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话之八十一：【读书人那些事儿：姑妄言之】 - 读书时间 - 天益社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12:03:19



天火编


目录

郜元宝：文学就是现代中国的心胸/2
摩罗：从“战士”变“家奴”/5
重温：《读书无禁区》/8
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9
凌越：“汗淋淋走过这些词”/11
高人：不求闻达，只想说话--《姑妄言之》出版后记/12
《姑妄言之》，高人高见/13
我看王蒙/14
不能遗忘的远征军滇缅抗战战场 ：《国家记忆》/15
恭亲王：绝版之外/18
苏联留给蒋经国的好与恶：《绝地蒋经国》/19
绝地蒋经国：“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20
《文史我鉴》之情缘孤山——我说苏曼殊/24
于坚： 地火/25
姜弘：正本清源说“五四”——读王福湘的《鲁迅与陈独秀》/27
我们欠农民太多（杜润生）我向总理说实话（新版）/28
秦朔：一个时代的发言者/29
沈昌文谈范用和他那辈出版人/31
刘再复、刘剑梅：“红楼”真俗二谛的互补结构——关于《红楼梦》的最新对话/33
刘再复：高行健近十年创作年表/35
高 行 健：有人写作，文学就不死/38
高行健：作家独立 非左非右/39
日本物哀：研究日本文化必读之作/40
终于有人来谈些正经事/48
穿越喧嚣和浮云/49
1个人，50年，110个世纪——杜兰特和《世界文明史》的故事 /50
杨念群：学做一个知识分子/53
葛亮：我要在纸上留下南京/54
三十年河东：止庵《河东辑》/56
读懂澳门:重新认识澳门的"注脚"/57
<红楼眼神>:望向红楼的那双眼睛/58
《百年衣裳》：窥衣裳，看天下/59
宋楚瑜：妙笔轻解万千结《从台北到北京》/60
宫铃：什么都不曾拥有，只是经历着/61
许骥：一本另类旅行指南--《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63
文学史上的失踪者还有多少/64  
女性阅读仅仅满足一下意淫就够了？/65
《我了解这些女人的身体——甚至超过他们的丈夫》  序曲/66
《卫士长谈毛泽东》：毛泽东一生最怕什么/69
《红墙深处》/71
《走近周恩来》：周恩来：“我不是帅才”/72
阎连科：读新书不如温旧书/75
黄集伟：醋打哪儿酸盐打哪儿咸/76
黄集伟：姥姥吃了不掉牙秃子吃了生小辫儿/77
柳红：回望八十年代/
曼德拉：自由之路/79
齐奥朗：自我毁灭的源泉/80
“闷骚男”雍正-- 《十二美人》　/81
在宋人的世界中流连忘返/83
境随心转 佛法无边--专访李桌芬/84
史学有自己的历史--《历史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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郜元宝：
文学就是现代中国的心胸


郜元宝，复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授奖辞】

　　郜元宝是以文学批评来确证自我，阐发思想。他的文字，识见锐利，才情卓然，且毫不掩饰自己率直的脾性和决断的快意，正如他自觉、鲜明的文体意识中，既有泼辣的论辩，也有照见人心的幽默和明达。他发表和出版于二○○九年度的《不够破碎》、《汉语之命运———百年未完的争辩》、《当思古鼎初造时》等著述，一以贯之地显示出他在文学、哲学和美学上的丰厚学养，绵密、机敏、犀利中不乏激切，角度偏僻但学理朗然、格局宏阔。他拒斥学问对心灵的闭抑，捍卫文辞中的个人印记，在发现问题和求解问题时，秉承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也追索、建构现代人得以安放身心的精神基座。他是当代把理性和感性、智慧和心学结合得最好的批评家之一。


郜元宝：文学就是现代中国的心胸
　　【获奖演说】

　　各位朋友、各位来宾：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评委会授予我二○○九年度“文学评论家奖”，我很感谢。批评常常不讨人喜欢，他们却给批评家发奖，以此鼓励批评，这真是用心良苦，令人感动。

　　不必讳言，现在批评的声音很微弱。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种像许多人所说，批评家缺席了，他们一味奉承，不肯批评。但即便如此，批评也并未消失：指控批评缺席的人不就是很好的批评家吗？另一种可能，批评家发出了声音，但别人很难听到，因为时代太嘈杂，淹没了批评。果真如此，我们就不是抱怨没有批评，而是抱怨批评的声音太微弱。但要求批评像炒作那样热闹，像“黄钟大吕”那样震耳欲聋，是否合理？如果被批评者耳膜太厚，却指责批评家声带太细，这是否公平？难道要批评家拿起权力赋予的金话筒，口吐莲花，倾倒众生，或在大街上声嘶力竭，招徕听众？我想，批评不必与各种强音争高下，它宁可细如蜂鸣，有心人听到就好，何必在乎多寡！

　　瓦莱里希望他的诗被十个有心人读十遍，不愿被一百个无心人看一眼，我们不妨也学学这点超然。

　　为什么要有批评？因为批评家高人一等，真理在握吗？以往有人这么看过，结果只能伤害文学，也使批评蒙诟，因为这太过僭越，给批评戴上了不该有的桂冠。我认为批评的理由，仅仅在于作家读者需要一点不同的声音，来提醒他们的不足。异己才能成知己，异性才能相吸，否则就有麻烦。所以批评的任务很简单，就是不管对错，不看风向，真诚大胆地说出自己阅读世界阅读文本的感受，做作家读者异己的知己。

　　但异己的知己很难做。有时自以为独持异说，其实你想到的作家读者也想到了，甚至比你更到位。有时自以为是知己，却包含了太多误会。尤其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太多知识与经验的陷阱。比如我们有坚持在草原戈壁上行走的张承志，有甘愿在六朝古都蜗居的韩东，有惯于在忧郁的南方遐想的苏童，有在被神秘面纱重重包裹的西部思索的阿来，有让大家害怕到处都有《暗算》乃至《风 声 》鹤唳的麦家———若想同时批评这五位，难度可想而知。批评家不敢做万能博士，他先要自我限制，说可说的，将不可说的交给沉默。说可说的，又能贡献一点不同的知识背景，不同的阅读感受，不同的价值评判，这就够了。

　　异己果真能够成为知己，批评家、读者和作者之间，就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许多问题不妨共同面对。

　　比如“为何写作”？托尔斯泰在《忏悔录》中招认，他写《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是追求世界的荣耀；写《复活》、《克莱采奏鸣曲》，是为了消除心中的亏欠。对此我们并不陌生。荣耀与亏欠彼此连带，荣耀之巅可能正是亏欠之极，而承认亏欠，或许还能认识真的荣耀。我觉得，批评正是这样一项工作：它尽可以不断变换角度，选择不同的话语和方法论，但不管语境怎样变化，总是固执地追问文学中人，何为荣耀？何为亏欠？

　　今天看到许多熟悉的面孔，忽然想到，自己误入文坛也有二十多年。80年代文学复苏期，90年代文学徘徊期，21世纪最初十年，历历在目，却又如风而逝。有时感到岁云已晚，且待新声就好，但又不忍恝置，似乎尚有余勇可贾。有时怀疑劳而无功，旧作皆如身外之物，但一写新文章，又会本能地字斟句酌。我经常陷入这种矛盾。

　　此时此刻，就请允许我带着这种矛盾，再次感谢大家，感谢我在文学上异己的知己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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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郜元宝】

　　汉字包含着中国人没有死去的文化

　　文学就是现代中国的心胸

　　南方都市报：大概是从苏珊·桑塔格等人的作品进入中国开始，我们的批评家纷纷转向类似的泛文化批评。你的批评文集《不够破碎》瞄准作家、心理、文体，注重文学本身，你为何还坚持这种看起来很“传统”的批评方式？

　　郜元宝：“传统批评”是个大概念。就我们中国的传统来说，其实批评和创作本来就是一体，作家批评家并没有那么细致的分隔。

　　早先不是这样。老一代批评家对作家了解深，批评家的文体和思维方式跟作家的也很相似。上世纪80年代的“翻译热”导致一些文学批评令人“看不懂”，比如我开始学写批评文章时受欧化翻译影响，加以中文根底浅，也叫人“看不懂”。但80年代批评并未从根本上丢掉这个传统。文学批评发生根本转变，是在90年代。如你所说，新的文化理论进入了批评界，对传统文学批评有很大影响。但是对文学的读者而言，这种风潮下产生的文学批评，不仅“看不懂”，也太脱离文学了。这种新的泛文化批评趋势实际上是对文学失掉了兴趣。

　　其实这种转变也很自然，因为它缓解了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危机，并为批评本身带来很多启发。只是有一点可能始终被忽略：在此转变中丧失了什么？我觉得丧失了文学。

　　南方都市报：此话怎讲？

　　郜元宝：这应该从整个现代以来文学在整体文化中的角色来看。中国现代文学早年与现在很不一样。如果学术是现代中国的头脑，文学就是现代中国的心胸乃至整个身体。头脑获得思想很容易，改变也很容易，世界上的学术潮流往往在短时间内风暴般急剧改变我们的思想观念。但如果一切都依靠观念、思想，我们的文学本身就没有立足之地了。

　　坚守文学在中国现在的意义不是坚守文学从业者的一亩三分地，好像非要抱住小说、诗歌、散文或戏剧不放，乃是指坚持一种同实际生活经验息息相关的宽广、自由而诚实的思考，不是跟着舆论、跟着相对比较远离实际生活的流行观念与各种假先知的预言跑。批评应立足于文学，必须受整个文学运动的限制，而不能变成超越文学的神圣家族。

　　中国文学“认真的失败”

　　南方都市报：2007德国汉学家顾彬曾经发出“中国现代文学已死”的观点，并且在文学界引起一场大讨论，你怎么看这场至今尚未平息的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真的还有这样文学本位的批评价值吗？

　　郜元宝：当时我也写过文章，收在《不够破碎》里，叫《垃圾·烂苹果·精神之脸·中国当代文学》。我也认为对中国文学不必估计太高。顾彬说是垃圾，只是带点刺激性的比喻。但是，按照顾彬同胞海德格尔的说法，评价就意味着跟被评价者关系疏远。顾彬的评价是依据所谓世界文学标准，这是把中国文学从中国情境中抽出来看待。问题是在中国文学情境中难道还能产生另一种不是垃圾的文学吗？

　　这几十年中国文学的产生是必然的。就我对中国作家的了解，某些提前被封为或自命为大师的中年作家刻意涂鸦、瞎写一气的现象不是没有，但毕竟属于少数。绝大多数作家其实写得很认真，可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一种“认真的失败”，是不能脱离这几十年中国历史来简单否定的。

　　南方都市报：你可以对“认真的失败”深入解释一下吗？

　　郜元宝：有些人动辄发问———为什么现在没有鲁迅？鲁迅当年也遇到同样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托尔斯泰、高尔基？这都是超离中国情境的说法。今天为什么没有杜甫？这种提问好像很合理。但历史只允许我们站在这个时代当前的条件下对文学提出要求。

　　承认中国文学是中国生活的必然结果，不等于拒绝对它的任何指责。有些批评家太为作家着想，要求一种过分的宽容，不好说成好，这就不是对历史的同情的了解，只能助长一种公然的瞒和骗。

　　而全身心投入创作的作家，除非眼光特别开阔，(否则)一般只关心自我的世界，容易妄自尊大，这时文学批评就该站出来说点真话。我看国内很多批评家对顾彬的态度很矛盾，觉得他说了真话，又伤了我们的感情，而顾彬也确实没有设身处地为我们着想。几代作家都有问题。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那不是我们的责任。意识到了却不说，那就是批评的失职和失语。

　　南方都市报：这个“世界文学的标准”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卫慧很推崇亨利·米勒，但亨利·米勒彻底反消费主义、反现代社会，而卫慧的作品都是在物质和现代社会中狂欢。她也遭到顾彬的强烈批评。从这样一个案例出发，现代化国家之间是否真的存在一个这样的普遍文学标准？是否真的能够用来衡量各国文学的普遍价值？

　　郜元宝：如果说标准的话，社会学、考古学、经济学，更不要说自然科学，确实有现成的通用标准，但文学起码在目前还是有国界的。文学的某些价值无国界，如人权、自由、爱、怜悯、环境、幸福———但文学的某些经验如集体历史记忆、特殊表现手法、独特情感方式、语言文字，还是有国界，也就是以前所谓民族性。

　　保罗首次在希腊传道，说“人所住的疆界”被“预先定准”，不知这是否包括国界。今天移民如潮，国籍可换，但文化记忆难换，做文化移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章太炎说“究竟甚么国土的人，必看甚么国土的文，方觉有趣。像他们希腊、梨俱的诗，不知较我家的屈原、杜工部优劣如何？但由我们看去，自然本种的文辞，方为优美。”今天中国有几人能超越语言、文化记忆、情感方式、语言文字的微妙障碍，像英国人一样去欣赏莎士比亚，像美国人一样去欣赏海明威？我有点怀疑。文学非常细微的东西藏在民族共通记忆里，充满着太多暗示，只对带有共同潜意识遗传的“人民”“同胞”才有意义。

　　尽管我们有五千年文明，但进入现代时期，我们毕竟是后发的国家。卫慧的价值不在于她跟模仿对象的关系。她和棉棉等作家最早尖锐地喊出70年代生人在都市中的压抑、受伤、怨恨。我并不看好卫慧后来的发展，但她最初的小说《像卫慧一样疯狂》还值得一读，尽管有点粗俗。她的一些元素有不少继承者，她也继承了韩东、朱文，再推上去还有王朔。把卫慧和亨利·米勒相比并不恰当，他们的关系太遥远，重要的是她和国外当代作家的互相启发如何构成中国当代文学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作家去势，学者横行

　　南方都市报：你现在还在提倡那种比较传统的文学批评吗？

　　郜元宝：我有时说批评的传统性，有具体所指。比如我个人比较看重“作家论”。你可能注意到《不够破碎》“后记”交代过，我的评论以“作家论”为主。即使点评单个作品，我也力求触摸作家的用心。我提倡文学批评必须关注作家，也认为文学史必须有作家的存在。现当代文学史教科书出来很多，共同的问题是只见社会背景、思想潮流、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品，但却缺乏对作家深切的了解和入木三分的刻画。或许当代批评和当代文学史处理的作家大多健在，难做客观分析，只好超脱一点，撇开作家甚至假装作家不存在，直奔作品、思想潮流、社会背景之类。

　　但是，文学是“人学”，批评和文学史不见作家其人，岂非咄咄怪事！这可能受“新批评”的误导，好像只谈作品就够了。作家在批评那里被略过，也从批评那里取得精神审问的豁免权，结果当代作家越来越失去传统作家的承担，变得很微小，若有若无。批评家也一样，不习惯以“我”的口吻说话，动不动就“我们”。呼吁写 “作家论”，并非只要传统的印象式传记式批评，而是想以“作家论”来逼迫批评家和作家同时出场。一味躲在文字背后，对作家和读者都是欺骗。其实若是因为担心对作家有冒犯而回避，其实也无必要。有人说当代文学“有大作、无大家”，这难以成立：大作必然是大家之作，小家而写出大作，有这种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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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汉语本体



　　南方都市报：你专注于文学批评已经很多年了，历经了时代的变化和分野。你能谈谈对这几年文学批评现状的观察吗？

　　郜元宝：在现代中国，文学和学术像两匹马，分途奔竞。一部分人后来做学者去了，一部分人坚持做文学家。鲁迅对这问题想得很清楚，他说“盖世界大文，无不能启人生之秘机，而直语其事实法则，为科学所不能言者”，也就是说，人生秘机“不能假于学者之口”，只有文学才表达得出。《呐喊自序》说要改造灵魂，第一要务是提倡文学运动。他就没说提倡学术运动。在这句话里，他把文学看得太高，赋予文学超越学术的优先权。后来又说“盖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这样就把文学和学术放在彼此相需、互相补充的地位上，比较平衡，不像上面一段话那么偏激。

　　至于当下中国，我有一个玩笑的概括，叫“作家去势，学者横行”。你们发奖，把作家捧得很高，其实作家没地位，而但凡有一技之长、有一点理论储备的学者，到处招摇过市，摇唇鼓舌。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国际关系学家、法学家、军事专家乃至兵器专家，包括文学史家，哪个不比作家神气？很多作家宁可跟在学者后面跑，喜欢贩卖理论。这不太正常。我不相信一个时代没有文学却有很好的学术。果真如此，学术本身也掏空了，因为学术若没有文学的检阅，就像大脑没有心胸和身体支撑，非疯即呆。读者只读学术文章，没有欣赏高尚美好的文学作品的体验，心智也会偏颇。

　　这种误会是大气候造成的。我2004年写过一本书叫《为热带人语冰》，典故也出自鲁迅，他说文学好比一个人生在热带，不知冰是什么，你跟他讲冰的物理构造化学成分，他不明白。拿块冰往他脸上一贴，他才明白，“灵府朗然”。文学真实地描写生活使人有所启迪，学术做不到。现在表面上“作家去势，学者横行”，另一方面可能恰恰是文学的大好时机，因为学术满足不了人们的精神需求，生活更强有力地呼唤的还是文学。王国维放弃“可爱者”(文学)去追求“可信者”(学说)，最后自杀，这个现象今天还有隐喻的意义。一个时代整个价值取向不能全寄托于学术，而忘记文学的涵养神思之功。

　　南方都市报：那么你认为学术和文学比较理想的关系应该如何？

　　郜元宝：互相砥砺。且不说中国古代如何、现代如何，在世界文学范围里，学者和文学者也多是不分的。我们有作家协会，无形中鼓励走专业作家这条路，一旦成为专业作家并小有所成，巨大的市场需求会诱逼作家马不停蹄地写，于是写作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没时间补习学术。写作和学习分开，作家和学者分开，这是我们的特色。王蒙在80年代提出作家要学者化，谈何容易！其他国家没有中国这么大的文学市场和需求，他们的很多作家需要依托于学术机构，很容易成为学者。

　　南方都市报：现在中国很少有鲁迅那样既有学术功底又从事文学写作的人，这种趋势其实在年轻作家中也非常明显了。

　　郜元宝：这很遗憾。文学和学术渐行渐远，批评家没有理由向作家谈学问了。我们跟作家的共同语言很少，往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作家缺乏超越文学的语言来反省自己，批评家也缺乏作家熟悉的语言。这就互相隔绝。文学似乎变成神秘之事，批评简直无从下手。而对老一代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周作人就不存在这问题。批评家和作家心领神会，这是建立在共同学术文化背景下的良性交流。现在这个背景失去了，批评变得异常艰难，作家对批评，好像只关心“他在骂我还是在夸我”。80后作家我不敢说。现在网络发达，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多，变成学者应该比以前更容易。只要有心，总能造就自己。

