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辛：一个被抽掉灵魂的人 - 五柳村文存

一个被抽掉灵魂的人
纪 辛（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三时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梁思成的灵魂。
林洙回忆起她第一次拜访梁家时的情形。那天梁思成不在，他到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去了。
林徽因，这位旷世才女先是问了问林洙来京后的大概情况，又问当时还是Miss的林洙对北京城的印象，不待林洙回答，林徽因自己就兴致勃勃地介绍起了北京城：
北京城几乎完全是根据《周礼》《考工记》中‘匠人营国，方九里，
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规划思想
建设起来的。
林徽因看出林洙不懂上述话的意思，便接着解释说：
北京城从地图上看，是一个整齐的凸字形，紫禁城是它的中心。除
了城墙西北角略退进一个小角外，全城布局基本是左右对称的。它自北
而南，存在着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北起钟鼓楼，过景山，穿神武门直达
紫禁城的中心三大殿。然后出午门，天安门，正阳门直至永定门，全长
八千米。这种全城布局上的整体感和稳定感，引起了西方建筑学家和学
者的无限赞叹，称为世界奇观之一。
‘左祖右社’是对皇宫而言。‘左祖’指皇宫的左边是祭祖的太庙，
‘右社’指皇宫右边的社稷坛（现在是中山公园）。‘旁三门’是指东、
西、南、北面城墙的四面各有三个城门。不过北京只是南面有三个城门，
东、西、北面各两个城门。日坛在城东，月坛在城西，南面是天坛，北
面是地坛。‘九经九纬’，是城内南北向与东西向各有九条主要街道，而
南北的主要街道同时能并列九辆车马即‘经涂九轨’。北京的街道原来是
很宽的，清末以来被民房逐渐侵占越来越狭窄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当年
马可·波罗到了北京，就跟乡巴佬进城一样吓懵了。欧洲人哪里见过这
这么大气魄的城市。
两人都笑了。林徽因接着说：
‘面朝后市’也是对皇宫而言，皇宫前面是朝廷的行政机构，所以
皇帝面对朝廷。‘市’是指商业区，封建社会轻视工商业，因此商业区放
在皇宫的后面。现在的王府井大街是民国以后繁荣起来的。过去地安门大
街鼓楼大街是北京为贵族服务的最繁华的商业区。前门外的商业区原来
是在北京城外，因为辽代与金代的首都在现在北京城的西南。元朝的大
都建在今天北京城的位置，当然和金的旧都有联系。那时从旧都来做买
卖的商人，必须绕到城北的商业区去，所以干脆就在城外集市。北京前
门外有好几条斜街，就是人们在新旧两城之间走出的道路，开始在路旁
搭起棚户。慢慢地发展成为固定的建筑和街道。过去一有战争，城外的
人就往城里跑，到了明嘉靖年间，为了加强京城的防卫才建了外城。
已经病入膏肓的林徽因一口气给当时对北京知之甚少的林洙勾勒出一幅完整的北京历史沿革地图。
这是1948年初秋的一天上午。阳光灿烂。
林徽因给林洙上了关于北京、也是关于建筑的第一课。这样以清晰易懂的语言将北京的历史沿革、中国建筑艺术和建筑美学的基本常识完整扼要地介绍给当时尚对建筑几无所知的林洙，给她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致她四十年后还记忆犹新。她后来回忆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宏伟的北京城地图，在我眼前勾画了出来。”其实另一个人，也就是梁思成，同样能给林小姐上这第一节课。也许略微缺乏林徽因特有的女性敏感，还有林徽因的热情洋溢，但语言会更简练，也不乏幽默。
想当年，梁任公先生的大公子梁思成以求婚者的身份第一次拜访Miss林——林徽因的时候，他也对建筑一无所知。他喜欢美术、音乐。林小姐便给梁思成上了第一课——什么是建筑。当时，梁思成正是“君子好逑”的年龄，对豆蔻年华的林小姐爱慕至深，加上他本来就喜欢美术音乐。于是，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建筑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林小姐也就成了梁思成的太太，直至她先走完自己的生命历程。（“文革”中梁言真后悔选择了建筑，此是后话。）
