评者

1930年，在国内局势归于正常之后，张君劢返回北平，在燕京大学当了一名教授。1932年，张君劢与张东荪在北平成立国家社会党（后改名为民主社会党），并出版《再生》月刊，继续致力于宪政运动。关于国社党的缘起，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的：“本党的先进，在清末早已从事于宪政运动，至于海外部分，更具有一种浓厚的悠久的民族革命思想。所以假使进溯本党的历史渊源，恐怕比同盟会还要早些，也可以说是中国讲宪政最早的一个政党。研究系、进步党，虽然在名字上内容上和今日的国社党并不完全有关连，但未尝不可说是一脉相承。任何一个政党，其酝酿似乎都没有我们这样长久，因为我们大概经过了三十个年头，才有正式的组织。”由此可见，中国国社党继承了清末立宪派的传统，希望以在野党的身份，来推动中国的宪政运动。

宪政运动的最大特点，就是坚持使用“批判的武器”，而不是随便动用“武器的批判”。比如国社党成立伊始，张君劢就在一篇文章中尖锐地批判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文章说：“国民革命军以全胜之势，统一全国于青天白日之旗帜下，举昔日若有若无之国会与宪法而推翻之，而另行其一党专政或曰以党治国之制，人民之言论结社自由，概剥夺之，以之隶于党部监督之下，全国之治权，独中央党部得行使之，选举总司令与重要行政官员之权属诸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中央政治会议，简单言之，皆俄共产国之制度，稍变其形而移之于吾国者也。”

即使如此，这种以党治国的制度究竟有什么危害呢？文章接着指出：“数年以来，党部能压制文人之口说文字，而不能禁武人之拔刀相向，能压制党外人之批评，而不能禁党内同志之分裂，内部既不能自振，而国民之信用乃日衰落矣。”绝对权力必然产生绝对腐败。如果张君劢在文章中加上这一层意思，不仅会有更大威力，还会对后人有所启迪。

张君劢不仅批评执政的国民党，而且还用宪政思想来规劝共产党。比如1938年，他曾经以公开信的方式，向毛泽东提出三条意见：一是军队国家化，二是行政一体化，三是放弃阶级斗争的理论。当时正是抗日战争刚刚开始，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特殊时期，为了团结抗日，共同御侮，张君劢在信中恳切地指出：近代国家的最大特征就是统一。在诸多统一中，最重要者莫过于军权的统一。也就是说，“军队的教练与使命，必须出于一源，而后行动乃能一致。”如果军队不是属于国家而不是属于政党，那么军队就会与成为某种主义的工具。这样一来，国军就会变成党军，国家就会因为政党之间的分歧而发生战乱。基于这一认识，他劝毛泽东应该把八路军的训练、任命和指挥，“完全托之蒋先生手中”。张君劢还说：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应该是同一种法律，同一种行政系统。如果一个政党拥有一块特区，自立官制、自办学校，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天地，那就必然会形成封建割据。因此，他希望毛泽东主动取消边区、主动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以便增进全国团结，有利于持久抗战。

四、民主宪法的起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举行了重庆谈判。重庆谈判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决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关于这个问题，《会谈纪要》有如下表述：双方“一致认为应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并应先采必要步骤，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于是，当1946年政协会议开幕之后，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当时张君劢刚从海外回来，就承担了起草《政协宪草》的重任。因为他多年来致力于宪政研究，并事先写成一稿，所以当此稿付诸讨论时，获得各方面好评。有人认为张君劢匠心独运，在这部宪草 “以五权之名，行三权分立之实”，弥补了《五五宪草》的局限性。也有人说：“张君劢的这种设计，（使）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尤其是周恩来，简直是如获至宝，佩服之至。”

由于政协会议的召开，使国共关系在表面上达到最佳状态。但是好景不长，就在这一年4月苏联红军撤出东北之后，基于对东北战略要地的争夺，国共两党的关系明显恶化。不久，战火蔓延到关内，山西、河北、江苏等地的军事冲突日趋激烈。与此同时，国共两党的谈判也濒于破裂。蒋介石认为中共是利用谈判拖延时间，以便积蓄力量发动内战；而共产党则宣称因为国民党毫无诚意，所以他们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为了让这次大会成为国民党的独角戏，中共力劝作为第三势力的民盟采取一致行动，抵制国民大会的召开。但是以曾琦为首的青年党和以张君劢为首的民社党（即国社党）却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中共看来，参加不参加这次大会，乃是能否“站在人民一边的试金石”。这显然就是曾琦和张君劢被中共列为战争罪犯的根本原因。

大会期间，国民党部分代表对“政协宪草”表示不满，企图重新回到“五五宪草”的模式。于是民社党副主席蒋匀田准备率全党离会以示抗议。所幸蒋介石深明大义，他劝说国民党代表要忍让，要尊重民主党派的意见，这才在“政协宪草”的基础之上，通过了由张君劢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正因为如此，张君劢被称为“中国宪法之父”。有意思的是，在大会开幕式上，蒋匀田发现会场上悬挂着国民党党旗，便立即在发言中表示，今天的大会是国民大会，并不是一党大会，因此不应该悬挂国民党党旗。如果一定要挂，也应该挂民社党和青年党的党旗。于是大会主席团采纳了这个意见，将国民党党旗撤下。