　　变动的汉语本体

　　南方都市报：你本人同时在做学术研究，我读你的《汉语之命运》一文很受启发。现在研究汉语和现代化的文章不多，很多人也想不到“汉语和现代化有什么关系” 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项研究？

　　郜元宝：我最初谈语言的文章收在1994年第一本评论集《拯救大地》里，讲“文体学小说批评方法”，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小说。该书还收录一篇谈王蒙语言的文章。当时不太自觉。后来发现这不是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现代中国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中国新文学以语言革命为先导。每一本现代文学史都有专章介绍文学革命 (语言革命)，但接着就没有下文。这与现代文学史家的学术素养有关。

　　古代学者和作家往往也是语言学家即“小学家”。到了现代，古风犹存，新文学一些大家都是语言学家。钱玄同是音韵学家。胡适在美国求学时就开始研究《诗经》中的“言”字，陈独秀在文学革命前就发表过关于《说文解字》的论文，后来被国民党抓到牢里，还坚持文字学研究。陈独秀进北京大学做文科学长，很多人说他没资格，但蔡元培说陈的小学功夫很深。新文学家的古文字情结是个有趣的题目，比如鲁迅、郭沫若、闻一多、陈梦家、刘半农等，有的后来干脆放弃文学，钻进甲骨文金文的研究里去了。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第一章“自文字至文章”，把中国文学的基础定于文字之上，目光如炬。鲁迅日记“书帐”有大量金石、考古、甲骨文方面的书，他本来打算想写一本《汉字变迁史》。而周作人说他出去旅行或养病，情愿带一本语言学书。

　　南方都市报：也是由于这些人有深厚功底，才能掀起白话文革命。在这些作家看来，语言、文字、文学、思想之间存在很深的联系，也和国民精神的现代化很有关系。

　　郜元宝：对，不要以为这些作家的功劳只是拿字面上的白话代替文言，这只是表面现象。我们要进一步追问新文化奠基者们转换书写系统之后，还有什么后续设计 ——— 这比简单的转化更重要。

　　白话代替文言后，接下来要回答的就是代替文言以后的白话究竟应该怎么写。白话文不是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就一下子成立了，它有一个渐渐发展的过程。社会要现代化了，没有相应的语言怎么办？这是一个建构的过程。

　　必须以历史眼光把语言问题引入文学研究和批评。这是我的整体设想，陆续写了一些文章。今年上半年要出一本书叫《汉语别史》，谈语言转换之后的筹划。我研究鲁迅时提出一个概念叫“变动中的汉语本体”。现代汉语有其本体，但流动不已，无现成标准。你说哪种语言不好哪种语言特别好，用任何现成标准衡量都很困难，必须在历史变动中观察。作家创造性的写作无疑是“变动的汉语本体”一个最有活力的部分。

　　南方都市报：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也谈到类似问题。他的论述就是将日本现代化转型期间的文学作为研究对象，来讨论现代化的语言学问题。

　　郜元宝：柄谷行人的语境是日本文学及语言的现代化，其实要研究语言现代化，中国文学恐怕更有典型性。语言转化是整个文化范式的改变，它不是一蹴而就，而具有流动性。鲁迅说新文学家的语言既非之乎者也，亦非YES，N O，就是这个意思。

　　我要出版的《汉语别史》会谈很多宏观问题，比如母语还能坚持多久？“五四”一代人受西方语言冲击，一度失去自信，钱玄同，还有更早的吴稚晖，都曾主张用世界语或德语、法语、英语代替汉语，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也说将来中国语言只有拼音化才是最后胜利。左翼(如瞿秋白)也有同样主张。但与此同时，新文学家对汉字又有很大寄托。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研究周作人，发现汉字是周沉浸在失败论情绪之后最后的堡垒。周承认失败，虚妄地抵抗，唯一的凭借就是汉字。汉字包含了中国人没有死去的文化生命。

　　“文从字顺各识帜”是写作者终身的追求

　　南方都市报：有一种说法是，现代汉语还没有完全正常地建立起来，就已经被革命化、政治化给摧残了。

　　郜元宝：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革命话语确实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比较多样化的语言有一种压缩，后来变本加利，唯我独尊，严重影响了汉语现代化进程。但这有很多复杂因素。拿学术语言来说，何其芳做文学所所长，就特别强调学者写文章要通顺。不光是他，建国后老学者们文章写得都很漂亮，甚至有“何其芳体”这个说法。一些领导人写文章也并不完全是姚文元体。姚文元体是扭曲的政治话语。似乎不能完全把毛文体、赵树理体视为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丰富的汉语的压缩，抹杀其积极意义。有几个当代作家像赵树理那样把民间语言真正用活而且和普通话构成交融关系？红色政治是历史必然性的一个阶段，它对汉语有好的一面，就是把某些明显迂腐的东西洗掉了。我有时比较80年代文学复苏以后作家的语言跟台湾作家和学者的语言，发现后者固然保留不少古风，但有时也够陈腐，倒是海峡这边的语言经过伤害也好扭曲也好洗礼也好，反而更见芜杂鲜活。

　　南方都市报：但是又回过头来说，目前的文学界不仅并不考虑这样深入的问题，很多时候连保持文学作品的语言美感都困难。

　　郜元宝：今天的作家包括批评家不太思考这么深奥的问题，他们的问题更现实，比如说，他们掌握、利用的语言资源很贫乏。中国文学曾以语言过盛为荣，也因此而尴尬，但谁曾想到，有朝一日我们也会语言贫乏词不达意？我曾批评过李锐莫言过分依赖口语，依赖无词的言语，形容一个人过分激动就来上一大串“啊啊啊啊啊啊”，没有词语，只剩声音。借助口语不坏，但如果一边倒全是口语，文学的厚度就丧失了。

　　鲁迅有个理想，用翻译改造汉语，使之更丰富、更紧密。翻译是他们创作的组成部分。但是如今，这个资源也谈不上了，外语系和中文系彻底分家。现代作家都有 “文白夹杂”的问题。从周作人开始就自觉地认为，应该把整个古文纳入国语文学。以口语为本体，在此前提下尽可能吸收古文，白话文才会丰富。现在很多作家和批评家也没这个资源，反倒说“文白夹杂”不好，是汉语草创阶段的幼稚病。这个说法大错特错。我们其实是以语言的工整来傲视缺乏规范的鲁迅时期的诘屈聱牙，忘记了那时候语言的丰富性以及在混乱和丰富中的规则。这代价太大。

　　南方都市报：你非常推崇鲁迅和他的研究。

　　郜元宝：在中国做文学意味着什么？做批评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在鲁迅那里会得到很好的启发。日本文学批评家竹内好说鲁迅等于现代中国，可能夸张了；但如果说鲁迅等于中国现代文学，并不过分。比如我谈文学语言，很大程度上就受鲁迅启发。鲁迅没有写专门的语言学著作，30年代《门外文谈》只是随笔，但他以作家的敏感回答了很多语言学家不能回答的问题。蔡元培给《鲁迅全集》写序，说鲁迅的天才在于“用字之准确”，讲得很到位。

　　一个作家，无论情感多丰富，心胸多宏大，目光多犀利，思想多深刻，倘若不落实到一个一个汉字，就都白说了。

　　南方都市报：你希望你的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研究有怎样的影响？

　　郜元宝：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批人从事文学批评，因缘是正好赶上了80年代文学热，没有这个文学热我们不会选择文学。当时不自觉，只觉得文学时髦、重要，不知不觉入了这行。但那份感情记忆很难抹去。我非语言学家，只是努力发掘作家的语言体验，希望跟语言文字打交道的人更亲近语言，更得心应手，避免被习焉不察的语言所欺骗，被日用而不知的母语所抛弃。

　　上世纪30年代，冯至在德国留学，写信给国内的杨晦，要他再也别提冯至在10年前写的那些诗了，他说：“诗是我的耻辱，我的诗是在不懂汉字的情况下写的。我以后要多认识汉字”。他有这种自我忏悔。由此可见，“文从字顺各识帜”是写作者终身的追求。我几十年酱在文学中，日渐麻木混乱，甚望还能在研究和批评中重造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文字也能因此而更明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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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摩罗：从“战士”变“家奴”