于是，中国就有了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前不见古人，以后也不会再有的建筑师、建筑历史学家、建筑艺术大师的梁思成。当时，梁、林二位都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这些。他们二人自自然然地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不仅是中国，而且是整个人类文明史的里程碑上。
于是，冥冥之中梁思成就注定要背上十字架。林徽因有幸早殁。因为梁林二人本是一体，林的早死，使梁思成独自背上了原该由林徽因分背的一半。这就使十字架在中国“辉煌”的几十年中格外沉重地压在梁思成那瘦小的身躯上。
华北古建筑调查，辉煌地发现了佛光寺——东洋人武断地宣布中国不可能存在的唐代木制建筑；日本人的狂断被打破了。
西南李庄那艰难竭蹶而却是梁林二人人生历程最为辉煌的一页。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了中国知识分子中最优秀部分的最令人骄傲又最催人泪下但又最具悲剧性的一页：林徽因将不久于人世。他们在李庄完成了人格的升华，这第一次是他们夫妇二人共同完成的。费正清回忆道：“当我再次见到他们的时候，两人都已半残了”。第二次是梁思成一人独自完成的。因为林徽因已与梁思成人天相隔。
悲剧的最后一幕在于梁思成不似乃父—— 戊戌年梁启超知事已不可为，脱身东瀛，以期东山再起。梁思成则死也不肯离开中国，他是准备身殉的 ——殉一个时代 —— 却是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代。
临终前，他非常非常地遗憾：台湾尚未回归大陆 ——全国山河唯台不红。他死难瞑目，要家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位中国建筑史上的泰斗在政治上是多么多么地惊人地天真啊！
梁思成在追求林徽因时，曾在松坡图书馆门上书一告白：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 .（情人不愿受干扰） 他非常不高兴徐志摩作“第三者”。
但在“太太的客厅”中却有徐志摩的座位。徐志摩用英语和林徽因讨论诗歌。梁思成也是精通英语的。只是他很少说话，经常是抽着大烟斗，洗耳恭听太太与这位新月派领袖的高谈阔论，有时笑笑。
徐志摩飞机罹难后，从北京来料理后事的朋友带来了一个碧绿铁树叶编成的花圈，不过尺径大小，花圈上缀有白花，希腊式的，“一看就知道是梁思成、林徽因二人亲手制作的”。别人也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花圈来。按照林徽因的嘱咐，他还拾取了一块飞机残片 —— 它一直挂在林徽因卧室的墙壁上，直至林徽因去世。
他家里还有位大逻辑学家，大逻辑学家在“太太的客厅”中是常客 ——他差点儿就和林徽因成了一家子。后事未果：太太的丈夫和大逻辑学家都准备牺牲自己，成全对方。逻辑学家的理性终究是高于常人的，连梁思成也比不上，终归还是梁林一家。但逻辑学家把一盘高级蛋糕体贴地端到林徽因床前时（这时林已卧床不起了），丈夫梁思成安详地坐在沙发上吸着烟斗，欣赏着这一幅人类感情史上最美好的画面——他大概忘了他本人就是这幅画的作者之一。
梁思成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
梁思成在中国首先提出了城市的整体规划问题。
梁思成首次以现代工程制图法将《营造法式》诠释出来，揭开了中国独特独有的极富魅力而又古老神秘的建筑艺术的一页。
梁思成在中国竭力提倡通才教育。他要培养的不仅仅是建筑工程师，还必须是环境保护专家，最重要的，建筑家本人必须是艺术家。他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家。
梁思成后半生的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保护北京的城墙——这举世无双的人类文明史中的建筑瑰宝。但他在这方面不折不扣地是一个唐·吉珂德。因为他与之搏斗的是一位要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能看到处处是烟囱的共和国伟人。他的失败是不言而喻的。为此他耗尽了自己的最后生命。
“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辉耀目的璎珞了。”
没有人理睬他。
梁思成后来的夫人林洙在回忆录中记载了梁思成为保护北京的城墙与一系列权要的激烈冲突。感谢她，否则，我们不会知道我们这个民族是多么善于毁灭自己。