五、宣讲宪法的演说家

张君劢深知，中国不仅需要一部宪法，更需要维护与执行宪法的广大民众，否则宪法就会成为一纸空文，国家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因此张君劢政协会议结束后，立刻在上海愚园路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央总部发表系列演讲，对有关宪法的许多问题做了详细解释。商务印书馆把这些演讲集中起来，以《中华民国民主宪法十讲》为名正式出版，成为最好的普及宪政的一种读物。

这本书的第一讲是“国家为什么要宪法？”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张君劢首先对国家做了界定。他认为，国家是为了维持人民生存、保障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一个机构。这与我在中学政治课上所学的概念截然不同。当时政治老师告诉我们：“国家是一种暴力机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紧接着张君劢分析说：沒有国家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如果沒有国家，人民就失去了保护，就会成为亡國之民，与此同时社会也会陷入混乱。但是，有了国家也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因為国家有兵权，有警察，有法院。如果不能限制国家的权力，它就不仅可以随便逮捕人民、还会以国家的名义征收人民的財产，夺取人们的性命。正因为如此，就需要一部法律来规定人民与国家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权力，而宪法就是这样一部法律。换句话说，宪法是“規定政府权力如何分配於各机关，以達到保護人民安全與人民自由”的法律。

在这一讲结束的时候，张君劢还强调说：为了使宪法不至于成这一纸空文，在制定宪法之后，还要使全体国民养成遵守宪法的习惯，不断提高维护宪法的警觉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出三条措施：第一，如果有人被政府非法逮捕，人民一定要设法让政府放人，并使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捉人。第二，如果政府随便查封一家报纸，人民一定要诉诸舆论或法律，使言论自由真正得到保障。第三，如果政府不能公开每年的预算，或者只是表面公开而暗藏玄机，人民也要通过舆论和法律来主张知情的权利。相反，如果大家对自己的权利和政府的违法行为熟视无睹，淡然处之，那就会出现有宪法无宪政的局面。正因为如此，他认为“人民对他的权利的警觉性，乃是宪政的第一块础石。”

除此之外，张君劢还就当时的局势对国共两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说：“現在的国共对立，一个以三民主义為出发点，一个以共产主义為出发点。国民党是融合十九世紀以來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乃至社会主义三种主义冶於一炉，乃有所謂三民主义。共产党的思想是追源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同時又拿俄国革命以來的列宁、斯大林為模范的。两方拿武力为政爭工具，长此以往，人民的生命財产，人民的自由，可以說丝毫沒有保障了。因為国內一有战爭，全国人民哪有自由之可言。所以我們可以明白說：战爭即是自由的坟墓，惟有和平乃是自由的堡垒。我們明白這點，就知道內战一日不停，我們国家就一日沒有民主自由，所以我們要民主自由，一定以停止內战为前提。”由此可见，张君劢不仅没有一兵一卒，不具备发动战争的客观条件，而且还在全力以赴地呼吁和平。把这样一个人定为战犯，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该书的第二讲是“吾國憲政何以至今沒有確立？”张君劢在这一讲中首先回顾了自民国成立以来，中国已经颁布过好几部宪法，但从来没有认真实行过。于是有人产生怀疑，认为中国没有能力实行真正的宪政。为此，张君劢从心态（mental attitude，今译为精神状态）和心习（mental habit，今译为心理习惯）两方面作了分析，从而找出阻碍中国实行宪政的七大病根。这七大病根是：帝王思想、割据一方、越轨为能、舞文弄法、治乱循环、人民愚昧、举棋不定。从表面上看，除了人民愚昧之外，其他病根都是统治者的问题。但如果分析一下，所谓“人民愚昧”也完全是统治者造成的。因此中国的宪政始终未能确立，完全是统治者的罪过。

张君劢还指出：民主政治的要害是重在参与，参与的好处，不仅是可以行使公民的权力，而且还可以改变人们对政治所采取的袖手旁观的习惯。因此他认为，对于人民来说，仅仅是摆脱愚昧远远不够，还要为大家提供各种各样参与政治的机会，其中包括参与竞选、批评政府、组织反对党、提出不同政见等内容。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养成大家的政治责任心，否则就会引来不负责任的批评或捣乱。

除此之外，该书还有“人權為憲政之基本”、|“國民大會問題”、“行政權（總統與行政院）”、“立法權（立法院等）”、“司法獨立”、“民主國政黨”、“立憲國家財政”、“|朝野上下之大責任”和“新憲法施行及培植之關鍵”（后来补充的一讲）等精彩内容。因篇幅关系，这里只能介绍一下第十讲对战争与和平的议论。

张君劢说：制定这部宪法，是希望达到三个目的：一是造成国家統一，二是奠定国家和平，三是促成国家法治。由于没有统一就没有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法治，因此他指出：“假定一国以內之地方區域或党派，可以握有武力军队，同政府军队对峙”，要实现统一、和平与法制，是不可能的。“假定中国的党派认为国內的政治还是要拿武力解決，那么中国的政治永远离不了陈胜、吴广、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的方式”。因此他强调应该在政治上提倡容忍的精神，而各党派同时并存就是这种容忍精神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大家尽可各有各的自由，但是不許煽动叛乱，不许武力推倒政府”，乃是容忍的基本准则。

纵观张君劢的一生，他不仅没有半点发动战争的嫌疑，而且还始终是献身于和平、民主、宪政的斗士。如今重新翻阅这段历史，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被定为“战争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