早知道摩罗这几年来思想转变较大，可是，在阅读《中国站起来》的时候，我还是惊诧于他的“华丽转身”；早知道摩罗爱走极端且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可是，《中国站起来》的谵妄和语无伦次，却让我相信一个人的思维混乱可以达到不可理喻的地步。
如果说，读一本好书恰如一次愉快且收获颇丰的精神旅行，那么，读完《中国不高兴》的过程则如同从一个庞大而肮脏的垃圾场经过，让人只想尽快逃离。
林昭死了，遇罗克被害了。摩罗成为了近年来文人样本的又一现实模型。他用几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完成了自己的蜕变和新生，以川剧中的变脸“绝活儿”左右逢源，宣告自己“觉今是而昨非”。在这种转变的背后，现实利益的考量，投机心理的驱使或许是重要的驱动因素。从批判性文人，摇身一变为“民间纵横家”，摩罗非此即彼的个性再次显示出文人思维的单一性和贫弱，这导致了他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难怪王小东、宋晓军、宋鸿兵、刘仰等人为摩罗的“加盟”而弹冠相庆。摩罗新书《中国站起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所产生的奇异文本。
断章取义谬指五四先贤
在早期摩罗的著作和思想中，对于五四一代文化精英一直不失敬意。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北大的钱理群教授在为其《耻辱者手记》所做的序言中，誉之为“本世纪精神界战士谱系中的后来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摩罗正是以此形象而赢得了一批读者。而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对于五四精英的无理责难固是前无来者，所泼的脏水和污蔑更是匪夷所思。
在摩罗看来，李鸿章、张之洞、陈宝箴、康有为、梁启超等“中体西用”论者，在西方文化霸权面前保持了尊严。到了五四这一代，拥有话语权的大量中国精英已经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大崩溃。“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他们在主张西化的时候，显然已经全盘接受了西方人建构的世界图式，而且把自己和自己的民族牢牢地安置在那个世界图式中愚昧、卑贱的位置上。他们接受这种思想当然极不乐意，甚至充满了屈辱感，但是他们大多数时候，是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的。”（17页）
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都知道，“中体西用”、“师夷之长以制夷”之说，把西方文明仅仅视作器物、技术层面的领先，仅仅只是学到了西方文明皮毛。学习西方更为彻底，是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了成功的重要因素。中国的跛腿改革“洋务运动”遭遇了失败，恰恰是忽视“船坚炮利”背后西方文明成果如宪政、法治等因素而导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才有了后来的戊戌变法及其夭折。
到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已经从几代人的政治变革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并认识到了西方的政治制度、法治等各方面的优越性。只是因为中国的宪政改革因为军阀割据，没有统一的国家权力支持而失败，知识分子这才将目光投向了文化改造和思想启蒙。陈独秀、胡适等人为国民争取自由、民主等权利，恰恰是看到了西方文明中的核心价值并加以移植。
在具体的操作上，胡适终其一生都在反对专制，呼吁宪政民主，法治、人权、言论自由等等。在鲁迅那里，表现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国民性批判，摩罗赖以成名的《耻辱者手记》，正是从这一思想脉络发展而来。五四这一代人所作所为，正是摩罗在本书中所说的“内争人权，外争国权”，何曾“以强烈的自虐倾向来发泄那种屈辱感”？
另一方面，稍具思想史意识的读者均不难想到，从魏源、郭嵩焘、张之洞、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到胡适、陈独秀等五四先贤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逻辑关系。后者总是从前者那里继承相应的思想遗产，在前者试错的基础和历史教训中不断前行，显然不可能完全断裂或横空而出。摩罗在梁启超和胡适、陈独秀、鲁迅之间强行画出一条界线，对前者赞誉有加，对后者妄加雌黄，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
而摩罗把胡适的《请大家来照照镜子》、《答梁漱溟先生》、《信心与反省》中的片段，拿来作为胡适“无能、无知、无耻”的证据，并明显采用了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手法进行刻意曲解。
《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写于1928年6月，胡适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美国使馆参赞安诺德制作了三张图标，第一张表是中国的人口分配表；第二张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状况、生产能力、工业状况的比较；第三张是美国在世界上占的地位。在文章中，胡适比较了美国在生产力上的领先，外国工人与中国工人享受到的公共服务的差别，以及招商局文件显示的官员自肥和腐败等现象，然后从物质（生产力）、精神（公德）等方面进行对比，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我们的“机械上不如人，而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显然只是一个事实判断。
摩罗引用胡适《答梁漱溟先生》中的“罪证”是，“鸦片固是从外国进来，然吸鸦片者究竟是什么人？何以世界的有长进的民族都不蒙此害，而此害独钟于我神州民族？”（23页），以此指责胡适的“荒谬言论”和“糊涂”，而这一段最后两句“而今日满田满地的莺粟（罂粟），难道都是外国的帝国主义者强迫我们种下的吗？”却被摩罗故意漏掉。
他以此为“据”接着对胡适上线上纲，“这种荒谬言论就是当时知识分子状态的写照。张三持刀砍伤了李四的头，刑警准备拿办张三，胡适却拦住刑警的手，说，‘错不在张三，全怪李四的脖子不是铁做的。否则不就没事吗！所以，你只能拿办李四。’好一个糊涂的胡适！” 显然，摩罗这样的遗漏是主观的恶意而为之。这种手法，与秦桧为岳飞罗织的罪名“莫须有”何其相似！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现实翻版。
接下来一段，摩罗继续引用，“帝国主义三扣日本之关门，而日本在六十年之中便一跃而成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何以我堂堂神州民族便一蹶不振如此？此中‘症结’究竟在什么地方？岂是把全副责任都推在洋鬼子身上便可了事？我的主张只是责己不责人……”（23页）接下来的后一句“要自觉地改革而不是盲目的革命”，又被摩罗故意漏掉并以此斥责胡适“糊涂太甚”。
胡适的《答梁漱溟先生》这封信，主要是讨论中国国内的革命与战争现状，而胡适一向坚持改良，反对革命。他认为，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结到帝国主义。早在1922年10月1日《国际的中国》一文最后，胡适就说过，“我们很恳挚地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方向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国际帝国主义的问题。政治的改造是抵抗帝国侵略主义的先决问题”。摩罗断章取义和刻意曲解后，对胡适的语境和原意进行了“巧妙”的“移植”。
摩罗引用胡适《信心与反省》（24页）中的一段詈骂胡适“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歌颂强盗劫掠时打断他一条腿给他开创了生命新境界”，则更是可笑。胡适在该文中，恰恰引用了孔子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表明自己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态度，即“一切所谓发明创造都从模仿来”，并且之后写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三论信心与反省》，说明了虚心学习外来文化长处的重要性。
摩罗罔顾作者原意，强行加给逝去多年的胡适一个并不存在的罪名，然后予以痛斥。称胡适在《三论信心与反省》中“将中国社会最丑陋的现象，作为这个民族的全部文化财富的代表，反复奚落之，以此证明我们是劣等民族，只有屈从于西方社会那个高贵种族才是唯一的出路。”
只要仔细看完胡适的这三篇文章，并知道大致的背景，大都不会得出摩罗这样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结论。有了往胡适身上“栽赃”的做法，摩罗接下来指鹿为马，用同样的手法解读鲁迅与《中国人气质》一书的关系，对鲁迅进行“精神弑父，以宣告自己的新生”（潘采夫语）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此之外，摩罗还指责蔡元培1912-1913年建构的学制，“除了安排一些古典文章实现汉语传承外，其他教育资源都是西方文化。自此以后，中国学子在受教育过程中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当他们中学毕业或者大学毕业，满腹诗书，但所装全是达尔文、亚当·斯密、蒙田、歌德以及耶稣和亚里士多德”（78页）。“蔡元培的作为规定了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古老的文化，要用国民教育的方式，举全国之力，将全民族都培养成西方文化的信徒。西洋人自己一定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80页）
按照摩罗对蔡元培所做的有罪推定，党史专家金冲及（1930年出生）、鲁迅研究专家朱正（1931年出生）、经学史家朱维铮（1936年出生）等相当一批学者，甚至其后至今的学者和文化人都属于“只知有西，不知有中”。可事实却是，这些学者在做学问时，既吸收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同时具有相当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在这方面，摩罗恐怕很难有希望赶上。
另一方面，他们也决非全都是“西方文化的信徒”。诸如牟宗三（1909年出生）、唐君毅（1909年出生）等一辈人，均属于蔡元培建构学制之后受教育的学者。但是，他们一直都是中国文化的信徒并对此信心十足。不知摩罗对此作何解释？摩罗还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成了某种异族意识形态的消费者”（80页），并对文化信心问题危言耸听。而事实却是，不仅这些老一辈的学者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年轻一辈的学者中对中国文化信心十足者大有人在。
摩罗在书中称，“五四运动期间刚刚有那么一星半点的爱国主义苗头，这些精英人物立马上阵，扑而灭之。”对于这一问题，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有清晰地描述：“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中国知识界对于‘国家’和‘国家主义’进行反思，认为民族国家观念是导致这场世界战争的直接根源，进而将“国家”当成批判，鄙弃的偶像。”（43页）其后，“国家”让位于“社会改造”。
被摩罗推崇的梁启超，早在1915年发表的《吾今后以为报国者》中认为，“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金观涛在《观念史研究》中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以后，在共产党的论述中，‘国家’成为阶级专政的工具。如：‘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社会里一种特殊的产物’。”（550页）“1915年后，‘社会’的使用次数有所增加，并于1920年达到其最高峰。”（540页）其后，社会主义成为思想主流，国共两党相继走上“以俄为师”的道路。
由此可见，对“国家”的厌恶，乃是当时中国的知识精英反省世界局势之后的自动选择，并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何来“精英人物扑灭”之说？
另一方面，摩罗宣称胡适等人“抱怨祖宗没给他留下更多的财产”并进行攻击的时候，他自己真正犯下了这样的错误——当他以极端的情绪对五四先贤口诛笔伐的同时，偏激和苛责之处，比五四先贤对传统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杜牧在《阿房宫赋》中说，“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此之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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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越位和“弱智”的论证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全知全能的姿态，对于经济学、世界史、政治学、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以及全球化甚至文物流失等诸方面都做了表态，并进行了毫无逻辑的情绪宣泄。他用自己这几年读到的人类学著作为思想资源，将人类学中殖民史的观点当做一把万能钥匙，以此来“打开”从中世纪到现当代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死结”。
仔细看看摩罗此前的著作不难发现，摩罗在“关于国际政治的著作”《中国站起来》之前，出版的著作包括成名作《耻辱者手记》，以及《自由的歌谣》、《不死的火焰》、《因幸福而哭泣》、《大地上的悲悯》、《第一年—一个人文学者的育儿手记》。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为个人思想体验和国民性批判，文学评论，思想随笔，散文等等，基本属于“文学—文化”范畴。
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随着现代学术分工的细化，以及各种知识的爆炸性增长，已经不太可能出现那种“上通天文，下知地理，诸子百家，无所不晓，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知识人，以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而摩罗要处理的“我们的前途、命运与精神解放”以及书中所及，却牵涉到一个个无比复杂的课题。正如摩罗以前的精神导师吴洪森所云，摩罗没有这样的学术功底，也不具备这样的知识储备。摩罗当然有权利对自己力不能逮的问题发言，只是，这些没有学术根基和知识基础的发言漏洞百出，可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除了知识上的严重越位之外，摩罗的呐喊更多的停留在呓语的状态——他看似大义凌然、一身正气所面对的，实际上是一些并不存在且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伪问题。
在《中国站起来·呐喊篇》中，摩罗质问的是，“中国人比西方人更自尊自大？”“中国人比英国人更僵化迂腐？”“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富于暴力倾向”？“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理性？”“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缺乏诚实？”“中国人比西方殖民者更缺乏博爱？”“中国人比西方人更是民族主义者？”“中国人果真是奴性十足的劣等民族”？
显然，摩罗的这些质问不证自明且显得“弱智”。“自尊自大、僵化迂腐、暴力倾向”等等，显然无法用人种、民族等进行区分，其中的道理，只要稍具理性者即可明白，何劳摩罗为之辩护？
摩罗称，“中国人在人性的任何层面都与人类其他各个民族完全一致，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人比其他的民族具有更多的奴性。”（188页）从常识而言，奴性的产生更多是因为权力的压迫而形成。如果政府充当牧者，以武力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把人民视作驯服的羔羊。在这种情况下生活的人民，又怎会没有任何奴性？
至于“理性、诚实、博爱”等品质，更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等方面，以及人们具体所处的现实情境息息相关而非国别所能决定。摩罗所谓的三重枷锁——“国民劣根性批判、西方文化崇拜、西方国家崇拜”，前者只是鲁迅等人的精神自省（摩罗后来咀嚼“耻辱”即与此相仿），以及对于这种权力关系和压迫的反抗，而后两者仅仅是摩罗的危言耸听——即使是曾经主张全盘西化的陈序经，主张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以及时有过激言论的钱玄同，也没有真正的西方“崇拜”，充其量只是饱尝切肤之痛之后，学习西方文化之长的意图表达。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决不比摩罗稍逊。
在摩罗的观念中，大量充斥着“中国—外国”、“殖民者—被殖民者”、“洋奴—爱国者”等二元对立的单一思维。他在身份认同上陷入了阔大的迷津且不能自拔。显而易见，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具有多重属性，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爱国者，但他可能同时也是佛教徒，小说家，女权主义者、围棋爱好者等。阿玛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一书中告诉我们，在每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确定各种不同身份对于我们的相对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每一种身份都不是绝对的，不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情况下都以一种身份来进行划分和行事。
对于摩罗反复强调的殖民与被殖民，森说，“虽然这些‘非西方’——有时是‘反西方’的观点意味着强烈追求从殖民统治中独立出来，然而它们事实上是彻底对外依赖的，只不过是以一种消极和对立的方式存在的。这一沉溺性思维的辩证法导致了一种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
在我看来，《中国站起来》显示，摩罗沉溺于“深存偏见且极具依附性的反应性自我认知”且没有能力自拔。
“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
摩罗的文字富于激情，他好用排比，这在以前的《耻辱者手记》以及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的评价中已有体现。只是，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所体现出来的，不仅只是泛滥的激情，更多的还是“文革”的话语方式。
以胡适为例时，摩罗先采取了“戴帽子”的手法。首先，他采取断章取义的“证据”，然后给胡适戴上一顶“文化自卑与矫情的世界主义”这顶帽子；并为陈独秀、胡适、鲁迅、蔡元培共同扣上了一顶“非常病态和畸形的爱国主义”的帽子（27页）。摩罗用在胡适头上的词汇有“糊涂”，“最无能”，“最无知”，“最无耻”，“混乱”，“荒谬”，“矫情”，“恶心”等等。
在对五四一代精英进行了上线上纲的妖魔化之后，摩罗占据了“爱国主义”的道德制高点，拉大旗，做虎皮，挥舞起手中的大棒，大量使用了“西崽”、“洋奴”、“逆向种族主义”等詈词指称前辈文化人和当代假想敌，以此泄放自己难以抑制的“义愤”。
除此之外，摩罗在本书中逻辑混乱。《中国站起来》在多处指责西方人构建了一套意识形态的“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痛批西方文化霸权。他认为，汤因比的巨著《历史研究》“与其说是学术研究，不如说是意识形态的制造与宣传。面对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的明显衰落，他拼命宣传此种意识形态，即是为维持自己国家和种族的霸权服务的。”（212页）
而到了本书最后，他却专门讲到了汤因比预言中国的崛起，并称“他对中国文明的信心，超过了那个时代的中国学者。”）（261页）既然汤因比、亨廷顿、福山、费正清、夏志清等人都服务于自己国家利益，那么摩罗以英国学者汤因比的预言作为支持自己的观点，不是与摩罗在本书中批判的五四精英一样，堕入了西方学者“社会图式”和“世界图式”的彀中吗？
除了“文革”话语的大量使用与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之外，摩罗还涉嫌挟私以报。他在书中多处批判“爱国贼”，不点名指称“爱国贼”一词的发明者任不寐为“洋奴”。
我也不喜欢“爱国贼”这一称谓。但是，摩罗借此来歪曲任不寐原意，然后作理直气壮的样子质问“爱国有罪？”的做派，窃以为不足取。
在任不寐的《爱国贼批判》中，他对于何为“爱国贼”有一个清晰的定义：“爱国贼就是通过攻击性的爱国表演来养家糊口并以此谋取各种利益的精明人。爱国贼是一种寄生虫，由于它不可能独立生长，就必须靠寄生过活。由于它找不到寄生物,它就依靠大义名分为寄托,并通过文学抒情来说明这种象征性寄生的真实性与合法性。……更具体地说，对于爱国贼来说，‘爱国’并不是、或首先不是一种情感需要，而是一种个人谋生的策略。”
众所周知，摩罗大约在9年前，因为与任不寐产生矛盾，双方打起了笔仗并断交。此后，任不寐远走加拿大。而摩罗的表现，倒是与任不寐归纳的“爱国贼”颇为接近。
除此之外，摩罗还在书中做了不少“翻案”。他为慈禧太后翻案，说慈禧太后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一直没有低下头来”；他为义和团翻案，说“义和团拯救中国”。这些罔顾历史事实的言论，颇有骇人听闻之效，只是经不起任何推敲：不了解世界局势的慈禧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在与西方殖民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屡战屡败，签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最终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在义和团运动中，有240多名外国传教士及2万多名中国基督徒死亡；也有许多与教会无关的中国人被义和团杀害，数量远超被害教民，难以统计（单北京死于义和团手下的有十数万人）。对此，学者张鸣等早有研究专著论述。仅仅因为义和团“扶清灭洋”，敢于抵抗洋人，称之为“拯救中国”吗？
而摩罗对慈禧和康有为在西方殖民者面前不失尊严的言说，必然面临着无法解决的逻辑冲突——按照摩罗的标准，只要同殖民者对抗者，不论其权力是否合法，不论其采用了怎样的手段，不论其“对抗”使得中国人付出了多么巨大的代价，都值得大书特书。如果“对抗”的代价是让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中国的国民需要额外牺牲更多的血汗，而始作俑者依然享受着尊荣、权力和穷奢极欲的物质生活，那么，这样的行为究竟是“爱国”还是“害国”？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北洋水师购买武器的军费被拥有最高权力的慈禧拿去修了颐和园，这才造成了摩罗推崇的“中体西用”者李鸿章的部队在甲午战争作战时弹药不足，最后全军覆没。为此，李到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条约，回国以后，李成为了“卖国贼”并被解职。那么，慈禧和李鸿章的行为又应当如何用摩罗的标准进行评判？
就《中国站起来》整本书而言，摩罗从头到尾一直都在盲目煽动民意。他违背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常识，使用了大量的全称，动辄“中国精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以及命令式言语“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
但是除了这些空洞的抒情和煽动，摩罗在书中并没有提出应当怎样崛起，如何实施（无论是在思想还是在具体的实施方法上，我相信摩罗也并不具备思考这些问题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对于摩罗的煽动，更需格外警惕——中国人在过去几十年已经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对于类似摩罗等“民间纵横家”的煽动，还是王小波在《警惕狭隘民族主义的蛊惑宣传》中说得明白，“根据我的生活经验，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不惟如此，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目前，有些年轻人的抱负似乎就是要炮制一轮新的蛊惑宣传——难道大家真的不明白蛊惑宣传是种祸国殃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抱负只能是反对蛊惑宣传。我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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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错位的清算
在《中国站起来》中，摩罗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厉声斥责五四新文化运动领袖“较少讨论国家利益”，并称“他们不得不选择从文化启蒙和国民性改造角度促进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努力引导国人关注以西方人的利益和意志为主导的国际社会，认同并加入这个国际社会的格局和游戏规则。五四文化启蒙的负面效果是，为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塑造了一颗‘西方心’，使得他们只会用西方的观念和视角考量世界。”
“当他们长久地按照西方的逻辑和观念理解世界时，渐渐就脱离了中国视角、中国立场和自己的中国北京，在文化和精神上沦落为洋奴。”(212页)
除此之外，摩罗还声称：
“五四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文化供奉在道德神龛里德文化工程，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完成了将西方种族和西方国家供奉在道德神龛的文化工程。这两个文化工程对中国日后的社会文化发展将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201）
在对五四精英和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讨伐中，摩罗明显主体错位。摩罗不会不知道，对国家利益应该负主要责任且拥有权力的，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及其官员，而并非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爆发，恰恰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受损，在外交上的失败。那么，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当时的北京政府，还是五四运动领袖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袖？如果应当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北京政府，那么摩罗为什么不抨击掌控国家权力却使中国国家利益受损的统治者，却要拿知识分子开刀？
按照摩罗的观点和以“戊戌—五四”知识分子思想的断裂时间段来划分，最早提出“师夷之长以制夷”的魏源，以及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郭嵩焘决非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魏源的《海国图志》，成为日本人推动明治维新重要的思想资源，而本书在中国却未引起足够重视。郭嵩焘以自己使英的切身经历写成《使西纪程》一书，称赞西洋政教制度、对中国内政提出效仿的建议。不料被清廷申斥，书稿毁版。而后又遭到他的副手刘锡鸿的诬陷，最终因病请辞。
试问魏源、郭嵩焘的爱国之心和报国之志何错之有？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火烧圆明园以及其后一次又一次割地赔款，中国的国家利益一次又一次受损。应当承担责任的，究竟是昏聩颟顸，懦弱无能的清朝政府以及慈禧等人掌控的绝对皇权，还是魏源、郭嵩焘这样的知识分子？
显然，真正损害国家利益的，是以皇权为代表的专制者及围绕在其周围的既得利益集团。大多数有损他们权力和利益的改革，都必将遭到其反对和扼杀。摩罗在《中国站起来》中，对知识分子进行了主体错位的清算。如果摩罗是无意的，那么只能说明其昏聩；如果摩罗是有意的，那么只能说其“欺软怕硬”。
家奴主义式的精神和解
如果说，《耻辱者手记》以及摩罗此前的一些著作，显示了一个“小人物”在权力压迫下对于“耻辱”的思考和控诉。那么，《中国站起来》则是摩罗在权力重压下发出受虐狂般的甜蜜呻吟。当中国民众的个人权利没有充分保障的时候，摩罗开始呼喊着国家主义的空洞口号，以此消解自我与国家的紧张关系，最终达成精神和解。与此同时，摩罗还冀求“70后、80后、90后”读者和他一起把权力的凌辱看做享受，沉湎于 “高贵、自信、精神崛起”的虚幻之中。
我不想在此为摩罗普及国家与公民、社会的权利、义务等政治学基本常识。我只想表明，这是一场赤裸裸的交易。吴洪森先生说，“摩罗在表面的狂热之下，是出于功利主义的理性选择。表面狂热的语言只是为了遮盖他的理性选择。摩罗当初在北京印刷学院做教师的时候，因为右的极端立场，学校不让他上课，起先不发奖金，后来连工资也不发了。那时他租黄村农民的房子，还没生孩子，生活负担轻，还能勉强顶住。 刘梦溪把他调到艺术研究院文化研究所之后，他贷款买了房子，又有了儿子，如果坚持原来那一套，再次失业的话，他可能连生路都没有了，况且他非常喜欢孩子，总是想着让孩子过上好日子。”
如果吴先生此言非虚，那么摩罗对于“国家利益”的全力维护，无异于“政治正确”的表态。他以背叛自我为代价，换取权力的宽容或支持。昔日的横眉冷目，今日的胁肩谄笑。摩罗终于完成了自己从批判者到“帮闲”的身份转换。由于此前《中国不高兴》等书在市场上取得的成功，这使摩罗看到了致富捷径——他显然想借着《中国站起来》获得丰厚的回报。但如潮的批评则为他始料不及。
在国家机器力量过于庞大，社会组织发育不全，公民权利难以保障，人治取代法治的国家里，“大国民”显然不是想做就能做的。否则，摩罗此前何来“耻辱”可言？就现实而言，摩罗此前尝到的耻辱，依旧因为过于蛮横的权力的凌驾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且在短时间内难以终结。
另一方面，在“君视民为草芥，民视君为寇仇”的社会里，国家显然不可能获得人民的爱护——诸如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大清洗时代的苏联等等。在专制和极权的统治下，如果呼吁“爱国主义”，无异于镇压共产党和进步势力，操纵德国全部宣传机器的纳粹党领导人戈培尔。
另一方面，当公民没有获得国家主人的地位和权利时，他们显然不会产生对于国家的热爱之情。关于爱国，陈独秀早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当摩罗在攻讦一些知识精英为“洋奴”的同时，他呼吁人们在“家奴主义”的旗帜下聚集，并率先跪倒在国家主义的神龛面前。但是，在经历了做稳了奴隶和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漫长历史，饱尝专制的毒害并经由五四精英的思想启蒙之后，人们的现代公民意识开始逐渐觉醒，他们希望自己成为国家真正的主人——既非摩罗指称的“洋奴”，更非摩罗做出表率的“家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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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读书无禁区》

许骥



在林彪和“四人帮”横行的十年间，书的命运和一些人的命运一样，都经历了一场浩劫。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书籍，一下子都成为非法的东西，从书店里失踪了。很多藏书的人家，象窝藏土匪的人家一样，被人破门而入，进行搜查。主人历年辛辛苦苦收藏的图书，就象逃犯一样，被搜出来，拉走了。

这个期间，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成了书的监狱。能够“开放”的，是有数的几本。其余，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从莎士比亚到托尔斯泰，通通成了囚犯。谁要看一本被封存的书，真比探监还难。

书籍被封存起来，命运确实是好的，因为它被保存下来了。最糟糕的是在一片火海当中被烧个精光。后来发现，烧书毕竟比较落后，烧完了灰飞烟灭。不如送去造纸，造出纸来又可以印书。这就象把铁锅砸碎了去炼铁一样，既增加了铁的产量，又可以铸出许多同样的铁锅。而且“煮书造纸”比“砸锅炼铁”还要高明。“砸锅炼铁”所铸的锅，仍然是被砸之前的锅，是简单的循环；而“煮书造纸”所印的好多书，则是林彪、陈伯达、“四人帮”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以及他们的顾问等等大“左派”的“最最革命”的新书。这是一些足以使人们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新书，其“伟大”意义远远超出铁锅之上。于是落后的“焚书”就被先进的“煮书”所代替了。

如果此时有人来到我们的国度，对这些现象感到惊奇，“四人帮”就会告诉他说：这是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你感到惊讶吗？那也难怪。这些事情都是史无前例的。

是的，对文化如此摧残，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两千多年前，秦始皇烧过书。他烧了多少？没有统计。不过那时的书是竹简，写在竹片上的，按重量说大概很不少，但是从种类和篇幅说，肯定比不上林彪和“四人帮”对书籍这一次“革命”的战果如此辉煌。

烧的烧了，煮的煮了。剩下一些劫后余生的书籍怎么办呢？大部分禁锢，小部分开放。

在“四人帮”对文化实行“全面专政”的时候，到底禁锢了多少图书，已经无法计算。但是可以从反面看出一个大概。当时有一个《开放图书目录》，出了两期，一共刊载文科书目一千多种。这就是说，除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书籍之外，我国几千年来所积累的至少数十万种图书，能够蒙受“开放”之恩的，只有一千多种！

除了秦始皇烧书之外，我国历史上清朝是实行禁书政策最厉害的朝代。有一个统计说清代禁书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蒋介石也实行禁书政策，他查禁的书不会少于清朝。但是，和林彪、“四人帮”的禁书政策相比，从秦始皇到蒋介石，全都黯然失色。理工农医书籍除外(这类书，秦始皇也不烧的)，清朝和国民党政府查禁的书，充其量不过几千种，而“四人帮”开放的书，最多也不过几千种，这差别是多么巨大！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期，凝集着人类文化的各种各样的图书，绝大部分终年禁锢在寒冷的库房里，只能和樟脑作伴。如果图书都会呼喊的话，当人们打开书库大门的时候，将要听到多么可怕的怒吼啊！

历史是公正的。对人和书实行“全面专政”的“四人帮”，被愤怒的中国人民埋葬了。在中国的土地上，春天又来临了。被禁锢的图书，开始见到阳光。到了一九七八年春夏之交，一个不寻常的现象发生了。门庭冷落的书店，一下子压倒美味食品和时式服装的店铺，成了最繁荣的市场。顾客的队伍从店内排到店外，排到交叉路口，又折入另一条街道。从《东周列国志》到《青春之歌》，从《悲惨世界》到《安娜·卡列尼娜》，几十种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解放，重新和读者见面了。那长长的队伍，就是欢迎这些精神食粮的行列。

这件事也引起外国客人的注意。通过重印世界文学名著和学术名著，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各个方面拨乱反正的实践，外国朋友们看出来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心领导中国人民回到世界文明的大道，要把人类已经获得的全部文化成就，作为自己的起点，用空前的同时也是现实的高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

象极度干渴的人需要泉水那样，一九七八年重印的一批名著，瞬息间就被读者抢光了。经过十年的禁锢，中国人民多么渴望看到各种各样的好书呀！

但是，书的禁区还没有完全打开。因为有一个原则性的是非还没有弄清楚，“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还在作怪，我们一些同志也还心有余悸。