《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这是一位外国人，瑞典美术史学家奥斯伍尔德·喜仁龙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环绕北京城墙外围步行一周后写下的具有国际水平的经典性著作。如果诺贝尔奖中有美术史奖，喜仁龙必中无疑。
几十年后的今天，中外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对北京的城墙进行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运用了包括卫星遥感测试等先进的科技手段，发表了一系列具有国际水平的论著，解释了梁思成和喜仁龙时代因科技手段的局限而无法解释或解释不确的一些问题。但没有任何论著能与喜仁龙的著作相媲美。换句话说，再不会有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那样的著作了，因为北京再没有城墙和城门了 —— 残留的两三座城门，在八十年代交了鸿运，油头粉面，修饰一新，因此游客如云 —— 因此喜仁龙在北京还存有真正城墙与城门的时代登上了中国美术—建筑艺术史的颠峰，作为一个外国人，他是多么的幸运！
我们完全有理由将1949年以前的时代称为梁思成—喜仁龙时代。
1969年冬春之交，北京的城墙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最高指示：深挖洞！于是明清几百年的城砖成了筑“深洞”的最佳材料。傲立了几百年的北京城墙毁于一旦！
林洙回忆道：
当思成听到人们拆城墙时，他简直如坐针毡，他的肺气肿仿佛一下子
严重了，连坐着不动也喘粗气。他又在报上看到拆西直门时发现城墙里还
包着一个元代的小城门时，他对这个元代的城门楼感到了极大的兴趣。
“你看他们会保留这个元代的城门吗？”他怀着侥幸的心情对我说，
“你能不能到西直门去看看，照一张相片回来给我？”他像孩子般地恳求
我。
“干吗？跑到那儿去照相，你想让人家把我这个‘反动权威’的老婆揪
出来示众吗？咱们现在躲都躲不过来，还自己送上门去挨批呀？”我不加
思索地脱口而出。忽然，我看到他的脸痛苦地痉挛了一下。我马上改变语
气，轻松地说：“告诉你，我现在最关心的是我那亲爱的丈夫的健康。除
此以外什么也不想。”我俯下身子，在他的额头上吻了一下。但是晚了，他
像一个挨了呲儿的孩子一样默默地长久地坐在那里。
林洙当时的做法是很现实的。一个“反动权威”的老婆跑到西直门照相，很可能被当时警惕性高的老百姓抓住，扭送到什么革命群众组织，这样，梁思成的头上除了“反动权威”的帽子外再扣上一顶“特务”的帽子。在那个年头，这很可能是要命的：没事儿随便到处拍照，扣上顶“特嫌”的帽子也不过分。到了那个地步，周恩来恐怕也救不了他。梁思成的生命也许就会早两三年画上句号。
但是，没有了建筑，没有了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梁思成的生命其实意义也就不大了。建筑是他的灵魂，北京的城墙和城门是他建筑理论中最美的具象 —— 它看得见摸得着——梁思成主张建筑作品必须用手去触摸，用手反复摩挲。这样建筑者与建筑本身才能心心相通。
北京城墙城门的彻底毁灭使梁思成成了“被抽掉灵魂的人”，从一个建筑学家的角度来说，他已经是一个“植物人”了。
林洙在回忆这件往事的时候这样写道：
也许没有人能理解这件事留给我的悔恨与痛苦会如此之甚。因为没有
人看见他那一刹那痛苦的痉挛。在那一刻我以为我更理解了思成的胸怀，
但是没有。当我今天重读《关于北京城墙废存问题的讨论》及《北京——
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时，我感到那时对他的理解还很不够。如果当时有
现在的认识，我会勇敢地跑到西直门去，一定会去的。
时光无法倒流！
一个“被抽掉灵魂”的世界级的建筑大师的晚年生活最为残酷的是，除了夫人竭尽所能地照顾他，无任何人理睬他，给他留条命已是最大的“宽大”。
他的爱女梁再冰回忆说：
他不爱说笑了，也不象过去那样有信心和开朗了。有时似乎茫然
若有所失……我在心里流下了泪。
梁思成一个人背负着北京的城墙城门，他那瘦小的身躯没有垮。
没有了城墙城门，他垮了。
梁思成与北京的城墙和城门一同消失了。他殁于1972年1月9日——那正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转自李志宁的网页http://www.lizhining.cn/articles/friends/j-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