这个原则问题就是：人民有没有读书的自由？

把书店和图书馆的书封存起来，到别人家里去查抄图书，在海关和邮局检扣图书，以及随便把书放到火里去烧，放到水里去煮，所有这些行动，显然有一个法律上的前提：人民没有看书的自由。什么书是可看的，什么书是不可看的，以及推而广之，什么戏是可看的，什么电影是可看的，什么音乐是可听的，诸如此类等等，人民自己是无权选择的。



我们并没有制定过限制人民读书自由的法律。相反，我们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自由，有从事文化活动的自由。读书总算是文化活动吧。当然，林彪和“四人帮”是不管这些的。什么民主！什么法制！通通“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这些封建法西斯匪徒的原则很明确，他们要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全面专政”，人民当然没有一点自由。问题是我们有些同志对这个问题也不是很清楚。他们主观上不一定要对谁实行“全面专政”，而是认为群众都是“阿斗”，应当由自己这个“诸葛亮”来替人民做出决定：什么书应该看，什么书不应该看。因为书籍里面，有香花也有毒草，有精华也有糟粕。人民自己随便去看，中了毒怎么办？

其实，有些“诸葛亮”的判别能力，真是天晓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就被没收过，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还被送到公安局，你相信吗？如果让这种“诸葛亮”来当人民的“文化保姆”，大家还能有多少书看？究竟什么是香花，什么是毒草？应当怎样对待毒草？这些年让“四人帮”搅得也是相当乱。例如，《瞿秋白文集》本来是香花，收集的都是作者过去已经发表过的作品，在社会上起过革命的作用，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遗产，这已成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后来据说作者有些什么问题，于是，这部文集就成了毒草。谁规定的呢？没有谁规定《翟秋白文集》应当变成毒草，而是“四人帮”的流毒，使人把它当作禁书。

文学书籍，被弄得更乱。很多优秀作品，多少涉及一些爱情之类的描写，便是“毒草”，便是“封、资、修”。便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四人帮”这一套假道学，到现在也还在束缚着一些人的头脑，因为它道貌岸然，“左”得可怕。以致有人象害怕魔鬼那样害怕古今中外著名的文学著作。本来在社会生活中，“饮食男女”是回避不开的客观现实。在书籍里面，涉及社会生活的这个方面，也是完全正常的现象，许多不朽的名著都在所难免。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即使其中有不健康的因素，也要看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不要因噎废食，不要“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把很多香花都看作毒草。

对于包含香花和毒草在内的各种图书，应当采取什么政策？

任何社会，都没有绝对的读书自由。自由总以一定的限制为前提，正如在马路上驾驶车辆的自由是以遵守交通规则为前提一样。就是在所谓西方自由世界，也不能容许败坏起码公共道德的黄色书籍自由传播，正如它不能容许自由抢劫、自由凶杀或自由强奸一样。因为这种“自由”，势必威胁到资本主义社会本身。任何社会，对于危及本身生存的因素，都不能熟视无睹。无产阶级的文化政策，当然更不会放任自流。

不过一般地讲，把“禁书”作为一项政策，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封建主义利于人民愚昧。群众愈没有文化，就愈容易被人愚弄，愈容易服从长官意志。所以封建统治者都要实行文化专制主义，要开列一大堆“禁书”书目。其实，“禁止”常常是促进书籍流传的强大动力。因为这种所谓“禁书”，大半都是很好的书，群众喜爱它，你越禁止，它越流传。所以“雪夜闭门读禁书”成为封建时代一大乐事。如果没有“禁书政策”，是不会产生这种“乐事”的。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全部人类文化，不是采取仇视、害怕和禁止的态度，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同时我们也有信心，代表人类最高水平的无产阶级文化，能够战胜一切敌对思想，能够克服过去文化的缺陷，能够在现有基础上创造出更高的文化。因此，我们不采取“禁书政策”，不禁止人民群众接触反面东西。毛泽东同志在二十二年前批评过一些共产党员，说他们对于反面东西知道得太少。他说：“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6页)毛泽东同志特别警告说，对于反面的东西，“不要封锁起来，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同上，第349页)

连反面的东西都不要封锁，对于好书，那就更不应当去封锁了。

当然，不封锁也不等于放任自流。对于书籍的编辑、翻译、出版、发行和阅读，一定要加强党的领导，加强马克思主义的阵地。对于那种玷污人类尊严、败坏社会风气，毒害青少年身心的书籍，必须严加取缔。因为这类图书，根本不是文化。它极其肮脏，正如鲁迅所说，好象粪便或鼻涕。只有甘心毁灭的民族和完全腐朽的阶级，才能容许这种毒菌自由泛滥。当然这种毒品是极少的。对于研究工作所需而没有必要推广的书籍，可以少印一点。但是不要搞神秘化，专业以外的人看看也是完全可以的。世界各地的各种出版物，都要进口一点，以便了解情况。有的要加以批判，有的要取其有用者为我所用。不要搞锁国主义，不要对本国保密，当然也不是去宣传。至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则应当充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提高我们民族文化水平和思想境界不可缺少的养料。不要前怕虎，后怕狼。要相信群众，要尊重历史，要让实践来检验书的质量。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人民群众喜爱的书籍，必有它存在的价值。这是我们和书打交道时必须承认的一个客观现实。

在书的领域，当前主要的问题是好书奇缺，是一些同志思想还不够解放，是群众还缺乏看书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放任自流。为了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我们迫切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书。应当打开禁区，只要有益于我们吸收文化营养，有助于实现四化的图书，不管是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都应当解放出来，让它在实践中经受检验。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纯”。空气里多少有点尘埃，水里多少有点微生物和杂质。要相信人的呼吸器官能清除尘埃，消化道也能制服微生物。否则，只好头戴防毒面具，光喝蒸馏水了。打开书的禁区之后，肯定(不是可能，而是肯定)会有真正的坏书(不是假道学所说的“坏书”)出现。这是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也用不着害怕的。让人见识见识，也就知道应当怎样对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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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郎郎 在死刑号的日子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本刊记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覃宪秋 发自北京

　　2月，共和国国徽设计者张仃辞世，儿子张郎郎从普林斯顿大学飞回奔丧。谈论生死，共话往事，原来这个还有些英俊的、喜欢说笑话讲故事的老头儿，曾经是诗人郭路生（即食指）的引路人、遇罗克在死刑号的狱友、陈丹青的教员，并与国内地下诗歌运动渊源深切。

　　1943年11月，张郎郎出生于延安，在“马背摇篮”里长大，是名副其实、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他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进了北京，在像“育才”、“一○一”、“四中”这样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那个饥饿而又狂热的年代，无数少年被压抑住的光芒，他却轻轻巧巧、活活泼泼地如数绽放出来了。

　　1962年，还是中学生的张郎郎在母亲陈布文（曾为周恩来秘书、国务院秘书，当时在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文学）支持下创办“太阳纵队”地下诗社。

　　诗社成员多半出身于干部家庭或艺术家庭，对社会上的残酷和严峻“不甚了解，至少觉得与我们无关”。而他们享有的书籍、画册、电影等“精神资源”则远远超出普通家庭的孩子，所以“创作欲极强，很想找机会表现一下”。

　　这原本只是一个文艺沙龙。“秘密写诗，只是怕别人破坏我们的游戏。但我们也没想用诗来反对‘现政’。我们既不是革命，也不是反革命，只是不革命而已。”张郎郎完全没有料到，此时关于大学动态的内部资料早就把他描绘成了流氓般的“资产阶级文艺青年”。

　　在当时诸多的文艺小组中，上面认定了两个“成形的组织”，一个是郭沫若之子郭世英主持的“X社”，另一个就是“太阳纵队”。

　　1964年，有关方面发现“X社”策划到法国去，马上实施抓捕。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时间。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毒打，最后坠楼而死。据称死时身体仍绑在椅子上。

　　“太阳纵队”的命运不比“X诗社”强多少。

　　张郎郎因言论罪被抓捕，最后被判了3条罪名：“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因为讲了领导人的笑话、传播“小道消息”；“里通外国”，因为和一些法国留学生聊天；“阴谋叛国投敌”，因为曾经想留学法国学西方艺术史。

　　就这样，他进了死刑号。

　　后来张郎郎撰文回忆：“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在那个年代，这显然是奢望。

　　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关押、审查。和张郎郎接触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坐了10年牢，“文革”结束，张郎郎获得平反，死里逃生。

　　在中央美术学院教了两年书之后，1980年，他去了香港，9年后去了美国。

　　他成了一个流浪者。“我的心最宁静的时候，就是在旅途中，不管是主动旅行，还是被动逃跑。”

　　期间，张郎郎曾在深圳驻足。写作的欲望蠢蠢欲动，一气儿写了几篇东西。同时，和日本人合编有关中国商业法律的书。每天，他背着手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两个打字员就疯狂打字记录。上半天，找3个人的饭碗；下半天，找他自己的梦。

　　在美国时，他曾和两位朋友商量，每人出两万美金，在纽约上州买一个老农场，在那里当专业作家。没事儿就使劲写，写累了就去干农活儿，“锻炼身体的功夫，就生产出每日的粮食”。

　　两位朋友兴奋万般，他们的太太和孩子死活不同意：怎么 上班，怎么上学？谁陪你们疯啊？

　　不管怎么说，张郎郎自己是想明白了：“我将来一定要有一块大自然中的、属于我的土地。我将和它血肉相连。重要的是只要有这么一块地，你可以从心底自然地、实实在在、时时惦念着它。”

　　如今，那么多年波折磨难过后，他还会不时笑出声来。到处有人请他喝酒，健康自在地游历，时不时揶揄荒诞的时光，这是岁月给他的最大的优待。

　　“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

　　“太阳纵队”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诗歌沙龙。后来，郭路生和另一个朋友郭大勋也加入了。那时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他们还是中学生。郭路生很朴实、很谦虚，觉得我们已经算诗人了，很愿意跟我们玩儿，我们就觉得他太小——谁也没想到他以后会变成挺有名的诗人。后来他写了《鱼儿三部曲》，我看了就觉得，哎，这孩子真有点儿灵气。他也特高兴，觉得找到了诗的感觉。

　　“太阳纵队”还有我的弟弟张寥寥。他跟芒克、北岛他们都是朋友，一块儿写诗，还有鲁双芹。我被抓到监狱后，他们又组了一个沙龙，现在有名的诗人基本都在那里。包括根子、多多，都是和他们同一拨开始写诗。

　　北岛初期的诗歌，像是格言体，有些愤怒，要讲一些深刻的话语。北岛会写诗，但他是个老实人，特木讷。我们搞活动，一般要有北岛的诗，他是个符号人物嘛，有人会说：“郎郎，北岛的诗你来念吧，他念没劲。”北岛也没辙。我们是好友，但也不客气，说，这么有名一个诗人，一不会浪漫，二不会幽默，好像惨点儿。

　　1968年春天，有我照片的通缉令出来以后，我就决定离开北京了。有一阵藏在石油学院附中，郭路生经常到我那儿去。一次他和另一个诗人王东白一块儿来。王东白拿来一个本子，让我给他写首诗带走。我正要逃跑，哪有灵感啊，我说，就给你们写个题目吧，就写了“相信未来”。后来有一次聚会，郭路生还说那个本子应该给他，因为最后是他把这个题目写成诗的。现在也不知这个本子藏哪儿去了，也许王东白还留着。但他和郭路生“文革”中都受了一定刺激，我被抓了之后，他们也被抓了，后来精神都有点儿不太健康。

　　我离开北京前，郭路生和一个朋友非要送，约的是在北海见最后一面，喝杯啤酒算是告别。但我没去。满街都是一人高的大标语“反动分子张郎郎逃脱不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掌”，我再去北海喝啤酒有点儿不太现实。后来郭路生的朋友回忆，他们在北海等了一下午我都没有出现。其实我已经跑了。

　　通缉我的原因一是“太阳纵队”这个组织，还有一个，是我爱给“联动”（“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组织者是北大附中、清华附中等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的负责人，多为高干子弟、烈士子女。1966年底至1977年初曾6次冲击公安部，要求释放其成员，被判定为反革命组织，遭到打击。）那些小孩讲故事，“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组织不同意”，那些小道新闻其实大家都听说过。“小联动”到处去散布，江青很愤怒，成立了一个专案组，就查到背后有大学生，说我是“联动的思想后台”。实际上我只是教他们念诗、唱歌，之前他们接触不到那些。现在，都过去50年了，当年我教的歌，有些歌词他们还背得下来。

　　通缉令出来时上面有我的两寸照片。一夜之间，被北京的“联动”全都划拉下来——就没有照片啦，上头非常愤怒。后来想想，这种古典的情义，现在这个物质社会是不会发生了。《血色浪漫》跟我们那些故事比差远了。只是我们的故事还不能拍成电视剧，因为牵扯到很多意识形态。

　　我就和女朋友蒋定粤（抗日名将、淞沪抗战中方指挥官蒋光鼐之女，后嫁给万里之子万季飞，生有女儿万宝宝，现定居美国。）跑到了杭州——逃跑都要挑个好地儿，就藏在龙井村，真正产龙井茶叶的地方，以为能躲过这一劫：全国那么多村子，谁会知道我们在那个村子里？

　　蒋定粤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她怕父母不放心，写了一封信，说我们现在很安全，在什么什么地方。她母亲觉得我们在外边跑不合适，那时候中国还是很传统的，就回信说，你们俩结婚，免得别人说话不好听。我想，没有家里人来参加也不能随便结婚，5月1号，找一些朋友作为证人订了婚。

　　我们以为通缉我们的就只是“联动”的敌对派，没想到是公安局。所以信马上被他们拿到，按图索骥，5月14号就把我们抓了，最后婚也没结成。

　　被抓回来前，全国为这个案子抓了没有1000人也有几百人。我跑了50天，大家以为我逃到国外去了，不管是不是我说的，全都说是我说的，我被抓进去时已经不需要我的供词了。“这条说过没有？”“好像没说过……”打！“说过说过……”当时讲3条攻击中央首长的就可以判死刑，给我弄了100多条，够枪毙几十次了。

　　他们来审我和“老七”，清楚地说，那么多反革命谣言，你告诉我们谁告诉你的，你就是传谣者；找不出造谣者，那你就是造谣者。造谣的罪行跟传谣可不一样。我们不知道会判死刑，觉得要是咬出别人这辈子良心过不去，反正我们是俩学生，顶多判个10年，不约而同咬定是自己编的。

　　马列原教旨主义者遇罗克

　　1968年6月被关进牢里。

　　关在我旁边那个人是个“历史反革命”，瘦得很。我刚进去，他就跟我说，你要没什么杀人放火的事儿，该招就招，因为你受不了刑。我说，好，知道了。结果没两天那人就被打死了，报上去说，这人是自杀。他有了这个经验也没用。

　　那年10月或11月开始和遇罗克关在一个房，到第二年5月，差不多一块儿关了半年。我们是两个阵营里的人，关在一起是有意让我们在争斗中互相揭发，因为我们24小时在对方视线里，比夫妻还亲密。

　　遇罗克身高一米七几，有点罗锅，深度近视，微微谢顶；后脑勺很大，从侧面看，就像一个平行四边形，或一个大冬瓜；长手长腿和大螳螂似的，动作可笑。别人笑他，他也一块儿笑。一看就知道他是很聪明的人。

　　遇罗克笑眯眯走过来：“听说你是中央美院的学生？咱们认识一下。我叫遇罗克，愚公移山的愚去掉心字加一走字的遇，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所在山脉）的罗，克服困难的克。”

　　我知道他是因为一篇轰动全国的《出身论》而被捕的。他父亲是“右派”，学习再好他也考不上大学，就感觉这社会不平等。而我父亲当时是中央美院负责人，没被打成“右派”过，但“文革”受冲击了，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他当年坐过国民党的监狱，“文革”中只要坐过国民党监狱的都是“叛徒”，反正所有罪名都有了。如果他没出事，我可能也不至于进监狱。



　



-　那时候，我还喜欢画一些轻飘飘的画。比如，《小鸽子错了》




　熟了之后，遇罗克说，一听我要和他关在同一个房他特高兴：过去在社会上竞争不公平，现在终于平等了，都是犯人。很多干部子弟在外边趾高气扬，他想看看谁厉害。所以一开始他对我不算友好，只是好奇我为什么会被抓进来。

　　他以为我肯定是血统论的支持者。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没同意过血统论。他很意外，问为什么。我说我看过一部德国电影，讲的是二战之前德国排斥犹太人的情况。血统论跟德国法西斯排犹没什么区别，印度用种姓划分人的高低都是错的，现在要以出身来划分，不是倒退了吗？这成了他和我化解敌对情绪的转机，但他还是半信半疑。

　　然后，他就跟我谈人的哲学思想和基本框架。我发现他其实比我马列主义得多，他相信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我说，你说的那些都多少年前的事儿了，我们都看萨特、存在主义。他根本没听说过，在我解释之后说：这叫什么哲学！这是一帮法国小知识分子的狂热！你根本没有真正读懂过马列。要是想真正了解马列主义，我可以给你补课。他的意思，他是捍卫革命理想的人，马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者。

　　所以我们没有变成敌人，而是变成了思想辩论的对手。他发现我并不是个以革命贵族子弟自居、被惯坏了的红孩子——他后来和同一阶层的犯人聊不到这层次。

　　当时牢房里很多来自底层的犯人特别崇拜他，觉得他代表他们的利益。我去之前，遇罗克已经给他们办班，普及马列基本原理。我们辩论一紧张，他们以为我们要打架，想收拾我。遇罗克就说，“算了算了。”

　　牢房有个老干部有一部延安时期出的《毛泽东选集》——解放后出版的改了很多。他是个老红军，知道我是延安生的。遇罗克就说：“你跟他借，他肯定借给你，他不肯借给我。”我就跟老头借，悄悄给遇罗克看。他认真地把两个版本的差别全记下来。

　　在牢里都要学《毛选》。我俩挨着坐，一人一本《毛选》，好像在读，其实在说话。有时其他犯人知道我们要交谈，就把墙角看守看不到的座位换给我们。

　　监狱里的营养是不够的。北京的条件已经比外地好很多，也就是早上两个窝窝头，下午两个窝窝头，偶尔有点盐水煮的菜汤。极度饥饿中，见到任何东西，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东西能不能吃啊？抓到壁虎，大家立刻问：“这能吃吗？”要是鸟飞进来那肯定要吃掉的，老鼠也一样。但那么饥饿的时候，遇罗克照样聊形而上。

　　他的预审员外号叫“丁大个儿”。他说：“遇罗克是个花岗岩脑瓜儿的狱油子！”因为他简直是一个讼棍：了解中共的各种法令、规定、条例，审讯的各种方式、手段以及不成文的程序，所以往往能找出预审员违法、违章的破绽。他甚至知道预审员们的姓名、背景、性格、脾气，还帮助犯人应付提审，免费当律师。

　　我和他订下合同：每天休息时间，轮流选择一个自己熟悉的题目，讲给对方听。我给他讲“西洋近现代美术史”，抽象派、印象派之类，他全背下来。他给我讲“世界电影现状”，讲得那么内行，术语和统计数字运用自如。我说你又不是学电影的，怎么知道那么多？后来才知道，那是他在另一间房从别人那儿换来的。他一直在学，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知识。但我给他讲《麦田里的守望者》、《向上爬》、《在路上》，他越听越不高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他特别天真，特别爱幻想。有人告诉他，陈毅看了他写的东西，觉得不错。他就给陈毅写了封信，托弟弟妹妹交给陈毅的儿子陈小鲁。后来他了解了我的案子，说：“你的案子很复杂，等我出去了，帮你去找找陈毅。”

　　当时我们把可以想到的最重的罪行都加在一起，也没想过对方会被判死刑。客观地说，遇罗克根本不用死，他是自愿去赴死的。他经常跟我说，他最喜欢的诗是“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他有种盗火者的心理，觉得像他们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人，缺少牺牲的勇气。他想做这样一个先例。

　　随时会被枪毙的爱人

　　我们一起呆了半年，1969年夏天，被分到不同监狱。1970年2月9日大年初四，又一起到了死刑号。

　　那天晚上，我以极快的速度，在脑子里把一辈子的经历过了一遍。也许明天早上就要走上刑场了，现在不想，以后就没机会了——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死刑号里，每个人都是单间，见不到面，只能通过声音交流。我们这些新来的人处在一种强烈的震撼中，竟然用开晚会的方式抵御恐惧。检查的人来了就装睡，走了我们就小声地哼唱。我唱了苏联歌曲《光荣牺牲》，“忍受不自由莫大痛苦，你光荣的生命牺牲，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一时之间，一股热血冲到胸前，我不能自已地用意大利文高声唱道：“哦，我的太阳，我的太阳，那就是你！”

　　没有人睡觉，因为不久就要长眠了。我们平静地聊着各自的案情，有人忽然说，“要是家里人知道咱们最后还开了晚会，乐乐呵呵的，那就好了。”于是我们挑了个最有希望活下来的孩子，让他出去后把最后的晚会的情况转告我们的家人。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我们还得接受各界人民批判，我马上明白了：杀鸡儆猴嘛。

　　那阵，每天除了睡觉时可以短暂地忘怀，醒来一刹那，看到阳光，喜悦了几秒钟，立即明白，我是一个随时要被枪毙的人。

　　睡着也是在做噩梦。黑暗中，被横七竖八的水泥、钢铁碎块夹在缝中，被漫上来的地下水渐渐淹没、窒息，无法逃脱。那种痛苦是非常具体的。

　　后来“老七”的叔公王鹤寿（曾当选为中央委员、中纪委常务书记、第二书记。参加领导审查林彪、江青两个集团案件，及平反刘少奇、瞿秋白、潘汉年等重大冤假错案的工作。十三大上当选为中顾委委员。）说，其实我们的枪毙决议已经通过了两次，幸亏周恩来说要留下活口，才没有枪毙。所以，我总怀疑我做那些噩梦时，中央正在开会决议。

　　很多人在垂死挣扎。有人向上面报告说有祖传的秘方要献给国家。写完了交上去，他又报告了，说胃寒的病人才能吃，胃暖的不能吃，就怕弄错了到时候更不行。我们就想，这完全是生死一线的事。有的人当时就疯了，也有可能是装疯，看看能不能用这个办法求生。我当时想，一定不能让人觉得我有多惨，一定要给大家一个微笑，优美地走完那一步，保留最后那点尊严。

　　死刑号里有一个女囚叫孙秀珍，长得很美，温柔优雅、毫不张扬。她曾嫁过一个男人。从北京医士学院毕业后，分配到挑花厂当厂医，认识了同是厂医的田树云。田树云展开激烈的追求，立誓娶她。她和丈夫离婚，厂里家里骂声一片，田树云却跟另一个出身好的姑娘结了婚。“文革”中，田树云日子不好过，又来找她，说他已经和苏联接上头了，让她帮他定期把信投到苏联使馆的汽车里，以后一起远走高飞。孙秀珍投了19次信，最后两人双双被捕。

　　还在监狱学习班时，我就被她迷住了，开始给她写情书。我们联系的方式是在倒土时用图钉把情书钉在装土的箱子下面。

　　她写给我的情书也很热情。我们都知道这种爱没有任何结果。她比我大，还有个孩子——我出来了才知道。她跟同房的李世佺说过，就算我们出去了，郎郎知道我的情况之后也不会娶我。

　　但当时我们觉得，至少还有人爱你，是很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已经是死囚了，她给我的感觉是心如止水。

　　她被枪毙的前夕，我们作为同一场批斗的主角，终于有了一次肢体接触——之前我们写了那么多的情书，却没有机会相互触碰——那是在去体育场参加批斗会的车上。我们背靠背坐着，尽量地贴近对方。在那些日子里，这是我们惟一的甜蜜。后来我跟北岛他们讲这件事，他们说，这是生命和钢铁机器在作不对等的抗争。

　　孙秀珍，这么美的女性，连自己干了什么都不知道，最后完全是被无谓地牺牲了。像这样傻乎乎的女孩儿，在那个时代死了千千万万，没人为她们说话。最惨的是，李世佺出来以后，去找孙秀珍的父母，说可以申冤。她的父母不同意，说这是个耻辱，我们要永远忘掉。如果我不提，你们根本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孙秀珍。

　　在大的政治动乱中，个人就是牺牲品。你最好当一个旁观者，或者当一个记录者，那比牺牲更有意义。你牺牲了，当时很多人哭了，完了大家都要过自己的日子，谁还会记得那些死的人？只有他妈妈爸爸才知道。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白鼠，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我们年轻的时候，常常什么都不知道就被牺牲掉了。

　　我坚信的一点是，要抵抗暴力、抵抗丑恶，而不是比它更厉害，否则在这个过程中你也会变得暴力、变得丑恶。

　　你就喜欢那个美的东西，别弄脏自己。你老是要跟它斗争，最后会发现你和它没有什么区别。

　　我们那批死刑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了。

　　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

　　监狱里每年都有一个节目：过年前一天有个宽严大会，枪毙几个，或者提前释放几个。1977年12月31日，正在牢里分糖吃，监狱的人对我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到门房脱下囚服，换上自己的衣服。到了门口，看到一辆吉普车，哥哥和母亲站在那儿。我说，你们已经来很久了？他们说，来了一会儿了。没人哭，也没人说那些伤感的话。

　　监狱里的颜色很单调，回来这一路上，看四周的环境真是眼花缭乱。我妈就说：“郎郎，要是眼睛累，你就闭上。”我说：“没事儿，挺好看的。”

　　到了家门口，我爸来开门，说：“郎郎回来了。”我爸妈很细心，给我收拾了一间屋子，里面是素色的。还买了个砖头式的录音机放在那儿，有两盘俄罗斯民歌的带子。说：“你先躺躺，休息休息喝点儿水。”就这么到家了。电视剧里应该抱头痛哭，我们家没这事。

　　刚出来的时候不适应的太多了。晚上睡觉，我妈过来看，要给我关灯。我说别关，我10年没关过灯了，突然黑了会不适应，觉得一下陷入深渊。

　　出门根本不会过马路，而且不习惯后边没有人跟着。在监狱里你到哪儿都有警察跟着，觉得他们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突然没了，空荡荡很奇怪。

　　我变得不怎么会说话了。其实在监狱里经常跟别的犯人聊天，只是语速和说话的内容跟外边完全不一样。艾未未的哥哥接我出去吃饭，他们说那会儿我面色苍白。

　　好在没过多久又没事儿，变回来了。

　　出狱两年之后，1980年，我就离开了中国。原因特别简单：这批案子的几百人到公安局要求销毁审讯记录和档案，就我和“老七”的他们不肯销毁，说是我们并非“判决无罪”，而是“证据不足”。那意思就是这案子还没结。我们当时也想不到中国变化那么迅速，要是过几年又折腾一回呢？就决定，为了安全，合法地飞走。

　　当时很多人出去都是为了安全。出去后大多数人都过得不行，靠各方面的救济，后来允许回来，又大批跑回来。我属于特别能谋生的人，能混入各个大学去教书。一次北岛来普林斯顿，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演讲，他讲的是流浪者的心态。有人说，“你到美国了都有饭吃，多好啊。”他就说，“你不明白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真正的心理。”很艰难，活不好。后来“老鬼”（《青春之歌》作者杨沫之子马波）他们为什么千方百计想回来？就是实在熬不下去了，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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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淋淋走过这些词”
凌越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直至民国初年，随着清王朝的趋于没落，在西方列强加紧侵华的大背景下，众多外国传教士、学者、商人、官员，以及形形色色、身份迥异的探险家，纷纷进入中国广袤的西部从事探险考察。这些探险家一般会撰写两类著作，一类是有关地理、历史、考古等学科的考察报告，另一类是通俗的旨在面向大众读者的探险记实。作为稍晚在中国西部展开探险考察的法国学者，谢阁兰同样著有类似的这两种著作，学术著作是《中国西部考古记》和《中国，伟大的雕塑》，而记述历次考察活动经历的著作则是《路条》。但是和斯文·赫定、斯坦因这样典型的探险家不同，谢阁兰本质上是一位诗人，因而和那些探险家主要的寻宝和测绘的目的不同，谢阁兰对自己中国之行的目的，一开始就了然于胸，在来华之初的旅行笔记《砖与瓦》中，谢阁兰写道：“《中国之魂》、《中国手册》、《三百页中国大全》——把这些书名带回欧洲，带回法国，让我们欣赏他们那可笑的概况吧！隐士的作风！小学教师的论文!我想我不属于这种人。问题不在于说出我对中国人的看法（其实我什么看法也没有），而在于说出我对他们的想象；不是可笑地模仿文献资料，而是要创作出超越一切现实的、活生生的、真正的艺术品。”在给朋友德彪西的信中，谢阁兰讲得更明确：“我来这里寻找的既不是欧洲，也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幻象。”因此，和别的探险家相比，谢阁兰为自己的旅行多备了一双诗人的眼睛，《出征》、《碑》、《画》等著作则显然出自那双敏锐的诗人之眼。他对这些著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考古考察倒像是他的副业，尽管这些考察本身也是高质量的，有许多重要贡献。

《碑》是一部以中国古代碑文的形式创作的独具特色的诗集，而《画》则是以描绘中国绘画的形式创作的诗集。两者都以大量的中国典故为创作素材，这些典故非常庞杂，谢阁兰在原书稿中又没有注明，后来的学者在考证这些典故的出处时恐怕是煞费苦心，而且对于这些典故的理解，谢阁兰也没有遵循固有的观念，而是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发挥：有的和典故固有的寓意相符；有的则对典故的原义加以否定，反其道而行之；有的则和典故原义风马牛不相及。当然谢阁兰写作《碑》和《画》目的并在于对中国典故的考证和梳理，而是在于对他所追求的“中国幻象”的落实，而中国典故不过是刺激诗人诗思的一个外在的偶然缘由而已，它们和带给另一些诗人灵感的某个现实场景和事件并无本质不同。对于中国典故似是而非的理解无损于谢阁兰对内在真实的表达，无损于被解放的词语作为个体生命的生发和成长。《碑》和《画》的着力点都在于语言本身的优美和张力，在于语言本身意旨的丰富性，在这一点上，两部书都堪称杰出的诗集，谢阁兰所言的“中国幻象”其实就是语言本身的幻象。

《碑》和《画》可以说是谢阁兰所秉持的象征主义诗观的产物，对这种本身极其细微复杂的观念的思考则集中展现在《出征》一书中。这是理解谢阁兰全部文学著作的一把钥匙，一部谢氏文学理论著作，同时《出征》本身也极富文本魅力。在这本书中，谢阁兰将对文学的思考、现实的描述和诗意的表达溶为一炉，你甚至很难分清这是一部诗意的理论著作，还是一部以观念本身为素材的诗集，而且其间还夹杂着大量对于旅行途中所见所闻的细致描述，但这些所见所闻在《出征》中不再承担在通常的游记中所承担的叙事功能，而是成为观念的载体。为了凸显这一转变，谢阁兰有意在《出征》中抹去了一般游记的指实功能，通篇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时间，更未指明某一次攀登某一次相遇发生在何时，没有给出任何一个具体的地点让我们为这次“出征”勾勒出一条行进路线，哪怕是在最含糊的地图上。途中所遇人物都没有名字，只是以“传教士”或“姑娘”、“女人”这样抽象的指代称呼。这一切都是为了要提醒读者：不要蒙蔽于旅行。如此，所有和旅行相关的表述，才有可能回到他们原本更抽象的意旨上：“出发”不是从某地到某地的旅行，而可能是指在思想或者哲学里的启动，“攀登”不再是服务于某个具体的山峰，而是“感觉着每一步上被掂量、抛掷、赢得的身体的重量”。为了颠覆习见的游记观察视角，谢阁兰有意将观察的焦距调得更近或更远，其目的是为了产生一种陌生感，并试图将这种陌生感带入观念的讨论，从而将通常躲藏在思维丛林里的观念突然推至读者面前，让人触目惊心，仿佛观念长出了人们可以触摸到的艳丽脸庞和柔软腰肢，带着活生生的气息改变着人们的陈规陋见。最终，这次从现实出发的“出征”终于和作者脑海中勤奋地行进着的精神旅程相交会相重叠，成为本质上的文学之旅。

在《出征》的头两节，谢阁兰亮出全书的主旨：这次出征的目的“不在于把我带到目的地，而是不断地使争执爆发出来，这热而深的怀疑、第二次地、这样呈现：当你把想象对质于真实，它是会衰退还是会加强？”谢阁兰打算将原本寓意丰富的旅行的各个环节作为他研究各种文学基本问题的介质，这些问题包括：文学（想象）与现实的关系，词语的伟力和脆弱并置的吊诡，形式的短暂和永恒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很自然显现出象征主义诗歌运动对谢阁兰的重要影响。象征主义最本质的特点就是唤醒了对语言的敏锐知觉——语言不再被当作人的附庸，而是一种具有自己的法则和特殊生命的某种自足的物质。象征主义的精神领袖马拉美在其著名的文章《诗的危机》中，最早对词语的自决提出呼吁：“在纯粹的著作中，诗人的陈述消失，并通过被调动起来的不均等的碰撞，把创造让给词语，它们就像宝石上的一条潜在的光尾用闪光的彼此照亮，取代具有古老抒情气息的可感知的呼吸，或者是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这段话是现代诗歌史上强调词语和形式重要性的诗歌运动最早的精神源泉，当然，谢阁兰并没有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马拉美的论断，而是以马拉美的这段论述为起点，探求词语与“句子的热情洋溢的个人倾向”间复杂的互动关系，而《出征》则把谢阁兰的这方面思考推向极致。

如果说马拉美奠定了谢阁兰文学观的基础的话，另一个象征主义天才诗人兰波则显然是谢阁兰在情感上最热爱的诗人。谢阁兰最早的漂泊是作为法国海军医生到了南太平洋上的法属塔希提岛，1904年9月，谢阁兰离开塔希提，取道亚丁湾回法国，在非洲他一直待到1905年2月。在此期间，谢阁兰开始以新闻记者般的热情找寻兰波生前的足迹，他访问了曾经与兰波经常交往的里加兄弟，回到法国后又去拜访了伊莎贝尔·兰波（兰波妹妹）夫妇，并撰写了《两个兰波》一文，文中对兰波充满景仰之情：“阿蒂尔·兰波，15岁时成为无可争议的诗人。”兰波浪迹天涯的生活方式，以及绚丽缤纷有时又像恶魔的咒语般的诗歌都引起谢阁兰的强烈共鸣。虽然兰波徒步世界的热情，谢阁兰难以匹敌，但事实上谢阁兰比兰波走得更远，甚至兰波只是动过念头想要寻访的中国，谢阁兰不仅抵达，且盘亘逗留了数年之久。某种意义上他们走在同一条道路上，那似乎看不到尽头的道路“将在沼泽里染上泥泞，从河滩上涉水而过，或者在穿过巨岩时干涸”。在诗艺上，兰波的名作《醉舟》给予谢阁兰强烈冲击，他惊叹于兰波在从未见过海的情形下居然能写出这么精彩的关于海的杰作。以此为契机，谢阁兰开始思考缠绕他后半生的诗学基本问题：诗歌、文字与现实之间复杂微妙的互动关系。这个问题直到多年后谢阁兰以中国经验写作《出征》时，才得到美妙又不无几分晦涩的阐释。

《出征》的核心议题是词与物、想象与现实的关系，在马拉美看来，词与想象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而谢阁兰的持论要谨慎许多，认为“这两个世界（指想象与现实）轮流将唯一的存在据为己有”。他最感兴趣的是这两个世界擦身而过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是想象与现实之间某种潜在的竞争关系。从根本上讲，词与物的争斗发生在世界的每一角落，而每一个敏感的作家也一定会在写作的某个瞬间体会到词与物、词与现实世界之间某种恍惚的对应与抽离。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玛格丽特的名作《这不是烟斗》所阐发的正是这普遍存在的想象与现实的对立关系，他在画布上画下一个普通的烟斗的形状，然后将这幅画命名为《这不是烟斗》，这是一句不能再直白的大实话，但对于“艺术反映现实”这一古老信念却是当头一棒。同样，对纸页上一串串文字最准确的定义只能是语言符号，它们只是基于人们在特定时空下的共同约定才勉强指代着现实中的某物，它对于现实的描摹越“真实”，也就意味着它所暗藏的“谎言”越具有蛊惑性，如此追求真实本身只能是建筑在沙地上的幻影。可是反过来，这些抽象的语言符号也绝不会在庞然的现实物体的挤压下束手就擒，它们耐心建构的语言的海市蜃楼和现实景物混杂在一起，倒是有取而代之的趋势，正是在此意义上，王尔德“生活模仿艺术”才成为被人们广泛引证的名言，以揭示精神世界对于物质现实强有力的作用力。也就是说，作家们与其追逐泥鳅般难以捕捉的“现实”，倒不如直接跨过“现实”去寻觅可以反过来左右现实的作用力，对于作家这种努力也许要更低调也更诚实一些。在谢阁兰那里，这种作用力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中国幻象。

谢阁兰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局限在旅行这一局部的空间和事件上，仍然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因为“旅行的情状与描摹，比任何别的由头，都更能引发这场迅猛、蛮横、冷酷无情的肉搏战，并让每一击都打到痛处。”也就是说，外在现实的新奇和残酷（这都是一般的旅行容易获得的印象）可以强化它和词语之间内在的竞争，更容易将这隐藏在词语内部的争斗浮现在直观的现实层面，如此，我们对这争斗的观察也就会变得相对容易。从这种考量中，我们亦可看出，对于现实本身的力量，谢阁兰也从未小觑过。每当谢阁兰想重申自己对“粗鄙的现实”的蔑视和对文学、想象的信念时，他又对这种外在的等级划分的根据抱有怀疑。所以，当谢阁兰在第九节中通过对于河水的描述，——“顺流而下，那便是置身于一种慵懒、细腻而又转瞬即逝的魅境之中”——，得出“真实与想象不再对立，而是归于和谐”时，并不会让人觉得意外，甚至于在某些段落里，倒是真实被看重，想象遭贬低。对于在这两个世界中的犹豫和不断转向，体现着谢阁兰在现实与想象的两分法的框架中所感到的不适。这种不适归根结底似乎又得归咎于语言本身，因为它分化着、对立着、印证着人与世界的隔离。从纯粹的理性思辨，谢阁兰得出自己倾向于词与想象的形式主义文学信念，可是人对于物的永恒乡愁，一种有如大地般普遍又深沉的情感，则伴随在这思辨的每一道皱褶和罅隙里，使得诗人仍旧热烈渴望着词与世界的最终和解，而思辨的正确与错误也就变得不再重要。

《出征》里所有言之凿凿的观念，都被它自身携带的反诘弱化，甚至走向这些观念的反面。这大概也是人的理性命定的局限性的体现。所有敏感的诗人其实都明白：思辨的目的其实不在于获得一个一劳永逸的正确结论（那并不存在），而是在于思辨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斑驳印记，所谓的真理则在这印记间倏忽闪过，并留下它最称心的载体——诗。在《出征》中，不管涉及的章节是在述说着旅行途中怎样的环节，其实本质上都是谢阁兰试图将词语置放于现实的显影液中，去观察其中最细微的往往被人们称作“美”的变化。谢阁兰在书中曾写道：“我说过、感觉过、汗淋淋走过这些词······”这些词语一方面被汗水洗净它在被简单用作交流工具时所沾染的大量灰尘，变得愈发清晰又陌生；另一方面，所谓现实也被这簇新的词语所照耀，生发出神秘的物质之光。的确，词和物之间良性的互动，可以使它们一起上升到洁净的高空，在那里词和物最终得以拥抱在洗涤心灵的永恒的颤栗之中。





《出征》

（法）谢阁兰著

李金佳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6月版

172页，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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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不求闻达，只想说话
--《姑妄言之》出版后记

作　　者：高人　著
出 版 社：武汉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一

　　拙作《姑妄言之——当代中国社会病观察》，已由武汉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即将上市发行。

　　《中国选举和治理网》的网友没必要看它，因为书中所辑文章，都是大家见过的网文，不值一哂。

　　之所以名之为《姑妄言之》，是因为这些对人物的品评，对时政的看法，对世像的描摹和评说，一家之言，一己之见，难免偏颇，偏激，甚至或有不经之论，我只是姑妄言之，大家姑妄听之罢了。

　　但副标题有些“大”了——我拟的是“一介平民看世像”。

　　我在06年退休后，读书，看碟，主要是上网，整个一“无业游网之民”。

　　07年某日，在某网站偶然撞见“中国选举和治理网”之名，大奇，点击，进入，浏览，所谈居然都是我极感兴趣的时政！真个是相见恨晚，立马作为第一收藏，缘分啊。

　　从此，我与选网便成了“莫逆之交”，无一日不关注，无一时不厮守，其不拘一格广开言路兼容并包，让我说话，出我意料，更令我喜出望外。

　　就这样，3年里，我将姓氏“喬”字拆开再重组为“高人”二字作为笔名，“发言”将近400次，拉拉杂杂竟也说了80万言。

　　二

　　我不求闻达，只想说话，本打算就这么乐此不疲地说下去，议论时政，臧否人物，描摹世像，嬉笑怒骂，坐而论道，痛快并兴奋着。

　　谁料，网文承蒙素昧平生的书商关注，在我的一篇文章（忘记是哪篇了）之后留言，建议并愿助我出书——不用求爷爷告奶奶，不用自掏腰包买书号，印刷，装订，发行，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

　　《姑妄言之》就是这样印成的，可谓是“得来全不费工夫”，无心插柳柳却成荫，实在幸运，又是缘分。

　　不瞒各位，拙作的出版，我是喜忧参半——不怕各位笑话，刚拿到书时，也兴奋，甚至得意，但转瞬便冷静了下来，甚至有些后悔了。

　　这是真的。

　　当今之世，书多得真是汗牛充栋，比天上的星星还多，这本小书又算得了什么？再翻开一看，无论观点，还是表述，从内容到语言，了无新意，又乏文采，肤浅，“三俗”，觉着在是在扯淡，尤其是有些文章，自己都看着别扭，恨不得重新写过——但已有网文在在先，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再改没啥意义和意思，只好就这么着了。

　　三

　　该书国庆之前已经印讫，之所以暂未上市，是因发行公司将该书作为“继杨继绳《三十年河东》、陈桂

　　棣《调查背后》，公司再度打造时政畅销精品”，并有诸如“分析透彻，见解独到，内容震撼，文笔犀利，切中要害”等溢美之词，看了实在令我羞愧难当。

　　宣传张贴还引用了gxc2008、缪一轮、老笨、新生人和斯文汉五位网友支持我的留言。

　　这些都是发行公司策划的市场行为，与我无关，向毛主席保证我未参与，特此说明。

　　籍此，我要说的是：没选举网，没网编的扶掖，就没我的文章，也就没这本书，对此，我谨向他（她）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对已经离开网站的编辑，我也永远心存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所有的网友，感谢你们的支持，鼓励，乃至批评。

　　这更是缘分啊。

　　四

　　这是实话。

　　没有网友，我坚持不到现在——尤其是我对官学的批评，有些网友不以为然，视为在对牛弹琴，确曾几度使我动摇。

　　令我欣慰的是，每到这时，总有网友出面予以声援，力挺——有志同道合的知音在，为了他们，我也得时不时地说上几句，喊几嗓子。

　　其实，在中国，世事难料，说不合时宜之话，并非没有风险，难保不被“秋后算账”。

　　我之所以非说不可，于我，乃是性格使然，有话不说憋着难受，再就是，让一些人不高兴，也是我的人生目标之一；于官学，我想让他们明白，世人不都是傻子，大有明白人在，我就是要让他们难堪；于读者，揭露政治骗子的鬼蜮伎俩，虽说谈不上是启蒙，但不让他们上当受骗，也是功德无量的善事。

　　当然，网友批驳官学抨击时弊的留言，言简意赅，一针见血，可圈可点。但即便如此，撰文也不可或缺——它更从容，全面，深入，掰拆得也更清楚，就算是对留言的拾遗补缺吧。

　　说到选举网的留言，那更是精彩纷呈，言之有物，争锋相对，见解独到，发人深省，令人叹服，大快人心，竟使我文章可以不看，留言不可不读；网编所辑语录，更是开阔思维，启迪智慧，在比较与鉴别中使观点得到升华。

　　总之，留言于我大有益焉。

　　五

　　作为政治与学术性质的网站，选举网及时刊载主旋律文章，介绍最新的有关理论和观点，海纳百川包容不同见解，吸引了众多各界精英参与其中，可谓网站中独树一帜的佼佼者，其为推进中国现代化所做努力，人民自有评说，历史自有定论。

　　低调做事，不事张扬，乃是选举网的另一特色，其“友情链接”，也是为人作嫁的“来而不往”，致使“天下多人不识君”。

　　自从登陆选举网，我对世事又洞明了许多，便逢人就派送名片——正面为姓名，电话，邮箱，背面为马克思的座右铭“怀疑一切”；下书“《中国选举和治理网》<高人之见>作者”字样，简洁明了，意在宣传——倒不是为了宣传自己，重在宣传选举网网站。

　　愿所有网友都能如此，把我们共同的精神和思想家园做大做强——只有新人的不断加入，而不管他（她）是何“派”神仙，也不论其观点是左是中是右，才能使选举网得以青春永在。

　　就说到这里。

　　拙作贻笑大方了，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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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妄言之》，高人高见

蒹葭
　　


　　高人著的《姑妄言之》，是一本好书。
　　
　　刚拿到书的时候，习惯性地翻了翻目录，便被吸引住了——品评人物，杂谈世相和时事，包罗万象，许多曾经是社会的热点。
　　
　　与类似的评论集不同，作者敢言他人所不敢言，并且文字干净利落绝不拖泥带水，文笔犀利文风老到，嬉笑怒骂调侃讽刺酣畅淋漓，视角独特见识不俗，给人“高人高见”的感觉。
　　
　　例如，他围绕孔子的评论，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学”到儒学，从尊孔读经到打倒孔家店，该说到的都说了，夹叙夹议，客观，平实，但不枯燥——巧妙嵌入孔庙大门的对联，还有孔府那个水槽，说明作者很会做文章，他的《孔子》观后感，更是诙谐幽默。
　　
　　“中国性格”，“爱国主义”，中国的“大智慧”，都是大题目，但他举重若轻，随手写来，竟能条条是道，言之成理，令人信服。
　　他对残运会和上海世博开幕式的描述，绘声绘色，文字是那样的美丽，但他“骂”起人来却又是那么的刻薄，又让你觉得该骂，骂得痛快——孙东东，余秋雨，于丹，文怀沙，政府的官员，帮忙的学者，连国家大剧院和央视大楼也不得幸免。
　　
　　但他绝对摆事实，讲道理，引述名言警句恰到好处，被骂者也只能自认倒霉了。
　　
　　他对国学热的思考，虽说是一家之言，却不乏真知灼见，还有他关于读鲁迅以了解历史与现实、读胡适以知未来，也很有道理。
　　
　　不多说了，还是读者自己去见仁见智吧。
　　
　　高人先生虽不是专业作家，但能看出他很有社会阅历，并且敏感，敏锐，善于表达，会写文章，精品不少，值得文学青年借鉴。
　　
　　总之，这是一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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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人：我看王蒙





　　有网友问我对王蒙的看法。

　　说实话，我对王蒙的总体印象不错，其人，其文，比那几个文化大师和戏子强多了，根本不在一个档次；我还觉着他挺不容易——请不要误解，凡是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都他妈的不易，我是指他虽然老了，但还在思考着，并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中国这样的作家已经为数不多了。

　　我还认为，即使没有后来那么多的“奇遇”，顺着文学之路走下去，王蒙也会成名。

　　但他的名声一定没现在响亮。

　　因为，对于像他这样笔耕不辍、著作颇丰的作家来说，倘若你问大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什么？人们会不暇思索，异口同声答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其实，这不过是一个文学青年处女作性质的小说，现在看来，根本不算什么。但在动辄得咎、未敢翻身已碰头的1956年那会儿，却犯了“揭露黑暗”之大忌，竟被人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相提并论并遭到批判，不过，这反倒使他年纪轻轻就出了回风头——换言之，王蒙的出名，大有作品之外的原因。此其一。

　　殊为难得的是，此事竟惊动了当时的圣上，钦定对他“一批二保”——这对王蒙来说，当然是皇恩浩荡，并籍此“天下无人不识君”了。此其二。

　　文革告结，拨乱反正，王蒙也苦尽甘来，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鲤跃龙门，做了文化部的尚书，一时风光无限。此其三。

　　更为出人意料，并令人称道的是，王蒙并不恋栈，而是见好就收，急流勇退，淡出官场，回家干他自由职业者的个体户去了。此其四。

　　这后一点，端的精明，老到，果断，因为文化部长一职，其实是个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何况，连部长都当了，可谓功成名就，夫复何求？权衡利弊，算计得失，全身而退，经营文学，无乃名利双收的上策，王蒙处世，真如庖丁解牛，游刃有余。

　　总之，王蒙这一辈子，与世沉浮，经历过一些坎坷，但称不上是“历经坎坷”，虽因文罹祸，却也因文得名，是为塞翁失马，并且吉人天相，总有贵人相助，得以逢凶化吉，因祸得福，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一个，对社会没什么可抱怨的。

　　对他在法兰克福书展所说的“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我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看看去的这些人——连早该主动请辞或被组织“劝退”的“鬼幸福”都去了，他只要不再胡诌什么诗词就不错了，你还能指望他们怎样？王蒙的身份更是“特色”——曾经的官员，如今的作家，也是带着宣传任务“干活”去的，他怎么可能不说“最好”，难道非要他说“最坏”不成？

　　那样的话，就不是王蒙了。

　　许多人并不识王蒙其人的“庐山真面目”。

　　王蒙从来就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一个异见人士，而是一个纯粹的体制中人——他如今已经熬到了1949年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资格，还有他被任命为文化部长一事，都证实他是权力眼中的自己人、久经考验的同志，即使在当时，他虽然写了《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但他同时还写了《青春万岁》等。

　　但我反感他近期在凤凰台“铿锵三人行”的谈话。

　　一是，仨人“铿锵”的，都是对网民的不屑与反感，诸如“胡说的，骂骂咧咧，然后是各种粗口、脏口，就都出来了”，总之是不“文明”，少“教养”，太“戾气”。

　　利用这么一个场合，不带脏字的骂网民，仨人都有失厚道，更有失身份——同网络暴民对骂，那自己成什么了？况且网民的暴力语言只是个别现象！王蒙犯不着大动肝火，因小失大。

　　二是他的“奴隶”说——“第一个特点，他被压迫的时候，他什么事卑躬屈节；第二个特点，他有机会压迫别人了，他可能过瘾了”，“奴隶性就是一没有人管了，你那儿就表现出你痞子、流氓，那些比较下等的一些东西，你就都暴露出来了”。

　　中国的名士大都自视甚高，太把自己当事。恕我不恭，我看，国人差不多与阿Q一个德行。

　　睁眼看看，中国人哪个没奴隶性？大大小小的官吏，哪个不是欺下媚上，文化人不更是“二花脸”的角色，擅长“二丑艺术”么——鲁迅有言：“世间只要有权门，一定有恶势力，有恶势力，就一定有二花脸，而且有二花脸艺术。”

　　鲁迅还说过，中国人或处于想做奴隶而做不成，或坐稳了奴隶的两种状况，王蒙也不例外——当初被发配到新疆，不就是连“太平犬”都做不成，只能做“乱离人”，那时你敢有脾气么？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贵有自知之明，敢于解剖自己，坦承自己也有“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灯下漫笔》）的心态。遗憾的是，王蒙没这意识，他说“中国文学处在它最好的时候”，肯定是相对于过去而言，所以满足，并且宣扬——说的是官话，仍不脱奴隶心态。

　　这次的“铿锵三人行”，王蒙们不能与时俱进，依然把文学期刊视为“主流作家”的象牙之塔和沙龙，认为等而下之的畅销书作家，只能与出版社打去交道，而“在网络上写”的，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青少年作家”。但他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的横空出世，造成了“文学”和“舆论”不再是“一块”的现实，流露出一种失落的无奈，并因此得出了“言论自由的结果，肯定是言论的贬值”的错误结论。所以，他们教训网民别“光责备旁人”，“给人家扣帽子”，“过分的情绪化”，而要“自律”，“冷静”，“理性”，但人们从中听出来的，似乎有希望嘴下留情的意思。

　　王蒙的小说我读的很少，他的随笔杂文读过一些也不算多，他的自传三部曲——《半生多事》《大块文章》《九名七羊》，值得一看，不但告诉了人们他的经历，他对世事的看法和感悟，特别是与他息息相关的时代，而且到底是文章老手，行文流畅，绝不枯燥，并有文彩，还不乏劝世的箴言。

　　这是王蒙值得人们敬重的地方。

-作　　者：王蒙 著
出 版 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6-5-


作　　者：王蒙 著
出 版 社：花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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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被遗忘的中国远征军滇缅抗战战场



《国家记忆: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作　　者：章东磐 主编
出 版 社：山西人民出版社发行部
出版时间：2010-10-1




一群民工奋力拖拉着一个巨型石碾滚过飞机跑道，用血肉之躯铺筑民族解放之路。


1943年3月，用树叶和藤蔓做伪装的中国士兵。他的脚上竟然只穿着草鞋。就是这张照片，让章东磐流泪了。


中国女战士。很多女孩都自愿加入抗日武装部队，进行军事训练。


1945年4月17日，中国昆明。三位中国士兵的面孔外形结构从最小到最大变化不等，手持试戴的防毒面具尺寸和类型也不同。从左至右：美制轻型面具、美军使用面具、英制面具。


1944年2月，美军士兵和云南克钦族游击战士，隶属于梅里尔的“抢夺者”——5307部队（临时）。


中国信号兵发出日军进攻怒江前线的预警信号。


几个民间人士完成了一项打捞湮没的中国远征军抗战史的重要工程。
10月4日，一本叫做《国家记忆》的书下厂印刷。书中的500张历史图片拍摄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滇缅作战战场，其中95%以上都是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书中附带的一张光盘则刻录了极为珍贵的战争录像，包括日军在重庆大轰炸，以及南京受降仪式等等。
透过这些影像，可以看到无数重要的战争细节：训练场上，中国士兵仍在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爷重机枪；雨季中，一直穿草鞋的中国士兵第一次配发美制帆布胶鞋；美军士兵与中国士兵并肩作战，射击空中的日本敌机；12岁的孩子已经是入伍一年的“老兵”……
这500张照片，不过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复制来的两万三千张中国远征军抗战图片中精选的一小部分。这些图片和录影由二战时美军的一只特别军种——美军通信兵团（US Army Signal Corps）第164摄影连的照相兵拍摄。在章东磐他们去复制之前，这些照片已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沉睡了65年，无人问津。
2010年1月到3月，由民间抗战史研究者章东磐牵头，一支由建筑师、钢琴教师和警察等不同身份的七个人组成的小队伍飞赴美国华盛顿。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们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一网打尽”地复制了馆藏的全部中国滇缅抗战战场图片23000多张，还有100多个小时的珍贵录像资料。国人得以首次建立起对那场战争的视觉记忆，目睹当年战场上兵刃立现的厮杀，看到从士兵到将军，从美国军人、日本战俘到中国孩子、女兵的影像。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村姑，它应跟数学、化学一样严格”。章东磐说，这批图片是一个巨大的宝藏，为抗战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文献依据。尤其是图片背后照相兵留下的文字说明，共计两百多万字，对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均有详尽的纪录，许多悬而不决的历史细节一一得到澄清、解释或证伪。
继《国家记忆》出版后，章东磐和他的朋友们计划在北京等地举办公开展览，并将所有图片上传到一个网站，开放给战史研究者和爱好者们使用。明年十月，他们将到中国远征军总指挥史迪威的母校——美国西点军校举办图片展。
    中国人没有忘记这场战争
这是一只看来有些奇怪的队伍。
《国家记忆》的主编，也是这个“赴美复制抗战图片小组”的发起人章东磐是一位商人，好莱坞大片《拆弹部队》里的灯筒，《变形金刚2》里主人公手拿的军用手电筒都是他的公司做的。1999年，到云南经商的章东磐第一次得知抗战中国滇缅公路的故事，从此一头扎进中国远征军抗战史的研究。他在滇西走访老兵，做了多年的田野调查，著有《父亲的战场》一书。
制片人邓康延、自由摄影师牛子则是和章东磐共同摄制纪录片《寻找少校》的朋友。这部片子记录了他们寻找60多年前在云南战场阵亡的美军少校梅瑞姆的墓地的故事。
建筑师晏欢，是中国驻印军50师师长潘裕昆将军（后来的新一军军长）的外孙，多年来一直在寻找与外祖父和那场战争相关的资料。
队伍里还有三个女孩子，一个是钢琴教师，一个是幼教，还有一个在公安局工作。她们的共同之处是都对那段历史很有兴趣，有的甚至为了参与这件事辞掉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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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秋天，去美国拍摄《寻找少校》的牛子首次带回190幅云南战场的照片，让章东磐和朋友大开眼界——此前关于这场战争的影像，国内所见到的近乎于零。在得知美国国家档案馆还藏有两万多幅中国抗战的照片和一百多个小时的录影时，章东磐当即决定将它们全部复制回来。
章东磐一直将自己的抗战史研究比喻为救急的兽医，心里还是期望专给人治病的“医生”能担纲恢复历史健康的重任。“偏偏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些专业医生令人失望”。就在章东磐、邓康延他们找到了云南腾冲的梅瑞姆少校墓地，也见到牛子带回的照片时，恰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在中央电视台的纪念节目上，一位据称是那段历史研究权威的人说：史迪威的美国陆军在中国没有一兵一卒。
“荒唐的不是这位‘权威’无知至此，而是整个官方史学机构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信口胡言长期视而不见。”章东磐说。
2009年底，包括章东磐的亲人在内，四位朋友慷慨解囊，每人捐助十万元用于此次复制行动，其中也包括《国家记忆》一书的出版商尚红科。
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复制完全是免费的，这笔钱主要用于购买复制设备和解决人员的吃住行。他们买了三台最先进的扫描设备，很好的笔记本电脑，复制的图片精度“放大到一面墙大都没有问题”。
2010年1月开始，七人小组陆续飞往华盛顿。从华盛顿大雪皑皑一直到樱花盛开的两个月里，每天早上9点，美国国家档案馆开门的时候，七个中国人排着队鱼贯而入，晚上7点闭馆又鱼贯而出——这支来自中国民间的队伍在档案馆里实在惹人注目，来自世界各地的访者对这群东方人感到好奇，不时有人过来打听。当他们得知这些中国人是来试图完整复制自己国家一段历史视觉档案的时候，纷纷施以热情，常会抱着自己偶然发现的照片过来问：这一张你们需要吗？
美国档案馆与国内档案馆的差距是晏欢此行最大的感慨之一。多年来他和父亲奔走于国内多家档案馆，在“敌伪人员”的专柜里寻找在衡阳保卫战中牺牲的祖父晏福标，以及外祖父潘裕昆将军相关的历史资料，看够了冷眼，吃够了“闭门羹”。2006年他父亲甚至不得不在东北某档案馆以每张300元的天价“买”回了七张潘裕昆将军当年旧照片的扫描件。
“相比那时所遭遇到的冷漠及傲慢，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愤怒，简直觉得在美国档案馆就像受到了至少是‘副部级’的待遇！”按照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规定，你只要根据它的索引填写索取表格，工作人员会为你整个文件夹、整个纸箱、整个小推车地取来原始档案供你查阅、拍照、扫描。就在进入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第一天，晏欢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压低声音的欢呼。这一天，他看到自己外公穿军装的照片，超过在国内寻找十几年的总和。
参与这一行动的还有几位“国际友人”。美国人唐亨蔚（Don Henvick）的岳父曾参与缅甸作战，他不仅为团队在华盛顿找到住所，并且提前到国家档案馆摸清了所有的检索流程。另一位美国志愿者罗伯特（Robert Anderson）是位教师，常能大海捞针一样搜索出照相兵之外的中国战场影像。
为了节省费用，每天中午小组成员都赶回住所，吃冰箱里的冷冻食品。下午一点又准时回到档案馆。
当亲眼看到像山一样堆积的抗日战场照片的时候，章东磐说他的心在颤抖，“我们的历史，我们父辈充满着苦难和光荣的面容，静悄悄地藏身在地球另一面的这个国家，六十多年，几乎从没有人触碰过他们”。
没有人用过这些资料。参加过此役的美国老兵一直管这叫“被遗忘的战场”。每年世界各地举行二战纪念活动的时候，参加诺曼底登陆的老兵被请到欧洲，参与太平洋战争的老兵在国内受到贵宾的礼遇，怒江边却宁静如昔，这群远赴中缅边境作战的美国老兵悄悄被遗忘。
“对这场战争的纪念，唯一主办国应该是中国”，章东磐说，但是意识形态的风云变幻，60多年这场战争从来没被纪念过。章东磐估算，在中缅印战场，美国有大规模成建制的军队参战。美军在中国作战的第十四航空队、第十航空队就有五六万人。美国陆军在缅甸、云南直接参战，美军工程部队在中缅边境维护滇缅公路和输油管道，还有物质输送动用的海军，总量一定超过十万。“这么庞大的一场战争，美国没有人记得，中国也没有人记得。好像没发生过似的。”
章东磐和朋友们计划明年十月到西点军校展览，也是希望传达一个信息：中国人没有忘记这场和反法西斯盟军共同浴血的战争。

美军164照相连记录下的中国记忆
这些图片的作者，有的不久前还在世。通过史迪威的外孙、美军退役少校伊斯特布鲁克，晏欢联系到了一位当年到过中国的美军照相兵奎德。
得知消息的时候老人已经生病住院，晏欢把当年奎德拍摄的一幅战场照片寄给了他女儿，老人很高兴，在得到照片后大约二周去世了。他的女儿把只发给亲友的讣文发给了晏欢。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美军就专门组建了“信号兵”兵种。二战中称美军通信兵团（US Army Signal Corps），其中的照相部队专门负责拍摄战场照片与电影纪录片。当时与援华美军一起派往中、缅、印战场的是164照相连。
这支队伍的任务很特殊，除了记录战争，别的什么都不做。他们是军人，但不拿枪，拿摄影机。他们经常出没在战火前沿，甚至在敌军轰炸机俯冲时也匍匐在前端以便抢拍一张最好角度的照片。
这批图片绝大部分是黑白照片，当时彩色胶片已经发明20多年。但黑白照片的最大优点，是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用很简单的方法冲洗出来。
“最重要的是照片的背面”，章东磐强调。照片背面的文字标明拍摄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等，许多悬而未决的历史细节一一得到澄清或证伪。
一张在国内流传很多的著名的“中国阵亡士兵”的照片，在这里找到了原版。这是第一次人们看到这张照片的背面：SC205999-S 中国，江口，1945年4月。从江口附近战场下来的中国军队第19师第57团的负伤士兵们。研究者们第一次知道这个士兵的军队番号，也第一次知道他其实是负了伤而并未失去生命。
《国家记忆》的封面，章东磐挑选了一张全身用野草和藤蔓伪装的中国军人照片（AⅡ08版图）。第一眼在美国档案馆看到这张照片，章东磐流泪了。“我从来没想象过六十多年前，在美国摄影师的镜头里，他们是那样看待中国军人的。那么无畏，自信。绝不输于那个时代任何战场任何国家手持任何现代化枪械的军人。”
然而在接下来的另一张全身照里，同样是这名士兵，照片的背面的说明文字写道：“他在为祖国英勇战斗，但他的脚上只有一双草鞋。”
章东磐为此悲愤不已。只一双鞋，军队高下强弱立见。草鞋根本无法对付滇西战场的泥泞、陡坡，无法对付激战中布满尖利物的战场。多年后，腾冲的老百姓还以挖出来的骨骸上面有没有一双皮鞋来判断是日本兵还是中国兵。“我们至今没有统计过，有多少中国军人因为没有一双真的鞋而死在本不该死掉的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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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张照片中，准备反攻高黎贡山的士兵们排着队，领取美军配发的军用胶鞋。结合其他史料充分证实，这支“草鞋兵”部队在攻击高黎贡山的时候是穿着，起码是腰里揣着美式胶鞋打仗的。
孩子兵是这批图片中最引人关注的主题。12岁的云南孩子李乐贝正在跟高大的美军同行夸耀自己手里的汤姆式冲锋枪好用。背面的文字说明指出，他已经是入伍一年的老兵，曾经向日军投掷了两箱手榴弹。13岁的李占宏满身挂着军用水壶和背包，对镜头微笑着用大拇指比出“好”的手势，他已经服役两年。在另一幅照片里，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坐在一大堆炸药面前，用手往丝绸袋里填充炸药粉末。
这些满脸灿烂笑容的孩子，却让章东磐认为是“中国男人最大的耻辱”，这些无畏的孩子根本还不懂什么叫死亡，“还有什么比看着孩子为自己送死更惨的事吗？”
抗战女兵的身影也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眼前。一排穿裙子扛枪的女兵，昂首挺胸接受训练，她们并非卫生兵，而是上前线打仗的。
许多日本战俘的身影出现在图片中。日本伤兵在接受中美医护人员的治疗，另外一张照片上，躺在担架上的日本伤兵跟旁边的美国士兵借火抽一根烟，没有人受到虐待。章东磐认为，这驳斥了此前流传的一些谣言，如孙立人在密支那活埋日本战俘的说法。还可以看到在滇西战场使用运输机运送中国伤兵。“它标志着中国军队学会了对士兵生命的尊重”。
这批照片还披露了一个事实，当时美军将许多刚研制出的最尖端武器拿到中缅战场使用。一张照片中，中国空军学员在跟美军教官学习使用诺顿投弹瞄准仪，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轰炸机投弹瞄准仪，可以让炸弹精确落到目标的五米之内。这属于军事机密，当时即使在美军中也要宣誓保密才能接触这个装备。另外许多照片表明，二战中最先进的主战坦克谢尔曼坦克，刚刚研制出的火焰喷射器、火箭筒、155毫米口径榴弹炮，都在中国战场首次教给中国军人使用。
对晏欢而言，他关注的焦点与别人稍有不同。作为抗日名将的后人，晏欢更多关注抗战中的人物。在这批历史图片中，有许多从未面世的将军们在前线的照片。一张照片中，中国远征军司令卫立煌在一个树林里，跟卫兵一起蹲在地上，拿饭盆吃饭。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在密支那前线的照片也是第一次曝光。
除了发现外公潘裕昆的照片，让晏欢尤其高兴的是找到了密支那战役中火线接替150团团长一职攻克密支那的谭云生中校（后晋升上校）代团长的照片（图3）。这张照片对于谭云生的后人意义极为重大，在过去四年里，谭云生的嫡孙谭翔铭一直苦苦寻找爷爷的照片。因为谭云生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湖南的乡下成为专政对象六十年代悄然离世，没有给家人留下一张照片。
“中国有几百万的中国军人加入到了抗战，也就是说有几百万个中国军人的后人，他们对自己父辈的记忆和怀念，这也是当年我的出发点。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家庭，这些照片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缅印战区
中缅印战区（CBI）是二战期间，美国陆军对盟国在中国、缅甸、印度的军队的称谓。最高统帅为蒋介石，参谋总长为史迪威。在这一战区知名的部队包括飞虎队、驼峰航线上的运输和轰炸部队，建造中印公路的工程兵部队，以及麦瑞尔突击队。
1941年底，日军进攻缅甸。滇缅公路受到直接威胁。仰光是滇缅公路的入口，日军占领仰光就等于切断了中国唯一与外界相连的国际运输通道。美国不希望看到中国因为滇缅公路被切断而退出战争，更不希望日本人攻下缅甸后挥师进攻印度与德军会师。然而，当时美国在缅甸只有不到一千人的部队，英国也仅有三个师，这些部队显然不足以抵挡日军的进攻。所以，美国政府希望中国能出兵与英美军队一起保卫缅甸。但是英国人并不想邀请中国军队来缅甸。缅甸是英国的殖民地，一旦邀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美国肯定会逐步武装这支军队。
1942年1月底，日军出人意料地以18000人打败了30000装备精良的英国部队，迅速攻下缅甸的第二大港口城市毛淡棉。在缅甸南部防守的英军溃不成军。这时，英国政府紧急派员求见蒋介石，请求中国赶快出兵缅甸。
此前，盟国刚刚在华盛顿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把缅甸、泰国和越南从盟军东南亚战区中划出来，加上印度一起，与中国战区合并，成立盟军“中缅印战区”，由蒋介石出任总司令。会议还决定，由美国前驻华武官史迪威将军出任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担任缅甸战役的中国军队总指挥。
1942年2月，蒋介石派出了最精锐的部队，其中有中国唯一的机械化军第五军。随同第五军出征的还有第六军和六十六军，组成了抗战历史上著名的“远征军”。
中缅印战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国最多的战场，有中、美、英、印、缅、日六国军队直接参战，还有英联邦其他少量成员国军人非成建制参战。
中缅印战区是唯一从未被参战国纪念过的二战战场。（采写：南都记者田志凌 实习生 马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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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亲王：绝版之外
王珊珊

作　　者：（澳）雪珥　著
出 版 社：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10-1





　　旅澳学者雪珥以其在海外收集的丰富的历史资料，和其自身的历史涵养，在本报完成了系列历史专栏“绝版恭亲王”。和雪珥以往的历史作品一样，“绝版恭亲王”的写作意图绝不是只着眼于100年前。对于作者的创作心路和历史观，本报记者进行了越洋采访。

“老二性格”

　　《中国经营报》：“绝版恭亲王”系列告一段落，读者通过恭亲王这一晚清政坛二号人物，得以一窥清廷政局之堂奥以及清末改革中坚人物的坚守与无奈。作为将这一切呈现给读者的人，你为何选定了恭亲王这个人物，他的哪些性格吸引了你去探究？能不能谈谈你从开始关注到研究恭亲王的过程？
　　雪珥：二十多年前，我痴迷般地喜欢上了一本书，那就是尼克松著作《领袖们》。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书中如此描绘中国总理周恩来：“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尼克松当然不会明白，在中国的舞台上，聚光灯必须、也只能照在一个人的身上，其他人则必须谦恭地将自己湮没在巨大的阴影下，明智地躲避着、或者耐心地等待着聚光灯。
　　那时，我刚刚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求学，在几位师长的帮助下，给自己制订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读书计划。当我读完几本讲述洋务运动的书后，书中那着墨不多的恭亲王，却令我总是想起尼克松的这段评述。
　　那位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期就成为国家掌舵人，之后又被历史贬低到无限小的恭亲王，是否就是中国特色的从政之路的典型呢？我对此很感兴趣。但这种兴趣，只是一闪而过。从1987年赴北京求学，到1999年移民出国，这12年间，中国大多数人都难以安宁地守着一张书桌了。恭亲王，连同周恩来一道，被忙碌的名利追逐扫出了我的关注范围。直到2002年我重新回国，并在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漫长六年间，为了抵御孤独和诱惑，重新提笔写作，并将笔端伸向我最感兴趣的中国改革史时，那个阴影中的人物，才回到了我的脑海。
　　在我今年撰写的恭亲王专栏中，我不止一次地提到了那阴影中人物的共同点：老二性格。恭亲王曾经是有棱角的，在“垂帘听政”和“亲王辅政”的“一国两制”早期，权力的重心在恭亲王手上。但在经历了几次碰撞后，他彻底找准了自己的定位：帝国的管家，而太后们才是真正的女主人。自此，那个神采飞扬、风度翩翩的恭亲王就不见了，郁郁寡欢，忧谗畏讥，言辞谨慎（“谨言”却未必“慎行”），成天忙于事务，只管埋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老二性格”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令我震撼的是，在参观整修如故的恭王府时，我在百年的宫墙发现了一些40年前的红色标语，其中就有：
　　努力学习最高指示
　　忠实执行最高指示
　　热情宣传最高指示
　　勇敢捍卫最高指示
　　那一刻，我真感觉头皮发麻，对历史的无情和荒诞充满了敬畏。
　　《中国经营报》：作为一个体制内改革派的代表，恭亲王身上似乎充分体现了一个体制内改革者对改革分寸的拿捏，在这一过程中，体现了其自身的哪些纠结和矛盾？这其中，有哪些是恭亲王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
　　雪珥：我们常说的所谓“局限”，其实就是观察者以自己的标准、以当下的标准、乃至以自己在当下的利益诉求为标准，去丈量历史人物所发现的那些不如意的地方。认为历史人物都有“局限”，这本身有一个逻辑前提：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今”必胜于“昔”，“新”必胜于“古”。但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今”与“新”往往就是“昔”与“古”的某种翻版而已，绕了几十上百年的圈，抬头一看，可能又是回到了起点。
　　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无奈之处，所谓“势禁形格”。所以，我更愿意谈论的是恭亲王的“势禁形格”，而不是他的“局限”。
　　我曾经很深地介入体制内的运作，几乎零距离地观察了浙江这个改革开放前沿省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全面蜕变。在开设财经专栏时，我曾经提出一个很有意思但也很尖锐的观点：浙江的发展，关键是受益于地方政府有意无意的不作为。
　　主观上不想折腾、客观上无力折腾，顺应潮流与时俱进，这其实也是恭亲王发动体制内改革的基本特征，也是恭亲王能够四两拨千金、举重若轻而且保持自我低调的原因所在。
　　从民国开始，主流史学界多认为晚清的改革，胆子不够大、步子不够快，并且总是羞羞答答地不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评价就是典型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改革的具体操作，首先必须有人、也就是操盘的团队，还必须有机制去贯彻落实，但这就出现了巨大的矛盾：现有的干部队伍腐败严重，行政体系运行艰难，而短期之内又无法重建一个行之有效的团队和体制。李鸿章晚年自嘲为“裱糊匠”，其实，改革者的定位就是“裱糊匠”，因为他不可能什么都推倒重来，那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了。何况推倒重建的新屋子，其问题未必会比旧屋子少。这种无奈，也决定了改革是渐进的、是缓慢的，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的。
　　其实，一个由体制内主导的改革，其首要目的当然是为了稳固政权，以达到“大治”，绝非“大乱”。那种对如火如荼乱象的期待，其动机无非是浑水摸鱼而已。先砸烂了一切再说，“越乱越好”，“不破不立”，“破”了之后能否再“立”、如何再“立”并不重要，一切等老子手上有权了再说，这正是恭亲王临终前告诫光绪皇帝要多加警惕的。
　　恭亲王最主要助手、被西方公认为最坚定的改革者文祥，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洋人们，如果操切行事，大清改革将走向反面。这在戊戌年和辛亥年的改革大跃进中，都得到了验证，改革沦为争权夺利的幌子，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中国经营报》：恭亲王的改革努力并未让大清避免覆灭的结局，站在今天的视角来看，你觉得恭亲王的改革为何没能拯救大清，而以他为代表的体制内改革者在历史上是否有带领改革走向成功的机会？
　　雪珥：对于一个政权来说，改革只能治病，却未必能救命。在治疗过程中，在手术之前，尤其是大的手术之前，必须要有预案，保护好心脏和大脑。而心脏和大脑，我认为就是改革者赖以行动的权威资源。我在上本书《国运1909》中多次谈到，清帝国的覆灭，不是因为其改革不够快、不够猛，而恰恰是因为改革超速失控。我会在即将开始的有关辛亥革命的专栏中，再细致阐述这些看法。
　　恭亲王这样的体制内改革者，当然是有机会成功的，但需要他们随时注意自己要害部位的保护。恭亲王在临终前叮嘱光绪皇帝小心康梁等，其实正是老成谋国之言。那种认为一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就需要放开放开再放开，宁右勿左的极端想法，如果不是出于天真，就是出于某种别有用心了。改革从来不应是极端语言的游戏，执行力在其过程中至为关键。
　　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因为政权的最终覆灭，而否定了改革的作用。改革的作用，不仅及于当时的政权，更及于整个民族。发轫于恭亲王的近代改革，超越王朝更替和种族的界限，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具有深远的意义。自恭亲王之后，只要有相对安定的政治环境，即使是那些草莽出身的统治者，也会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实行类似的改革，张作霖的东北、阎锡山的山西、马家军的甘肃，莫不如此。

权威护航

　　《中国经营报》：你通过对恭亲王及清末改革成败的回溯，一直在强调权威性是推动改革的前提，但改革本身就是对现有利益权力格局的调整，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持改革者的权威性呢？
　　雪珥：改革往往就如同在迷雾中行驶，没有权威性资源做保障，不仅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落实，会被官僚体系在执行中走样，而且在面对激烈的利益冲突时，改革将严重受阻，中途夭折，甚至倒灌。
　　恭亲王临终遗言，并非反对改革，而是提醒光绪皇帝要慎重，欲速则不达。戊戌变法失败带来的最大影响，不是那个儿戏般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喊停，而是光绪皇帝及整个中央的能力和权威受到严重损害。为了保住光绪的皇位，慈禧太后出面和稀泥，并且以册立“大阿哥”的方式，来安抚愤怒的既得利益者们，从而导致了“极左派们”的全面回潮，一路往左飞驰，直到酿成义和团的大动乱。国家在短短的两年之内，就由戊戌的“极右”转向庚子的“极左”，直到辛酉变法开始才回到正轨上来。但在这一大折腾中，帝国仅存的元气即中央权威资源几乎耗尽，从而点燃了十年后分崩离析的导火线。
　　如何维持和不断增加权威资源，是对改革者能力、毅力和手腕的考验。这方面，以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为代表的学者们，有不少精彩的阐述，也在中国得到无数人的关注，受到很多争议，专家或自诩为专家的不少。我不是个政治学学者，没有能力提供药方，我只是个努力回到历史现场的“记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发掘，给大家提供一些细节而已。
　　《中国经营报》：以恭亲王为代表的王朝势力推动的改革是一种渐进模式，以清末各种势力的博弈态势为例，在这种渐进改革路径中，如何不断的化解集聚起来的风险呢？
　　雪珥：有利益调整，就必然有利益冲突。
　　有的冲突是根本性的，比如干部下岗分流，被分流的人，当然不高兴了，而这恰恰是晚清改革迟迟难以涉及政治体制的主要原因之一，不是“反动、腐朽”的清政府不肯放权、让权，而是那些寄生在旧体制上的官僚们难以安置。精简政府机构，这自始至终都是晚清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恭亲王时代不敢涉及，因为国家刚刚从内忧（太平天国运动）外患（英法联军入侵及中法战争等）中复苏，需要一大批干部、哪怕是贪官污吏或不称职者。思想观念不一致，这比较容易解决，恭亲王就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们，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工作，让他尝尝当家人的感觉，大多数人几乎都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革派。但涉及到利益冲突，那就不是“换位思考”能解决的。
　　恭亲王一死，戊戌变法就先拿公务员开刀，结果反弹力量大到差点端掉了光绪的皇位，这可不是什么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就能解决的。直到1906年袁世凯主持干部人事体制改革，他这么强势的人物，最后也只能草草收场。实行宪政改革之前，慈禧太后征询出洋考察的载泽和端方等的意见，他们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立即进行，因为它不仅利国、利民，而且利君，因为可以保障皇帝“世袭罔替”，但就是不利官，这是很精辟的见解。
　　从晚清的实践来看，中央化解改革积累的风险，多采取延迟甚至取消改革的办法。但放弃具体的改革措施，并不意味着旧有的矛盾得到解决，新旧矛盾越积越多，到最后终于积重难返。这也是选择循序渐进的改革的代价，如果选择剧烈的“休克”疗法，或许能彻底解决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就此昏死过去成了植物人。
　　《中国经营报》：你的写作，有一个国内学者无法取代的优势就是对大量海外史料的掌握。通过你对一些海外史料的钩沉，我们发现，清末的国际环境并没有那么险恶，而且西方列强似乎对中国的改革及改革者一直抱有某种期待，这是历史的真实吗？还是你矫枉过正的结果？当时的国际环境怎样影响了清末改革路线？
　　雪珥：并非我矫枉过正，而是历史本身已经被后世有意识地误读了。
晚清的国际形势，正如恭亲王等所分析的，只要自己处置得当，就很难出现列强“合而谋我”的局面。在恭亲王的年代，列强中除了俄国和日本，几乎没有国家真正是对中国有领土野心的，当然，它们都在索取各自的利益。
　　后世总是批评恭亲王和李鸿章等的“以夷制夷”政策，但那些批评者似乎也没有能力回答：作为一个弱国兼大国，除此之外还能有别的更好的办法吗？除日俄两国之外，中国的稳定、富裕乃至逐渐强大，与列强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冲突，甚至还有促进。这也是列强之所以在太平天国运动时，决心援助大清政府，而非那自称是耶稣弟弟的洪教主。可以说，恭亲王执政后，中国争取到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一轮改革开放（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就得意于这一时期的和平与均衡。
　　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恭亲王等的改革路线就是要成长为西方那样的强国，同时尽可能地保留自己“最具有先进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这与日本明治维新的思路是完全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大清国能动用的中央权威资源，被迅速消耗，而日本却通过尊王攘夷等，强化了中央的权威资源，迅速将改革的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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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留给蒋经国的好与恶：《绝地蒋经国》

林东林



作者: 郭晨
页数: 330页
定价: 28.00
出版社: 文化艺术出版社
装帧: 宁宇
出版年: 2010年10月



　　史书里写帝王相貌，每有附会，必称贵不可言，“奇骨贯顶”，“河目海口”。
　　见过一张蒋家一门三父子的照片，蒋介石一身戎装，刚毅飒然；二公子也是戎装，英武挺拔；长公子则一身中山装，眉目平庸，泯然众人，怎么看怎么都地味太重，犹似领养。
　　天庭饱满面如满月，从来被认为是贵相，实不知，浑不起眼才是最好的保护色。
　　苏联12年冰霜岁月，终于让蒋经国知道什么叫藏锋不露，什么叫绝地坚忍。
　　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后，蒋介石安排徐道邻为其老师，从思想上为其折枝刨根，剔马列主义，植三民主义，一改浪漫情思，修传统之学，但是洗脑真的就能洗干净么？
　　此后蒋经国赣南新政、东北接收、上海打虎，铁腕，铁律，铁面，处处是共产党人手段。虽说打虎还要亲兄弟，但是上阵父子兵的蒋氏父子，却一个热血盈身，一个投鼠忌器。
　　蒋经国饶是得了苏联和共产党的方法论，却也难脱子承父道的中国传统。
　　但苏联于他，亦到底扮演了教父一角。1949年后，国民党在台“戒严”统治40年，“恐共”与“清共”，使南京的雨花台，一时换成台北的马场町，蒋经国作为幕后最大黑手，以身领教过共产党的厉害，其所作所为，出发点在于苏联记忆，落脚点则还在于苏联训练。
　　在苏联，由于乃父数度背叛革命，王明一派整他之狠，苏联克格勃审查他之厉，都让蒋经国念念不忘，一夕数惊。他回国之后施身手于特务，与其说是以苏为师，倒不如说是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挤垮毛人凤，操控彭孟缉，整治吴国桢，清算孙立人，捎带衣复恩，表面无声无息，内里却已山海变色，何等的苏联风范？何等的斯大林收拾托洛茨基？
　　他的多疑，除了子承父血的基因外，更兼苏联12年的人质外因，令其性格内功愈加深涵不露。无怪乎连许信良面见蒋经国，长谈几个小时，也竟不知对方心中所想何事。
　　而苏联卧薪尝胆、颠沛流离，除了是赠蒋经国以玫瑰，此外还另捎余香。
　　苏联12年，而读书，而流放，而充军，而做工，而读军校，蒋经国亲身经历了斯大林的改革，也亲自下过农田，做过苦工，锤过铁板，讨过饭，他身上除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更显逆境中的底层本色，陶涵也因之说“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
　　60岁后，蒋经国短衣草履，寻访民间。饿了，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个盒饭就吃；渴了，可以打开水龙头就喝。身段放低至如此，这到底不是他那优渥有余的父亲可堪比的。
　　到了1984年10月，写蒋经国前半生的江南，牺牲了自己的后半生。
　　但这却让蒋经国开始另有所思，对异议人士控管也更形松手。两年后民进党成立，特务欲抓人，蒋经国未准，只说了一句话：“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靠特务系统起家，靠家族承继登基的蒋经国，一如陶涵语“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在铁血政治之后，于弥留残年洗尽铅华，终于要换以颜色了。
　　他第一次去美国回来，就跟随员说，美国的民主真好！此后便开放报禁，一夜间台湾冒出2000多家媒体。他能以美国亲身之行体味民主，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更因此检视少年的苏俄经历和中国传统政治的阴暗复杂，幡然更张，虽说从良迟来，但也算功德圆满了。
　　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在蒋经国身上竟冰炭共存、共冶一炉，一枝并开两色花。中国政治里百年难遇的蒋经国，到底是叛徒、信徒、还是使徒？是贼人、伟人还是凡人？
　　犹记一年前，我寓居沪上，夜半在旧书摊淘得江南的《蒋经国传》，窗前细读，蒋经国亦好亦恶的形象，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而此地距其黑面打虎，却已过去60多年了。
　　12年苏俄人质生涯，6年赣南新政，此后欲整顿金融力挽狂澜，终至功亏一篑。退守孤岛，时局震荡，铁血政治不得不为；壮大发展，“十大建设”奠定江山；民主叩门，他临门一脚，开放党禁报禁。终其一生的苏共手段，终其一生的苏联梦想，何谓卧薪尝胆，何谓雷厉风行，何谓心狠手辣，何谓气度格局，何谓顺势而为，怕是没有人比他更懂个中滋味。
　　1987年12月25日上午，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行宪四十周年纪念”典礼。当他开始致词几句后，11个民进党的“国大代表”，突然站起来高喊“全面改选”，还打出要求全面改选的布条。部属要严厉还击，却被蒋经国制止了——他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
　　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画面是，台上老人固是神思昏昧，气力不继，台下旧部也皆老态龙钟，耄耋蹒跚，望来一片华发，只觉残阳如血，无限江山，强人终于开始学会妥协了。
　　北台湾的上空，山雨欲来，正在悄悄酝酿着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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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选自《绝地蒋经国1925—1937》



1926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挥师北伐。7月27日，蒋介石从广州出发去湖南前线指挥作战。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蒋介石也于8月下旬率总司令部继续北进。

苏联原本担心中国在国民党领导之下取得全国统一，将会刺激日本与英国干预，现在疑虑已消。蒋介石在苏联武器援助和苏联军事顾问布鲁彻将军协助下，用兵神速，长沙首先克复，武汉三镇旋即落入国民革命军手中。蒋介石部队势如破竹打到长江时，已有34个各地军阀见风转舵，加入国民党。

1926年8月，莫斯科报纸报道，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华中重镇长沙之后宣称：“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苏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介石的调子唱得很响，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帜举得很高。莫斯科方面绝大多数人被蒋的言论所蒙蔽，非常认真看重蒋介石的这番革命言论。革命热情高涨的蒋经国尤其认为它们证实了父亲乃是真正的列宁信徒，甚至是托派的信徒。

斯大林在11月间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七届大会上，引用北伐成功作为他政策英明的证明。斯大林相信，国民党会听命行事，在国民党领导下统一的中国，将会维持和苏联的友好合作关系。他甚至相信国民党的领导权“无可避免”将落到劳工阶级手中，中国的资产阶级将会出走，或被清扫出国民党阵营。斯大林依然认为，中国统一之后将刺激日本坚定掌握整个东北地区的霸权。当蒋介石向北挺进之际，斯大林开始认为，在中国积弱、分裂的现状面前，日本的扩张主义野心恐怕会更膨胀。因此，中国南方若出现国民党一再担保的友好强邻，乃是符合苏联利益的发展。国民党事实上亦派员以“副会员”身份出席11月间在莫斯科举行的苏*代表大会，代表蒋介石向苏联“同志”提出报告的代表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首席秘书邵力子，而他儿子邵志刚正在中山大学学习。

刘伯坚获得了冯玉祥的信任，冯希望多派点共产党员来西北军。*中央决定从莫斯科、黄埔军校、中央北方局抽调一批富有实践经验又有较强工作能力的优秀干部，到西安去改造西北军，壮大革命力量。*带头报名。1927年1月，*和二十多位同学离开莫斯科，冯弗能、冯洪国、冯弗伐都来车站送行，因为这是第一批从中山大学派到父亲部队的政治工作人员。*一行加入了“基督将军”冯玉祥的部队，担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长。

他们回国的时机正是中国局势大动荡的紧要关头。桂系将领白崇禧、李宗仁率领的一支国民革命军刚刚解放了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通往上海之路已经敞开。起先，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希望继续往北京进军。蒋介石则另有打算，坚持先攻上海。如果他能掌握上海，就能掌握庞大的财政资源，可望获得列强承认国民政府，也就不再需要事事仰承苏联鼻息。

北伐军的进展出乎意料的迅速。1926年10月，北伐军已席卷两湖和赣闽。就在这个时候，南方革命政府的权力中心分化。北伐军于11月8日占领南昌，蒋介石为了控制党政大权，要求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迁来南昌办公，唯他马首是瞻。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联合挫败了蒋介石准备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通过了限制蒋介石个人*的一系列决议。南昌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和武汉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唱开了对台戏。宁汉分裂的症结在夺权，国民党内的左翼提出“反对军事*”、“党权高于一切”的口号，对象是蒋介石、张静江。蒋介石握有枪杆子，兼有国民党内的右翼集团做后盾，加上上海财团的大量经济援助，哪里会买武汉政府的账，什么“党权高于一切”？扯淡！老蒋就是要搞“军事*”。于是掌握军权的北伐军总司令向武汉的政客、书生们全力反击。

很多俄共领袖和共产国际的官员对中国事态的逆转毫无准备，还在那里为蒋介石唱赞歌。

整个3月份，《真理报》和苏联媒体都盲目乐观，都在鼓吹蒋介石不得不服从革命群众意志的老调。

3月21日，上海80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总*，随即转入第三次武装起义，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一举占领上海。随后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开进上海市区，上海掌握在革命者手中。这大出蒋介石的意外。

消息传到莫斯科，苏联首都报纸出版号外，兴奋的群众挤满街头狂欢。“中大”学生们狂喜一团，犹如晴天霹雳，有的彼此拥抱，相互握手，有的涕泪交流，难抑喜悦情绪，一遍一遍地高呼：“上海是我们的了！”早饭后，学生们涌进礼堂，举行庆祝大会，会后，又涌出校门，集队上街*，边走边喊口号。《国际新闻通讯》记下当时苏联的反应，“中大”学生的回声：“上海收复的消息，今晨在莫斯科传开，首都人民一致欢欣鼓舞。工厂下班后，各地纷纷*，听取革命军大捷的意义。下午4点，第三国际广场前，逾千群众*。孙逸仙大学的学生结队游街时，担任前导。墨兹同志、卡洛罗夫同志以及*代表，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至黄昏始散。”

中山大学学生在校内开会欢庆，并发贺电向蒋经国的父亲恭喜。蒋经国得意得很，鼓动学生到学校附近的共产国际总部去**。当队伍集合齐后，小蒋一马当先，站在学生队伍前排，冯洪国、冯弗能紧紧跟随，率领数千名工人在共产国际总部前*，群众活动持续到深夜。此后数天，中国学生走到哪里，都受到民众欢呼喝彩。

《真理报》发表以“上海胜利的世界历史性意义”为题的社论，大胆预言“光复上海，是使中国向左转的推动因素，增强了中国无产阶级所扮演的角色，和获得中国无产阶级执政的希望”。

热情开放的俄罗斯少女围着中国留学生频送秋波，认为这批人是未来中国的领袖群。比较大胆的，“甚至主动献身，要求他们带回中国”。

就在莫斯科“因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由左派控制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发布命令，要求蒋介石接受军事委员会节制。中执会又把蒋在党内的职位转移给其主要对手汪精卫。这一来，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与陈果夫兄弟、戴季陶、吴稚晖等一小撮亲信，就当前严峻态势密商对策。

汪精卫在4月1日抵达上海。翌日，吴稚晖显然在蒋氏暗示之下，向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秘密会议提出一封信函。中央监察委员会虽然只是顾问咨询单位，却由保守派人物占主导地位。这封信开门见山，直言建议把*党员“清除”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一致通过了这项清党提案。决议案要付诸实行，必须盖上党部关防大印，可是关防大印在武汉，陈立夫于是设法在上海复制了一颗党部大印，堂而皇之地盖在了决议书上。

北京的军阀紧密配合，举起了*的屠刀。4月5日，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部队在北京闯进苏联大使馆，逮捕藏身其内的中国共产党员，扣押藏有秘密文件的保险箱。文件详细记载着苏联涉入*的地下渗透活动及近来街头群众运动的状况。张作霖把20名逮到的共产党员绞死，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李大钊。蒋经国在北京念书时，就认识李大钊，而且相当佩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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